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这场战争可以分成若干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改变了英国的政治生态。在第一阶段，乐观主义依然主导着国民情绪，人们都期待着一场简短容易的胜利。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政府尚未改组，他的执政班子依然信奉自由贸易，对于政府权力过大抱有高度戒心，而且完全没有意识到接下来的战争规模需要国家体制进行怎样的变革。英国希望地面战争能够局限在法俄两国与德奥两国之间，英国只要控制住海面并且为盟友融资就可以了，不必派出大规模陆军部队作战。但是英国的敌人是一个彻底军事化、中央集权并且视战争为国本的强权国家，拥有一支庞大的陆军与一座精密复杂且几乎不受文官体系节制的总参谋部。当然，这也是英国投入战争的理由之一——一个多少还算民主的国家对抗一个“普鲁士化”的帝国强权。任何一个密切关注德国崛起的英国人——换句话说就是任何一个对于时事略有兴趣的英国人——都会意识到单凭放任主义路线很难对抗普鲁士人。但是政坛老人们依然还在延续老一套。与下一场战争不同，并没有人提出要将托利党联合主义者以及工党纳入全国联合政府里面。

英国作出了好几项艰难的抉择。例如《领土防务法案》（1）赋予了政府统管报界以及民众生活许多方面的独裁权力。这样一份法案刚刚提交就获得了通过。劳合.乔治作出了最为激情洋溢的战争演说，尽管他一开始并不乐意卷入欧陆冲突。但是战争刚刚打响他就走到了前台，看上去远比阿斯奎斯更有战时政治领袖的风范。他的转向与其说是玩弄政治手腕，倒不如说是遵循了政治本能。他一方面敦促德国民众展现善意，同时对于接下来的斗争规模也不抱丝毫幻想。他在伦敦的一场招兵集会上的发言当时被人们奉为英格兰历史上最杰出的演说：“他们认为我们无法打倒他们。这一仗的确会很艰难，会很漫长，也会很可怕。但是最终我们将会践踏着恐惧走向凯旋。”战争的目的是从一个决心让整个世界“陷入鲜血与死亡”的军事集团手里解放欧洲。早在刚开战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到了更高一层的战争目标。

“某种远远更加伟大恒久的事物正在通过这场浩大的冲突显现出来——全新的爱国主义，内涵更丰富，境界更崇高……我看到从高到低的各个阶级都摒除了自私，我看到人们突然意识到一个国家的荣誉并不仅仅取决于在遭受战火打击的阵地上维护荣耀，还要保护本土的万家灯火免受苦难。这场战争擦亮了所有阶级的眼睛。奢靡与怠惰的洪水曾一度淹没了这片土地，如今洪水正在消退，一个崭新的英国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这份乐观主义与1945年相比也不遑多让。劳合.乔治麾下的财政部在本土战线上扮演了最积极的角色，不仅陡然提高了税额，还为了对抗囤积黄金而发行了英国第一款一英镑纸币。

阿斯奎斯对于宣战所作出的最激烈的政治反应就是认可了支持帝国战争英雄基钦纳勋爵的公关与新闻造势，将此人纳入内阁，委任其成为战争大臣。开战的时候基钦纳正在埃及的居所里——他是埃及的统治者——一条跨海峡渡轮将他召唤回到了白厅。基钦纳就像劳合.乔治一样也认为接下来的战争必将漫长而血腥，现阶段职业英军规模太小，根本不足以取胜。这位陆军元帅对法军的优劣长短了如指掌。虽然广为流传的招贴画为他留下了一副满面蜡黄眼大无神的形象，但是他其实是个很风趣的人。尽管如此，将他纳入战争内阁依然是一项灾难性的失算。他在内阁里一意孤行，将民选领袖的意见视为冒失无礼的胡说八道。阿斯奎斯的一位子女曾经傲慢地声称他唯一的贡献就是留下了“一张优秀的征兵海报”。这话虽然说得难听，但是不可否认基钦纳的确成为了战争第一阶段大规模志愿军的励志源头。“你的国家需要你”这张海报上恶狠狠地指向观看者的手指确实气势逼人。这张海报于1914年9月面世，基钦纳原以为这张海报大约能招募十万名左右的志愿者应征入伍，不成想海报张贴出去第一周报名人数就达到了十七万五千人，到了9月底报名人数达到了二十五万。等到1916年春天英国施行强制征兵制度的时候，报名参军的志愿者达到了二百五十万。但是基钦纳将会在战场上与将军们作对，在伦敦与政客们作对，还将会沦为弹药供给不足以及加里波利惨败的替罪羊，部分原因在于他惹恼了战时英国的另一支强大力量，也就是报界。但是当他于1916年6月前往俄国途中遇袭沉海而死之后还是留下了国家英雄的形象并且得到了全国上下的悼念。

在这一阶段全体内阁依然沿袭着轻松的老一套办公模式，就像和平时期一样。甚至直到1914年11月由首相担任主席的“战争理事会”成立之后情况也没有立刻改观。理事会并不会定期召开，而且没过几个月就变得过于臃肿，失去了迅速决策与执行的能力。一系列军事失败终结了第一阶段，英国人逐渐意识到了战争将会漫长且困难。德国军舰设法躲开了英国海军的围剿，炮轰了东部海岸的村镇。此外英国海军还在德军潜艇与水雷手下吃了不少苦头，德国海军还在智利打了个胜仗。这些挫折都算不上伤筋动骨，但是在打了鸡血一般的丘吉尔长期筹备在海上与德军摊牌之后，这样的结果未免有些丧气。为了应对公众质疑，他将杰克.费舍尔或者说费舍尔勋爵请回了海军部担任第一海务大臣——不久后又差点毁在此人手里。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英国远征军的命运。这支军队的人员组成还不是几年以后的愣头青公学毕业生上尉与皮包骨头的工人，而是一群受过良好训练、机动性很高而且非常职业化的武装力量。他们的枪法十分出众——德国人第一次与他们交手时将对面的步枪齐射当成了机关枪火力，因为子弹来得太快也太准确了——而且在经受了布尔战争的教训之后进行了彻底改组。这支军队拥有人数不少的骑兵，但是论比例要比德法两国更低，而且并没有接受马上劈砍的训练，而是会下马作战。不过与头顶马尾缨盔、胸前钢甲闪亮、腰间横挎马刀的普鲁士枪骑兵以及法国胸甲骑兵相比，英国骑兵的扮相远没有那么古旧。另一方面，英国远征军缺乏迫击炮，机枪数量不足，可用的手榴弹很紧缺，为数不多的大炮也不能敞开了发射高爆炮弹。

最要命的是，英国远征军的人数实在太少了，总共只有五个步兵师。相比之下德国纠集了一百个师，法国也有六十二个师。此外远征军还有一个骑兵师，而德军的骑兵师有二十二个，法军也有十个。甚至就连比利时军队的规模都要比英国远征军略大一点。早些时候比军曾经英勇抵抗德军入侵，但毕竟还是崩溃了，此时正在勉强守卫着最后残存的国土。正如一位军事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1914年8月，英国远征军在西线守卫了二十五英里长的防线，法军则守卫了三百英里。”不过假如想要批评英军战略，就必须考虑到以下事实：在战争临近尾声之前的绝大部分时期，英国陆军都仅仅是法军的小伙伴而已，法国人挨打之后英国人才会做出应对。尽管英军与德军在奥来龙堡的第一次与第二次遭遇战沉重打击了冯.克鲁克将军麾下的第一军，阻挡住了对方的前进势头，展现了英军的战斗力，但是当法军撤退时，英军也不得不跟着撤退。这次作战也是英军战史上最成功的撤退之一。与日后的敦刻尔克大溃败不同，英法联军且战且退，始终阵脚不乱，很快德军也不得不撤退了。此时英军犯下了一个日后被人们批烂批臭的错误，没有及时意识到德军战线出现了缺口，因而错过了打一场老式运动战的战机——直到日后战场彻底化为屠场为止，这样的机会都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当时英军的通讯条件很差，指挥官也理所当然地倾向于谨慎从事。双方军队都极力想要包抄对方侧翼，以至于战线很快就延伸到了海边。或许有些傻大胆的丘吉尔与几名水兵一起亲自控制了安特卫普的防务，但是这个港口还是陷落了，双方在奥斯坦德城外的瑞士国境附近对峙起来。两边都开始挖战壕，尽管当时的战壕还仅仅是断断续续的几段，尚未形成日后的战壕网络体系。机枪火力点与铁丝网纷纷布置到位。然后就是一连几个月的降雨。期间德军的炮弹也像雨点一样倾泻下来——证明了敌军的炮兵的确远远更为高明。战争的世界突然再也不一样了，随之而来的后果将会永远改变英国与欧洲。

有人认为英国的战时领袖们很久都没有意识到战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随之而来的后果将会导致怎样惨烈的伤亡。这种看法并不对。最初几次正面进攻的的尝试都导致血流成河的结果，以至于丘吉尔在1915年新年前夕给阿斯奎斯写信说道：“我认为任何一方很可能都无力打穿对面的防线……我认为两支军队目前的位置最近都不会发生任何决定性的变动——尽管毫无疑问，为了满足当地指挥官调兵遣将的欲望，肯定会耗费掉几十万条性命……除了让我们的军队在弗兰德斯生啃铁丝网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此时丘吉尔的仰慕者费舍尔勋爵已经说服他接受了攻击德国海岸的设想。这一作战旨在占领基尔运河以及/或者运送俄国军队穿越波罗的海，直接逼近柏林周边几百英里之内。自从一位德国将军告诉费舍尔德国的海岸多么脆弱之后，他长期以来一直想使出这一招，甚至还在战前试探性地与德皇谈过这个问题。德皇不屑地开玩笑道，假如英国海军胆敢进犯德国海岸，他就派出普鲁士警察去逮捕他们。未曾动摇的费舍尔设计建造了特制的浅底战船来攻击德国。他将这三条船分别命名为勇气号、暴怒号与光荣号。它们的造型如此怪异，以至于海军将它们重新命名为“无礼号”，“做作号”与“喧嚣号”。但是费舍尔对待这次作战的态度非常严肃，他准备好了炮轰计划，还为沙皇的士兵也建造了登陆战船。与他一样胆大的丘吉尔对于这次波罗的海作战同样万分兴奋。

与此同时劳合.乔治也产生了类似的想法。他也曾在写给阿斯奎斯的信中主张，进一步的堑壕战将会摧毁军队的士气，而且德军战线防守严密，任何强攻尝试都只能导致失败与骇人的伤亡。他更看好的替代方案是穿过巴尔干地区攻击奥地利，煽动当地的塞族人、希腊人与其他民族发动叛乱，或者取道叙利亚攻击土耳其，为沙皇的军队解围——当时俄军正在高加索地区进退两难，急需援助。这一类旨在避免大规模屠杀的政治研究在文官体系与军方之间引发了越来越激烈的争吵，基钦纳与费舍尔吵得尤其激烈。军队高层相信，无论怎样血腥，在弗兰德斯正面击败德军都是唯一的取胜之道。今天很多历史学家也抱有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劳合.乔治与丘吉尔只是一厢情愿的浪漫主义者与不懂装懂的无事忙，分散了战争总负责人的精力，将至关重要的士兵与枪炮转移到了毫无取胜希望的战场上。

事实上劳合.乔治想要在巴尔干地区发动起义的主张只能表明他本人对于巴尔干地区或者希腊的政治局势多么无知。跨越北海的攻击能够奏效吗？假如运气再好一点，领导能力再强一点，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尝试有可能免于一败涂地的结局并且迫使土耳其提前退出战争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已经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了。劳合.乔治与丘吉尔都觉得自己比专家懂得更多，丘吉尔有些时候的表现尤其幼稚。从他的脑子里冒出来的某些古怪念头曾经惹得整个内阁哄堂大笑。他对战争的看法也非常怪异。1915年1月的一次晚餐宴会上他曾经这样告诉玛格特.阿斯奎斯：“无论许给我什么好处，我都不会错过这场光荣而美味的战争……以后我不会再用‘美味’这个词，不过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但是话说回来，丘吉尔与他的威尔士前辈都是民选政客。两人都很清楚，面对着无望取得突破的漫长流血牺牲，想要维持支持战争的公众立场有多么困难。他们两个——尤其是劳合.乔治——一直在全国各地奔波往来，发表演讲，提振士气，传播希望——后世的军事史学家们很容易就会将这些活动视之为拉拢人心的政客伎俩。他们也有责任利用自己的才能来寻找替代策略。但这也不可避免地使得他们与军方上层产生了冲突，后者一心认定唯有法国战场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任何分兵之举都意味着延长不必要的杀戮。

相关争论在战争理事会上频频爆发，大臣们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最后有一位莫里斯.汉凯的意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人是战争理事会的秘书，也是当代内阁办公室体系的创始人。他极力反对丘吉尔在北方发动进攻的设想，并且支持攻击达达尼尔海峡。内阁同意了他的意见，一开始批准了针对君士坦丁堡的海上突袭，打算对城市来一轮炮轰，希望借此推动奥斯曼帝国倒台。战列舰的火炮的确十分凶猛且收效显著，但是船队却不慎驶入了雷区，一艘法国战列舰与两艘英国战列舰触雷沉没，舰队不得不撤退。这样一来土耳其人就有了整备岸防的时间，再想要出奇兵抢占海岸区域也就没那么容易了。接下来内阁决定进行大规模登陆战。熟谙中东局势的基钦纳很清楚土耳其投降将会使战局发生多么美妙的转变，因此最终还是勉强成为了这次丘吉尔式大冒险的支持者。等到登陆战终于发动之后，组织混乱且支援不力的英军与澳大利亚军队在加里波利遭到了迎头痛击。日后将会成为当代土耳其国父的凯末尔.阿塔土克指挥土耳其守军将他们杀了个人仰马翻。英军仅仅在靠岸登陆这一步就惨遭屠戮，几乎没能上岸：有些登陆士兵死于溺水，有些士兵死于友军误伤，更多的士兵则沦为了位置刁钻的机枪火力点的活靶子；作战初期的英军不得不用刺刀来对抗守军的枪口，结果自然可想而知；登陆人员被困在了毫无遮蔽的滩头，只得听凭土军炮兵随意发落；足有五万名英军、澳军与新西兰军人死于受伤与疾病。随着这场灾难逐步推进，情况也变得越发恶劣。海滩上弥漫着尸臭，覆盖着黑压压的蝇群，这番惨状与弗兰德斯相比也毫不逊色，从军事角度来说还要更加绝望。当代传媒大亨鲁道夫.默多克的父亲也是这场惨剧的亲历者之一。尽管他的战场笔记遭到了查抄与销毁，但是他依然设法向澳大利亚与伦敦发送了一篇文笔生猛的报道，详细描写了英军如何不中用。丘吉尔自然将这一切归咎于现场指挥的海陆两军将领，但是公众依然将他当成了罪魁祸首。他的政治生涯差点就彻底报销了。当时的《每日邮报》干脆将他称作“一级罪犯”。

