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6月22日玫瑰园会面之后又过了四天，金通知奥德尔另找一份工作。在他看来，为了维持与肯尼迪政府的结盟关系，这场自我清洗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且他还觉得与利维森相比，当局对于奥德尔的攻击更加难以抵挡，因为奥德尔确实拿着领导大会的工资。金历来都非常不乐意开除员工，哪怕是在理由特别充足的时候。这次做出这一决定对他来说无异于壮士断腕。要不是肯尼迪政府又刺了金一下，他大概并不会选择与奥德尔一刀两断，而是会满心歉疚地将分离过程拖延很久。

6月30日，《伯明翰新闻报》首次将金的名字送上了头版头条：《金的领导大会继续雇佣奥德尔，尽管对此矢口否认》。这篇文章直接引用了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其中包括针对奥德尔的监视与窃听记录，例如奥德尔去年1月造访多尔切斯特参加伯明翰运动筹备会期间的信息。这篇文章将金打了个措手不及，这场公关袭击对他来说实在太突然了——八天前他才刚刚与肯尼迪总统在玫瑰园长谈了一番，一周前他才刚刚在底特律参加了圆满成功的底特律游行，六天前他才刚刚与顾问们商讨了对待肯尼迪最后通牒的方案，四天前他才刚刚通知奥德尔做好离职准备。

金原本以为他处理这摊腌臜破事的速度已经快的不能再快了，但他很快就从伯克.马歇尔那里了解到，政府的时间观念远远比他要强得多。简而言之：总统跟你说的话你不能拿着不当回事。肯尼迪总统告诉金国家利益要求他摆脱奥戴尔的时候，肯尼迪总统的意思是他必须二话不说就立刻摆脱奥德尔。在其他场合，联邦调查局更有可能针对金发起这样的新闻攻势，甚至还有可能遭到肯尼迪政府的反对。但是这一次的新闻并非出自联邦调查局的手笔，而是来自罗伯特.肯尼迪最青睐的记者之一詹姆斯.弗雷德，此人基本上将自己的办公室设在了司法部，并在伯明翰危机期间旁听了好几次重要会议。

金终于充分领会到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一旦他同意将奥戴尔当成居心叵测的颠覆分子并且将其解雇，那么他甚至就连自行设定解雇时间表的余地都没有了。7月3日，他刚刚从威尔金斯-拉斯廷峰会赶回来就给马歇尔寄去了一份他写给奥德尔的解雇信的副本。这是金向政府递交的正式投降书，但是他仍然拒绝接受政府迫使他解雇奥德尔的基调或者理由。他在解雇信中认为奥德尔困境的根源完全在于麦卡锡主义黑名单的遗毒，他的措辞则毫无疑问地将奥德尔视为一名反对不义的高尚见证者：“当然，你的离职是一项重大的牺牲，足以与牢狱之灾相提并论。本质上你之所以失去工作是因为受到了种族主义者的威胁。我们都在祈祷这个国家真正成为自由之地的那一天能够尽早到来，愿上帝保佑你，继续激励你为人类同胞们服务。”奥德尔就此离开了领导大会，加入了《自由之路》（Freedomways）杂志社。这是由W. E. B.杜博斯的追随者们在纽约创立的一份杂志，员工当中包括好几位著名黑人美共成员。

奥德尔走人之后，压力就转移到了利维森身上。此时利维森仍然在厄瓜多尔休年假。表面上他是在基多照看自己投资的干洗店，其实则是在利用干洗店的免税优惠来补贴自己徒步穿越安第斯山脉的度假旅行。这一年他带着十几岁的儿子安迪参加了一场激动人心的革命主题观光游。根据基多城里街头巷尾的传闻，卡洛斯.阿罗塞梅纳总统在欢迎美国大使的招待会上醉酒撒疯，当众掏出家伙冲着潘趣酒盆里面撒尿。为了挽救国家的荣誉，陆军发动了政变，坦克很快就隆隆开上了街头。在现场见证厄瓜多尔国内局势动荡的同时，利维森也是同样精彩的美国国内政治大戏的缺席主角。这场围绕他展开的戏码在许多方面都像极了十九世纪法国的德雷福斯丑闻。两起事件的歇斯底里程度可谓不相上下，关键区别在于前者的歇斯底里发生在政府机密的高墙背后，后者则发生在众目睽睽的社会舆论场里。

金决心抵制肯尼迪总统要求他驱逐勒维森的个人命令。显然，由于他无法解雇一个并不为他工作的人，肯尼迪的要求意味着政府不仅要管理金的用人决定，还要控制他的友谊与人脉——甚至还想决定他能向哪些人寻求建议并且听取意见。这样做无异于思想控制，这套做法的主谋则是认定天下无人不通共的J.埃德加.胡佛。金一直在努力保持一副开放包容的心胸，即便是对于民权领域最恶劣的敌人也不例外。现在肯尼迪政府居然要他主动回避一位亲爱的朋友，一想起来他就觉得极其反感。

金的第一道防线就是要求政府方面出示证据。 他在7月份放话声称，除非政府履行肯尼迪总统在玫瑰园做出的承诺，将利维森意图颠覆美国的证据公之于众，否则他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这一招迫使罗伯特.肯尼迪和伯克.马歇尔陷入了进退不得的窘境，因为他们不可能一方面履行对金的承诺，同时又不违反保护胡佛机密的义务。他们两个都认为胡佛既然发了话就肯定有道理，并且希望金也能接受这一点。但最后经过几次推迟，伯克.马歇尔还是同意在新奥尔良的联邦法院与安德鲁.扬见面。扬到达法院之后，马歇尔领着他来到走廊，以免有人在暗中偷听。然后他并未给出对方期待已久的证据，而是言辞恳切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知道鲁道夫.阿贝尔上校是谁吗？”马歇尔解释道，阿贝尔是有史以来被判间谍罪的级别最高的克格勃军官*。马歇尔加重语气又补充道，如果扬知道阿贝尔是谁，那么他也就应该知道斯坦利.利维森的问题是什么性质。马歇尔说他不能再多说了，总之金博士应该清楚利维森与阿贝尔上校是一路人。

这条信息让金和他的顾问们都有些茫然。难道马歇尔当真相信利维森是一位许多年前在斯大林或者贝利亚的授意下渗透进美国的俄国人吗？倘若政府当真相信这一点，那么为什么还要为了利维森应得的“惩罚”而劳心费力地与马丁.路德.金谈判呢？直接把他抓起来不就完了吗？马歇尔的这套说辞他自己真信吗？过去两年多以来金一直经受着日益升级、令人汗毛倒竖的攻讦与指控，不过他对于美国国安部门传达天意的形象多少还抱有些许信心。但是这次的指控彻底粉碎了金心中的最后一丝幻想。金与助理们开玩笑说，如果斯大林当真发明了一个名叫斯坦利.利维森的傀儡，并且做出了利维森以前做过的那些事迹，那么这位独裁暴君对于人类倒也不是全无贡献。日后哈里.瓦赫特尔以及其他人干脆给利维森起了个绰号叫做“上校”，将他比作超级间谍阿贝尔。

源自白人世界的荒谬事件曾经不止一次地迫使金受苦遭罪或者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一套充满敬意的反制策略，这一回也不例外。“阿贝尔上校”信息似乎表明肯尼迪兄弟要么真心相信胡佛，要么觉得他们不得不屈从于胡佛。回想起肯尼迪总统口中无所不在的监视以及关于政治讹诈的暗示，金更倾向于着重关注后一种解释。根据这一理论，他精心制定了一套妥协方案，希望能让肯尼迪兄弟用来安抚联邦调查局的一把手。

金指派克拉伦斯.琼斯于7月16日向政府提交了他的计划。琼斯私下里来到伯克.马歇尔的办公室，向满屋子律师给出了一份试探性质的回应。他说他以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要不然政府的刑事检察官和间谍专家早就亲自下场了。因此金很乐意采取措施消除肯尼迪政府的政治弱点，从而帮助政府抵挡住存心刁难的隔离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有可能拿着美共问题做文章的势力。具体来说，金将不再与利维森直接沟通。那样的话，无论是谁在窃听民权运动内部的电话通话都听不到有可能引发颠覆国家指控的言论，就像肯尼迪总统跟金博士提起的那样。琼斯继续宣称，尽管金愿意将这种牺牲强加于利维森他自己，但是他依然希望政府明白，他没有任何与利维森彻底切断联系的正当理由。他依然完全信任并且喜爱利维森。他坚决保留通过琼斯等中间人与利维森交换意见的权利。

琼斯向马歇尔表示，如果政府能建议一下金与利维森之间可以安全使用哪些间接渠道，该计划的效果还会更好。琼斯尤其表示他不太希望与利维森通电话。马歇尔正确地意识到琼斯这是想探查清楚哪些电话线遭到了窃听，因此忽略了琼斯的暗示，只是强调各方“别无选择”，必须斩断金与利维森的瓜葛。琼斯认为马歇尔这句故作神秘的回答表明肯尼迪政府勉强接受了妥协方案，但是事实证明他实在有些一厢情愿。马歇尔向罗伯特.肯尼迪汇报称，琼斯希望他能与金合谋规避联邦调查局的监视，罗伯特一听这话当即决定勃然大怒。当天下午罗伯特通知联邦调查局，他想加强监听利维森的力度，换句话说就是针对马丁.路德.金和克拉伦斯.琼斯之间的通话进行监听。

罗伯特的不满至少有三点原因。首先，琼斯说这话的时机简直糟糕之至。在过去四天里，密西西比州长罗斯.巴内特和阿拉巴马州长乔治.华莱士一直在攻击肯尼迪政府遭到了颠覆分子的渗透，引发了全国性的头条新闻。《纽约时报》宣称《巴内特指控肯尼迪协助赤色种族阴谋》。两位州长都出席了参议院针对新的民权法案举行的听证会，并且出示了海报大小的金的照片，照片内容是1957年金在高地人民俗学校向民权大会致辞。两位州长都一口咬定高地人民俗学校是一所“共党分子培训窝点”。巴内特声称他知道联邦调查局掌握了关于民权领导人“真正动机”的信息，还建议各位参议员直接向联邦调查局询问这张照片的情况。华莱士则向参议院提供了一篇新闻报道。这篇报道引用了一位号称“在联邦调查局从事反间谍工作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卡尔.普鲁索（Karl Prussion）的言论，此人认为金参加过的共党组织数量比任何美国人都要更多。

就在琼斯来访的那天早上，罗伯特与伯克.马歇尔才刚刚紧急呼叫了联邦调查局的联络员考特尼.埃文斯（Courtney Evans），给了他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去查证迈尔斯.霍顿和其他几个在高地人学校照片当中与金一起出现的人究竟是不是身份确凿的美共成员。参议员们都想知道高地人照片是否真的能证明金接受过共党栽培。司法部长已经安排好了在国会山作证的时间，因此迫切需要这些信息。联邦调查局卡着最后时限给出了一份事实可靠的报告。埃文斯告诉司法部长，高地人学校不是美共的培训机构，但确实主张种族兄弟情谊，并且有时允许个别美共成员到校参观。金从来没有在高地人学校接受过“栽培”——他只访问过一次高地人学校，目的就是发表演讲。至于这张照片上与金一起上镜的人们，只有一位阿伯那.贝利（Abner Berry）是美共成员，此人是《工人日报》的一名黑人记者。埃文斯给罗伯特留下了一项十分棘手的任务，也就是向各位参议员和记者解释这些信息是否意味着金与美共厮混在一起。身陷重围焦头烂额的罗伯特此时实在没心情听马歇尔说什么金希望他允许自己与利维森保持间接联系之类的鬼话，要知道胡佛早就给利维森贴上顶级共党特工的标签了。

其次，琼斯在罗伯特看来实在是一位极其糟糕的中间人人选。琼斯在5月的詹姆斯.鲍德温见面会上给罗伯特留下的印象十分差劲，因为正当罗伯特遭受轮番批判的时候，原本可以站出来为他辩护的琼斯却四平八稳地坐在旁边连屁都不放一个。这段经历加上联邦调查局送来的报告，在罗伯特的脑海里为琼斯刻画了一副疑点重重的形象：举止优雅，惯于操纵人心，还娶了一位富有的白人女性。在后来的口述历史中，罗伯特声称跨种族婚姻是为人不可靠的表现。他认为琼斯和贝拉方特都是这样的人，远离出身族群带来的负疚感驱使着他们到处搞事，名望与财富又遮蔽了他们的双眼。罗伯特将琼斯当成了黑人群体的敌人，因此才能心安理得地用窃听来回馈琼斯的提议。

最后，马歇尔的报告也暗藏着火烧火燎的现实：肯尼迪总统警告金要小心联邦调查局监视这件事本应秘而不宣，但是琼斯却愣头愣脑地将这件事摆在了明处，总统很可能因此而遭受牵连。琼斯已经将这一点告诉了马歇尔。如果他与利维森交谈的时候遭到联邦调查局窃听，那么联邦调查局就会得知总统向他们的调查对象透露了风声。司法部长知道他哥哥上星期六在玫瑰园提起这一点是为了利用联邦调查局无所不知的力量来吓唬金。尽管如此，总统的做法依然很可能被视为严重破坏了国家安全，影响了联邦调查局控制颠覆行为的努力。罗伯特万万不想看到这一幕成真。公众对于民权运动的看法目前还在摇摆，联邦调查局主动释放出去的信息与暗示足以使民心倒向不利的一侧。司法部长倒是不担心胡佛会指控现任总统犯有叛国罪，就像他对付前总统杜鲁门的时候那样。但这并不意味着胡佛不会暗中使坏，旁敲侧击地削弱肯尼迪政府的威信（“总统告诫金要甩掉赤色份子”）。

最后这项顾虑罗伯特甚至都没有向马歇尔说明，尽管他完全信任马歇尔。面对盘根错节的局面，司法部长就认准了一条道理：他的最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兄长，而且要做到这一点最好不让别人插手。他等到马歇尔离开办公室以后才给考特尼.埃文斯打了电话，之后他也从没有告诉马歇尔自己迈出了怎样决定命运的一步。通过要求联邦调查局窃听琼斯与金之间的通话，罗伯特向胡佛做出了示好的姿态：他支持联邦调查局对于利维森的看法，而不是金对于利维森的看法。他告诉埃文斯，新的监视将有助于确保金与利维森切断一切联系，无论是直接联系还是间接联系。

这项命令把埃文斯吓了一跳。平时都是联邦调查局先内部决定要窃听什么人，然后再去征求司法部长的批准，没成想这次居然反了过来。埃文斯后来向联邦调查局报告称：“我告诉司法部长，我完全不了解琼斯这个人。但就金而言，从报道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整天奔波在外，因此针对他的办公室或者家中进行技术监视恐怕成果有限。此外我还提问道，万一金本人遭到监听这种事被公之于众，将会造成怎样的反响。司法部长表示他毫不关心这一点。鉴于目前的种族问题形势，他认为监听范围应当尽可能做到全覆盖。”

胡佛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向司法部长提出了两项窃听授权的正式申请。这一次联邦调查局的工作积极性非常高。在完成安全检查和一大堆文书工作后，胡佛于7月22日通知肯尼迪，联邦调查局可以在三处地点针对克拉伦斯.琼斯进行监听：他的律师事务所，他的住所以及甘地协会。第二天一大早，联邦调查局的信使又向司法部长送上了针对金进行窃听的申请书，尽管调查局总部不久前才刚刚收到亚特兰大办事处关于窃听的技术可行性的初步保证。之所以针对金的窃听授权申请书要比琼斯的申请书晚一天送到，最有可能的解释是联邦调查局利用这段时间挖空心思在前者当中插入了一句暗藏机关的话。胡佛要求司法部长提供书面授权，“在此人目前住所或者将来可能前往的任何地址”对金实施窃听。这句话的关键在于“地址”二字。“地址”不一定等同于住宅，“前往”也未必意味着搬家。换句话说，就算外出过夜也算“前往某个地址”。如果司法部长真的希望针对金这样的移动目标进行“全面覆盖”，那么他很可能就要授权联邦调查局针对日后金打算下榻的任何一间酒店宾馆客房进行临时短期监听。

罗伯特十分痛快地签署了针对琼斯的三份窃听授权书，但是接下来却花了两天时间来考虑是否授权对金实施监听。这项决定干系甚大，致使他始终举棋不定，不仅要考虑他与胡佛和金的关系，还要考虑万一事情曝光带来的风险。眼下的政治算计一天一变，就在司法部长启动窃听行动的短暂时间里，肯尼迪总统召开了一场旨在支持民权运动的电视新闻发布会。有些人指控民权运动是“美共残余份子”煽动起来的种族颠覆行径，总统则毫不客气地斥责此类言论无非是心怀恐惧的种族隔离主义者用来“嫁祸于人”的低劣话术。接下来《新闻周刊》更是发表了一篇题为《黑人在美国》的大胆专题报道。这份夺人眼目的报道当中专门有一个章节名叫“大人物马丁.路德.金”。报道当中的全国性民意调查还显示88％的美国黑人都支持金。《新闻周刊》进行的另一项民意调查则表明，自从推出民权法案以来，支持肯尼迪总统的黑人选民与支持任何其他共和党竞争者的黑人选民之间的比例达到了骇人听闻的三十比一。

司法部长此时正在走钢丝。一方面他想保护肯尼迪政府不至于遭受软弱无力听任美共横行的指控，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允许联邦调查局恣意攻击民权法案以及政府的黑人基本盘。谁也不知道考特尼.埃文斯多么透彻地为司法部长分析了针对金的窃听授权申请当中暗藏着的危险。（日后随着罗伯特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敌意逐渐公开化，对于这一点的恶意揣测日渐积累起来，埃文斯对于这个问题的证词也变得越发模糊，恰似僵尸口中的嘟囔声一样含混不清。）到就目前而言，罗伯特十分清楚这堆纠葛当中的任何行动都做不到单纯或者隐秘，任何行动都会迫使当事人在其他方面做出一系列调整，针对金的行动尤其如此。胡佛对于金的民权运动历来疑心重重，如果罗伯特在申请书上的批准栏签上自己的名字并且将这份文书交还联邦调查局，那么胡佛从此就掌握了他认可这些怀疑的书面凭证。

7月25日，罗伯特给联邦调查局送去一封信，在信中回应了声称民权运动与共产主义有染的公开指控。他引用了联邦调查局为他提供的文件，断言包括金在内的任何民权领导人都不是美共成员或者“美共的傀儡”。一方面，措辞谨慎的罗伯特并未彻底排除美共影响或者激励民权运动的可能性。要是他当真把话说得这么绝，胡佛很有可能公开跟他翻脸。另一方面，他或许认为在一天之内既免去金的美共罪名又下令对他进行窃听是很没道理的做法。总之司法部长决定现阶段窃听琼斯一个人就足够了。他没有签署针对金的窃听授权申请书，引发了联邦调查局内部一片腹诽之声。

