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一处冰冷沙洲岛屿上面，光线正在逐渐黯淡下去。海滩上搭着一座瓦楞铁皮屋顶的棚子，里面有几个人正在用暗语相互交谈。棚子外面趴着一个心脏砰砰乱跳的英国外交部年轻职员正在偷听，此前他正驾驶着一艘破旧的游艇在这片暗流汹涌的水域练习操船技术。这群人口中有一个单词引起了他的格外注意：“查塔姆”。接下来他一点一点地拼凑了这些人低声谈论的碎片信息，例如水深、拖船规格以及天气。这位偷听者——此人具有“卡拉瑟斯”这样一个极具英格兰传统特色的姓氏——跟随这些喃喃低语的陌生人偷偷潜入了一条小型拖船，拖船后面的驳船船舱里装了一半的煤。随即拖船就驶入了昏暗的大海。他这时才明白自己看到了什么：“这是一幕宏伟场景的预演，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现实——无数满载士兵而不是半载煤炭的驳船将会组成七支舰队，从各个浅水出海口同时驶出，在帝国海军的护送下跨越北海，将士兵送上英格兰的海滩。”尽管这一幕只是虚构小说里的场景，但这本出版于1903年的小说在当时却让人觉得十分可信。书中对于荷兰弗里斯兰行省东部的德国沿海地区进行了极为精确的描写，并且夹带了极其逼真的水文图表，此外还为德国入侵设计了精巧的计划。因此很多读者都相信书中描写确有其事。这本书的作者是下院的一名书记员。即将成为首相的自由党党首坎贝尔.班纳曼爵士亲自将他叫到办公室里询问小说情节是否属实。现任首相罗斯贝里勋爵同样很感兴趣。没过多久，选区位于英格兰东海岸的议员们——这里显然是德军登陆的目标地点——就向政府与海军扔出了一连串忧心忡忡的质问。海军部第一大臣也与海军情报局的主管进行了紧迫的交流。

这本书的名字是《沙岸之谜》，作者名叫厄斯金.柴德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业余水手，还有过从军经历。这是爱德华时代的英国最优秀的入侵题材惊悚小说之一。柴德斯本人曾经驾船游历德国波罗的海沿岸，亲眼见识了当地沙洲遍布、浓雾弥漫的复杂水文条件。这本书正是第一手知识结出的成果，他决心警告政治家与公众，要小心德皇军队可能对英国发动的入侵以及英国当前的不设防状态。就像许多其他海员那样，他近距离观察过德皇的赛艇与战列舰。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几个月里，插画杂志大肆报导了伦敦金融城征招的一支志愿军。这支军队即将奔赴南非参加战况愈发绝望的布尔战争。画面上，书记员与律师排成了队列，组成了金融城帝国志愿军。柴德斯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在南非亲身体验了普通士兵的艰苦生活，他原本的托利党政治立场也因此逐渐软化，逐渐向自由派靠拢。在这部小说的结尾，他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们的军队人数很少并且分散在整个地球的表面。我们没有北海海军基地，没有北海舰队，也没有北海战略政策。最后，我们现在的经济处境也是岌岌可危。”在很多人看来，这段对于英国军事实力的惨淡评价完全是无稽之谈。当时的首相萨里斯伯里勋爵也曾经担任过多年的海员，但脾气却大不相同。他很不喜欢大惊小怪，并且认为只要每个英国人都学会骑马、骑自行车、开车以及开枪射击，无论怎样的入侵者都会被击退。

但是国民对于入侵的担忧还是压倒了贵族阶级的怀疑主义。在1914年正式到来之前，《沙岸之谜》将会重印好几次。这本书初版三年之后的一天，伦敦牛津街上突然出现了一队头戴尖刺钢盔，身穿蓝灰色制服的壮汉，吓得过路人纷纷侧目而视。这是《每日邮报》玩出来的公关噱头，为的是推销正在报纸上连载的惊悚小说《1910年的入侵》（王室成员都很喜欢这部作品），作者是威廉.鲁鸠。这部小说穷形尽相地描写了凶残嗜血的德国军队经过精心筹划之后在柴德斯预测的地点大举登陆，枪决战俘，奸杀妇女，枪骑兵的铁蹄踏破了一座又一座不设防的英国城镇。鲁鸠的创作得到了英国陆军元帅、前布尔战争总指挥、帝国英雄罗伯茨勋爵（1）的大力协助，而且罗伯茨勋爵还向威斯敏斯特推荐了这部作品。《每日邮报》的老板诺斯克里夫勋爵认为小说当中关于德军入侵的详实场景未免有些无趣，不利于报纸销售，因此要求德军每天至多只能攻陷一个村镇，从而吊起读者的胃口。《每日邮报》还为每天的小说更新搭配了战区地图，将最近的德军动态展现出来。1909年，诺斯克里夫又派遣手下的社会主义者罗伯特.布拉奇福德前往德国考察，警告英国人要当心德国鬼子的“超大规模备战……旨在将德国独裁施加到整个欧洲头上。”

还有很多其他著名记者也在追踪同一个题目。比方说里奥.马克西斯（2），他是一名海军上将的儿子，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右翼辩手。他曾经为1908年的间谍狂热煽风点火，甚至告诉自己的一位朋友应当解雇自己的德裔保姆，因为这位保姆很喜欢骑自行车，所以她几乎肯定是德国军方的间谍。鲁鸠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并且警告自己的读者，德军最高指挥部已经向英国派遣了一支伪装成平民的地下纵队。这些德国特务平时伪装成侍者、书记员、面包师、理发师和仆役，潜伏在英国人民的鼻子底下。“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在遵照德皇命令加入德军的时候都会在大衣翻领上缝一颗特殊形状的扣子。很久以前他们就领到了这颗扣子，凭借这枚信物，明眼人一眼就能认出他是德皇的忠实臣民。”还有人声称每一家杂货店、牛奶店、车库、酒馆与电话厅都已经被这些特务标注了出来，从而为入侵做准备。更有甚者，德国军方还在伦敦郊区秘密安置了好几门攻城炮。此外根据一位议员的说法，足有66000名德国预备役士兵目前正隐姓埋名生活在伦敦周边郡县，他们用来举事的军火则藏匿在查令十字街的某处地窖里，与下院位于同一条街道。

德军入侵引发的战栗一阵接着一阵。接下来又有“新闻”声称德国战列舰轰击并摧毁了哈里奇的堡垒，五千名德军随即登陆。齐柏林飞艇攻击了查塔姆的港口，地面上的德军则攻占了科尔切斯特与切姆斯福德。随着德军逼近伦敦，首都各界都陷入了恐慌当中。惊恐的市民试图阻止即将被派遣到法国的士兵赶赴前线，要求他们留在国内抵挡侵略者。“4月7日下午，伦敦爆发严重暴乱……大量人群在威斯敏斯特门前汇合，反复受到骑警的冲击。负有保护国王职责的皇家禁卫军最终不得不向集会者们开火……到处都有人在阻止运兵火车的开拔。他们涌上铁路，拆毁铁轨，或者用身体挡住火车头。”现任政府在下院遭到惨败，新上台政府的头等大事就是拯救伦敦。此时德国人已经攻陷了罗姆福德与伍尔维奇，经过一番激烈巷战之后逼近了托特纳姆。与此同时英法联军也在法国前线一败涂地。这个情节丰富的故事就这样一路推进，直到最后英国的状况才有所好转。这个故事远比鲁鸠的描写更加惊心动魄，或许也理应如此，因为这个故事的作者正是时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本人，而故事的读者则是海军部里的各级官员。

不过就在短短五年之前，丘吉尔还完全是另一套腔调。在一篇重要演讲当中，他毫不客气地讥讽了对德开战的设想。英德两国在贸易层面相互依存，英国的海外大型殖民地也根本没有受到德国的威胁。“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究竟还有什么值得一争的奖品呢？无非是几座热带种植园以及散布世界各地的加煤站而已……报纸与伦敦俱乐部或许偶尔会抛出几句狠话，但是这两个伟大的民族实在没有开战的理由……我们难道是盲目顺从的羊群吗？……我们难道是任凭摆布的傀儡吗？莫非我们只能屈从于木偶提线的丑恶抽搐，不得不损害自己的切身利益吗？”今天有些人认为，爱德华时代的英国人根本没想过欧洲各国全面开战会是怎样一番惨烈景象，因此才会漫不经心地走向战壕。但是丘吉尔在这篇演讲当中对于未来杀戮场的预示却戳破了这个谎言。威尔斯在《预测》一书中预见到，“在早已逝去的十九世纪习得兵戎之术的……满头白发的将军们”将会佩戴肩章，腰挎宝剑，祭起早已被时代淘汰的骑砍战法，一马当先地引领大批军队走向毁灭。到时候“只会发生一件事：无数组成步兵旅团的穷人子弟们将会遭到毫无必要、极其浪费且令人心碎的屠戮……神出鬼没的狙击手与铺天盖地的炮火覆盖将会粉碎他们的阵列……简直就像是将羊群赶上战场一样。”爱德华时代的人们完全清楚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完全清楚骑兵与年少新兵的战争在机器时代会造就怎样的尸山血海。在1908年，除了丘吉尔之外还有很多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场战争。

那么五年前与五年后究竟有哪些不一样呢？就丘吉尔个人来说，他的确在这五年里从贸易部来到了内政部，因而接触到了国防物资储备的责任，接下来又进一步调到了海军部。但是工作方向的转变并不是他转换立场的唯一原因。一开始他跟随劳合.乔治，试图顶住“战舰要八条”的公众呼声，将耗资惊人的无畏舰数量控制在四条——日后他坦承这是他的一大失策。但是德国方面越发咄咄逼人的表现逐渐将他以及许多其他人推向了另一边。就像其他资深大臣一样，丘吉尔对德国的了解也很深入。他在德国商界有很多友人，还曾经两次接受德皇邀请观摩德军演习。他知道德国海军正在迅速扩充，德皇倾力建造的战舰绝不是装点门面的摆设。1911年，由于与法国发生殖民地争端，一艘德国炮舰耀武扬威地开赴了摩洛哥。这一幕使得伦敦方面汗毛倒竖，人们意识到备战已经开始了。劳合.乔治随即在演讲中威胁道，英国会在任何一场战争中协助法国，这样才将德国逼退。接下来，著名的1912年《海军法案》陡然提升了德国海军新建战船的速度，还拓宽了基尔运河，使得波罗的海沿岸的船只可以自由进入北海。这两点都直接威胁到了英国皇家海军对于北海的控制权。尽管丘吉尔在一战爆发之前还在呼吁英德两国的造船厂都暂且喘口气，或者说“放个假”，但是双方的竞争一直极为狂热。1912年丘吉尔进行了一场令柏林方面十分不满的演讲。他指出两国所面临的危险并不相同。英国海军是维护国本的必需条件，德国海军则“或多或少更像是奢侈品……我们维持海军是为了生存，他们兴建海军则是为了扩张。无论我们的海军多么强大，也威胁不到哪怕一个欧陆村庄的宁静。”但是海军的失败也就意味着英国的失败，失败的下场则是整个国家都“被清扫一空”。“英国海军使得大不列颠成为了强权国家。但是德国本来就是一个强权国家。早在德国一艘战船都没有之前，她就是全世界的尊崇对象。”

话说至此，我们又回到了厄斯金.柴德斯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德国正在有条不紊地筹划针对英国的入侵。尽管这场入侵从未成为现实，尽管柴德斯的小说遭到了柏林方面的冷嘲热讽，但是丘吉尔的论点依旧很可靠。表面上看起来，志得意满的丘吉尔整天搭乘着气派的海军部游艇在各个军港之间巡游，检阅舰船编队，编订新战略，推动燃煤舰队向燃油舰队转变。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很清楚英国海军输不起。等到日德兰海战以一场血染大洋的平局画上句号的时候，皇家海军已经成为了唯一一只能在一个下午输掉整场战争的武装力量。不过尽管德国人狂热地建造了大量战船，还运用了最新的潜艇技术，但是终究没能伤及皇家海军的元气。部分原因自然在于丘吉尔一直没有放松警惕，而且患上恐德症的英国公众也站在他那边。公众对于德国间谍的恐惧的确有些傻里傻气。类似海军同盟会（3）这样在爱德华时代占据政治光谱极右端的组织也确实煽动了政府内部的激进思想与针对外国人的怀疑。但是德国人的威胁从始至终都是切实存在的。早在爱德华时代的英国政客们看清这一点之前，他们必须一边设法筹款兴建吞噬金钱如同喝凉水的无畏舰，另一边还要维持自己做出的福利承诺。此时丘吉尔早已相当精确地勾勒出了一幅欧战全景图，包括英国应当采用的战略，对阵双方的成员组成，以及德国最高指挥部可能采取的举动。从此以后，他似乎已经认定战争只是时间问题了。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ederick_Roberts,_1st_Earl_Roberts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opold_Maxse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rine_Society_%26_Sea_Cadets

稍早一些之前，一个身材矮小、满面怒色、戴着软毡帽子的男人给时任内政大臣的丘吉尔去了一封信。这位本.迪莱特（1）声称，码头工人“将会掀起一场战争……饥饿与贫困驱使着码头工人与船舶工人不得不采取目前的手段，无论是你的警察、你的士兵、你的凶手、还是你的哥萨克骑兵都无法避免这个国家即将迎来的灾难。”这封信写在1911年的炎热夏日，此时码头上的肉已经开始发臭，排成长列的大桶奶油与黄油开始变质，成堆的蔬菜开始腐烂，人们的火气也越烧越旺。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就像今天的英国一样依赖进口食物来维持生存。与今天不同的是，当时没有空运，只能依靠海运，而且所有的食物都要依靠人工装卸。成千上万工资微薄的码头工人们——装卸工、驳船船夫、马车夫——终日操劳忙碌，推拉小车，操纵起重机，驾驭马车，撬开板条箱，只为了每小时能挣到几个便士。几十年来码头工人一直内斗不止，无数相互敌视的小团体为了抢夺工作机会而争得头破血流。如今在迪莱特与他的同志们的组织下，码头工人们发出了统一的声音。除非丘吉尔真能像沙皇一样调集骑兵来镇压他们，否则政府与资方在他们面前完全无计可施。内阁迅速让步，罢工取得胜利，工人的工资提升到了每小时八便士。

迪莱特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著名的英国工运领袖，此人有过重婚的历史，喜好出口伤人，说话经常前后矛盾，而且从小就见识过社会最底层的生活。他出身于布里斯托一户子女众多的穷人家庭，一岁那年母亲就去世了。他父亲在酗酒之余会去附近的一家马车公司工作，但并不足以养家。为了贴补家用，七岁的迪莱特不得不来到一家烧砖厂打工，从早到晚将大块粘土切成小方块。与此同时在苏格兰，他的竞争者克尔.哈迪（2）也正在苦撑苦熬。哈迪的年纪只比迪莱特大一点，早年的处境和后者一样困顿，同样也经历了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工人阶级艰苦生活。按照家里人的说法，他的母亲是一名未婚先孕的农妇，在一片郁金香花田里生下了他。后来她遇到了一名木匠，两人结婚之后搬到了格拉斯哥。从十岁那年哈迪每天就要工作十二个小时，挨家挨户送面包上门。为了帮助母亲做家务，有一天早上他迟到了，于是他的雇主当场就解雇了他。他一直都记得当时的场景：雇主坐在一张红木餐桌旁边，家人围坐在他身边，咖啡壶里的咖啡正在汩汩冒泡，桌上的盘子里装满了各种美味佳肴，而他却只能站在一旁听雇主口若悬河地教训他应当如何做人做事。这份怒火在哈迪的心底熊熊燃烧了一辈子。在接下来几十年里，每当他在冰冷的夜里赶到穷街陋巷参加工人集会的时候，就是这份怒火支撑着他。

