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1947年明曾经帮助W.E.B.杜博斯起草一份声明，敦促新近成立的联合国承认美国黑人与世界各地殖民地当中的本土民族具有同等的人权主张。
在南非沙佩维尔警方向抗议种族隔离的人群开枪之后过了两天马斯特与贝亚德.拉斯廷督促金来到加纳参加了一场大会，大会主题是抗议法国在非洲进行核测验的计划。马斯特很担心全球范围内针对夏普威尔大屠杀的愤怒情绪可能会促使非洲反殖民运动走上暴力道路。 “目前全世界恐怕再没有别人能像你这样令非洲人信服地宣讲非暴力主张了，”马斯特在信中给金写道。他敏锐地意识到，在非洲更加频繁地抛头露面可以间接促进金在国内对抗种族隔离的斗争，因为这样一来“国内的不利因素想要攻击或者阻止你与你的族群将会更加困难。”金最终决定不去参会，而是派遣阿博纳西担任自己的代表（阿博纳西与马斯特也是参加本次大会的唯二美国人）。但是金确实一直在与马斯特以及拉斯廷一起支持非洲反殖民运动。比方说在5月5日他就在以便以谢教堂招待了肯尼思.卡翁达——倾向独立的北罗德西亚领袖，也是日后的赞比亚总统。
此时的金没工夫后悔。他一方面因为诉讼费用和开庭前准备工作而苦苦挣扎，同时又将整顿混乱的领导大会职员领导关系当成了第一要务。他进一步向怀亚特.蒂.沃克施压，以求将对方尽快招募过来。这是金踏上公共职业道路以来做出的第一项重大人事决策，而急脾气的沃克则将一大堆严格要求摆在了金的面前。按照一贯的秉性，沃克为金描绘了一副领导大会遭到彻底整顿的图景。今后的领导大会将会与从前昏昏欲睡的状态决裂。沃克已经做好了离开事工道路的准备，随时都能完成决定命运的纵身一跃。如果被选中，他首先就要规范办公纪律。秘书们绝不可以在办公桌旁喝咖啡。早上九点钟每一台打字机都要响起来。如果领导大会还需要更多秘书，他会想办法筹钱。沃克毫不介意让别人把他当成不惜撕破脸皮威胁辱骂也要为领导大会争取利益的刺头。“说真的，”他对金说，“我的刻薄程度刚好能让我爱听别人这么说我。”
沃克将自己视为金的代理人、大管家以及“咬人的走狗”。在沃克看来，像金这类天性随和的领袖迫切需要一个专门负责顶缸背锅蹚浑水的心腹。这个人的职责是推广金的形象，在合影照片里的站位则离金越远越好。荣誉与风光都属于金，各种既不露脸又得罪人的脏活则是他的本分。作为回报，他要求在领导大会内部获得一人之下的权威。金必须授予他无可争议的权力，让他凭着自己的判断进行人事任免而不必事先请示。金的副手们——尤其是纽约的贝亚德.拉斯廷——今后未经沃克正式批准不得再以金的名义公开发表声明。艾拉.贝克如果愿意可以继续留在亚特兰大总部任职，只要她明白自己是在为沃克打工就行。除了上述特权以外，沃克还要求领导大会顺便聘用他在弗吉尼亚州的两个朋友——想要管理好一个组织，身边肯定少不了自己人——并且为自己开出了年薪八千美元的价码，相当于他在吉尔菲尔德做牧师收入的两倍，比金在以便以谢挣得还多。沃克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是在漫天要价。在他看来，金的收入水平是自我约束的结果，而他在涉及金钱的问题上并不像金那样顾忌个人形象。
在金看来，沃克的全套入职要求当中最主要的缺点就是沃克本人。他有头脑，有热情，但却对非暴力精神兴趣寥寥。同时沃克对于权威的军事化理解势必会与领导大会的实际情况相抵触。领导大会的立身之本从本质上来说是个人魅力，这一点对于金的决策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领导大会的牧师们。总之金最终设法说服自己相信，他既可以利用沃克的所有优点，又能够控制沃克的粗放性格将会带来的任何负面影响。面对咄咄逼人的沃克，他唯一的应手相当精妙：他建议沃克在入职之前首先与斯坦利.利维森以及贝亚德.拉斯廷私下碰碰头。沃克对此十分抵触：利维森和拉斯廷就连理事会成员都不算，见他们作甚？就跟他们随便聊聊也挺好的，金温和地答道。于是5月初三个人在纽约的喜来登亚特兰大酒店面谈了两天。双方对会面结果都很满意。沃克在金的亲信面前树立了权威，拉斯廷与利维森则打消了沃克独揽大权的若干打算，比如他原本想要取消金在纽约地区的所有支持机构，将筹款活动的管理工作全部集中在亚特兰大。拉斯廷与利维森明确指出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大部分捐款都源于纽约。最后三人取得妥协并且明确了各自的权责范围。沃克的聘任协议刚刚签署，金立刻向理事会成员与其他关键支持者寄出了大批信件，几乎以乞讨的姿态请求他们至少向领导大会再多捐献一百美元，因为8月的工资开支将会翻倍。“把人家从收入可观的教堂挖过来却开不出工资，那么咱们的脸面可真是要不得了，”金这样写道。
尽管沃克已经做好了从教会辞职的安排，但他依然还在弗吉尼亚州各地巡回布道，用一篇篇泼辣而又华丽的布道词声援静坐运动。他歌颂团结，宣称静坐运动的支持者们需要将勇气与行动统一起来。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团结在一位领袖周围，而这位领袖就是马丁.路德.金。沃克把金比作摩西，极力宣讲金受到的迫害，他的需求，他的榜样，他的教导，以及他的战术（私下里沃克总是直接把金称作“领袖”）。每当沃克讲到动情之处听众们总会异口同声地高声赞同。在纽波特纽斯的一次集会之后，一名观众穿过人群来到台前和沃克握手。这位曾在哈佛进修过哲学的年轻人满脸深思熟虑，他费了半天劲才从人头攒动的沃克拥趸当中挤到前面来。“沃克牧师，”他抓住机会发问道，“为什么您总是说‘一位领袖’？您不觉得我们需要很多领袖吗？”
这位听众名叫鲍勃.摩西（Bob Moses），是纽约某高中的老师，当时正在弗吉尼亚州拜访自己的叔父。尽管与《圣经》当中以色列最初的立法者重名，但是摩西与圣经先知的性格却完全不搭调。他信奉灵修但却不信教，关心政治但却不激进。他向沃克提出的问题精准揭示了他与金之间最尖锐、最核心的分歧。这两个人都相信兄弟精神，但金相信神的必要性，具体表现就是相信领导层级。摩西则不然，他的观点对于黑人教会来说非常陌生，尤其与沃克大相径庭。沃克不屑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就将注意力转向了下一位听众。摩西耸了耸肩。在沃克演讲期间，摩西为马丁.路德.金辩护委员会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回到纽约后他又向贝亚德.拉斯廷毛遂自荐，成为了委员会的一名义工。
5月16日，金走进蒙哥马利法院接受了法院对其个人所得税指控的传讯。为了预防种族示威活动，骑着高头大马的代理治安官们加入了州骑警与城市警察的阵势，如临大敌一般驻守在法院外围。在气氛紧张的审讯室内，金和五位正式出庭律师一起出现在辩护席上，在他们身后的黑人专区还坐着他的新任法律助理，来自芝加哥的昌西.艾斯克里奇。金的律师提出了许多法律异议并提起了上诉，法庭本身的种族隔离也被他们记录进了上诉材料。他们赢得了一点时间，但就在当晚从亚特兰大涌来了大量问询电话，以至于他们不得不中断了战略会议。金第二天不用出庭，因此他就成了各个民权团体争相邀请的对象。亚特兰大大学的大学生们想让金帮助他们庆祝布朗案判决六周年。他们打算从亚特兰大大学游行到州议会大厦门前举行集会，但欧内斯特.范迪瓦州长随即宣布他不允许任何黑人踏上议会大厦门前的草坪，就算调派州骑兵也在所不惜。范迪瓦的警告在黑人领袖中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亚特兰大大学的六位学院院长都在质问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自从3月份的一日示威之后，亚特兰大的学生们始终仅仅是静坐活动的旁观者，现在他们却恳求金支持他们搞点大动作。然而学生们的长辈却认为让金为了一次夭折的学生游行专门跑到佐治亚州来实在愚蠢透顶。别忘了范迪瓦毫不掩饰对于金的敌意。
第二天早上学生们聚集起来的时候还不知道游行是否照常进行，也不知道金会不会来。克拉克学院的布劳利博士在六位院长当中立场最极端：克拉克学院的学生们预定在体育馆集合，等到学生们来的差不多了之后，他命人偷偷从外侧锁上了体育馆的大门，意欲阻止学生游行。但很快就有学生从窗户爬出去把锁撬开了，然后克拉克学院的学生们就汇入了全市学生的大潮。一开始他们祈祷、商讨并且歌唱，随后就有一千五百多人涌上了街头。学生们从西区一路游行到了州议会大厦广场，发现州长布置的骑警早就在那里严阵以待，不准他们向前一步。于是学生大军沿着历史上黑人人口在亚特兰大迁移的相反方向穿过市中心向东撤退到了奥本大街，因为金老爹的老对头威廉.霍姆斯.博德斯牧师同意让他们在惠特街浸信会教堂举行集会。学生们从广播里听到新闻报道声称金特意从蒙哥马利飞来参加他们的活动，但是各种纷纷扰扰的小道消息一直在相互冲突，然后队列前面的人们就看到了伯德斯与金一起站在惠特街教堂的台阶上。两位布道人愉快地向学生们挥手致意，好像在问候凯旋的朝圣者一般。游行队伍立刻爆发出一阵阵胜利的欢呼声。集会开始后，金赞扬了学生们的非暴力精神以及挺身而出的勇气。金赞扬了伯德斯，伯德斯也赞扬了金，所有人都表扬了学生们——就连一开始极力阻止他们游行的学院院长也表扬了他们。六位院长都出现在集会的讲台上向学生们致谢，承认他们之前的担忧是错误的。院长们的恳切善意渗透了整个会场，因此尽管他们站在台上大出风头，依然没有招致学生们的反感或者抱怨。
在亚特兰大学生游行期间，路旁的白人大多数时候只是静静地站在一边眼看着这条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一位迷惑不解的妇女就事论事地说道：“我还真不知道学校里竟然有这么多黑鬼。”她的评论登上了报纸。这也是当时全国范围内非常有代表性的想法。没有直接受到示威活动的威胁或者触动的白人此时依然是美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对于他们来说，黑人大学生数量如此之多的事实本身就是令他们始料未及的启示。此前白人眼中的黑人一直是由体力劳动者构成的阶级与种族。白人所熟知的黑人知识分子都是些盛名加身并且特立独行的人物，与日常生活扯不上关系。即便在北方，市中心的商务区也很少见到黑人白领。可是现在美国社会却突然意识到，黑人大学生的数量已经达到了足以堵塞道路或者填满监狱的程度。主流文化当中颇有几个人正在考虑这一点对于政治与社会形势的影响。
对于没有亲眼看到黑人学生游行的千百万计美国人来说，民权问题仍然相当遥远，有人颇感好奇，有人信誓旦旦，也有人心中燃起了希望。不过发生在居住地以外的静坐行动依然就像无组织煤矿罢工或者政府批准口服避孕药上市之类的新闻一样只能刊登在报纸内页不起眼的位置上。1960年春天占据美国报纸头版的新闻往往都是震动国内的海外报道。就连最强调种族问题的报道也并非来自美国南方，而是来自非洲。在南非沙佩维尔，一群黑人为抗议种族隔离政府颁布的遭人痛恨的身份证法律而举行了和平示威，但是警察却悍然向示威人群开枪射击并且造成六十九人死亡，大部分死者都是背后中枪。这则新闻震惊了全世界。艾森豪威尔政府当即谴责了南非政府的镇压行为。数以百万美元计的外资撤出了南非。美国报纸头版上出现了非洲人民烧掉身份证的照片，照片下面的新闻报道则着力描绘了南非各地的暴动并且预言即将发生叛乱。但是南非政府非但毫不动摇，反而愈发强横，未经审判就在全国逮捕了共计一万三千名黑人嫌疑犯，硬生生扑灭了火光四起的紧张局势。面对这样一个既不顾法律约束又不怕舆论谴责的政府，无论是非洲黑人还是他们的白人自由派支持者一时间都束手无策。
