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经历的改开前后的农村生活 -- 老实农民
问题在于，我的观点一直是：从统计数据看，公社化时期（1958-1979/1958-1983），粮食总产量和单产的平均增速远远快于包产到户时期（1982-2016）/后公社化时期（1984-2016）。
老兄应当直接批驳我的数据，而不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华西村后来怎么组织起来的不清楚
那一刀肯定切了。全靠自发，所以断的时间不能太久，否则就难了
你在前面嚷：人多地少，集体化对个体农业显示不出优势。
我回答：机械化，建水利，改良土壤，搞合作医疗搞社办企业，种种重要方面，哪个方面集体化对个体单干显不出优势？
你不敢，也无法正面回答，就转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撒泼：（没错，那些都是集体化优势）可你农民集体改个体怎么不反抗啊。
我回答：看见张钦礼，吕玉兰、 叶颖芬等人在改开后的遭遇么----老的骨干劳模都被直接打击迫害了，怎么反抗？
你扯：啊哈，你在转进，你不正面回答问题。
你看不懂话就直说好了。
还“70年代是全部农民都在地里种粮食，产那么多粮食”，油料66年390来万吨，79年643万吨，黄红麻66年34.9万吨，79年108.9万吨，糖料66年1400万吨，79年2460万吨，茶叶66年10.6万吨，79年27.8万吨，你要说70年代农民只种粮食，上述种种经济作物是外星人在帮你种的吗？
还“农民进城做农民工，搞三来一补了，进乡镇企业”，你不知道七十年代之后同样在鼓励社队企业吗？
你最基本的历史常识都不懂，还在这里装哪？
仔细一看，多了几倍。
的层面，在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大棒下也只有村这一级才有些许可以存身的可能，这并不奇怪。
公社改开后很快恢复到原来的乡镇，而乡镇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类似于派出所之于分局，并不是严格意义的行政层次，财政人事都直接由县级决定，所以只能执行上级政府的意志。公社一级也不是没有，河北晋州周家庄就是。但那真正是干部群众等着层层压力并按红手印坚持下来的，在上级的政治压力和媒体一概政治贬低和丑化能坚持下来其难度可想而知。这和那个成了改开典型后靠造假事后补了个红手印的小岗村这个在各级政府为树立样板而不惜血本投入以及媒体铺天盖地的吹捧下依然半死不活的是完全不同的，改开典型小岗村除了拥有在全中国唯一的处级村官这一项之外，简直就是一件对改开打脸的皇帝内衣。
不过呢，小张当年有确实封闭崇明岛学习四小龙的出口加工区搞来料加工创汇的规划。
72年打开和西方关系，进口大增，外汇压力很大，当时也没法预见到接下来会是石油出口国的一段好日子。
另外，主席提出过要在合适的时候请日本人等来中国办企业，这个，我记得主席年谱有记载。
体现在太多的地方了。小岗村这个可笑的典型只是其中之一。军队经商，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国企破产，计划生育一刀切等等，全都要后面的核心给他擦屁股，我认为中央要到江这代才算正常点，才象个中央。历代核心里面，邓能力是最弱的。功劳么也有，就是如果真的象江青一样的极左派掌权的话，军头们很可能是要造反的，全国可能陷入内战。邓掌权还是能压住军头的，避免了内战。
他们不是简单按劳动能力、态度定每个劳动力工分，再简单积算劳动时间来分配。
他们是把每项劳作都计算了工分定额，做了哪些活，就拿好多工分，这已经是一种责任制了。
应当说，到了七十年代末，人均粮食产量超过一定水平（比如，300kg）后，原有的分配制度、管理制度加以改革是有必要的。
当时的生产队长，虽然多数是农活好把式，但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还有不少是文盲，大寨工分比较简单，能适应当时农村的管理水平。
人4（按人口分配占4成）劳6（按劳动工分分配占6成）、人5劳5、人6劳4，各地不太一样。在人均粮食产量不高的情况下，分配更多倾向于按人口的平均化，其实是一种基本保障。当人均粮食产量超过一定水平后，增加按劳分配的比例，是有必要的，而且七十年代以后农村青年的文化水平较老一辈是有明显提高的，更精细化的管理是可能逐步推开的。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当时叫统称责任制，各地方案很多，最后是“大包干”一刀切，分田了事。
又如这篇文外链出处也证实了
张钦礼，吕玉兰、 叶颖芬等人在改开后的遭遇---老的骨干劳模都被直接打击迫害了，怎么反抗？
你举出来3、5个人就吓倒全国农民了？笑话！！
全国2000个县，至少得处理几十几百万人才有这个效果，那早就沸反盈天了
还是那句话，你到农村实际调查过吗？
转一篇文章，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先声明，我没法核实其数据：
对部队复员干部所谓“倒许乱军”的，不问青红皂白就往死里整；对一派实行残酷镇压：有的被直接枪决，洞头县原革委会常委王希贞（学生代表）执行抢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将其喉管割断，可见铁瑛心之狠毒，手段之残忍，简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马目学习班”学员张小定，在杭州钢铁厂被另一派活活打死，塞在阴沟洞里；学员孔汉茂，在汽车制造厂被另一派活活逼死。仅以台州地区为例，光地专机关及所属单位就有两人被枪毙、11人被逼死、23人被判刑、50人被开除党籍，并涉及到3200多名民办教师被开除；临海县被逼死的有20人、被判刑的有46人；黄岩县当时有20人被逼致死，38人判了刑，其中1人被判死缓；仙居县被逼死22人，被判反革命罪38人；玉环这个海岛小县也被逼死4人，判刑39人，被关押、双开除的有44人。
另据《金华县人民法院志》载，1977-1979年，原金华县判反革命罪202人；原金华地区判反革命罪662人（据《金华市人民法院志》），校址在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也判了7个“反革命罪”。金华地、县有190余党员干部被迫害至死，并有4人被判处了死刑。就在铁瑛眼皮底下的杭州市，一个不到2000人的杭州机床厂， 就有3人被逼致死，1人被逼疯，3人被判刑，一夜之间关押了38人；另一家仅有300人的杭州人民印刷厂被捕3人中一人被迫害致死，两人被判重刑，还有16人被无辜关入土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