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经济学家到美国踢馆 -- pattern
一批不赞同西方经济学，从原理上质疑西方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家，造访美国智库，提出自己的经济学见解，当面质疑辩论。浓浓的火药味，弥漫在华盛顿的上空。
据我所知，中国经济学家不是以学生身份去学习；而是以平等身份，甚至是部分老师身份到华盛顿踢馆，这是第一次。
参与的经济学家：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平，美联储圣路易分行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资深访问教授文一，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项目联席主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创建人孙哲等。
陈平是中国人，原来搞物理，后来成为经济学家，号称是“非均衡经济学”的首批人物，具体不懂；就我观察，非均衡远比均衡经济学普遍。文一搞经济的，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籍，他也对西方经济史非常熟悉，对经典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刀刀见血，应该是踢馆的主力军。
贾庆国和孙哲应该是搞国际关系，的确不是经济学家。
发现双方完全是鸡同鸭讲，传统基金会根本就不是一个学术机构，而是一个赢利性的政治游说组织，他们是代金主说话的，你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又有什么意义？！
还有一点，我发现美国智库的一个死穴：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现代中国（后三十年）比较了解，但是对前三十年了解甚少，再往前就更不用说了。正因为他们观察的尺度太小，所以得出的很多观点都是想当然的。可能到现在为止，真正见过从毛以来每一代中国领导人的美国人就只剩下基辛格了，基一死，美国战略圈子对中国可能就得两眼一抹黑了。
否则学术杂志上写文章，学术会议也可以。均衡经济，可数学处理，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华盛顿共识等等一大套，都是传统基金会等西方智库的基础性和原则性观点；但是这些中国经济学家并不认为这是正确的，“踢馆”式的观点，估计上不了杂志，冲击太大。观点差距太大，必然有点鸡同鸭讲的感觉。
讨论里面可以看到，美国智库有些人也许也专，但是其实视野相当狭窄。不光对中国不太了解，其实对美国本国和西方的经济历史，也不见得很了解。比如对美国当初实行的高度贸易保护的历史都不了解。我个人认为，某些中国经济学家，已经不认同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础性的观点，认为没资格再当自己的老师，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个人理解： 文一最重要的观点是，搞经济也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我看了他的书，这点上还不是太理解。
半个是指林毅夫，一个是指陈平
都去美国了，那真是去踢馆的。
英国当年是大量的乡镇企业，中国改开的初期，也是大量的乡镇企业。不能因为现在乡镇企业不存在了，就忘了他们在关键时期的关键作用。美国有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学者，可是把这些乡镇企业看作是中国不同于苏联与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开的胜负手的。
先发国家爱说 只要制度对头，经济自然发展。 可惜事实不是这样，听了的都完蛋。
中国政府爱说 ”没有什么中国模式， 各国要依据国情，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双方共同点是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否认有一条可重复的工业化之路。
按我的理解。 文一的意思是,有，并且是必由之路。 那就是先在大范围内开展低技术水平，以解决局部衣食住行为目的的工业化。 一方面解决人的思想与组织问题， 一方面为下一步技术升级，资源资本集中做准备。 顺着这条路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工业化。 政权的作用是保证不受 外部势力打扰掠夺。 所有成功工业化的国家都是自觉不自觉地走了这么一条路。
集中资源发展城市，搞某个先进技术这些方式，很可能不如五小工业，蒸汽剪羊毛机，珍妮机，棉花除籽机 这类可以铺开的某些个低级产业历史意义大。 因为人，组织，思想这些都没有机会得到普遍的锻炼提高。
具体到历史阶段和国家，这个“农村工业化”的内容都会有所不同， 但这个从广泛普遍低技术工业化到有所积累，技术升级到下一级，最终在全球产业里占据某些行业链的发展模式应该是本质内容。
从轻工业起步，比如英国的羊吃人，当轻工业（消费品）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工业化的内在需求必然要求设备制造的发展，然后形成良性循环。
中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勒紧裤腰带先发展重工业，然后利用这一工业基础快速发展轻工业。
两条路的不同在于，前一个是一个人打工积累资金，逐步的发展，包括充电学习，添置工具等等逐步发展起来。后一个则是勒紧裤腰带，只要基本的生活报障，自己动手先把需要的工具搞定，然后就是利用工具迅速的发展。
前一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影响没有后一个那么大，尤其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仍然可以保证其相对于普通人较高的地位和水准。
中国的工业化是毛一手强拉硬拽的走过来的。
- 待认可未通过。偏要看
经济学家就算了。
他这篇文章就很典型。仔细看看，是像说书的还是像搞研究的？
而人民的广泛参与意味着开始肯定是低水平的，前30年的公社及社队企业，后30年的乡镇企业，其实反而是工业化起步的关键。广泛参与的工业化，既保证了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也保证了足够的市场。
文一所说的，“市场是昂贵的公共品，只有远见政府才能提供”，感觉说得很深刻。英国工业革命另外一个因素应该就是当时的英国重商政府，用暴力手段摧毁竞争对手，开拓殖民地市场。广阔的市场驱动了工业革命。联系到现在的“一带一路”，如果能部分成功，中国的经济应该还能再上一个大台阶。
林毅夫，文一作序。文一提出的工业革命新观点，我总结为突出的两点：
1.全民参与；
2.政府引导和开拓市场
对照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的乡镇企业比较发达，英国人的小镇都参与了；而英国政府为了开拓市场，不惜发动鸦片战争，因为市场规模就是工业的关键。
中国的经济起步也正是从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开始，全民卷入，再到强有力的政府作为，才成就中国经济。文一教授的观点清晰简洁，却又关键有力，能够比较好地解释各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工业化现象。《中国的产业政策》正对工业化中的政府部分。
文一教授对本书的作序如下：
产业政策是一个被西方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学家们长期忽视的重大经济学课题。而这个课题，也可以说是自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以来一直被整个政治经济学忽视的一个核心问题（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除外）。这个问题之所以核心，是因为工业化是社会大协作的产物，而不仅仅是个体间市场竞争的产物。只有通过正确的产业政策才能够大大降低社会协作成本，使得一个国家能够实现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向社会化大分工的工业国的转型。因此也只有通过对产业政策的研究才能够揭示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起源和工业化成功的终极秘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17世纪以后大英帝国的崛起，还是后来成功复制英国工业革命的国家，比如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以及战后崛起的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与政府采纳了正确的产业政策密不可分。而没有成功工业化的那些国家和地区，比如拉美、非洲、中亚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盲目实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东欧和俄罗斯，都与放弃产业政策密切相关。