沙佩维尔惨案过后不久的5月，以色列秘密特工在阿根廷逮捕了前党卫军上校阿道夫.艾希曼并将其押解回国。接下来以色列人将艾希曼塞进防弹玻璃搭建成的隔间里并且指控他针对犹太人犯下了可怖的纳粹战争罪行。接受庭审以及最后走向绞刑架的全过程致使艾希曼成为了全球知名的人物。在希特勒殒命之后的十五年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想当然地将纳粹视为恶魔的化身。可是眼前这个杀人无算的纳粹战犯看上去却根本没有哪怕一丁点凶狠歹毒的气质，反而是一位极其平庸乏味以至于泯然众人的技术官僚。如此鲜明的反差成为了知识界的热门辩论题材。与此同时，这个世界还遭遇了另一头恶魔。这头恶魔就像艾希曼一样真实得令人难以理解，而且同样出身于二战时期——这就是热核战争的幽灵。在5月初，一亿六千万美国人全都参加了全国范围内的防空演习——自从美国政府确信俄国人有能力把核弹头扔到西半球以来，这已经是第七次举行此类演习了。就像以往一样，学生们全都爬到桌子下面，华尔街股市停盘，电视屏幕一片空白，政治领袖们以身作则地匆匆钻进了防空洞。半小时内纽约市用电量足足降低了90%。
5月5日，正当穷凶极恶的民防官员一遍遍地利用全国防空突击演习折腾政府高官时，艾森豪威尔在顶级机密的北卡罗来纳州指挥碉堡里面接到了一条坏消息：赫鲁晓夫公开声明苏联击落了一架美国侦察机。美国政府的本能反应自然是保护U2侦察机的机密。有关人员认定中央情报局的飞行员已经坠机身亡，飞机也已经坠毁，于是艾森豪威尔下令放出假消息声称该飞机是一架偏离航线的气象飞机。第二天总统返回华盛顿签署1960年《民权法案》并借机向现场记者确认了自己的说法。一天之后赫鲁晓夫启动了陷阱，向全世界宣布苏联活捉了驾驶飞机的美国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并且马上就要向全世界证明他驾驶的根本不是气象飞机。照理说谎言既然已被揭穿，故事就应该结束了。但是震惊失措的艾森豪威尔又授权编造了另一条假消息：白宫虽然承认坠毁的飞机的确是侦察机，但是转而又宣称鲍尔斯是叛徒，指责他未经命令就擅自飞进了苏联领空。如此苍白无力的声明就连一天都没能撑住。白宫终究还是勉强承认了真相，但艾森豪威尔却张不开嘴承认是他亲自批准了每一架U2的飞行任务。“我打算辞职。”他在白宫沮丧地说道。他在公开场合依旧强撑着信心饱满的架势。一周后他飞往巴黎参加峰会，在会场上眼看着口沫横飞的赫鲁晓夫极力挖苦美国是个强盗国家，于是起身离场以示抗议。5月17日，艾森豪威尔飞回了美国，这一天金正在惠特街教堂迎接亚特兰大的游行大学生们。U2事件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几百万美国人全都异口同声地否认了这件事的重要性，转而集结在星条旗下驾轻就熟地谴责起俄国人来。可是在同仇敌忾的氛围背后，艾森豪威尔留下的耻辱记忆却始终挥之不去。中央情报局在公众视野当中的首次亮相就与一条弥天大谎牵扯在了一起，而且这次亮相的背景还令人隐隐觉得有些可怖。自从艾森豪威尔亲身参与的二战取得胜利后，美国人一直将自己当成清白无暇的道德典范，如今牛皮终于被捅破了。
尽管来自国外的头条新闻令人不安，但是美国国内依然洋溢着一派平静乐观的气氛。毕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危机无非是助兴的谈资，麦卡锡时代的艰难苦涩终于被甩在了身后，打不垮的新一代美国人创造了毫无下滑迹象的“经济奇迹”。美国人战胜了小儿麻痹症，下一个目标就是癌症。大部分就业岗位都是白领工作。经济学家正在苦苦思索过剩之谜，不知道人们还想要什么。《时代周刊》声称：“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社会不用再担忧自身能否生产足量产品了。”汽车随处可见，车载收音机多半会响起珀西.费思乐队演奏的《畸恋》主题曲——1960年春天全美排名第一的流行音乐。到了年底，大人孩子们都跳起了一种新兴的“扭腰舞”——来自费城的孤儿歌手恰比.却克以一曲《扭腰歌》引领了这股潮流。世代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和——成年人变得更酷了，青少年也没那么狂野了。
此外对于1960年的美国人来说还有一件贯穿全年且不断升温的大事，也就是总统竞选。这场选战侧身于大屠杀的威胁与流行娱乐的鼓噪之间，在美国文化的核心地带稳健地占据了一席之地。民主党提名竞选吸引了大量候选人，但每个人都有致命的缺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几乎获得了国会全体民主党领袖的支持，但是他和其他人都很清楚，在过去一百多年里还没有哪个纯种南方人赢得过总统选举。比如最著名的民主党人阿德莱.史蒂文森就曾两度败给艾森豪威尔。和约翰逊一样，史蒂文森也不愿意过早暴露参选意愿以致竞选失败，所以每当有人在公开场合询问他这次是否还打算参选的时候，他都会摆出一副顾左右而言他的哈姆雷特做派。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倒是没有这种约束，但他不怎么出名，而且他是个民权与工会的双料拥护者，因此人们都认为他的号召力并不算大。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在1956年的党代会上竞选过副总统提名人，因此他在起步阶段就已经具备了一张范围不大的政治关系网，不过他太年轻了，而且还是罗马天主教徒。
民主党内部的早期争执看似对于现任副总统尼克松十分有利。他几乎已经成为了共和党的提名人。除了想要参选却张不开嘴的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还有些许可能威胁到他以外，其他共和党人在尼克松面前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尼克松的政治经验要比上述各位民主党参选人都更为丰富，而且至少他现在还以副总统的身份在形式上继承着艾森豪威尔的衣钵。他非常精明地警告自己不要大意自满，以免犯下1948年杜威败给杜鲁门的错误。他反复提醒自己的支持者，共和党目前仍然是少数党，而且他也不是艾森豪威尔。“如果我们未能意识到我们正在为本党存亡而战，那就无异于通过吸食鸦片来慢性自杀。”他这样告诉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人。
在民主党那边，肯尼迪赢得了威斯康星州（汉弗莱老家的邻州）与新教徒大本营西弗吉尼亚 州的初选，汉弗莱也因此遭到淘汰。没有公开站出来参选的人们都在抱怨肯尼迪的小聪明与迷人气质正在带领民主党走向失败，民主党领袖全都很不待见这位初选期间的领跑者。只有两位参议员看好他能获得提名。埃莉诺.罗斯福继续为史蒂文森助选，她刻薄地将肯尼迪称作百万富翁老爸的傀儡以及反麦卡锡主义战斗期间临阵反水的懦夫*。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继续支持约翰逊这个长袖善舞的南方人。前总统哈里.杜鲁门表示他愿意支持斯图尔特.赛明顿或者约翰逊，就是不支持肯尼迪。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杜鲁门还在电视上叱责了肯尼迪。“参议员，你确定你已经准备好面对这个国家了吗？或者说你确定这个国家已经准备好面对你了吗？”
种族问题在本次选战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其说是因为民权运动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因为民意调查显示出黑人投票呈现出了分散多变的趋势。各路候选人都在极力争取黑人投票，但是他们争取选票的时候必须尽量避免在白人当中引发争议。3月3日的《喷射》杂志刊登了一张约翰逊与一位黑人领袖的“独家”合影，于是心思缜密的杂志读者们立刻就知道林登.约翰逊这回真打算竞选总统了。高度敏感的约翰逊以前从未允许过任何媒体刊登此类照片，唯恐流失得克萨斯州的选票。两个月之后，戴上全新隐形眼镜的约翰逊前往三个主要的州开展了“非竞选”巡回活动。与此同时他还会将每一位他能拽得住的人拉扯进自己的“泰姬陵”办公室里面嘘寒问暖，无论对方是黑人还是白人。
尽管有不少人都支持约翰逊，但是其中许多支持者都不是民主党党代会的代表。肯尼迪的情况恰好相反，因此也更有优势。但肯尼迪本人很担心他的战略无法赢得某些团体的选票，比如黑人群体。他听从竞选助手的游说，参加了协进会举办的一场晚宴，可是却碰了个软钉子。他想与杰基.罗宾森合影，沾一沾这位棒球明星的人气，但罗宾森却以自己是共和党人的借口回绝了他。肯尼迪只得讪讪而退，心中的不安全感几乎要爆表。后来他表示自己觉得这个借口只是托词，罗宾森拒绝合影的真正原因在于他支持汉弗莱。后来他得知的确如此，但是罗宾森首先将自己当成支持汉弗莱的共和党人。假如汉弗莱没能赢得民主党初选提名．那么这位前道奇队球星很可能会将目光转回本党并且支持尼克松。雪上加霜的是，肯尼迪又听到传言说就连罗伊.威尔金斯都对他不放心并且私下同情林登.约翰逊。“我们在黑人这边有麻烦了。”竞选经理罗伯特.肯尼迪如是说。罗伯特随后指派了金在抵制运动期间结识的甘地主义白人律师哈里斯.沃福德全天候负责处理黑人选区事宜。
至于肯尼迪参议员本人也因为自己面对种族政治无处下手而感到非常紧张。他决定亲自做一次考察。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他在竞选行程当中腾出一个空当，把随行的顾问、筹划人员与造势人员撇在一边，坐车来到了哈里.贝拉方特位于纽约西区大道的公寓楼下。他向贝拉方特做了自我介绍并感谢对方同意接受如此仓促安排的拜访，然后就开门见山地道出了来意。他说他知道贝拉方特支持史蒂文森。这一点没什么不对，他也可以理解。但肯尼迪的目光已经投向了当年秋天与尼克松之间的角逐。他担心杰基.罗宾森对他不利，并请贝拉方特帮他两个忙：首先他想知道类似杰基.罗宾森这样的人为什么支持尼克松当总统；其次他请求贝拉方特帮他组织一个黑人明星助选团，从而抵消罗宾森万一反水所造成的政治破坏。
直到此时贝拉方特都一直深信史蒂文森将会赢得民主党党内提名，因此在他与肯尼迪叙谈的前几秒接连吃了好几惊——眼前的候选人这么早就断定自己必将赢得初选，此人的敏锐直觉告诉他杰基.罗宾森将会成为一个必须强力应对的政治难题，他不仅能够提出一针见血的尖锐问题，还能在个人魅力的掩护下请求别人提供令人为难的帮助。贝拉方特坦言自己很可以理解罗宾逊与其他黑人名人不看好肯尼迪的原因。对他们来说肯尼迪是个陌生人，不仅不是朋友，甚至连熟人都算不上。此外肯尼迪也从没有表达过对于民权事业的支持。不过另一方面贝拉方特也承认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杰基.罗宾森会支持尼克松。他认为尼克松是个祸胎，因为此人在麦卡锡大迫害时期曾经扮演了一马当先的角色。在这一时期，杜博斯锒铛入狱，保罗.罗伯逊被驱逐出境，贝拉方特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列入了黑名单。贝拉方特表示，如果肯尼迪赢得了党内提名，那么就算仅仅从公民自由的角度出发，他也会竭尽全力帮助肯尼迪击败尼克松赢得大选。随后两人就长远战略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贝拉方特建议肯尼迪首先要与马丁.路德.金搞好关系。
“你为什么这么看重金？”肯尼迪问道，“他能做什么？”