阿贝尔是一名训练有素的俄罗斯军官，多年前渗透进入了美国。他的掩护身份是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名潦倒艺术家。尽管公众始终不知道阿贝尔如何设法凭借这套伪装窃取道了美国的核工业机密，但联邦调查局特工在逮捕他时确实缴获了他的密码本、缩微胶卷、空心铅笔以及其他间谍工具。苏联官员非常看重这名安插极深的克格勃特工，以至于他们在1962年进行了一场高调的间谍交换，用此前在苏联境内坠机被捕的U2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换回了阿贝尔。

7月21日，斯坦利.利维森从厄瓜多尔回到了美国——他的妻子声称他的回国时间早于原计划，因为他们的儿子在安第斯山上流鼻血不止。与一个月之前他刚刚出国、梅德加.埃弗斯刚刚下葬的时候相比，此时的美国已经沸腾成了一锅粥。肯尼迪总统自从就任以来第一次将种族问题当成了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的惯常题材，总统本人正在竭尽所能地宣传华盛顿大游行，将其包装成为公民意识的健康表达而不是针对社会秩序的威胁。金与威尔金斯看起来已经实现了彼此谅解。亚特兰大市长伊万.艾伦（Ivan Allen）成为了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公开支持最新民权法案的南方民选官员，令美国政坛为之震惊。艾伦在听证会上将证人席面前的桌子敲得砰砰作响，他的发言克制而又充满感情，令许多挤进听证会现场的听众们不由得潸然泪下。民权运动已经超越了政治，通过媒体渗透进了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各种立场的思想家们都将种族问题当成了探索方向。

然而身为民权运动内部人士的利维森却迎头撞上了一股远比上述兴奋情绪都更加强大的潜流。掌控自由世界命运的当权者们正在研究他长期效命于金以来的日常通话记录。利维森平时献言献策的态度总是十分忠厚，他的日常工作也都是整理直邮捐款名单之类的枯燥实务。但是在当权者看来他却无异于单枪匹马入潜入美国的苏联红军先头部队。如此骇人的看法具有宛如魔法的效果，简直将利维森当成了一位加冕为王的农民或者在玉米地里当选的总统，只不过是一位诡秘阴险的邪君。起初联邦调查局听到利维森轻声嘲笑肯尼迪总统本人可能拿他当成危险，因为利维森不久前刚刚与金争论了一番，他主张总统正在改善他在民权领域的表现，因此不应该成为华盛顿大游行的目标。不过到了第二天即7月25日，利维森的这种想法就蒸发殆尽了，因为联邦调查局再次向金挥起了媒体的惩戒之锤。《亚特兰大宪法报》当天头版刊登了题为《前共党组织人员前往金牧师的纽约办公室》的新闻。这是针对杰克.奥德尔的又一次袭击。报社的管理层厚颜无耻地将这篇文章当成了独家专题报道，尽管几乎完全相同的信息早在一个月前就登上了《伯明翰新闻》，而且后者所包含的大部分关键事实也都是由联邦调查局提供的。

这一轮新的攻击完全把金打懵了。严格来说奥德尔的故事并不是新闻，但是这篇文章依然是一份明确无误的宣战书，而且开战地点还是他的家乡，刊登宣战书的报纸更是在南方有口皆碑的自由主义灯塔。这场危机的政治规模吓坏了金，他立即发表公开声明，驳斥《宪法报》的报道“充斥着刻意裁剪过的事实与恶毒的含沙射影”。他在亚特兰大召开新闻发布会从而加强扩大他的辩护力度，还从芝加哥叫来了昌西.艾斯克里奇来弟弟昂佐治亚州总检察长尤金.库克（Eugene Cook）的平行攻势。库克拿着反颠覆国家法当成武器步步紧逼，要求金提供所有由奥德尔推荐或者曾与其共事的工作人员姓名，他公开宣称他的部门“掌握了关于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内部美共活动的文件——据我所知美国司法部长也掌握着同样性质的文件。”

私下里在同一天，金与司法部和他在纽约的顾问们进行了紧急电话会议，他非常想知道自己究竟需要做什么才能终止这些凶狠的攻击。司法部长刚刚决定不对金实施监听，心里依旧七上八下，不知道自己做得究竟对不对，因此他丝毫没心情听取金的满腹委屈。他趁着金打来求救电话的机会再次重申了关于奥德尔与利维森的警告：金必须中断与这两人的一切直接以及间接联系。只有在金严格遵守这一要求的前提下，司法部长才肯出面担保民权运动未曾受到美共的玷污。这就是克拉伦斯.琼斯所说的“条约”。

在此类讨论的进行期间，金的团队陷入了人人自危的状态。金在亚特兰大发布了一份特别公告，要求领导大会的全体员工都要通读并且签字以示理解。 “应该告诉所有工作人员，所有办公电话和一部分家庭电话都遭到了窃听，所以我们在使用电话时必须非常小心。”联邦调查局在纽约的窃听记录显示，担心窃听的克拉伦斯.琼斯开始采用暗语。他将胡佛称为“另一个人”，把金或利维森称为“我们的朋友”。金与肯尼迪兄弟之间的谈话原本就十分复杂，琼斯在转述谈话内容时又添加了这层暗语，以至于利维森经常抱怨自己跟不上琼斯的叙述。琼斯曾经试着向他解释过：“如果他们【肯尼迪兄弟】得不到保证【金将会远离利维森与奥德尔】，那么他们就不会发表声明【表示金没有受到美共的摆布】。”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利维森答道。

对于利维森来说，这堆令人头晕脑胀的政治纠葛彰显了眼下困境的深切程度。肯尼迪兄弟向胡佛承诺的内容要比他们透露给金的更多，而金向肯尼迪兄弟做出的承诺也超出了他本人的行为底线。这段缺口让相关各方都很有理由感到自己遭到了背叛。几天后他采取了主动措施： “我不能把这么困难的决定留给马丁，”他告诉琼斯和贝拉方特等人。他下定决心主动斩断自己与金之间的联系，免得金下不去手。他坚持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任何个人都不应该成为民权运动的绊脚石。

利维森就这样切断了他与金的直接联系。 他解释说自己仅仅深入参与过一个短期项目——帮助金撰写并出版关于伯明翰运动的书——甚至在这个项目当中他的工作也主要侧重于商业运营方面，也就是代表金与宣发人员、经销人员以及出版商打交道。 他向克拉伦斯.琼斯转交了手头的编辑工作。只要这本书一出版，利维森就可以彻底淡出金的生活了。8月初金在纽约赶稿时告诉琼斯，他现在非常想给利维森打电话，告诉利维森自己有多遗憾，或者分享一下他关于自己与肯尼迪兄弟之间的神秘决斗的最新想法。 金不止一次询问琼斯是否确定利维森明白他为什么不打电话。 “那是一定的，”琼斯回答说。“事实上你要是打过去他才会不高兴呢。”

针对克拉伦斯.琼斯的窃听刚刚开始没几天就收获了重大成果：监听人员在一次通话中听到金表示要在两天后搬进琼斯家里借宿一段时间。这个巧合简直令联邦调查局喜出望外，没想到这一网撒下去居然把金这条大鱼捞了上来。在接下来的三周里，原本为琼斯预备的窃听器却让联邦调查局高层第一次截取了金与利维森以外的其他人之间的谈话。金与利维森的谈话充满了褒贬品评的高论，两人之间从没说过哪怕一句粗鄙之语。他们是投身于同一场伟大事业的血盟兄弟，凑在一起只会谈正事，没工夫瞎胡闹。毫无疑问，与利维森的交情体现了金崖岸卓绝的一面。但是这一次的窃听内容却揭示了金不为人知甚至不足以为外人道的另一面：一位生活作风开放的布道人，一位热爱夜生活的黑人上层阶级成员。金的每一项坚定品行都对应着全然相反的性格弱点：暴躁易怒，肆意求欢，以及近乎亵渎的绝望心态。

借宿在琼斯家期间，金少有地显现出了作为居家男人的一面，因为科瑞塔一直在身边陪着他。用她的话来说，琼斯夫妇位于瑞文戴尔的公寓 “宽敞而又舒适，并且设备齐全。”为了民权运动，金已经连续三年没能在8月份休假了。因此在借宿期间夫妻二人参加了好几场短途观光旅行，努力想要挽回些许失去的二人时光。就像之前的假期那样，金偶尔也会从妻子身边溜走到别处去发表演说，或者忙着筹备华盛顿大游行。伯明翰运动之后持续不断的各方邀约也一直在劈头盖脸地朝他砸过来。佐治亚州检察长决心不让他消停片刻，还有五六座城市邀请他前来发动民权示威游行。尽管如此，他几乎还是每天都会逃到附近的瑞文戴尔汽车旅馆。克拉伦斯.琼斯在那里安置了一位名叫艾尔.达克特（Al Duckett）的作家帮助他撰写关于伯明翰运动的书。达克特是一位与洛克菲勒家族以及共和党人关系密切的黑人公关专家——他还是杰基.罗宾逊的报纸专栏的捉刀写手。此人的加盟充分证明了利维森已经彻底放弃了手头的编辑工作，因为利维森历来很看不上达克特，认为此人能力低下，性情浅薄，只会招摇卖弄。当他得知琼斯选择此人帮助金出版新书时忍不住连声哀叹。

此时金已经降低了他对琼斯的心防，向对方吐露了关于自己的私生活的重要秘密。金看人看得很准，只有他选中的男男女女才有资格倾听他告白。这些人全都口风严密，能够将他的话深埋心中，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因此而遭到刺激甚至长出水疱。这些人并不会斥责金私生活堕落，以至于配不上布道人的立身标准，也不会因为看到一个远远算不上伟光正的金而吓得手足无措。他们不仅容忍了金在恶魔的领域里寻欢作乐的行为，甚至还对此颇为称道。他们认为金的坦诚布公彰显了他更具人性的一面，他们与金本人以及民权运动之间的纽带也更加紧密了。往往金还没能原谅自己，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原谅了金。他们当中有认为猎艳求欢是男性气概的天然表现，有人认为痴迷于爱的伟大布道人理应到处寻觅爱情，有人认为桃花运旺盛是成功人士的身份标志，还有人认为遭到白人世界严密钳制的黑人总要找一条发泄渠道。在他们看来，金之所以情妇众多无非是出于工作需要，别忘了当初年高老迈的大卫王在创作诗篇的时候同样征集过众多美貌童女为自己暖床。金坚持认为自己罪孽缠身，而且永远都在享乐主义与自我反省之间来回摇摆，致使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不胜其烦。不过无论如何他们总归还是根据金的态度做出了调整——有人摇头叹气，有人心照不宣，也有人急于效仿——做出此类调整的人们都是金的贴身小圈子成员：阿博纳西、沃克、扬、琼斯、伯纳德.李以及一张主要由布道人组成的小型人脉网络。这些人是金的旅伴，金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尽管可以放浪形骸。至于利维森则与金另外形成了一个容不得第三者的更小圈子。

克拉伦斯.琼斯知道金的秘密。而且他具有敏感的保护本能，不肯轻易信任金的身边人。他必须敏锐地衡量哪些人可疑，哪些人脆弱，哪些人危险，并且确定所有这些特质在他们身上的深浅程度。他已经预感到他的妻子安只能接受她心目当中理想化的金，以至于稍微知晓一点金的负面信息就会陷入崩溃与幻灭。悲剧的是，他的预见完全正确。日后来自其他来源的蛛丝马迹引发了夫妻之间的危机，致使她首先与琼斯日渐疏离，然后婚姻破裂，再然后陷入了抑郁与酗酒，最终英年早逝。在此期间金的婚外情简直就像琼斯的婚外情一样让她备受煎熬。“如果谣言是真的，那么我再也不想见到马丁了。”她一直这样说。不过在1963年8月这一切对于琼斯来说还都只是日后的风险而已。虽然金在纽约的长期情妇他全都认识，还会协助安排他们的幽会，但他此时依然小心翼翼地与妻子住在一起，只会通过电话与瑞文戴尔汽车旅馆保持联系。

虽然联邦调查局的窃听人员只能通过琼斯的电话线抓住只言片语，但金的语言还是让他们大吃一惊。平时只要窃听对象随便聊两句政治他们就怀疑人家要搞政变，如今窃听到的内容简直为他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见识到满嘴黄腔荤话与黑人俗语的金，致使胡佛越发坚信金不过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毫无骨气可言的共党傀儡，以及贪图安逸的“人形种马”。8月13日，胡佛向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发送了一份两页纸的保密摘要。（1977年联邦法官约翰.刘易斯.史密斯（John Lewis Smith）下令将一大批涉及金的资料封存五十年，这份简报就是其中的第一份。）这份摘要的内容十分生猛，首先让司法部长大吃一惊，然后又被他捅到了肯尼迪总统本人面前。 “我以为你会对附带的备忘录非常感兴趣的。”罗伯特在私下里不乏揶揄地给哥哥写到。

金的口风泄露为联邦调查局提供了全新的突破口。他们监听到了一次关于华盛顿大游行的讨论，一位朋友忧心忡忡地告诉金：“你那个老伙计伯克.马歇尔都快吓死了，司法部长也是一样。”

金表示同意，然后也表达了他自己的担心：大游行的敌人正在着手挖掘贝亚德.拉斯廷的背景。 “他们肯定会搞出一大堆烂摊子来的，”金说。他预测南方人肯定会针对拉斯廷与美共的瓜葛以及他的“道德罪名”进行“混合式”攻击。

“我希望贝亚德在游行之前不要喝酒，”这位朋友表达了心照不宣的忧虑。

“就是说啊，”金也表示同意。“我就怕他喝多了之后又往别人裤裆里伸手。趁着酒劲乱摸人家小兄弟这样的事情他以前也不是没干过。”

窃听速记员迅速将金的话传达给了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特别探员约翰.马龙（John Malone）。马龙在联邦调查局的序列里可谓是个异类，因为他的日常形象总是大大咧咧呆头呆脑，以至于胡佛送给他一个“水泥脑袋”的绰号。但是他还算没有笨到家，一看到这份窃听记录就直接向胡佛发送了逐字电报，胡佛立即将金的“摸小兄弟”评论加入了他发给司法部的秘密备忘录。联邦调查局早就收集了十几份有关拉斯廷与美共有染的资料——内容包括他如何在三十年代后期为美共服务，如何在1957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美共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一部分内容还被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在演讲当中披露了出来。现在出自金本人之口的评论更是促使联邦调查局将拉斯廷在加利福尼亚州犯下的鸡奸案抖落了出来。 8月13日，在胡佛传播“摸小兄弟”言论的第二天，瑟蒙德在参议院斥责拉斯廷是个居无定所且思想污秽的性变态，并将他的受拘押文书插入了国会记录。瑟蒙德的叫嚣并没能招致多少新闻媒体的注意，原因大概在于这段言论的品味过于低下而且政治意图明显，于是联邦调查局开始寻找更加明白无误且令人震惊的证据。两天后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办事处通知总部，拉斯廷曾在1953年与两名白人男子进行过口交以及鸡奸，而且“拉斯廷是积极主动的一方。”自从这次通知之后，关于本案的一切细节都成为了紧急电传的内容，无论听上去多么低俗、陈腐或者隐晦。联邦调查局总部直到11月还在督促洛杉矶办事处多挖一点猛料出来。

从联邦调查局的角度来看，尽管罗伯特拒绝授权针对金的窃听，但8月初发生在台面之下的事件依然很令人满意。胡佛尽管输掉了这场冲突，却趁机变动了辩论的前提条件。从今往后联邦调查局再也用不着像金一开始要求的那样证明克格勃或美共控制着斯坦利.列维森了，甚至都用不着表明利维森或者奥德尔正在与金合谋进行犯罪与颠覆行为了。通过直捣下三路的手段，胡佛迫使金与肯尼迪兄弟放弃了这些标准。迫于联邦调查局咬住就不松口的狠劲以及缺乏可靠信息导致的惶恐心态，金与肯尼迪兄弟不得不逐渐承认了一条更简单的新定义：金与被禁止的人之间的丝毫联系都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联邦调查局试图通过一系列新的报道来扩大自己的优势，证明金依然还在接收来自利维森的消息。8月7日，伯克.马歇尔给司法部长写报告称：“我认为目前无法确证这两人之间有无任何继续联系，调查局应该继续调查，我们应该静观其变。”

正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拉斯廷的问题已经从具体的罪行扩大到了他的人际圈子。针对琼斯的窃听又提供了关于金的性生活的诱人线索。因此胡佛越发底气十足地认为肯尼迪政府与一帮街头瘪三勾结在了一起。一项品格问题与另一项品格问题纠结勾连，这其中的联系又触及了大多数美国人——尤其是白人——心中的可怖禁忌：充斥着黑人凶犯的偏僻街巷，身份诡秘的颠覆分子，还有来自地狱的变态行径。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金的运动的本质简化成了他是否曾与不受欢迎的人接触——这个基本问题很适合调查局的技能与品味。要想证明或反驳这些接触，只需要对金实施全面监视就够了。罗伯特.肯尼迪很快就碰上了全新的考验：此前在胡佛面前撤退了这么多次之后，他手里还剩下多少可供防御的阵地呢？

金的精神导师雷茵霍尔德.尼布此时也正在关注另一场全然不同的性丑闻，不过他用不着窃听任何人，只要每天看报纸就行了。 “曾经在你的唱诗班里担任童声歌手的巴里.戈德华特正在选战当中大杀四方，”他写给威尔.斯嘉利主教。“有趣的是，洛克菲勒在私生活领域的道德缺失让他成了活靶子，也让巴里有了得手的机会。”尼布尔认为，洛克菲勒的火爆离婚与再婚可能会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共和党的基本盘很可能会由于这一事件造成的刺激转变成南部与西部各州的白人选民，共和党本身也会因此而变成一个“反动党派”。杰基.罗宾逊在署名专栏发表了题为《老大党受否会变得比水仙花更白？》的文章，表达了类似的担忧。金同样十分担心，他私下告诉克拉伦斯琼斯：“戈德华特的崛起正在推动肯尼迪越发右倾。”虽然尼布尔和金从来没有成为朋友——两人的年龄与社会地位差异太大，而且尼布尔积极参与冷战政治的做法也在他与金之间树起了一道屏障——但是他们在私人交流当中的口吻听上去却越来越相似了。民权运动重新振奋了这位高龄七十一岁的神学家的精气神。虽然此时他承受着严重的抑郁症与体质衰弱，但是当年那位曾经在大萧条之前的底特律大显身手的激进派种族平等活动家又在他身上重新浮现了出来。

