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那些年那些人说过的话（转） -- 俺老孫
那边进行了热核爆破，按理说，汉贼不两立，我们应该沮丧和愤恨。但是，我想，和我一样，情不自禁欣喜的，恐怕为数不少。这算不算媚匪通共?算不算侍领袖不诚?算不算置忠孝节义不顾?我告诉大家，不算!热核武器是没有政治属性的，它既可以用来捍卫自由世界，也能被赤共用来奴役世界。现在，那边搞出了这个，这是政治上的悲剧，却是民族的壮举。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悲剧就不存在了。那时，就只剩下民族壮举，让我们骄傲，让我们争雄于寰宇!
——1965年《用科学与民族的视角看问题》，钱思亮，台湾省，中央研究院院长
“今天我站在这里，面前有这么多的所谓呛声民众，你问我的心情？那好，我告诉你，我的心情好的很，好的出奇！这些人呛声，正说明我今日的举动，戳到了他们的神经。什么神经？台独的神经！我郝某人，一生一世，就是个中国人。我和李大总统(指李登辉)不同，他在先总统(指蒋经国)面前说自己是中国人，如今不说了。我过去说，现在说，将来直到我死，我仍然说，我就是个中国人！没错，我半生都在跟老共(指中共)斗，现在依然不认同他们。但怎么看老共是一回事，支不支持统一又是一回事。我生在中国盐都，学在中国南京，长在中国湘、桂之间，服役在中国台湾省，我一辈子没离开过自己的祖国，我不愿意到死的时候，却躺在另一个所谓国家的土地上！今日，我回家去探望桑梓故土，这是我，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自由与权利。那些呛声的人，他们连祖宗都不认了，我有什么理由在乎他们？厥他老母！”
——郝柏村，原中华民国总统府侍卫长，原中华民国国防部参谋总长，原中华民国国防部长，1999年4月3日《临行前的感言》
注：1999年4月3日，郝柏村先生偕夫人郭莞华，率儿子郝龙斌、郝海婴及孙女郝汉祥一行12人起程飞赴大陆，开始返乡扫墓之行。因其特殊身份，这次大陆行在台湾的独派中，引发强烈反弹。当日，上千名台独民众聚集在机场，要求郝柏村“不得离开台湾”、“不要出卖台湾”，场面几近失控。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国中央财政弱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他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
——李学先，原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
“关于中央的指示(指1988年4月中共关于“协助友邻国家相关机构清剿金三角地区非法武装组织”的公开指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怎样执行？中央的指示是一个筐，把原则与大方向贴在标签上，里面的鲜货要精挑细选，同志们要明白这一点。……掌握好大原则。第一，我们精神上支持缅甸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但行动上不配合；第二，我们谴责非法武装，但我们不承认我们保护的人是非法武装；第三，我们要公开强调对地区武装冲突的反感，并强烈呼吁地区和平。……同志们，这是外事工作，不是政工工作，我们需要灵活与智慧，希望同志们深入理解”。
——普朝柱，原中共玉溪地委书记，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1988年5月1日《临时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这个地方（指阿富汗），一直在乱，以后会更乱。塔拉基（指原阿富汗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被处死，这应该是一个起点。当然，他（指塔拉基）也可能还活着，但无关紧要，他已经失去控制权，等于政治死亡。阿明（指原阿富汗部长会议主席）清洗了反对派，改组军队，向宗教势力妥协，最关键的是向美国人试好，这些举措，我们可以肯定，是要触怒勃列日涅夫的。他（指勃列日涅夫）现在自认为是个神，是比列宁、斯大林还高大的存在。他个人不会喜欢阿明的挑衅，苏联的地缘利益也不允许这种做法。按照老大哥的一贯作风，或者找代理人打一仗，或者自己上阵打一仗，总之，是要打仗，这点不用怀疑。怎样的做法，符合我们的利益？参见尼克松在印支的境遇，我们认为，苏联人赤膊上阵比较好（全场笑）。阿富汗没有越共这样硬的领导核心，但那里有一百年来的反侵略传统，还有一处处手握实权的部族、宗教首领。在我们看来，这些势力是极端反动的，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反动，他们要拼死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这一点，或许会让那位比列宁更伟大的人物头疼好久（全场笑）。我们，美国人，包括欧洲人，都会关注苏联的动向。一句话，我们不主动参与，但要默认鼓励，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让老大哥崴脚的机会，我们要把握住！
——刘宁一，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原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79年10月2日《在阿富汗局势通报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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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盲人帮盖了好几层楼，但他忙中必乱，不如俺有条不紊，真·来也。
有人跟国外媒体一个调调，说咱们逼得太紧(指1995、1996年中国两次在台湾海峡的导弹试射)，让那个小岛子里团结了，适得其反。
这是屁话！
它团不团结，是它的事。中央怎么处理，轮不到它说三道四。
它团结也好，不团结也好，提两国论就是挑衅，就是反叛，就是要打击。
几个导弹就团结了？好啊，都团结起来，把目标集中起来，让我们认清谁是同胞，谁是敌人，我们的法宝是统一战线，朋友多就多统一，朋友少就少统一，没有朋友，就打出朋友来！
50年前我们不怕，如今有枪有炮，我们难道就怕了？
所以说，是屁话！”
——固辉，原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副书记，1996年《统一思想，从内部开始》
……
做这个工作，盯住一件事不放，没有意义。防不胜防，我们干的，别人干的，只要有这条战线，就没有止境。总结的教训，吸收的经验，当然还有政治上的损失或收获，这些是系统性的东西
……
要关心，不要过于关心，精力用对地方，珍惜职业生命，和生命。老生常谈，同志们还是要认真对待。”
——谢皖(疑化名)，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对外保防侦察局局长(未经官方公布，存疑)，1988年1月《形势分析会上的讲话》
注：