贝拉方特一时间有些踌躇。肯尼迪的提问显然并没有贬损或者争辩的意味，而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在参议员看来，金确曾领导了阿拉巴马公车抵制运动，但目前他不过只是一个面临偷逃所得税审判的布道人而已，美国人对他并不熟悉。相比之下贝拉方特与杰基.罗宾森才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像他们这样的人才有能力帮助候选人在不疏远白人的同时改变黑人选民的立场。与这两人的号召力相比，金的入局资本究竟是什么呢？贝拉方特尝试着向肯尼迪解释了他的信念：由于民权运动正在为自身奠定神圣事业的地位，今后谁也不能凭借明星的人气来争取黑人选票了。他说自己并不是一个虔诚信教的人，但他却亲眼见证并且亲身感受到了金对他的影响。金的影响力确实并没有体现在白人或黑人的报刊上，但是这绝不意味着金没有力量。“忘了我吧，”他对肯尼迪建议道，“忘记杰基.罗宾森与我们刚才讨论过的其他人吧。如果你能加入金的事业，得到他的忠告，那么你就得到了一个足以左右局势的盟友。”
贝拉方特说话的时候肯尼迪一直在点头。他又问了几个问题并感谢贝拉方特为他提供的信息，但并没有当场做出任何承诺，也没有透露任何计划。在将近三个小时的会面结束后，他下楼重新回到了车上。肯尼迪前脚刚走，贝拉方特立即就打电话向金通报了自己与肯尼迪会面的情况。他认为肯尼迪这个人不做作，不易动情，但反应非常敏捷。他建议金尽最大努力去了解肯尼迪。哈里斯.沃福德给了金同样的建议。他一直在努力推动肯尼迪和金的接触。和贝拉方特一样，沃福德是史蒂文森的忠实追随者。实际上即使在加入了肯尼迪阵营之后，他也一直与这位不情愿的伊利诺伊州候选人保持着联系。他写了一封信向史蒂文森推荐金，又将一份“绝对保密”的复件送到了金手上，希望这样做可以确保肯尼迪阵营当中没有人发现他依然与敌人有交集。
当针对麦卡锡主义的历史性谴责决议在1954年得到通过时，肯尼迪是唯一一位既未投下赞成票也没有发言支持的民主党参议员。
5月22日，被控伪证罪的金坐上了蒙哥马利法院的被告席，接受了詹姆斯.J.卡特（James J. Carter）法官的审判。庭审期间的旁听席和陪审团席都遭遇了关于种族隔离的法律动议与徒劳无功的争论摩擦。但是到了第三天，控方还是摆出了堆积如山的999份证据——大部分是存款单与开给金的支票复印件。州政府的指控工作一开始进行得相当顺利，然后金的芝加哥律师威廉.明就昂首阔步地走进了法庭。他反复询问控方第一证人、州级税务审计员劳埃德.D.黑尔（Lloyd D. Hale）是否在1月份造访过德克斯特牧师寓所并要求金补缴税款。在控方进行了一连串数字轰炸之后，明决定来个借力打力。他反问黑尔，州政府究竟如何估算出了金的收入。黑尔承认他的计算是在拜访金的同一天自发进行的。此外他也证实，阿拉巴马州政府至今仍然没有查清楚金在涉案的1956年到底挣了多少钱。这个回答对于辩方极其有利。明盯着黑尔仔细端详，他发现黑尔显然因为想要努力客观地描述金而苦恼，于是明决定提出一个极其危险的问题——黑尔造访牧师寓所当天是否曾经告诉过金，他的纳税申报单上没有显示偷漏税的证据？黑尔回答说他确实说过这句话。证人的回答令现场所有人都惊得透不过气来——一位阿拉巴马州的白人公务员居然在本州最引人注目且政治意味最浓重的庭审现场提供了有利于黑人被告的证词。
问完问题的检察官看起来情绪激动，辩方也依然处于下风。真相隐藏在数字的迷宫当中，金之前也从未在阿拉巴马州的法庭上赢过官司。接下来辩方传唤了金的老熟人R.D.奈斯比特，他向陪审团描述了金在德克斯特任职期间曾经多么坚决地回绝了受托人自作主张为他上调工资的提议。摩豪斯校长梅斯博士也带领着一群杰出人士出庭为金的品德信誉做担保。尽管如此，辩方依然并不太指望法庭做出误判裁定，以至于律师们在激烈的内部争论之后决定走一步险棋，派金自己出庭做证。不出所料，控方果然在交叉质证环节对金展开了穷追猛打，并对金每天在袖珍日记上记录的财务收支嗤之以鼻，刻意煽动陪审团的政治敌意。不过为了能够坐实黑尔此前的证词——州政府埋下税务陷阱那天他与金在牧师住所的对话——辩护律师们宁愿承担如此高昂的代价。在金走下证人席后，辩护律师派出会计与以便以谢教会受托人J.B.布莱顿作为最后一位证人出庭。他的证词充满了晦涩的财会审计术语，听的人云山雾罩。按照他的说法，为了估算金在1956年的合法差旅费扣除额，他专门发明了一套所谓的地理学-中位值-飞机票价算法。尽管如此，根据推算出的所有数据，他还是精确得出结论：金的未申报收入仅为区区235.16美元。布莱顿还声称，就算这个结果也可以用另一套支出公式来解释。布莱顿的证词听得昌西.艾斯克里奇很不服气，他认为布莱顿的证词只不过是把阉割版会计术语硬套在自己辛辛苦苦搞出来的计算结果头上用来唬人而已。不过他也很清楚，布莱顿的长篇大论兴许真能奏效。既然金的收支情况横竖都是一本烂账，那么辩方就像控方一样大有文章可做。
5月28日早晨，律师们进行了结辩陈词。法庭上剑拔弩张，更多的记者涌进法庭想要见证庭审的高潮。有一位黑人记者坐在了白人听众的席位上，从而触发了当天的第一次争执。法警命令他马上移开。陪审团商讨了三小时四十五分钟，焦急的人群们每一分每一秒都会产生全新的猜想。当法官宣布“无罪”时，金老爹、老金夫人以及柯瑞塔登时全都哭了出来。激动得不能自持的德兰尼起身赞扬了法官的判决。人群中传出了“哈利路亚”的欢呼，有人泣不成声，有人如释重负。面对着越发高涨的现场氛围，卡特法官抡起小木槌猛砸桌面，命令法警们一排排地清场，并且将占绝对多数的黑人听众排成单行送出法庭，从而先发制人稳住法庭秩序。法院外面早就布置了公路巡警特别小分队，负责防止人们聚集成群。但当天的黑人听众们因为太过激动或者太过震撼，反而并没有当场做出什么举动。他们完全服从了警方的指令，以至于在到达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教堂时依然保持着一字纵队的队形。金原本已经做好了进监狱的准备。他有些木然地得知了法院裁决，然后就收拾心情走到了法院门外。他心中或许有千言万语，但是却仅仅向围挤过来的记者们说了一句话：“这个结果代表了巨大的希望，它说明南方仍然生活着成千上万的善良白人，尽管他们对于种族融合的看法或许与我们有分歧。”德兰尼法官也激动地表示，这次无罪宣判是“我这三十四年律师生涯当中最令人惊讶的见闻。”
金加入了返回德克斯特教堂的浩荡队伍，与人们一起参加了自发举行的教堂礼拜仪式。在路上，他与阿博纳西请求身边的年轻人领唱《我们终将克服》（We Shall Overcome）这首歌。这首黑人战歌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早期的前福音时代，后来被南卡罗来纳州的烟草工人带到了高地人学校并且被改编成了抗议歌曲*。自从4月份赛提玛.克拉克的高地人研讨会召开以后，这首歌便在静坐学生当中得到了广泛传播。这首战歌旋律简单，情感真挚而顽强，在危机、哀悼以及庆祝场合都很合适。这也是当天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许多成年人的感受。
离开德克斯特教堂之后，柯瑞塔与阿博纳西分头行动，前往不同的教堂进行演讲。金则带着父母乘车回到了亚特兰大的家中。第二天一大早，昨天刚刚从蒙哥马利赶回来的会众就挤满了以便以谢教堂。金在他们面前进行了一场名为“受难自传”（Autobiography of Suffering）的披露性布道。他说，以前他之所以矢口不谈自己遭受的全部迫害，是因为害怕别人会怀疑他想要博取同情。现在他将一切细节全都倾诉了出来，从公车抵制运动期间的炸弹事件，到在哈莱姆区险些丧命的遇刺事件，以及在刚刚结束的审判中遭受的一切侮辱。金在这场布道中畅快淋漓地宣泄了满腹苦水，但是这篇冗长的陈述却又如此甜蜜且关注自身，以至于金看上去就算没有因为回忆自己的受苦经历而感到扬眉吐气，至少也回忆得相当投入。金之前的布道也涉及过此类话题，因为个人受难稍微引申一下就能与弥赛亚的无辜气质搭上关系。不过金并不会完全屈服于伤情悲叹。他也肯定不相信这次被宣判无罪是因为自己具有某种神秘力量。他开玩笑说阿拉巴马州政府的这一番折腾只是为了向他提供几年免费住房。至于最终宣判结果则很可能只是凑巧。说不定那十二个陪审团成员全都和金一样曾经在税务审计的时候吃过亏，因此这一回将他当成了难兄难弟——换句话说对于税收政策的同仇敌忾跨越了种族的藩篱。又或者这批陪审团的成员不同于以往，他们发现真相太过扎眼以至于无法忽视。无论如何，种族隔离依然存在。金对这次的判决结果表示感谢，但并不打算多做解释。“有些事情发生在了陪审团当中，”他对会众说道。
人们一般都认为《我们终将克服》这首歌的前身是《有朝一日我将克服》（I’ll Overcome, Some Day”），由费城的C.A.汀德利牧师（Rev. C. A. Tindley）在一战时期创作。汀德利对于现代福音音乐之父托马斯.A.多尔西影响极大。由汀德利与多尔西开创的宗教音乐模式——例如福音韵律与四重奏风格——深受欢迎，很快就冲出黑人教堂打入了音乐厅甚至大萧条时期的夜店。日后黑人宗教音乐乘着流行音乐与民权运动的东风俘获了千百万主流白人文化当中的听众，尽管他们对于这些音乐的源头一无所知。早期福音作曲家的创作范围非常宽泛，比方说汀德利不仅创作了民权运动的战歌，还创作了《伴我同行》（Stand By Me）。日后B.B.King将会把这首歌改编成摇滚名曲。
或许有人会觉得阿拉巴马州政府不应该将金的伪证案看得太重，以至于不惜押上自身的骄傲也要把金送进监狱。在金被判无罪之后的第一个周一，帕特森州长向这些人传达了一条气势汹汹的信息：他针对《纽约时报》提起诽谤诉讼并且主张一百万美元赔偿金，理由是该报纸刊登了拉斯廷为金筹集辩护资金而撰写的广告。与早些时候由蒙哥马利治安专员苏利文提起的诉讼相比，帕特森案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金本人也列为了被告，尽管金并不是广告发起人。此前接到帕特森正式要求的《纽约时报》已经刊文表示收回所有冒犯阿拉巴马州政府官员的言论，但是帕特森仍然提起了诉讼。同时州长还实施了更加针对金本人的报复：他命令阿拉巴马州立学院院长特伦霍姆解雇学院中十多名金的朋友与支持者，其中包括金的传记作者雷迪克，金的老朋友罗伯特.威廉姆斯，还有在罗莎.帕克斯被捕当晚帮助起草妇女抵制请愿书的乔.安.罗宾逊。雷迪克直接遭到了解雇，其他人则主动辞职以免特伦霍姆感到难堪。
帕特森不仅亲自上阵伤害金并且威胁要剿灭他的组织，而且他的复仇还加剧了金在政界遭遇到的困难。金希望借助总统选举实现若干政治目标，而帕特森的存在对他来说则是个大麻烦。帕特森是肯尼迪参议员的支持者，早在195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两人就开始相互靠拢，到了1959年帕特森已经成为了肯尼迪的公开拥趸。他投靠肯尼迪的时间如此之早，支持肯尼迪的热情如此旺盛，以至于肯尼迪本人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金非常想要拽着肯尼迪与民主党远离帕特森的种族隔离诉求。要做到这一点，金必须设法让总统候选人遭受足够强大的压力，从而确保自己与他们打交道时不至于在原则问题上做出妥协。同时这些压力又不能过于严苛，以免过犹不及，反而为总统候选人培养出数百万计更认同帕特森而不是金的选民。这项任务既微妙又野蛮。帕特森的游说有多么公开，金的大部分游说就有多么机密。
金在民主党国会议员当中有一位身居要职的盟友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前任康涅狄格州州长以及驻印度大使。鲍尔斯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对于民主党民权纲领的制订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在政界表现卓著，并且还登上了哈里.杜鲁门认可的总统候选人名单。另一方面，他与金一样热衷于甘地非暴力主义，并且还是哈里斯.沃福德的老熟人。这三个人与贝亚德.拉斯廷以及其他许多人一起为民主党起草了一份“理想”的民权纲领。为了推进这套纲领，他们必须对抗南方民主党党员的反对势力，而对抗战术之一就是在洛杉矶会议中心——也就是民主党党代会会场——门外组织一条纠察线。这些谋划者们一直在秘密运作。听命于肯尼迪兄弟的沃福德尤其不希望自己的两位老板得知自己正和金以及鲍尔斯合作，因为他很清楚这哥俩都不喜欢鲍尔斯，认为此人是个百无一用的书呆子。更糟糕的是，肯尼迪的高级助手认为鲍尔斯会与肯尼迪争夺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而且此人正在利用民权问题将自己打造成为自由派黑马候选人。