种族危机也促使副总统林登.约翰逊逐渐摆脱了尸位素餐的日常生活。自从他作为一名罗斯福新政时期的众议员初登政坛以来，这还是美国政府第一次被国内危机而非海外危机逼到了挣扎求生的边缘。肯尼迪政府的命运出乎意料地取决于保护受压迫群体的立法能否通过。肯尼迪总统身边包围着众多一头扑向快车道的少壮派全球主义者，身处其间的约翰逊总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十分缺乏安全感。因此沸反盈天的国内事态对他来说无异于一剂强心针。过去他的从政目标一直是培养南方同乡们的抵抗力，人们也都将他当成以南方各州为立身之本的地区级政客，如今他却看到了彻底摆脱这段过去的良机。突然之间他再次成为了参议院的瞩目焦点，因为自从南北战争战后重建以来仅有的两份成功通过的民权法案全都出自他的手笔。在私下举行的白宫会议上，副总统从一尊整天闷闷不乐的泥菩萨摇身一变成为了容光焕发摩拳擦掌的豪横传奇。

不久之前，海军放宽了海军人员在军事基地之外的种族隔离行为限制，休斯顿市随即切断了海军港口的电力以示抗议。约翰逊亲自出马摆平了这件事。后来他得意洋洋地向肯尼迪总统表功：“休斯敦电力与照明公司的负责人阿尔伯特.托马斯是伊斯特兰【参议员】的表弟，所以我打电话给他说：‘你是不是打算让我告诉总统，你之所以不能向海军的军事设施宫殿是因为黑人的问题？要是这么说的话……你们那个太空项目怎么办？’”当时美国宇航局打算在休斯顿修建一座追踪站，这个项目将会为当地带来总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联邦合同。约翰逊这是在警告托马斯，要是他再继续搞三搞四，这个项目非得黄了不可。这通电话刚刚打完，海军基地就来电了。肯尼迪觉得强迫南部各州集体摊牌并不明智，约翰逊则有不同看法： “是的，但是我想让德克萨斯州州长、阿肯色州州长以及佐治亚州州长全都知道，坚持种族隔离的代价就是在经济上吃亏。他们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种可能。”约翰逊主张按照南方风格办事，用甜言蜜语来搭配明晃晃的拳头，从而让南方政客们逐渐接受新的现实：约翰逊很清楚他们为什么在公开场合咆哮着支持种族隔离，而且他也有办法让他们叫唤不出来。像这样马基雅维利式的热情让肯尼迪有些放心不下。 “你打一通电话就能做到所有这一切吗？”他质疑道。

到了8月初，约翰逊在民权领域拿着鸡毛当令箭的热切做派开始引来了公众注意，这一点让肯尼迪手下1964年竞选的策略家们深感不安。报纸报道认为总统非常担心约翰逊会帮倒忙，甚至计划在3月份的华盛顿大游行期间派他出访斯堪的纳维亚。通过将副总统放逐到全世界金发碧眼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远离预计的黑人骚乱趋势，战略家们希望约翰逊的南方人形象能够得到保全，从而拯救德克萨斯州与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选情。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计划反映了政府内部的紧张氛围。白宫的官员们就像是远航的水手，在甲板上探出身子寻找未曾见过的停泊地点。这样做难免会让他们感觉到身下的船只非但没有前进，反而正在滑向后方。

显然松了一口气的肯尼迪总统于8月1日宣布，漫长的种族示威季节终于开始消退了。他如此坚定地接受了这一预测，以至于特意警告全国上下不要因此而放松警惕，不要“一觉睡去就忘记问题的存在”。然而就在他讲话时，芝加哥警方刚刚逮捕了一百名黑白皆有的示威者。第二天阿拉巴马州加兹登当局大举逮捕了将近七百名试图再次发动威廉摩尔行军的年轻人。同一个周末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托兰斯以及佐治亚州的雅典，拉起纠察线的示威者们纷纷进入了监狱。再次被现实摆了一道的政府只得再次寻求政治平衡。肯尼迪政府在全国州长会议上通过一场复杂的党派政策运作成功地废除了决议委员会，从而阻止参会州长们通过形成大会决议来表达对于民权议题的强烈支持，因为涉及民权的投票必将凸显民主党内部的尖锐分裂以及共和党团结在纳尔逊.洛克菲勒背后的姿态。鉴于眼下的特殊环境，肯尼迪的策略家们决定放弃这一轮较量而不是争取赢得胜利。与此同时在司法部，罗伯特.肯尼迪做出了两个艰难的选择，安抚了打击种族异见运动的南方政治家们。这两个选择都涉及查尔斯.谢罗德正在佐治亚州西南部进行的非学委选民登记项目。

阿美里克斯位于奥尔巴尼以北，中间隔着两个县。这一年的春天，一群推进黑人选民登记的非学委学生一直在当地苦苦挣扎。自从直接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以来，他们也试图通过纠察示威与静坐示威在镇上的马丁剧院实现种族融合。在7月份，当地共有近百名青少年入狱。8月8日晚，在友谊浸信会举行弥撒大会之后，精力旺盛气势高涨的两百多名年轻人自发穿过了城内的黑人街区。这次游行激怒了执行监视任务的当地警察。他们命令学生们立刻散去，结果学生们却越聚越紧，还齐声高唱起了《我们必胜》。白人当局的权威与学生们的歌声在街头对峙起来，警方援军陆续赶到，不断充实加强着权威一方的力量，到最后弗雷德.坎贝尔警长（Fred B. Chappell）终于下达了逮捕游行者的命令。这项命令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就算加上援军，现场警察数量依然不够多，远不足以逮捕全体示威人员。于是警方首先向天鸣枪，尽可能地驱散人群，然后再重点针对那些躺在人行道上等着警察来逮捕自己的示威领导者。非学委外勤员工、罗格斯大学黑人本科毕业生唐.哈里斯（Don Harris）就是躺在人行道上的一员。坎贝尔警长站在他身边，手拿一根电牛杖想把他戳起来。警长后来证实哈里斯在地面上“不停蠕动”，但依然拒绝命令追随者停止歌唱。这两位对立领导人之间的生动对决令对阵双方都怒不可遏。白人警官继续鸣枪示威并且挥舞警棍，有些黑人则朝着街边的窗户投掷砖块。七十七名示威者在这场围攻作战的第一天就进了监狱，共有七名警察和二十八名示威者受伤，一名州骑警用棒球棍打断了一名黑人的腿。还有一名警察不慎开枪误杀了另一名警察，后者走过一座白人街区时后背中了一枪。

这场争端之所以会被送到司法部长的办公桌上，是因为地方当局作出了一项独特判决，控告四名非学委领导人——哈里斯，两名来自北方的白人学生和一名来自当地的年轻黑人——违反当地法律进行煽动活动。这些指控的根据是所谓的“安吉洛.赫恩登法令”（Angelo Herndon law）。这项法令得名于三十年代著名的共产主义/种族融合示范试验之后，赫恩登的律师本.戴维斯正是在本案之后开始了他在美共的职业生涯。佐治亚州法律将煽动定为死罪，而萨姆特郡的公诉律师几乎半公开宣称，他之所以选择这个罪名，就是为了无限期监禁示威领导人，因为佐治亚州法律不允许死罪犯人在开庭之前获释。

萨姆特郡为四名被告指派的辩护律师对于如此粗暴无理的起诉很有意见并且私下里抱怨了几句，结果他所在的教会立刻驱逐了他，最后他在郡里都待不下去了。大多数当地白人领导人对于这次起诉都没有发表意见，而身在华盛顿的司法部长也迅速扼杀了联邦政府干预本案的希望。司法部长新闻办公室8月13日宣布，联邦调查局调查了针对警方暴力行为的投诉，但并未发现实据。此外罗伯特也拒绝代表美国政府来挑战煽动罪名的死刑判决是否合理。直到一支辩护律师团队在当年11月赢得了联邦法院命令，以违宪的名义废除了煽动罪指控——这是美国第一起根据1957年民权法案由私人诉讼当事人赢得的联邦法院命令——四名非学委工作人员都一直在监狱默默忍受着大限将至的煎熬。

罗伯特对于民权运动的第二次拦阻的对抗性还要更强。他在8月9日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新闻发布会——前一天阿美里克斯示威领导人刚刚因为煽动罪遭到逮捕，几个小时之前他的侄子、总统的儿子帕特里克刚刚在波士顿某医院降临人世就不幸夭折了——宣布针对奥尔巴尼运动的九名成员提起联邦刑事起诉。对于立场中立的观察员来说，这一起诉尽管令人不安，但是意义却很晦涩，也许说明了民权运动领导人也有可能会像残忍的警长一样犯下错误。然而对于那些与民权运动走得更近的人来说，“奥尔巴尼九君子”几乎成了充满怨愤的口号，彻底戳穿了司法部长的白马骑士形象。在政府里面，细节繁复的法律语言则掩盖了凶猛的内部斗争。导致九君子遭到联邦起诉的根源在于查理.韦尔私刑案件以及该案件导致的后果。这起案件可以说是残忍而又遗毒深远的贝克县斯克鲁斯私刑案的延续，案件的被告则是斯克鲁斯警长的继任者“鳄鱼”约翰逊。案件发生在可口可乐种植园的年度烧烤活动当晚，酒精与跨种族性行为笼罩着案情。约翰逊在这天晚上近距离射击了一名黑人囚犯查理.韦尔，侥幸不死的韦尔胆大包天地起诉了约翰逊警长。这场官司在4月12日耶稣受难日宣判——也就是马丁.路德.金被关进伯明翰监狱那天。陪审团判决韦尔败诉。

自从4月份开始，联邦调查局派遣的特别探员纷纷涌向奥尔巴尼，试图证明民权运动的黑人参与者之所以要在当地白人杂货店主卡尔.史密斯的店铺门前设立纠察线是为了报复，因为史密斯是韦尔诉约翰逊案件的陪审团成员，他的投票宣告了约翰逊警长无罪。这项任务并不容易，因为纠察人员每天仅仅集结几个小时就会散去。而且早在韦尔案件之前，奥尔巴尼运动就纠察过好几家杂货店以及许多其他商店。自从选民登记运动开展以来，频频遭受阻挠与刁难的黑人登记工作者走上法庭之后都不得不费尽气力证明被告具有恐吓或者歧视黑人选民的主观意图而不是在单纯地公事公办。如今司法部的律师们发现自己也陷入了同样难堪的境地：如果没有证据将报复确定为纠察人员的行为动机，那么他们根本没法立案。无奈之下，公诉人只得以势压人：他们成立了一个特别联邦大陪审团，专门调查奥尔巴尼运动进行，并派遣法警横扫了当地黑人居住区，一下子就撒出去了将近六十张传票，所到之处人心惶惶。用谢罗德的话来说，“这帮家伙可不是随便什么白皮佬，他们可是联邦政府的人。” C. B.金匆匆在他的律师办公室安排了一次会议，向领到传票的人们讲解他们作为大陪审团证人的权利和义务。但他很快就被叫到另一个县去了，因为在图书馆进行静坐示威的当地年轻人被捕之后正面临一场简易大规模审判，很需要他的帮助。C.B.金走了之后，他的助理伊丽莎白.霍尔兹曼（Elizabeth Holtzman）*将介绍会继续进行了下去。她是一位来自纽约的法学生，趁着暑假到南方来打工，想要积累关于民权诉讼的第一手经验。她本人也差点就被起诉了。

大陪审团针对纠察行为本身的质询并没能产生什么结果，但是控方在一个连带问题上取得了成功。一位证人提到C.B.金为他们进行了出庭之前的法律讲座，控方随即召唤了几位精心挑选的奥尔巴尼运动领导人出席，并询问他们是否“参加过任何集体会议，或者有一到多人出席的会议，会议主题是特定人员将要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的事实”。斯莱特.金和其他几个人都回答说：“我不记得了。”这实在是一招臭棋。C.B.金听说他们的证词之后又急又气，因为这简直是自己挖坑自己跳。在出庭之前与律师会面原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这件事上闪烁其词无异于授人以柄。懊恼的证人们只能辩称他们被吓慌了，担心这是控方试图起诉C. B.金的陷阱，或者控方试图将这次会面与什么阴谋扯到一起。

这套起诉罪名也让司法部十分头痛。即使是最强硬的审查律师也觉得这套指控严重侵犯了律师与客户之间的保密特权，实在算不上妥当。控方问得含混，辩方答得模糊，因此很难证明奥尔巴尼运动领导人犯下了伪证罪。此外这套指控还暗藏着许多纰漏。唯一遭到指控的白人被告乔尼.拉比诺维茨（Joni Rabinowitz）是一位年轻的非学委志愿者，他的父亲维克多.拉比诺维茨是纽约的一位律师，据称曾经是美共的同路人。正因为如此，控方选中了她作为整个奥尔巴尼运动的首席代表，希望借此能证明奥尔巴尼运动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指使。胡佛挖空心思设计了这一步，为的是争取种族隔离主义全白人陪审团的支持。但是对于任何一位稍微了解一点奥尔巴尼运动的辩护律师来说，这项指控都可谓捕风捉影，完全不值一驳。此外被告当中还掺进了一个与奥尔巴尼运动毫无关联的黑人，此人是一位理发店主，据传他之所以有幸加入九君子的行列是因为他曾经拒绝联邦调查局探员在自己的店里询问证人，结果把探员们惹恼了。九君子当中只有两人——一位是拉比诺维茨，另一位是W.G.安德森医生——确实被指控密谋反对韦尔诉约翰逊案件的陪审员卡尔.史密斯，而且又只有拉比诺维茨被指控亲身参与了针对史密斯杂货店的纠察。从这个关键时间点之后目击者的口径就不再统一了。其他被告似乎都是由于政治原因才被挑出来的，他们当中包括曾经领导过去年夏天最壮观的监狱游行之一的塞缪尔.韦尔斯牧师（Samuel Wells）以及协进会青年理事会领导人托马斯.查塔蒙（Thomas Chatmon），他曾经允许青年理事会成员参加第一次奥尔巴尼运动，并且因此而感到顾虑重重。

司法部内部的意见分成了两派。刑事部门的律师承认这套一揽子起诉书存在瑕疵，但是又辩称几位证人谈到法律会面时候的含糊其词充分表明他们对于史密斯纠察事件心里有鬼。检察官团队另有一套主张为自己宽心：眼下是让大陪审团尽快将几位被告定罪的绝好机会，要是等到佐治亚州陪审团来审理本案，几位被告的判罚只会远远更重。另一方面，民权部门的律师们则极力反对用这点微不足道的罪名来指控奥尔巴尼的黑人，同时却迟迟不去起诉殴打斯莱特.金的监狱看守或者将斯莱特.金的怀孕妻子踢倒在地的警官，如此不分轻重缓急实在是抹黑了司法部的金字招牌。双方的争执摆上了罗伯特.肯尼迪的案头，他意识到自己无法依靠小手段搁置本案，必须尽快给个说法。要想撤销起诉，他就必须以司法部长的身份给出明确的命令。一旦下达这道命令，他必然会激怒一大批为了本次起诉而劳心费力的政府官员，包括佐治亚州的联邦政府公诉人以及肯尼迪总统任命的地方法院法官罗伯特.埃利奥特，针对本次起诉的调查工作从一开始就是由此人推动起来的。反过来说，要是司法部长下定决心要为本次起诉开绿灯，那么接下来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做法就是大鸣大放。调动执法人员保护民权运动与黑人的时候不妨低调行事以免招致反对，但是本次起诉无论多么低调都必然触发民权阵营的激烈批判，因此倒还不如趁机为司法部造造声势。于是罗伯特大胆地引起了民权阵营对立面的关注。正当他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起诉书时，联邦法警和联邦调查局探员们已经将九君子拖进了佐治亚州的监狱。代理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告诉记者，奥尔巴尼运动针对史密斯杂货店的纠察“必须得到联邦法律体系的高度重视”。司法部还派遣了若干名高级公诉人去协助州检察官办理本案，从而进一步了表明肯尼迪政府政府对于本案的坚定支持。第一次定罪将在11月完成。《华盛顿星报》高度评价了司法部长针对奥尔巴尼九君子立案起诉的决定，认为这一决定证明他并没有 “站在黑人那边对付白人。”

整个8月份，随着阿美里克斯与奥尔巴尼的新闻不断推进，南方其他地区也发生了若干条登不上头版的新闻小插曲。在伯明翰，罗夫曼商场刚刚按照春天达成的和解协议条款推行了种族融合，就有人往商场里面丢了一罐催泪瓦斯，熏得二十多名顾客都进了医院。几天后又有一枚炸弹摧毁了城里最知名的黑人律师阿瑟.肖尔茨的家门口。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普莱科敏教区，平等大会的詹姆斯.法默领导两百人进行了一次入狱游行。他在这一地区呆了整整一个月，期间州骑警到处围堵示威者，当地警察挨家挨户地搜索示威领头人，入夜之后持枪车手则会逡巡在街头伺机害人。最终他不得不躲在一辆灵车里逃离了当地。眼下全国各地的情绪都正在勉力适应着民权法案带来的道德挑战，正在起诉奥尔巴尼九君子的肯尼迪兄弟依然背负着黑鬼同党的骂名，因此诸如此类与主流风气背道而驰的恶性事件显得尤其刺眼。约翰.刘易斯或许是最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些矛盾的尖锐边缘的美国人。他在夏天始终穿梭于南方监狱和豪华的上位者沙龙之间。目前身陷在阿美里克斯监狱中最受威胁与虐待的煽动罪被告唐.哈里斯是刘易斯在非学委最亲密的朋友，奥尔巴尼九君子当中也有几位与他相熟。另外他还认识几十名最近入狱的囚犯，这些人对他来说就像自由歌曲或手铐的嘎嘎声一样真实。即使他已经与总统和司法部长打过了不少交道，但是民权战友们最近的受苦境遇依然令他感同身受。

刘易斯具有非凡的模仿天赋。在华盛顿大游行的最后一次执行计划会议期间，他来到纽约州韦斯特切斯特县某富人家庭做客。在休会期间，他为举止讲究的北方同学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模仿秀，栩栩如生地模仿了罗伯特.肯尼迪起伏蔓生的说话风格与金在布道坛上铿锵有力的做派。在北方同学们看来，刘易斯就是个人见人爱的黑人大男孩，多小的小事都能让他激动莫名，多大的大事他都能满不在乎地对付过去。他周身上下都发散着将权力与奢侈视为不道德的信念。然而詹姆斯.劳森又教导他任何人身上都有美德，经过这层教导的过滤之后，刘易斯的信念也褪去了咄咄逼人的锋芒，转变成了针对蒙蔽心灵的世俗成功的温和嘲讽。在华盛顿大游行即将举行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他将一张阳光浴躺椅推进东道主家里的游泳池，自己则躺在椅子上沉心反思民权运动这些年来的成败得失。这时南方某监狱突然打来紧急电话要找他接听，可是躺椅却在不知不觉中从游泳池边缘漂到了池子当中间。刘易斯不会游泳，其他人也都衣着整齐不方便下水，于是大家想方设法想要将躺椅从池子中间勾回来。接下来的几秒钟泳池边上可谓乱作一团，令人忍俊不禁。学生开玩笑说非学委全国主席其实根本不用上岸，只要他们能把躺椅拖到游泳池边上摆着电话的那一侧就算完成任务。

刘易斯也笑了起来，但他很快就向大家告退，前去准备他的华盛顿大游行演讲稿。尽管大游行标志着历史性的时刻，尽管到时候收听他演讲的听众将会比爱达荷州的总人口更多，尽管他有口吃的毛病，但这一切都丝毫吓不倒刘易斯。他很清楚这份讲稿应当突出哪方面的内容。他起草了一份很简单的文稿，里面提到了阿美克里斯的囚徒以及普莱科敏骑警冲击示威队伍的情况。他指名道姓地提到了斯莱特.金遭受的苦难，呼吁听众擦亮双眼，看穿表面善意背后的伙同勾结： “你们知道吗？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我们的九位领导人并未因为和平抗议遭到南方民主党起诉，而是遭到了联邦政府的起诉。”他将口是心非与动机可疑的指控重新指向了肯尼迪政府。 “我想知道联邦政府究竟站在那一边？”

她日后将会成为一名众议员以及纽约布鲁克林区的检察长，以及第一位在纽约市稽查局任职的女性。

大游行发动之前一周，克莱伦斯.琼斯溜出办公室来到一座电话亭联系上了斯坦利.利维森。他一句客套话都没说就切入了正题：“我找你就为一件事，你手里有稿子没有？我得赶紧开始誊抄了。”

“你容我再想想吧，”利维森答道。“今天晚上我给你交稿。”

“你可快点，时间不等人。”琼斯又催了一句。.

