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经历的改开前后的农村生活 -- 老实农民

铁瑛是河南省南乐县人。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一大队组织干事，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支队二团组织股长兼党分总支书记，山东滨海军区临沭县独立营政委、县委书记，临沭县独立团政委，山东军区特务一团政委，华东军区警卫旅政委等。1949年7月后历任上海市公安总队副政委、政委兼干部部部长，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等。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2年后历任浙江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省革委会主任、省政协主席、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党校校长等。1983年3月当选为中共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党的十三大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铁瑛是中共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党的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铁和平（长子），从军30年，98年退休；

铁建设（次子），铁建设，男，1953年11月生，河南南乐人，196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本科。 原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之二子。曾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浙江省分会副会长、党组副书记； 2008年5月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浙江省分会会长、党组书记。

铁国强（三子），铁国强，1955年6月出生，河南南乐人，1969年参军。1987年转业进浙江省广播电视厅，浙江有线电视台台长、总编辑，浙江省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浙江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巡视员、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版权局）巡视员。

铁滨（次女，国安部门退休干部）。

铁竹伟（三女，军旅作家）。

铁景沪（四女，海军医院干部）。

张海洋（女婿），曾任浙江省武警总队副政委。

1983年10月11-12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地对全国各级党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以“清理三种人”为名义，对文革时期拥护毛泽东路线的积极份子进行清洗。上至省部级干部，下至工农兵学员，大批人员遭到打击。1983年至1987年整党期间，开除党籍的共有33896人，不予登记的共有90069人，缓期登记的共有145456人，受留党察看、撤销党内职务和向党外组织建议撤销党外职务、严重警告、警告等党纪处分的共有184071人，总计45.35万人。

金华县人民法院志：77-79年，原金华县判反革命罪202 花7 新

《金华县人民法院志》载，1977-1979年，原金华县判反革命罪202人；原金华地区判反革命罪662人（据《金华市人民法院志》），校址在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也判了7个“反革命罪”。金华地、县有190余党员干部被迫害至死，并有4人被判处了死刑。就在铁瑛眼皮底下的杭州市，一个不到2000人的杭州机床厂，就有3人被逼致死，1人被逼疯，3人被判刑，一夜之间关押了38人；另一家仅有300人的杭州人民印刷厂被捕3人中一人被迫害致死，两人被判重刑，还有16人被关入土牢。

劳动模范应四官（浙江省委委员、宁海县委书记）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鼓励， 他在省“三全会”上对铁瑛任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期间镇压群众一事提出批评，铁瑛直接指使该县委副书记刘汉儒将他关押批斗。仅在宁波地区各县各单位轮回批斗就达298次之多。并被定为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实行监督劳动。还株连了下面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当年报道他“劳动好工作也好”的新闻记者也有罪名，是“不揭发”。

某省共有省、地、县叁级领导班子135个，该省公布的清理“叁种人”几组官方数字：

干部被处理情况：该省对省、地（市）、县叁级领导班子中的‘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名，截至目前（九月统计）已处理4240人，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人（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 开除留用140人，其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这里所谓“免于处分”的2020人，是批判后降职下放。

省委常委中， 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和处理了10人，占66、7%；其中2人在审查批判中致死， 判刑3人，留党察看1人，撤职1人，严重警告2人，上报处分未获批准令其离休1人。

省委、省革委五大部（组织、宣传、统战、办公厅、生产指挥部）正副部长33人，清查、批判、处理23人，占69、7%，其中，判刑4人，开除党籍3人，留党察看2人，撤职6人，严重警告1人，批判后令其休息4人。

该省有地市委正副书记118人（缺一个市） ，批判处分97人，占82、3%。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7人，判刑17人，开除党籍4人，留党察看9人，撤职18人，严重警告4人，批判后令其息28人， 降职下放10人，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5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处理，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等处理。

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分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保留原职者甚少。

逮捕判刑情况：1981年该省委第二书记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说：“全省共判处打砸抢分子、反革命分子1700多人。”（以刑事罪抓的，实行劳动教养的还不包括在内。例如一个小城市，判刑96人，却抓了318人，劳教37人，抓一两年放的185人，死亡11人。）

《刑法》、《刑事诉讼法》于1980年元月1日生效。1979年底， 该省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清理积案”，“突击判刑”。

为把“终审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本应该有高级法院审理和正在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县、区法院审判。

