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C919配置大量欧美关键部件，会不会被人掐脖子？ -- PBS
业界著名的巴龙基带都不认的。对这东西，Intel, Samsung, 联发科只有垂涎的份。
华为P10闪存风波背后：日韩掌握手机核心供应链 有钱也买不到技术
一个小到掉地板上也不好捡的闪存部件，给华为手机带来一场舆论风波。其背后，是这样一个事实：虽然中国已经是全球智能手机生产大国，但核心部件的供应链却掌握在日本韩国手中，拿钱也买不到。
P10手机闪存问题
最近，在知乎上出现了一个质疑华为P10的帖子“如何看待华为P10使用UFS2.1、UFS2.0和EMMC5.1三种不同规格闪存？”。帖子中称，实际测试华为P10读取速度有三个档次，分别是700、500、250MB/s。由此质疑华为P10在闪存上没有统一的使用高规格的UFS标准产品，二是在部分销售的P10上使用了EMMC规格闪存，后者常出现的千元机中。
4月20日上午，华为终端CEO余承东对此事做了回应。“最近关于P10系列手机闪存同时采用UFS和EMMC两种方案的问题，核心原因是供应链闪存的严重缺货。”他表示，已经确保了即便使用EMMC存储的P10手机，仍然保持良好的实际使用性能体验。
余承东回应中还提到：“个别友商看到华为P10手机的全球热销十分眼红，大肆抹黑我们，误导消费者。华为不会去干偷工减料的低劣之事。”
一个闪能形成这么大的影响，它是个什么东西？实际上，除CPU、GPU、运行内存等核心硬件会影响手机的性能外，闪存（ROM）也是影响手机处理速度的重要部件。它决定着手机读写数据的速度，读写速度越快，手机安装或者启动APP以及存放文件的速度也就越快。
手机闪存技术在近几年来发展突飞猛进。譬如，手机闪存的eMMC标准规格从eMMC 4.4发展到eMMC 4.5，读取速度实现翻番达到200MB/s。在2016年初的时候迎来eMMC5.1，理论带宽达到600MB/s。这时eMMC标准规格已经基本榨干，搅局者UFS 2.0便开始亮相，进入UFS 2.0时代，读写速度提升300%。UFS2.0闪存读写速度最高可达到1400MB/s。
目前，主流手机闪存使用的多是UFS2.0。三星在2015年初最早在Galaxy S6上使用了UFS 2.0内存，现在的S8 plus使用了更高标准的UFS 2.1。目前，包括高通骁龙821/820、三星Exynos 8890等旗舰芯片都已经支持UFS 2.0，UFS 2.0已经逐步普及到各种旗舰机型上。
搭载前后两代技术的产品，在售价上自然有差异。一位资深的芯片研究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因为封装方式和读取效率差异，容量64G的eMMC闪存售价约40美金，同样容量的UFS2.0价格约52美金；容量128G的eMMC售价约70美金，同样容量UFS2.0价格约89美金。”以目前主流的128G容量看，两个零部件之间售价差距100多元人民币。
因为价格和性能的差异，由此有舆论质疑华为P10“偷工减料”。4月19日，华为官方对外回应中说到：“如果对核心元器件使用单一解决方案供货，将导致新品上市供应不足，为了兼顾体验、品质与供应，我们采用了业界通用的办法，多种解决方案供货，如闪存选型采用两种主流器件同时供货的模式。P10系列从未宣传过只采用某一款特定型号闪存，不同闪存是生产时随机配置的，不存在时间批次和人为安排芯片档次的问题，不存在歧视和欺骗消费者的情况。”
通信专家项立刚认为，P10的闪存问题，最终反应的是整个手机产业链的问题。华为P10使用了不同的闪存，是上游被垄断后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多厂商供货，来保证自己的安全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日韩掌握手机供应链
华为官方和余承东的回应中都提到了闪存供应链短缺的问题，从供应链的现状分析，这种情况的确可能存在。每年中国市场要消耗全球55%的存储芯片产能，但是中国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供应闪存，基本上被三星、东芝、韩国海力士垄断。
机构数据显示。目前闪存市场被三星与东芝联合的ToggleDDR阵营和英特尔与镁光为首的ONFI阵营把持，三星、东芝、闪迪、镁光、SK海力士等国外巨头占据80%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中三星是领头羊，市场份额约38%。