联邦调查局办事处的窃听人员认定这位神秘的呼叫人必须是琼斯。他们联系了琼斯的窃听员，后者报告说琼斯在这通电话之前几分钟还在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但是琼斯的办公室电话并没有与利维森通话的记录。技术人员通过声音确认来电者确实是琼斯，于是这一可疑情况就被上报给了调查局上层：琼斯和利维森显然正在采取防范窃听的措施。对于调查局来说此等行径无异于贼不打自招。利维森正在努力推进伯明翰运动图书项目，他先负责初稿写作，然后再将初稿送到瑞文戴尔汽车旅馆，交给躲在里面的金与金的枪手艾尔.达克特。

琼斯向利维森催稿的当天晚上，金离开瑞文戴尔旅馆前往芝加哥，为国家保险协会发表了一场演讲。这次演讲是领导大会获取巨额捐款的难得机会，国家保险协会的高管们向金保证，这次演讲至少能让领导大会筹集到一万美元捐款。此外怀亚特.沃克还软磨硬泡地搞到了协会的客户邮政地址列表，从而为日后开展进一步募捐工作打下了基础。对于金本人来说，本次演讲同样具有特别的个人意义与政治意义。他恭维台下的听众们都是“黑人社区经济权力的主心骨”，他们的前辈是黑人创业的先驱，通过承接每周一美分的人寿保险单与丧葬保险单建立了第一个大型黑人商务市场。这些前辈们往往要兼职从事殡葬师与保险金征收员，又或者与金老爹那样的布道人合作，代表后者出面向教众们收取捐款充实教会金库。“各位就像我一样十分清楚，你们手中掌握的巨大经济资源总体而言来自黑人群众，你们理应将一部分资源投入民权斗争，这是你们欠他们的。”听众的情绪十分高涨，以至于如此直言不讳的言论都赢得了一片掌声。接下来金提醒他们，种族融合也就意味着他们将会再也无法拥有一个不受白人染指的黑人市场，不过这番话同样赢得了一片鼓掌。“如果你还抱有任何幻想，以为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我们只需要与其他黑人竞争就行，那么你无异于在革命期间埋头大睡。我们必须着手做好我们的分内工作，要比现在的其他活人，过去的一切死人以及未来所有尚未降生的人们都做得更好。”

向台下的各位黑人资本家们献上这番苦口良言之后，金话锋一转，瞄准了更容易下手的目标。他谴责国会中的白人政治家“将我国乃至全世界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当成了玩物”。新版民权法案尚未问世，这些政治家们就想方设法试图削弱法案的效力，并且将审查法案内容的时间至少推迟到明年。金发誓绝不让这些人得逞，引来了保险经理们的一片欢呼。情绪越发激昂的金不由自主地宣讲了一段关于非暴力主义的力量的抽象言论。他几乎有些挑衅地邀请听众设想一下，假如某种社会体系拒绝采用任何从根本上令人厌恶的手段，那么这种体系将会具有多么大的潜力。“我认为这正是共产主义的弱点之一。”金引用了列宁为欺骗与暴力手段进行辩护的说辞，后者认为只要能够在社会当中消灭阶级，那么此等做法并无不妥。“共产主义或者任何主张目的高于手段的意识形态与非暴力主义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因为从长远来看，目的无非是手段的先在本质，手段则是实体化的理想与进行当中的目的。”随着金的演讲内容变得越发晦涩拗口，他的演讲气质也变得越发奋不顾身起来。他用呜咽的嗓音说道：“我现在比以前看得更清楚了，当我们追求正义的时候绝不能以仇恨为动机。”

“我拒绝心怀怨憎，”金如是说道。在本次演讲的结尾，他再度祭出了曾经在6月份的底特律将全场情绪推向高潮的华丽辞藻：“今晚我告诉你们，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那样，我有一个梦想，一个深深扎根于美国梦的梦想。我有一个梦想，有朝一日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我的好友阿瑟.肖尔茨就住在那里，昨晚他的家刚刚遭受炸弹袭击——白人男性与黑人男性，白人女性与黑人女性能够并肩前行，宛如兄弟姐妹；我有一个梦想……”在随后的欢呼声中，衣着考究的芝加哥主持人高呼他梦想自己的口才能够与金相媲美，唯此才能充分表达他对这场演讲的赞赏。 “我的口才可没这么好，你还是换一个梦想吧。”金打趣道。

回到纽约之后，金又与罗伊.威尔金斯一起参加了《与媒体见面》节目。在第一个问题中，主持人劳伦斯.斯皮瓦克谈到许多权威人士“都认为不可能将超过十万名激进黑人放进华盛顿而不发生事故乃至骚乱”，然后又酸溜溜地质问威尔金斯，全国上下究竟要从民权运动当中学到怎样宝贵的经验才能对得起如此高昂的风险。斯皮瓦克没有向金提问——也许他依然因为去年夏天金宁肯待在奥尔巴尼监狱也不来做节目的决定感到愤愤不平。但是第三位嘉宾马上三次向金发问，大游行的领导层凭什么能容忍贝亚德.拉斯廷的颠覆背景与性格缺陷。现场最友好的记者当属国家广播公司的罗伯特.麦克尼尔，他与金争辩了“社会平等”的含义，还想知道民权运动如何能够在大游行的“心理高潮”过去之后不至于解体或者进一步走上暴力之路。第四位嘉宾则敦促金承认民权运动需要消除极端主义与“无赖主义”，戴利市长和杰克逊在协进会年会上遭到起哄这样的事件日后必须加以避免。“我可没说我容忍目前民权领域正在发生的一切行为，”金回答道。 “但我认为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正置身于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任何社会革命都不可能在一切方面做到完美无瑕。”

威尔金斯与金尽可能一致地营造了大游行的积极形象——他们的语气与言论内容保持了高度统一——但公众预期依然对于大游行充满了忧虑。在华盛顿，各方面的权威人士都警告说掠夺成性的黑人很可能会像摩尔人或者西哥特人投胎转世那样将首都洗劫一空。自从禁酒令被取消以来，华盛顿首次禁止了酒类销售。肯尼迪总统和他手下的军事主官们准备了预先起草的动员令，随时都能调动驻扎在市郊的四千名士兵进城镇压暴乱，北卡罗来纳州还有一万五千名伞兵作为后备力量处于警戒状态。华盛顿医院取消了一切非紧急手术的预约。有些店主将商品转移进仓库里以防抢劫。首席法官小约翰.刘易斯.史密斯告诉他的十五位同事做好通宵审理刑事案件的准备*。华盛顿州的两位参议员建议将为期两天的棒球比赛推迟到周四，也就是大游行安全结束之后。这一提议几乎没有遭到城里棒球迷的反对。

不到十四年后，史密斯将会升任联邦地区法庭法官，并且下令查扣一切联邦调查局关于金的私人生活的情报资料，包括窃听磁带与窃听内容整理文本，解密期限为五十年。

类似的恐惧同样渗透了民权阵营。贝亚德.拉斯廷花费了无数个小时来联络警方布置安保人员，还从纽约请来了四千名法警志愿者担当辅助部队。此时他已经将办公地点搬到了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一座帐篷里。他宣布和平的心态十分脆弱，暴力与冲突随时都可能爆发。很快就会有两千辆大巴车将全国各地的大游行参与者送进首都，万一袭击者就像当年对付自由乘车运动那样烧毁了两千辆大巴车当中的一辆，又或者效仿伯明翰的先例在首都引爆了炸弹，那么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可就谁都不敢想了。因此拉斯廷一门心思只想着根除大游行当中的每一处安排漏洞，以免幽闭恐惧症或者不适感演变成暴力。他将自己手下由两百名志愿者组成的核心员工团队撒向了林肯纪念堂的各个角落，在活动现场布置了几百座便携式厕所，二十一台临时饮水机，二十四个急救站，甚至还有一处支票兑现点。与此同时在纽约河畔教堂里，三班倒的志愿者们正在准备八万份奶酪三明治袋装午餐，准备连夜送到华盛顿——饥饿的游行者很可能闹情绪。在大游行预计通过的广阔区域，拉斯廷将告示海报贴得非常高，就算挤在人群中间的人们一抬头也能看见。他不停地告诫手下员工：“组织大型活动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要假设每一位参与者都是百分之百的白痴，而且还要假设你自己也是白痴。”

至于游行队伍来到林肯纪念堂之后的安排，拉斯廷同样煞费苦心。他通知全体发言人，如果他们的演讲超过七分钟，就会有人用长杆钩子毫不体面地将他们从台上拽下来。他决心在天刚放亮的时候将游行队伍引入华盛顿，并且在天黑之前把他们弄出去，因此他绝不容忍演讲人员连篇累牍炫耀自我的惯常套路。严格的纪律可以保证游行人员及时撤离。只要不让众多黑人在入夜之后在陌生城市街道上游荡，那么他们遭受或者施加暴力的可能性就会降到最低。此外严格纪律还能驳斥黑人生来粗枝大叶磨磨蹭蹭的种族刻板印象。规划人员不仅要在物流方面费尽心思，还要克服数百年来积累的成见与偏见。美国白人社会还从没见识过预定日程并且全国瞩目的黑人政治事件。负疚感或者厌恶心态致使许多最富有同情心的白人也依然在潜意识里将黑人与暴力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就连无辜的殴打受害者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宿命。

所有这些风险迫使大游行领导层采取了外向的宣传口径——强调民权运动所要实现的目标以及全体美国人共同的不满情绪，而不是一味批判民权运动与黑人的敌人。像这样自觉的政治外交立场再一次与非学委领导人自觉的身先士卒精神发生了冲突。许多正在监狱门前示威的非学委领导人都在努力将公众注意力转向他们所在的监狱。他们围拢到约翰.刘易斯身边，每个人都在他的演讲稿中增加了一两行。科特兰.考克斯（Courtland Cox）加强了演讲稿的政治意味，他指出肯尼迪政府的民权法案当中没有任何内容可以保护寻求投票权或者抗议种族隔离的黑人，更不能保护 “成千上万因为莫须有的指控而被捕入狱的人们”。曾与考克斯一起在霍华德大学就读的年轻白人社会主义者汤姆.卡恩（Tom Kahn）则强化了这份讲稿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果想在我们的社会促成任何激进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变革，就必须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 詹姆斯.福曼的增补内容提到了若干起特定暴行，比如奥尔巴尼治安法官杖击C.B.金的事件，并且本着一贯的雄赳赳气昂昂风格构想了一幅征服的愿景：“我们的游行队伍将会像谢尔曼将军那样穿过南方，穿过南方民主党的心脏。我们将会执行新时代的焦土政策，用非暴力的烈焰将吉姆.克劳化作飞灰。我们要将南方打碎成一千块，再按照民主体制应有的形象将其拼合起来。”经过朱利安.邦德（Julian Bond）和埃莉诺.霍姆斯（Eleanor Holmes）等人的进一步润色之后，刘易斯演讲的最后稿成为了早期非学委的集体宣言。科特兰.考克斯为此感到非常自豪。后来他来到斯达特勒-希尔顿酒店，看见报刊桌上摆着一堆先行版本的惠特尼.扬演讲稿，于是他也油印了一叠刘易斯的讲稿放在旁边供人取阅。

大游行开始前一天的周二下午，刘易斯的演讲稿惹出了大麻烦。一位天主教主教将刘易斯的稿件交给了华盛顿大主教帕特里克.奥博伊尔（Patrick O'Boyle）。按照计划，奥博伊尔大主教要在游行开始时进行祈福。他认为刘易斯的言论煽动性太强，这条意见很快就传到了伯克.马歇尔，沃尔特.路泽以及其他同意参加大游行的白人神职人员耳中。不出几小时之内，拉斯廷就被迫在斯达特勒-希尔顿酒店召开了一场紧急调解会议。刘易斯坚决捍卫自己的言论，反对老一辈们的审查。老一辈们则反驳说刘易斯的演讲稿写得太冲——文中尤其斥责新版民权法案“内容太少，来得太迟”，以至于不配得到非学委的支持——如此咄咄逼人的文章与大游行的整体目标不相容。双方随即激烈争辩起来，老一辈与年轻人对于大游行的具体目的各执一词，争吵声甚至传到了楼下的酒店大堂里。可巧的是，马尔科姆.X此时正好在大堂里接受记者提问。这位黑人穆斯林领导人机敏地利用这场争吵支持了自己的论点：白人当权者制造了一大批黑人傀儡，并且将原本的抗议活动变成了肯尼迪的造势大会。日后马尔科姆.X还会将华盛顿大游行蔑称为 “华盛顿的闹剧”。如此尖锐的批评很快就传到了楼上的非学委代表团耳中。刘易斯以及其他几个人当天都见过了马尔科姆。他们很佩服他有话直说不怕伤人的性格，但同时他们也想证明至少还有一部分黑人并不是白人当权者的傀儡。

几个街区之外，鲍勃.摩西正率领一队纠察员堵在司法部门外的人行道上进行抗议示威。摩西向来不喜欢关注公开演讲，也不喜欢参与政治交易。哪怕这些演讲与交易都是与他最亲近的非学委同事们的杰作，他也依然不感兴趣。但是摩西确实相信某些行为体现了坚定信仰的本质，并且始终高度关注着此类行为。他坚持认为，只要联邦政府切实履行了保护潜在选民与合法示威者的义务，民权运动就可以通过辛勤工作自行取得胜利，其他的一切喧嚣造势无非都是浮云。任何游行都不能影响这一根本现实的重要性。联邦政府的责任早就一清二楚了，可是如今他们居然还要为了承认这些责任而煽动公众情绪，一想到这一层摩西心里就难免觉得别扭，忍不住要唱唱反调。他与阿美尼亚囚犯以及奥尔巴尼九君子的支持者们一起攻击司法部厚颜无耻地为了政治利益而舍弃了正义。摩西本人高举的标语牌上写着“倘若正义不存，国家岂不只能贼匪当道？！”许多过路行人都把他当成了宣扬世界末日即将降临的神经病。

那天深夜，金结束了为期两天的巡回之旅回到华盛顿。在威拉德酒店下榻之后，他立刻将自己反锁在了套房里开始准备第二天的演讲稿。文章一开头就向林肯表达了敬意：“一百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宣言》，我们今天正站在他投下的荫庇当中。”金肯定很希望借此机会大声呼吁肯尼迪政府签署《第二解放宣言》，但他知道眼下《民权法案》才是重中之重，在这个当口抛出其他题目只会让人们犯糊涂甚至更糟。于是他想出了一条更安全的理念：林肯乃至开国元勋们向所有美国人颁发了保证基本民主自由的“期票”。从这条理念出发，他撰写了一连串铿锵有力的比喻，将黑人缺乏自由的现状比作“空头支票，支票上盖着‘资金不足’的戳子后便退了回来。但是我们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因此今天我们要求将支票兑现……”

接下来金修改了自己惯用的叠句“时机已经到来了”：“实现民主诺言的时机已经到来了；逃离种族隔离的死荫深谷、踏上种族平等的光明大道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将这个国家拉出种族不义的流沙坑、安置在兄弟情谊的磐石之上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为所有的上帝儿女实现正义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在这段叠句的最后，他还反驳了民权运动已经被自身成功或者肯尼迪政府磨去了锐气的谣言：“有人或许以为黑人只要发泄一下就会安于现状。等到这个国家回归种族斗争的常态时，这些人的美梦必将被砸个粉碎。”在下一个段落当中，金又提到了民权运动内部正在萌生的黑人分离主义——他这段话不仅针对马尔科姆.X，还有令人懊恼的同路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就在不久前鲍威尔还在四处鼓吹黑人需要让民权运动彻底摆脱白人的影响力，而金的立场则截然相反。再次呼吁非暴力的同时，他还号召民权阵营建立一支“跨种族联合大军”。“最近席卷了全体黑人的进取心态固然十分神奇，但我们决不能在这种心态的诱导下对所有白人报以不信任。”自从春天以来，全国的民权斗争形势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至于金本人都改变了原本的看法，认为民权运动应当发展白人盟友，而不能像他在《伯明翰监狱来信》里写的那样一味谴责白人。这无疑是一条复杂而微妙的种族政治路线，因此金不打算在这里把话说得太细。到了第三段他再度依靠层叠堆砌的叠句强调了民权运动的紧迫性：“我们不能沾沾自喜……我们不能沾沾喜喜……只要在密西西比州还有一名黑人没有投票权，只要纽约还有一名黑人认为投票与自己无关，我们就没有沾沾自喜的余地。”