当然，并非任何产业政策都能够导致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成功。政府也有可能采纳错误的产业政策，从而浪费国家资源。但是拉美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放弃产业政策会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比“进口替代”期间采纳错误的产业政策还要缓慢。
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产业政策？为什么它对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必不可少？为什么很多国家以前的计划经济会出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经济奇迹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和素材。这正是本书的巨大价值和贡献所在。研究中国的产业政策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中国崛起的秘密，而且还可帮助我们解释当年大英帝国崛起的秘密，解释美国和日本成功工业化的秘密，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历史上）工业化失败或受阻的原因和教训。
目前一些国内外学者把产业政策混同于计划经济。本书作者对于这一点做了一个十分精准的区分：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不在于政府干预还是不干预经济，也不在于干预的是产业结构还是货币总量，而关键在于是“有限干预”还是“无限干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掌握几乎全部经济资源，对经济的干预属于“无限干预”，政府不支持的产业，就会丧失发展的空间；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只是“有限干预”，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并不能垄断经济资源。政府掌握的资源该如何使用，产业政策说了算；市场掌握的资源如何使用，市场说了算。两种力量可以形成共识、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某些产业的发展；但有时候也有分歧，那就各自推动自己看好的产业发展，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二者可以互补、可以竞争、可以互相纠错，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后，最终仍然可以达成共识。
也就是说，产业政策是为市场经济服务的，而计划经济是排斥市场的。对市场经济实行有限干预的必要性来源于克服市场缺失、市场失灵、产业的外部性和促成不同厂商从事社会协作所需要付出的巨大交易成本。这些成本不仅是导致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也是导致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市场化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因此，“有限干预”和“无限干预”这个区分，立刻把国有企业、计划经济与私有企业的关系理清楚了：计划经济意味着全部企业都必须是国有企业，因而政府才能够对经济实行无限干预；但是市场经济本身却容许国有企业的存在，因为参与市场竞争的国有企业也是政府“有限干预”经济的一种形式。国有企业的最大优势就是规模经济和直接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能力。由于巨大的协作和交易成本以及外部性的存在，私有企业（集团）很难在经济发展的每个特定阶段为国家利益有效提供很多必需品，尤其是在能源、动力、交通、资源、国防、基础科研等一系列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部门。另外，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与它的所有制无关，而只与管理有关。因此，我们才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也大量存在国有或公有企业，包括在能源、运输、资源、国防、教育和医疗等产业。
换句话说，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不仅仅是因为某些产业的外部性和公共品属性，而也是因为市场条件下很多私有产业和产业集群需要克服巨大的社会协作和其他交易成本才能够涌现出来。按照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有为政府是有效市场的前提，也是使得一国的比较优势成为竞争优势的前提。因而“有限干预”和“无限干预”的区别可能内生于产业政策所要支持的产业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如果是，那么产业政策的主要功能是发挥协调作用，降低交易费用，这个产业就会很快形成市场竞争优势。如果不是，产业政策就需要给予企业保护，而且，距离比较优势越远，需要的保护补贴越多，政府的干预就越强，范围也就越广，从而导致我们看到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状况。而且按照我的市场胚胎发育理论，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公共品，它不会天然存在和有效运作，因此需要一个有决心的、重视商业和制造业的政府去按顺序自下而上地帮助创造、开拓、扶持和规划，并对其实施监管，方能够有效运作。
因此，无论是一个追赶型的后发国家，还是一个站在前沿的先发国家，都需要一个具备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按照比较优势去同民间市场力量相互配合、协作，才能够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不断推向新高。
如果市场经济本身是个花园，我们则可以把政府比喻为园丁。园丁的作用不是代替花卉生长，而是因势利导为它们打造更好的生长环境和光合作用条件，使得不同物种拥有相得益彰的聚合作用和资源共享条件。这些工作是花卉本身无法完成的，包括控制土壤肥力、温度、水源和四季交替，另外还有品种筛选、嫁接、隔离和控制杂草生长等一系列工作。从这个意义上，一个没有产业政策的经济体一定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就像那些无法实现工业化的贫穷国家一样，徒有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的虚名。而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就相当于拔苗助长，生拉活扯，盲目照搬别人花园的模式，徒有赶超别人花园的愿望。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之所以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花园，正是因为中国各级政府采纳了符合比较优势的“有限干预”的产业政策，按照自己的国情和文化，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成为全球工业化历史上最为合格的园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