沃福德在肯尼迪竞选阵营当中的位置很不稳固，在这一方面他与白宫里面的弗雷德里克.莫罗可谓同病相怜。他负责的任务是通过任何必要手段“拉到黑人选票”。根据美国政治活动的传统，这项任务并不算特别重要，与其他人的任务也没有交集。虽说他的顶头上司萨金特.施莱弗（Sargent Shriver）确实迎娶了肯尼迪兄弟的姐妹，但是施莱弗在肯尼迪家族当中依然仅仅只是一位外戚，算不上核心成员。肯尼迪兄弟经常嘲笑这位妹夫/姐夫的立场过于自由化，还在家门后面戏称他是个“童子军”。肯尼迪参议员最亲密的助手泰德.索伦森（Ted Sorensen）第一次见到沃福德时就建议他不要与施莱弗发展过于密切的联系，因为圈内人都认为施莱弗是肯尼迪家族的“家养共产党”。这句话当然只是半开玩笑而已，但是话语背后传达的态度却令沃福德提心吊胆。平心而论，施莱弗并不是什么泛泛之辈。他本人的出身家族可以追溯到独立战争之前的马里兰州，从政之前他还曾在肯尼迪家族族长约瑟夫.肯尼迪的芝加哥商品市场大楼担任经理并且干得有声有色。但是这样的资质在肯尼迪的圈子里并不算特别突出。目前肯尼迪参议员的贴身亲信们正在拼命争取普通选民的投票，力求赢得胜利所需的过半票数。如果他们认为萨金特.施莱弗多愁善感，不切实际，甚至与赤色分子夹杂不清，那么他们恐怕也不会倾心于金。
沃福德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按照哈里.贝拉方特的建议为肯尼迪与金安排一次会面。最后这两人于6月23日在老肯尼迪的纽约公寓里一起吃了一顿早饭。两人之间的相互介绍有些仓促，谈话内容也没有涉及深层问题。就像任何一位媒人一样，沃福德正在华盛顿焦虑地等待着，希望会面双方能够相互喜欢。会面结束后双方交给他的报告都有些不咸不淡，但他还是执意做出了正面解读。肯尼迪认为自己在赢得金的支持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而此时急于出国的金却告诉沃福德，这次会面虽然愉快，但肯尼迪对于民权问题的理解却只能说是“缺乏深度”。
与金会面后不久，肯尼迪参议员针对快餐店静坐示威发表了最直接的竞选声明。他告诉一群非洲驻美外交官：“站起来捍卫自身权利是美国的优良传统——即使站起来的新方法就是坐下。”这句有利于静坐运动的评论一定程度上或许是金游说的结果，但肯尼迪的主要针对目标似乎是杰基.罗宾森。在与金共进早餐一周后，肯尼迪与罗宾森举行了一次峰会，会后肯尼迪发表公开信承诺全力支持黑人权利。投桃报李的罗宾森则告诉记者，他看待肯尼迪的态度“远远不如过去那样挑剔了”。但他并没有为肯尼迪背书。
此时金已经飞到了里约热内卢，这次出国是为了参加浸信会世界联盟会议。在会上他向各位浸信会教友大声疾呼要认识到宗教层面的政治自由的重要性。好些保守派牧师听到这番说辞都感到很不舒服，但是一同出席大会的葛培理却为金主办了一场荣誉晚宴，以此表示对他的教会抱负的支持。在里约热内卢，金初次领教了总统选举政治的阴暗面究竟有多么肮脏。众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的一位使者联系上了金并且传递了一条消息：如果金不取消在洛杉矶民主党代表大会会场外示威的计划，鲍威尔就会向媒体透露贝亚德.拉斯廷的真实性取向，还会宣称他与金有染。六神无主的金立刻打电话呼叫了与他合作发起纠察线的A.菲利普.伦道夫，想让老前辈为自己拿个主意。可巧的是，国际电话接通时伦道夫刚好不在，在他的纽约办公室里拿起电话的人恰恰正是经常过来帮忙的拉斯廷。极度不适的金一点一点向拉斯廷透露了两人面临的威胁。接下来两人不停地互相询问鲍威尔会不会玩真的。他们都知道鲍威尔的性情反复无常，以前也施行过不少剑走偏锋的政治恐吓，但无论如何这一回他已经越线了。如果鲍威尔真的兑现了他的威胁，那么指控内容的真伪如何根本无关紧要。只要他一开口，金与拉斯廷就会双双遭受灭顶之灾，尤其是因为很多记者和大多数活跃的黑人传教士对于拉斯廷的同性恋“问题”都有所耳闻，因此这项指控听上去将会非常可信。
得知此事的伦道夫第一反应就是想要搞清楚鲍威尔究竟意欲何为。他知道鲍威尔眼下也正处在水深火热当中：鲍威尔聘任的几名国会助手已经被判有罪，罪名是将各自的一部分政府薪金当成回扣交给他。鲍威尔本人则刚刚在另一场税务审判当中因为陪审团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而逃过一劫。此外他还面对着其他审判，其中有一起由哈莱姆区某女性提起的诽谤诉讼即将开庭，起诉的由头是他曾在电视上将这名女人称为腐败警察的“贿款代收人”*。最糟糕的是，由于鲍威尔曾在1956年为艾森豪威尔站台，坦慕尼协会的民主党人至今依然在激烈地谴责他。这些人正在动员全国各地的民主党内盟友共同阻止鲍威尔担任众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的主席职位。按照资历，鲍威尔本来有望成为美国国会历史上第一位常设委员会黑人主席，现在他却不敢打包票了。综上所述，焦头烂额的鲍威尔现在非常不想看到自己的熟人在民主党党代会门外搞事。
伦道夫认为，总体来看鲍威尔正在努力保护自己与主流政治界之间的关系，而金和伦道夫正在与独辟蹊径的圈外人密谋；鲍威尔青睐林登.约翰逊和斯图亚特.赛明顿，这两位总统候选人也得到了民主党国会领导层的支持。伦道夫本人则正在拉拢工人组织，因为他正在谋求劳联-产联主席的职位，与此同时他还与现任主席乔治.米尼为了工会内部的种族问题而争执不休并逐渐走到了公开对峙的地步。此外鲍威尔与现任全国浸信会大会主席J.H.杰克逊同样关系不错。一番计算后，伦道夫决定不介入这个烂摊子，也绝不和金交谈。他的方法很简单：他指示拉斯廷给正在里约热内卢的金打电话．告诉他伦道夫正在继续推进他宣布的计划，这样如果金退出洛杉矶示威，则伦道夫别无选择，只能对外宣称金遵照了鲍威尔的要求。实际上他这是不动声色地反将了鲍威尔一军。
于是拉斯廷给金打了电话，这通电话对于两头的人来说都同样困难。他依然是个同性恋，但也依然不想公开承认。此外拉斯廷也知道，他的个人性取向不仅再次给金拖了后腿，还可能给民权事业本身惹出麻烦。这个想法令他很不好受。金相当坚忍地接收了拉斯廷的消息，几乎就表示了同意。他按计划从里约热内卢飞到了洛杉矶。接下来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这四个人之间的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这起案件就是著名的埃丝特.詹姆斯（Esther James）案件。鲍威尔在余生当中将会一直受到这起案件的纠缠。在未来十年里，全国十家法院的超过八十位法官都将会接手此案。案件争论焦点在于众议院是否有权以鲍威尔蔑视法庭并且拒绝向詹姆斯夫人支付赔偿金为由将其驱逐出去。鲍威尔本人的张扬做派与种族属性经常会致使公众忽视他的工作表现，这一次人们同样因此而忽视了案件争议的根本源头。鲍威尔第一次攻击詹姆斯夫人是在众议院发言期间，之后的1960年3月6日他又在电视上重复了自己的言论。此前他针对哈莱姆区警察腐败现象进行了深入调查，其中涉及詹姆斯夫人的内容只是一小部分。他声称纽约警察经常收受贿赂并且庇护勒索与其他犯罪行为，并且几乎无心地提到了詹姆斯夫人的名字，将她称作贿款收取人之一。讽刺的是，在他去世之后，纽约警方确实爆出了一系列丑闻，坐实了他的指控。但是在当时大多数纽约政客与报纸都认为他的指控是针对纽约警界的政治抹黑。从那以后人们都说鲍威尔的麻烦源于他针对詹姆斯夫人发动的任性指责。
在洛杉矶，民主党内的提名候选人角逐依然悬而未决，无所不用其极的竞争手段致使会场上原本司空见惯的混乱氛围激化成为了过度亢奋状态。肯尼迪正在一个人接着一个人地争取各位党代表的支持，据说他的支持者人数几乎已经足够赢得初选了，但他的领跑地位并未得到党内重量级人物的支持。埃莉诺.罗斯福和沃尔特.李普曼都公开呼吁肯尼迪靠边站，把位置让给更受他们青睐且更老练的阿德莱.史蒂文森。罗斯福夫人声称黑人选民不喜欢肯尼迪，并且进一步表示肯尼迪可以充当史蒂文森的竞选搭档，因为“成长与学习”要比一味出风头对他更有好处。林登.约翰逊的一位发言人干脆指责肯尼迪参议员患有阿狄森氏病，“如果没有皮质酮就很可能活不到今天”。肯尼迪患病是真事，不过病情未必就有这么严重。但是肯尼迪在竞选中一直努力打造青春活力的形象，因而断然否认了这项指控。林登.约翰逊本人则明里暗里提醒人们别忘了二战之前担任美国驻英大使的约瑟夫.肯尼迪是一个绥靖孤立主义者，希望借此贬损他儿子的声誉。“我可从来都不曾信奉张伯伦的保护伞政策！”约翰逊嚷嚷道，“我从来都不认为希特勒是对的！”
会场周边的酒店里挤满了各路掮客，政治交易的谣言满天乱飞。休伯特.汉弗莱并非候选人，但是他刚刚抵达斯戴勒-希尔顿酒店不出几分钟，他的长期支持者约瑟夫.劳（Joseph Rauh）就气喘吁吁地冲到了他入住的酒店套房门外。劳是牙医协会创始人兼资深民权说客，他冲进套房之后没走几步就被躲在暗处的看门人不由分说地赶了出来。“我必须见到休伯特！”劳一边嚷嚷一边仓惶地拍打酒店大门——他带来了一项非常迫切的提议：如果汉弗莱立刻表态支持肯尼迪并确保其获得总统竞选提名，肯尼迪可能会挑选汉弗莱做他的竞选搭档。劳绕到另一扇门前，这一次他明白无误地听到肯尼迪、民权运动以及劳的头号敌人林登.约翰逊正在屋里捧腹大笑。就在劳打算强行闯进屋里搞清楚约翰逊想干什么之前，汉弗莱的助手将劳推回走廊并且一拳捣在了他的下巴上。即便脑袋嗡嗡作响，劳还是恍惚意识到自己已经太迟了。 汉弗莱将支持史蒂文森，并且正式成为约翰逊的三步走复杂计划的一部分。第一步，汉弗莱将组织他的一小批党代表们支持史蒂文森对抗肯尼迪，致使肯尼迪无法在第一轮投票当中当选；第二步，务实的代表们将会放弃肯尼迪和史蒂文森，转而提名约翰逊；第三步，约翰逊将会提名汉弗莱成为自己的竞选搭档。
与此同时在圣殿礼堂，威尔金斯、伦道夫、金以及鲍威尔一堂和气地主持了一场集会。共有二百五十名黑人代表参会。各位总统候选人全都接到了亲自到会或者发来信息的邀请。肯尼迪选择了单刀赴会。刚刚走进会场他就迎面碰上了一片此起彼伏的嘘声，以至于协进会的克拉伦斯.米切尔不得不高声呼吁全体参会人员注意礼貌。肯尼迪的诙谐坦诚为他在离场时赢得了零星的掌声，但比起休伯特.汉弗莱得到的热烈欢迎实在不算什么。汉弗莱宣称他情愿选择为民权战斗而不是仅仅在政府里谋求官职，哪怕是总统之位。来访候选人全都告辞之后，克莱顿.鲍威尔的表现把他们全都比了下去。他鼓吹并呼吁发起一场“由大规模消极抵抗支撑起来的革命”，这句话听得所有代表都欢呼雀跃。接下来是金，他的讲话音调更深沉、节奏更缓慢，但所表达的内容也更加高远：“我们有决心在眼下这个时代获得自由。”
在4月份举行的雷利会议上当选的三名静坐运动学生领袖获准在政纲草拟委员会前做证并宣读了一份主要由艾拉.贝克起草的声明。金也上前作证，随后就被克拉伦斯.琼斯（Clarence Jones）与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拉跑了。琼斯和哈林顿是拉斯廷为大会民权议程招募的员工。前者是一名加州娱乐业律师，娶了一个富有的白人出版业女继承人，在金被控伪证罪时，他非常不情愿地为辩方提供了付费的法律研究。在外貌和举止上，琼斯和他的工作伙伴是一对奇特的搭档——英俊的琼斯有着黑檀木的肤色，他开跑车，穿西装，喷古龙水，佩戴欧洲风格饰品，工作风格清新爽快；哈林顿则有一张沧桑而不失顽皮的爱尔兰人面容，他穿蓝色牛仔裤，戴道奇队棒球帽。这两人一起向金介绍了民权人士在过去一个月里的内讧。