在布里斯托，迪莱特离家出走并且加入了马戏团，成为了一名杂技演员。后来他的一位姐姐将他拽回家里，教他学做鞋。但是迪莱特非常调皮而且满腹怨气，于是他的父亲在十三岁那年将他送进了海军。十三岁的哈迪则来到了拉纳克郡的一家煤矿工作，整天坐在一件黑暗的房间里操作向矿井巷道送气的活板门。就算从没看过罗恩特里的调查报告，他们两个也知道“不公平”这三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迪莱特与哈迪都不得不零敲碎打地完成自我教育。迪莱特在海军服役期间自学，后来在收放索具时摔了下来，不得不被军队除名。哈迪则接受了母亲与继父的教育，还在黑暗的地下点灯自学。由于学习资源匮乏，他们都强迫自己反复研读同一本书，直到彻底吃透——卡莱尔，罗斯金，狄更斯，莎士比亚。这两个人都参加了公理会并且为处境艰难的工人组织工会，从而一步一步爬上了领导者的位置。哈迪最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为拉纳克郡与埃尔郡的矿工组织了工会，此时迪莱特已经离开了海军，成为了一名码头工人，生活在贝思纳尔格林的肮脏贫民窟里。他是十万名伦敦码头工人当中的一员，这些人每天早上都要蜂拥到码头门前，希望能有活干。按照工人们提交给上院的证词，“人们就像野兽一样相互推搡，我们甚至会爬到别人的肩膀上去。”

迪莱特满面病容，总是留着络腮胡子，说话还口吃。他自学了公众演讲术，在哈克尼的一家酒馆与别人一起成立了他的第一家工会。就像哈迪一样，他也被资方雇用的打手揍过。1889年伦敦码头大罢工之后，他成立了码头、港口、河畔各工种联合工会。这家工会通过一系列发展与兼并最终成为了强大的交通总工会（3）。与此同时，哈迪一直在苏格兰矿工群体当中发展并且创立了英国的第一家工党，也就是苏格兰工党。这两个人一开始都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激进自由党。他们两个后来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而且也都与恩格斯有私交，但是后来也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转而成为了1893年创立于布拉德福的独立工党的创始成员，后来也先后都打进了议会。因此将这两人进行比较似乎很合适。但是迪莱特与哈迪将会背道而驰，他们的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一战之前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败根源。

哈迪是一位戒酒运动的鼓吹者，是一位布道人，还是一位天生的组织家。他走上了高端路线，决定组织议会政党。迪莱特则相信只有依靠议会门外的工会暴动才能在英国实现社会主义。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两位千百万英国工人心目中的英雄打起了擂台。哈迪是议会当中第一位信奉社会主义并且出身于工人阶级的议员，而且他的衣着与言谈都毫不避讳地彰显了这一点。在议员普遍穿着黑色双排扣礼服、硬领子与高礼帽的时代，他却穿着一件羊毛便装，扎着红围巾，头上戴着软帽——好多人都说他戴的是布质便帽，但是从照片来看更像是猎鹿帽。更重要的是，他拒绝遵循下院的规矩，公然抗议每次下院开会之前向王室家庭大献殷勤的致辞纯属浪费时间。他还坚称议员有权利且有义务讨论工人阶级生活的悲惨细节并且支持罢工。今天还记得哈迪的人往往都会将他视为类似耶稣的角色，同样和善，同样谦虚，同样留着胡子。在全盛时期，他是中产阶级眼中极其危险的角色，他的名字甚至会被保姆们用来吓唬小孩。

迪莱特看上去也同样吓人。在1912年第二次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期间他曾公开筹备暴力对抗。罢工者们在陶尔希尔集会，迪莱特站在高台上，背后是沉静流淌的河水，面前是一片仰望的脸庞。他将帽子掀到脑后，询问有多少罢工工人接受过军事训练，愿意加入交通工人民警。随着无数条高高举起的手臂形成一片森林，他的言语也越发狂放。“不管算不算煽动罪，我都要这么说，要是咱们的人被谋害了，那我就要抄起一支枪，打死达文波特勋爵。”——也就是当时资方集体的领头人兼谈判代表。三周后迪莱特又在海德公园许诺要发动暴力，甚至还打响了左轮枪。随后罢工者与反罢工者的冲突导致了多人负伤。迪莱特随即向上帝祈愿，求祂打雷劈死达文波特勋爵。集会人群也齐声高呼，“他该死！他该死！”这次罢工失败了。但是接着来在1911年到1912年之间，全国各地的铁路、纺织厂、煤矿与造船厂还会发动一轮又一轮罢工，极大地震撼了爱德华时代的精英阶层，无论他们是自由党人还是托利党人。革命工会主义当时在法国与美国的左派阵营里都十分流行。英国人认为这种理念的威胁要比社会主义政党更严重。

1910年11月，南威尔士地区托纳潘迪的煤矿罢工工人发动了为期三天的暴乱，警方无法控制。有人请求时任内政大臣的丘吉尔派出骑兵与步兵镇压工人。尽管日后的丘吉尔将会因为不计后果地动用暴力对抗罢工而臭名昭著，但是他并没有立刻批准军队赶赴托纳潘迪，而是号令他们在斯文顿驻扎，同时又发电报督促工人们尽早罢手。接下来他命令伦敦警察前去增援。在发给国王的电文当中他解释道，警察比军队更适合处理罢工。首先，调动军队是远水不解近渴，无法制止当地店铺遭到掠夺。其次，“假如士兵遭到攻击或者被石头投掷，只能用射程很长的步枪进行还击。这样一来，愚蠢的旁观者……或者其他无辜人群也会送命。”最终丘吉尔还是派出了骑兵与步兵。但是当军队赶到现场时，城区的暴乱早就停止了。《泰晤士报》愤怒地抨击了丘吉尔的软弱无能，《曼城卫报》则赞扬了他的克制与冷静。后者认为他坚持不派遣军队的决定救下了无数人的生命，因为军队很可能用刺刀将暴乱参与者活活戳死。有趣的是，今天的人们谈起丘吉尔的早期政治生涯时，所有人都只知道他如何派出军队在托纳潘迪大开杀戒。事实上利物浦码头罢工的局势远远更加危急，当时严重暴力已经持续了一周。市长报告各位大臣，当时的局面罢工，而是正在进行的革命。丘吉尔再次敦促使用警察而不是军队。但是罢工随即扩散到了整个利物浦。等到国家铁路罢工开始之后，气氛就更加难看了，政府宣读了《暴乱法案》，阿尔德肖特警备区的驻军被派往北方，战舰也出现在了伯肯黑德海岸。城市里的大规模集会与进一步的暴乱导致两人死亡。

乔治五世给丘吉尔发电报，警告他不要“心怀犹疑地调遣军队”。一方面国王也同意动用军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另一方面电报的结尾却又写得杀气腾腾：“倘若确实动用军队，应予以其便宜行事之权限，务必令暴民知畏。”与此同时，魂不附体的伯肯黑德市长告诉内政部，“我觉得可供我调配的资源很不够。假如你们不能派来进一步的陆军或海军支援，我将无法保证本城市民的生命或者财产安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尽管劳合.乔治阻止了全国铁路罢工的演讲才是打破僵局的真正契机，但是丘吉尔的表现依然算得上可圈可点。其他地区则遭到了恐慌的侵袭。上层阶级的绅士们纷纷赶去购买左轮手枪，并且躲进了伦敦各地的上游俱乐部。海德公园、摄政公园与巴特沙公园都出现了军队宿营的帐篷。全国每一名士兵都在待命，很多人都声称革命即将到来。接下来的1912年煤矿工人大罢工期间共有85万名煤矿工人罢工，130万名工人受到影响。直到议会被迫接受他们的绝大部分要求之后，这次事件才得到平息。

这样看来，或许联合主义者的路线是正确的。克尔.哈迪开始主张发动一次各界工会的联合罢工，拆除工会之间的行业藩篱。“独立工会的旧理念已经逝去了。运煤船船工，炼铁工人，炼钢工人，手工艺人，铁路工人，商店职员，学校教师，煤气工人清洁工全都应当……作为同一个阶级的成员站在一起。”迪莱特的第二次码头罢工失败了，迫于饥饿的工人们不得不复工，但是关于罢工与反叛的语言却传播了开来。第二年都柏林又爆发了另一场大规模暴力交通工人罢工，领导人是詹姆斯.拉金与詹姆斯.康纳利（4）。这次罢工导致五人死亡，上千人受伤，几百名罢工参与者被捕入狱。1913年，英国劳工联合会议在曼城召开，迪莱特在会上对都柏林惨案作出了回应，主张罢工者有权拥有并使用火器。“已经有人向工人宣战了……我们要坚决对抗此类效仿沙皇的做法。哪怕引发内战也在所不惜。”汽水工厂，果酱工厂，香烟工厂，以及链条工厂的女性员工全都在1911年的盛夏参与了罢工。甚至就连中学学生也参与了罢工抗议，反对使用藤条进行体罚以及家庭作业过于繁重。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开始在英国工人阶级当中生根发芽。就像任何早期宗教一样。当时的社会主义没有定型，理论模糊，惯于自我分裂，对于美好未来的构想也语焉不详。对于威廉.莫里斯的追随者以及罗伯特.布拉奇福德这样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就是人间天国，是昔日淳朴生活的回归，满墙污渍的贫民窟或者震耳欲聋的工厂都将不复存在。现在嘲笑他们的想法自然很容易，但是这套理念绝非没有现实基础。当时很多居住在大型城市边缘的工人家庭都在饲养牲畜、种植蔬菜以至于养鸡生蛋，从而获取额外收入。在煤矿村镇，乡间生活从来都不曾远去。在无数小型公会当中有着大量自学成材的手艺人，例如莫里斯就是墙纸花样设计的一把好手，他还创造过一套古色古香的字体与许多寓言故事。如今的人们往往觉得莫里斯是个陈旧过时的人物，但是对于很多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人们来说，他却是迎接未来的当代先知，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激进环保主义者。对于其他人来说，社会主义与基督教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工业化英国各地都能看到工人教堂与社会主义教堂，其运作方式像极了非国教礼拜堂，往往通过巡游演说家联系在一起。这些演说家们要么骑自行车，要么坐马车，他们的宣讲内容则来自罗伯特.布拉奇福德的《号角报》。当时几乎所有激进分子与社会主义者都是自由党大家庭的成员。但是鉴于地主与磨坊主在自由党议员当中占据了如此显赫的份额，人们实在很难看出这样一个党派究竟凭什么有资格成为激烈社会变革的代言人。

自从1900年工党代表委员会成立以来，社会主义者与工会主义者就成了同拉一套车的战友，但是双方的关系始终不太融洽，直到威尔士的一场小小争论失去控制为止。事件的起因是一位铁路信号工遭到了迫害。此人为一家名为塔弗维尔的小型铁路公司工作，此前他一直要求加薪，结果却被告知要调换工作，并且带着患病的妻子与十名子女搬迁到别处。塔弗维尔的经理历来抱有凶狠的反工会态度，他整治员工的手段激起了愤怒的回应。铁路工人决心采取破坏行动。他们在一道缓坡的铁轨上涂了油，火车开过来之后车厢的轮子就开始空转，整趟车都慢了下来。事先埋伏在铁路两边树丛里的工人随即一拥而上摘掉各节车厢的挂钩。这一招既危险又激进，而且非常有效。铁路公司不得不同意谈判。但是塔弗维尔公司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向法院起诉工会并且胜诉，获得了可观的32000英镑赔偿金。假如这起案件成为判例，那么以后任何针对公司的罢工行为都将导致工会破产。这起案件迫使武斗派工会领导人不得不承认，眼下必须走政治路线才能解决问题，他们必须掌握修改法律的力量，必须推举出为自己发声的议员。

塔弗维尔案件之后，劳工出身的候选人开始在递补选举当中崭露头角。在1906年大选当中，29名劳工候选人赢得席位。他们很快将自己主动称作工党，并且帮助赢得大选的自由党逆转了塔弗维尔案件的审判结果。一开始工党议员并没什么影响力。当时的下院充满了牛剑大学级别的唇枪舌剑，肚里墨水有限的工党议员很难开口。只有谈到自己亲身体验过的具体问题时——例如工人的工伤赔偿以及公立学校的体检——他们说话才有人听。比方说波普拉的工党议员威尔.克鲁克斯（5）就曾经发问，“怎样程度的醉酒才能剥夺某人申请养老金的资格呢？半醉？半醒？醉醺醺？说醉话？撒酒疯？哭天抹泪？醉死过去？”于是英国的养老金立法就此摒除了“人格审查”的条款。1907年，在科恩瓦利的著名递补选举当中，一名年轻帅气的前神学院学生维克多.格里森（6）赢得了一场令人侧目的胜利，以独立参选的社会主义者身份压倒了其他两党的参选人。很多人都认为这是革命性的突破。但是格里森有有酗酒的毛病，三年后就丢掉了自己的席位。1912年比阿特丽斯.韦伯尖刻地写道，“大部分工党议员都是普通工人，他们要么不懂、要么不关心各自工会的特殊利益以及他们个人的舒适生活以外的其他内容。”

与早期工党在议会里不尽人意的表现相比，工业生产现场的景象要更加火热激烈。或许英国原本也会走上工人起义的道路，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极端环境扼杀了这一苗头。当真如此吗？尽管有这么多关于动用战舰与军队的狂热叫嚣以及偶尔的暴力冲突，但这一场景似乎很不可能成为现实。绝大多数工会成员的要求既直接又节制——他们希望每小时工资能上涨一两便士，希望学校能为他们的子女提供免费三餐，希望施行八小时工作制，还希望得到一份微薄但有保障的养老金。从工党议员踏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天起，工会对他们的支持就倾向于拉住社会主义梦想家的缰绳而不是策马扬鞭。煤矿工人与铁路工人这两个最激进的工种——早在当时他们就提出了最低工资与行业公有化的主张——甚至一度曾对国家福利抱有敌视态度，因为他们认为国家福利会伤及他们自己的互助社团。

但是在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境外确实存在不可等闲视之的革命势力，例如日后将会成为英国共产党核心人员的社会民主联盟支持者，欧洲与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英国历来骄傲地秉承着广开国门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无论是政治异见分子还是政治难民都来者不拒，尽管这种做派激怒了许多外国政府。于是在1907年，列宁、斯大林、托洛斯基、高尔基以及其他一大帮布尔什维克聚集在伊斯灵顿召开大会。列宁与他的女友娜德斯达.克鲁普斯卡娅住在罗素广场的帝国酒店，斯大林与其他几位分量比较轻的同志们则住在东区的客栈里。扎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的未来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在切尔西的一场酒会上见到了列宁与斯大林。《每日镜报》报道称，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姑娘们都在学习使用左轮枪。但是在会议期间最接近采用暴力手段的人还要算是斯大林——当时已经是一名久经考验的抢劫盗匪兼恐怖分子了——他在附近的酒馆里与一群码头工人发生冲突并且差点遭到群殴。列宁将革命者请到自己最喜欢的酒吧，为他们提供了足量的啤酒与三明治，但是他们似乎都不太喜欢。

毫无疑问，伦敦提供的安全庇护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的事业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就好像八九十年之后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也会将伦敦当作避风港一样。1910年12月，一群拉脱维亚帮派份子企图抢劫伦敦东区某珠宝店未遂。杀害三名警察之后，他们抄起步枪躲进屋里与警方对峙起来。身为内政大臣的丘吉尔调来了驻防伦敦塔的苏格兰卫队前来助阵，甚至还动用了炮兵。接下来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并且极爱出风头的丘吉尔本人也赶到了现场，头戴高顶礼帽，身穿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大衣。记者拍到了他注视犯罪分子藏身房屋的照片，这座房屋着火之后他又下令不准救火。后来他极其兴奋地向阿斯奎斯描述了激动人心的现场景象：“他们从各个窗户向外开火，子弹打碎了墙上的砖雕，警察与苏格兰卫队都紧握着上膛的武器……我觉得还是让这座房子烧掉好了，不值得让英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这些该死的恶棍。”但是丘吉尔的做法受到了广泛的嘲笑。他主张加紧针对非法移民区外国人的法律，其他自由党同事则因此对他口诛笔伐。有一名议员警告他说，“与理想的死去以及英国传统遭到背叛相比，人的生命并不算什么。”