诗人鲁伯特.布鲁克（2）也是阵亡者之一。尽管他的大部分诗作都只能算是二流水准，但是自从牺牲以来他已经成为了英国男子汉气概的闪光典范。他梦想着第二场特洛伊战争，另一场由英国发动的十字军东征。但是他在来到达达尼尔之前被一只蠓虫咬破了嘴唇，很快败血症就夺去了他的生命。他被安葬在希腊岛屿斯基罗斯——神话传说当中忒修斯的故乡——他的希腊语墓志铭这样写道：“这里长眠着上帝的仆人，英国海军中尉，他死在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救君士坦丁堡的征途上。”这段文字进一步扩展了英国的作战目标，甚至超越了丘吉尔的狂野设想。回到国内，阿斯奎斯——他的女儿维莱特曾经是布鲁克的恋人——告诉薇妮塔，布鲁克的死亡“与战争中任何其他损失相比都更令我感到痛苦。”他还说他能感到一股“模糊晦暗的不祥之兆”，总觉得自己还会遭受一次更加切近的生离死别——转过年来他的儿子雷蒙德战死在了索姆河。丘吉尔亲自在《泰晤士报》上为布鲁克撰写了讣告，与多方推手一起合力塑造了当时最富有标志性的英雄形象之一。布鲁克的作品洋溢着丰沛的浪漫主义后期风格以及毫不掩饰却又充满自省的爱国主义情操，此外他本人还有一头飘逸的金发。这样一副秀外慧中的形象使他成为了“失落一代”的绝佳代表，尽管他本人的性格一直非常微妙，介乎于阿拉伯的劳伦斯与萨松之间。假如他活到战后，兴许会成为一个更强硬且更愤怒的战争诗人。英年早逝的结局将他妥帖地冰封在了时光当中，成为了英格兰的年轻加拉哈德——一只蠓虫就这样将肉体凡胎转化成了大理石雕像。

与此同时，在几乎享有国中之国地位的海军部，费舍尔与丘吉尔都恨不能将对方活活掐死。这两人之间的关系时一战期间英国最奇怪的故事之一。费舍尔从来都是个很有魅力的人，几乎认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到爱德华时代的每一位有趣统治者——从沙皇到德皇，从大公到总统。他的面容很像东方人，以至于有些人怀疑他是不是纯粹的英国人。他的魅力令无数男女为之倾倒。他第一次见到丘吉尔是在爱德华七世钟爱的度假胜地比亚里茨。事后他这样写道：“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则告诉他：“你是这世上唯一一个我真心喜爱的人。”前文提到过，读者们万万不可透过二十一世纪的眼镜片来解读这些爱德华时代的语句，但是费舍尔对于丘吉尔的爱慕如此强烈，以至于确实引起了丘吉尔的妻子克莱门汀的敌意。在加里波利危机期间丘吉尔曾经在法国呆了几天，而且并没有带上费舍尔随行。于是克莱门汀决定请费舍尔过来吃顿午餐。吃完饭之后费舍尔在丘吉尔家里四处乱转了好几圈，然后一个箭步跳到克莱门汀面前说道：“你这个愚蠢的女人啊。你以为温斯顿和约翰.弗伦奇爵士在一起，其实他在巴黎泡小蜜呢！”气急败坏的克莱门汀当场就把费舍尔轰了出去。很久以后，费舍尔与丘吉尔都离开了海军部，两人似乎又勾勾搭搭起来。愤怒的克莱门汀冲着费舍尔大叫道：“把你的爪子从我丈夫身上拿开！你已经害过他一次了！别再来祸害他了！”

所以说丘吉尔与费舍尔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乏味的办公室政治同盟。费舍尔回到海军部之后受到了热烈欢迎，就像基钦纳在战争办公室受到鼓掌欢迎一样。上任第一周他就敦促英国巡洋舰对德国海军发动报复，从而引发了福克兰群岛海战，以击沉五艘德国军舰的压倒性胜利一举扫清了德皇水面舰队在全世界绝大部分海域的争战能力。但是费舍尔此时已经是一位老人了。他依然保持着狂热的工作效率以及古怪且时常灵光闪现的思维方式，但是现在他不得不与更年轻的丘吉尔竞争。丘吉尔就像他一样有才且勤奋，而且此时已经成为了他的绝对领导而不再是满怀仰慕的徒弟了。而且丘吉尔也并没有花费多少心思来安抚费舍尔。费舍尔很不喜欢达达尼尔作战，部分原因在于他更希望直接攻击德国本土，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他想要集中全部舰队在北海打一场特拉法尔加级别的大战。他的意见一开始占了上风，但是他的脾气却越发暴躁且喜怒无常。在战争理事会的一次关键会议上他一言不合就夺门而出，还是基钦纳起身拦住了他并且将他领回会议桌旁。他的会议备忘录里充斥着越发暴戾的内容，汉凯干脆认为他已经疯了。回到海军部之后他至少八次宣布要辞职。达达尼尔的战况越糟糕，他就越是起劲地吵吵自己当初怎样反对这次作战。

1915年5月15日早晨，正当加里波利的血腥灾难越发明了之际，费舍尔突然消失了。他跟劳合.乔治打了个招呼，声称自己要去苏格兰，然后就不见了踪影……事实上他躲进了查令十字的一间酒店客房里，距离海军部只有几百码距离。与此同时海军部的各级官员们正在心急如焚地搜索伦敦市中心以及各个火车站，唯恐找不到他。阿斯奎斯辗转交给他一张便条，以国王的名义命令他返回岗位，丘吉尔也给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件，但他依旧不为所动。接下来他回到唐宁街，告诉阿斯奎斯与劳合.乔治自己再也忍受不了“那个玩意儿”了（他指的是丘吉尔）。此外他还偷偷将自己的动态告知了联合主义领袖博纳.劳。这一举动无异于进一步的叛国。正在此时，各路军情汇报纷纷涌来，声称德国远海舰队可能终于出动并做好了战斗准备。伦敦城里充斥着各种谣言。王后给费舍尔写信敦促他效仿纳尔逊坚守岗位，丘吉尔认为第一海务大臣当了逃兵，国王也认同他的看法。后来国王还声称费舍尔理应“以阵前脱逃的罪名吊死在桁杆上”，至少也要因为“擅离职守”而遭受惩处。

对此无知无觉的费舍尔此时很有些飘飘然。他给阿斯奎斯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声称除非丘吉尔被踢出内阁并且他本人获得海战的绝对控制权、全体海军将领的任免权、调动舰队的权限以及“对于一切海上力量的绝对不受掣肘的独一指挥权力”，否则他就撂挑子走人。此外他也不肯屈居于贝尔福之下。更有甚者他还希望将这份最后通牒的内容向各个舰队公布，让全军上下都知道自己取得了怎样的胜利。与此同时他还给博纳.劳写信声称丘吉尔“长期而言比德国人更危险”。许多海陆两军的高层将领们大概都曾经幻想过军方如何发动宪制政变并且压倒政客，但是无论在费舍尔之前还是之后都没有哪位英国军人当真胆敢与首相这样讲话。费舍尔的传记作者对他百般回护，但是依然不得不承认这封最后通牒充斥着疯话。费舍尔的政治生涯就此终结了。阿斯奎斯告诉国王，费舍尔“有些犯神经”。多家报纸同意这一说法，尽管也有好几家报纸站在费舍尔一边。但是无论怎样，费舍尔的辞职都沉重打击了当初一手将他引进海军部却又无法与他合作的丘吉尔。假如自由党政府当真要与托利党联合执政，那么丘吉尔肯定会被积怨未消的托利党人们从海军部轰出去。于是丘吉尔心急火燎地请求阿斯奎斯留住自己，用一封封信件与个人恳请连番轰炸首相。但是阿斯奎斯却在考虑别的问题，包括自己的首相之位能不能保住。上述这一切还仅仅是他所遭受的危机的一部分。费舍尔的确是一颗致命的鱼雷，但是最沉重的炸弹却来自另一股正在重塑英国政治的势力。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fence_of_the_Realm_Act_1914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Rupert_Brooke

时间是1915年5月21日星期五早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大厅里传出了一阵平时少有的喧闹声。老少不一的一千多号人狂呼乱叫，将成捆的报纸堆在交易大厅中央纵火焚烧，火焰映衬着此起彼伏的欢呼与咒骂。欢呼的对象是基钦纳勋爵，咒骂的对象则是诺斯克里夫勋爵，《每日邮报》与《泰晤士报》的拥有者，也是英国最有权力的人之一。正在焚烧的报纸是当天的《每日邮报》。还有人粉刷了一块告示牌，沿着思罗格莫顿大街一直举到《每日邮报》的金融城办事处门前并且将其挂在了门外，上面写着“德国鬼子的同伙”。再往西走一点，到了伦敦的俱乐部区域，身穿礼服的仆役们也将诺斯克里夫勋爵的报纸——包括《晚间新闻报》与《每周特遣报》——收集起来扔进了垃圾桶。这样的反应并非局限在少数衣着考究的仆役或者股市职员身上。布里斯托、利物浦以及全国其他地区也爆发了类似的抗议。《每日邮报》当时是全英国最知名也最成功的报纸，这一轮抗议致使报纸销量一夜间下跌了超过一百万份，从1386000份锐减到了238000份。英国新闻史上还没有哪篇文章如此重创过一家报纸的销量。这次事件的始作俑者诺斯克里夫勋爵或者说阿尔弗雷德.哈姆兹沃斯经常夸口说自己长着大象一般的厚皮。抗议消息传到他那里的时候，他正在与几位高阶记者开会。他坐在当中，其他人在他身边站成一圈以示尊重。他摘下眼镜，告诉他们他不管他们怎么想，只关心自己对不对，然后就问起了明天的稿件安排。

掀起这场轩然大波的文章是诺斯克里夫勋爵亲笔写的。他在自己的乡间公寓里用一支铅笔写下了这篇文章。此前他一直在敦促政府正视西线战场高爆炮弹短缺的问题，这篇文章就是宣传攻势的最高峰。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学术讨论或者仅仅是泄私愤，而是挑明了战时政府的关键任务。急于在弗兰德斯打穿德军防线的约翰.弗兰奇爵士早已导致了难以计数的部队伤亡。他当然脱不了干系，但是他也有借口：他缺乏合用的炮弹。当时英军主要使用榴霰弹，这种炮弹会在半空爆炸并且洒下冰雹一般的弹丸，在开阔地的杀伤效果很好，但是用来对付壕沟或者掩体就力不从心了。在南非扬名立万的基钦纳勋爵没有意识到炮弹供应出了问题，而且自从他决定支持加里波利作战之后，还将法国战线上的炮弹向达达尼尔调拨了五分之一。更有甚者，自从开战以来直到最近，英国海军基本上没有阻止通向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以及其他中立国的棉花供应，而这些棉花立即就被运往德国加工成了火棉，也就是当时制造高爆炮弹的关键原材料。因此德国炮兵远比英国炮兵威力更强。约翰.弗伦奇与其他英军前线高层指挥官是正确的，整天纠结于浪费弹药的基钦纳则错得一塌糊涂。劳合.乔治很清楚这一点，但是阿斯奎斯与大部分政府人员——某位《每日邮报》记者将他们称作“律师内阁”——依然还在支持基钦纳。《每日邮报》一直在激进地宣传炮弹问题，打出了例如《棉花正在残杀我们的士兵》之类的大标题。在新沙佩勒，英军的炮弹打光了。可是阿斯奎斯却在演讲当中对于炮弹紧缺的说法嗤之以鼻。

这一来约翰.弗伦奇的耐心终于耗尽了。他做了一件广受指责的事情，直接引发了接下来的《每日邮报》危机。他向《泰晤士报》战地记者查尔斯.雷平顿（1）出示了一批战争办公室的机密信件，证实了他对炮弹短缺问题的看法。于是雷平顿在报道中声称英军的失利是高爆炮弹严重缺乏的结果。这篇报道不仅将基钦纳气得火冒三丈，还声称阿斯奎斯要么不诚实要么不理解事实。随后诺斯克里夫就针对“有气无力的律师们”发动了正面攻击。他在《每日邮报》的社论里毫不避讳地写道：

“基钦纳勋爵断绝了法国前线部队的高爆炮弹供应。公认的事实是基钦纳勋爵订购了错误的炮弹……他曾反复得到警告称前线需要烈性爆炸炮弹，用来炸穿德国人的壕沟与铁丝网，让我们勇敢的士兵得以安全前进。目前可怜的前线士兵已经因为炮弹种类不对而遭受了成千人的伤亡……我们对于每日阵亡、负伤与失踪名单已经麻木了……今天也有上千户家庭为了本来不必牺牲的逝者而哀悼。”