7月11日星期天，也是民主党党代会正式开始的前一天。金、伦道夫和威尔金斯领导了一场从洛杉矶街头通向体育场的游行。参加游行的人数达到了五千余人，是预期数量的两到三倍。其他游行人员都参加了协进会发起的一场集会。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保罗.巴特勒（Paul Butler）作为神秘嘉宾出现在集会上向游行者表示欢迎，并承诺民主党将很快颁布一份足以满足他们的诉求的民权纲领。巴特勒的讲话在全场掀起了一片欢呼声。接下来金、威尔金斯与克莱顿.鲍威尔都人群发表了讲话，不过鲍威尔赶在集会结束、纠察线拉起来之前就溜走了。
纠察队员分成若干小组与批次，发誓要二十四小时蹲守，直到会场里面的代表批准切斯特.鲍尔斯起草的民权纲领为止。纠察队的人员组成五花八门，少的时候也有几十个人，多的时候更是达到了几百个，其中包括从纽约一路开车过来的一车康奈尔大学白人学生，还有教会团体组织和伦道夫客车搬运工兄弟会的休班会员。漫长的日夜蹲守场景为记者提供了专题报道的素材。金在纠察队里值了几轮班，经受了记者、同情者以及敌对种族隔离分子的一轮轮冲击。他那泰然自若的表现给哈林顿留下了深刻印象。党代会第一天结束后，哈林顿和琼斯轮流带着金逃到藏身处。哈林顿与金热切讨论了黑格尔与马克斯.韦伯的思想。金很喜欢讨论社会福音与社会主义伦理原则之间的相似性，因此哈林顿确信这个人在本质上是一名社会主义者。这极大地改变了哈林顿对这位南方黑人浸信会牧师的看法。
而克拉伦斯.琼斯则更看重金平易近人的一面。金取笑琼斯在加州过着天堂一般的生活：他住在峡谷边一座牧场风格的别墅里，屋顶可伸缩，客厅里栽种的热带树木可以穿过屋顶向外生长。琼斯把金介绍给了他的妻子安，金与安一见如故并且很快就开始将她称作“博士”——自从中学以来他就用这个头衔来恭维优雅且富有魅力的女性。“琼斯律师和琼斯博士，”金很喜欢一本正经地称呼他们，称赞这两口子就像好莱坞明星一样交相辉映。“你们两个真是不一般啊。”
在比特穆尔酒店，罗伯特.肯尼迪站在椅子上向竞选工作人员进行了众多选情简报当中的一场。罗伯特在政坛当中向来以说一不二性情跳脱而出名，可是在眼下这样拥挤的环境里，他似乎失去了这份干脆爽快的特质。他的声音和身躯似乎都比平常更加单薄了。“记住，”他大声喊出了当天众多命令当中的一条，“我们要支持鲍尔斯政纲的全部内容。”竞选工作人员随即分头散去。哈里斯.沃福德强行按捺住了自己的惊讶：罗伯特.肯尼迪居然完全批准了这份政纲，甚至就连步子迈得比较大的民权纲领也一并认可了下来。沃福德很担心罗伯特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因为迄今为止他甚至还没能让罗伯特在百忙当中抽空通读一遍民权纲领。又或者罗伯特的决定是精心算计之后的结果——他相信支持民权纲领有助于保住北部党代表的支持，从而顶住来自约翰逊的威胁。还有可能他认为无论他能从更复杂的选项当中构想出多少政治利益，眼下这一切都不如这道命令的简洁特质更有价值。无论如何，肯尼迪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开始敦促他们的代表支持草拟当中的政纲。与此同时，激烈反弹的南方代表也组成了联盟并且向全体大会提交了他们制定的少数族裔民权纲领，但是遭到了大会的否决。多次交手之后，肯尼迪在第一轮投票当中就斩获了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将近三分之二的南方以外党代表选择支持他。
周四凌晨，庆祝的欢呼声还在酒店走廊里此起彼伏，新鲜出炉的总统侯选人与他的顾问们则正在为了副总统的人选争论不休。第二天一大早，肯尼迪参议员决定给林登.约翰逊来个意外袭击，打电话问问他是否愿意接受提名。事先谁也没想到肯尼迪打算玩这一手，因此就算约翰逊拒绝，肯尼迪也能因为主动做出姿态而受到好评。肯尼迪并没有直接了当地询问约翰逊是否有意与自己合作。用日后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只不过将提名建议藏在上衣口袋里特意露出几英寸，并且在约翰逊面前闪了一下而已。过了一会儿，屏住呼吸的肯尼迪把弟弟拉进了另外一间酒店客房。“你不会相信的，”肯尼迪叫道。“什么？”罗伯特说。“这家伙真想接受提名，”新任总统候选人一脸懵然地说道。“上帝啊！”罗伯特说，“现在我们可怎么办？”
当事各方在这一整天里全都瞻前顾后闪烁其词。一开始接到肯尼迪的电话之后，约翰逊参议员和他的妻子，还有《华盛顿邮报》的出版商菲利普.格雷厄姆“就像三颗墨西哥跳豆那样上蹦下跳。”三个人坐在宾馆客房的床边上，怎么也拿不准肯尼迪的表态究竟是真心还是做戏。这时罗伯特.肯尼迪带着极为微妙的外交使命登门拜访了约翰逊。他暗示道，由于北方党代表的激烈反对，他希望约翰逊主动将自己的名字从提名名单当中撤下来。约翰逊阵营并未乖乖就范，而是当场直接给肯尼迪参议员本人打了一通诉苦电话，迫使肯尼迪后退了一步：“鲍比不太清楚最新决策。”约翰逊随即把电话递给罗伯特，让他与兄长当面对质。现场气氛一度十分尴尬，罗伯特与约翰逊都觉得自己折了面子，两人之间就此结下了私怨。为了保护哥哥的总统候选人形象，罗伯特主动揽下了导致混乱局面的责任。同时他又为了自保而向朋友们描述了约翰逊如何眼泪汪汪地恳求他保住自己的竞选伙伴名分。同样为了自保的约翰逊则在媒体面前讲述了“那个小王八蛋”罗伯特.肯尼迪如何事先没有请示兄长就想要搞掉自己。
不过到了第二天晚上，大家都将敌意情绪收敛了起来。阿德莱.史蒂文森向全体美国人正式介绍了肯尼迪，声称这位年轻的参议员“将领导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广阔时代，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我们这个饱受困扰动荡不止的世界。”电视屏幕上这张年轻的微笑面孔此时在千百万美国观众眼里还十分陌生，他的波士顿口音乍一听上去也不太入耳。接下来他的演讲主要展现了他的心气与品位，将他塑造成为了一名渴望高贵浪漫的热切亲英派。他的讲话虽短，但却提到了八位美国总统、四位英国国王与两位英国首相。在演讲中肯尼迪援引了劳合.乔治的评论，劳合.乔治认为一个疲乏的国家必然是一个保守的国家，而肯尼迪则认为无论是疲乏还是保守美国现在都承担不起。他呼吁全国上下振作起来，与其说要摆脱悲观，倒不如说要摆脱自满。“不管我们是否主动寻觅，新边疆就在我们眼前。在新边疆以外，科学与太空的领域正在等待我们去探索，和平与战争的困局正在等待我们去化解，无知与偏见的角落正在等待我们去征服，贫困与过剩的悖论正在等待我们去解决。”在演讲的结尾，肯尼迪引用了马丁.路德.金最喜欢的旧约先知以赛亚的语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借助广播报纸的广泛宣传，肯尼迪的个性牢牢抓住了最广大受众的注意力。相比之下，金创造出来的轰动效应几乎完全局限在他的身边。在洛杉矶，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招来大批围观者。但是在关于民主党党代会的新闻报道当中，他只是民权运动这出垫场戏的一部分而已。当金回到亚特兰大之后，许多社会来信都注意到了他对于“Negro”一词的使用。有一名记者在来信当中表达了之前很多人都提出过的观点，此人严厉批评金不仅沿用了这个源于奴隶制的名称，而且还因为“black”不适合形容黑白混血而拒绝使用这个词。接下来他告诉金，正确的术语是“非裔美国人”（纽约有一个致力于促进种族名词公众教育的委员会正在大力推广这个词）。另外一位名叫马尔科姆.X的记者则反对金针对种族隔离的抨击言论。他邀请金去旁听黑人穆斯林领袖伊莱贾.穆罕默德在哈莱姆集会上的演讲，“然后明智地评判一下他的教诲。”当时马尔科姆.X正在白人媒体当中逐渐赢得反白人煽动演说家的名声。他在许多著名神学院校——比如金在波士顿的母校——都开设了辩论技巧讲座。相当奇怪的是，他写给金的信却寄到了协进会的纽约办公室，而金则指示他的秘书写了一封礼貌的谢绝信，开头称谓是“亲爱的X先生”。
虽然此时的金与肯尼迪相比依旧声名不显，但是他的日常行程安排却几乎像总统候选人一样马不停蹄。从洛杉矶飞回家后他先在以便以谢进行了一场布道，然后又赶到布法罗参加另一场为期一周的全国浸信会联会预备会议，其间他收到了一条好消息：阿拉巴马州的检察官们撤销了针对他的第二次伪证罪起诉。接着他飞到俄克拉何马州参加了两场领导大会筹款活动，然后又飞到芝加哥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伦道夫几乎把洛杉矶的行动步骤完全移植到了芝加哥——游行、集会、全天候示威人墙。拉斯廷已经从纽约送来了两名先期组织者，而金则在昌西.艾斯克里奇护送下度过了这一周的大部分时间。身为金的律师兼会计师，昌西在蒙哥马利伪证罪审判期间破译了金的日记。现在他已经以金的心腹自居了。
对于民权运动活动家们来说，芝加哥的一切排场都比其他地区更大。参与游行人数是洛杉矶的两倍多，纠察线也相应地更为完整。共和党会议召开前一天，协进会主办了两场而不是一场集会，地点都在黑人浸信会教堂。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成了第一场集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刚刚结束了一次非比寻常、历时整整八个小时的谈判会议，最终与他的谈判对手、副总统尼克松达成了联盟，并且就竞选原则发表了联合声明。他们两人公开宣誓要强化对共和党政纲中的民权纲领。这项在大会召开之前最后一分钟达成的协议遭到了保守派领袖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谴责。他将这份协议称作“共和党的慕尼黑”，“政治背德之举”，以及尼克松对“共和党左翼领导人”呈上的“投降书”。
戈德华特的敌意将洛克菲勒捧成了民权集会上的英雄——利伯蒂浸礼会教堂那天下午满满当当地挤进了将近六千人。罗伊.威尔金斯向人们介绍洛克菲勒时说他“将原本像面条一样软的政纲打造成了坚实的脊梁骨”。随后洛克菲勒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话，期间被热烈掌声打断了三十三次。那天晚上，在伯明翰的金和弗雷德.夏特沃斯也向规模更大的人群发表了讲话。共和党领导人似乎站在他们一边。《纽约时报》率先在头版头条上宣布：“尼克松表示人权纲领必须强化。”接下来的新闻宣称尼克松偏向静坐运动，并且不愿为了争取南方选票而采取“平衡的”竞选纲领。第二天报纸头条更是写道：“尼克松赢得民权斗争。”
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抵达了芝加哥参加共和党党代会。芝加哥市民为他举行了彩带纷飞的盛大欢迎游行，他还在大会上发表了电视讲话。作为目前全美国最受欢迎的人，艾森豪威尔是共和党的秘密武器。然而四天前出台的尼克松-洛克菲勒协议加剧了他对于尼克松个人能力的怀疑。总统倒不是看不惯协议当中涉及民权的条款，而是担心尼克松对于增加国防预算的呼吁（“美国的国家安全不能受到价格上限的制约。”洛克菲勒和尼克松在联合声明当中这样宣布。）于是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尼克松表达了自己的反感。尼克松难道打算一方面继续保持艾森豪威尔的和平繁荣纪录，另一方面还要迎合肯尼迪抨击艾森豪威尔出卖国家安全的指控吗？他怎能一方面身为奉行稳健财政政策的共和党人参加竞选，另一方面又在没有任何军事理由的前提下宁肯承担财政赤字也要购买新武器呢？尼克松局促不安地回答道，军购内容是洛克菲勒偷偷添加进声明当中的，他事先并不知情。尼克松的两难困境在于他同时需要来自洛克菲勒与总统的支持，而总统对于洛克菲勒的个人评价甚至比他还低。总统十分看不起这位纽约州州长，认为他是一个只知道利用各种白痴方案来为自己造势的弱智败家子。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洛克菲勒曾建议由联邦政府出资在每一户美国家庭地下室建设一个防空洞。