地主阶级旧秩序的终结，威斯敏斯特内部明目张胆的腐败以及无所不在的金钱政治，社会主义煽动家的竭力鼓动，日益逼近的革命以及整顿军队努力的失败——在疑神疑鬼的人们看来，这样一片遍地起火的景象实在像极了一战之后的魏玛共和国。但是在英国也到处都存在着克制、妥协与见好就收的本能。1911年秋天，保守党刊物《国家评论》的主编里奥.马克西终于如愿以偿地将贝尔福赶下了台。此前他张罗了“贝尔福必须滚”宣传运动，还声称贝尔福犯下了叛国罪。贝尔福下台之后悲伤地评论道，他与马克西“大概是此时此刻全伦敦最快活的两个人。”与此同时，劳合.乔治来到巴尔莫勒尔造访了王室一家。他发现乔治国王是个“心胸极小的人……只知道同情有钱人。”他还抱怨宫廷对待他的态度过于彬彬有礼，“就好像他们正在应付一头危险的野兽一样”。但是尽管如此，贝尔福并不介意开玩笑说要邀请“里奥”吃饭，劳合.乔治也的确是国王与王后的座上宾。托利党领导层毕竟在反叛民主制度的最后关头后退了一步，国王毕竟闷闷不乐地接受了民主潮流不可抑制的现实，战壕派成员毕竟无一死亡，上院也毕竟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阻挠下院提案。犹豫不决与搞小动作同样也是英国传统。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n_Tillett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Keir_Hardie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ansport_and_General_Workers%27_Union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mes_Larki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mes_Connolly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l_Crooks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Victor_Grayson

在访问伦敦期间，列宁曾经这样发问：“谁主动？谁被动？”这个问题指向了最普世的权力关系，也就是谁能对谁做什么事。但是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收窄并且落实到更具体的层面上：在学校里，在办公室里，在商业谈判或者恋爱关系当中，谁能将对方叫到身边？谁会被对方叫过去？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看清了权力关系的结构。1904年5月，劳斯莱斯公司的两位创始人亨利.莱斯与查理.劳斯在曼城的密德兰酒店第一次见面。按照列宁的理论，这次会面十分值得玩味，因为发出邀请的人是亨利.莱斯，回应邀请的人是查理.劳斯。这一点很出乎一般人的意料。查理.劳斯不仅是威尔士边境贵族大地主的儿子以及伊顿公学与剑桥大学的毕业生，而且还在新兴汽车领域卓有建树，早就成了报纸读者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在上游社会眼中他则是一名成功的法国庞阿尔汽车经销商，伦敦地区的驾驶教练，汽油时代的全能探险家。他在西区建造了陈列室，还将福尔汉姆的一座老旧溜冰场改造成了车库，足够容纳二百辆汽车。因此一开始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必要离开伦敦，主动登门拜访亨利.莱斯。按照他的标准，亨利.莱斯根本没有受过正经教育，社会地位也很低下。亨利.莱斯是一位破产磨坊主的儿子，九岁就辍学打工，依靠递送电报来贴补家用。后来他进了工厂，并且在彼得伯勒接受了为期不长的造船培训。他曾经在英格兰北部的街头巷尾到处寻找工作，三餐只有面包牛奶。忍受着刺骨的寒风与苦涩的贫穷，他咬紧牙关一步步熬出了头，最后终于在曼城拥有了一家不起眼的电器工坊，制作灯头、发电机与小型电动起重机。

假如说查理.劳斯象征了爱德华时代英国有产阶级男性的无畏进取精神，代表了倾心于速度科技的上游社会汽车发烧友，那么亨利.莱斯就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工作狂，磨秃了十个手指甲才从社会最底层爬上来。他是一位天才的工程师。随着生意越来越好，他购买了平生第一辆车。劳斯很早以前就喜欢上了法国设计先驱创造的庞阿尔系列，可是莱斯却对法国车不以为然。他买了一辆二手的德科维尔，刚刚开了两三天就对这辆车的质量产生了不满。于是他把这辆车大卸八块，将气缸、化油器、点火系统、分电盘、变速箱、悬挂系统、刹车以及润滑系统平铺了一地，然后重新安排了车辆的内部结构。等到他收工的时候……只不过身材瘦削、满脸胡须、废寝忘食的莱斯其实一直都没有收工，而是重新设计了一辆车。这辆车看上去平平无奇，但是当它挂着M612的车牌驶上切尔西公路的时候，立刻就显示出了诸多不凡之处：行驶噪音很小，驾乘感觉很舒适，而且还不会半途抛锚。回头再说伦敦，查理.劳斯发现推销庞阿尔的工作越来越难做了。尽管这款车型为未来五十年的绝大多数汽车厂商奠定了标准，但是在1904年看上去却相当过时，造型过于死板，速度也很慢。因此当他从一位朋友亨利.埃德蒙德那里听说了这款新车之后，立刻就产生了兴趣。莱斯愿不愿意到伦敦来见他一面呢？1904年3月26日，埃德蒙德给莱斯写了一封短信：“我昨天给你打电话之后见到了劳斯先生。他认为如果你能来伦敦见他的话会更加方便，因为他很忙。”但是莱斯却一动不动。

于是劳斯只得亲自出马，坐火车北上来到了曼城——谁主动？谁被动？——一路上他在餐车里向埃德蒙德承认，他真正想要的是一辆以自己的姓氏命名的汽车，“这样到了未来我的名字或许会家喻户晓，就好像‘布罗德伍德’与‘斯坦威’成为了钢琴的代名词那样。”这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劳斯的为人。后来还有一件事显露了莱斯的为人。有人向莱斯指出，研制一款低价可靠、面向大众市场的汽车意味着在汽车行业获得极大的成功，他却说自己只想制造全世界最好的汽车，无论造价如何。亨利.福特与年轻的威廉.莫里斯——后者刚刚在此前一年开办了牛津汽车公司，也就是名爵公司的前身——将会走上另一条道路。与此同时，终于对面而坐的查理.劳斯与亨利.莱斯发现两人对于汽车的共同热情消除了彼此之间的一切社会藩篱。这顿午餐吃得宾主尽欢，接下来的试驾体验也同样愉快。这次见面奠定了英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工程成功。劳斯莱斯将会在当时频繁举办的赛车场上取得第一次突破，第二次突破则是在1906年推出的银色幻影。这辆车有四十马力，最高时速八十英里，但是却安静至极。尽管汽车早已成为了财富与社会地位的象征，但是银色幻影刚刚问世时却是凭借着自身表现震撼了最死硬的汽车爱好者。有人这样写道：“在我面前开过来了一辆最令我惊讶的汽车。车身如此修长，行驶如此安静，造型如此堂皇，全都是汽车世界从未有过的。有人告诉我，这是一位伟大的工程师F.H.莱斯的作品……我们在道路上穿行，如此飘飘然的驾乘体验使得同车人员无不瞠目结舌。我们用最高时速飘过了一座又一座山岭。”

精于市场营销的贵族劳斯与一心追求卓越的工程师莱斯开始合作一年之后，英国的汽车保有量达到了16000辆。在爱德华时代，汽车虽说还没有走进寻常百姓家，但也已经司空见惯了。等到一战开始时，英国的挂牌汽车数量将会达到132000辆，观察家们开始使用“熙熙攘攘”之类的形容词来描述路况。一个世纪之前的英国曾经是“拉车不用马”领域的先驱，但从那以后就逐渐落后了。早在1803年，康沃尔的工程师理查德.特拉维西克就制造了全世界第一辆蒸汽车辆。等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伦敦西北部的帕丁顿区与埃奇韦尔区之间出现了大型蒸汽客车，时速达到了二十英里。格拉斯哥与派斯利之间修建了蒸汽拖车线路，一趟车一次能运载六十多人。三十年代初的英国议员们普遍认为蒸汽车辆将会取代马匹。频繁的锅炉爆炸与铁路时代的到来将他们推向了错误的一边，尽管蒸汽动力汽车——全球变暖时代最普遍交通工具的老祖宗——直到二十世纪初期都依然很受欢迎。此外爱德华时代早期的车行还会售卖多种款式的电动车，甚至就连国王都买了一辆。

但是除了苏格兰人博伊德.邓禄普发明的充气轮胎以外，构成汽车的其他关键发明全都出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德国人——尤其是戈特利布.戴姆勒与卡尔.本茨——或者法国人之手。这个局面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英国的路况。率先迈入铁路时代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公路失修，纤细曲折的古道湿滑难行，虽说情趣盎然，但却效率低下。另外英国的交通法规也没能做到与时俱进。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自行驱动车辆在英国城镇道路上的最高限速是每小时2英里，在乡间道路上翻一倍。而且无论是在城区还是在乡间，汽车上路都要配备一名日举红旗、夜掌红灯的引导员头前步行开道。举旗掌灯的规定后来逐渐成为了非强制的软性要求，但是早在超速摄像机问世之前几十年，英国的交警们就已经开始满怀热情地逮捕驾驶员以及开罚单了。1895年，工程师约翰.奈特（1）成功地制造了一辆汽油驱动汽车，并且以每小时8英里的疯狂时速耀武扬威地开上了法纳姆街头，当场遭到逮捕与罚款。

从民航旅行到家庭影院再到移动电话，许多新鲜科技产品刚刚问世时都是有钱人的玩物，汽车也不例外。英国的早期汽车宣传员包括英国史上第一位犹太裔伦敦市长大卫.所罗门爵士，他在1896年建立了自驱动交通协会，一年之后又与机动车俱乐部合并。俱乐部成员都是贵族与政界要人，例如罗斯伯里与贝尔福。1903年上院通过一项法案，将机动车限速提高到了每小时20英里，社会舆论为之哗然，人们批评这一举措是“富人有、富人治、富人享”的恶政。与此同时，司机们则感到自己遭到了陈旧法律与死板警察的迫害。1905年，机动车俱乐部一分为二，一批态度更激进的成员另立门户，成立了机动车联合会。

要想知道这些早期有车族的感受，可以看看《每日邮报》的创始人诺斯克利夫勋爵以及其他几人合著的一本书，名叫《机动车与驾驶》。这本书初版于1902年，后来几经再版。书中充满了购车的建议——阿吉尔或者纳皮尔都不错——与修车的窍门。书中认为，机动车非常有用。可以让车主更便捷地参加猎狐聚会，到达偏远的乡村角落射猎野鸡与鹬鸟，或者前往苏格兰的乡野湖泊垂钓鳟鱼。有一位亨利.汤普森.巴特爵士为这本书贡献了一篇旨在论证驾驶有益健康的论文。“就我个人而言，我发现驾驶改善了我的整体健康。在公路上以合理的速度驾驶汽车能够造成轻柔的颠簸，并且对身体产生有益的刺激，用俗话来说就是‘疏泻肝火’，促进肠道蠕动及其功能表现。”换句话说他认为开车就像骑马一样有助于缓解便秘（下次你看到爱德华时代贵族男女骑马游玩或者驾驭无马之车的历史影像的时候，不妨想一想他们希望实现怎样的养生功效）。但是亨利爵士也承认骑马比开车更能塑造腿部肌肉。他认为开车的不利之处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克服，关键在于每次开车二十英里之后就应当快跑二百到三百码。”这一观点无疑是金玉良言，只不过等到1904年这本书再版的时候亨利爵士已经故去了。

驾驶是一项户外运动。当时的车辆基本都是敞篷车，因此开车时的恰当服饰也引发了很多争论。比方说法国机动车俱乐部主席佐兰.冯.涅瓦尔特男爵就指出，驾驶员的衣着经常“沦为最不恭敬的粗鄙讥讽的对象……而且很多情况下这些粗鄙之语并非全无道理。”一般的粗呢外套毫无用处，因为“气流会从两肋周围呼啸穿过，外套的背部会像气球一样鼓胀起来。”另一方面，“皮衣皮裤也不合适，因为人体的湿气散发不出去，结果就是内衣会变得又湿又冷。”在男爵看来，开车的时候最好穿上用带子束腰的布质外套，里面衬一件打孔麂皮马甲，用围毯护住双腿，脚上蹬一双雪地靴，腰间还要系一条橡胶围裙。后面几件服饰在冷天尤其有用，因为当你伸腿踩油门刹车的时候，“护具下面依然罩着一层热气。”不过最好的驾驶服装还是毛面翻在外面的大衣以及高领子，尽管“这身打扮历来都会让英格兰的过路人与小孩子们忍俊不禁。”

等到一战开始的时候。汽车几乎已经成了出行的必备手段。汽车工厂遍地开花，法律也改头换面。全国各地的竞速比赛与车展使得人们不仅可以亲眼看到汽车，亲手摸到汽车，有时候甚至还能试驾一下这些新时代的机器。突突突的噪音再也不会吓得行人与牲畜惊惶失措了。许多名人都是汽车爱好者——例如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鲁迪亚德.吉卜林，当然还有丘吉尔——并且也都留下了与爱车的合影。在城市里，马拉公交车慢慢消失，汽油驱动的公共汽车逐渐出现。双座马车也被出租汽车取代了。卡车则接替了大马车的角色。一度只有化学家才能弄到的汽油如今在新建的车库里也能买到。乡间旅社开始迎合有车一族的习惯，将马棚改建成了停车场。汽车的胜利要比投票支持工党的工人阶级的胜利或者女性投票权活动家们的胜利来得更快。劳斯莱斯公司搬到了电价与地价都很便宜的德比，兴建了规模庞大的新工厂。这家工厂很快就会改行生产军用车辆，工厂出产的引擎也将会安装在飞机上。

亨利.莱斯对飞行向来没什么兴趣。但是查理.劳斯却对飞机一见倾心。1910年6月，他已经成为了全国最著名的飞行家，尤其以长距离飞行而为人熟知。他与莱斯以及公司其他董事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从此放下了公司技术主管的日常工作，专心投入飞行事业。几天后，三十二岁的劳斯坐火车来到了伯恩茅斯。他报名参加了伦敦海德公园的竞速比赛，伯恩茅斯只是中途站点。不过他这次正好赶上了伯恩茅斯建城百年庆典，庆典节目包括爱德华.埃尔加亲自指挥的音乐会、假面舞会、童子军游行以及航空飞行表演。城镇郊区的索斯伯恩拔掉了大量树篱，移栽了四十多块菜地，清理出了一片机场。机场上扯起了一套彩旗充当空中特技的布景，主办方还拿出了大笔现金当作彩头。后来有一位过于兴奋的记者声称，劳斯来到现场时“满脸都是听天由命的神情，两颊全无血色，似乎诡异地预感到了自己即将迎来突然而又可怕的结局。”他带来了一架莱特式飞机。当天风很大，很不利于这款身材单薄的双翼机平安升空。来自法国的对手埃德蒙.奥德玛早已经上天并且坠机了，所幸没有伤及性命。他专门赶过来警告劳斯推迟起飞，但是劳斯还是坚持起飞了。他原本打算在天上绕行一圈，然后降落在预定地点，也就是裁判帐篷附近。观众们都认为他飞得太高，并且声称听见了“令人心悸的断裂声音”，然后飞机的一部分就脱落了下来。劳斯的飞机随即一头栽到了地上，他也被甩出了机舱。第一眼看上去他并没有外伤，似乎只是晕了过去，但他其实当场就死了。朋友与仰慕者们立刻绕着他的遗体围成了一圈。一名记者想要拍摄坠机现场，结果被他们揍了一顿，他的照相机也被抢过来摔碎了。

就这样，英国汽车工业的先驱以英国航空业先驱的身份献出了生命。他是一个小群体的成员，这一群体的努力将会导致四年以后全世界第一场空战。此时的劳斯显然已经厌烦了劳斯莱斯公司。莱斯本人对于民航旅行的兴趣缺乏并没有阻止公司在航空时代扮演重要角色。劳斯莱斯公司的引擎将会装备第一架跨大西洋飞机、喷火式战斗机以及很久以后的协和式客机。但是劳斯为公司的创建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注意力区间很短，始终不能理解莱斯对于细节以及管理的狂热关注，而且也喜欢将各种赞誉都推到年长的工程学天才合伙人头上。但是劳斯很清楚这项突破性的消费产品需要魅力，需要撒上一撮媒体关注的魔尘。他的社交圈子与人脉确保了劳斯莱斯公司能够赢得各项汽车行业大奖，能够得到新兴大众媒体的仰慕与报道，能够在英国汽车市场被德国、法国与美国竞争者主宰之前激起国民的爱国情绪。有产阶级拥有财富与创业热忱，北部地区拥有坚韧与工程技能。假如两者能合作得更频繁一些，当代英国的工业史兴许还会有更多的闪光点。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Henry_Knight