有的人法院已经向本人宣布没有问题可以释放了，又判了重刑。有的判刑叁年，已关押叁年多。

在有些情况下，量刑轻重，竟是按原来担任职务的高低来确定的。这次“突突击判刑”，全省共判处2400多人。

通过这次引进，大致上形成了新的对外贸易格局，正如陈云所指出的：“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7页。）在“43方案”中提出了引进设备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内地的原则，指出“沿海工业基础较好，可以使进口设备尽快投产，尽快仿制”，“沿海工业发展得快一些，从长远看，对促进内地建设是有利的”（注：《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转引自陈东林：《70年代前期的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中央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借此，对1960年代末期形成的片面强调三线建设和备战的战略布局进行了调整。更为宝贵的是，周恩来产生了利用外资的认识。1973年6月，他会见美国银行家洛克菲勒时说：通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他们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注：《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44、645页。）。10月，他和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会谈时又重提：蒋介石在台湾省有一个高雄港是自由港，没有税，吸引外资带着原材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这样吸引很多外资到台湾去投资（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30、631页。）。

万里到任后，首先就把留在安徽的“支左”部队撤了回去，接下来，发动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对许多造反头头们开始了“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当时万里就指出来，除了个别工作称职、群众满意，并且报经省委同意的，其他的一律不再担任实职，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然后，万里花了半年时间走遍了安徽境内的淮河南北、大江两岸。每到一处，他都会拿出“文革”前组织部印制的干部花名册，只要不是刑事犯，一律先恢复工作，后再做结论。

据官史记载，万里三板斧劈下，“清帮治皖”初见成效，全省形势发展非常好。197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张广友、王达智、张万舒写的长篇报道《安徽大步赶上来了》。

当然，凡事都有代价，77年安徽粮食减产183.7万吨，是1956年后的最高纪录，甚至超过1959年。

当然，自然灾害是77年减产的重要原因。1977-1978年为我国自然灾害第二高峰期，77年全国粮食产量较上年减产1.25%，安徽减产10.91%。

虽然形势发展非常好，但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粮食如此大幅度的减产实在让人揪心。万里要求全省各地市和有关部门领导，在抓紧搞好清查和整顿领导班子的同时，把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77年11月，主持制订下发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

据时任安徽农委主任周曰礼的回忆，《六条》在安徽省是一份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文件，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作了报道。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地位发表了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通讯。

1978年也是个灾年，由于有77年预警，中央高度重视，预做准备，华国锋搞农业是行家，加上文革期间建设的水利设施发挥作用，全国粮食产量逆势增长7.8%。而安徽，在77年大幅减产11%基础上再度减产1.2%。人均粮食产量由76年的368KG降到78年的314KG，而同期，全国平均产量由305KG增加到317KG。

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说：当时农业部有个调查数据，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是很好的，中间百分之四十也还可以，大约有四分之一生产队生产搞得不好，邓小平倒是没有说过要全部包产到户，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要搞全面的包产到户，我保留意见，杜润生原来是反对全部包产的，主张保留三分之一的好生产队。杜润生曾经对我说，你挨批评是代人受过，万里本来是批评我的，因为你强调太厉害，他就转而批评你，何康投万里之所好，搞包产到户。这个时候林乎加是农业部长，一次开会的时候，吴象说包产到户是完善集体经济，我不同意吴象的说法，说包产到户只能说是瓦解集体经济，怎么能说是完善呢？万里绕到我的对面坐下说，吴象的话就是我的话。他们这些人说话完全不讲道理。杜润生原来是反对全部分田的，看到万里的态度他就屈服了，他转过来最积极地赞成分田，原来他是主张留下1/3以上的，哪怕留下1/4也好，能够有个相互比较。

杜润生回忆，河北省曾经被胡耀邦和他认为是“死堵”高层“分田帮”政策的省份，为此，胡耀邦指派杜润生去河北省委催促分田，第一次杜润生在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做了个讲话，还向省委竭力推荐河北唯一的分田积极分子邢台地委书记邢崇智的所谓“五统一”经验，但是，这个没有能够说服多数人。结果，第二次胡耀邦自己亲临河北，在大会上当场批判河北省委，说他们“耽搁了三年时间，要捡回来。”然后，调高扬去河北任省委书记，原书记调离。

还有部分农民进城做农民工，搞三来一补了，进乡镇企业了

也就是说：留在地里种粮食的农民少多了，既然仍然产那么多粮食，更多的经济作物，产出了更多的工业产品，说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这还用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