尼克松试图消除总统与洛克菲勒之间的分歧，但艾森豪威尔昂首走进芝加哥圆形剧场时依旧怒气冲冲。洛克菲勒协议、U2灾难以及他本人的军事素养在过去几年里遭受的侮辱全都堵在了他的心里。讲话当中他几乎没有提到理查德.尼克松和共和党，而是宣称“正如约伯受到毒疮的侵害一样，我们也因为盲目听信专业悲观主义者而遭到了荼毒。这些人……张口闭口只会指责美国在军事方面已经沦为了二流国家。”
洛克菲勒立刻证明了艾森豪威尔对于他的能力的低下评价很有道理——他在介绍提名人时居然念错了尼克松的名字：“请大家热烈欢迎明年1月将会接替杜威.D.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的——理查德.E.尼克松。”全场顿时一片哑然，机警的乐队指挥立刻奏响了音乐，总算是盖住了与会者们纷纷倒吸凉气的声音。理查德.M.尼克松若无其事地走到主席台前，向听众们发表了接受提名演讲——这篇演讲的长度是肯尼迪演讲的两倍，而且完全没有引经据典，令听众们很有些吃不消。尼克松以喋喋不休的自我辩论风格将自己的论点扯到了千里之外*。此外他也觉得有必要同时照顾到艾森豪威尔的自尊与肯尼迪的“美国声望正处于历史低点”指控。他反复强调“过去的成就不是自满的资本，而是建设未来的基础。”尽管掰开揉碎之后这篇演讲确实有很多缺点，但却是尼克松毕生最成功的一次演讲。他针对政府面临的问题进行了透彻且负责的研究，他在表述问题时既没有怨气也避免了威胁口吻，虽然欠缺文采，但却很有几分工匠精神。此外他还唤起了普通民众的传统理想主义：“我知道，我的美国同胞们，今晚我知道我们必须抵制仇恨，我们必须消除疑虑，但首先我们要记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千百万人把美国当作世界的希望，而我们绝不能辜负他们的的热爱与信任。”
获得大会提名后，尼克松在民意测验中领先肯尼迪。艾森豪威尔在私下里批评尼克松不该选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前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担当竞选搭档，因为他觉得洛奇在民权问题上过于偏向自由派，个人作风又过于文质彬彬，因此很可能并不是一位足够高效的竞选人。总统曾经向尼克松推荐过一位得克萨斯州富翁与一位将军担任竞选搭档，因为他觉得这两人更有能力管理好庞大的竞选团队与数以百万计的竞选资金。不过尽管艾森豪威尔并不待见自由派，但是共和党提名大会上偶尔流露出来的种族主义迹象依然会令他怒不可遏：当时总统正自豪地坐在露天剧场贵宾休息室里，和他一起搭乘空军一号赶来参加大会的弗雷德里克.莫罗大步走上主席台进行了一场简短的历史性电视讲话：“一百年前，我的祖父是一名奴隶，”莫罗这样开始了演讲。“今晚站在你们面前的我则是肩负着美国总统信赖的助手。”正当莫罗慷慨陈词之际，艾森豪威尔却在休息室里冲着电视屏幕破口大骂，因为电视台突然中断了广播。由于害怕得罪南方各州的观众们，电视台特意掐掉了两党提名大会上的黑人发言。虽然种族问题正在日渐沸腾，促使两党政纲在民权领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清晰立场，但是对于眼下的电视台来说这个问题还是过于敏感了。
所谓自我辩论的演讲风格可以通过以下这段尼克松发言得到体现：“我们要如何得出关键问题：我们的答案应该是什么呢？有些人可能或说，他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许下比他们更大的承诺，只有这样才能赢。而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无论会有怎样的政治后果，我们都不会试图比对手做出更多的空头许诺。”
奔波了一圈的金回到亚特兰大之后认为肯尼迪和尼克松在民权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本质区别。一方面出于做人的原则，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了两位候选人各自的优点，金倾向于在秋季大选期间保持中立。这样一来他不仅与极具党派色彩的父亲之间产生了矛盾，也与《亚特兰大世界日报》发生了分歧——后者的运营人正是金家的老友以及以便以谢教会受托人C.A.斯科特。共和党大会刚刚结束，《世界日报》就在头版宣布：“尼克松和洛奇是对抗共产主义世界的最佳人选。”
在摩豪斯校园里，自从4月的领导大会以来学生领袖们一直在定期召开碰头会，这一次金也参与了进来。学生们很有理由情绪高涨，因为春天的静坐行动在成人世界当中回荡了整整一个夏天。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的政府官员正在“不声不响地”采取步骤结束闹市区许多商店的种族隔离制度。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两个连锁药店已同意结束快餐店的种族隔离。当这个消息在协进会大会公布后，鼓舞欢腾的青年代表将威尔金斯抬了起来，就像抬起一位率领球队获得胜利的橄榄球教练一样。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美国总检察长威廉.罗杰斯曾代表副总统尼克松展开民权斗争，其后又直接参加了与南方各地连锁快餐店业主的谈判。来自美国司法部的消息表明，就算业主愿意并且能够立刻在各自的快餐店里推行种族融合，他们也还是担心南方立法机构将会制定更多要求种族隔离的法律。与此同时全美长途客运公司的负责人们也宣布他们将在南方各地公交总站的餐厅里废除种族隔离。遭受围攻的负责人们声称，总站里面的快餐台与新世纪属于公共服务设施，因此将继续保持种族隔离，不过所有种族的顾客在候车厅里可以随便就座。
胜利与胜利的传闻吹涨了学生领袖们的希望。他们把握住了美国最高官员们的注意力，还迫使种族隔离主义者采取守势并且不得不做出可笑的妥协。在亚特兰大会议上，学生们讨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他们准备向全新的地区进军，针对教堂与公园之类的其他种族隔离机构发起攻击。参会的学生们全都同意他们最大的弱点就是人少。尽管静坐运动创造了无数推进民权的机会，但是有组织学生运动的规模却小得几乎可以忽略，因此根本无法将所有这些机会一一抓住。在金的领导大会办公室里，非学委仅仅占据了一个角落，大小还比不过一间三人理发店，其中唯一的成员还是从纽约联合神学院告假赶过来的学生志愿者。非学委的亚特兰大会议只能召集九名学生代表，其中一人还要同时代表哥伦比亚特区和整个佛罗里达州。来自农村的代表一个都没有，密西西比州与路易斯安那州这样种族环境最恶劣的州也没有代表。而且参加会议的观察员——比如金、记者卡尔.罗文以及最近被解雇的L.D.雷迪克等人——在数量上远远多于非学委自己的代表人数。面对所有这些弊病，非学委的代表们借鉴了领导大会的一项战术。他们决心招收更多的会员，以便为两个月后的另一次会议造势，到那时他们希望把非学委建设成为一个常设机构，他们还大胆地向肯尼迪参议员以及尼克松副总统发出了会议邀请。
有些亚特兰大学生运动领袖私下里找到了金，向他表达了一项很有时代特征的担心：他们担心学生运动的支持者之一可能是个共产党员。他们尤其怀疑一位纽约来客，此人参加他们的会议，加入他们的纠察线，与他们的朋友交朋友。此人的年纪比学生们更大，比大多数学生更世故，有着怪异的习惯与高尚得有些不真实的志愿者精神。经过多次内部讨论，亚特兰大的学生们把他叫来进行了一次近乎审讯的问话，但却一无所获。于是学生们决定委托金来帮助他们答疑解惑，因为此人在接受问话时表示他来到南方的目的是担当领导大会的夏季志愿者。金承诺调查此事，然后他就把嫌疑人叫到了以便以谢教堂。
金与鲍勃.摩西就在这样别扭的环境下第一次见到了彼此并且互相进行了自我介绍。整个调查过程只有他们两个人参加。两个人的话都不多，谈话的步调也很慢，因为这两人的天性都很矜持，而且也都很厌恶眼下的谈话主题——也就是忠诚审查。心里想着其他大事的金很难集中全副精力应对摩西，于是就摆起了布道人的架子。摩西的自信不允许他陷入对于金的英雄崇拜，但同时他又太过尊重金，因此不愿意主动抱怨眼下学生运动的运作失误，而是耐心地等待着金向他发问。金却很不愿意质问眼前这个人。虽然摩西身体虚弱，戴着眼镜，说起话来轻声细气几近耳语，但他身上却散发着东方神秘主义的强大气场。摩西虽然有点怪异，但却很会在平缓深沉的精神层面与别人交流。
从表面上看，金与摩西分别是世界知名的民权领袖与默默无闻的志愿者。他们一个是法官，另一个是被告；一个是浸信会布道人，另一个是怀疑主义者。但是在社会阶层的排场之下，这两人在政治与宗教领域都是天然的竞争对手，注定要成为在民权运动内部遥遥相对的两面圣战旗帜。他们的个性拨动了彼此内心深处最贴近的心弦，但是弹奏出来的声音却极度刺耳，令人难以忍耐。毕生当中这两人都从来不肯承认他们之间存在共性——在十分紧张的初次见面时就肯定更不肯了。
时年二十五岁的摩西只比金小六岁，在哈莱姆出生长大。他在孩提时代就被大人们视为一个极其敏感的孩子。后来他考上了专为天才学生开设的史蒂文森高中，即便在那里他也仍然与众不同——他从小就养成了对于中国哲学家老子思想的喜爱。摩西的祖父是全国浸信会的早期领导者，一位才能杰出但作风霸道的布道人。当年祖父带着全家搬至纽约时不幸身染沉疴，又正赶上大萧条的艰难时期，因此家里最小的几个孩子都没能上学，摩西的父亲便是其中之一。因为从小没机会读书，他始终没能闯出一番名堂，一辈子都因此而耿耿于怀。所以他与妻子不顾黑人家庭的育儿传统，全都非常鼓励儿子的书呆子倾向，同时灌输给儿子一个志向，就是在高水平的白人院校里面崭露头角，而不是满足于在传统黑人院校里面鹤立鸡群——两口子都觉得黑人院校里的学生太“社会”了。1952年秋季学期，摩西获得了入读纽约州北部汉密尔顿学院的奖学金，全家人都欣喜若狂。
突然之间，作为学校里仅有的三名黑人学生之一，摩西一步踏入了白人中产阶级文化的新天地。因为种族原因，大学生活当中最为重要的兄弟会体制将摩西拒之门外，于是他转而被吸引进入了一个种族融合基督教研究小组。毁天灭地的二战惨状此时依旧令小组成员隐痛难消，于是他们将末日审判原教旨主义当成了保护盾，用来抵挡身边这个充斥着虚荣与欲望的世界。为了前往纽约市区街头传教，摩西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经常在市区和学校之间往返。在许多个周六的晚上，他都曾经站在灯火辉煌的时代广场，在乡下布道人、西印度占卜者和其他学生福音派之间轮班，手中永远高举圣经，敦促如织的游客人流赶紧悔改。但是他的声音太柔弱以至于不适合大鸣大放的街头任务，而且汉密尔顿学院的好几位教授都认为他的热情在于针对宇宙奥秘的折衷好奇。于是摩西就成为了一名哲学专业学生。他用法语阅读加缪的著作，再次开始他对于东方哲学家的研究，同时还对涉及战争与和平的和平主义思想产生了兴趣。赏识人才的教授安排摩西参加了在海外举办的贵格会研讨会。他在法国度过了一个暑假，与一群曾在希特勒占领时期经受过信仰考验的和平主义者们生活在一起。第二年夏天他又来到了日本，白天参与当地贵格会研讨会活动，晚上借宿在一位禅宗僧侣家里。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下的文字记录，加上他对伟大形而上学哲学家理论的掌握，使得他成了一个异类，老师们远比其他街头布道人更加尊敬他。1956年，摩西得到了哈佛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班的录取。