事实上文中“成千人”的说法严重低估了实际伤亡人数，除此之外这篇文章确实针对基钦纳的名誉发动了刁钻凶狠的攻击。直到此时，绝大多数英国人都将基钦纳视为英国最伟大的战士与领袖。人们能在征兵海报上看到基钦纳的面容，知道他征募了规模庞大的志愿兵部队。因此这篇文章气得他们怒不可遏。但是诺斯克里夫的文章写得根本没毛病。他的文章再加上另一位报社老板马克思.艾特金爵士的大力宣传——此人就是日后的比弗布鲁克勋爵——说服了托利党领导层以及以劳合.乔治为代表的一部分自由党人认定情况不能像现在这样持续下去。诺斯克里夫所谓的爱德华时代乡间别墅式政府必须遭到清除。

不过诺斯克里夫的目标并没有立刻得到实现。正当全国上下都把他贬斥为无耻爬虫与卖国叛徒之际，他眼看着阿斯奎斯将博纳.劳引进了执政集团并成立了联合政府。费舍尔的辞职确实对阿斯奎斯造成了最后一击，但是在此之前炮弹危机已经极大地削弱了阿斯奎斯的执政地位——而且按照丘吉尔日后的反思，当时前线也没有传来足以支撑政府的胜利喜讯。自由党依然在联合政府离占据主导地位，联合主义者们出人意料地接受了级别较低的职务，尽管贝尔福确实接替丘吉尔进驻了海军部，而丘吉尔不得不屈居人下。很快丘吉尔就将暂别政坛，投身前线堑壕当中，用战火硝烟洗刷自己的名誉。基钦纳依然不动不摇，依然还在严厉抨击诺斯克里夫与报界，依然在国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闲暇时依然在自家玫瑰花园里忙碌，直到他在出访俄国时遇袭溺水身亡为止。不过最重要的是，劳合.乔治如今成了弹药供应的总负责人，他将会彻底重塑政府与国民的关系，最终将阿斯奎斯撵下台来取而代之。诺斯克里夫与日后的竞争对手比弗布鲁克——此人当时已经是《每日快报》的幕后掌控者了——都卷入了英国最后一届自由党政府的毁灭。从那以后就一直有人在毫无意义地争论这两个人究竟谁出力更大——是正面硬刚炮弹危机的诺斯克里夫还是幕后运作的比弗布鲁克，后者是博纳.劳的朋友与后辈，费舍尔的辞职终于让他确信现任政府必须改变。炮弹与费舍尔哪个更重要？《每日邮报》与《每日快报》谁的作用更大？其实双方都不可偏废。在经历了整整一年令人失望且充满悲剧的战争决策之后，报界终于扳倒了自由党政府。阿斯奎斯就像基钦纳一样鄙视新闻界，但是新闻界尽管并不比政客更强大，但却已经成长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足以在天时地利的帮衬下摧毁一届政府。

有一条广为传播的流言认为英国的流行新闻业是来自美国的舶来品。情况并非如此。美国的流行新闻的确更加犀利迅捷且咄咄逼人，但英国的流行新闻当真是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而且很大程度上出自一名天才人物之手。满头金发、相貌英俊的阿尔弗雷德.哈姆兹沃斯出身于一户穷人家庭。到了1915年他的形象已经变成了一头体态臃肿的巨怪。德国人将他抹黑成了带领英国走向战争的元凶，躲藏在议会与宫廷背后操纵整个大英帝国的幕后黑手。哈姆兹沃斯生在都柏林，长在伦敦北部，是家里的长子，母亲性情严厉，父亲软弱酗酒。对于勉强只能谋求温饱的家庭来说，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格兰是个极其险恶的世界。哈姆兹沃斯家的好几位邻居都破产了，甚至还有过全家人集体自杀的案例。哈姆兹沃斯为人聪慧热情而且痴迷于科技进步。一切新鲜事物——无论是自行车、汽车还是飞机——都令他激动得不能自已，而且他还无师自通地理解了新近才扫盲的中低层阶级想要读到什么内容。他通过自行车杂志与体育杂志学会了流行新闻行业的基本要领。但是他的帝国却创始于所谓的摘要新闻，这种新闻混合了引言、碎片信息、小常识、新闻与笑话。他创办的第一份报纸《通讯员应答报》是早期原创的《花边报》的直接山寨——他曾经是这家报纸的员工——但是他的旺盛精力、促销手段与炒作才能很快就使得他的报纸青出于蓝反超了前辈。哈姆兹沃斯最终奠定胜局的一招是他在报纸上进行的一场简单竞赛，题目是猜测英格兰银行里存储了多少黄金，答案最接近现实的获奖者将在余生当中每周领取一英镑奖金——在当时这么大一笔钱成家立业都足够了。他收到了超过七十万封回信，很快就趁势扩张了自己的买卖。他首先吞并了几家少年向杂志与女性杂志，然后收购了气息奄奄的伦敦地方报纸《晚间新闻报》。接下来他说服自己的弟弟哈罗德放弃了稳定的公务员工作为自己打工。这兄弟二人可谓天作之合，哈罗德拥有他所欠缺的组织管理能力与财会知识。凭借着铁打的神经，大胆无畏的经营理念以及不容小觑的粗鄙之语，一个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出版帝国就这样凭空成立了。这一切都还只是序曲而已，正戏还要算是《每日邮报》。

今天的读者们对于《每日邮报》已经再熟悉不过了。因此我们很难想象这份报纸在1896年5月首度面世时令当年的读者们感到了怎样的新奇与震撼。这份报纸率先尝试了那么多我们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的新闻采写手法，抛弃了对于政治演说的沉闷逐字报道，引入了第一人称“我在现场”式的撰稿风格，讲述了大量短小精悍却又戏剧性十足的故事，刻意引发了太多争论，激怒了太多读者，也打开了人们的话匣子。在其他报纸的纸张材质依然灰暗褶皱时，《每日邮报》已经采用了明亮的白纸。在其他报纸的排版依然挤成一团难以阅读时，《每日邮报》已经留出了足够宽松的行间距。这份报纸的目标读者是萨利斯伯里勋爵口中“坐办公室的后生们”。哈姆兹沃斯则声称自己的读者都是“大忙人”——不过他依然坚持推出了一系列吸引女性读者的特色。这份报纸秉承右翼立场，颂扬爱国主义，对社会进步抱有乐观态度。他告诉自己的记者要“解释——简化——澄清”，并且留下了新闻业的千古名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他还有一句知名度稍差的名言：“新闻三件宝：健康、性爱、金钱”——泛泛而论的话这句话至今依然正确。他告诉《每日邮报》早期的一位主编，自己办报不是为了“给政府大臣们舔靴子……那种新闻我看一眼就瘆得慌。”而且“报纸上不能刊登长文。人们肯定不看。他们的注意力维持不了多久。”如此来势汹汹的激进主义作风在流行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足以与收音机以及互联网的问世相提并论。早在无线广播的时代到来之前，《每日邮报》就是全新民主社会的声音。

哈姆兹沃斯玩遍了各种促销手段，从拼图游戏到租赁飞机在天上拉横幅，从赠送图书到有奖竞猜。布尔战争一开始他的报社就从南非高价发回了一大批惊险刺激而且不容置疑的特讯。他的报纸很早就开始频繁刊登大幅照片。而且他的报纸很便宜，售价只有竞争对手的一半。因此《每日邮报》刚刚问世就一炮走红，第二期报纸上市时他就得意洋洋地声称自己挖到了金矿。

没过几年，《每日邮报》就成为了英国人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至于音乐厅里都出现了拿着《每日邮报》开涮的段子，将其称作《每日吹牛报》。还有人咒骂哈姆兹沃斯是人类公敌与毁灭大英帝国的祸根。哈姆兹沃斯对于上层社会殊无好感，尽管他确实在1905年接受了贵族头衔。当时他还是史上最年轻的受封人员。爱德华时代的政治精英们还没有想好如何应付诺斯克里夫勋爵与他所代表的“新新闻”。抹黑他本人当然轻而易举，可是想要打发掉他的读者群体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这些人正是刚刚获得选举权利的上升阶层。他代表了英国国内的一股全新势力，这支力量无法预测，十分粗鄙，但却正处于上升期。与此同时贵族与乡间别墅政府正在节节败退。政客们在私密场合讨好他，又在公开场合贬斥他——丘吉尔玩这一手玩得尤其顺溜——但他们都理解如今大众报业远比老式政治新闻更加重要。1908年哈姆兹沃斯收购了《泰晤士报》，大众报业与老式政治新闻就此相撞在了一起。此后哈姆兹沃斯就成了英国最有权力的人之一，因为他不仅具备办事的手段，还心怀一套政治诉求。他是一个热情的帝国主义者，很久以前就开始不遗余力地警告人们当心德国入侵。对他最贴切的描述就是一个不守常规且反对党派政治的右翼分子，相信科技进步与扎实办事，对于议会争论或者政治阶层则丝毫不感兴趣。在1914年7月份，哈姆兹沃斯和他的报纸同样因为懈怠自满而被战争的到来打了个措手不及，就像英国政客一样。但是一旦战争开始，他的头脑立刻充满了如何战胜的各种点子，并且洒下了一张遍布欧洲的消息网，以至于他本人要比任何一位英国大臣都更加消息灵通。这样一来他与阿斯奎斯以及基钦纳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双方之间实际冲突的结果其实原本未必非得这么难看不可，但是基钦纳非常厌恶记者，并且决心在不进行任何新闻报导的前提下打赢这一仗。在战争初期，绝大多数报社都会将通讯员派往前线，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也确实带回了令读者身临其境的新闻故事。他们在现场目击了克鲁克将军的第一军与英国远征军的正面遭遇，蒙斯大撤退，以及堑壕战的第一阶段，而且他们在撰文时丝毫不考虑读者的承受能力。《每日邮报》的汉密尔顿.费弗（2）笔调惨淡地描写了身心破碎并且得不到战壕掩护的英军士兵们如何承受着日夜不断的炮火。另一位记者G.沃德.普莱斯目睹了兰斯大教堂遭到炮击，并且报道了进攻的德军如何不惧生死，尽管成片倒地，但却步伐不停。此外他还描述了遭受枪击的感觉。在英国本土，政府成立了报业管理局，由托利党政客F.E.史密斯掌管，旨在审查登报新闻。记者们很快就为这个部门奉上了“报业掐死局”的雅号。当时的名记之一，效力于《每日电讯报》与《编年报》的菲利普.吉布斯（3）曾多次乔装改扮混进前线，他用过的伪装身份包括传令兵、担架兵或者法国记者。他的很多同行也采取了类似的手段。吉布斯曾五次因为试图向后方发送新闻而遭到逮捕，但是前线新闻依然源源不断地传到了后方，要么是依靠美国报纸，要么是因为记者将稿件藏在帽子里偷偷运回了英国。基钦纳禁止记者上前线，并且威胁要将抓到的记者军法从事。吉布斯也被打发到了俄国。作为前线官兵最喜欢的报纸，《每日邮报》的应手则是刊登由军属转交给报社的战地家书。

这是军队思考模式与民主思考模式之间的典型冲突，在一战的大背景下很难说孰对孰错。后方的人们越是清楚前方战场的凶险条件与伤亡损失，民众整体士气崩溃的危险也就越大。此外无限制的新闻报导也肯定会让潜伏在英国的德国间谍搜集到重要的情报。但是这场战争不依靠平民的支持就根本不可能打赢。人们知道得越少，谣言也就越发猖狂。比方说有人声称俄国军队在苏格兰登陆，靴子上还沾着雪花，即将被派到法国。随着前方的伤亡越来越大，官方的胜利喜讯与家书或者回国伤员讲述的故事之间裂开了一道越来越深的鸿沟。与报道实际情况的新闻相比，这道鸿沟造成了远远更多的愤怒与绝望。基钦纳早在一战之前就是埃及的军事独裁者，他丝毫意识不到战争时期的议会民主有哪些需求。有趣的是，尽管德国在很多方面远比战时英国更加信奉威权主义，但是德国军队对待新闻的态度却远比英国更加开放，甚至比很多中立国都更开放，因此在当时从德国新闻媒体获取战场情况反而更容易些。

到最后基钦纳终于让步了，允许少量资质过硬的记者来到前线的英军总部进行采访。有些人写出了非常漂亮的稿件。下面这段文字是菲利普.吉布斯在第一次伊普尔战役时留下的，当时正在下雨，战场相对平静。

“在‘塞子街’以及其他几条战壕，他们站在积水里，面对着泥泞的战壕墙壁。他们的腿腐烂了，由于冻伤而变成了黑色。很多人都因为支气管炎与肺炎而不得不被抬走，直到他们所有人……都成了全身颤抖湿透的稻草人，身上浸透了泥浆，爬满了虱子。这些体面的英国人来自整洁的家庭，他们曾经在绿荫掩映的帕尔摩大街上散步。他们曾经周身收拾得毫无瑕疵，手上套着薰衣草熏香的小羊皮手套。如今这些人却成了害虫的口中餐，遭受了无法忍受的瘙痒之苦。”

战争诗人并不是唯一向公众描述战场情况的人。吉布斯的文笔有时候在现代读者看来实在过于乐观，但是他对索姆河战役的每日报道清楚表明，无论能否获得胜利，许多英军战士都稳步走向了死神镰刀一般的机关枪火力。以至于阵地上铺满了死尸，而且德国人远远没有因为炮火轰击而丧失斗志，而是越战越勇。他还报导了一名德军战俘的言论，此人声称十年之后英德两国还要再打一仗。这些文字可不仅仅是主旋律宣传而已，一战并不是英国新闻业最佳时刻。一场与国家关系如此深入的战争肯定不可能产生特别勇敢或者特别富有批判性的新闻报道。但是在好几副重担的压制下——包括关闭报社与逮捕记者为威胁——许多报社还是作出了相当漂亮的反应。政客们或许满腹闷气，但如果他们想挺过这场战争，那就离不开报界的支持。有两个人本能地理解了这一点，其一当然是丘吉尔，尽管他当时还在摸索，其二就是劳合.乔治。但是在这两人重新得势之前，英国还要面临一个在战前就差点将其摧毁的问题。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C3%A0_Court_Repington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milton_Fyfe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ilip_Gibbs