这几个主题花了他七分钟的时间。整晚金都在尽力精练语言，从而为自己惯用的叠句挤出时间来：“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最终定稿既包含了删减之后的惯用语段，也包括刚刚创作的新内容。从政治角度而言这份讲稿堪称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但是却远远够不上流芳千古的档次，某些段落写得过于轻巧，另一些段落则显得不良于行。天色即将放亮，金把手写稿交给怀亚特.沃克去打印，司法部大楼外面的摩西则撤去了彻夜抗议的纠察人员。到了早晨，罗伯特.肯尼迪约见了奥博伊尔大主教，继续讨论是否应接受约翰.刘易斯的演讲稿。与此同时，奉胡佛之命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开始挨个打电话警告此时身在华盛顿各家酒店客房里的演艺明星们——例如查尔顿.赫斯顿——今天不要出门，因为政府认为可能会出现暴力事件。互相较劲的各方此时都还没能找到足以塑造或者定义华盛顿大游行的思路。这项殊荣属于那些在火车与大巴车凑合了一夜的无名群众们。

从根本上来说，华盛顿大游行其实就是一场弥撒大会，而且还是第一次以及最后一次登上全国电视广播频道的弥撒大会。从公交车抵制到自由乘车运动，从奥尔巴尼到伯明翰与格林伍德，弥撒大会一直都是维持民权斗争前线的核心机制。但是就全国范围而言，亲身体会过弥撒大会现场氛围的黑人其实并不算多，更不用说白人了。因此当高唱自由之歌的朝圣者们纷纷走下火车与大巴车的时候，“弥撒大会”这个词对于旁观者们来说并没有多大意义。有一列经停萨文的火车抵达了华盛顿联合火车站，全车人都在齐声高唱《我们必胜》。安德鲁.扬当时正在车站，眼看着好几百名来自另一个城市的运动参与者一边歌唱纷纷涌出车门：“今晨醒来之时，我满心渴望自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根据史学家托马斯.詹特尔（Thomas Gentile）的记录，当天早上共有二十一列包厢火车进站，每小时约有一百辆大巴车通过巴尔的摩隧道向南驶来。一位富有活力的年轻黑人花了整整一周时间滑着旱冰从芝加哥赶到了华盛顿。他的腰间扎着一条闪亮的腰带，上面写着“自由”。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从俄亥俄州骑自行车来赶了过来。还有另一位岁数略小一点的骑行车骑手来自南达科他州。若干小型高中乐队正在林肯纪念堂的角落里进行即兴演出。心念坚定并且欢欣鼓舞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场面像极了盛大的新奥尔良葬礼——唯一的不同在于这里的人们抱有消除痛苦根源的希望。国会山与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大片开阔地带也缓和了在场人员的激动情绪。成千上万的白人也涌进了现场，其中包括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以及其他工会当中直言快语的工人，也包括学生与过度真诚的知识分子。无数深色面孔组成了一片汹涌起伏的海洋，而他们正置身于海洋的最深处。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做不到泰然自若，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忘记了紧张与顾虑。像这样令白人不能自已的场面无非是此前无数场弥撒大会的常态而已，民权运动的资深参与者们早就身经百战见得多了。对于这些人来说，平时在弥撒大会上见不到的白人特权象征才能令他们看得目不转睛——电视摄影机正在拍摄他们，电影明星正在向他们挥手示意，美国民主最宝贵的招牌建筑正在他们眼前威严矗立，白人主流社会正在向民权运动致敬。众多电视摄影者记录下了詹姆斯.加纳与黑人女演员戴尔汗.卡罗尔手拉着手在人群中穿行的镜头。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几十位好莱坞明星乘坐哈里.贝拉方特和克莱伦斯.琼斯安排的“名流专机”来到了华盛顿。马龙.白兰度站在巨型舞台上，在全世界面前高举高举起了一根A.G.加斯顿赠送的电牛棒——它象征着种族隔离主义者的仇恨。这种景象就算是参加过上百次弥撒大会的人们也没见识过。

在华盛顿纪念碑脚下的舞台区，一套公共播音系统在10点之后不久就上线了。广播传来了琼.贝兹的歌声，让早来的人们大饱耳福。她唱的是《哦，自由！》，这是一首随着欧蒂塔.霍姆斯一炮走红的灵乐。下一位献唱的正是欧蒂塔本人，她选择的曲目是《我正在路上》。在她浑厚嗓音的带动下，乔什.怀特还没等轮到自己就跳上了舞台。怀特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了歌唱生涯，当时年轻的美共成员贝亚德.拉斯廷还曾经担任过他的助手。他请求琼.贝兹与自己合唱一曲。很快，彼得、保罗和玛丽三人组也加入了他们。这个三重唱组合唱的是自己的一首新曲——鲍勃.迪伦创作的《在风中飘荡》。再接下来迪伦本人也加入了歌唱的行列。他当时刚写完一首纪念迈德加.埃弗斯遇害的民谣。这是民谣史上罕见的一刻，演唱者不仅为自己挣得了名人地位，还为他们公开的跨种族音乐传统极大地增添了光彩。为了强调他们对于运动的敬意，民谣歌手们还从奥尔巴尼请来了非学委的自由歌手组合。琼.贝兹之前曾说服了自由歌手组合当中的伯妮.约翰逊放弃歌剧研究专业投身演唱事业。后来她成为了一名著名演奏家以及非洲流派音乐研究专家。露莎.哈里斯也刚刚回绝了一份录音合同，因为她答应过妈妈要在奥尔巴尼完成学业——日后她会为此感到十分后悔。一系列美国怀旧风的乐曲插入了民谣歌曲的间歇。第一位黑人空中小姐领着大家一同欢呼。老一辈社会主义者诺曼.托马斯在人群面前满含热泪地说：“能活着看到这一幕真是太好了。”

暖场的音乐并不能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大批人群在预定时间很早之前就朝着林肯纪念堂进发了。有些人想要要为下午的演讲大会找一个好位置，另一些人则只是等不及想要游行而已。丹维尔来的小青年们穿着白色汗衫，戴着黑色腕带，借以表明他们在家乡因为种族歧视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另一群年轻人载歌载舞地沿着宪法大道走了过来，手中的标语牌上写着自己曾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普拉克敏教区被逮捕。拉斯廷布置在现场用来控制人群的安保人员数量太少，而且也无心阻拦人群。提前出发的人群数量非常庞大，而大游行领导层又决心要为后世人们营造出金和其他游行支持者走在人群之前的假象，因此只得动用堪比军事行动的手段。法警们集中力量插进行进队列的侧翼，打开了一个暂时的缺口。金以及其他大游行领导人赶紧顺着缺口挤到行进队伍的最前列，然后彼此将胳膊紧紧挽在一起，以免被后面越聚越多的人群冲散。这样的姿势并没能维持多久，不过新闻摄影师们还是从一辆平板卡车上及时拍下了这一幕。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直升机正在华盛顿纪念碑上空盘旋。他们的镜头拍到了波光粼粼的半英里长水池两侧以及林肯纪念堂基座周围密密麻麻全都是人。到了正午时分，也就是游行开始不到两个小时之前，警方估计人数超过了二十万。根据这个官方数字，善意的观察者们很有道理地辩称，考虑到很多人都来得比较晚，再加上现场人群十分密集，实际参与游行的人数应该在三十万左右。更有不少人添油加醋地将这个数字推升到了五十万。不管具体数字到底是多少都足以让观察者们乐得说不出话来。在人群内部，触目所及之处全都是无数的标语牌与面孔。自从空无一人的公交车队首次驶过蒙哥马利街头那一刻开始，还没有任何场景能像眼前这样冻结观看者的思考能力。

从世界另一边传来的一则死讯为这一刻赋予了鲜明的历史意义：W.E.B.杜博斯刚刚在加纳去世了。罗伊.威尔金斯通过巨大的扩音器朝行进人群发布了这则消息。尽管叛出美共的杜博斯当年曾经让他备受煎熬，但是威尔金斯并没有过分强调当年两人之间的不愉快：“虽然杜博斯博士在人生后半段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但毫无疑问正是他的声音在二十世纪初召唤着你们加入了今天的事业。”对于杜博斯的仰慕者们来说，当天早晨他的死讯是一个极其恰当的转折点。这位黑人知识分子、泛非洲主义和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之父终于走了，民权运动的新时代终于来临了。杜博斯身后极尽哀荣，阿克拉为他举行了国葬，他的悼词洋溢着马克思主义的意味，他的安眠地点则位于克里斯汀城堡之外。

与此同时，各种紧急琐事正在牵扯大游行领导人们的经历。此时金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照顾弗雷德.夏特沃斯的情绪。夏特沃斯与詹姆斯.鲍德温以及其他许多名人都没被列进正式发言人名单，他因此很不高兴。领导者们刚从人群中挤到林肯纪念堂台阶下面就迎头遇到了关于约翰.刘易斯演讲最新版草稿的新一轮火热争论。沃尔特.路泽暴跳如雷地声称，虽然刘易斯理应批评一下肯尼迪政府，但是贬低民权法案却是极其愚蠢的做法。伯克.马歇尔坐在警用三轮摩托的挎斗里从司法部赶了过来，手持一份修改后的草稿，这份稿件极大地缓和了刘易斯针对肯尼迪政府的批评。奥博伊尔大主教并不关心肯尼迪的形象好坏，但他也认为“焦土政策”措辞的火药味太浓，不可接受。除非改掉这些语句，否则他就拒绝为游行进行开场赐福。

急中生智的贝亚德.拉斯廷用音乐盖住了后台的混乱争论，可是流言依然还在四面传播，拉尔夫.D.阿博纳西还在四处奔走让所有人都保持冷静。和事佬在激愤的发言者之间拼命打圆场。在争执的最中心，刘易斯和罗伊.威尔金斯越吵越来气，两人都将手指戳到了对方眼前。最后还是拉斯廷指定了一个紧急停战委员会，让伦道夫、金、刘易斯以及尤金.卡森.布莱克（Eugene Carson Blake）牧师——此人是全国基督教协会的一名杰出白人神职人员——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正当委员会在林肯雕像巨大基座下方的人墙圈子里进行磋商的时候，拉斯廷苦口婆心地劝服了奥博伊尔继续进行开场赐福。他向大主教保证，刘易斯演讲的终稿肯定能及时送过来，要是奥博伊尔依然觉得不能接受，那么随时都可以走下讲台。趁着奥博伊尔在台下等待的当口，拉斯廷赶紧将夏特沃斯送到台上进行了一番垫场演讲。这招一石二鸟着实让金松了一口气。

曾在巴尔的摩被捕的布莱克牧师是大游行发言人当中唯一一名曾经因为参与民权示威活而进过监狱的白人。为了彰显自己对于民权运动的坚定支持，他甚至不惜忍气吞声地认可了金在《伯明翰监狱书信》当中针对白人教会的控诉。（“我们来晚了，太晚了。我们为了寻求和解与表达忏悔而来。”布莱克当天向游行人群如是宣告。）但是另一方面布莱克也是一位强人——他是艾森豪威尔的私人牧师——无论心中充满了多少忏悔，他都不是一名易与之辈。他激烈地反对刘易斯原稿当中诸如“革命”和“群众”之类的字眼，因为只有境外势力才会采用这套术语。伦道夫起身辩称这些词汇他本人已经用了四十多年了，完全没有不合适的地方。布莱克转而开始攻击“谢尔曼进军”那一段，坚称这段话不符合大游行的精神。在这一点上他的争辩还算成功，迫使刘易斯收缩战线，改口捍卫起了自己选择措辞的权利。金抓住这个突破口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很正确地感觉到，这段“焦土政策”论述并不是刘易斯自己想出来的：“约翰，凭我对你的了解，这不像是你说的话。”最后勉强达成的协议充满了讽刺。金为这份讲稿改了几个词，但是坚称自己只是调整了一下风格和语境，没有实质性改动；詹姆斯.福曼疯狂敲打一台便携式打字机，只为删去他自己添加进讲稿里的话语；与讲稿措辞引起的巨大争论相比，最后的修改程度着实不值一提。

林肯像基座下的秘密争论成为了非学委内部饱受珍视的苦涩传说，其中充斥着针对老一辈们的指责：这些人只知道以妥协求团结，不惜“阉割”了刘易斯的演讲。一部分非学委的忠实信徒强烈感到他们必须与主流民权运动分道扬镳。他们嘲笑其他人的乐观精神好比是沙漠当中的湖泊，看似覆盖了几十里的面积，但是水深却只有几英寸。争论的焦点在于情绪。更确切地说，面对眼前的集会，应当将怎样的情绪组合投射向世界才最合适，愤怒、爱、悲伤与希望之间应当达成怎样的配比。在时间的压力下，这些年轻人身上原本非同一般的美德也开始败坏了。他们在起初的静坐示威与自由乘车运动期间展现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被这份成熟压抑太久的人性现在似乎正在变本加厉地向他们反扑回来。大游行的氛围越发令学生们感到无聊，于是纷纷采取了内向封闭的态度。大游行代表的希望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学生们创造出来的，现在他们却与这份希望拉开了距离。

这些刚刚滋生的暗流并没有触动刘易斯本人。当轮到他面对一望无边的人群时，他在震耳欲聋的长久掌声中走上讲台，向参加运动的学生们表达了敬意。他一开始很紧张，有的地方还掺了英式腔调来掩盖缓慢的阿拉巴马土话，但是在热情的听众面前他很快找到了节奏。就算那些从没听说过C.B.金或詹姆斯.法莫的人也能从他说话的方式中听出来，他认识很多遭受过殴打与监禁的民权活动家。听众们听了一下午自说自话的演讲，本来都快要睡着了，但是刘易斯的真挚话语又让人群激动了起来。在他口中，“永远生活在警察国家的恐怖当中”听上去并不极端，而他的叠句“联邦政府都做了什么？”也为听众们带来了一剂醒脑的现实意义。他超前地放弃了“黑鬼”这个词，而只对听众使用“黑人”和“黑人大众”。他那激烈而雄辩的斥责与冷峻的理想主义得到了听众们的热烈回应：

“我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我们正置身于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总体来说，美国政治主导者都是一帮利用违背道义的妥协来往上爬的政客，他们与公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剥削站在同一边。”

“当然也有例外，我们要向这些人致敬。但是有没有一位政治领袖能站出来说‘我的党派坚持道义原则’？肯尼迪的党也是伊斯特兰的党，贾维兹的党也是戈德沃特的党。可是我们的党派在哪里？那个能让我们再也不必向华盛顿进军的政党在哪里？那个能让我们再也不必向伯明翰街头进军的政党在哪里？”

刘易斯呼吁要将进军进行到底，“直到真正的自由到来，直到1776年的革命大功告成”。他列出了一长串接下来要进行进军的城市。几年前他还在自家鸡舍里对着鸡群练习布道，如今他却将所有人都带进了自己的节奏。

女性在游行当中的地位引发了不少争论，虽然当场被压制了下去，但仍然预示着另一场运动的到来。组委会禁止柯瑞塔.金和其他男性领导人的妻子与自己的丈夫一同参加运动，而且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对。组委会让她们去参加独立大道那边的另一场游行，而且整整三小时的讲话过程中没有安排哪怕一名女性发言人。但是女性依然在那个下午留下了历史性的回响。伦道夫在演讲中列出了一长串参加民权运动的女性的名字，并向她们鞠躬致意：罗莎.帕克斯、黛西.巴特斯（Daisy Bates）、黛安.纳什.贝弗尔、来自马里兰州剑桥县的格劳丽亚.理查森（Gloria Richardson）。赫伯特.李的遗孀也来到了现场。李在两年前参加了非学委在密西西比州推进的第一次选民注册运动并因此惨遭杀害，他的遗孀在现场十分羞涩。没有多少人认识她，但是认出她的人无不热烈欢呼。伦道夫还介绍了旅居海外的歌手约瑟芬.贝克，她特地从巴黎返回来参加大游行，还穿着自己的“自由法国人”制服。他为大家介绍了玛丽安.安德森，后者演唱了《世界尽在祂手中》。最后当漫长发言与烈日暴晒让听们众疲惫不堪之时，他请出了马哈里亚.杰克逊。她唱出的第一个音符就是源自于最深厚的文化源泉的呐喊。她这次选择的曲目是《我也曾被辱骂嘲笑》，这是一首源自奴隶生活的灵乐，但是在杰克逊的演绎下，它同样在白人心中激起了不可抗拒的情绪。人们纷纷掏出手绢擦拭眼泪，回应的哭喊与她无伴奏合唱一般的声线一同回荡在半空中。

美国犹太人联合会的约阿希姆.普林茨拉比在杰克逊之后拿起了麦克风，收获了一阵礼节性的掌声。同时还掺杂着几声呼唤金赶紧出场的叫喊——他是下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发言人。虽然由于贝亚德.拉斯廷的天才安排，活动进程比预计提前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但是人们还是开始伸懒腰和找遮阳的地方。他们已经准备好回家了。鲁道夫介绍金时称他为“我国的道义领袖”时，一波波掌声持续了将近一分钟，既是向这位声名鼎盛的领袖致敬，也是为这欢乐一天的结束而感到高兴。然后听众就陷入了沉默。

由于场合和听众情况的要求，这是一场很正式的演说。美国广播公司和国家广播公司都暂时停播了肥皂剧，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道全程直播了当天下午的游行活动。金面对的媒体人和听众数量众多而且差异甚大，既有民权运动最热烈的拥护者，也有林肯纪念堂对面的国会里面最顽固的反民权议员。这一天国会开会之前核准法定人数要求时，阴着脸的立法者们“在名册上记下了”九十二位缺席议员的名字——大游行很可能干扰了他们办理日常事务。为了对得起眼前的大场面，金用最清晰的语言和最庄严的声音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的演讲并未充满滔滔雄辩的段落，但每次出现总会引来热烈掌声；每当他自然而然地抛出言辞格外华丽的段落时，总会有人小声叫着“没错！”和“接着讲！”，就好像为了能听到这样的话语感到感激和骄傲一样。在金谈到自由的支票遭到拒付时，听众前排一名女性放声大笑，高喊“太对了！”五分钟后，金宣称“只要旅途劳顿的我们还不能在高速公路旁的汽车旅馆，或者城里的宾馆安歇，这场运动就绝不会停止。”这时人群中央爆发了一阵呐喊，距离之远让金直到一两秒之后才听到。