由于需求的增加，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固态硬盘、内存条、以及闪存卡等存储产品的价格就缓步增长，而在三星Note7接连自燃事件之后，固态硬盘、内存条的价格更是堪称疯涨。统计发现，在去年第四季度，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DRAM）现货价持续攀高，DDR4 4Gb存储芯片最近的现货均价已达3.347美元，涨幅达18%，创18个月来新高。镁光公司的NAND Flash 64GB MLC 颗粒涨幅超过25％。在京东上，内存的价格相对于去年年中也普遍上涨了三分之一。
存储芯片供应商被牢牢把持在少数几家厂商手中，而且有着赢者通吃的现象。尤其是份额第一的三星，尽管手机业务收到note7爆炸的影响，但是受存储芯片价格上涨和OLED显示屏出货量的增长推动，2016年四季度三星电子运营利润78亿美元，同比增长50%，创三年新高。
此前有媒体报道，去年年底的存储芯片大幅涨价，是三星为了填补Note7接连自燃以及随后的召回事件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而首先挑起的。这种说法真实与否有待验证，但从客观事实上看，去年4季度的存储芯片等元器件大涨价不仅使三星没有因为Note7事件伤筋动骨，反而日子过得还挺好。
眼下闪存市场供应缺乏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多位电子芯片市场的行业人士以及国产手机品牌企业。一家大型手机公司高层表示：“偶尔会供应紧张，但基本上不会缺货，主要问题是价格高，而且在不断上涨。”
中国供应链在起跑
2014年9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成立，试图通过外延方式加速半导体产业的成长。2014年以来，紫光曾经试图收购镁光，和曾经试图通过收购西数进而收购闪迪的做法都最终夭折。
而最近东芝出售储存业务也对中国买家差别对待。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开始研议，如果是售给中国大陆或台湾的企业，将根据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劝告东芝中止或重新考虑。外汇及外国贸易法要求海外企业或投资人要收购日本半导体等业务时，有义务事前接受政府的审查。审查的结果，日本政府若认为有损“国家的安全”或“公共秩序”，可劝告卖方变更交易或中止交易，并发出强制令。
日本政府认为，东芝将出售的NAND型快闪存储也被用于日本的企业、政府机关的资料中心，如果被破坏，很可能造成机密外泄，因此日本经产省将慎重审查。显然这是一种说辞。
目前，在存储方面实际落地的中国企业依然是紫光集团。紫光集团在南京和武汉分别掷出千亿级投资建设了存储工厂。紫光公司主导的长江存储科技在武汉投资240亿美元建设国家存储芯片基地，该公司CEO杨士宁日前表态称，3D闪存晶圆厂的安装设备将在2018年Q1季度完工，2019年全速量产。该公司的目标是在2020年时技术上达到国际领先的存储芯片供应商的水平。
黑中国不应该是你这么个做法，格调不高。
事实与你的观点正相反，中国从西方购买关键设备正是为了增加与西方适航证互认谈判的筹码，而不是相反，中国的发展思路完全正确。
众所周知，当前美欧在航空领域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造成的后果就是如果中航的C系列飞机仅由中国自己认证，没有与欧美的适航证互认的话，中航的飞机只能在国内和亚非极小的国外市场销售。当然仅以国内的庞大市场容量也足以养活中航，但这对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显然是不利的，而我兔的雄心也绝不止于此。
大飞机民航飞行是动辄涉及几百条人命的关天大事，FAA认证也是在美国在几十年时间里用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总结出来的最可靠的技术标准（没有之一），目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也都承认美欧标准，可以这样说，如果与美欧适航证互认就是拿到了向全世界销售的钥匙。
从这个层面上讲，这个技术标准并非为了刻意刁难其他国家，但不言而喻它肯定是极高的技术门槛，以一般国家的实力很难进入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适航标准基本上是直接沿用了美欧的标准，取得了中国的认证的飞机可以说是安全的，但如果西方不承认中国认证的话，中国认证的含金量必然会大打折扣。
FAA不仅要求对每一个新飞机型号进行认证（B737由于机体设计问题无法采用更省油的大涵道发动机，但是如果变更设计就必须要作为新的型号重新取得FAA认证)，对于飞机采用的所有关键设备也要进行全面的认证。认证旷日持久，费用高昂。如果采用成熟设备则可以大大缩短总体研发时间，何乐不为？