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是一个充斥着悲哀、勇气与眼高手低的故事。要想讲好这个故事，可供选择的开头有很多——例如芬尼亚兄弟会如何在美国筹款，例如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如何成立，甚至德国人如何出手干预。但是既然这场叛乱反对的是帝国理念本身，那么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一个远离欧洲的地方。在湿热贪婪的比属刚果中心有一个名叫马塔迪的肮脏小镇。在镇上的一座瓦楞铁皮棚子里，两名白人正在密会。两人都身材瘦长，留着胡子，情绪高涨。他们身边环绕着探险家、醉鬼、施虐狂、妓女以及指望通过屠杀大象获取象牙来一夜暴富的亡命徒。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伟大的约瑟夫.康拉德遇到了一位英国领事罗杰.凯斯门特爵士，后者的亲身经历足以与任何一本康拉德的小说相媲美。康拉德的《黑暗之心》日后将会成为英语文学当中谴责殖民罪恶的最有力作品，不过此时小说家本人却将心思放在了同伴身上。在他看来此人不仅聪慧机智，而且充满同情心。两人整整畅谈了十天。后来两人都回到伦敦以后又聚了一次。这一次康拉德留下了关于这位新朋友的文字描述。这位帝国官员“真会爆料！他告诉我好多我想要遗忘的事情，好多我从来都不知道的事情。”爱德华时代初期的康拉德与凯斯门特依然站在同一边，两人都热切地寻求着正义。

凯斯门特曾经与一位收集土著人头的比利时官员一起出游。他亲眼见证了受命采集橡胶的当地人遭到殴打、杀害或者截肢。他曾经牵着斗牛犬徒步走进丛林深处收集关于殖民者暴行的第一手证词。他曾经租用蒸汽船沿河驶入非洲大陆腹地，看到了康拉德所谓的黑暗之心究竟是怎样一番光景。他学会了好几种土著语言。他用连绵不绝的抗议信件轰炸了外交部，愤怒控诉了贪婪掠夺的白人如何欺压毫无还手之力的黑人。在国内，另一位作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详细描写了凯斯门特的办事作风。“我亲眼见过罗杰.凯斯门特爵士从那个国家偷运出来的人手，更确切地说就是被自由邦官员砍下来的刚果儿童的手脚。这些孩子的父母未能完成采集橡胶或者象牙的定额，所以他们的子女就遭受了这等劫难。”（就连康拉德都不禁怀疑这种事过于夸张，不幸的是康拉德错了。）凯斯门特也给比利时官员写过信，预言他们的统治将会把当地民族推向灭绝，而且整个殖民地区都会陷入毁灭——他的预言似乎在二十一世纪得到了悲惨的印证，此时的刚果确实已经变成了万户萧疏、无法无天且与外界隔绝的修罗场。简而言之凯斯门特并不是一般的殖民官员。不过他的确享有官方支持，尽管他的激进态度总是惹得官方非常紧张。他在1904年完成的《凯斯门特报告》本来就是奉英国政府之命完成的。这份报告详细揭露了比利时刚果殖民政府的各种暴行，一经问世就令全世界舆论为之骇然。

凯斯门特的事业促使他资助以及秘密支持了爱德华时代英格兰最具活力的激进组织之一，也就是刚果改革协会。这个组织的领头人是一位具有一半法国血统的年轻激进分子，曾经的造船工人E.D.莫雷尔（1），他与凯斯门特一起鼓动英国主流民意反对利奥波德二世国王在非洲的个人封地，并且将许多要人笼络进了反对比利时的事业，包括一大批贵族，柯南.道尔与高尔斯华绥这样的名作家，坎特伯雷大主教，好几名议员，热衷慈善的商人以及多名前任殖民地总督。他们掀起了极大的声势，以至于比利时国王成了《笨拙》杂志上最招人恨的角色。他们的影响力甚至播撒到了美国。最重要的是，就连比利时议会最终也接受了《凯斯门特报告》，开始采取措施将刚果的管理权从国王手中转移到国家这边。1913年刚果改革协会宣告解散，此时刚果已经实现了宪政变革并且采取了其他多项改革措施，因此协会至少可以宣称自己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刚果的斗争告一段落之后，凯斯门特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目标。1906年他被派往巴西，然后又转到了秘鲁，发现当地人同样被橡胶种植园主逼迫到了生死线上，于是他再一次代表当地人大声疾呼起来。这一回他同样在英国本土成立了反奴隶协会，而且同样也取得了一定的切实成效。等到他在1912年离开领事岗位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美名远播且广受尊敬的人，与众多政客以及作家都搭上了线——虽说他是个激进分子，却是个上层阶级的激进分子。但是还有几件事将会改变凯斯门特在后世人们记忆里的形象——而且将会变得面目全非。

因为凯斯门特就像康拉德一样算不上英国人。他是爱尔兰人。他的父亲曾经是帝国大军当中的普通一兵，曾身为龙骑兵在第一次阿富汗战争期间服役。他的母亲是都柏林的一名天主教徒，他则出生在都柏林城郊。他小时候父母就去世了，阿尔斯特的亲戚养大了他。因此他从骨子里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爱尔兰人。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了1912-1914年的一系列事件如何撕裂了爱尔兰，迫使成千上万人重新思考自己应当向谁效忠。凯斯门特加入了支持本土自治的爱尔兰志愿军，与卡森率领的阿尔斯特志愿军对抗。非洲与南美的经历使他养成了坚定批判帝国主义的立场。仅仅是这一点就已经很不一般了。更不一般的是，他开始有意识地将英国对于爱尔兰的不义统治与英国在非洲、埃及以及印度的统治联系了起来。他认为爱尔兰人就是“欧洲的白人奴隶种族”。1914年凯斯门特来到美国，打算为了在爱尔兰发动叛乱向芬尼亚兄弟会集资，但是战争开始之后他转而认为爱尔兰只有在德国的帮助下才能获得自由。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他赶紧返回欧洲直奔柏林。1914年11月他说服了德皇的手下宣布：“在任何情况下德国都不会以征服土地或者颠覆当地任何机构为目的入侵爱尔兰。假如有朝一日这场并非由德国掀起的伟大战争的运势使得德国军队踏上了爱尔兰的海岸，那么他们肯定不是一支意在劫掠的侵略军，而是由一个心怀善意的政府派遣的援军。”

这番表态对于凯斯门特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相信德国人必然会取胜，因此爱尔兰的未来将要由德国人来决定。在都柏林，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领袖们在战争刚刚开始没几天的时候就认定，最有胜算的作法就是在德国帮助下看准时机发动起义。他们已经渗透了爱尔兰志愿军以及其他多个团体，并且正在计划一场血腥的叛乱。这样做最起码也能迫使英军从法国前线分兵后撤，从而加速他们的失败。他们很快就通过瑞士联系上了柏林。与此同时，凯斯门特试图在德国招兵买马。他希望被俘的爱尔兰军团的成员——所有这些人都自愿为英国作战——加入所谓的爱尔兰旅。十几年前的布尔战争期间，曾经有三百多名爱尔兰武装人员顶着这个名号与布尔人并肩对抗英军。不过很多爱尔兰战俘都对他的提议嗤之以鼻。例如在林贝格战俘营括弧他就遭到了战俘们的殴打与推搡，还有人质问他收了德国人多少钱。在几千名爱尔兰战俘当中只有几百人愿意穿上铁灰色外套，佩戴上竖琴与三叶草组成的徽章，从而象征性地支持他一下。就连德国人也不太喜欢他那强烈的反殖民立场。毫不气馁的凯斯门特坚持要与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面谈，后者允诺支援他十万支步枪，派出一批德国军官与士兵作为援军，并且提供弹药。问题在于起义究竟要在什么时候发动。身在柏林的凯斯门特丝毫不知道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正在酝酿怎样的阴谋：他们已经决定要在1916年复活节宣布共和国成立。

不久前刚刚与社会主义领袖詹姆斯.康纳利（2）联手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早已裹挟了一大批中间派爱尔兰志愿军参加起义。凯斯门特发现这一点时已经为时已晚了。尽管德国人一直在热切地观望着战前爱尔兰的局势，但是德军高层却并不相信起义的胜算有多么高。当时住在柏林萨索尼亚酒店的凯斯门特向自己的德方联络人格奥尔.冯.威德尔伯爵寄出了一封又一封言辞越发焦灼的信件，在信中坚称如果没有正规部队支援以及足够火力，任何起义都必然失败。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陷阱。德国人只肯提供两万支步枪以及仅够支撑一两天激烈交火的弹药。如果凯斯门特同意接受，他将会回到爱尔兰参与一场灾难；如果他抽身而退，就会被人视为懦夫。他这样写道：“我不认为任何人曾经陷入比我现在更加难堪的局面，无论我做什么都必然是错的……身为一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我的本能是与我的同胞们同生共死，无论他们的计划如何鲁莽无谋。”于是他搭乘一艘德国潜艇，带上几个同伴回到了爱尔兰。与此同时一艘伪装成挪威船只的德国货轮装载着两万支步枪以及几挺机关枪也驶向了爱尔兰，但是英国海军部的译电员破译了相关电报，于是这艘货轮就在半途中被击沉了。通过德国经由梵蒂冈发布的信息以及一位曾经庇护过凯斯门特的神父的证词，很显然他返回爱尔兰的目的是阻止起义而不是领导起义。他乘坐一艘橡皮艇在特拉利湾登陆，还没来得及尽情欣赏“报春花与野紫罗兰的馨香以及回荡在空气中的云雀歌声”就被捕了，口袋里还装着从德国火车站前往潜艇基地的车票票根。他立刻就遭到叛国与蓄意破坏指控并被押赴伦敦。

曾经暂时收留过凯斯门特的莱恩神父很有责任心地警告各位起义领袖德国不会派兵相助，但他们还是决定照常举事。他们当中至少有些人看问题的角度与凯斯门特不一样，这些人都很勇敢，但同时也很狂热。其中数量众多的人们都与英格兰或者苏格兰有联系。比方说詹姆斯.康纳利就是由一对爱尔兰夫妇在爱丁堡生下来的，曾经在爱丁堡某晚报社工作过，后来加入了英军。二十八九岁的时候他返回了苏格兰，后来又来到都柏林定居。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主导人物之一汤姆.克拉克（3）是一位英军中士的儿子，曾经因为试图炸毁伦敦桥而被捕入狱，后来在都柏林售卖烟草为生。日后的爱尔兰总统埃蒙.德.瓦莱拉生在美国，母亲是爱尔兰人，父亲是古巴人。两岁时他来到爱尔兰并在此上学，后来成为一名教师以及凯尔特文化复兴的积极拥护者。曾经前往德国筹措军火并且设计了起义计划的约瑟夫.普朗克特（4）生长在爱尔兰，也在爱尔兰接受了教育，不过后来又在兰开夏郡斯托尼赫斯特学院的军官训练团里接受了军事训练。宣读起义宣言的帕特里克.皮尔斯（5）的父亲是一位英格兰人，具体来说是一位伯明翰的石匠。他同样通过爱尔兰文化与语言养成了民族主义立场，还成立了一所双语教学学校。他的民族主义观念颇为病态地聚焦在了舍生取义这一点上。战争开始之后他大声呼吁为了爱国而流血。“做下这桩事情对全世界都有益处。大地的古老心脏正需要从战场上榨取的红酒来温润一下，上帝还从未接受过如此丰盛的供奉。”

这番话完全是在歌颂血祭。有些驻扎法国的年轻英国士兵留下过更凶狠的诗作，相比起来与这番话也没什么太大区别。IRB的人们早就清楚，就算招募上一堆挡枪的靶子打头阵，他们也照样没多大胜算。起义要想成功，必须要有大炮、足量机枪以及德军支援——凯斯门特估计至少需要两万五千名援军。更糟糕的是，由于起义需要大量人手，因此爱尔兰志愿军的官方领袖们不批准这次起义，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组织已经被IRB渗透到了何等地步。结果预定的起义人员接到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命令，以至于只有1600余人真正参与起事，而且绝大部分作战都发生在都柏林市中心。起义军的成员包括IRB的知识分子，训练有素但是装备不足的爱尔兰志愿军成员，还有几百名来自康纳利手下的公民军的都柏林工人。只要英军大部队开过来，这帮人基本上就失去了占据预定目标建筑的指望，包括邮局、法院以及饼干工厂等等。一场原本打算直捣帝国核心的严肃起义在开始后不久就遭到了手忙脚乱的重新定义，起义目的也从谋取实效变成了摆足姿态。或许通过宣布共和国成立以及在战场上捐躯，起义者们能够改变爱尔兰的政治局势，使其在战争结束后不可避免地从英国独立出来。

如果英国方面应对得当，那么就连这一点愿景也要落空。遭到破译的德军密电码已经预先警告了英国政府复活节将要发生事变。因此人们很有理由认为英国当局肯定会率先出手将起义扼杀在发动之前。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令后人瞠目结舌的是，尽管英国政府掌握了爱尔兰志愿军秘密操练的证据，尽管英国军方截获了德军密电，尽管凯斯门特遭到了逮捕，但是起义军还是顺利占领了目标建筑，因为这些建筑根本无人把守。都柏林仅仅驻扎了1200名英军而且全都不在市中心。后人或许会认为早已在法国前线吃过苦头的英军肯定能发动有效反击，但是他们就连这一点都没做到。英军士兵依然会不管不顾地冲向沙包堆砌而成的工事并且迅速被击倒。在一场交火当中十二个爱尔兰士兵足足杀伤了几十名英军士兵。英军的炮火支援根本就是乱打一气，以至于前线英军还以为这些是爱尔兰人的火炮并且向炮位开枪射击。皮尔斯宣布共和国成立之后，负伤卧床的康纳利就命人用担架抬着自己在前线各地巡回露面鼓舞士气。但是等到英军增援赶到，英军炮火开始轰击位于邮政总局的起义指挥部之后，起义的结局也就近在眼前了。1916年4月29日，起义发动仅仅五天之后皮尔斯就命令全体义军缴械投降。英国方面死了132名士兵与警察，爱尔兰方面死了64名作战人员与250名平民。