在一战到来之前，这样的场景出现过许多次。假如你能看穿苏塞克斯原野上一栋詹姆斯一世时代别墅的竖棂窗户，或者伦敦某一所绅士俱乐部的窗户，就会看到两个人正在激情洋溢地谈论英格兰种族与大英帝国的未来。一个人五十来岁，身材肥胖，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造型好像一位乡绅。另一个人下巴突出，留着密实的八字胡，戴着一副同样厚实的眼镜。亨利.赖德.哈格德与鲁迪亚德.吉卜林是英语世界最著名的两位作家，也是一对好友。此时的哈格德已经凭借着《所罗门王的宝藏》与《她》而名扬国内外，受到过美国总统的接见，还曾经在好言好语的劝诱下加入了王室委员会。吉卜林则是歌颂帝国的诗人与高产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儿童文学在当时以及今天都广受喜爱。尽管哈格德生长在英格兰东部，但却是在在南非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并且见证了祖鲁战争。吉卜林出生在印度，年轻时曾在拉合尔与西姆拉当过记者。此时两个人都离开了自己熟知多年的生活环境，在英格兰乡村扎根下来。两个人都出于责任而缔结了并不令自己满意的婚姻，都被病魔夺走了一位深爱的子女，也都已经度过了创作高峰期。现在英国公众迫切地希望他们对于英国的未来发表看法。

爱德华时代的社会舆论着重强调大英帝国绝不是少数人的私产，绝不仅仅属于公学出身的探险家、掌管一方的总督或者——用吉卜林的话来说——“身穿法兰绒的蠢货们”。只有极少数人会公开表达反帝国理念，其中有些人是激进基督徒，有些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还有些人就像探险家兼诗人威尔弗雷德.斯考温.布朗特（1）那样只是喜欢无拘无束而已。进步派与保守派都相信，大英帝国至少从原则上来说是伟大的文明成就。在具体问题上他们确有分歧，例如帝国的哪些区域可以尽早实现自治，加拿大是否必然与美国合为一体，以及如何应对“当地人”的法律以及宗教文化。但是双方都认为大英帝国富有文明教化的责任。在爱德华时代，最暴力的扩张主义者已经成了历史。塞西尔·罗得斯在1902年就已经按照马塔贝列人的土著仪式安葬入土了。从那以后，除了1903年弗朗西斯.荣赫鹏上校进攻西藏事件以及其他寥寥几起个案以外，帝国疆域几乎再没有向前推进过。泰迪.罗斯福治下的华盛顿与德皇统御下的波茨坦此时都比伦敦更加渴求开疆扩土。爱德华时代的国民英雄是踏遍天涯的探险家，例如驾驶强化船只勇闯南极的罗伯特.斯科特与欧内斯特.沙克尔顿，或者在埃及的沙石堆里挖出法老陵寝的霍华德.卡特与卡尔纳冯勋爵。曾几何时，英国人之所以背负着米字旗跋山涉水，是为了将所到之处纳入帝国版图，顺便为自己谋取财富。在一战到来之前的几年里，英国人之所以背负着米字旗跋山涉水，则主要是为了满足战天斗地扬名立万的渴望。

哈格德与吉卜林都不是冒险家。他们更感兴趣的话题是如何将帝国主义导引向国内，从而改变英国的国民性。他们两个都觉得英国国民性遭到了政客的软化与腐化。哈格德很钦佩祖鲁人恪守古代律法的生活方式与清晰坚定的道德观。“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在于他们从不喝酒，直到白人把他们教坏了为止。到了晚上，他们的城镇并不会遭到各种丑态的玷污，而这些丑态正是我们的城市的特色。他们珍爱儿童，从不会残忍对待儿童，尽管偶尔也会打发掉一两个畸形婴儿。当他们走上战场的时候——打仗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总会斩草除根，毫不留情。”那么来到祖鲁人土地上的白人具有哪些权利呢？哈格德认为上帝肯定不会赋予某一个民族灭绝或劫掠另一个民族的权利或者使命。“在我看来，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我们才有权取得黑人的土地，那就是我们为他们提供平等正义的政府并且绝不错待他们……否则我们的做法就站不住脚。”假如帝国要存续下去，必须要有更多勤劳、聪明、坚强的英国人移民到海外。但是英国本身处境很不好——农业长期衰退，城市充满污秽。

吉卜林也抱有相同的看法。早年在印度的时候他赞扬过无私的殖民地官员们如何竭力对抗霍乱，女性杀婴以及种姓体系。他在信中告诉一位表兄，“总督府里最优秀的人才为什么会死于劳累与疾病呢？还不是为了让当地人得以活命并且保持健康吗？”对他来说大英帝国是一项道德事业，而且国内工业化城市里孱弱纷扰的大众根本不理解这项事业。他认为伦敦市中心是“充满了各种罪恶的四英里地皮”，是一片遭到严重污染的恶土，充斥着腐化败坏的文学与道德观、呛人的黄色烟雾以及各种污言秽语。就像哈格德一样，他也支持乔.张伯伦的关税圣战，尽管他认为绝大多数英国政客都很腐败，民主政体也只是个骗局而已。布尔战争的迎头痛击促使他创作了一首苦涩的诗作，名叫《岛民》。他在诗中批判了英国人的软弱，嘲笑了准备不足的英军士兵与他们的政治领袖。“不见青天的城市里的子弟们——没见过世面，没受过训诫，没学过规矩——你把懵懂的他们从街头挑拣出来，又把他们懵懂地推到战场上去。”此外他对于国内的板球队和足球队——“满身泥水的蠢夫”——以及射猎野鸡的乡绅也大加讥讽。从印度回到英国之后，吉卜林越来越相信一个国家的灵魂在泥土里，国家的兴盛需要倚赖经久不衰的农业智慧。

就像吉卜林一样，哈格德也担心英国的状态，并且认为土地与帝国的结合是唯一的出路。年轻人蜂拥进城市“去谋求生计，有时成功，有时陷入苦难，有时整天在码头门前游荡，只求打一份零工，挣得一块面包。”解决之道在于重建自耕农的英国，让人们将自身利益与土地挂钩，同时还要避免像激进份子那样煽动阶级对抗。他“坚决主张英国土地所有权应当比目前分散十倍，这一主张将会打散很多大型庄园，妨碍许多射猎爱好者的利益与乐趣。”萨福克乡间庄园里的人们都说他是个危险的社会主义者。卜维廉的救世军正在开办训练营，协助城市里的破落酗酒者与妓女重新站稳脚跟。哈格德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只不过规模更大而且要在殖民地进行。政府派遣他去加拿大进一步调查。由于帝国已经消失了，我们很容易就会忘记帝国主义者曾经拥有怎样的影响力。反复宣扬大英帝国的哈格德与吉卜林代表了一类对于未来的清晰愿景——并不是社会主义者、自由派或者其他人设想的含糊未来，而是一个实打实的未来。但是吉卜林即将步入所谓的“仇恨十年”，他的“厌憎范围”包括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德国人、自由党以及托利党温和派。至于1912年“在英格兰则包括工会、民主制、自由主义、自由贸易、社会主义与单层住宅。”帝国还有意义吗？此时的帝国正在面临一项贴近本土的挑战，这项挑战将会令吉卜林怒不可遏。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frid_Scawen_Blunt

备战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大约十万名男性已经应征入伍并且在久经战火考验的军官手下接受了操练，他们的教官多年来一直为帝国奋战沙场。他们的武器包括六架最新式的维克斯-马克沁机关枪以及五万支步枪，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崭新的。他们在史上面积最大的米字旗下举行了阅兵。此时他们还没有炮兵以及任何空军支援——别忘了这还是1914年——但是他们的阵容确实不仅包括步兵军团与骑兵。他们掌握着远比敌人更加先进的摩托化部队，传令骑兵，信号兵，野战电话线铺设小队以及敌后破坏小队。这些穿着卡其布军服、戴着卡其布军帽的人们早已接受了旨在培养战友情谊的艰苦训练。社会地位优渥的职业人士毫无怨言地学会了服从出身更低的军官的命令。他们所有人都受到了爱国主义狂热的鼓动。大量女性被招募进了附属医护部队，妇女儿童早已被撤离到了后方，大量的军粮与弹药已经囤积到位，军管计划已经制定，甚至还有人提出要推行战时货币。没有人低估前方会有怎样一场硬仗，敌军的最新式战舰正在海岸来回巡游，大片敌军部队已经逼近到了眼前。

这一幕看上去很像是1914年夏天英国军民准备抵抗德国入侵本岛的场景，不过需要额外补充一项事实：这里的敌军是英军，而备战的军队则是即将发动全面叛乱的阿尔斯特志愿军。这支军队的政治领袖都是著名议员，不久前他们纷纷逃离了威斯敏斯特以免遭到逮捕。据说当局已经为二百多人准备好了逮捕令，一半英国人认为他们是叛徒，另一半则认为他们是英雄。这些人的事业的支持者们包括保守党党首安德鲁·博纳·劳，国民作曲巨匠爱德华·埃尔加爵士，前任南非总督米尔纳勋爵，全国最主要的几家报社，绝大多数上院成员，一位海军上将，还有车手与军事英雄罗伯茨勋爵。此外许多地位没那么显赫的英国人也狂热地支持阿尔斯特的事业。所谓的“不列颠盟约”（1）收集了将近两百万个签名。令政府极为尴尬的是，许多现役英军军官同样支持叛军。与工会、女性投票权活动家或者叛变民主的贵族相比，这次事件最有可能将英国一分为二。

1914年夏天，柏林、莫斯科、华盛顿与巴黎的有识之士都认为，联合王国正处在内战的边缘，战斗一触即发。走投无路的乔治五世国王也同意他们的观点。同样认同这一点的还有英军作战总指挥亨利.威尔逊爵士（2）。甚至就连丘吉尔都这么认为。在这出戏里他从头到尾都没起好作用。此时他愤怒地告诉下院，假如当真发生叛乱与内战，政府一定会坚决战斗并且取得胜利。阿尔斯特事业的人形化身、面若石墙的都柏林律师爱德华.卡森（3）认为自己“看不到哪怕一丁点和平的希望”。此时的卡森躲在克雷加文的一栋难看房屋里。这栋俯瞰贝尔法斯特湾的房屋已经成为了统一党叛军的总部，由阿尔斯特志愿军的哨兵们层层护卫。他告诉自己的追随者，他们必须捍卫“我们种族的男子汉气概”。在1913年的统一主义委员会会议上，有人给出了匿名但是听上去颇为权威的评价：“英军将会憎恨这一点，但整体而言我相信他们将会与你们作战……为了给英格兰人好好上一课，你们不仅要作战，还要打得漂亮。而且在我看来，除非先发制人，否则你们不可能打得漂亮。”另一份很能说明问题的文件是1914年初阿尔斯特志愿军的《一号行动纲要》，副标题是“政变”。这份文件制定了各种作战计划。包括切断铁路、电报线与电话线，攻占军火库，袭击炮兵阵地并且缴获野战炮，封闭道路，炸毁桥梁，等等。这些计划都是由曾经的英军指挥官作出的，他们手头宽裕，能够搞到数以万计的单兵武器，其中质量最好的武器来自德国与奥地利。走私船大胆地穿越了基尔运河与厄斯金.柴德斯笔下遍布沙洲的波罗的海沿岸，将这些武器偷运进了英国。英国国各地的年轻人都在悄无声息地加入叛军的行列。

现在看下来这一幕实在有些扯淡。苏塞克斯或者格拉斯哥的居民居然会为了贝尔法斯特而拿起武器——肯定不会吧？但是在当时这一幕并没有这么奇怪。在丘吉尔出生的布伦海姆宫，托利党党首博纳·劳告诉丘吉尔的父亲马尔伯勒公爵以及其他政界要人，温斯顿和他的自由党政府根本就是“一个革命委员会，凭借欺诈手段获取了独裁权力”，并且承诺他肯定会支持针对当前政府的“一切程度的抵抗”。假如抵抗者采用暴力，保守党肯定支持。在伦敦的另一场反政府游行当中，贵族与饱受尊敬的老绅士们纷纷戴着高顶礼帽、穿着羊羔皮礼服加入游行队伍为叛军叫好。《泰晤士报》也支持他们。在利物浦的船坞与汉默史密斯的酒馆里，工人们为阿尔斯特叛军悄悄囤积了大量走私军火。根据《泰晤士报》记者的说法，在坦布里奇韦尔斯的一场亲阿尔斯特游行当中，“一队身材魁梧的肯特农民骑着马护送了游行队伍”。他们排着长队绕城一周，吹响了号角，唱起了圣歌。吉卜林发表了极其具有煽动性的言语。在抨击了政府的腐败之后。他认为《爱尔兰自治法案》（4）打碎了几代人的信仰。“这份法案正式承认了煽动、密谋与叛乱的正当性，补贴了抵制、威胁、作乱与谋杀的隐秘力量。”按照吉卜林的说法，这份法案“事关生死——假如非得接受这份法案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生活，阿尔斯特的儿子们还不如以死相拼。”在听众们的喝彩声中吉卜林继续说道：“对于这个岛屿上的每一个自由人来说，这也是一个事关生死的问题：今天爱尔兰被出卖了，明天南部郡县就可能沦为某一项隐秘交易当中的赠品。为什么不呢？”

这场事关生死、导致军队调动以及刺激得英国保守派政治势力疑神疑鬼的危机起源于一份法案，内容是要在爱尔兰实现本土自治（也就是在都柏林建立议会）。实现这一点远远算不上独立，爱尔兰依然会呆在联合王国与帝国境内。这种做法与今天的苏格兰地方放权其实差不多，因为国防、外交、贸易与帝国事务的决策权限都会留在伦敦。但是爱尔兰是英格兰的第一块殖民地，都柏林的统治意味着罗马天主教将会占据主导地位，新教徒的崛起将宣告终结。至少也要让信奉新教的阿尔斯特维持自己的路线。吉卜林与他的朋友们——也就是近乎一半的英国中产阶级——都认为爱尔兰本土自治是帝国终结的开端。爱尔兰并不是外国——至少对于托利党大地主以及在爱德华时代的伦敦势力极大的贵族们来说是这样。在《笨拙》杂志上的故事与漫画当中，在爱尔兰的狩猎季节期间，在新教徒家族世代传承下来的宅院里面，在散布于上层社会的爱尔兰贵族领地内部，爱尔兰南部的世界就好像自家的一部分一样。甚至就连下院当中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当时是一支很不好惹的势力——也成了政治生活的熟悉布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头脑机智且派头十足的家伙。现在这一切都要被毁掉了，因为该死的自由党依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投票来掌权，因为阿斯奎斯与魔鬼签订了契约。

在1910年大选期间，阿斯奎斯基本没有谈到爱尔兰问题。突然之间，他为了掌权而不惜威胁整个联合王国的未来。劳合.乔治此前差点就因为股票交易当中的贪腐行为而被捕。现在上院终于遭到阉割，民众也感到了模糊但真切的政治危机感，觉得自己被劳合.乔治当枪使了。吉卜林极其雄辩地利用了这一点。卡森的阿尔斯特盟约收集到了将近五十万个签名，贝尔法斯特以及其他多个城市的市政厅都举行了披挂国旗的集会。这一切全都为英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来民族主义者一直执意进行暴力攻击，嘲讽英国国旗，抱怨自己遭到了不公正对待，现在似乎又在下院里钳制住了阿斯奎斯。阿尔斯特统一主义者们尊奉米字旗，以苏格兰人特有的不露声色的方式彰显了辛勤工作与勤俭节约的价值，同时还在向国王请愿。那么为什么议会交易的结果却要求英国支持自己的批评家并且反对自己的朋友呢？

丘吉尔帮了很大的倒忙。在危机早期他就坚持要向支持本土自治的阿尔斯特天主教徒讲话。他的父亲曾经在贝尔法斯特市政厅承诺要代表阿尔斯特与格拉斯顿对抗，如今丘吉尔自己也来到了这里，不过言论基调却与父亲大相径庭。尽管日后他抛出成片的辞藻来为自己辩护，但是这种做法依然避免不了儿子给亲爹拆台的违和感。他事先收到警告称阿尔斯特工人正在囤积铆钉与螺母，准备等他上台之后好好招待他一顿，甚至还有人从当铺里买来了左轮枪。因此最终他改变意见，在城市的天主教聚居区的足球场搭起了帐篷，在这里发表演讲。尽管如此他还是受到了愤怒群众的冲击。丘吉尔躲进汽车里之后，他们甚至抬起了汽车后轮，直到警察将他们赶走为止。军方动用了四个营的军力来保护他。发表了一场反响平淡的演讲之后他立刻就溜走了。尽管丘吉尔一如既往地对于这场冒险大加吹嘘——“现场效果很好，挖坑的坏人自己掉了进去。”——但实际上他却向统一主义者们拱手奉上了一场宣传胜利。从那以后他依然经常在公开场合使用煽动性语言，不过同时又在私下里试图将阿尔斯特暂时从《自治法案》当中排除出去。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游戏。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们听到丘吉尔的演讲之后自然而然地受到了鼓舞，他们以为自己会得到爱尔兰全岛。在布拉德福的一场演讲当中，丘吉尔讽刺地描述了托利党认为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多数派或许会在胁迫之下同意留在联合王国之内的理念。“这样一来你就能看清托利党的心态了——强力威胁五分之四的爱尔兰人口是有益健康且振奋精神的锻炼——但是如果胆敢向支持托利党的五分之一人口动一个手指头——那就是亵渎、暴政以及谋杀。”谈到上院争端的时候他说，“倚仗暴力的否决权已经取代了倚仗特权的否决权。”在攻击宪法的时候，托利党比起“最狂野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不遑多让。假如内战当真爆发，政府肯定不会收手。爱尔兰民族主义领导人约翰·雷德蒙德对这番话表示欢迎。但是在幕后，丘吉尔却在不动声色地与托利党内的旧友们商谈将阿尔斯特从《自治法案》当中排除出去以及建立贝尔法斯特议会的可能性。话说得好听一点，正是这样的双线操作体现了政治家的做派与手腕；话说得不好听一点，人前高谈阔论、背后搞小动作丘吉尔此时已经有些进退失据了。他在海军部里下令向爱尔兰派遣军舰，借以应对卡森筹办临时政府的企图。与此同时他走遍了一艘艘游艇与一座座私宅，抛出了一项又一项和解方案。