在这一段宣讲即将结束时，他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们绝不会满足现状，直到公平如大水滚滚，直到公义如江河滔滔！”源自先知阿摩司的悸动情感引发了听众们的热烈回应。这让金根本无法开口说出他备好讲稿的下一句。跟前一句比起来，接下来的原稿文字简直是全文当中最拗口也最装腔作势的一段（“所以，就在今天，让我们回归自己的家园，成为推动创造性不安现状的国际大联合的一员”），于是他临场改换了口径，呼吁人们重返战斗前线（“回到密西西比去吧，回到阿拉巴马去吧……”），要他们相信“某种方式”的变化必将发生，他们不能“在绝望的谷底自怨自艾”。

既然金已经切换到了布道模式，接下来就只能继续下去了。他身后有些人很清楚他的宣讲与原稿偏离了多远，但还是鼓动他继续说下去。马哈里亚.杰克逊就像在教堂里那样脱口而出：“马丁，跟他们谈谈梦想吧。”谁也不知道金是否听到了她的话，日后金表示自己当时忘掉了讲稿的剩余部分，于是就想到什么说什么了。在说出了“绝望’’这个词之后，他马上顺下来说：“朋友们，今天我对你们说，在此时此刻，我们虽然遭受种种困难和挫折，我仍然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是深深扎根于美国梦中的……”

考虑到听众的情况，他采取了远比在底特律或者前一周在芝加哥的时候更加审慎的演讲节奏。此时他既没有大喊也没有微笑，此外现场气氛也不像一般的弥撒大会，没有机会让他唤起连绵不断的回应声浪。他的节奏缓慢而坚定，无比清晰地表明了笼罩在梦想之上的激情。这份激情突破了语言文化的局限，它的外在表现既不是纯粹的愤怒，也不是纯粹的喜悦，而是传达了一种能够化苦为甜的普世力量。他接连七次将白人和黑人作为两极对照，而每一次都又回到了那引入注目的庄严中，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这一系列“梦想”叠句让他从阿摩司过渡到了以赛亚：“我梦想有一天，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接下来的几句话回归了原稿的结尾，但不到几秒钟他又脱稿了，吟诵着诗作《我的祖国》的第一段，“我的祖国，美丽的自由之乡，我为您歌唱。您是父辈逝去的地方，您是最初移民的骄傲，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座山岗！”。仅仅隔了一句话之后——“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就一定要成为现实”——他又放出了一连串叠句：“让自由之声从新罕布什尔州的巍峨的崇山峻岭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纽约州的崇山峻岭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每一片山坡响起来！！”欢欣若狂的马哈里亚.杰克逊在一旁高呼道：“我的主啊！我的主啊！”从新罕布什尔到加利福尼亚再到密西西比，金在美国的版图上将自由之钟敲了个遍，他那原本方正稳妥的演讲框架摇摇欲坠，随着他将演讲推向自己演练多年、而外界却从未听过的布道结尾，他的庄严气场几乎已经抑制不住了：“当我们奏响自由之声的时候，让自由之声响彻无论大小的每一座村庄、无论南北的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的时候，我们必将加速这一天的到来。到那时，上帝的所有儿女，无论黑人或是白人，犹太教徒或是非犹太教徒，耶稣教徒或是天主教徒，都将携手合唱一曲古老的黑人灵歌：‘自由啦！自由啦！感谢全能上帝，我们终于自由啦！’”话说至此金的布道戛然而止，他快步走下讲台，而游行队伍也迅速开始接受本杰明.梅斯的赐福仪式

就像大多数电视观众一样，肯尼迪总统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了一遍金的演讲。“他还真有两下子，”总统在白宫里对助理如是说道。金的即兴脱稿演讲尤其让肯尼迪印象深刻，而且他很快就从金的宏论当中挑出了最具原创性的叠句。大游行的主要领导人来到内阁会议室与总统会面时，总统一看到金就微笑着说道：“我有一个梦想，是吧？”同样身为演讲高手的肯尼迪显然十分看重这条金句。如此恭维让金略微感到有些不舒服，因为在从林肯纪念堂走过来的一路上，只有他一个人得到了“和撒那”的欢呼。于是他岔开话题，询问肯尼迪总统是否听了沃尔特.路泽的精彩演讲。后者确实进行了一场火力十足的演讲，针对肯尼迪总统发动了当天最激烈的抨击：“只要我们在伯明翰否认了自由，我们就没资格在柏林保卫自由！”总统也顺势将话头引到了路泽身上：“哦，我听他做过很多次演讲了。”

总统与金之间总是缺乏随意闲谈的氛围，罗伊.威尔金斯在这方面要好一些。就在肯尼迪满屋子握手的时候，威尔金斯发表了一段直言不讳的独白。他巧妙地指出，很多人都怀疑黑人与民权事业具有某种内在缺陷，而华盛顿大游行的圆满可以稀释他们的成见，从而移动美国主流民意的重心。威尔金斯还奉承了总统一下——“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先生，您的政治意识十分敏锐”——在独白的结尾他还加了一段自怜之语：“在这个雄辩滔滔的下午，分配给我的任务却是咬文嚼字地讨论立法难题。其他先生们大可以尽情地一飞冲天。他们也确实全都高飞了起来。”一番铺垫之后他才说出了自己的观点：肯尼迪政府应当加强民权法案。他声称国会早就准备好通过更完善的法案了，一切就等着白宫点头。

操着英式口音的伦道夫很快接上了威尔金斯的茬。他认为总统至少应该在法案中加入用工平等的内容，禁止在招工阶段排除某些种族。他强调了自动化和失业日益加剧的威胁。看不到就业前景的内城区青少年们正在纷纷辍学。“我不得不说他们带来了一个令人警醒的问题，”伦道夫告诉肯尼迪。“因为他们不相信任何白人。他们不相信黑人领袖。他们不相信上帝。他们不相信政府。换言之，他们相信整个社会都在与他们作对。”

沃尔特.路泽随后提出了民权阵营第二想要的修正案：恢复被剔除出1957年原版民权法案的第三节。根据这一节内容，司法部长有权针对严重触犯民权的行为提起诉讼。肯尼迪总统的法案仅仅允许司法部长针对学校里的种族隔离提起诉讼，而且还不能直接插手。一定要有一位私人涉诉人率先起诉，而且此人的家境必须贫困到打不起官司的程度，唯此司法部长才能将案件接过来。路泽认为司法部长的权力亟需扩展，实现这一点可谓天经地义。他还说现在他们已经有能力这样做了，因为这次大游行的实际效果之一就是“我们已经建立起了前所未有的最广大有效立法联盟”。

肯尼迪总统插进话来，打断了众口一词的有力呼吁。在就业和辍学问题上他已经与司法部长谈过哈莱姆区以及芝加哥南城区的情况了，两人都认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黑人领袖们如果仿照犹太人的榜样，也许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容我说一句题外话。就我看来，鉴于各位在黑人群体当中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必须着重强调……犹太群体在教育子女、督促子女学习、支持子女继续学业以及其他各个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接下来肯尼迪就列举了他的法案目前面临的各种困难。他朗读了劳伦斯.奥布莱恩预测的投票结果：在众议院是一个州一个州数，在参议院则是一个人一个人念。众议院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势均力敌，参议院的胜算则十分渺茫。此外当前的法案对参议院来说更容易接受——法案一定要在众议院突破阻挠者的干扰才能通过——因此最好不要轻易添加内容。

威尔金斯拿出的数字则要乐观得多，包括来自众议院议长约翰.麦克科马克的私人保证。麦克科马克认为众议院能够通过一份比现在更加强硬的法案，而且总统还可以凭借众议院的支持向参议院施压。反过来说，就算削弱法案的内容，参议院的反对者们也不会领情。事实上不管新法案写了些什么，参议院里的铁杆种族隔离支持者们都会不遗余力地将其撕成碎片。伦道夫站起来表示，假如国会的障碍真像肯尼迪总统说的那样强大，“那么显然必须发动一场圣战才能让人们赞同这些维护民权的措施。”肯尼迪对此表示同意，伦道夫趁机为总统奉上了一顶高帽子：“只有您才能领导这场圣战。”他还呼吁对方绕过议会的头头脑脑，直接发动选民。

这话让总统很作难，他觉得伦道夫这是在挖坑让自己往里跳。“这个吧，我们正在，啊，我们觉得，我认为，如果各位能够表明这是一件，怎么说呢，同时涉及两党的事情，那会很有帮助的。我相信，就像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那样，共和党……肯定会一直追随林肯……因此不妨权当他们已经答应要帮忙了吧。”一位大游行领袖直截了当地问，这是否意味着总统认为这次本次不会带来任何影响，肯尼迪借此机会更坦率地表达了自己政治上的担忧。共和党人一直在“试图打南方牌——近来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在全国来看他们的做法不会带来多少损失，因为民主党已经得到了大部分黑人的选票。如果他们能够推动总统发动一场圣战，那么他们一方面可以高枕无忧地以民权支持者自居，同时又能将黑人所有的其他不满推到民主党头上。在当时以及之后，肯尼迪总统都在暗示有人正在围绕民权议题玩弄奸诈的政治游戏——支持种族隔离的民主党人试图向新版民权法案当中添加十分有利于黑人的修正案，从而刺激让温和派投票反对整个法案，而秉承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人则威胁要投票反对法案，因为法案内容太软弱。气急败坏的总统争辩说，民权阵营需要推动两党共识，而不是撺掇民主党独自发动圣战。他宣称光是让大部分共和党人支持民权已经非常难了，还提到了自己与“美国商界的金字招牌们”在白宫的会面。肯尼迪抱怨说，这些商人一提到民权议题全都“如坐针毡”，一提到示威就忧虑不安，“我们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路泽也插了进来，要纠正总统的思路。“您应该把这伙人分成各个小团体并且对症下药，”他急切地说道。比方说在底特律就要重点关注汽车行业的重量级高管。“我以前这样告诉他们：‘种族问题不可能糊弄过去。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你们与工人讲道理，要么工人造你们的反。即将被种族问题触发内战不会发生在葛底斯堡，而是会发生在你家后院，在你家工厂，在你们孩子长大的地方。’”路泽还宣称他已经组织了一个紧急劳资联合团体，从而在汽车行业实现种族融合。他强力主张自己的方法——林登.约翰逊式的密谋——是解决当前困境的唯一方法，而且大肆抨击肯尼迪总统坐下来谈一谈的呼吁：“您要想召开庞大的会议，却没有组织完善的小团体来指导方向并且推它一把，那就不可能收到任何成果。”

大游行过后的峰会充满了像这样彬彬有礼而又言辞激烈的辩论，期间金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快结束时他才问道，是否可能通过个人道义诉求促使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向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查理.哈洛克（Charles Halleck）施加影响——后者是众议院中对于民权法案批判最猛烈的共和党人。

“不行，”肯尼迪总统很快就回答道，“肯定不行。”

金赶紧澄清说他不打算亲自上阵游说艾森豪威尔，不过他们或许可以 “凑一群人”来完成这项任务，因为艾森豪威尔“碰巧是另一个教派的”。这个涉及种族与宗教的双关语引起了一阵阵笑声。接下来金又一反常态地在内阁会议室里担任了活跃气氛的角色。他讲了一个以党派为题的笑话，认为一定有办法把艾森豪威尔拉上船，因为“他去教堂时的身份难道不是民主党人吗？”

身为艾森豪威尔的私人牧师，布莱克没有跟着大家一起笑，而是宣称艾森豪威尔确实 “有可能与他们站在一起”。然而布莱克并不认为应当由自己出面以牧师的身份与艾森豪威尔谈这个问题。他警告说，前总统“如果认为我想要向他施加压力”，很可能会发脾气。最好还是派出一个由各个教派的精英人物组成的代表团，让他们集体出面去向艾森豪威尔说明道义问题，以免显得太个人化。肯尼迪总统很欢迎这个想法，还鼓动布莱克去尽快将这支秘密朝圣团组织起来，前往葛底斯堡农场拜见艾森豪威尔。他建议布莱克要在代表团里面加进一名天主教徒，“也许还要加上一两个商界人士。”他朝火气一直很大的路泽笑了笑，加了一句，“还有别让沃尔特站在第一排。”

下午6点12分，会见进行了七十二分钟之后，肯尼迪总统用这句轻快的结束语送走了各位民权领袖，许诺自己会随时就立法投票情况与他们保持联系。拉斯廷已经组织志愿者团队去打扫空无一人的林肯纪念堂了，众多新闻团队也急着各回各家，抢在晚上收工之前报道这条世界性的大新闻。活动全程都得到了大量报道。这次游行规模空前而且非常和平，这一事实蕴含着一条强有力的潜台词：政治层面的大规模种族融合的第一缕气息十分令人愉快。并不是所有的白人报纸都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金的深意。比如说《华盛顿邮报》就只强调了伦道夫的演说而没有提到金。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纽约时报》的詹姆斯.拉斯顿发表了一篇头版报道，题目是“金博士的《我有一个梦想》为这个将会被首都永远铭记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这份《纽约时报》头版包含了不下五条关于大游行的故事，围绕在两张大幅群众照片周围。《纽约时报》历来是关注民权运动的先锋之一，而这一天的头版可谓是报社的巅峰之作。黑人媒体的报道理所当然地充满了骄傲的欢呼。就连一向与金不对付的《亚特兰大世界日报》也宣布华盛顿游行“永远”改变了美国社会对种族的认识，而且还临时放松了自己的原则，把金的照片放到了头版——虽然是他与肯尼迪总统的合照。摩城唱片在几周后发布了《我有一个梦想》演讲录音专辑，随后迈斯特罗唱片公司和二十世纪福克斯唱片公司很快也推出了未经金授权的演讲录音。克莱伦斯.琼斯很快就代表金把这两家公司告上了法庭。

在时事评论员当中，只有斯坦利.利维森特意关注了金演说中微妙的政治信息。利维森为当天的成功感到无比骄傲，他在电话里告诉别人，“马丁在演讲中非常精彩地把握了白人和黑人的问题，以十分积极的方式彻底地驳斥了亚当.鲍威尔、穆斯林以及其他所有人的谬论。”他称赞金“是所有人眼中的大明星”，还表示罗伊.威尔金斯公开表现出来的大度做派令自己“大为倾倒”——别忘了威尔金斯曾一度与金交恶，甚至拒绝邀请金参加协进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晚宴。

“我有一个梦想”这段话很快登上了黑白双方的各种媒体，一举奠定了金的公众形象。批评者会指出金的梦想无非是虚无缥缈的画饼，向往单纯正义的人们则认为这段话的内容过于单薄。但是在几百万人中只有极少数人觉察到了这篇演讲的不切实际与天真烂漫。这次演讲的情感号召力让金拥有了足够的权威去重新诠释民主正义的最核心直觉。他不仅仅凭借言辞，还凭借洪钟大吕一般的嗓音跨过了种族隔阂。这场演讲让他隐隐然有了几分新时代开国元勋的气象。可是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政治家地位，完全是因为他临时起兴，抛开了高高在上的讲稿，凭着感觉尽情发挥——就像他在每年两百场的演说中常做的那样。这可真是针对种族问题的一个贴切玩笑。

那年9月，联邦法院命令伯明翰当局接收第一批五名黑人学生进入三所不同的公立学校。华莱士州长带头掀起了一场公众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鲍特韦尔市长暗中周旋于华莱士与伯克.马歇尔之间，对两边都表示他希望另一边的军队能一直驻扎在城外。他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套折中方案，向法庭提交了关于“先天种族差异”的新证据，希望借此拖延时间。当晚，阿瑟.肖尔茨的家又一次遭到了炸弹袭击，引发了持续一整夜的新一轮大规模游行。警察拿出了反暴乱装甲车，白人暴徒向游行者投掷石块，最终的武力镇压导致了一位黑人游行者死亡，另有二十一位黑人受伤入院。第二天上午，华莱士成功说服鲍特韦尔关闭了预计要接收黑人学生的融合学校。金向肯尼迪总统发出了另一封抗议电报。

9月9日，国家广播电台将夜间新闻播报的时长从十五分钟正式增加到了三十分钟。肯尼迪总统专门参加了当晚的《亨特利-布林克利报道》节目。同样是在这一天，三家预计招收黑人学生的伯明翰学校重新开门了。但华莱士将国民警卫队派进了学校，不让这几名黑人学生进门。不过由于一时疏忽，他并没有派兵包围该州亨茨维尔市内的另一家相同情况的学校，于是时年六岁的索尼.W.海福特四世（Sonnie W. Hereford IV）就在这一天成为了阿拉巴马州第一位进入白人学校就读的黑人小学生。第二天清晨，肯尼迪总统收回了联邦政府对于国民警卫队的指挥权并将其从伯明翰撤出，五位黑人学生终于可以上课了。学校里的大部分白人学生随即鱼贯而出以示抗议。这一周余下几天的紧张局势发生了攻守易形的疯狂变化。在西尾高中，白人学生们分裂成了两派。啦啦队队长和橄榄球员们组织了一场支持种族融合班级的运动，主张实行种族隔离的白人学生则发起了罢课游行，还四处扔石头。还有一大批反对种族融合的白人学生来到鲍特韦尔市长的办公室发动了静坐抗议。华莱士州长公开谴责了联邦政府的干预行为。9月13日周五，他乘飞机抵达巴尔的摩，宣布自己将参加1964年马里兰州的总统预选。

9月15号星期天是第十六大街浸礼会教堂一年一度的青年节。主日学校校长玛米.H.格利尔（Mamie H. Grier）来到地下室女洗手间外面，发现了四名提前离开圣经课程的年轻女孩，她们正热烈讨论着刚开始的新学年。四名女孩从头到脚都身着白色衣物，因为今天轮到她们在上午11点为成年人主持礼拜仪式。格利尔催促她们动作快些，之后就上楼回到了她自己的女子主日课堂里，这一天的课堂讨论主题是“宽恕的爱”。正当师生们讨论热烈之际，耳畔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整座教堂立刻剧烈震动起来，墙皮碎屑洒满了教室，以至于格利尔的第一反应是有人撒了一地彩纸。坐在她身边的另一位老师玛克辛.麦克奈尔（Maxine McNair）反射性地全身僵硬了起来，她也成了当时唯一一位还能开口说话的人。“我的天哪！”她叫道。她与格利尔逃了出来，但向下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却被堵住，至于石砌楼梯间则干脆消失了。她们跌跌撞撞地穿过教堂行至前门，伴随着逐渐聚拢起来的声声悲鸣和警报声来到了室外。一位歇斯底里的教会成员向格利尔叫道，她的丈夫已被第一辆到达的救护车送去医院了。麦克奈尔绝望地搜寻着她的独女，直到最后她不经意间撞见了一位啜泣的老人，不禁尖叫道：“爸爸，我找不到丹妮丝！”老人无望地回答道：“孩子，她死了。我找到了一只她的鞋子。”他手握着一只小女孩的白色礼服鞋。看着女儿脸上的表情，他不禁怒吼道：“也给我一颗炸弹吧！我要炸飞这个鬼地方！”