甚至直到这一阶段起义规模依然很小，影响范围也得到了遏制，看上去根本不可能像起义领袖预想的那样点燃爱尔兰独立的导火索。与1600人的起义军相比，1916年志愿在弗兰德斯为大英帝国作战的爱尔兰人足有十五万。此外爱尔兰的主流民意肯定也并不倾向于共和派。报纸基本上不说他们的好话，他们的公众演讲总会引来一片倒彩。前文中我们大略介绍了几位共和派领袖，接下来我们也应该看看反对他们的政敌。比方说英国最有才华的画家之一威廉.奥宾。此人长着一条特别长的下嘴唇，平时总爱摆造型。1914年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深受欢迎的肖像画家，他日后的模特包括丘吉尔，黑格元帅，法军统帅福煦，以及一大批富有的贵族。但他也是个爱尔兰人，十二岁那年就进入了都柏林艺术学院进修。他曾经为爱尔兰本土自治运动的多名领袖画过画像并为其提供支持，1913年民族主义者们向霍斯偷运枪支的时候他曾在现场观望，他支持过詹姆斯.拉金领导的都柏林公交罢工。奥宾的一位模特名叫格蕾丝.基福德（6），她本人也是一位美丽的爱尔兰画家。在奥宾看来她就代表了“青春爱尔兰”的形象。日后她会在复活节起义领袖之一遭受处决的前一天晚上嫁给他，她本人也会坐牢。一战开始之后，奥宾就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也陷入了矛盾。日后将会在共和国声名显赫的另一位爱尔兰画家肖恩.基廷恳求奥宾离开伦敦回到爱尔兰，并且对他说：“把这一切都抛下吧，你反正也不信。”奥宾回答道：“求你了，我的一切都是英格兰给我的……英格兰人赏识了我，让我有了钱。现在他们要打仗，我必须参与进来。我不会上阵打仗的，但我会提供其他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于是接下来的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基廷悲哀地写道：“可怕的堑壕战，榆木脑袋的将军们，政坛恶棍，有钱的美国人，以及最终的结局（对于奥宾来说）：一天两瓶威士忌，失忆症，以及五十二岁就一命归天。”

这番话有意忽略了以下事实：奥宾是同盟国方面最优秀的战争艺术家。他用极为高超的技法表现了堑壕战的可怖场景。与现代主义以及立体主义同行们创作的更加出名的战场画作相比，这些画风传统守旧的作品远远更加令观者坐立不安。在奥宾的画作当中，观众们能看到德军士兵发黄的尸体，遭受强奸之后陷入疯狂的女性，因为军装被炮弹冲击波炸掉而赤身露体站在黑暗当中的士兵，以及阳光下的一切伤害与恐怖。战争结束时奥宾对于政客们已经丝毫不抱幻想了，将他们一概贬斥为“礼服老爷们”。但是同时他又受命为凡尔赛条约签订现场留下了一份官方记录，将战胜国领袖全都画了下来。他的作品气势惊人，庄严肃穆，但是在恢宏宽敞的镜厅里各国领导人的身形却小的可怜。这绝不是因为画家搞错了透视比例，而是有意为之的艺术效果。按照奥宾自己的说法，签约现场丝毫谈不上尊严二字，“人们相互说笑打趣……‘礼服老爷们’打赢了战争！‘礼服老爷们’带来了和平！军队被遗忘了。有些士兵在死后被遗忘，有些士兵在肢体残缺之后被遗忘，还有些士兵虽然还活着并且身体健全——但是已经被遗忘了。”讲述战争真相的伟大艺术家当然不仅只有奥宾一个人（他的朋友威廉.尼克尔森（7）也为加拿大总参谋部成员创作了一幅几乎同样凶残的集体肖像画，将战场废墟的大幅照片当成了画面背景。约翰.辛格尓.萨金特的《毒气战》令人胆寒地描绘了一列被毒气致盲的伤兵蹒跚走过满目疮痍的战场。斯坦利.斯宾塞对于战地医院的描绘更是栩栩如生，体现了他本人的最高水平。）但是假如奥宾当初并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呆在英国记录战争，那么我们今天对于一战的理解肯定会额外隔着一层。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都欠了他一份厚重的人情。此外他也绝不是唯一一个在战争期间选择留在英国的爱尔兰人。在叶芝的诗作当中永垂不朽的“爱尔兰飞行员”罗伯特.格里高利上校也是奥宾的校友。至于在两军交兵的战场上，阿尔斯特志愿军、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以及库拉富营地的“叛军”们也都是同生共死的战友。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被英国当局的愚蠢糟蹋了。他们忽视了一开始的情报，接下来又没能迅速阻止起义，不过他们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还是打击扩大化。新芬党并没有参与起义，但是所有“危险的新芬党”都被军警围捕了起来——总计超过3500名男女遭到了逮捕——至于众多确实参与了起义的人们更是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叛国罪审判。共有九十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十五人确实遭到了枪决，除一人以外全都死在了阴森的凯勒梅堡监狱。身负重伤的康纳利在刑场上站都站不住，刽子手只能将他绑在椅子上。普朗克特则在临刑前一天晚上娶了奥宾心中的女神。他们都在监狱的采石场上遭受了秘密处决，这一行刑地点为惨剧本身平添了一层恐惧与可怖的氛围。英格兰的主教与议员们，美国的芬尼亚兄弟会会员们以及梵蒂冈方面都感受到了这份恐怖。用一名主教的话来说，起义者的鲜血从监狱的牢门门缝里渗了出来。另外还有1500人遭到关押，扣留这些人的营地后来成为了爱尔兰革命的温床。这些毫无意义的杀戮彻底扭转了爱尔兰的民心所向。原本很可能会被视为跳梁小丑的失败者如今成了舍生取义的烈士。并未参与起义的新芬党将会自我改造成为争取爱尔兰全面独立的核心党派，并且在战争结束后收获大量选票。

至于凯斯门特呢？他的审判远不像当局所期望那样的顺利。身为一名英国公民他显然是当了叛徒，而且他也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此时他已经丧失了对于德国的信心，认为德国人都是“一帮蠢货”，早晚必然战败。一般来说《叛国法案》并不能用来审判在德国犯下的罪行，但是当局特意重新诠释了法条用来围堵凯斯门特——后来有人说他“吊死在了一个逗号上面”。社会上掀起了为凯斯门特求情的运动，运动发起人包括柯南.道尔、阿诺德.本涅特，G.K.切斯特顿以及高尔斯华绥。萧伯纳给主审法官写了亲笔求情信，叶芝的求情信寄到了阿斯奎斯手里。还记得当年的刚果反暴政运动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专程拜访了内务大臣。至于康拉德呢？他对凯斯门特的所作所为表现了一个爱国者理应流露出来的厌恶情绪。他告诉一名美国律师，自己最后一次见到凯斯门特的时候“他看上去比平时更加消瘦，他的眼睛似乎陷进了脑袋内部……他是个很好的旅伴，但是还在非洲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怎么说呢——根本没长脑子。我并不是说他很蠢，我是说他只知道感情用事。”将这番话与他当初写给凯斯门特的信件对照一下，康拉德此时的态度未免有些不厚道，话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被通匪的罪名吓怂了。与此同时凯斯门特逃脱绞刑架的希望也遭到了扼杀。一批他本人手迹的照片使得伦敦各地的俱乐部、议会以及各大报社都陷入了极度震惊与窃窃私语当中。警方搜查了凯斯门特在战前租下的位于伊伯里街的住宅，并且发现了他的日记。

凯斯门特是一名男同。其他秘密遭到泄露的男同的下场——要么声名扫地，要么干脆自杀——一直令他惴惴不安。除了给别人看的日记之外，他似乎还保留了一本“黑皮日记”，其中列举并描述了自己的若干位性伙伴。这本日记落入了英国特勤部门的手里。内务部随即开始深挖黑材料，阿斯奎斯看到了日记原件，大主教也得知了日记的存在，美国大使也知道了，报社主编更是得到了通报。凯斯门特的支持者们相互使了使眼色，纷纷安静下来。从那以后一直有人在争论这些日记是不是用来抹黑凯斯门特的赝品，但最近的研究认为这些日记的确出自凯斯门特本人之手。凯斯门特大概并不知道牢门外面发生了什么，但他的结局的确非常讽刺。这个人毕生当中一直在为其他人的苦难境遇奔走呼号，但他自己的手迹却出卖了他。他向上院提出上诉，上诉必须得到检察总长的批准——时任检察总长的F.E.史密斯（8）此前全力支持过橙衣会叛乱。但是上诉没能拯救他的性命，他最终还是走上了绞架。绞刑师后来评论道，“在所有经由我手打发上路的可怜鬼当中，他算得上是最勇敢的一个。”

但是在临死之前，凯斯门特在被告席上进行了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他否认英格兰法庭有权审判自己，并且希望阿尔斯特与爱尔兰剩余地区能够取得和解。然后他又斩钉截铁地主张每一个人都有自治的权利。这段发言至今听起来依然令人心有戚戚。

“我们的罪行只有一条，那就是我们热爱爱尔兰胜过珍视自己的性命。假如我们因此就要被当成罪犯与凶手，遭到枪决与监禁，那么任何自治政府的倡议都毫无可取之处，无非是扔给我们这些勇敢者的施舍。自治是我们的天赋权利，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就像生存权一样——就像触摸阳光、轻嗅花香、热爱人类的权利一样——既非来自他人的施舍也不能遭到他人的剥夺……就算是野蛮人的部落如果遭遇了我们现在的处境也肯定会奋起反抗。如果我连反抗的权利都没有，那我宁肯奋战而死也不愿苟且偷生。”

这番话虽然有些过于亢奋，但是确实在未来的岁月里得到了一次又一次应和，无数英国帝国主义的敌人们都受到了这番话的激励。威尔弗里德.斯科恩.布伦特认为这段陈词“超越了普鲁塔克的水平”。年轻而又敏感的伦敦见习律师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则认为这段话“极其雄辩且打动人心”。多年之后他将会领导另一块远远更大的帝国疆土实现独立。凯斯门特的遗体埋葬在了本顿维尔监狱，墓穴里填满了生石灰。1965年，他的遗体被运回了爱尔兰。爱尔兰方面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年迈的德.瓦莱拉也出席了葬礼。英国政府夺去了凯斯门特的性命，却极大地助长了他的事业，使其越烧越旺，日渐沸腾，最终逼近了内战的边缘。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E._D._Morel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mes_Connolly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Tom_Clarke_(Irish_republican)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seph_Plunkett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trick_Pearse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ace_Gifford

（7）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Nicholson_(artist)

（8）https://en.wikipedia.org/wiki/F._E._Smith,_1st_Earl_of_Birkenhead

劳合.乔治爬上首相之位的过程是当代英国政坛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故事之一。他曾经是个激进派，天生民主派，有钱人的祸根，军方帝国主义者在布尔战争期间的天然敌人，阿尔斯特联合主义者与英格兰托利党联盟的眼中钉。他将会成为一名慷慨激昂的战时领袖，他的演讲充溢着烈火与爱国主义劲头，他的手中掌握着近乎独裁者的权柄，他当年最犀利的敌人——博纳.劳、联合主义领袖卡森以及米尔纳勋爵——转而成为了他的支持者。做到这一切的他摧毁了自由党，迫使其分裂成劳合.乔治派与阿斯奎斯派，并且确保了两次大战间期的英国不可能出现中左党派——这一时期的工党依然只是个孱弱的婴儿而已。他是战前英国进步政治的主要推手，又是战后英国保守政治的始作俑者。他像水银与烟雾一样捉摸不定，像金粉与清漆一样炫人眼目。他是一个谜，解谜的线索则在于他始终是个局外人。自由党英格兰的权力网络上没有他的位置。就像多年以后的托尼.布莱尔腻烦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样，劳合.乔治对于自由党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无甚兴趣。他只相信自己的能力与真抓实干的效用。他越来越倾心于白手起家一往无前的生意人而不是党派份子或者其他议员。他的权力源自自我炒作。他能与千百万名选民打成一片，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与他走得很近。他对于一切实际行动都抱有骇人的高昂热情。身为英国领袖的阿斯奎斯是一名喜好哲思的议会活动家，秉承“静观其变”的座右铭——在和平时代这一策略确实合情合理，因为很多时候看似复杂的局面确实会在冷处理之下自行化解。但是1916年的英国需要一位远远更加活跃的领袖——这个人要拥有足以吓退几十个魔鬼的旺盛精力，还要拥有足以压倒几十个天使的雄辩口才。当然，像这样的人肯定不可能是完人——例如劳合.乔治就有贪污腐败、生活放纵以及不择手段的毛病——但是像这样的人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对于劳合.乔治来说，阿斯奎斯组建联合政府的最直接效果就是把最难干的差事交给了他：他成了军火供应的总负责人。这份工作听上去很没光彩，但是在英国的第一场工业化战争面前，要想做好这份工作就必须在劳资领域采取革命性的手段。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劳资纠纷都要靠他一一化解。为了填补征兵导致的劳动力缺口，资方雇佣了大量资历较差或者经验较少的工人，而工会方面则竭力抵制这种做法，认为这是往工人队伍里面掺沙子。不管怎么说，雇佣新人都意味着大量的工作，包括组织岗前培训，签订新工资协议，采用更多节省人工的机器，等等。劳合.乔治必须加快工厂雇佣女工的速度，与雇佣一般的新人相比雇用女工的问题更加敏感。他必须将全国各地零敲碎打的工业网络整合成一套单一高效的生产体系，唯此才能保证枪支、炮弹、车辆、飞机、船只以及引擎的供应。他必须整顿英国的交通体系。他必须设法让军工业的工人们更努力更出色地工作。他必须保障这些人的衣食住行。而且他必须在局势最惨淡的时候完成这一切工作，为全体英国人加油打气。阿斯奎斯与他相比只是个名义上的领袖，根本应付不了他的领导方式。