所以ARJ21和C919采用西方关键设备的原因并非国内无法生产制造（中国可以造出J-20这样的先进战机，其主要系统为国产就是证据），而是因为采用这些成熟的西方关键设备可以不必重新进行适航性验证，加快飞机研发速度；同时可以与这些西方关键设备制造商进行利益捆绑，并以国内庞大市场为筹码，逼迫西方不得不与中方进行适航证互认，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成功了，中美已经互认，欧洲看来也无法回避了。
有的时候很好奇，是什么样的心理疾病，让你对中国充满了刻骨仇恨。
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旦揭丑，就是刻骨仇恨，就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大家都看的很清楚。你也不用辩解了。
- 待认可未通过。偏要看
你这个论点
已经不成立了。
中国当然不会幼稚到指望西方人大发善心，做好自己的事才是长久之计。
4 人帮搞出万吨轮之后，邓公很不满意，公开放话称：当年我去法国，两万吨也坐过，万吨有什么了不起？
邓公的对策是什么？就是运十下马。是啊，运十“没什么了不起”，于是邓公买了”了不起“的美国飞机，搞到现在大飞机还是半死不活，所有的路子都要重新走一遍。
所以我说邓公的哲学是匪夷所思的。自家孩子从不及格考到 80 分，当然应该鼓励啊，难道说，你看某某 90 分，你有什么了不起，还是继续逃课打游戏去吧。
（一）
“风庆”轮是上海远洋运输公司自1965年以来由国家计划安排国内船厂建造的第10艘万吨级远洋船。该船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全国产设备的万吨级货轮。1973年底到1974年初进行轻载试航。在交接船过程中，交船方和接船方因船舶质量问题发生了一些争议。这种对造船技术质量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议在以往交接船过程中也时常发生，本属一种正常现象。当时正处在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位居国家领导地位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心怀叵测地把“风庆”轮发生的技术性问题上升到政治路线斗争高度，大造舆论，狠批“崇洋媚外”。上海造船系统和“风庆”轮船员也批判远洋公司，要求远航。迫于这种形势，上海远洋运输公司为表示对国产船远航的支持，经过认真研究，于3月12日呈文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交通部，申请“风庆”轮出厂后直接安排远航。
1974年4月6日，交通部复文给上海远洋运输公司，同意“风庆”轮远航欧洲。并说明“具体目的港由你们酌定”。
为落实交通部指示，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于4月份先后以党委和公司名义下达两份文件。总公司党委文件题为《关于“风庆”轮首航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文件提出四项要求：要深入学习马列主议和毛泽东思想；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制定有效措施，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按照科学和绝对负责的态度，搞好安全生产；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指示；配好船员班子，确保党支部核心领导作用。总公司下达的文件指出：航线安排为“中国——地中海。四月下旬装载上海——罗马尼亚大米约12000吨”，并要求：“加强岗位责任制，开航前组织全体船员熟悉船舶设备和航线情况，做好安全作业。严格执行安全航行有关规定，保证安全生产等”。
为落实总公司文件精神，4月10日，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特派党委副书记袁之平到上海远洋运输公司协助指导“风庆”轮出航前的准备工作。上海远洋运输公司组成由船技、航运和政工部门参加的联合工作组，登船逐项落实上级指示。在组织方面，中国远洋总公司派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文广随船工作。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派党委委员、生产组组长朱栋任“风庆”轮船舶政委兼党支部书记，船长、轮机长等主要技术干部和政工干部均配成双套。