阿尔斯特这出大戏当中意义最重大的一幕并没有发生在海军部、唐宁街或者武装人员队列正在游行的贝尔法斯特街头，而是发生在都柏林附近的柯里奇骑兵营房里以及阴郁的白厅陆军部办公室里。英军在爱尔兰的指挥官亚瑟.佩吉特中将（5）并不是一名特别优秀的军人。此时自由党政府相信阿尔斯特志愿军即将劫夺军火库，因此决定向对方施压，命令军队要准备先发制人，抢占阿尔斯特的各个战略要地。人们开始怀疑英国政府打算采用军事手段颠覆卡森的临时政权。自以为是的前任军人、陆军大臣约翰.希利爵士（6）叫来了佩吉特，警告他要做好将军队派往北方的准备。军队当中有很多来自统一主义家庭的爱尔兰籍军官，他们觉得自己的任务就是去恐吓甚至杀死自己人。当英军部队在行军途中遇到阿尔斯特志愿军的时候双方总会互行军礼与注目礼。

在伦敦，希利告诉佩吉特与他的同事们，家住阿尔斯特的军官可以不必参与本次任务——他们可以离开岗位，等到完事之后再回来——但其他人必须执行命令。于是佩吉特回到都柏林并且召唤来了自己手下军衔最高的七名军官，不仅告诉了他们将要执行什么任务，还向他们坦诚了自己心里的恐惧与疑惑。他坚称任何人都没有必要非开枪不可，除非有人冲他们开枪并且导致伤亡。根据丘吉尔日后提供的备忘录，“他宁肯自己走在队列前排并且被橙衣会（7）的人马开枪打倒，也不肯向军队下令回击。”无论这样的场景多么富有吸引力，对于他手下的高级军官都没有什么影响。在一系列会议之后，绝大多数军官在第三骑兵旅指挥官赫伯特.戈尔将军（8）的指挥下都表示，假如要在进军阿尔斯特与撂挑子之间选择——那他们肯定会集体撂挑子。佩吉特赶紧给陆军部发电报。第一封电报写道：“除两人以外——还有一人尚未下定决心——指挥第五枪骑兵团的军官们今天都表示拒绝领受任务。我很担心第十六枪骑兵团也要面对相同的情况。心怀恐惧的士兵将会拒绝前进。”这封电报没有得到回复。第二封电报写道，“掷弹兵旅与第三骑兵旅的五十七名军官希望在受令北上之际获准离岗。”

一场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停歇的辩论就这样开始了。这种做法算不算叛乱呢？正方认为，不幸的佩吉特为自己的军官提供了选择，他们只是接受了选项之一而已。反方认为，英国政府告诉军队要采取在政府看来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行动，而高阶军官拒绝服从命令。事后有一位议员在下院发言指出，这次事件意味着假如普通士兵不想在社会动乱期间对作乱者开火，他们就有权不开火。第二阶段的军队叛乱更加不动声色，但是在某些方面也更能说明问题。被召唤到伦敦之后，反叛的军官面对了自己的总指挥官约翰.弗里奇爵士（9），然后又见到了战争大臣希利本人，而且他们始终没有让步。戈尔想要一份书面保证，承诺自己的部下不会被迫在阿尔斯特执行本土自治——现役军官提出这种要求只能说是罔顾法理。希利几乎用上了恳求的口吻，表示这其中必有误会，军队向北调动只是为了确保补给线。弗里奇说把这一表态黑纸白字地写下来或许有助于戈尔与军官打交道。假装这种做法可以接受的希利随即写了一张便条，上面的内容得到了内阁的一致认可。但是仅仅做到这一步还不够。于是希利又自己亲手添加了更多内容，承诺政府不打算使用军队来“打倒那些抵制《自治法案》政策或者原则的政治反对派。”戈尔看了一下便条内容，认为还是不够好，于是自己又加了一句话：“假如目前的《自治法案》成为法律，我们是否必须在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名义下前往阿尔斯特进行执法？”他告诉弗里奇，除非答案是否定的，否则他和他的手下肯定要离开军队。于是弗里奇在便条上提笔写道，“这确实是我的理解，J.F.”戈尔赶紧将这份象征着政府屈从于军方敲诈的文件揣在兜里，这才返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便条上最后的内容比政府实际同意的要更过分。在随后的政坛风暴当中弗里奇与希利都要辞职。尽管如此，政府还是遭到了羞辱，陆军部还是后退了一步。军队的反叛还是达到了目的。与此同时，柏林一直饶有趣味地关注着这出戏。

国王也在观察。在爱尔兰南部，爱尔兰国民志愿军注意到阿尔斯特志愿军越发激进的表现，于是自己也开始囤积军火与操练人马。随着事件达到高潮，丘吉尔派出一支满载野战炮的舰队来到了阿尔斯特海岸，人们指责他即将“血洗”阿尔斯特人，有一位统一主义者领袖查尔斯.贝里斯福德勋爵（10）认为丘吉尔是一个脑筋不正常的自大狂，爱德华.卡森则补充道他将会留下“贝尔法斯特屠夫”的恶名。与此同时，丘吉尔和他的同事们正在激烈辩论，试图在排除阿尔斯特的前提下一个村接着一个村地确定可能的边境解决方案。白金汉宫正在举行一场漫长累人的会议，试图寻求妥协，尽管谁都不认为妥协可能实现。按照丘吉尔日后留下的文字，当时的内阁正在菲尔玛纳郡与泰隆郡的泥地里苦苦挣扎，然后他听到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语调平静地宣读了一份刚刚送达的文件：奥地利对塞尔维亚下了最终通牒。一开始丘吉尔试图将自己的思路从阿尔斯特摆脱出来：“我们全都很累了，但是随着字句的逐次表述，我的脑海里产生了另一种非常不同的印象……这显然是一份最后通牒，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接受……菲尔玛纳郡与泰隆郡的教区退到了爱尔兰的迷雾与狂风当中。一道奇怪的亮光突然之间落在了欧洲地图上，将地图划分成了明暗不同的各个部分。”

爱尔兰将会被鲜血浸透，但是阿尔斯特的事业确实胜利了，原因则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怖的事件。被编入第三十六师的阿尔斯特志愿军在1916年7月的索姆战区遭受了血腥的屠戮。这一幕如此势不可挡，如此英雄主义，如此动人心魄，以至于全体英国人都不愿“背叛”他们的记忆，再也没人提出要接受爱尔兰的统一。一场针对蒂耶普瓦勒德军据点发动的自杀式攻击导致西贝尔法斯特营的七百名士兵只剩下了七十人。此前在湿地上或者乡镇议政厅门前的漫长操练终于见到了成效。拧成一股绳的阿尔斯特士兵肩并肩地迎着机关枪口慢慢地走了过去。他们用鲜血支付了代价。导致阿尔斯特叛乱的事件发生一个世纪之后，北爱尔兰依然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卡森的雕像则竖立在了斯托蒙特议会的门前。但是这一切所蕴含的讽刺意味已经向四面八方荡漾了开来。阿尔斯特志愿军迎着枪口冲锋的英雄表现很快就得到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效仿。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之后没过几天，他们就在都柏林城外架起了步枪。卡森准备好了临时政府的一切应用之物，并且做好了贝尔法斯特遭到围困的准备。德皇对事态进展表示严重关切。不久之后都柏林临时政府也将在德国人的一点帮助之下发动复活节起义。或许一开始正是阿尔斯特的叛乱使得德国人相信当战争爆发时英国人不会作战，至少不会有效地作战。德国的将军们都在盼望爱尔兰发生内战，奥地利总参谋部也认为这一事件或许有助于他们放开手脚处理塞尔维亚人。劳合.乔治在晚餐会上发言说，他认为德国人“在爱尔兰问题上受到了夸大错误的报告的刺激。”阿尔斯特的声音确实被人听到了，但是不该听的人也都听到了。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itish_Covenant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r_Henry_Wilson,_1st_Baronet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Carson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Government_of_Ireland_Act_1914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hur_Paget_(British_Army_officer)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J._E._B._Seely,_1st_Baron_Mottistone

（7）https://en.wikipedia.org/wiki/Orange_Order#Formation_and_early_years

（8）https://en.wikipedia.org/wiki/Hubert_Gough

（9）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French,_1st_Earl_of_Ypres

（10）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rd_Charles_Beresford

精力充沛，欲火熊熊，有胆量藐视一切旧观念，有力量冲破一切旧规则。

他们是中产阶级，无论多荒唐，最多被视为疯子。如果是居无定所，衣食无着的社会底层，再行荒唐事，那就是“痞子”了。

丘吉尔的同事们经常怀疑他存心想要战争。倒不是说他多么嗜血，尽管马尔伯勒家族的子弟们全都是热血青年。更准确的说法是，自从1911年入主海军部以来，他尽职尽责地打造了一支越发强大的海军，如今他实在很想看看这支海军一展身手。丘吉尔历来注重细节，此时他已经全身心投入了飞艇、水上飞机、炮台与锅炉的世界。一贯喜欢长篇大论的他终日里苦苦纠缠着内阁，竭力说服他们再造一艘无畏舰。前文中已经部分阐述了他的论点。尽管丘吉尔并没有成为目中无人的自大狂（他从来都不是这种人），但是的确有些执着了。同事们对他敬而远之，唯恐被他堵在走廊里脱不开身。他从劳合.乔治最亲密的盟友变成了他的政敌，整天忙着从财长手里挤榨军费。或许这正是阿斯奎斯想要看到的局面，他略施小计就削弱了内阁当中危险的激进派联盟。但是在实际层面上，这一局面意味着丘吉尔只需要少数几位同事的支持就能维持与德国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其中一位就是阿斯奎斯，另外一位是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劳心费力但却徒劳无功地应对巴尔干与中欧地区的紧张局势，想要用外交手段来化解这个火药桶的威力。尽管内阁大部分成员都心存疑虑，但是在1912到1913年之间的关键时期丘吉尔的手脚确实没有受到约束。在这一时期，德国的船坞像下饺子一样建成了八艘战列舰，英国的船坞则建成了十三艘。德国人在一片欢呼声中推出了阿尔伯特国王号、大选帝候号与边境总督号，英国人则以乔治五世号、征服者号、阿贾克斯号与铁公爵号还以颜色。

这一切是不是像劳合.乔治以及其他人认为的那样只是毫无意义的浪费与挑衅而已呢？丘吉尔是不是一个玩玩具没够的大孩子呢？丘吉尔办事向来动机不纯，这一回的远大愿景也掺杂了玩乐心态。这一点他自己心知肚明。宣战之前几天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亲爱的美人，一切都在走向灾难与崩溃，而我的兴致却极其高涨，干劲十足，非常快乐。一个人具有这样的心性难道不可怕吗？备战工作对我来说有着不堪言说的吸引力。我恳求上帝宽恕我居然抱有如此轻浮的念头。”丘吉尔对于飞行狂热的态度尤其能彰显他的性格。德国人的硬结构齐柏林飞艇是全世界独此一家的高科技产品，很快就会承担起轰炸伦敦的任务。不甘落后的丘吉尔也在忙着打造皇家海军航空兵，他亲自设计了制服，纠缠各级军官询问引擎控制系统的设计原理，还不顾政坛盟友与妻子的竭力反对亲自学习了飞行。他整整离地升空一百四十多次才罢手，因为飞行导致的死亡人数实在太大了。海军飞行员们都认为设立独立军种的想法纯粹是开玩笑——当时海军飞机的主要用途还是为第一海务大臣的餐桌运送新鲜牡蛎，偶尔还会在半空打下一两只野鸭子充当加餐。人们常说直到不列颠之战之前几年丘吉尔才意识到战斗机的重要性，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早在爱德华时代的尾声他就已经具有这样的见识了。与1940年皇家空军的英勇战绩相比，英国的海军建设已经被人遗忘了。但是1911至1914年之间的丘吉尔确实执行了正确的战术。假如德国的帝国海军击败了英国的皇家海军本土舰队——实际战果非常接近——那么德国人就能封锁海峡，战争也就等于是结束了。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丘吉尔认为战争很有必要的看法究竟对不对。1914年8月1日，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劳合.乔治与丘吉尔在内阁会议期间花了相当一段时间热火朝天地互递纸条。劳合.乔治把自己接到的纸条全都撕碎了，但是他的情人（日后的妻子）弗朗西丝.史蒂文森将碎片全都收集了起来。这些纸条显示了丘吉尔如何舌灿莲花软硬兼施地游说较为年长的劳合.乔治，后者依然不太想打仗。丘吉尔声称，假如劳合.乔治选择让步而不是作战，那么“余生当中我们都将彼此作对。我对你感情很深，在过去十年里我一直跟随着你的本能与引领……愿上帝开恩——让我们在整个未来都能以战友相称——而不是对头。事态的进展将会主宰这一切。”丘吉尔递过来的纸条就像暴风雪一样密集，劳合.乔治回复的纸条相比之下则要稀疏很多，而且内容也过于简洁，简直有点欲拒还迎的意思。但是他的意见终究还是扭转过来了。两周之前，在费迪南大公遇刺之后不久，劳合.乔治还在金融城演讲声称，尽管“外交事务的天空永远不可能一片蔚蓝”，尽管“甚至就在眼下”天上也悬挂着乌云，但是总体而言当前的情况还是好于1913年。劳合.乔治从来都不是绥靖主义者。他强烈地支持法国，并且认为英法都是民主国家，理应共同进退。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一天内阁会议的讨论结果，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伦敦街头——以及巴黎、柏林、维也纳与莫斯科街头——战意高涨的民众们留下的历史影像，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忽略关于英国究竟是否应当开战的辩论。但是阿斯奎斯在会议之前还认为下院里的本党议员至少有四分之三反对武力干涉欧洲事务。假如在8月初就进行内阁投票表决，那么反对宣战的意见肯定能赢得多数票，就算德国当真侵犯了中立的比利时也是一样。这样一来，丘吉尔、格雷与阿斯奎斯的争论就意义重大了。等到丘吉尔将劳合.乔治争取过来以后，局势就很明朗了：无论内阁里抱有其他意见的人数如何，只要首相、财长、外交大臣与战争总负责人意见一致，其他地位较低的内阁成员们基本上不可能形成压倒他们的合力。除了丘吉尔之外，其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大臣们全都十分沮丧。格雷就留下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当时他站在下院的办公室里，看着脚下街道上的路灯点亮起来，说道：“欧洲的灯光将全部熄灭，我不知道在有生之年能否看到它们重新点亮。”此外格雷还在1914年7月随手记录下了自己的思绪，留下了另一段更加动人的名言。这样他预言道：“现代条件下的欧洲全境战争将会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与之相比都不足为凭。在古时候，国家一次仅仅只能动用全国的一部分人力与资源并且一点一滴地投入战场。在现代条件下，整个国家可以一次性调动起来，将自己的全部心血与资源化作一道倾泻而出的洪流。如今的战争将不再仅仅是几十万人相互厮杀，而是几百万人刀兵相向，现代武器将会使得毁灭的力量扩大好几倍。”