当然，这一切都不容易，事情的进展也绝非一帆风顺。当劳合.乔治来到克莱德的时候，社会主义者在造船工人当中的影响力非常大，其中还包括好几位正宗的革命人士。针对贪婪的私人房东的抗租斗争也闹得如火如荼。因此他很是焦头烂额了一阵。为了弹压局面，他一开始确实逮捕并监禁了克莱德工人委员会的好几位领头人，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不能只靠硬的一手。于是他再一次受到了朗特里的影响，极大地扩张了面向军工工人及其家属的福利体系的覆盖范围。到最后他的新部门变成了一台野心极大的社会改良机器，远远超过了战前英国政坛任何人的梦想。他的部门修建了超过11500座民居，修建的宿舍数量则是这个数字的两倍。此外他们还兴建了九百多所职工食堂，总共能容纳一百万名员工用餐。政府的官方正史记录了劳合.乔治掌管部门的福利事业子部门事无巨细地考虑过哪些问题，其中包括要为制作爆炸物的工人配备奶牛从而提供鲜奶，还要决定“可可与牛奶作为营养饮料对于这些工人各有什么好处；板油布丁的能量价值；曲棍球棍与拳击手套的成本；树立秋千的成本；花种的成本；为工人子女修建游乐场的成本……工人子弟夏令营经营成本……每一名工人必需的最小洗衣槽面积……有轨电车过于拥挤的问题与渡船数量问题；包括煎锅与门垫在内的各种宿舍设施，”等等等等。劳合.乔治有时候自己也觉得这一切颇为吊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生产反而导致了整个行业的人性化改良。如果有人想找寻当代英国福利体制的源头，那么肯定要追溯到1916年。

劳合.乔治承担这份工作的时间总共也就一年多一点。但是当他离职的时候，英国的重炮生产率提升了1200%，将重炮从后方运到前线的速度提升了94倍。在他上任以前，从无到有生产一枚中型炮弹所需的时间是一年。到了1916年7月这个数字已经缩短到了十一天，生产重型炮弹的速度还要更快。有人告诉他基钦纳认为英军每个营配备四挺机关枪就足够了，劳合.乔治反唇相讥道，他要“将基钦纳的最大数字进行乘方，结果再乘以二。为了确保好运，接敌之后还要再乘以二。”这话虽说有些托大，但是英军的确不缺机关枪。工人们找到了为炮弹装药的高效新方式。在战前被战争办公室抛弃的迫击炮也得到了大量订单（并且取得了效果拔群的战绩）。尽管战争期间罢工始终此起彼伏，但政府依然与工会与工人领袖签订了新的协议。等到战争结束时，劳工部直接控制的工人数量已经达到了三百万人。这就好比是自由党主导的斯大林主义，只不过比斯大林主义更加高效，而且资方也有钱赚。当然，这样的大好局面并不是劳合.乔治一个人的功劳，而是群策群力的成果。他确实雇佣并且鼓励了很多杰出的商业人才，此外还有许多改革措施是时代的产物，就算没有他也会出现。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英国第一次着手实施战时经济，而战时经济的原则与自由党一度奉行的放任主义经济理念完全背道而驰。这套体制彰显了富有活力且敢于打破陈规陋习的领袖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劳合.乔治并没有因为这番出色表现而成为威尔士不信国教者或者左派人士心目中的英雄，但是在饱尝战火滋味的军方人员眼里他却越来越有领袖气质了。

假如战争局势再好看一点，阿斯奎斯兴许并不会被精力旺盛的劳合.乔治搞下来。可是这几个月对于英国来说却是整个战局最糟糕的时候。沙皇的军队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卢斯战役又是一场流血漂橹却又收效甚微的惨剧，致使约翰.弗伦奇爵士在1915年12月丢掉了前线总指挥的位置，由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取而代之。征兵制度终于得到推行，但是征兵表格的错误却引发了极大的民怨，因为很多已婚男性反而排在未婚男性前面遭到了征召。1916年2月德军开始攻击凡尔登要塞，战斗将会持续将近一年时间。德军的战略企图是引诱法军打消耗战，从而“放光他们的血”。这一战略差一点就取得了成功。卡森对于政府的放任政策越发不满，干脆辞职以示抗议。紧接着复活节都柏林起义将伦敦打了个措手不及。再往后坏消息更是一个接着一个，不仅来自达达尼尔海峡，还来自巴尔干。由于塞尔维亚以及罗马尼亚盟军的失败，在希腊的萨洛尼卡登陆的英军被困在了当地动弹不得。接下来登场的是索姆河绞肉机，这一仗是凡尔登战役的直接后果，但却远不如前者那样容易包装成为胜利。阿斯奎斯的权力日益动摇——其他大臣们注意到他双手发抖，两腮哆嗦，眼含泪水，面部抽搐——与此同时劳合.乔治的股票价格正在水涨船高。

那么劳合.乔治有没有密谋反对阿斯奎斯呢？这简直是一定的。就像兔子忍不住连蹦带蹿一样，劳合.乔治也忍不住玩弄权术。他确实很得阿尔弗雷德.哈姆兹沃斯的青睐，但更重要的是各家报纸都在吹捧他——就算常年矫情镇物的阿斯奎斯这一回也绷不住了。他在写给薇妮莎的一封信中描述了自己当天步行前往唐宁街的一路上心情多么郁闷。“有时候我都觉得诺斯克里夫与他那帮污秽的爪牙们兴许是对的——无论世界上的其他人如何评价我都无所谓，我就算不是个欺世盗名之辈也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还是个不掺假的蠢货。真正的考验究竟是什么呢？”与此同时，劳合.乔治则认定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要用一套更有效的联合政权来取代现有政权，他就必须得到联合主义者的支持。他与博纳.劳养成了越发稳固的关系——尽管两人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高尔夫球球友了。基钦纳沉船而死之后——诺斯克里夫声称这是大英帝国交了天大的运气——博纳.劳与劳合.乔治开始争论谁更适合担任战争大臣。本性使然的博纳.劳做出了让步。于是两人将生米煮成熟饭的结果摆在了阿斯奎斯面前。无奈的阿斯奎斯将这个职位交给了劳合.乔治，博纳.劳本人则后退到了辞职的边缘。后来博纳.劳又挂了个虚职，头衔更好看了，可是没多少实权。

阿斯奎斯在1916年的冬天正式下台了。最终了结了他的冲突也正是现代政客应当如何打赢一场现代战争的核心问题。他的战争理事会规模太大，运转不灵。他本人也始终坚持老一套：每到周末依然要去乡间别墅休憩，依然花费大量时间与女性友人通信，依然毫不愧怍地享受牌戏与流言蜚语。他依然是一位不可等闲视之的智者，在很多方面依然比劳合.乔治更有魅力——至少他的人生经验远比劳合.乔治更丰富。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来证明自己了。劳合.乔治希望组织一支人数有限的精干团队来全权处理一切战争事务。博纳.劳也认可这一点，而阿斯奎斯则不敢苟同。1916年9月，又一场驱使士兵白白送死的进攻夺去了他的长子，这一打击几乎摧毁了他。（经常有人认为战争的主导者们远离现实，意识不到信件与电报每天都会将数以万计的死讯发回国内。但是蒙受丧子之痛的阿斯奎斯并不是个例。博纳.劳的长子与次子都战死了。他的朋友吉卜林更是因为痛失爱子杰克而为人所知。劳合.乔治的儿子也在前线。有一次他去法国拜访朋友，看到此人的儿子在战场上被子弹击中头部，遭受了严重脑损伤，只得缓慢而又痛苦地死去。这一幕害得原本已经十分紧张的劳合.乔治差点精神崩溃。诺斯克里夫的家族总共损失了七名子弟。不让儿子上战场的贵族、巨商与政客自然也不是没有，但是他们总会遭到上层圈子其他人的回避与冷眼相待。）

这一次捅出第一刀的依然是报界。诺斯克里夫告诉《每日邮报》主编，“找一张劳合.乔治的微笑照片，配图文字是‘就趁现在’，再找一张阿斯奎斯最难看的照片，配图文字是‘走着瞧’。”他还要求从此以后政府一词一定要用双引号括起来。他亲笔撰写了一篇社论，斥责“政府”是“永远下不定决心的23个人组成的集团。”此外他还亲自拟定了一条头版新闻标题：“阿斯奎斯——尸位素餐”。今天的政客经常抱怨自己遭到了报界的粗暴对待，其实他们稍微读点历史就会发现情况历来如此。在一场遮遮掩掩的议会叛乱之后，托利党领袖博纳.劳意识到他自己的议员越来越不满意他的领导，也越来越不能忍受阿斯奎斯的执政风格了。在日后的报业巨头麦克斯.阿特金的居中说和之下，博纳.劳与劳合.乔治形成了合力。眼前的局势显而易见，不仅要打发掉一个伤痕累累的阿斯奎斯，还要解决掉他手下一整个爱德华时代的自由党派系。取代他们的新政府将会包括少数几位支持劳合.乔治的自由党人，少数几位工党成员，大多数人都是自从1906年以来就远离权力的联合主义者与托利党。在不举行选举的前提下这样做无异于战时的议会政变。比阿特丽斯.韦伯在日记里写道，英国迎来了“精彩绝伦的应急政府——成员都是反动人士，形式极其不民主。”这将是自从克伦威尔以来英国经历的第一个独裁政权，政权的创始者则是“一群报社老板组成的强力联合体。”劳合.乔治似乎并不太介意关于独裁的言论——“独裁”这个词在当时还没有沾染上如此黑暗的意味——而是反问道政府的作用除了发号施令以外还能是什么？这个联盟集结了激进右派与激进自由党，整合了各种高声大嗓忿忿不平的人物。他们的对立面则是满腹怨气的自由党多数派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外加少数几位反战主义者。这是一个全国政府，尽管就组成人员的范围而言远远赶不上1940年丘吉尔政府那样宽泛。

既然说到了丘吉尔，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这个依然站在屋门外面的寒风里打哆嗦的缺乏耐心之人现在处境如何呢？他在前线呆了一段时间，在近卫步兵连服役，期间他差一点就丢了性命。当时他接到电话去后方面见一位将军，结果他前脚刚走一颗炮弹就掀翻了他所在的掩体。接下来他成了皇家苏格兰火枪团的指挥官。这一次他在战壕里呆的时间并不长，仅仅在1917年初呆了五个礼拜。然后他所在的部队遭到了合并，而他也赶回伦敦继续搞政治去了。在法国的时候他认识了博纳.劳的朋友与联络人、加拿大大亨麦克斯.阿特金。这是一段意义重大且延续终生的关系。实话实说，丘吉尔在前线并没有赶上任何一场大型战斗。如果换一个人在前线没待几天就跑回伦敦，那么肯定免不了胆小怕死的嫌疑。但是丘吉尔无疑是个很勇敢的人，从来不怕以身赴险。他离开战场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无聊与心气难平。他坚定相信自己的使命并不是指挥区区几百个士兵，而是驾驭整个大英帝国。此时劳合.乔治阴谋顶替阿斯奎斯的运作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丘吉尔也满心期待地以为自己又有出头之日了。但是事实证明他还需要继续等待一段时间。听到这个坏消息之前不久，丘吉尔正与自己的托利党朋友F.E.史密斯一起在蓓尔美尔街的RAC俱乐部里洗桑拿浴。史密斯邀请他洗完了之后一起去赶个饭局，阿特金与劳合.乔治也要参加。饭吃到一半劳合.乔治就先行告退了。阿特金早就知道素来对托利党满腹敌意的丘吉尔肯定不会被纳入新一届内阁，于是尽可能婉转地告诉丘吉尔，“新政府肯定非常符合你的脾胃，你的很多朋友都将加入新政府。”一点就透的丘吉尔当场就发飙了。“史密斯，这家伙知道新政府里没有我什么事！”然后他怒火熊熊地冲上街头，礼帽拿在手里，大衣挂在胳膊上，丝毫不管追在他身后极力劝解的史密斯。

劳合.乔治确实很看好丘吉尔，日后也确实会将他纳入自己的班子。但是在1917年初，英国正面临着战败的危机，德军在法国依然占据上风，俄军一败涂地，巴尔干地区的盟友纷纷落败。因此与照顾丘吉尔的面子相比，劳合.乔治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操心。我们完全可以合情合理的认为，1917年初劳合.乔治上台时的英国比起1940年丘吉尔治下的英国更接近战败的边缘。为了力挽狂澜，他决心大刀阔斧地重组政府。按照劳合.乔治的传记作家乔治.格里格的说法，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更接近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而不是传统的英国内阁。全权负责战争事务的战争内阁只有五名成员——劳合.乔治本人，托利党党首博纳.劳，工党党首阿瑟.亨德森，还有两位托利党右翼帝国主义贵族。博纳.劳日后将会成为下院的领头人，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前劳合.乔治都会尽可能地忽视日常议会活动。他发表了大量振奋人心的演讲——在广播技术出现之前，由报纸大量转发的演讲稿就是国家领导人向广大民众发声的唯一途径。他开始积极参与高层外交——几十年后此类活动会被统一冠以“峰会”的名号。并非所有人都心满意足或者获得了成功，比方说劳合.乔治并不信任黑格，因此密谋将他降了一级，让战绩并不好看的法国将军罗贝尔.尼维尔担任了联军统帅。但是他许诺过的除旧布新的旋风的确如期刮了起来。

上文当中我们将新政权与克伦威尔以及罗伯斯庇尔进行了比较，那么事实情况究竟怎么样呢？这是战争时期的权宜之计，集中了全国精力最充沛的人们，将议会排挤到了一边，推出了最能符合当前局势要求的临时领导层，从而在有必要的时候能让各界专家以及军事领袖掌握权力。五人制的战争内阁不仅短小精悍，总能专注于最迫切的事务，而且极其活跃，至少每天都要召开一次碰头会。他们还会犯下更多错误，做出更多影响二十世纪走向的决定——从巴勒斯坦与伊拉克的命运到欧洲的形状都要受到他们的影响。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沙皇政权将会遭到革命颠覆，德皇将会流亡国外。到了那时候，劳合.乔治的政府看上去也就没那么标新立异了。随着和平的降临，议员们将会重新振作起来，摆脱劳合.乔治与他的白厅革命。但是至少在目前英国终于拥有了足以应付第一场现代战争的第一套现代领导层。爱德华时代就在这一刻正式结束了。这个时代的结束标志并不是乔治七世国王的去世或者1914年战争爆发，而是劳合.乔治建立了独裁制度。

是叫太阳报吧？或者说太阳报继承了他。

不过您为什么用吞刀吐火描述战士呢？这更像是描写杂技演员的词，英文原文是什么呢？

诺斯克里夫的作用是创建了小报文化，为后来者铺路。

暂时想不到更好的译法了。I'm all ears.