摩西在金毕业两年后来到了波士顿，但他仍然对于自己的能力感到很不自信，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与哈佛水准的白人学生一较高下的资格。过去两年间的神学学术界发生了很多变化。世界著名神学家保罗.田立克——金在波士顿大学的博士生毕业论文将此人当成了研究对象，但金从未见过田立克——成为了哈佛大学的哲学与宗教教授。摩西选了田立克的课，此时职业哲学家的主流世界观正经历历史性的转变，摩西对于田立克的认识也深受这场转变的影响。田立克早已不时兴了，他的关注重点都是关于真理的古老问题，因此他对于现代分析哲学来说越来越无关紧要了。一般来说，除非能找到一种使得词语像数字一样精确且科学的方法，否则分析哲学家们并不打算研究古代谜题。他们的论文布满了公式与逻辑符号，数学证明取代论述能力成为了检验哲学著作质量的最新标准。不久摩西就加入了不认同田立克课程的哲学研究生小团体。他们嘲笑说田立克的理论无非是“诗歌而已”，就其本质而言完全是文字游戏。摩西接受了足够的分析哲学训练，因此很理解这些同学们的思路。但他心中依然存在着渴望听到宗教与哲学诗歌的角落。
就在摩西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1958年2月家中突然传来噩耗：他的母亲去世了。震惊的摩西赶回纽约参加了葬礼。葬礼过后他的父亲打起行李离开家门，踏上了逃避与恢复的旅程。就在摩西正打算动身回哈佛之际，警察打来电话通知他说，他们在街上遇到了老摩西先生。他显然已经疯了——胡言乱语、自我伤害、还大声叫嚷自己是电影明星加里.库珀。老摩西先生被送进了贝尔维尤精神病院接受了好几个月的治疗。他出院没多久，谋害金未遂的女刺客伊佐拉.韦尔.库里也被警察送进了同一家医院做评估。
这样一来摩西只得离开哈佛回家照顾父亲。他在纽约赫拉斯曼高中找了一份数学老师的教职来供养自己与父亲。当1960年南方静坐运动开始时他还在这所学校工作。他在马丁.路德.金辩护委员会纽约办公室做过义工，成为了贝亚德.拉斯廷手下的员工。多年以前他曾见过拉斯廷并且与对方讨论过关于良心拒服兵役的问题，不过拉斯廷已经不记得这事了。现在摩西发现，就像在哈佛学业中断之前一样，自己再一次想到了同样的道德哲学问题。拿着贝亚德.拉斯廷为他给艾拉.贝克开具的推荐信，他乘车南下去为金博士工作。
亚特兰大就像哈佛哲学系一样令摩西出乎意料。在领导大会的办公室里总共只有三个人：艾拉.贝克正准备回纽约，以便给怀亚特.沃克腾地方；金的秘书朵拉.麦克唐纳（Dora McDonald）每天忙着接电话，为金做电话记录，回复邮件，以及在打字蜡纸上打印筹款信件；还有一位简.斯坦布里奇（Jane Stembridge）是来自联合神学院的志愿者。金一直在外面到处赶场参加各种政治聚会，看守大本营的三个人谁也想不到每天应该让摩西做些什么。一开始摩西到处寻找所谓的“人工队伍”：忙着装填信封的志愿者在哪呢？时刻准备上门拉票的人在哪呢？正在参加培训即将赶赴抗议活动现场的组织者又在哪呢？然后他才意识到蜂巢般忙碌的纽约工作环境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
摩西终于明白了一个现实：领导大会总部其实就是一座教会办公室，只不过里面摆着三台整天响个不停的电话而已。他和斯坦布里奇交上了朋友，还花了很多时间与她辩论田立克究竟有什么优点。通过斯坦布里奇牵线搭桥，摩西接触到了亚特兰大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这些人几乎每天都在忙于参加示威或者筹划会议。急于找事做的摩西立即加入了他们，在拒绝雇用黑人职员的亚特兰大超市外面示威。有些时候学生们忙着开会，摩西就成了超市门前唯一的示威者。为了找些同伴，他又加入了城里另外一家示威队伍。有一天警逮捕了他和他的同伴们。在新闻报道中，他被称为来自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的罗伯特.摩西。不久之后亚特兰大的学生们就把他叫来盘问他如何找上了另一家示威组织。他回答说他是在旁听一场名叫“哥德尔定理的后果”的数学讲座时听说的。学生们越发怀疑这个聪明决定的纽约志愿者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而他的话对于消除怀疑没有起到一丁点作用。
金身上最有价值的长处就是善于耐心聆听以及不厌其烦地排解纠纷。但是当他在教堂里考察摩西的时候，后者的消极避让却让他完全发挥不出这项优势。金被迫展开攻势，列举了他所听到的关于纠察队、逮捕行动以及摩西的领导大会志愿者身份的消息。摩西没有反驳金的说法。于是金解释说，他参加的纠察队是由南方大会教育基金（Southern Conference Education Fund）赞助的，这个组织发源于埃莉诺.罗斯福创建的跨种族团体，由奥布里.威廉姆斯和迈尔斯.霍顿等人资助，目前由卡尔与安妮.布拉登夫妇（Carl/Anne Braden）运作。早在1954年，当克利福德.杜尔在新奥尔良听证室里发飙揍人的时候，詹姆斯.伊斯特兰参议员就曾调查过这个团体与共产党人的关系*。“我并不是说这些说法全都确有其事，”金告诫摩西，“不过我建议以后不要再让南教基金的成员继续参加咱们的示威游行了。有人认为他们是共产党，这种看法可是很要命的。我们必须小心。”
摩西对此不敢苟同，但他也没有当场提出反对。作为领导大会的志愿者，他认为自己有必要遵循组织的政策。他唯一的回应就是岔开了话题：金博士是否介意让摩西把募捐信带到巴特勒大街基督教青年会，以便让他能够集合志愿者们进行校对、填写地址以及装信封呢？他认为他能通过这种途径更快地把全部信件都寄出去。金衷心赞同这个想法，于是这次简短的碰头会就在刻意营造的和谐气氛当中结束了。
尽管金义正辞严地将摩西警告了一通，但是他本人却一直与南教基金的领导层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艾拉.贝克和拉斯廷也是一样。金在处理摩西引起的争议时确实采用了权变乃至虚伪的手段，但是对他来说，实用主义、信仰与个人忠诚这三者之间还存在着更重大且更惨痛的矛盾，相比之下摩西事件不过是个小小缩影而已。他手头最大的麻烦就是开除拉斯廷。自从金要求领导大会理事会聘用拉斯廷担任协调员与宣传员以来，理事会里面的布道人当中就一直在酝酿抵触情绪，因为他们非常厌恶拉斯廷的性取向以及曾经的美共成员背景。拉斯廷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诉讼并且引发诉讼之后，他所承受的压力也日益增加——布道人们都承认这次真的不是拉斯廷的错，但是他们照样批评他——此后不久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又发出了古怪的勒索威胁。上述这些破事，再加上公交车抵制期间秘密接送拉斯廷进出蒙哥马利的回忆，似乎都证明了拉斯廷永远只能给民权运动拖后腿的论点。面对这些冰冷的事实，金一方面感到自己必须忠于原则，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不能对不住拉斯廷。尤其是当他意识到拉斯廷已经年近五旬，指望在他手下谋求一份安稳工作的时候，他心里就更难受了。 饱受压力的金最终任命了一个由托马斯.基尔戈牧师（Thomas Kilgore）管辖的领导大会委员会。作为艾拉.贝克的牧师和金在纽约的布道导师之一，基尔戈在获得了金的认可之后通知拉斯廷，委员会已经得出结论，他应当立刻与金断绝联系。拉斯廷受到了严重伤害，他责怪金没有勇气与他当面把话挑明，而是将如此私密的事务交给委员会来处理。他随即辞去了自己在马丁.路德.金辩护委员会里的工作，《纽约时报》诽谤案的筹款数额立刻一落千丈，律师们也开始追着金讨要律师费。
摩西来到亚特兰大的时候丝毫不知道拉斯廷提供的推荐信给自己惹来了多大麻烦。他与艾拉.贝克迅速建立的友谊可能也使得金与他见面时觉得不大自然，因为贝克正打算再次离开领导大会，这一次是被大鸣大放的怀亚特.蒂.沃克轰走的。为了树立自己的地位，8月1日，新官上任的沃克决定将只剩下一名女性负责的领导大会办公室逐出他们的办公楼——尽管他又帮助斯坦布里奇另找了一间办公室。甚至早在到达亚特兰大以前，沃克就要求金向南方各地的记者们出示由他本人亲笔撰写、大力赞扬沃克才能的表扬信，从而为自己提前造势。沃克在领导大会里首次主持会议的时候发放了一批宣传册，其中将他自己与金并称为“国际知名的”民权领袖。总体来说，金相信沃克的才干远远超过了他的毛病。但是对于摩西来说，沃克的新班子只会进一步迫使他他疏远金与亚特兰大的学生群体。
简.斯坦布里奇建议摩西暂时离开亚特兰大，前往尚且没有非学委代表的南方各州开展招募活动，免得留在这里受挤兑。摩西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很想亲眼看看南方的乡村是怎样一番景象，而且也很喜欢独自出行。于是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起来。怀亚特.沃克负责向他提供公交车票，摩西本人则同意自行支付其他一切费用；艾拉.贝克拿出了一份亚特兰大与得克萨斯州边界之间的联系人名录；斯坦布里奇梳理了领导大会邮件列表并且寄出大量信件，请求各位联系人接待摩西。临行前的筹备工作令人们兴奋不已，黑人教会的信众们还专门前往亚特兰大的七家白人教堂进行了示威跪祷，从而为摩西壮行。摩西于8月13日被斯坦布里奇送上了一辆灰狗巴士，就此离开了阿拉巴马州的腹地。斯坦布里奇自豪地写道：“非学委现在有一位实地考察代表了。”
民权运动的浪漫情怀、宗教热忱与危险刺激曾经令许多参与者难以自拔。摩西与斯坦布里奇既不是最先、也不是最后领略到这番风光的人。从塔拉迪加，从夏特沃斯的伯明翰居所，从阿拉巴马的乡村教堂，从密西西比州，摩西用眼花缭乱的印象派风格向斯坦布里奇写了一连串汇报信。他在第一封信中纵情描述了自己的招募工作进展。“我的听众们坐在各种东西上面，包括门前的草坪，草坪上的躺椅，厨房的椅子，后阳台的长椅，稻草堆，以及紫色天鹅绒靠背椅。”一路上摩西遇到了几十个对于非学委感兴趣的人，并且将他们的名字与地址打印成了清单。
“你做得太棒了，”斯坦布里奇回信写道。她写信向摩西通报了10月份非学委大会越发振奋人心的进展。尽管离开了领导大会，但是艾拉.贝克依然放心不下学生们。刚走没几天她就离开纽约重返亚特兰大协助会务组织工作。 A.J.马斯特和贝亚德.拉斯廷也都要来。“如果贝亚德还有能帮忙的地方，”斯坦布里奇给摩西写道，“他一定乐意效劳。”
摩西在密西西比的克利夫兰遇到了一位阿姆齐.穆尔（Amzie Moore），此人是一位二战老兵，眼下自己经营了一家加油站。摩西在穆尔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穆尔很早就致力于推动黑人选民登记，他的生意也因此遭受过抵制与围剿。他的经历极富戏剧性，以至于早在1956年就招致了埃德加.胡佛的关注。事实上拉斯廷、艾拉.贝克以及斯坦利.利维森之所以在这一年成立友情会，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给穆尔撑腰。四年后，穆尔依旧保有自己的加油站，而且与前妻保持着着良好的生意关系——她的美容院就建在加油站机修区的隔间里。“阿姆齐是我遇到过最出色的人，”摩西在给斯坦布里奇的信中写道，“不过我早就应该通过贝克小姐认识他了。今后我会明确且心照不宣地信任他，并经常和他联络。他近两年在邮局每天工作两小时，他的生活方式就像砖房里的一堵砖墙，就像扎根在乡间水边的一棵树。”