经过近一个月的准备，从技术管理到人员思想都进行了严格的训练，有关船厂和设备制造厂也提供了充足的应急备件。经过上级检查认可后，“风庆”轮于5月4日，装载11000吨大米，从上海港起航。为预防“风庆”轮首次远航发生意外，上海远洋运输公司特派“望亭”轮伴航保驾，确保“风庆”轮首航成功。
（二）
“风庆”轮全船共61人，他们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远洋船员，其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占总人数的70％。他们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职守，以朴实的爱国热情，为国争光，为远洋运输无私奉献，长年累月的奋斗在远洋战线。
“风庆”轮启航后，遵照上级指示，先后召开了航前会、党支部委员会和群众大会。学习以安全航行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安全技术措施。5月13日“风庆”轮抵达新加坡锚地，在加油补淡水的同时对机器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维修，为顺利通过印度洋做好准备。15日离开新加坡。航行中，船舶党支部按照经过上级批准的学习计划，先后组织船员学习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我的一点意见”等学习材料。传达了上海市工交组下达的指示和交通部、远洋总公司的文件。
5月下旬，“风庆”轮航行印度洋上，发现主机有三个高压油柱活塞开裂，两个油头裂纹，一台分油机弹子盘严重损坏。经过船员日夜抢修，更换零部件，恢复了正常航行。6月17日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港再次加油补水，进行机械检修和精心保养后又踏上航程。“风庆”轮经过长达1037个小时的航行，先后越过三大洋，绕过好望角，两次穿过赤道，沿途经历了春夏秋冬四季，航程16000海里，历时54天，于6月28日到达黑海之滨的罗马尼亚康斯坦萨港。“风庆”轮在康斯坦萨港停留19天，借助装卸货的机会，对船舶设备进行全面检查，更换备件，加以修理。卸完大米后，装载回程货5100吨尿素，于7月17日离开康斯坦萨港，开往保加利亚的瓦尔那和意大利的布林的西港，加载铅、铜和化工品等货物5772余吨，共计10872吨，于8月8日返航。
“风庆”轮返航途中，船舶以工会的名义，开办了船员学习班。组织船员学习毛泽东著作。同时继续抓好安全航行、检查维修和技术管理各项工作。
9月9日，“风庆”轮航至印度洋时，主机一增压器漏水，造成停车，航船失去动力，随风漂荡，当时风大浪高，船体横摇20多度，船位偏离航线52海里，美国军用飞机在“风庆”轮上空先后盘旋侦察3次。全体船员奋不顾身，有的船员把棉被铺到机舱内，经过47小时连续苦干抢修，终于使主机恢复运转，于9月20日抵达新加坡。借助加燃油补淡水的机会，动员船员对机械设备再次进行全面检查保养，调换零部件。9月22日离开新加坡，29日顺利抵达上海吴淞口锚地。
（三）
在“风庆”轮由地中海返航上海的途中，8月中旬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报告上海市革委会准备举行欢迎“风庆”轮远航归来的群众活动。为欢迎“风庆”轮胜利归来，在上海市工交组的领导下，由上海远洋运输公司和上海造船公司联合组成“欢迎‘风庆’轮胜利返航活动工作组”，拟定出欢迎计划。9月29日，“风庆”轮抛锚于吴淞口锚地，就在当天深夜12点钟，上海市革委会专门派交通艇，把记者和有关人员送往“风庆”轮，连夜进行采访。同时通知海关、边防和卫生局，把联合检查工作放到“风庆”轮进港之前，缩短时间。
9月30日下午，“风庆”轮奉命进港，上海举行了隆重欢迎仪式。当“风庆”轮开进吴淞口时，上海派出的8条巡逻艇以“八字”形列队前导引航。船上悬挂横幅、彩旗，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当“风庆”轮航经“东海”、“沪东”、“中华”、“4805”船厂和上海船厂时，黄浦江边、码头和船台上，人群雀跃，汽笛齐鸣，口号震天。下午四点钟，“风庆”轮靠妥高阳1号码头，上海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集体登上“风庆”轮欢迎慰问，约有2000人拥挤在码头上欢迎“风庆”轮，锣鼓声欢呼声汇成一片，震荡着黄浦江，其热烈的场面，与“风庆”轮从上海港起航时冷落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风庆”轮进港之日，正处在国庆25周年前夕，“四人帮”为扩大影响，不使“风庆”轮远航的消息淹没在国庆节的喜气之中，故意把“风庆”轮返航的新闻推迟到10月9日才见报。