那么朱重八又是那个大人物的后代子孙？朱重八从一无所有到九五至尊，难度比他的后代要高了不知道多少倍。按照你的理论，岂不是更加应当有优良的基因？那么他又遗传了那位800年前的大人物？

顺便说一句，朱元璋生于1328年，那位朱总理是1928年生的，1998年上台当的总理。从出生算差了600年。从上台算差了660年。

似乎是愿意接受我的建议，理解错了勿怪。

如此我就斗胆提出两个臆想了：

首先是很俗的：浴血奋战的

然后是靠近一点原文的：那些尽尝硝烟滋味的

期待您的下文。

血统论根本算不上什么理论，要辨论起来是漏洞百出。

但是，几千年的经验积累，让老祖宗们有了龙生龙的模糊认识。

就像中医一样，理论上解释不清楚，但是实践上确实可以找到很多例证的。

现代遗传学的研究也证明部分基因是可以遗传的。

比如，现在查癌症，查精神类疾病，还要问到家族病史。

还有性格，人们在孩子们的身上多少都能看到父母的影子。我不认为人人生而平等，除去家族的权力财力这些外在的东西，每个孩子的脑力，体力都存在差别。

但是，人的成长除了遗传，还要受到成长环境，个人机遇的影响，如果把血统论看绝对了，那就是反动了。

朱八八的遗传，不必当真，一笑而已。

但是，我是真的认为一夫多妻制符合进化论的自然规律。不应该由法律来禁止。

一战的海上战斗并没有掀起多少波澜，基本上局限于以下几个话题。首先是战前的无畏舰军备大赛，然后是日德兰海战——人们普遍声称这一仗以令人厌倦的平局告终，再然后战败的德国帝国海军则上演了充满瓦格纳风格的谢幕表演，在斯卡珀湾集体自沉。如今的人们想到皇家海军与德国海军之间的激烈战斗，所有的故事全都来自二战——无所不用其极的潜艇猎杀与反猎杀，生死一线的北极圈运输船队，扣人心弦的俾斯麦号追歼战，等等。这样说来，在爱德华时代建造规模越来越大的燃油钢甲舰队的努力是不是有些无的放矢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假如皇家海军没有没封堵住德国舰队或者在海上的正面遭遇战当中落败，那么英国就没办法在一战期间维持粮食与燃料供应，在法国作战的英军很快就会无力支撑。劳合.乔治与丘吉尔都打算通过攻击巴尔干地区或者颠覆土耳其来赢得一场更迅捷并且没那么血腥的胜利。同理，德国最高指挥部也希望通过控制海权来饿扁英国的肚皮，迫使其不战而降。这也是德皇在战前扩充海军的动机之一，而且这一招差点就奏效了。德国潜艇对英国威胁最大的时刻是1917年而不是在下一场世界大战期间。与针对单独一艘战列舰的追猎相比，日德兰海战是远远更为重要且更加悲剧的事件，无论那艘战列舰多么高调。

在战争初期，皇家海军并没有取得一般英国人心心念念的显赫战功。他们在小规模接触战当中损失了好几艘船，听任德国巡洋舰从指缝间溜走，甚至就连威风凛凛的无畏舰都沦为了水雷与鱼雷的牺牲品。但是总体而言，英国海军针对德国的封锁越来越有成效，德国人的反制手段——也就是利用潜艇针对商船发动无差别攻击——则是促使美国参战的重要因素之一。皇家海军元帅约翰.杰利科被当时的人们称作唯一一位能在一个下午输掉整场战争的人。假如德国舰队全军覆没，对于德国人来说固然也是一场国家级的灾难，但是德国陆军的战斗能力却几乎不会受到影响。假如杰利科的舰队遭到歼灭，那么英国人就只有求和这一条路可走了。杰利科也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在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与他的主力舰队都驻扎在奥克尼群岛的斯卡珀湾，剩余战力则集中在苏格兰的福斯湾与克罗默蒂湾，与德国人隔海对峙。像这样无所事事地耗费时光很令人丧气，尤其是在堑壕战的惨淡消息传到海军官兵耳中的时候，尽管他们确实获得了磨炼高尔夫球技与钓鱼技术的好机会。另一方面，本来就处于弱势的德国海军将领同样无甚作为。直到1916年2月，一位才能卓著且崇尚进攻的赖因哈德.舍尔上将成为了德国海军的主帅。此人头脑冷静，性情开朗，带兵有方，而且决心要将英国人拖入自己预设的战场。换句话说就是要发动毫不留情的潜艇攻击并且派出德国战船到处发动破袭战，引诱杰利科与他的下位竞争者戴维.贝蒂中将主动出击。到了1916年5月底这一策略终于奏效了。

尽管被称作日德兰海战，但是开战的地点却是在北海中部，大约位于挪威以南100英里左右，距离丹麦日德兰海岸还要更远一点。舍尔派出自己的副手弗兰茨.冯.希佩尔中将率领四十艘战船引诱英国人出战。杰利科与贝蒂事先已经得到了情报。此前有一艘德国战船被俄国人俘获，另一艘德国战舰则在澳大利亚搁浅，因此英国人截获了德军的绝密海军密电码。海军部40号情报室里的秘密团队截获并破译了德军密电。舍尔与希佩尔运气不错，因为皇家海军很不信任平民破译员，并且很怀疑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因此没能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但是英国海军的确很清楚这是苦等已久的破局良机，因此集结全力来到海上与德军正面交锋。双方舰队的规模都非常庞大，无畏舰位于舰队核心，小一号的战舰环绕周围。这将是海上的索姆河大战。一位海军战史学家这样写道：“双方都下达了命令。五十八座移动的灰色钢铁城堡——三十七座打着一面旗号，二十一座打着另一面旗号——即将迎头相撞，全世界最强大的两支海军当中最强大的无畏舰即将大开杀戒。”

整场战斗的详细经过一言难尽，这里的篇幅肯定不够用。简单来说，贝蒂乘坐的战巡舰率领一支较小规模舰队在北边遭遇了希佩尔，双方激烈交火，贝蒂没占到便宜，两艘英国最出色的战船被打得粉碎。德军舰船的火炮更加精良，船体装甲也更结实，能够承受更严重的炮火打击。用贝蒂自己在战斗期间的话来说：“今天咱们的船全他妈不太对头。”此时德国人还不知道杰利科正率领着规模更大的另一支舰队赶来增援。头破血流从北边返航的贝蒂引诱着希佩尔以及率领主力舰队的舍尔正面迎向了杰利科。火力全开的皇家海军无畏舰重创了德国海军，使其仅仅支撑了几分钟就败下阵来。在此紧要关头，舍尔展现了高超的指挥技能，率领舰队高速掉头后撤。德军舰船的动作如同海上阅兵一样漂亮，以至于唬得英军一时竟不敢追击。奇怪的是，明明已经脱离战场的舍尔又杀了个回马枪，并且又被英军无畏舰劈头盖脸地轰击了一顿。这一回他终于下定决心撤退，并且命令驱逐舰向英军战列舰发射全部鱼雷。杰利科下令战列舰全体掉头，以船尾对着发射过来的鱼雷，因此一条船也没有损失。这样做的代价则是错过了追击德军的战机，只能眼看着受损严重的德军战船逃之夭夭，无处可寻。德军趁夜色强行冲过另一只较弱的英军舰队并且返回了港口。日后杰利科将会因为未能效仿纳尔逊而遭受无休止的批评——进攻进攻再进攻才是英国海军的光荣传统——而杰利科则坚定辩称自己不能在英军已经掌握制海权的前提下拿着主力舰队去冒险。等到英军舰队也返回苏格兰的时候，北海中央已经覆盖了一层燃油、尸骸、碎片与被炮弹炸死的死鱼。

两支海军都展现了令人惊叹的英雄主义。好几艘受损最严重的德国巡洋舰在最后时刻都朝着英军战列舰发动了半自杀式的冲锋进攻，从而掩护其他战舰脱逃。英军这边也有几艘小型驱逐舰不顾死活地攻击德军无畏舰，甚至发动了冲撞攻击——相当于步兵单兵对抗坦克。双方也都犯下了严重的战术失误并且遭到了战场混乱局势的误导。英军有查探敌情的飞机，德军有齐柏林飞艇，但是作战当天的天气使得双方都无法执行任务。就像在地面上一样，双方的最高指挥官在大多数时候对于交战最激烈之处的情况都只能了解个大概。按照弗兰德斯的日伤亡标准，日德兰海战的伤亡人数并不算大——英军死伤6768人，德军死伤三千人多一点。从舰船损失来说，皇家海军损失了六艘巡洋舰与八艘驱逐舰，德军则总计损失了十一艘战船。就像索姆河与伊普尔一样，这次战斗未能打破原本的僵持状态——但是确实影响到了更广泛的战局走向。

舍尔的舰队返回德国之后受到了隆重欢迎，这一仗的结果被德国人视为重大胜利。彩旗飘扬，全国放假，德国报纸兴高采烈地宣称英国海军遭到了“歼灭”。由于情报混乱与审查制度作祟，英国人一开始也接受了德国的宣传口径。全国上下一片消沉，船只纷纷降半旗，剧院也熄灭了灯光。杰利科与贝蒂则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代理人战争，两人都声称对方责任更大。他们在日德兰战场上都犯下过重大失误，尽管杰利科遭到了更苛刻的对待——因为贝蒂的心思远比他更灵活，也更擅长操纵媒体。但是德国人犯下的错误同样严重，而且到头来他们的舰队已经无法自由航行，而皇家舰队在返回基地四天之后就做好了再度接敌的准备。日德兰海战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空耗军力。假如英军获得完胜，就能将控制范围从北海扩张到波罗的海从而得以直接支援俄国，这样一来1917年俄国革命的结果兴许就要改写。假如德军取得完胜，那么他们也就等于赢得了战争。

德国在海上的下一招确实差点赢得了战争。战争一开始双方的战略家就意识到水雷、鱼雷与潜艇将会彻底改变海战的作战模式——例如水面舰船封锁敌方港口的难度将会远比从前更高。费舍尔很早就是潜艇的拥护者，不过英国海军内部的主流观点很反感这种“鬼鬼祟祟”的战斗方式，还有一位海军上将声称应当将俘获的敌方潜艇乘员当做海盗论处，换句话说就是绞刑伺候。德国人研发潜艇的速度一开始并不快，在战争初期也不太相信这些内部环境有碍健康的小艇能发挥多大作用。但是在1914年9月，一艘编号U9的潜艇击沉了三艘英军巡洋舰，杀死了1400名英军。这么漂亮的战果令德国全国欢欣鼓舞，潜艇从此一战成名。对于德国人来说，用饥饿战术来对付英国非常合理。他们不仅要切断英国的粮食供应，还要切断燃料与原料供应——英国人针对德国的海上封锁也是出于相同的目的。但是为了有效实现封锁，德国潜艇不仅要攻击英国商船，还要对一切进入英国港口的船只进行无差别攻击。路西塔尼亚号就是这一策略的著名牺牲品之一。

路西塔尼亚号是冠达邮轮公司的台柱之一，在战前岁月里曾经赢得过横穿大西洋的蓝缎带。1915年5月，这条船搭载1262名乘客从美国出发驶向英国，大多数乘客都是英国人，不过美国人的数量也不少。此外船上还装载了一批炮弹、步枪子弹以及高爆炸药，不过当年的宣传有意忽略了这一点。这条船在距离爱尔兰南部海岸十英里的海面上遭到了U-20潜艇的鱼雷袭击。船只沉没速度太快，以至于救生艇都来不及放下来。总共有1200余人死于这次袭击，其中有94名儿童，他们当中又有三分之一是婴儿。此外死难者当中还有128名美国公民。溺水儿童遗体随波飘荡的照片成功地在大西洋两岸引发了强烈的愤怒与厌憎，不过德国却将这次袭击当成了不起的战果大肆宣扬。一场激烈的宣传战随即爆发，袭击事件的正当性成为了交锋的关键问题。美国人群情激愤，威尔逊总统尤其怒不可遏，以至于迫使德皇修改了潜艇作战的章程，可是这样一来又引起了自家海军将领的不满。慕尼黑有一位无名匠人制作了一枚纪念袭击事件的徽章，一位旅居伦敦的美国人戈登.赛弗里奇——也就是著名的牛津街百货商店的老板——将这枚徽章复制了三十万份，借以纪念德国人的野蛮行径。为了不让美国参战，德国人在1915年下半年缓和了潜艇作战的强度。但是到了第二年，为了彻底扼杀英国的粮食供应，德国人又掀起了新一轮潜艇战，淹死了更多美国人。威尔逊的态度越发强硬，迫使德皇再度下令潜艇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攻击商船。刚刚被升任成为公海舰队总司令的舍尔一气之下干脆命令全体潜艇返回基地。