阿姆齐.穆尔认为摩西的招募工作思路搞反了。在密西西比为非学委招募年轻人固然不错，但如果非学委能派一支工作队来到密西西比，在新民权法的保护下推动选民注册，那就更好了。“阿姆齐认为，而且我也同意，这里的成年人会支持年轻人，但永远不会主动发起足以成事的强大计划。”摩西在给斯坦布里奇的信中写道。他原本的陶醉心态逐字逐句地转化成了头脑清醒的幻想或者启示。“阿姆齐认为他能为工作队搞到一辆公共汽车，不过汽油需要我们自己解决，”他写道，“我们的设想是主攻第二和第三国会选区，一共大约二十五个县……发动主攻的时间是明年夏天……没有人感到过分乐观，这可是脏活累活，我们必须找些不怕脏的狠人。所以算我一个吧，因为我不仅变得越来越刻薄了，也变得越来越凶恶了。”
“你的信件真让人难以置信，”斯坦布里奇回信写道，“我简直激动得肾都疼了。选民登记计划正是咱们的突破口！”她立刻通知了艾拉.贝克、拉斯廷以及其他所有她能找到的人，原本坐着灰狗大巴到处搜罗学生的摩西现在让她拼命筹集资金，用来打印二十多万份密西西比州宪法，以便更好地教育新选民。
8月26日，尼克松副总统来到亚特兰大进行竞选宣传，并且在机场受到了十几名当地最具影响力的黑人代表的欢迎。摩西也在几天后乘坐灰狗大巴回到城里，带来了更多的地址和主意。他的回归既值得庆贺又令人遗憾。他告诉斯坦布里奇，尽管他非常希望留在南方，但是他在纽约还有最后一年的教学合同，此外他也不能把父亲抛下。劳动节之后他必须回到北方教授数学课，但他承诺一定会回来。
详情见第四章。
同年夏天，一位来威斯康星州小镇上的白人律师同样踏上了一趟探险之旅。这位身材高瘦的约翰.多尔（John Doar）平日沉默寡言，惯于有话直说。1960年还在法院实习期间，有客户付钱请他去加利福尼亚州办理一桩亲子关系确认诉讼，他把本案看作迈向成功的一步。当他赶到加州之后，司法部民权司主任哈罗德.泰勒（Harold Tyler）通过电话找到了他。
司法部部长威廉姆.罗杰斯聘请泰勒时明确表示他的目的是加快《1957年版民权法案》和《1960年版民权法案》的落实。有一个现象很能说明当时的时代特质：任何一名政坛人脉广泛的共和党员以及泰勒的所有朋友都对民权司第一助理这个高位不感兴趣。泰勒和多尔唯一的联系在于他们曾在同一时期先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泰勒的一些朋友绞尽脑汁想到了还有多尔这个人，此时他还没有步入事业发展的快车道，而且是个出色的律师，因此他或许会对这份差事感兴趣。于是泰勒在电话里就把工作交给了多尔，甚至都没有进行面试。
多尔细细琢磨了好一会儿。他关于普林斯顿的记忆只有一样——南方学生总是声称外地人干涉复杂的黑人问题是一个糟糕的错误。此外他从小到大一直看不惯南方一党制体系，他认为这一制度致使无人挑战的南方议会主席得以操纵国会，使他的家乡处于不利地位。一直以来，多尔接受的教育告诉他，南方政治寡头在国会的长盛不衰与黑人被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的现实息息相关。他坚定认为，如果他能出力在南方建立公正的威斯康星式两党体制制，那么他将会为历史与威斯康星州做出极大贡献。早上6点，他从加州打电话给泰勒，简洁地说道：“我干。”
1960年7月，多尔来到华盛顿并且立即投入了两场官僚争斗，这两场争斗都将会成为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的标志性事件。第一场争斗的要点在于法律思维与政治算计之间的冲突。多尔上任的时候，根据《1957年民权法案》，民权司手头只有三起悬而未决的案子*。这三起案件全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被告律师全都用尽了浑身解数，尤其是他们已经说服南方联邦法官宣布新法案部分内容违宪并且侵犯了州权，迫使司法部要在上诉当中战胜相反意见，唯此这些案件才能继续推进。这样一来结案之日就遥遥无期了。与此同时南方人还在不断发明新方法来执行拖延战术。比方说有些官员遭受了拒绝为黑人办理选民资格登记的指控之后随即宣布辞职，然后他们的律师就以被告人身份不明确为由将案件从司法部手中撤了回来。《1960年民权法案》允许司法部将州政府列为被告，从而堵上了这个漏洞。但是针对新出台法律的宪法挑战才刚刚开始，并且将会延续到六十年代。
面对辩方的挑战，泰勒的前任早已下定决心一定要排除万难拿下这三个判例案件——无论需要多少时间——从而为有效法院判决奠定一条经得起法律检验的路径。在设想当中，只有打赢这三场官司之后，政府才能放开手脚强制执行法院命令，而《1957年民权法案》当中著名的“陪审团裁决”修正案却对拒绝执行命令的被告很有利。在三起判例案件悬而未决期间，泰勒的前任并不打算接手其他案子，因为胜面较小的多余案件只会带来不良判例的风险。这一番道理在枯燥的法学教室里确实很能服人，但却与司法部部长罗杰斯的紧迫政治处境背道而驰。对罗杰斯来说判例案件策略很容易受到政治攻击，因为攻击者尽管可以声称这种策略等同于民权落实方面的“无所作为”。因此他需要更多的案子。
多尔很快就意识到司法部里的政治斗争在每个问题上都有四面性，而不是律师行业里常说的两面性。不久他就在执行司法部长民权计划的时候中遇到了第二个官僚主义障碍，也就是行动迟缓的联邦调查局。多尔最早通过田纳西州海伍德县的案子开始体会到了联邦调查局工作的微妙之处。在田纳西州，除了孟菲斯还有两个黑人主要聚居地，海伍德县就是其中之一。1960年，当地的投票争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时民权司接到投诉，声称白人农场主正在系统性地驱逐意欲参加投票登记的黑人佃农，于是民权司要求联邦调查局展开调查。胡佛最初并不想接下这份棘手差事，于是就先发制人地指出，他很难按照《1957年民权法案》的要求来证明驱逐黑人佃农与投票登记存在关联。民权司要求联邦调查局无论如何都要进行调查，于是胡佛就本着一贯的作风相当迅捷地配合了对方的要求。可是当地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只是访问了一下最初的黑人投诉者，然后就上交了一份与早已见诸报端的新闻并无二致的报告。显然这份报告对于司法部的律师几乎毫无用处。
联邦调查局并非天然惯于拖沓误事，眼下的情况也并非不可避免。即使在处理民权案件的时候，特工们也完全可以明智行事且集中力量，就像一年前调查马克.帕克私刑案那样。但是民权司的律师们最终得出结论：联邦调查局拥有一套高度敏感的官僚体系，而且胡佛完全有能力一面做出全力配合的姿态，另一面又可以不动声色地对这套体系进行微调，却不必签发任何有可能授人以柄的明确指令。因此联邦调查局既可以迅疾如闪电，也可以粘滞如沥青，全都在胡佛的心念一动之间。比方说海伍德县的案子就陷入了沥青当中：在司法部多次要求下，联邦调查局拖到1960年夏天才做出回复。司法部提出了许多具体问题，联邦调查局拿出来的调查报告则给出了信息量尽可能少的答案。7月22日，多尔刚到华盛顿不久，海伍德县的一位白人女士就将两份在白人中流传的名单复印件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单子上列出了那些被标记成为租地收回、信贷压榨或者其他报复形式的目标的黑人的名字。她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联邦调查局向司法部简单提到了这位女士的说法，但是既没有提供名单作为证据，也丝毫没打算核实这名女士的个人信息。如此之多的疏漏必然致使民权司进一步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私下里联邦调查局总部的主管们曾经给泰勒以及司法部的其他主管人员打电话，建议缩短调查时间或者推迟延迟，特别是在选民登记期间，因为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如此紧张的场合下现身只会增加人们的敌意。每一个联邦调查学院的毕业生都知道，J.埃德加.胡佛在创建联邦调查局的时候明确地将小镇银行家的角色当成了每一位探员的行为榜样。鉴于探员们的日常工作包括追捕偷车贼、银行劫匪、美共残党以及其他社会边缘人，这套作风的效果非常优秀。但是假如探员们不得不在调查当中加入社会边缘人的行列，那么这套作风就只能帮倒忙了。
像多尔这种水平的律师主要依靠调查局获得基本信息，因此他们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地必须遵守胡佛的游戏规则。不甘示弱的律师们精心发明了所谓的“指导”或者“填空”备忘录，旨在消除留给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回答问题时的一切自由裁量权。他们首先针对分管具体方面的特定负责人提出非常明确的问题，然后又根据对方可能给出的回答提出一系列后续问题。按照这种方式，这些寻求情报的请求很快就几乎形成了细密的网格架构，最终每一个问题都能变成长达两百页的文案。
长年担任乡村律师的多尔对于这套做法很不以为然。他觉得如此扯淡的指导过程不仅同时贬低了问答双方的身份，而且根本不可能如实反映田纳西州海伍德县或是其他任何地方的情况。因此他决定这一年夏天自己要到处走走，找几个当地人好好聊聊。其实这都是他在威斯康星工作时常做的事情，也许他刚到华盛顿还不久，并不知道联邦调查局是多么热衷于他们的格言：“检察官起诉，调查局侦查。”于是几乎未经考虑的多尔离开了华盛顿这块制定国家政策的圣地，闯进了外部世界。在海伍德县，多尔找到了一位黑人教师并且询问对方如何看待乡下目前的事态。在此人的引荐之下，多尔很快就开车来到乡间偏远地区参加了好几场教会例会。第一次参加例会的晚上，他走进一座灯光昏暗的教堂，里面挤满了曾经试图投票登记的黑人佃农。例会主持人请他上前讲话，于是他紧张地表示自己是来自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今天到场的目的是提供帮助。出于好奇，他现场提问是否有人收到过租地收回通知，结果教堂里几乎每个人都举起了手。
多尔在余生当中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刻的内心震荡。他久久凝视着所有人的脸，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的场面。旨在阻止黑人投票的租地收回怎么可能范围如此广泛呢？他从现场的佃农手里拿到了五十张宣誓书，这些佃农全都保留了租地收回通知单并且愿意公开做证。多尔又在县里走访了其他几处地点，找到了几位同样愿意做证的白人。根据这些白人证人的说法，有组织白人团体目前已经得到法律意见，从而不必违反联邦法律就能阻止黑人选民登记。多尔迅速将五十多个白人的名字添加进了地方法院诉讼的被告名单。之后他返回了华盛顿，心里很清楚他依然需要联邦调查局的配合，依然不得不使用官僚语言。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出行都打开了他的眼界，这几天实地考察的收获远比浏览成千上万页备忘录还要多得多。从此以后他的开创性招牌动作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当成了联邦调查局探员。就像鲍勃.摩西一样，多尔也受到了南方乡村民权运动的吸引，成为了一支单枪匹马的“工作队”。这段经历将会使他再也无法回到威斯康星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