10月12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在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发表对“风庆”轮远航的长篇报导，并分别发表评论员文章。《文汇报》的题目是《红灯指航向，踏平万层浪——欢呼“风庆”号万吨轮远航归来》，《解放日报》的题目是《乘风破浪胜利前进——从“风庆”轮首航远洋归来赞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文中，把在国内造船和向国外买船对立起来，影射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执行的是一条“孔孟之道卖国主义路线”。在“四人帮”的策划下，12月份又一次掀起宣传“风庆”轮的热潮。12月29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又接连不断地登载有关“风庆”轮的文章。“四人帮”还组织关于“风庆”轮远航的报告会达100余场次。上海市动员近20万人上“风庆”轮参观，组织《歌唱“风庆”轮》专场演出。在1个月当中，《文汇报》、《解放日报》报道了20多个版面，多达20万字。上海各大小报刊、电台等宣传工具全部动员起来，按照“四人帮”的部署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风庆”轮的文章。其内容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散文、诗歌、小说、说唱等。还出版了长达近10万字的《扬眉吐气的远航》和《风庆颂》小册子。
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万吨远洋货轮“风庆”号远航地中海成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而“四人帮”之所以大张旗鼓地制造舆论，正如《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中所指出的：“‘风庆’轮事件是‘四人帮’借‘风庆’号货轮挑起事端，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发难的事件。一九七四年九月底，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号远航欧洲后返抵上海。‘四人帮’借‘风庆’轮远航成功一事歪曲事实，大造舆论，污蔑国务院、交通部不支持国内造船，热衷于买船，是‘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矛头直指周恩来。随后，他们根据诬告材料捏造罪名，将交通部派到‘风庆’轮工作的干部拒绝参与这种‘批判’的正当行为定性为‘反动政治事件’。同年十月，江青等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了‘风庆轮问题’，遭到邓小平的抵制和批驳。”
有人知道“望亭”轮是国产船还是进口船？
美军预警飞机三次飞临风庆轮上空是为了提供人道救助，四人帮把它看成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其实真实情况是外轮看到风庆轮处于危急状态，打信号问询是否需要援助，被左棍政委否决。但是美军侦察机截听了通讯，才有3次飞临风庆轮上空查看。
在10级以上风浪中，风庆轮47小时无动力漂流，船体摇摆超过20度，有沉没的危险，这是重大事故，上海柴油机厂要负责赔款的。
后来他的徒孙们就公开宣传中美是夫妻了。只不过仍然是单方面一厢情愿，老美仍然将中国看成是最大对手，严防死守。
一边又忽悠中国不要做，由美国供应就可以了，美国不会卡脖子。问题是，美国制定的瓦森纳协议，将俄罗斯都拉进去，防止俄罗斯人输送俄罗斯人掌握的技术给中国。这卡脖子的事情，不知做了多少，你怎么洗地忽悠，也没法洗去这个现实。
家暴，离婚，赡养费，搞得一辈子翻不了身，宁愿放弃身份，当流浪汉。
老美讲究的是只上床，不领证，“夫妻论”一出，就看出用心歹毒来了。
如果80年代像现在一样，有向外发展的能力，自然要搞自己的大飞机。那时候还在想怎么让全国人都吃饱穿暖有住房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吧。到现在，最主要的威胁和利益关切，还都在中国周边，所以目前运9这种飞机基本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