美德关系在1916年有所缓和。威尔逊因为成功地令美国置身于战火之外而赢得了连任。公海作战的规矩依然没有定论，但是德国潜艇的活动确实受到了限制。但是在1916-1917年之间的冬天情况再度恶化起来。德国已经使出了全力，比对手更加缺少人力，饥饿的利齿已经深深啃噬进了普通民众的生活。煤炭、石油与肉类都陷入了短缺，土豆歉收意味着主食也要配给供应。饥荒正在步步紧逼，奥地利人警告声称革命与饥荒正在携手降临。英国人的封锁战略收效显著，而且他们的战争物资——粮食、燃油、棉花、钢铁、木材、马匹、弹药等等——都是从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运来的。因此德国的敌人正在稳步占据上风，德国国内“释放潜艇”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但是原本的症结依然存在：要想通过足够凶狠的潜艇作战剥夺英国的战争能力，就必然会将美国卷入战争。这是一场危险的赌局，要想取胜有两种可能：要么设法分散美国的注意力或者劝说其不要宣战，要么在美军集结之前就通过极其成功的潜艇作战彻底击溃英国并且控制住大西洋。投掷这样的骰子看上去确实有些莽撞无谋，但是德国当时已经没有多少选择了。老迈的兴登堡元帅与他的副手鲁登道夫——这两人日后都会为希特勒夺权出一份力——的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德皇最资深的顾问，历来更加谨慎的贝特曼.霍尔韦格正在逐渐失势。

1916年12月，海军统帅亨宁.冯.霍尔岑多夫告诉兴登堡与其他高层将领，法国与意大利之所以依然还在战斗，“完全是依靠了英格兰的能量与力量。”换句话说，“只要打断英格兰的脊梁骨，战局就会立刻倒向我们这一边。”而英格兰的脊梁骨就是海运。为了维持英国的正常运转，至少需要1075万吨的船运吨位，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中立国。霍尔岑多夫估计德军潜艇每月能击沉六十万吨位的船只，另外还能吓退一百万吨位的船只。只要放开手脚大干五个月——也就是到了1917年夏天——英国就会丧失战争能力。所谓放开手脚就意味着不加预警地击沉一切试图前往或者离开英国的船只，包括美国船只在内。尽管贝特曼.霍尔韦格一再恳求，强硬派还是在西里西亚的一座偏远城堡里做出了最终决定。1917年1月31日，德国人宣布从次日起发动无限制潜艇战。140艘德国潜艇磨刀霍霍，每一艘都携带了十六枚鱼雷，续航时间长达六周，水下潜行距离长达八十英里。邮轮与客轮接二连三地爆炸沉没，无数美国人、英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与荷兰人纷纷葬身大海。尽管如此美国人依然不情愿参战，他们的反应依然局限于愤怒的街头抗议。但是德国人接下来出了一步昏招。他们想唆使墨西哥与美国开战，许诺要帮助墨西哥夺取德州、新墨西哥州与亚利桑那州。传达这条信息的“齐默曼电报”——齐默曼是发送电报的德国外交部长——被英国海军部40号情报室截获并破译，然后译文就被送到华盛顿摆在了威尔逊总统面前。总统立即对德宣战。这样一来终点线就近在眼前了。德国潜艇能在美国干预一锤定音之前就结束战争吗？

胜负之间的距离其实很近。德国人仅仅用了几周时间就逼近了自己的沉船吨位目标。到了4月份预定目标就被轻松打破了——被击沉的船运吨位达到了八十六万吨。商船惨遭屠杀，英国随即陷入了燃油、砂糖以及其他多种食品的短缺。走投无路的英国人尝试了一系列应对手段。比方说所谓的Q型船就取得了一定成功。这种船只伪装成没有武装的商船，将大炮藏匿起来，用来伏击浮出水面的潜艇。为了诱骗敌人上钩，皇家海军的官兵们学会了假扮荷兰或者挪威水手，做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手忙脚乱地弃船逃生，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士兵则躲在暗处忍受潜艇炮击，直到对方踏进陷阱为止。这一策略确实摧毁了十几艘德国潜艇，但是策略的成功完全取决于潜艇艇长是否会为了节省鱼雷而浮出水面用火炮轰击商船。到了1917年夏天艇长们全都学精了，将鱼雷奇袭当成了唯一的攻击手段。英国人的另外一招则是满世界找船——各种型号锈迹斑斑的老古董都被送上了跨大西洋航线迎接德军潜艇的袭击。第三招则是在英国兴建更多船只。新成立的船运部控制了英国所有商船，顺便再次打击了一把放任政策。各种新式武器纷纷出炉，例如性能更好的水下监听设施与深水炸弹。从主力舰队当中抽调出来的驱逐舰在最危险的航线上来回巡航。但是单凭这些手段并不足以遏制船只损失的势头。到了1917年初夏，随着夜晚时间的缩短，潜艇的猎杀机会也越来越多。看起来英国当真只有求和这一条路可走了。

拯救英国的转机源自思维方式的转变。海军部的策略历来认为船队没有用。商船速度太慢，船长水平太差，无法组成紧密队形，也无法做出集体规避动作。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船队的目标比起单独一艘船大得多。1917年海军部的文件就声称：“显然，组成船队的船只数量越多，潜艇袭击得手的可能性就越大。”最后，海军驱逐舰数量太少，不足以为船队提供全程保护。但是这种思路有问题。海军自己应用船队的做法就很成功。他们运用船队向欧陆运送军队，遭受潜艇袭击的船只数量非常有限。无畏舰出海的时候周围也围绕着一层层驱逐舰。因此将商船编成船队的论点在政府内部开始逐渐抬头。劳合.乔治与时任战争内阁秘书长的莫里斯.汉凯都不同意传统派的观点。商船船队策略刚刚实行不久，由潜艇造成的损失就开始下降。最后一片解谜的拼图终于被摆在了正确的位置上。的确，船队的目标比单独一艘船更大，但是大海实在太大了，这点区别实在无关紧要。潜艇错过一支船队的机会就像错过一艘船一样大。但是如果大量船只零零散散地渡过大海，那么潜艇难免总会碰到其中一艘。如果潜艇错过了一支船队，那也就错过了船队里的每一艘船。就算潜艇碰上了船队，也只能在射出一两枚鱼雷之后就仓皇撤退，免得遭到护航驱逐舰的攻击。这个答案既简单又有效。潜艇的威胁从未消失，但是再也算不上心腹大患了。等到美国驱逐舰也加入护航队伍之后，德国人的最后胜算也落空了。法国战场上还会发动若干场大战，德军还会向巴黎发动最后一次突击。但是只要大西洋生命线得到保障而且美国人也投入战斗，战争的结果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变数了。但是当时在英国国内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

德国人扼杀英国的企图彰显了一项事实：现代经济或者现代国家不能将女性排除在外。战争刚开始时女性投票权活动家们依旧势头高涨。超过一千人遭到逮捕，女性社会政治联盟的领袖要么坐牢要么沦为了逃犯。宣战的时候埃米琳与克丽斯塔蓓尔.潘克赫斯特母女正在法国避风头。很多人都认为女性最终赢得投票权多亏了妇女土地服务队与军工厂里的女工，但是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尽管看上去还是与以往一样鸡飞狗跳，但是女性投票权运动在1913-1914年期间始终在稳步推进。工党很有可能在下一次大选时宣布要让全体党员支持女性投票权运动，联合主义者也与态度较为缓和的女性投票权活动家们讨论过可能的政治交易，就连阿斯奎斯都暗示自己兴许会改变原有立场，至于劳合.乔治更是与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私下接触过好几次。这位潘克赫斯特家的女儿此时已经脱离了女性社会政治联盟，转而成为了女权运动社会主义派别的领头人。就算没有一战，女性投票权运动的胜利也是历史进步的大趋势。事实上一战反而推迟了最终的突破性胜利，不可挽回地分裂了潘克赫斯特一家，并且拆毁了女性社会政治联盟。不过从反面来说，等到1918年女性最终赢得投票权的时候，一切反对力量几乎全都不存在了，就连诺斯克里夫与《每日邮报》都出人意料地成为了热情的女性投票权拥护者。

这一局面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埃米琳与克丽斯塔蓓尔.潘克赫斯特母女。开展之后不久两人就重新定位了自己的角色，从女权主义叛逆摇身一变成为了不遗余力的爱国主义啦啦队长。政府刚刚宣布大赦全体入狱以及在逃的女性投票权活动家，她们就立刻投入了支援战争的工作当中。埃米琳在伦敦召开会议，商讨德国威胁论。一位退休的海军上将查尔斯.彭罗斯.菲茨杰拉德在福克斯通成立了“白羽社”，希望女性能拿起象征懦弱胆怯的传统标志白羽毛，在街头巷尾羞辱那些在本土身着平民服装“游手好闲”的男性。女性社会政治联盟也承担起了这项任务。组织的内部刊物《女性投票权活动家》暂时停刊了一段时间，复刊之后一连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抨击某几位大臣的亲德嫌疑，并且口沫横飞地鼓吹强硬态度。1915年取代了原有刊物的《不列塔尼亚》更是在头版顶头位置打出了“为了国王、为了国家、为了自由”的口号。许多在战前坚定支持过女性投票权事业的左派和平主义者——例如工党党首拉姆西.麦克唐纳——如今都成了《不列塔尼亚》的凶狠攻击对象。在政府经费的资助下，联盟组织了规模多达三万名女性的大游行，主张女性也有参与战争工作的权利，攻击罢工者是亲德派或者布尔什维克，此外她们还协助了基钦纳的募兵宣传运动。

另一方面，西尔维娅则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她支持劳资谈判，还来到伦敦东部以切实行动支持工人阶级家庭——她在公开场合演讲的时候依然会遭到嘘声与烂蔬菜的洗礼。到了1917年，埃米琳受政府委托前往俄国鼓动战备努力（拉姆西.麦克唐纳也想前往俄国与埃米琳打擂台，但是船长不让他上船）。她赶到俄国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即将推翻临时政府，因此她没起到多大作用。此时的西尔维娅已经坚定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女性投票权运动就像潘克赫斯特一家一样已经遭受了无可挽回的分裂。她们的宣传路线越发强硬尖刻，克丽斯塔蓓尔张口闭口不离性病二字。因此很多士兵都觉得她们其实是在打着支持战争的幌子攻击男性。战争诗人的作品当中流露出来的厌女倾向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于这一点的抵制。在他们看来，这些自以为是的女人只会到处挥舞白羽毛（有时就连伤兵或者回国休假的士兵也不能幸免她们的纠缠）以及高谈阔论淋病的害处。与此同时，女性社会政治联盟内部也有许多人认定埃米琳与克丽斯塔蓓尔只是在组织奄奄一息之际空耗公款去美国与法国旅游而已。很多成员都会在开会的时候冲她们喝倒彩并且当着她们的面离开会场。

尽管妇女土地服务队得到了大量宣传，但是全职投入农业生产的女性数量并不多。农民更喜欢童工，因为童工工资更低。但是女性的确大量涌入了军工、交通文职以及其他工作岗位，填补了奔赴战场的男性留下的空缺。1914年到1918年之间，英国工业部门雇佣的女性数量从八十万提升到了将近三百万。将近四十万女性投入了文职工作，二十万女性成为政府雇员，银行业还另外雇佣了五万左右的女性。从格拉斯哥的有轨电车到利物浦的炮弹工厂，从伦敦地铁到公园里的女性巡警，英国的面貌一夜之间突然变得不一样起来。裙子比以前短了一点，穿长裤的女性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工厂或者农场里。抽烟的女性就像男性一样常见。此外全社会的道德态度也发生了偏转。大量背井离乡投奔前线的男性在国内留下了许多未婚先孕的女性，她们的孩子被统称为“战争婴儿”，人们还会筹款支持孩子的母亲。其他形式的支持也取得了突破，例如胸罩终于开始取代老式胸衣。一位外交官声称，当他在1911年离开伦敦的时候，“伦敦以及其他大城市以外还买不到避孕药，可是到了1919年随便哪个乡村医生都有存货。”无论怎样，爱德华时代的女性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女性投票权事业的最终胜利却是威斯敏斯特内部的一场意外导致的。威斯敏斯特就好像一张台球桌，弹子球之间的撞击总会划出意料之外的轨迹。男性获得投票权的前提之一是要有职业资质。但是战争搅乱了整个社会的生产秩序，不仅奔赴前线的男性离开了原本的工作，就连留在后方的男性也往往会被调换到其他岗位上。这样一来战前的选民登记信息就没用了，如果继续沿用这套信息，为国作战的英雄们将会纷纷失去投票权，这样的场景未免有些尴尬。换句话说旧日的规矩必须废除。就坡下驴的阿斯奎斯趁机宣布自己对于女性投票权的立场有所松动。1917年初，由贵族与下院议员组成为委员会建议向达到特定年龄、有能力在地方政府选举当中投票或者与登记选民成婚的一切男女赋予选举权。起初的赋权年龄被设定为三十岁，换句话说840万名女性将会有权投票，远远超过女性投票权活动家们战前最乐观的预想。这一提案在1917年6月的下院以压倒性多数票获得通过。在爱国主义思潮影响下，一向反动的柯曾勋爵在这个问题上投了弃权票，于是上院也顺利通过了这一提案。1918年2月提案正式成为了法律。女性工人对于这一进步感到满意吗？或许吧，不过她们还有更迫切的问题需要担忧，例如军工厂里化工原料的毒害将许多女工的皮肤都染成了黄色，以至于她们落了个“金丝雀”的外号。

再这么牛逼下去，要教你“任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