英国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努力谋求和平。正式宣战之前三天的8月1日凌晨1点半，阿斯奎斯亲自驱车来到白金汉宫，然后“可怜的国王被人从床上扯了下来”，阿斯奎斯让他恳请沙皇停止调动俄军，希望借此遏制住德国人的计划。首相这样形容乔治国王：“他的睡衣外面罩着一件棕色的晨服，在我宣读信息的时候，他满脸都是‘美容觉’被打断的不爽神气。”国王接连向“亲爱的尼基”与“亲爱的乔治”写了两封信，信息当即就发送了出去，然后首相才返回唐宁街。与此同时格雷正在竭力应付德国大使，而德国大使也在试图说服英国政府相信德国人才是受害者，随时可能被俄国与法国前后夹击。那么为什么支持战争的论调会如此无法辩驳呢？在宣战当天，格雷非常直白地向美国大使解释了英国参战的动机。假如德国胜利，就必然会压倒法国。这样一来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与瑞典的独立性也就必然“化为泡影”，再也算不上独立存在的国家，德国将会拥有他们的港口并且统治整个西欧。“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不可能继续作为一流国家而存在。”留着八字美髯的帝国战士基钦纳勋爵已经被阿斯奎斯任命成为了战争大臣。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他也曾与法军并肩作战，在他看来，德军将会“把法军打得一败涂地，就好像法军不过是一群鹌鹑。”假如英国未能支持法国，那么英国就再也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施加任何真正的力量了。

尽管德皇治下的德国远远算不上日后希特勒统御的邪恶势力的早期版本，但是无论在1914年还是在1939年，遭到德国统治的欧洲大陆都会严重危及英国的未来，前后两次的算计结果都是一样的。格雷有没有可能找到妥协方案呢？他确实非常努力地尝试过了。后人批评他没能尽早向柏林方面表明入侵比利时必然意味着英国宣战。但是德军的军事豪赌完全依赖于能否打穿比利时以及在英国出手干预之前就能彻底战胜法国的臆测。无论格雷说了什么，德国人都必须发动自己的计划才能有胜算，而且这个计划差一点就生效了。

就像其他国家一样，英国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备战工作。武装守卫突然出现在了铁路枢纽与港口等地。炮兵阵列抵达了南部海岸的关键地点与泰晤士河河口。熄灭灯光的舰队悄无声息地潜入海峡，驶向北海的战斗岗位。驻扎在柏林的英国大使不动声色地赶回了祖国。直到最后一刻内阁都不确定是否要向法国派遣陆军，希望仅仅依靠丘吉尔的海军就能打赢这一仗。金融城的气氛近乎恐慌。德国人收回了海外贷款，充实了自己的黄金储备。阿斯奎斯抱怨说伦敦的金融家们“都是一帮大蠢蛋……全都吓得魂不附体，就好像一群手捧茶杯说长道短的乡下老太太一样。”下院里的托利党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都向阿斯奎斯保证他们会尽力支持包围比利时与法国的战争。在短短几天里如此突飞猛进的局势很容易令人感到自身的渺小。后来格雷说道，就算身为外交大臣的他也没有能力代表一个如此伟大的民主国家宣战或者求和。他强烈地感到他本人没有任何决定政策的力量，仅仅只能为英格兰充当传声筒而已。

街头的人群战意正高。8月2日星期天，特拉法尔加广场有人举行了反战游行，但是根本没有得到响应。第二天晚上，国王在深夜接受了人们的欢呼。当时正在唐宁街办公的阿斯奎斯听到半英里以外传来了一阵“遥远的呼啸”。这一阵喧哗令他感到非常恶心。他在给情人薇妮塔.斯坦利的信中写道，“战争或者任何有可能导致战争的事务从来都会受到伦敦暴民的欢迎。你还记得罗伯特.沃波尔爵士怎么说吗？‘现在他们正在敲钟庆祝，再过几周他们就要绞紧双手了。’”自从1815年赢得滑铁卢战役以来，英国人还一直没有在欧洲大陆上打过仗。按照欧陆标准，英国陆军规模很小。具备历史意识的政客以及研究过军队与武器发展的人们多少都能够意识到，假如战争的目的并不是镇压布尔农夫或者扫荡阿富汗部落牧民，而是击败装备精良的现代军队，那么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街头，捍卫法国的口号很受欢迎，各家报纸多年以来也一直在穷形尽相地讨论德国人的威胁，因此事态看上去要单纯得多：英国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强权国家，理应让德国佬吃点苦头。至于丘吉尔呢？他的情绪经常和民众保持一致，这次也不例外。在战争最终爆发的那天，玛格特.阿斯奎斯留下了一段充满厌恶的记录。当时她正好路过唐宁街十号的一楼楼梯，“我看到温斯顿.丘吉尔满面春风地大步走向了内阁办公室双扇门。”丘吉尔进屋之后，她的丈夫也留下了类似的说法。“收集了这么多战争画作的温斯顿现在已经等不及打一场海战了。”接下来的乐子肯定小不了。

占全部国力的比例应该是更高了，以致现在战争可持续时间大概也缩短了。

戏园子里水泄不通，他们在一层层坐席上

对着戏台咧嘴傻笑。昂首阔步的舞女

沉醉在喧闹声中，纷纷尖着嗓子合唱，

“我们的坦克肯定让德国皇帝消受不起！”

我倒想看到一辆坦克在包间里隆隆碾过，

伴随着拉格泰姆的旋律，或者“甜蜜家乡”的曲调。

这一来音乐厅里再不会有人为了戏谑逗乐

竟然胆敢将巴波姆的遍地死尸嘲笑。

——西格里夫.萨松，《可厌之人》（Blighters），1916年。

早期的军用飞机曾经拍摄了许多一战战场的航拍照片。因此今天我们能够看到1914年战争刚刚开始时凡尔登要塞的弗洛里镇究竟是什么样子。在照片上可以清晰看到整齐的农庄，道路、农田、排水沟与树丛向各个方向延展。这片优美的乡间景象能够追溯到中世纪。到了1916年，同一片地区的景象看上去就像照片底片或者死去的珊瑚礁一样惨淡。原本的房屋只剩下了断壁残垣，周围的地形布满了一道道疤痕。许多地形特征都已经消失了。到了1918年，弗洛里镇已经面目全非了。大炮、迫击炮、铁丝网与战壕将这里变成了一片坑坑洼洼的空白，以至于航拍照片看上去简直就像是大象表皮的近距离特写，要是不加以说明你根本意识不到画面上是自然景观。像这样抹平意义的过程也是一项比喻。自从一战结束当天开始，人们就展开了对于战争意义的讨论。这场战争究竟是胜利还是灾难呢？究竟是否必须进行这样一场战争呢？此类讨论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对抗希特勒的第二次战争远远没有得到如此热烈的讨论——吸引了和平主义者、首相以及左右两派的历史学家。话剧、小说、电视喜剧以及纪录片都是讨论的战场，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关于战争意义的讨论本来也不可能结束。德皇治下的德国的确是一个奉行军国主义与扩张主义的失控政治实体，决心发动一场规模如此之大的战争，迫使英国要么抵抗要么接受一落千丈的国运。1914年的德国并不是1939年的纳粹德国，当时的德国还有能够履行职能的议会与反对党，反犹主义思潮也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但是这个德国确实是一个最高领袖乾纲独断的国家，一心想要对外扩张，做好了打侵略战争的准备，全国上下的军事化程度已经超越了其他欧洲国家的理解能力。假如德皇治下的德国赢得一战，统治了荷兰、法国、斯堪迪纳维亚半岛与中欧地区，禁止英国船舶在欧洲大陆的各个港口停靠。那么二十世纪的历史将会彻底改头换面。大英帝国将迅速消亡而不会延续到二十世纪中期。希特勒大概会以一位二流水彩画家的身份在酒吧间里忿忿不平地消磨掉余生。俄国的走向根本无法猜测。或许沙皇政权会自我改良并且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客居瑞士的列宁不会再有出头之日。美国的全球地位恐怕也远远不会如此显赫。

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的政治领袖大多都认为他们必须作战。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之后，如今的军事历史学家们就开始以理服人地辩称，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理直气壮地指责最高层将军们昏庸无能，尽管他们确实造成了了尸山血海的牺牲，尽管他们确实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一战带来了全新的战斗方式，没有人为此做好准备，包括德国人在内。并不能依靠某种无法解释但却更聪明的战略来突破战壕体系。但是就算承认这一切，人们对于战场屠戮的难以置信与怒不可遏依旧无法平息。牢牢根植在大众心坎里的信息至今依然是来自前线的家书，脏污的战壕环境，自杀式冲锋如何英勇，年轻一代的精华怎样遭到灭杀。历史学家们珠圆玉润的解释则被我们无视了。我们当然可以从军事角度研究索姆河战役第一天的许多叙述，当然可以意识到道格拉斯.黑格的两难困境，当然可以理解他在情报匮乏并且迫切需要救援法国的情况下作出的决策，当然可以体谅他在凡尔登遭到的惨重打击，当然可以理性分析慢速前进的命令而不仅仅将其斥之为无知愚行。但是就算如此，我们面前依然站着一位全身颤抖的上尉，嘴里叼着哨子，领着他的部下一步步走向必然的死亡。

事实上，参与索姆河攻势的英军当中有四分之三的人甚至从未负伤——因为一大部分英军并没有上前线。但是统计数据永远不如故事更有感染力。例如德文郡第九营的D.L.马丁上尉，此人在入伍之前是一名中学数学教师。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战役爆发当天，他通过绘图与数学模型仔细计算了战场局势，发现自己与手下人肯定会被敌方的交叉机枪火力全歼。他试图说服上级军官不要作出无谓的牺牲，但是上级军官依然命令他按原计划发起冲锋。马丁上尉的计算结果很正确，他与160名德文郡子弟在战场上没走几步就全部被扫射而死了。他们被集体埋葬在战场附近，墓碑上写道：“德文郡守住了这条战壕，德文郡依然坚守在此。”马丁上尉的故事只是千百个类似故事当中的一个而已。本书不可能详细描述每一场战事，月复一月地记录战况发展，将军队的进退动态精确到每一码。如此浩繁的工作已经有许多其他人做得远比笔者更出色了。本书主要记录了一战的各个重大转折点。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回溯几十年来关于一战意义的讨论，去看看那些身临战场历经硝烟的人们。一定程度上来说，就算是活着离开战场的人也迷失在了那片泥泞当中。今天的人们看待阶级、种族、宗教、苦难、死亡与爱国主义的方式已经与当年截然不同了，两者之间的鸿沟根本无法跨越。就像弗洛里镇的中世纪风光荡然无存一样，爱德华时代的爱国主义主流心态也已经悄然消逝了。

尽管战争并没有改变英国当代史的一切方面，但是的确造成了很多改变。在一战期间我们发现了大政府、高税收与“操”字的用法，战后女性投票权再也无法遭到否认，旧自由党分崩离析，所谓“高层政治”——内阁大臣的举措与议会辩论——的重要性也降低了。满头白发的三流人物填充了政治生活的脚注，与此同时一个充满了抗议、实验、享乐主义与犬儒主义的新世界正在他们身边展开。一战之前的阿尔斯特叛乱差点发展成内战，一战之后爱尔兰共和派彻底放开了手脚。1918年之后的英国人依然很爱国，但是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兴高采烈爱国了。

一战结束后人们立刻开始竭尽全力试图理解战争的意义，这份努力至今依旧没有停止。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战争的结果在很多人看来显然是上帝恩赐的胜利。战死者的音容笑貌展现在了纪念碑的浮雕上，留在了寡妇、子女与友人的心里。任何人胆敢声称他们的牺牲毫无意义，如此无礼、残忍甚至亵渎的言论都会遭到痛斥。德皇是一切苦难的罪魁祸首，只可惜他藏匿在荷兰躲过了绞刑架。接下来的好几年里停战纪念日都流淌着欢呼与酒水，高档酒店里甚至还会举行停战日舞会。然后另一股更为哀婉的语调就逐渐浮现了出来，遭受战火摧残的作家们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生前籍籍无名的威尔弗莱德.欧文在死后踏上了通向文坛名家的漫漫征程——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谁也没听说过他——最终成为了最负盛名的二十世纪英国诗人之一。在社会思潮激进分裂的三十年代，公众对于主导战争的“毕林普上校”式军事主官们充满了敌意，对于这块不适宜英雄栖身的土地也丧失了指望，因此很多英国人都开始重新思考一战。一战一直被人们视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这一理念很快就遭到了事实的粉碎，英国很快就再一次成为了德国的敌人，于是一战在人们的回忆当中也就沦为了正戏开场前的预演。尽管在1939-1945年期间索姆河的惨剧至少对于英国来说没有重现，但是一战与二战之间的对应关系依然要比一般人的理解更加深刻。

但是直到1945年以后一战的意义才得到了最热切的讨论。福利国家的创建以及消费经济的兴起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二十世纪后半程的英国人感到自己比起二十世纪初期的前人们更高一筹。一战远比二战更加血腥，一战的敌人远远不像二战那样恶贯满盈，一战之后的英国在社会公平与居民幸福感方面的提升更是不能与二战之后相提并论。二战的敌人是彻头彻尾的邪恶化身，战争的结果关乎国家的存续，胜利属于每一位英国公民。艾德礼、麦克米伦与艾登这样的战后领袖都经受过一战战火的洗礼，对于众多军人的牺牲抱有深厚的阶级负罪感，也都受到了“前事不忘”心态的强烈驱动。在左翼一方，核战争的威胁与反越战运动使得军事层面的无能与上层阶级的冷漠成为了回忆一战的主流基调。二战盟军领导层的表现依然不容置喙，不过一战已经成为了难以抗拒的靶子。自从六十年代初期以来，琼.利特伍德创作了《哦！多么可爱的战争》，威尔弗莱德.欧文、西格里夫.萨松以及艾萨克.罗森伯格等一批反战诗人也迅速风靡一时，社会公众也日益将一战视为毫无意义的屠杀。这一思潮完美迎合了公学毕业生们的反建制心态，这些人早已厌倦了布满战争纪念碑的礼拜堂里宣讲的虔诚训诫。阶级森严的爱德华时代论调就此沉默下来，纪念雕像也不能再开口了。

并非只有左派才会反思一战。例如李德.哈特这样的保守派历史批评家身后跟随着一大帮跃跃欲试的托利党辩手。阿兰.克拉克于1961年创作的《群驴》（The Donkeys）尽管受到学术界的口诛笔伐，却获得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攻击一战将领的历史学家们掌握着充裕的原始史料充当弹药，因为两次大战间期的高层政客们——尤其是劳合.乔治与丘吉尔——纷纷出书投稿，继续着他们与黑格侯爵以及法国人的争执。但是这么多工人阶级家庭的死亡使得此时的争论具有了更犀利的意味。电视也卷入了这场讨论——电视从来不会缺席任何一场社会讨论。诗人们充满厌恶的辞藻难道不应该自然而然地压倒生硬僵化的军团战记吗？除了那些一听见中尉的哨声就面无血色、浑身颤抖的十八岁新兵之外难道还有其他值得纪念的场景吗？难道德国人不像我们一样愿意在圣诞节踢足球唱颂歌吗？难道德国士兵不像英国士兵那样也是政治大棋的无辜受害者吗？在充满同理心的当代文化看来，关于一战的讨论理应到此为止。

到了最后，一战修正主义者们发动了一轮又一轮反攻浪潮。以加里.谢菲尔德、戈登.科里根与丹.托德曼为代表的史学家们开始重新质问1914年的英国有没有其它选项以及将军们是否真像主流叙事所宣称的那样愚蠢冷酷。他们不愿意立足于当今世界对昨日的世界指手画脚，而是想要理解当时人们的选择与信念，无论这些信念是否虚妄。“他们应该派遣坦克的。”“让士兵排成方阵走向机关枪就是谋杀。”1915-1917年之间的人们很难斩钉截铁地作出这样的论断。修正主义者们向新一代英国人指明了当年的英军指挥官面临的艰难困境，并且提醒我们英军的一战故事不仅包括战争初期的泥泞与血腥，也包括被人们遗忘的1918年突破性胜利。他们的这些工作为还原历史真相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过他们有时候也会走得太远，试图淡化战争的恐怖，对于文官政客们的态度也算不上公平。劳合.乔治或许确实是个满腹盘算、两面三刀、邀功诿过的老油条，但是他也确实在最艰难的时刻软硬兼施地维系了这个年轻的半民主国家的运行。他或许算不上伟人，但是的确曾与伟大二字有过交集。