原本石质楼梯间所在的那面墙上出现了一个大洞，十岁的莎拉.柯林斯（Sarah Collins）从洞里踉跄着逃了出来。她的眼睛部分失明，爆炸冲击震得她耳鼻流血。莎拉的哥哥一边到处跑一边尖叫道他的妹妹死了。混乱现场的人们花了些时间才明白过来他说的不是莎拉，而是他的姐姐，十四岁的爱迪.梅尔（Addie Mae）。救护人员迅速将莎拉.柯林斯抱到救护车上，连同其他二十多位伤员一同送到了大学医院。头晕脑胀的玛米.格利尔隐约记得，几分钟前她在地下室女洗手间门口遇到的四名女孩中就有丹尼丝.麦克奈尔与爱迪.梅尔。格利尔的私家车受损严重，车窗完全粉碎，挡泥板卷曲，半扇车门不见踪影，但她还是冒险打着了火，晃晃荡荡地驶离了教堂，不过没开多远就被警方设置的路障拦住了——现在全城都布满了路障。警官雇了一名白人为其代驾，将车开往医院，她在医院的轻伤员区中找到了她的丈夫。医院里充斥着惊心的尖叫声、唱诵赞美诗的歌声，电视台摄像机的拍摄声，还有大喊大叫的警卫们控制人群的命令声。暖心的事迹在医院当中到处传播：牧师年仅四岁的女儿苏珊.克劳斯（Susan Cross）在这次事故中也受伤了，医护人员推着她的轮椅穿过附近的走廊时，她一直在勇敢地笑着。格利尔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默念“那些可怜的女孩们啊”。接下来两周内她一直反复念叨着这句话，神情镇静却又茫然若失。

路易斯小学的校长克劳德.韦斯利（Claude Wesley）此前并不经常参加主日学校的课程。这一天他把养女辛西娅送至教堂后便一个人散步去了。爆炸声响起时他正在路边叫人擦鞋。他首先飞奔到教堂，接着赶到医院，最后来到了太平间，那里他和妻子凭着一只脚与一根佩戴戒指的手指辨认出了女儿的遗体。克里斯.麦克纳尔（Chris McNair）也沿着韦斯利的路线绝望地来到了太平间。麦克纳尔不仅是路德教会成员与学校老师，还是一位自由摄影师。爆炸发生时他在自己教会的教堂里，距离爆炸现场有几个街区。在前往调查的路上，他停车取来了自己的相机。但是爆炸现场的惨状吓住了他，以至于他就连一张照片都没拍下来。后来他在医院里找到了妻子和岳父。难以承受的悲痛压灭了这位老者心中的满腔怒火，迫使他麻木地拾起了信仰。“或许这孩子的死也能起点好作用呢，”他低声说道。麦克纳尔很快踉踉跄跄地返回了市中心，走遍了一家又一家店铺，到处采买家庭葬礼的应用物品，试图依靠搜罗物件与关注细节来逃避悲痛。他所到之处，白人店员都不禁流泪，表示他们曾在电视上见过他。陌生而又新奇的情绪烧穿了他那茫然无措的外表，以至于乍一看去他简直像是在毫无自觉地模仿痛苦与无助的样子，而并非当真痛苦无助。麦克纳尔后来回忆道，当时他一门心思认定这些假惺惺流泪的白人店员当中肯定藏着在教堂里杀害他女儿的凶手。但当天下午，很多表情凝重、神情压抑的陌生白人也专程来到他家吊唁，有些人的车上还挂着邦联的车牌。

教堂爆炸的余波不仅震惊了伯明翰的黑人，也将白人群体搅了个天翻地覆。一位牧师冲上卡丁车赛道，强行打断了一场种族隔离集会。两名雄鹰童子军离开集会往家走，路上碰见两名骑着双人自行车的黑人男孩，当即拔出刚刚领到的手枪向对方射击，杀害了握着车把手的十三岁黑人男孩。被捕后这两人告诉警察，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开枪。一开始赶到爆炸现场的警察还都普遍抱有礼貌的同情心，但是到了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他们的心肠全都硬了起来，因为街上的黑人很可能将会发起报复。华莱士州长立刻派林戈上校率领三百名州骑警进驻了伯明翰。就像平常一样，当警察前来镇压白人青年同黑人青年之间互扔石子的暴动时，黑人总会逃跑，白人总会欢迎救援队伍的到来。警察开枪射中了一名逃跑黑人的后脑勺，致其死亡。整体而言，白人市民群体的反应要比警察更温和些，但是心路历程大同小异：先是一阵同情与泛化的悔恨，紧跟着就是针对夸张指控的憎恶以及越发高涨的蒙冤感受。白人律师查尔斯.摩根激情飞扬地宣告着他及其他所有白人都要为此次爆炸事件负责，因为他们一直容忍甚至鼓励种族仇恨的发展：“这次的事情我们全都有份。”其他白人全都十分鄙视他的论调，他的演讲也掀起了一股愤愤不平的自我辩护风潮，例如鲍特韦尔市长就坚称：“我们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教堂爆炸现场产生的厌恶情绪迅速在全世界传播开来，肯尼迪总统赶紧派直升机前往伯克.马歇尔的度假农场将其召回并再次将他派往伯明翰。落地之后马歇尔发现就连伯明翰的公开场合也已经充满了各种枪支，商店纷纷关门，白人警察在黑人街区设置了一重重路障，黑人游民则挥舞着手枪和棍棒驱逐白人闯入者。警察与当地联邦调查局探员都拒绝冒险护送马歇尔前往约翰.德鲁家同金见面。最终一群身穿“民防组织”自制制服的强悍黑人从联邦政府大楼接到了马歇尔，把他脸朝下摁在车后座上，还给他戴了一顶头盔，就这样将他护送到了炸药山。这里是上层黑人居住区，黑人富翁们雇佣的众多保镖将一座座别墅包围得里外三层，唯恐炸弹袭击者还有进一步动作。马歇尔见到金的时候，后者身边围满了激动的牧师、顾问以及伯明翰当地黑人领袖。上一起爆炸带来的急迫情绪与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另一起爆炸的潜在威胁正在到处疯传，这两者都催生了大量其他紧急措施，比如率先就读于白人学校的五名黑人少男少女一下子成了重点保护对象，每过一小时都会有人查看他们的安全状况。A.G.加斯顿及其他保守派都觉得这次袭击是民权运动步子迈得太大导致的恶果，金对于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他坚称本次惨剧的根源在于民权事业的步子迈得太小而不是太大。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向记者们泄露了这场讨论的一点玄机：“是什么造成了这四个女孩的死亡？是大多数黑人们的冷漠和自满，他们宁愿坐在凳子上无所事事，也不会主动参与创造性的抗议活动从而根除邪恶。”马歇尔听到金并不打算立刻举行游行之后不禁松了一口气，并保证说司法部部长早已命令联邦调查局全员参与教堂爆炸事件的调查，不顾此前引用的一切法律条文以及管辖权方面的障碍。就他本人观察到的第一手信息来看，马歇尔同意金的担忧：公开的种族冲突随时可能爆发。

交换看法之后，马歇尔返回了华盛顿，金则留下来处理四名死者的丧葬工作。军事指挥官可以仅仅凭借电话与电报之类的远程手段与牺牲士兵的家属打交道，或者仅仅在葬礼现场与家属寒暄几句。但是金的本职是一名牧师，他的分内职责就是亲自前往举行葬礼的家庭表达哀悼，还要在尚未合棺的棺材旁直接发言。尽管眼下金完全想不到应当如何应对这次袭击或者如何恢复伯明翰在民权领域的进展，但他完全不打算因此就与爆炸事件拉开距离或者将这些死亡视为运动当中的偶发事件。相反，他决定将支离破碎的死难者遗体认领到自己名下。黑人社区原本打算将四名死者分别下葬，金一听说这项安排就叫来了第十六大街浸礼会的牧师约翰.克劳瑟（John Cross）质问道：“为什么不举办一场集体葬礼呢？”

“唉，马丁，我本来就是这么想的，”克劳瑟回答说，“我也想举办一场集体葬礼，但有一家人不同意。”

金并不满意他的解释，于是独自前去拜会了死难者之一卡萝尔.罗伯森（Carole Robertson）的悲痛父母。他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劝说他们同意让他们的女儿同其他三名死者一起接受悼念。这样的做法证明了金很清楚自己的领导地位伴随着怎样的人命代价，并且毫不怯于面对这一点，以至于有些人甚至会觉得他有些冷漠无情。然而他最终还是没能改变罗伯森夫妇的想法。同为学校教师的夫妻二人坚决抵制“哗众取宠”的大型葬礼。“我们明白是民权运动使卡罗尔失去了生命，”罗伯森夫人说，“但失去她的痛苦对我们来说却是自家的私事。”她最终允许夏特沃斯为女儿主持葬礼。

在金的劝说之下，伯明翰教堂爆炸事件的四户死者家庭有三户参加了集体葬礼。金在葬礼现场心情沉重地说道：“人生有时很艰难，就像是坩埚中熔化的钢水那般令人焦灼不堪。”葬礼在约翰.波特牧师的教堂举行，八千多人勇敢地自发组成了治安委员会与吉普车巡逻队，并且将教堂挤得水泄不通。尽管伯明翰市在职官员无一人出席，但却有八百名伯明翰黑人与白人牧师加入了吊唁者的行列，远远超过了伯明翰历史上任何一次跨种族神职人员集会的人数。这一天是9月18日周三，距离华盛顿大游行过去了整整三周。结合在一起来看，这两次事件鲜明地刻画了一对宛如神话故事那样正邪分明的矛盾：一边是献身大义的觉悟以及纯粹得耀眼的苦难，另一边则是无法言喻的邪恶势力。如此极端的现实天然缺乏稳定，但却为人们打开了新的视角。

葬礼当天晚上，黛安.纳什与金长谈了一番。她在这次谈话当中提出的初步构想最终将会生长成为1965年的塞尔玛选举权运动。当时的纳什怒火满腔，她告诉金，她不可能招揽一群饱受摧残的人们参与非暴力活动，之后却让他们无所事事地呆在一边。教堂爆炸案发生后，她和贝弗尔都觉得这次袭击只能用令人发指来形容，就连像他们这样热烈信仰非暴力信条的资深活动家都忍不住想杀人了。他们下定决心至少要将下列两件事办成一件才算出了这口恶气：要么侦破爆炸案并且将凶手明正典刑，要么为阿拉巴马州全境的黑人赢得选举权，从而将华莱士州长与林戈上校搞下台。第一件事交给民间组织来处理确实难度不小，于是纳什决定专注于第二个目标。在之后的几天里她制订了一份书面计划，内容包括如何严格训练并且组织起师团级别的非暴力军队，用人海战术包围华莱士在蒙哥马利的政府机构。这支军队的目标并不是零敲碎打的游行与静坐，而是针对蒙哥马利当地政经体系的命脉与要害发动整体打击：“切断州议会大厦建筑的对外通信……躺在火车轨道、飞机航道和有轨电车轨道上示威……封停电力公司”。这场筹划当中的静坐示威要是当真落到实处，其规模足以与华盛顿大游行相提并论。“这是一支军队，”她在计划书中写道。“应当为其制作旗帜、徽章、胸针以及纽扣。”尽管当晚她为这个计划据理力争，金却很难认真看待这项计划。他刚刚参加完一场葬礼，眼下他更关心自己能为伯明翰的明天做些什么，而不是半年之后的蒙哥马利。而且华莱士肯定很乐意受到这样一支队伍的围攻，对他来说这些人根本就是在为他义务拉票。金差点忍不住直接打发掉纳什以及在现场旁听并且很看好这个计划的约翰.刘易斯。他耐着性子告诉纳什自己必须先行告退，因为他还要为华盛顿举行的特别战略会议做准备。如此缺乏兴致的态度自然惹恼了纳什，她认为金不应该整天想着与华盛顿的政治家们进行务虚空谈。

第二天下午金一到华盛顿就遭到了前后夹击，极大地限制了他手头的选择。他没有带来任何独立的活动计划，例如有具体目的的游行或示威。同他一起出行的有A.G.加斯顿、J.L.韦尔牧师及其他伯明翰黑人的主要支持者们，这些人在春天一直反对金的示威，但是示威的残酷后果依然压得他们不堪重负。他们不肯接受任何关于大型示威活动的建议，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座城市正处在毁灭的边缘。金此行前往华盛顿仅仅是为了获得联邦政府的支援，但马歇尔警告称，肯尼迪政府早已否定了此类希望。白天早些时候罗伯特肯尼迪宣称，在他看来派遣法警或军队前往伯明翰维稳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在下午5点之前，皮埃尔.塞林格称肯尼迪总统已任命了两名私人密使前往伯明翰调解种族纷争：一位是前任陆军部部长肯尼思.罗约尔，另一位是前任西点军校橄榄球教练厄尔.布雷克。金一行人刚抵达白宫几分钟，政府就对伯明翰爆炸出了公开回应。

内阁会议室密谈的气氛十分压抑。一开场金就直言不讳地发表了一段气氛沉重的演说，指出伯明翰目前共有二十八起尚未解决的爆炸案件，而且种族隔离主义戒严令的潜在威胁也远远尚未解除。“现在黑人群体已经陷入了深深的沮丧、绝望和迷茫，”他向总统说道，“人们感到孤立无援。走在街上不安全，待在家里也不安全——到处都有爆炸的威胁。现在就连教堂都不安全了。黑人觉得不管去哪里都处在人身危险之中，就算压根不动也是枉然。”肯尼迪总统一直没有说话，直至A.G.加斯顿打断了金的陈述，抱怨保险公司正采取措施准备取消对黑人公司的商业保险，迈尔斯学院的校长皮茨也指出他一直无法为其新建的学生活动大楼办理保险。肯尼迪一听到这点便重新振奋起来，表示这个问题联邦政府肯定能解决。“就把这件事交给我吧，校长先生。”伯克.马歇尔自信地说。

但是接下来总统再次陷入了沉默，因为夏特沃斯继续陈述了金的主张，即派遣联邦军队取代州骑警进驻伯明翰。夏特沃斯想知道，为什么一座黑人占总人口40%的城市要生活在一支全白人武装力量的刺刀威胁之下，而且这群白人长期以来不仅暴行斑斑，而且还实施了无数从未遭到法律制裁的仇恨犯罪。下一个发言的韦尔进一步借题发挥，表示伯明翰当地警察几乎已堕落到了与华莱士的骑警一般无二的地步。肯尼迪总统并未质疑这些论断，但对他而言，这些论断仅仅能够表明强势的白人多数派对于黑人抱有难以调和的憎恶，对于缓解局势却一点用处都没有。忍不住火气的总统终于打断了韦尔的话头：“如果当地警察不是好人，州骑警也不是好人，那伯明翰还有救吗？”他反问道。遭到当头棒喝的韦尔嘀咕了几句关于戒严令的事情，总统则毫不留情地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观点：“照你这么说，伯明翰还有什么什么长远指望呢？”

总统的骤然动怒吓得一屋子人大气都不敢出一下。这时金平静地站起来，放弃了关于派遣联邦军队的论点：“我仍坚信伯明翰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伯明翰也有许多善良的白人。他们同样需要帮助。我认为我们现在所报告的情况堪称紧急……军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这点。市长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不够强势。”

肯尼迪总统也放软了口气，表示他对各位求见者的沮丧心理感同身受：“现在对黑人而言确实很艰辛……而我也知道这次的爆炸事件造成了极其棘手的局面。但你也知道，随便看看全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一场长期斗争，你都会发现这个过程非常危险。因而每个人都必须保持冷静。”他称赞他新任命的两位密使声望过人，肯定有机会打开种族之间的沟通之门：“罗约尔十分出众，布雷克上校更是我所见过最出色的人之一。”

金很快就走出了内阁会议室，来到了白宫门外规模庞大的联合记者团面前。“联邦政府提供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那一类关注，”他说。《纽约时报》以及其他主流媒体对于当天进展的报道则要直白得多：“肯尼迪指派两名调解员……黑人为这一举动鼓掌，不再要求军队进驻，接受成立考察小组的建议。”然而金的新闻发布会还没开完，各种异议就纷纷冒了出来。记者们——尤其是几名黑人记者——尖锐地质问他是否真的相信区区一个“学习小组”就足以应对第十六街教堂的血案？一对“被隔离的”白人退伍兵凭什么就能促进种族和谐？金是否知道罗约尔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企业律师，“红发”布雷克在西点军校所带领的著名球队更是从未允许黑人加入？金以前究竟听没听说过这两个人的存在？金是否认为白宫方面将调解员任命刻意安排在这个时间点上的目的就是为了表明他在决策过程中并未发挥任何作用？金为自己的辩护根本站不住脚，不得不逃到司法部躲避记者。第二天他对“奥尔巴尼九君子”的起诉提出异议，但并未获得支持。克莱伦斯.琼斯警告金说詹姆斯.鲍德温以及一群纽约学者都对他的表现怒不可遏，认为他竟然听任肯尼迪总统如此无耻地耍弄了他。鲍德温等人主张发动一场更加“激进”的圣诞购物季抵制活动，但他们几乎刚刚宣布这一活动就打了退堂鼓。现实与嘲笑的两面夹击将金逼到了死角。

这一周的周日距离伯明翰教堂爆炸事件发生已过去了一周时间。关于这次惨剧的具体细节已经传遍了全国——教堂的时钟停摆在上午10:22，耶稣的面容从东墙上仅存的彩色玻璃窗户上完整脱落了下来。在纽约某电视节目上，詹姆斯.鲍德温同雷茵霍尔德.尼布尔讨论了“遗失的基督面庞”的象征意义。他们的讨论充满了对于民权运动长期累积的情感。尼布尔将这场促使他重新出山的民权运动称为“革命”，鲍德温则认为种族不义造成的苦难恰恰使得黑人成为了“这个国家仅存的希望”。他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他相信黑人具有什么天生的美德，而是因为只有极端环境才能让人们“真正看清自己的人生信条”；大多数美国人“如今都活得浑浑噩噩，我真心觉得好些人干脆就将可口可乐当成了立身之本”，而黑人的苦难恰恰为这部分美国人敲响了一记警钟。尼布尔赞同鲍尔温的看法，认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过了这一点……我们处于变革的环境之中，纵观历史，永远都是被轻视的少数派——无产阶级、农民、贫民——重新掌握了信仰的高度和深度。这个国家现在正承担着过往恶行的报应，而我们也即将承担各自分内的报应。”