1987年5月，法国里昂地方媒体，第一次透露原中国国安部干部俞强声，在阿根廷南部遭遇刺杀死亡，并暗示凶手为“具有受害者原职业背景的人”。伺候，数家海外媒体相继报道此事。但中、美双方均为对此表态。
谢皖，疑为化名，根据西方情报部门的分析，疑为1993——1998年间公安部领导班子成员之一，具体存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对外保防侦察局，即所谓外卫行动局，也即西方舆论界称“掌握中国数百万海外留学生、务工人员间谍”的机构，但中国官方从未承认此机构存在，故存疑。
……
有的时候，让心思安静些，不是坏事，能保命。怕不怕死，不是现在该想的。想与不想，都不是个人可以决定的。这个领域，残酷不是时效性的，是常态
……
先把智慧、聪明都放掉，有一说一，不要画蛇添足。
这是个系统性的组织工作，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而特殊化。
理解，或不理解，都是个人问题，收起来，服从。
这是一切。”
——许永跃，原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原中共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原国家安全部部长，1999年11月《特别发言》
注：
1999年4月，台湾间谍叶炳南在大陆被捕后，牵连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和总后勤部军械部大校局长邵正忠等人，造成极大政治地震。
1999年7月起，大陆军界和各情报系统开始为期长达五年的“全面整肃”。据西方情报机构分析，有超过13万人被降职、撤职、审查、判刑，至少2700人“消失”。
这是转载，为不连累楼主，大部分清掉，楼里有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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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必须出兵，朝鲜不能丢。但出兵是手段，不是目的。出兵把美帝赶走，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的一步。赶走美帝后，要不要再保留朝鲜，保留这个国家，我的观点是，不需要。朝鲜作为民族国家存在，对于我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必要性。让朝鲜人民加入到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让朝鲜的无产阶级成为我国无产阶级一份子，这样才真正符合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的主旨。这种联合，也为日后我国与苏联进行无产阶级政治联合，积累必要经验。我们必须要牢记，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所谓爱国主义，而是解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朝鲜要出兵，但朝鲜没必要立国，这就是根本利益。“
——1950年9月《我们的目的与经验》，王稼祥，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首任驻苏联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东北留在我国，或者并入苏联，哪一个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最有利?我想，绝大多数同志都会认同，并入苏联，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贡献更大。相比于我国，苏联已经建立起高度发达的重工业体系，拥有令帝国主义望而生畏的强大军事力量，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保护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东北并入苏联，将极大地加强苏联的原料供给能力，最大限度地将资源转化为打击帝国主义的现实力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更强有力地物质支持。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们不应固守狭隘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观，而应从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上考虑问题。同样的理由，也可以应用于北朝鲜、印度支那等问题上。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个人保留以下建议：一，东北并入苏联; 二，北朝鲜并入我国; 三，印度支那部分地区，由我国执行主权管理。
——1953年9月《为了共同的信仰》，高岗，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357864-1.shtml
人家骂得对不对呢？要我说，是对的。
我们确实很贪嘛，单我批条子，就从收了300多人，都是顶尖的专家。
据我所知，老主任(指原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也批了不少，有的还是咱们的大使偷偷带回国的。
我看，这个要嘉奖嘛(全场笑)。带回一个专家，比带回几卡车军需更要紧嘛。
截止到今年，咱们收容了多少人，这个是机密，不能对同志们说……
其实，我本人也不知道，密级不够嘛(全场笑)
这就是趁火打劫，我们要承认。
谁让你自家乱了(指苏联解体)，自家打得热火朝天，自家人不认自家人，还不许邻居沾点小便宜？
更何况，这不是什么善邻，还是标准的恶邻，差点跟咱们兵戎相见的恶邻嘛！
当然，今后的局势，谁也说不好。
研判所(指国际关系研判中心)有人预测，咱们和老大哥，还有接近的时候。
毕竟嘛，美国人还虎视眈眈嘛。
但那是日后的事，以后你家门清净了，咱们再合好。
至于当下，该伸手，我们还是要伸手，这就民族利己主义。
谁说无产阶级不利己的？”
——丁衡高，原国防科工委主任，第十三届中央委员，1993年7月《骂就由他骂》
注：
1991——1994年间，中国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内部混乱的时间，先后吸收原苏联军工复合体领域技术人员、武器专家等超过5000人(据美国兰德公司1996年公布的调查显示，为7429人)，由此引发俄罗斯国内军工领域的严重人才匮乏。
1993年2月，叶利钦曾就此，专门向中国表达不满，并要求中方“释放被绑架的俄罗斯公民”。中方回应“中国没有权利拒绝通过合法途径、自愿来华的外国公民入镜”。
——1988年1月《在当前形势下的一些感受》，刘西元，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