自从野蛮的十七世纪英国内战以来，这还是第一场触碰到了几乎每一个英国人的战争。与拿破仑战争或者帝国战争相比，一战对于英国本土造成了远远更大的冲击。你能听到战争的声音。假如你趁着风向正确的时候在英格兰中部散步，甚至在伦敦郊区打开窗户，那么你就能听到来自法国的大炮轰鸣震颤着空气。当发动索姆河战役的英国地雷爆炸时，声音在伦敦都清晰可闻。记者迈克尔.麦克唐纳回忆道，1918年3月（也就是德军发动最后一次攻势的时候）他坐在温布尔登高尔夫球场上晒太阳，突然感到“大气层当中有一股奇特的感觉——一阵节拍鲜明的脉动。明明没有一丝风……但是空气却在不停地抽搐。”一战的战场距离英国本土非常近。从前线坐火车不用多远就能来到诺曼底海滩。士兵们每周都会将脏衣服与家书寄回本土，格拉斯哥或者赫尔的军属家庭还会将亲手烘焙的蛋糕、家人的照片、刚刚织好的毛线袜子与刚刚熨烫好的内衣内裤一起送到前线。在英国绝大部分地区，公园与广场上的空地都布满了军营帐篷，学校操场与足球场成为了操练与拼刺刀的场地。满街都是身着卡其布军装的人们，尽管在战争初期由于染料短缺很多士兵穿的都是一身蓝，因为他们征用了邮递员的制服。征兵招贴画随处可见，面色严厉的女性只要看见身穿便装的男性就会冲到对方面前挥舞白色羽毛以示羞辱——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向那些在后方从事重要工作的男性配发臂箍与徽章。随着战争的进行，女性开始在银行里、工厂里甚至农田里干起了各种一度专属于男性的工作。还有很多事物的缺位也令人惊讶。比方说大量的马匹都消失了。随着战争进行，英国的城镇也越来越脏乱。到了晚上，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1916年甚至就连篝火之夜都被禁止了。

你也能用身体——尤其是肚皮——来感受战争。战争一开始就出现了物资短缺与物价飞涨。恐慌的人们大量囤积砂糖、面粉与罐头。但是这一阵抢购潮很快就过去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几乎没觉得生活有什么变化。但是英国三分之一的食品要依靠进口，而如今运送战争物资成为了跨大西洋航运的优先事项。等到德国潜艇开始施展全力之后，英国人就当真开始挨饿了。二战期间的英国很早就落实了统一配给制度并且建立了基本的公平原则，因此很多贫民家庭的伙食水准实际上得到了改善。但是在一战期间配给制度直到1918年才姗姗来迟，不公平现象在此之前十分猖獗。居住在乡村的人们都在日记与信件当中提到了当地人如何饥渴无度地采集蘑菇、下套抓野兔以及猎杀野鸟。鹌鹑与松鸡之类叽叽喳喳的野禽数量极多，因为贵族阶层的打猎运动已经停止了。但是依然有多起农村儿童死于饥饿的报道。全国各地的学校操场与公园里都能看到零星开垦的菜地，此外政府还推行了“自愿配给”制度。1917年5月，粮食大臣达文波特勋爵这样劝诫英国国民：“我们全都要少吃饭，尤其是要少吃面包……敌人打算夺走我们每日三餐的面包，他正在击沉我们的运粮船。假如敌人当真饿死了我们，前线官兵的牺牲就没有意义了。为了国家的利益，我号召大家克制口腹之欲，忠诚地熬过从今天到收获之间的日子。”一战期间英国的一度只剩下了两个月的小麦储备与四天的砂糖储备。白面包消失了，伦敦与利物浦的部分地区爆发了粮食引起的暴乱，很多店主都遭到了囤积粮食的怀疑，每一家店铺门前都排起了骇人的长队。这场危机最后也还是过去了，更严肃的配给制度随即得到落实，由各地市政厅与私人公司负责执行。与此同时，瑟瑟发抖的中小学生们不得不在学校餐厅里强咽下味道恶劣的汤水，家里人吃饭的时候也不得不心惊胆战地掰开成分越来越不着调的面包。

一战时期的英国不仅要面对粮食短缺，事实上绝大多数商品都很短缺。英国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严格限定了酒吧的营业时间与啤酒的最高度数。正是从一战以后，限制酒馆营业时间才成为了二十世纪英国的社会特色。新颁布的法规允许店家往啤酒里兑水，此外政府还发动了火热的反酗酒运动，因为军工行业工人当中喜欢喝酒的人太多了。这项举措似乎立竿见影，酗酒者的人数显著下降，尽管高层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非常虚伪。劳合.乔治曾经逼迫乔治国王在战争期间放弃饮酒的习惯，并且信誓旦旦地告诉国王，他为内阁大臣、教士、商人以及法官都树立了榜样。事实上这些人的饮酒习惯基本没什么变化，至少劳合.乔治本人依旧照喝不误。素来有贪杯恶名的首相阿斯奎斯一开始被吓了一跳，后来劳合.乔治宽慰他说只要搞到医嘱“说明你的身体状况需要饮酒”就能确保酒水供应，首相这才放下心来。

如果你的运气特别差，还能在英国本土亲眼见到战争。斯卡伯勒、惠特比、布里德灵顿以及哈特尔普尔等地都遭到过德军战舰的轰击，战舰距离海岸如此之近，以至于水兵们从甲板上就能看到他们打算杀戮的对象。这些事件令皇家海军颜面扫地，当时立刻就被封锁了起来，尽管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都很惨重。德国海军的用意是不断羞辱英国海军本土舰队，诱使其主动出战，然后用潜艇与水雷对其进行杀伤。但是这些攻击与其说具有多大军事意义，倒不如说更像是恐怖主义袭击。惠特比的许多民居化为废墟，惠特比修道院遭受了好几处重创，还有一家仓库也毁于炮火，大批恐慌居民逃进了山里避难。接下来英格兰南部部分地区又遭到了齐柏林飞艇的轰炸。这些袭击或许没有达到飞艇指挥官们所期望的破坏效果，但的确严重震慑了英国民众。对于还没有完全适应载人飞行的人们来说，从天而降的死亡与“婴儿杀手”齐柏林飞艇简直令人心胆欲碎。当时的防空警报体系就是警察一边骑着自行车满街乱转一边吹哨子或者挥舞告示牌。在床边祈祷的人们也会死去。不久后伦敦还会遭受戈塔式轰炸机的更致命袭击。这还不是1940年，英国本土只有850人死于德军空袭。相比之下到了二战时期死于空袭的英国人达到了六万余人。但是恐惧轰炸机群可能随时在头顶蜂拥而至的心理效果如此深刻持久，以至于促成了三十年代的绥靖主义思潮。

不过绝大多数人见证战争的方式还是眼看着从前方撤回来的伤员的残缺肢体，以及手捧阵亡通知信件或者电报的军属的悲恸面庞。死亡在这个时代清晰可见。大约有六百万名英国人被派往战场，其中超过722000人战死（这其中又有41000人是在停战之后死于伤重不治），尽管确切数字可能永远也无法肯定。但是危险的分布并不平均。每八名在前线作战的士兵当中就有一人死亡，将近三分之一的人会负伤。如果把战俘也算上的话，英军的伤亡比例则会达到47%。遭受打击最惨烈的地区是弗兰德斯，每九名从这里送到前线的士兵当中就有五人战死、负伤或者失踪。海军官兵阵亡的可能性大约是陆军的一半（尽管几乎没人是伤重而死，都是死于战船沉没），至于空军的伤亡率此时则只有2%。另外死亡危险的阶级与地理分布也并不平均。苏格兰人的阵亡比例格外大，阿尔斯特人也是一样。在最惨烈的战斗当中，这两个地区的士兵经常或成为突击队的成员。军官远比普通士兵更有可能战死，尤其是低级军官（尽管英国也在战场上折损了78名将军）。牛剑大学毕业生的阵亡率是全国平均数的两倍。对于五十岁以下贵族及其子嗣的调查显示，从1880年以来的五十年里，死于暴力的贵族家族成员的比例远远高于1330-1479年之间——也就是百年战争与玫瑰战争期间。身为等级最低的军官，一线中尉的处境格外危险。有人认为画家与作家或许缺乏男子汉气概，但是在英军当中没有哪个军团与连队承受过比“艺术家步枪营”（1）——也就是伦敦军团第二十八营——更高的伤亡比率。这支部队专门训练中尉，以至于获得了自杀俱乐部的别名。

总体而言，在一战期间每七名二十五岁以下的英国成年男性当中就有一人死亡，共有二十五万名三十岁以下的英国成年男性死于这一时期。人们常说一战致使英国失去了整整一代人，但是在一战期间英国人口其实一直在持续增长，部分原因在于英国人不再迁徙出国了。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指出，“1911年人口普查计算了在1914-1918年之间处于参军年龄段的人口数量；这其中共有86%的人们等到1921年再次人口普查时依然还在英国。”硬币的另一面在于大量战死者与致残者都集中在全国的特定地区，例如布拉德福与利物浦的“子弟营”与苏格兰军团。尽管军官的死亡率更高，但是绝大部分的战死与伤残人员还是来自工人阶级。随着英军接连两次扩军，一部分征兵工作被转包给了各个地区的市政厅与商业领袖，而他们总会尽量安排新兵与同乡朋友们一起服役。这种做法大概对士气很有帮助，但是由于每一场攻击都会在短时间内杀死许多人，可怕的阵亡通知信件也会同时抵达相隔只有几条街的一栋栋住宅门前。就算同样的惨剧并未发生在全国各地，死亡对于有些地区的酷烈打击也并不能得到缓解。

要想回头触摸过去，我们必须具备稳定的手指与谦卑的心态。九十年前的死亡更加为人熟知。战争开始之前一般英国男性的预期寿命是四十多岁，女性是五十岁出头。正如我们所见，当时死于一般疾病的人远比今天更多。在佛兰德斯挖掘战壕或者地下隧道的士兵当中有很多人在国内都是煤矿工人或者车间工人，致命的生产事故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麻醉药得到普及之前的人们更习惯疼痛，整形手术与堕胎手术成为主流之前之前毁容者与残疾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更加常见。总而言之这是更加艰苦的时代。此外英军的战损数据与西线其他主要作战国家相比并不算太难看。法国的战死者人数将近是英国的两倍（占全国总人口的3.7%，相比之下英国的占比是1.5%），德国的战死者人数是英国的三倍（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3.2%）。可是这些数字无法抹平残忍的事实，例如见证了两万名英军士兵战死的索姆河战役第一天或者工业化战争的可怕本质。显然，任何与其他国家的比较或者任何关于生活艰难本质的反思对于当时的人们都没能造成多大影响。习惯了顺风顺水的帝国战争的英国人根本没有见识过如此凶残的场面。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ists_Rifles

两种语言之间语言特点不同，语法结构不同。

准确的翻译英文原意往往会造成句子的结构跟汉语常用结构不同，看多了就会觉得累了，以楼主你的文章为例，读单个句子没有问题，整段话读下来就会感觉别扭了。

打个比方，比如走路，平时你走路都是先迈右脚，但是在读翻译文章的时候就成了先迈左脚，偶尔走一节不觉得，每一节都要先迈左脚就会感觉说不出的别扭了。

但是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反复锤炼对两种语言的文学修养水准，翻译的时候多多推敲，那文字会顺眼些，但这样要花的时间精力就要多多了，除非是专职翻译，不然没必要花太多时间对文字润色。

英国远征军或者说BEF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向我们揭示了派遣这支军队的国家的特点。英国远征军是一面被打碎的镜子，映照了往昔的生活，也闪现了即将到来的苦境。我们所谓的“一战英军”其实只是统称，在一战期间英国先后派驻了好几批军队。最早的一批英国远征军人数很少，专业受训且装备很差。这支部队帮助法国顶住了德国的第一轮攻势，但是基本上被拼光了。接下来派到欧陆的是地方自卫队与辅兵。这支部队很快就被第三批英军填充得肿胀起来，也就是由基钦纳勋爵招募的志愿兵。最后参战的部队则是此前没有主动参军的人们组成的征募军队。在这些不同的军队当中，英国的传统阶级差异存在了很久。地区、行业与职业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战前英国的许多社会弊端——尤其是在组织能力与科技方面——都在这些军队当中有所体现。一战不仅是士兵之间的较量，也是社会体制之间的较量。组织严密令行禁止的普鲁士传统将要与更为混乱且不公平的爱德华时代英国方式一较高下，后者的劣势显而易见。直到吃尽苦头之后英国才开始奋起直追。

征兵过程显示了阶级忠诚度的力量。威尔弗莱德.欧文在战争初期发现，只有出身“优秀”公学的人们才能参军入伍，语法学校的毕业生们只能在一边干看着。那些不愿意与工人阶级出身的士兵们一起服役的人们甚至还可以投奔专门组建的大学与公学毕业生旅，还有所谓的校友军团与“射猎同好”营，这几支部队的征兵口号就是“仅限中产与上层阶级”。在很多其他地点，例如城市中心的露天征兵大会现场，公学毕业生、律师以及文员们发现劳工与工人正在和他们一起排队。队列里的很多人以前都从来没有跟阶级分界对面的成员聊过天。从百分比上来说，志愿兵的组成人员主要是职业人士、银行职员、办公室文员以及娱乐业人员。因为后方生产更需要农民与工人安守岗位，尽管很多煤矿工人都踊跃参军了。就像布尔战争一样，参军者的体检结果表明英国人的营养与医疗水平依然很差。由于体检人员每放行一个人都能获得一先令，许多体质病弱的志愿者都穿上了军装。后来人们才注意到比例惊人的志愿兵有着各种健康问题，例如脊柱弯曲、视力差、牙齿缺损以及肺功能低下。还有一项最有说服力的数据：平均而言英军士兵的身高要比军官矮五英寸。当时还有个术语名词叫做“矮脚营”，即全体士兵身高均低于五英尺三英寸的部队。

来到法国以后，这些分界至少在最初一两年里保留了下来。上层阶级成员组成的部队会在操练时唱起公学校歌，会纪念校庆日，还会用拉丁语与希腊语相互打趣。公学出身的军官们往往会在家书里详尽描写战场的景象，而一般士兵的家书信封则不能封口，以便审查信件内容。军官会将仆役与手工服装带到前线，他们的伙食标准也更高。1915年在维米岭作战的一位英军炮兵军官这样记录了自己的晚餐菜单：“汤，鱼（如果有的话），红肉（或者禽类），芦笋，其他蔬菜（新鲜），爽口小菜（常备），布丁（常备），威士忌，毕雷矿泉水，味美思，雪莉酒，饼干，纸烟与雪茄，咖啡、茶水或者可可，各类水果。”丘吉尔在法国短暂地担任过军官职务，期间他曾要求妻子每十天寄来两瓶陈年白兰地与一瓶桃子口味白兰地，此外还要搭配“斯蒂尔顿奶酪，奶油，火腿，沙丁鱼，水果干；你不妨试一试牛排馅饼，罐装松鸡就不要送来了。”不过英国中上层阶级军人的“贵族义务”意识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与法军军官不同，英军前线军官虽然不与士兵同吃，但确实与他们同住，也确实会身先士卒地走上战场，还会遵照基督教磨练筋骨的传统在交战之余组织足球比赛与其他体育活动来维持士气。在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东萨里团第八营营长威尔弗雷德.纳韦尔上尉（1）在连队的足球上写了一行字：“欧洲杯优胜淘汰赛。东萨里队对阵巴伐利亚队。零点开球。”，另一个足球上则写上了“无需裁判”的字样。进攻开始时两个足球都被踢过了胸墙。纳韦尔上尉还声称要奖励能将足球运送到德军战线另一边的士兵。他冲上战场之后立刻就战死了。英国国内大肆宣扬他的英勇无畏之举，德国人则认为他脑子有病。

至于出身较低的英军士兵，很多人在参军以前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伙食，尽管菜式比较单调。英军的口粮配给要比法军或者德军都更加丰富，只要条件允许就能吃到鲜肉与新鲜蔬菜，搭配饼干、奶酪、培根、面包、纸烟以及每日定量的朗姆酒。国内的大多数工人吃得都不如他们好。日后突破英军防线的德军也对英军的伙食水平啧啧称奇——尽管当时德国已经被英国禁运了很久，国内正在经历所谓的“芜菁之冬”。英军士兵在前线轮值的时间比德军更短，还能受到更好的医疗护理。但是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德军，体质也比德军更差——军队的面貌毕竟是国情的集中体现。绝大多数英军士兵都是产业工人出身，性情坚韧，服从命令，同时又有刻薄粗野的一面。有些人之所以参军是因为无路可走。据估计，开战第一周英国国内就裁掉了五十万人。对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能够与来自同一条街道、同一个村镇或者同一座工厂的熟人们一起生活一起战斗意味着他们的生活不至于分崩离析。