这是一期不同寻常的电视节目。乏味的老年日耳曼神学家与饱受折磨的年轻贫民艺术家坐到了一起并且自发结成了充满激情的同盟，尽管乍一看去很难让人相信。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难解的非暴力运动。鲍德温对于非暴力运动的局限性始终耿耿于怀，他批评这是专门用来折磨黑人的心理苦难，在美国历史上“非暴力运动只有在黑人参与时才会得到推崇”。尼布尔温和地批评了鲍德温对于非暴力运动抱有的主流偏见。鲍德温认为非暴力运动无非是让无力反抗强权的弱者们勉强栖身的贫民窟，尼布尔对此则不敢苟同：“人们问我，我既然如此反对和平主义，那又为什么如此敬佩金这位和平主义者呢？我的回答很简单……金的非暴力抵抗教条并不符合和平主义。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和平主义仅仅要求人们洁身自好，却不要求他们承担责任。在洁身自好的人们与承担责任的人们之间横亘着一道巨大的道德鸿沟。在我看来，金的言行已经体现出了鸿沟两边的区别。”

在金的可敬对手那边似乎已经出现了对抗情绪。9月23日周一，一行五名伯明翰高官径直走进了椭圆办公室，向肯尼迪陈述己方关于爆炸事件的观点。五个人的言谈并未表现一丝半点质疑或是提防的态度。“总统先生，我们肩负着重大责任来到了这里，”鲍特韦尔的代言人威廉.汉密尔顿首先发言。他表示负责任的伯明翰白人们莫名其妙地因为教堂爆炸案而遭到污蔑，他们对此感到极其厌恶。他们在此之前早已采取了各种措施来解决种族问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出力不讨好”。阻碍他们工作进程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和平氛围的缺失，导致这一点的罪魁祸首正是北方批评家们以及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教唆分子。

肯尼迪总统执拗地咬紧了司法部部长和伯克.马歇尔拟定的简要议程。他向五位代表们摆出了三项最低限度的具体措施，要求他们至少选择其中一项，从而缓解爆炸案之后的全国性压力。伯明翰市政当局可以遵守5月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至少雇用几名黑人售货员；或者他们可以与当地黑人领袖进行常态化的跨种族谈判，具体谈什么都无所谓；又或者他们最起码可以雇佣哪怕仅仅一名黑人警察，即便就像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那样只允许这名警察在黑人区执勤也行。“我想知道你们的选择，”总统说，“尽管你们可能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够多了。”五位代表一致认为这三项措施全都操之过急，尤其是雇佣黑人警察这一条。汉密尔顿表示总统根本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单单为了搞掉公牛康纳就需要承担怎样的人身攻击。“现在我与市长走进市政厅的时候如果想要与执勤的警察握手，至少有一半人会拒绝。我跟他们说话他们也假装听不见。”此外至少三分之一的警察宁愿辞职也不愿同黑人共事。兰顿.米勒牧师是伯明翰教士联合会的主席，他告诉总统，以他们为代表的温和派已经被“抹黑”了。“昨天我们动身时还有人在机场抗议，标语牌上写着‘你们这些自由派不能代表我们。’”他无奈地说道。

肯尼迪总统对于他们的处境表示同情，因为他本人也一直是各种辱骂攻讦的活靶子。但他们既然是生活在困难时刻的公众人物，就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如果他们不能采取措施，局势只会越来越糟糕。每隔几分钟他就会重新拾起这番套话：“现在还有可能做点什么吗？……能否做些补救呢？……我只是在考虑两三件补救措施……现在你们当真什么都做不了了吗？”他的话最终将伯明翰电信公司的副总裁弗兰克.牛顿戳得忍无可忍，发表了一番在他本人看来“既坦率又可敬的回应”：他们现在就是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不管他们现在做什么都只会让“那些家伙”闹得更加起劲，而且事实上“许多人……都认为您现在正在给那些人撑腰。”

“我明白，”总统答道。他充满戒心地提高了声调，向五位代表们宣称自己从未鼓动过任何针对伯明翰的挑唆活动，但是反过来说他也并不认为一切所谓的挑唆活动都是全都是无理闹三分。“让我把话说清楚，我认为希望自己族群的成员加入警察队伍是完全正当的要求，我也认为任何人都有权在商店里干售货员，我还认为从全国角度来看你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要我说的话，要是在军队里都能实现种族融合，在民间肯定更能实现。军队里的人们整天吃喝拉撒睡都在一起，各方各面都要考虑到，可是在民间只要考虑有限的几个方面就行了。” 牛顿反驳说在他看来总统新近推出的公共设施种族融合法案内容堪称无所不包，并非像他说的那样局限于某几个方面。一听这话肯尼迪终于按捺不住了。“快算了吧！公共设施连个屁都不顶！”接下来他开始了一番滔滔不绝的激情陈述。眼下最令人头痛的问题其实是公立学校的种族融合，相比之下公共设施种族融合只能说是正义的底线。“白宫里的人们全都没有天真的幻想，或者说不理解这个问题，或者根本看不到华盛顿现在的情况。华盛顿特区目前黑人人口占到54%，学校里面黑人学生的数量更是达到了85%，白人正在逃离华盛顿，谁愿意看到这种事？公共设施种族融合充其量就是表面文章！上帝啊，说到底不就是能不能逛商店或者投宿旅馆的问题吗？就算融合了又能怎么样？斯塔特勒酒店开业百八十天能等来一个黑人顾客吗？……伯明翰的黑人也不会整天往酒店跑啊！” 最后总统告诉他们，他不愿同阿拉巴马州起争执，“但就现状而言难道你们当真就束手无策了吗？……你们总该有办法做点什么吧？”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扭转了局势，”牛顿给出了这个乐观而又顽固的回答。之后肯尼迪总统彻底收起了情绪化的一面。他确实警告代表们别指望将金赶出伯明翰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要不然非学委以及其他各路种族团体都会来找他本人的麻烦。“金向非暴力运动投入了太多太多，”总统说道，“非学委则向暴力投入了太多，这就造成了双方的冲突。”但肯尼迪并未向伯明翰市政当局做出任何威胁，没有提出任何交易，也没有进行任何讨价还价。他又老调重弹，表示自己这位代议制总统的权力十分有限。在这次会面期间总统不下二十五次希望伯明翰市政当局率先迈出第一步，“就算只是公关作秀也行……关键在于让人们感到未来会变得更好。”身心疲惫的总统最终不得不诉诸于唯一可行的积极措施：支持布雷克-罗约尔调解任务。领会到这层含义后，伯明翰代表们表示他们已经早好了配合调解的准备，并为此次交流意见感到欣慰。

金并不知道这次白宫会见的内部纷争，但他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看到了公开宣布的结果：《肯尼迪称伯明翰能自行解决当前问题》。此类报道让他倍感焦虑煎熬。这一周他在里士满参加了领导大会第七届年会。这场持续四天的盛事吸引了五百名代表成员。年会的主题自然是庆祝民权运动迄今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罗莎.帕克斯进行了简短的演讲，弗朗西斯.格里芬（Francis Griffin）也是。此人是一位牧师，12年之前他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了芭芭拉.约翰斯在法姆威尔镇上领导的学生罢课活动。伯明翰运动合唱队举办了多场歌颂自由的夜间演唱会。年会举行了题为《非暴力运动的影响力》的专题讨论，原定的讨论嘉宾以年会组织者为主，不过一大批传奇人物也慕名前来捧场——贝亚德.拉斯廷、詹姆斯.贝弗尔、詹姆斯.劳森和C.T.薇薇安。大会听取了加斯顿、丹维尔以及另外十座在伯明翰运动激励下即将发动示威的城市的战情汇报。明星演讲人包括迪克.格里高利、罗伊.威尔金斯、亚当.克莱顿.鲍威尔以及两名参议员。

所有这些人全部涌入了里士满的约翰.马歇尔酒店。这家富丽堂皇历史悠久的酒店还是第一次举办种族融合活动，不得不强打精神客气接待各位客人。代表们的情绪早已被教堂爆炸案一路推高，如今另一股全然不同的不满情绪又在会场里荡漾了开来，以至于就连维持民权运动的理想主义门面都变得十分困难。对于身处暴风雨中心的金来说，民权运动的成功伴随着难以为外人道的阴暗面，民权运动的失败更是会带来人所共见的表面，如今这两者干脆迎头撞在了一起。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领导大会的组织规模有了显著增长，领导大会的大管家怀亚特.沃克因此要求加薪，他给出的薪酬预期几乎是此前的三倍。然而更多的人们则指责金手段软弱，致使领导大会完全被排挤出了民权领域。在私人方面，拉尔夫.D.阿伯纳斯也偏赶在这时候闹起了情绪。长期以来阿博纳西的内心深处一直酝酿着对于金的妒意，如今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名句终于打翻了阿博纳西的醋坛子。住进酒店之后他愤愤不平地抱怨自己的房间不如金的房间那么漂亮。接下来他干脆跑到酒吧里买醉，喝完之后醉醺醺地坐电梯上楼，嘴里念叨着针对客房服务质量的刻薄批评。同乘电梯的一位白人顾客觉得他说话太难听，于是替酒店辩白了几句，没成想阿博纳西立刻大发脾气与此人扭打起来。万幸的是赛普提玛.克拉克也在现场。老太太赶紧将阿博纳西拽回他的房间里关上屋门，然后就劈头盖脸把他熊了一顿。她说阿博纳西的身边人看在金的面子上全都让着他，结果给他惯出了一身毛病与一肚子怨气，他平时参加教堂礼拜总是故意迟到，而且还喜欢在会众面前自吹自擂。有一件事尤其为克拉克留下了特别恶劣的印象：那一回阿博纳西邀请她来到自己的教会做演讲，可是等她到了之后阿博纳西却坚持要先带着她参观一下自己的花园，并且表示会众们将会一直在教堂里唱赞美诗，直到他出现为止。阿博纳西被克拉克训得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讪讪地表示克拉克并不了解情况。不过话又说回来，要不是领导大会的母性良知化身亲自出马，阿博纳西肯定不会乖乖坐着领受训斥。（本次年会原本打算在会上宣布为克拉克加薪，但是她本人不予接受。在写给金的信中她说自己“一旦接受这个提议心里肯定不自在。”）同时在大会会场里，一贯放荡不羁的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再次针对威尔金斯与协进会发起了攻击，认为这两者都“受到了白人的控制”。此外他还严重挫伤了参会人员关于民权法案得到通过的希望。在他看来，白人给与黑人的权利早就超出了白人的底线，不可能更进一步了。

原定三小时的领导大会理事会议最终持续了整整四天。所有的布道人都认为，为了从教堂爆炸事件的伤痛中恢复过来，金亟需发动一场新的运动。难就难在如何确定运动开展的方式和地点。之前大多数人支持选择丹维尔，但现在一些人提出了反对，认为放弃伯明翰将会是致命的错误。在他们讨论期间从伯明翰传来消息：鲍特韦尔市长在机场为肯尼迪总统派来的两位特使举办了一场全白人欢迎仪式，然后就把这二位劫走了。两位特使只能见到鲍特韦尔早已安排好的当地黑人代表；特使们同意绝不抛头露面，只会参加黑白隔离的秘密会议；皮茨以及其他黑人领袖不仅听不到特使的意见，而且根本联系不上他们，因此气得火冒三丈。

这一切都让金倍感耻辱，只怪自己过早相信了肯尼迪对此次爆炸事件的态度。夏特沃斯的财务主管威廉.肖特里奇告诉理事会伯明翰黑人正在收集枪支，于是理事会的态度骤变，支持继续围绕黑人售货员与警察的题目进行非暴力示威游行。金同意了，但表示要注意三点：首先，伯明翰的许多黑人都将会野蛮地反抗他们；其次，伯明翰警方仍然持有领导大会从春天开始支付的三十万美元保释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这次游行示威的规模不能超过5月份那次，那就不会取得任何效果。有一位本杰明.胡克斯（Benjamin Hooks） 提出不妨将游行地点转移到蒙哥马利。这其实就是缓和版本的黛安.纳什方案。这场示威将会集中火力对付华莱士州长本人以及选举权问题，因此比以往更加进取，但是这条路以前还没人走过。此外，在蒙哥马利发起民权运动就必须与蒙改联打交道，而金在蒙哥马利的多年经历让他深知蒙改联远远算不上一台运转无碍的机器。正当他们争执不下时会场外又传来了新的消息：首先，伯明翰炸药山上又发生了两起爆炸；其次，约翰.刘易斯因为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市法院门外携带“一人一票”的标语而被捕。当领导大会理事会正在里士满开会时，约有二百名追随者跟着刘易斯发起了游行。监狱里的非学委领袖们计划在塞尔玛举行一场 “自由日”运动，这场运动将会融合纳什的新想法与鲍勃.摩西在密西西比州筹备的自由投票计划。

领导大会理事会面对各种备选方案犹豫不决，这种瞻前顾后的态度对提振士气毫无助益。金雇用了一位哈里.波蒂（Harry Boyte），此人曾长期在红十字会负责行政工作。他计划在短期内将领导大会的员工队伍彻底整顿一番，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不仅受教育程度不高，而且极其不专业，打字总出错，上班时间嚼舌头传闲话，其他毛病更不用说。他的整顿计划自然与怀亚特.沃克的职权发生了冲突。沃克一向主张任何白人管理人员的手腕都不可能比他更严格，因此平日里与波蒂很不对付。员工们对于沃克的蛮横作风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沃克与波蒂之间的管理权之争则将这股怨气暴露了出来。为了杀鸡儆猴，沃克在大会上以“不负责任、不服从安排”为理由一口气解雇了四名领导大会高级职员。金成功说服他收回了解雇命令，仅仅以扣工资作为惩罚。沃克做出了让步，部分原因在于波蒂对于他来说只是个幌子，他的实际目标其实是贝弗尔。因此接下来当金的身边人劝沃克也与贝弗尔讲和时他勃然大怒，提出了他的第一份辞呈：“我简直受不了了，我非走不可。”

金试着让沃克冷静下来，围绕薪水的问题对他说了不少好话。当天晚上，理事会成员们痛痛快快地来了一场博爱说教大赛，将各自肚子里的委屈与不服都发泄了出来。各位高阶布道人带上烟酒聚在一间套房里互相取笑，讨论着世间最伤人的是什么——死亡，世仇，迫害，还是他们正经历的种族不安全感。几乎每一句妙语都会逗引着别人抛出一条应景的圣经名句，某人还会兴致勃勃地来一场讲道。就像演出进行到深夜的爵士音乐家总会斗琴斗号一样，各位布道人们也轮番上阵进行即兴布道，展现他们歌剧家般的嗓音以及永不枯竭的比喻、神话与寓言故事。贝弗尔与沃克分别以著名的血仇主题向对方宣讲了一通。沃克保证当他挣到他的第一个一百万美元时肯定会给“圆嘟嘟的”阿博纳西买一枚钻戒，顺便又进行了一段关于虚荣与贪财的简短讲道。在这样的环境里谁都难免沦为集体吐槽的活靶子：金的嘴唇色泽紫红堪比肝脏，大头小耳朵好似犀牛；安德鲁.扬满头卷毛，整天蹬着一双“白人款式”的鞋子；沃克总是人五人六地扎着绸缎领带，两个颧骨又高又黄；伯纳德.李的一对眼珠子只会滴溜溜乱转。

尽管大家玩得十分尽兴，但是直到新一天到来时他们仍未找到任何一种足以缓解民权运动当前困境的解决办法。金极度渴望能重新开始非暴力运动，从而保住让非暴力深刻影响黑白双方的希望。但他也明白，如果再发生一场类似伯明翰爆炸这样的惨案，黑白双方之间很有可能爆发全面种族战争，到时候非暴力运动必将死无葬身之地。他认为自己应该前往丹维尔，但他又无法离开伯明翰。他的理智告诉自己，他不应冒险破坏同肯尼迪政府的关系，毕竟90%的黑人都支持肯尼迪政府，而且白人针对民权运动的反弹早已将这段关系冲击得脆弱不堪了。然而另一方面他也已经放弃了对于布雷克-罗约尔调解的一切希望。

“这几天我一直保持着沉默，”他在9月27日大会闭幕词中说道，“……我这种行为让那些一直不顾危险与我一起为了自由而前进的人们失望了……我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我太过天真，幼稚地相信人们总会彰显善意。现在看来是我错了。”他还谈到了尚未侦破的爆炸案，肯尼迪政府的回避态度，以及华盛顿游行带来的隐约善意。他谴责政府大概认为平安无事的华盛顿游行意味着革命已经结束了。“他们还从没犯过这么离谱的错误呢……我们比以前更加坚信，种族平等的唯一出路就是非暴力运动。就让他们继续扔炸弹吧。就让他们继续与种族隔离的邪恶沆瀣一气破坏我们的进程吧。我们终将获得自由。”最后金发表了一段匆忙创作的新声明：“上帝啊，二战期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曾经在一场正义的斗争当中遭到当头打击，而他选择了暂且撤退——您的卑微下仆那天在白宫听说总统将会向伯明翰派出两名调解员之后也选择了暂且撤退。但今晚我把话放在这里，除非下列条件在特定日期之前得到满足，否则我必将重返伯明翰……”他所开出的条件基本上与肯尼迪试图让汉密尔顿集团接受的最低条件大同小异。

白宫无视了他的演讲，但在伯明翰的A.G.加斯顿与阿瑟.肖尔茨立刻公开指责了金。这两人与皮茨以及其他黑人保守派领袖公开决裂，发表声明宣布他们对于布雷克-罗约尔团队抱有信心，对示威游行或“外部干预”一贯抱有反对意见。伯明翰当地白人和黑人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加斯顿和肖尔茨的声明。金再一次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旦采取行动，就有可能在伯明翰引发公开分裂，要是不采取行动，白宫方面必将一直装聋作哑。而且尽管他发下豪言要像麦克阿瑟杀回菲律宾那样凯旋归来，台下却应者寥寥。士气低下且疲惫不堪的金于是命令昌西.艾斯克里奇前往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进行一项秘密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