尽管这场战争的机械化成堆相对较高，但是依然反映了一个由马匹拉动的英国。在最高峰时期，在法国作战的英军总共动用了四十五万匹马骡，主要用来运送物资，偶尔也作为冲锋的载具。大多数马匹都是跨越大西洋从加拿大、美国或者南非运来的，但是还有五分之一的马匹来自国内的农场与街道。等待这些牲灵的待遇并不算理想——军用骡子都要切除声带，以免叫唤起来暴露位置。灰马与花斑马都要染成黑色。无论是马是骡都要冒着炮火轰击在前线与后方之间运送人员、消息与器材。参战各方都有规模很大的骑兵部队，尽管除了1917年康布雷战役之外英国骑兵基本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参加这次战役的英军骑兵包括锡克骑兵，加拿大骑兵与英格兰轻骑兵）。不过话说回来，前线有马匹，有贵族军官，而且还听不到社会主义者或者女性投票权活动家的喋喋不休，因此很多心态保守的英国人都觉得泥泞、无聊与恐惧大行其道的前线其实很令人感到放心。

对于军官与士兵们来说，每一个千把来人的军营都像是一个小社区，一座战时村镇，甚至一家公司，任务就是守住防线的一小段。军营里也有阶级划分，但同时所有人都相互认识。徽章、口音与各种性格的战友共同催生了足以令老兵们铭记一辈子的强烈归属感。但是前线的英国并不是现实的英国，这里没有工会，没有罢工，没有政治分歧（因为所有的政客都不是好东西，另外佩戴红领章的参谋也全都是王八蛋，因为他们住在远离危险的后方法国庄园里）。军营的生活很艰苦，军营里的歌声既粗鲁又搞笑。比方说出自犹太裔德国诗人恩斯特.里绍尔（2）之手，在德军中广为传唱的反英歌曲“仇恨圣歌”很快就被翻译成英语并且在英军当中流行开来，唱到“咱们恨谁”这句的时候，整个军营都会齐声高呼：“英格兰！”舍伍德森林第十二营的一位上尉留下了关于战壕内部情形的最生动记录。此人驻扎在交战最激烈的伊普尔突出部，阵地的正面与两翼都要承受德军火力。1916年2月，这位F.J.罗伯茨上尉——他将会在索姆河赢得一枚军功十字勋章，并且活到战后——在伊普尔的废墟当中发现了一座尚未完全被战火摧毁的老旧印刷作坊，铅字撒了一地。尽管他不是记者，但还是当机立断把这座作坊抢救了下来，并且开始为附近的部队印刷报纸。等到这座老房子终于被轰成渣以后，他又将出版地点搬到了一座满地老鼠的地窖里，头顶上正是塞巴斯蒂安.德.沃邦于十七世纪兴建的伊普尔堡垒。

这份报纸名叫《维普时报》（3）——这个名字源自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他不会说法语，因此总将伊普尔念成维普。随着舍伍德森林第十二营改换驻地，这份报纸日后还会有别的名字。报纸的内容很单薄，笔调很轻浮，充满了怒气与八卦消息。但是如果想要了解这份报纸的撰稿、印刷与发行环境多么不同寻常，不妨看一看战地记者菲利普.吉布斯（4）的文章。他笔下的突出部地面上是一片红色液体的海洋，里面的成分除了砖粉以外还有“整尸，尸块，血块，泛着金属光泽的绿色粘液——这是爆炸瓦斯的遗留物……腐烂发臭的糊状人肉涂在泥泞的战壕边缘。假如他们为了躲避炮火要把战壕挖的再深一点，铲子就会切进柔软的战友尸体。敌方的迫击炮则会将碎肉、穿着军靴的腿脚、发黑的手以及没有眼珠的脑袋全都掀到半空中，再撒落到他们头上。”斯大林格勒的情形也无非就是这样了。这恐怕也是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任何英军士兵所经受过的最严酷的环境。那么这些士兵通过这份薄薄的报纸究竟怎样看待自己呢？

首先，他们全都是彻头彻尾的英国人，就算满腹苦水嘴上也坚决不说。充满了喷火器、毒气与迫击炮的可怕战场景象无非是恶搞广告版块的素材，而且广告的印刷字体也颇为狂放。报纸上的文章固然充满了愤怒，但是愤怒的对象主要是躲在后方的军官以及在国内整天鼓吹战事进展如何顺利的人肉喇叭们。国内的审查制度是当仁不让的活靶子：《维普时报》承诺“要以谨慎的风格来谈论据说正在欧洲进行的战争。”讽刺军官阶层的恶搞广告更有料：“你难受吗？你难过吗？你讨厌你们的连长吗？请购买我们的全新专利翻盖式遮泥板。……一脚踩上去，拍扁他的脸。”但是绝大多数苦境都被一笔带过了。比方说“自然随笔”专栏这样写道：“鸟类……分为两种——信鸽（前线战壕难得的美味）以及经常围拢在低级军官身边的无名野种。”报纸上充满了关于一位某某上校的八卦消息，内容涉及他的比利时朋友以及他家的墙纸——当时的士兵们肯定能看懂这些文字。还有一篇文章抱怨“一种十分阴险的疾病……正在影响各个连队，导致诗歌创作泛滥成灾。中尉们一手拿着笔记本，一手拿着炸弹，心不在焉地走在铁丝网边缘，与缪斯女神进行着亲切而深入的交流。”总而言之，报纸上充满了蹩脚的双关语、稀烂的笑话以及三俗的打油诗——“索姆河的大姑娘/坐在五号炸弹上。”《维普时报》是一份极为精彩的历史记录，因为它提醒了我们，即便在一片恐怖当中，绝大多数普通人也并不会整天琢磨宗教、政治、战争意义之类高大上的深刻话题，而是更想依靠自己一贯喜欢的浅薄幽默与八卦消息熬过每一天。就像任何一个深陷危机的国家一样，爱德华时代的英国也充满了劣质笑话、劣质歌词与各种胡言乱语。英国远征军自然不能免俗。与西格里夫.萨松的抗议诗作相比，下面这段作者不可考证的打油诗或许更能反映可怜的前线士兵的日常心态：

三个英国兵，坐在战壕里，

闲聊侃打仗，谈天又说地。

泥巴真肮脏，该死德国佬，

以后怎么打，以前打得好。

还有朗姆酒，肯定不能少……

唯有一件天大事，争得脸红脖子粗，

诺茨郡对阿斯顿，哪支球队能胜出？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fred_Nevill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Ernst_Lissauer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Wipers_Times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ilip_Gibbs

1915年4月19日是错综复杂的战争时期的忙碌一天。悲剧而血腥的加里波利登陆战已经进入了最后筹备阶段。尽管政府核心圈子里关于这一计划的争论依然热火朝天，但六天之后作战就要发动了。在法国，英军刚刚在新沙佩勒战役当中损失了13000人。再过三天德军就会在新沙佩勒发动反攻并且首次使用毒气这种全新武器。佛兰德斯的失败促使基钦纳说出了一条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战争评论。他抱怨说英国指挥官约翰.弗伦奇爵士只知道浪费炮弹，却不肯耗费人命。替换人很容易，替换炮弹则要难得多。炮弹以及其他军械的供应危机一直高悬在政府头上，很快就会摧毁迄今为止英国最后一届自由党政府。与此同时海军部里的沸腾纷争也严重打击了政府，争执双方分别是一门心思想要推动加里波利大冒险的丘吉尔与他的老朋友，才华横溢且性情不稳的第一海务大臣杰克.费舍尔。自然，劳合.乔治正在审时度势，满腹盘算，同时还在与其他大臣激烈辩论是否应当彻底禁止饮酒。说得客气一点，这是英国内阁的一段重要时光。

但是在那天早晨，正当内阁讨论进行期间——论题包括军需品供应、地中海战略以及全面禁酒的可能性——首相却有些心不在焉，他平时也经常这样。此时他正在给一名芳龄二十八岁的女性写信，他与这位女性已经热恋了三年。大多数日子里他都会给她写信，有时候一天甚至会写好几封。这些信件里塞满了各种八卦消息，而且尽管阿斯奎斯已经高龄六十三岁了，但是信件行文就像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那样热情洋溢。正当阿斯奎斯三心二意地一边听辩论一边写情书的时候，几英尺以外的另一位大臣也在动笔行文。这位埃德温.蒙塔古很久以来都是阿斯奎斯最为信任的支持者。此时只有三十五六岁的他最近刚刚进入内阁。作为新人，别人都说他是军需问题的负责人。阿斯奎斯在私信里经常戏谑地将蒙塔古称作“亚述人”，因为他长着一个强健的下巴与一张四方大脸，还留着浓密的黑色八字胡。此时他也正在一边听辩论一边分心写情书。“我最钟爱的爱人啊，想必我不用告诉你，我还从来没有收到过像今早你的来信那样如此令人激动而又心醉的信件。愿上帝保佑你！”值得一提的是，首相的信件与蒙塔古的信件碰巧是寄给同一位女性的。

薇妮莎.斯坦利（1）来自一个富有、聪慧且喜好论辩的家庭，在他人的描述当中她是个长着一双黑眼睛的假小子。照片上的她并没有闭月羞花的美貌，但是的确洋溢着生机与活力。倾心于她的人物当中也包括丘吉尔——他的妻子与她还是表亲。她写给阿斯奎斯的回信全都没能存世，大概是被阿斯奎斯本人亲手销毁了。但是阿斯奎斯写给她的信件却极为细致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政坛生活，也彰显了阿斯奎斯浪漫机智的复杂侧面。神魂颠倒的甜言蜜语混杂着讥讽同僚的犀利吐槽以及军机要事的细节，例如英国刚刚破译了德国的密电码——这件事就连其他内阁成员都不知道。当天晚上，阿斯奎斯想到了薇妮莎嫁给别人的可能。手拿铅笔的他写道，他很清楚命运将会把他与“我这个时代任何一名男性享受过的最丰盛的爱与幸福”隔离开来。但是他的心里依然放不下“那片流淌着蜜与奶，长满了葡萄与各种美物的应许之地，尽管这里的一切物产我都注定无缘品尝。因为这片土地是另一个人的福分。他心中的爱如此充沛，远比我更配得上这份幸运，在他面前我只能自叹不如。”

上文引用的圣经辞藻表明，阿斯奎斯兴许在潜意识里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情敌是蒙塔古，尽管还不敢打包票。蒙塔古是犹太人，他坚决要求薇妮莎在两人成婚之前皈依犹太教，她也同意了。更复杂的是，蒙塔古与阿斯奎斯终日形影不离，开会的时候对面而坐，散步的时候并肩而行，还经常结伴坐火车出门。蒙塔古很钦慕这位前辈。在上文提到的内阁会议期间，他在写给薇妮莎的情书里这些写道：“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实在无法面对伤害首相的后果……我的一切都是首相给的。我爱他，我承担不起为了追求个人幸福而伤害他的罪责。”自我怨憎的蒙塔古不惜贬斥自己是“懦夫与犹太佬”，不配留在政坛。但是他又总结道，“我看不出我们怎么能构建三角关系。我不能与别人分享你，他也不行。”这封情书的结尾写得尤其丧气：“你的心烦意乱的爱人（因为今天温斯顿开会的时候一直在放屁）……”最终薇妮莎与蒙塔古决定两人一定要结婚，并且向阿斯奎斯投下了这颗重磅炸弹——尽管在1915年的环境下这个比喻或许有些不太得体。阿斯奎斯写给薇妮莎的情书总共有几百页之多，充满了文辞繁复的自我剖析，既有爱意表达，也有平铺直叙。不过他的最后一封信却写得既苍白又单薄。“致我最爱的人——如你所知，这条消息伤透了我的心。我承受不了与你见面的痛苦。我只能祈求上帝保佑你——并且扶助我。”

读者们可能要问，阿斯奎斯那位坚强聪慧的妻子玛格特对于这档子事究竟有什么想法呢？她对于阿斯奎斯爱慕年轻女性的毛病向来抱有宽容态度，还曾戏谑地将她们称作他的后宫。但是在这次内阁会议之前几天她确实为了薇妮莎的事情与丈夫当面对质过。后来她给蒙塔古写信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感受。“如你所知，我经常在想薇妮莎是否有点要将我从家里驱逐出去的意思——倒不是说当真就要把我赶走——但是已经足以让我感到受伤、茫然与羞辱了。”她经常邀请薇妮莎共进晚餐，她的嫉妒也并非出于小肚鸡肠或者虚荣受挫，而是源自她对于阿斯奎斯的爱以及清醒的自知之明：“唉，我毕竟已经不再年轻了。”但是接下来她又描述了自己与阿斯奎斯之间“全然与众不同”的关系。“每天晚上无论多晚我都会穿着睡袍坐在他腿上，我们两个无话不谈——他会将他与薇妮莎之间的往来书信全都拿给我看，将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我。”这一幕看上去并不太现实。假如玛格特所言不虚，那她当真算得上是一名奇女子。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她还给蒙塔古寄去了夫妻争执之后她的丈夫写给她的信，阿斯奎斯在信中坚称自己并未喜新厌旧，“我对薇妮莎的爱慕从未也永远不会影响你我之间的关系。”

今天的人们回头看去已经很难理解爱德华时代的社会思潮了，当年的爱情与性爱观念自然不能免俗。比方说当年的直男们毫不忌讳用“爱”字来形容彼此之间的关系；比方说拥抱爱抚甚至彻夜同床都未必会导致性交，因为害怕危险。阿斯奎斯笔下的炽热岩浆流足以令今天的读者们断定他与薇妮莎肯定亲密接触过。比方说首相一家的熟人、年轻的外交官达夫.库珀（2）就这么认为。他在日记里写道，在1915年7月薇妮塔与蒙塔古成婚的时候，他的情人戴安娜.曼纳斯夫人（3）收到了一封来自阿斯奎斯的信件。“戴安娜很肯定薇妮塔是他的情妇。这封信虽然措辞隐晦，但根本上来说是想邀请戴安娜填补他身边的空缺。”就像薇妮塔一样，戴安娜也很乐意成为首相的身边人，但是她并不打算承担“她不能或者不愿履行的肉体职责。于是我建议她也炮制一封同样千折百转的回信，让他摸不着头脑——真是个老色狼。”库珀与戴安娜的生活作风都很开放，因此很自然会这么想。但是很有可能他们两个都看错了阿斯奎斯。按照今天的标准，发乎情止乎礼的两性关系简直就是变态，而阿斯奎斯与薇妮塔就是典型范例。

这些存世信件的确从独到的角度揭示了爱德华时代英国上层政治圈子的内幕，但是在1915年的大背景之下，内阁里的三角恋关系真的很重要吗？与即将吞没阿斯奎斯的政治危机相比，这点小事的确微不足道，但是这件事的确在紧要关头严重分散了他的精力。就算阿斯奎斯下台之后唐宁街十号的道德风气也没能为之一新，因为劳合.乔治也有一位情妇。这位法兰西斯.史蒂文森当时已经与他同居了，很快还要嫁给他。假如说阿斯奎斯是一位年长的浪漫主义者，未必一定算得上色狼，那么劳合.乔治根本就是一位众所周知的色中饿鬼。基钦纳有一次声称他拒绝在内阁讨论军务，因为所有内阁大臣回家之后就会将军事机密泄露给老婆——至于劳合.乔治则会把这些机密泄露给别人的老婆。薇妮塔.斯坦利的信件揭露的阿斯奎斯显然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物。尽管他偶尔也会流露出愤怒与自我怨憎的情绪，但是他始终是一位身穿礼服的知识分子与一位浪漫主义者，始终抱有犬儒主义的政治理念。面对着努力打赢世界大战的艰苦工作，他实在太容易分心旁顾了。过去九年里他一直是全英国最重要的人。但是到了1915年他看上去已经像爱德华时代本身一样过时了。接下来的日子将会更加粗粝，将会需要更粗粝的人物来应付。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Venetia_Stanley_(1887%E2%80%931948)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Duff_Cooper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dy_Diana_Coo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