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张居正夺情与今上修宪 -- 毕玄
反腐可以搞人治靠运动,防腐也需要人治,但不能仅仅依靠靠人治,中纪委里面违纪的多了去了。防腐要保证长期有效,就一定再加上制度建设。
你可以问问你身边的公务员,会不会因为上级要求自己申报财产就辞职。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傻逼。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8%E5%91%98%E8%B4%A2%E4%BA%A7%E7%94%B3%E6%8A%A5%E5%88%B6%E5%BA%A6
百度百科说得还算中规中矩。
高层官员向全社会公开申报,中、下级官员和雇员有限申报。
无非两个原因:
一是不愿不敢,胡温的一屁股屎至今揩不干净,敢吗?
二是时机不成熟,习上台以来几乎干翻整个中央军委,每省都有几个副省级以上的大老虎落马,反腐力度和成绩有目共睹,除了几个利益受损的阴阳怪气以外,老百姓都是满意的。
说到财产公示,且不说实际效果会如何,事实是提了几十年,中央全会都通不过,你所说的“眉目”不过是主席台的拖字诀,为什么?
因为贪腐的总后台邓路线没有被清算,贪腐的后台老板邓王陈叶胡李等等几大家族还在台上,还把持着政坛的大部分资源、军队的中高层、国民经济的命脉、社会舆论的导向,甚至黑社会。
现在习掌握了纪委,党务,通过大刀阔斧改了军队,初步掌握了枪杆子(打乱了原有的编制,力度比老毛当年七大军区首长对调还大,但还不能排除今后的反复)。
刚刚抓了宣传口的小老虎,笔杆子还未完全掌握;
人大这个印把子完全支持习的人都还未上台,以国务院为首的行政系统都还没掌握,更遑论其它。
至于说要彻底扳倒那些家族还早得很呢。
所以当前要务是尽快掌握一切资源,集中火力,孤立和拔掉那几棵大树,再来拍苍蝇,而不是匆匆推行财产公开这样扩大打击面,被敌人转移和模糊目标。
当然以上讨论是建立在习真心真意要“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的。
但如果习有私心,或者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定向反腐”,其实我觉得也挺好,至少他还在反,至少是“狗咬狗”,至少客观上可以打击和遏制一批贪官,我们为什么不支持呢?
邓是不争论,江是提倡闷声发大财,胡是提倡和谐,除了老毛,五代里我们只有支持习了。
有毛泽东当然是我们全民族的幸运,但没有了毛泽东,生活还得继续,反腐的雍正,和纵容贪腐的乾隆你更支持谁?
理解你的顾虑。现在哪个官里没有个几千万房产?早年在不同的省市任职的时候,单位一般都会分配房子。累积到现在,资产总额肯定很吓人。
其实奉公守法的中低层的官员家里真没太多现钱,工资不高,主要是福利和房子。
可以参考美国
高级官员向全社会公开申报
中低级官员在单位内部有限制公开申报
美国的财产申报制度就分为公开申报和秘密申报两大类。所谓公开申报,是指个人财产报告要向社会公开,任何公民均可查看或复印。大约有2.5万名高级官员和雇员要公开申报。秘密申报的材料则有限制地公开,由各单位内部掌握,适用于大约25万名政府中、下级官员和雇员。但是,如果申报者的财产申报有问题,有关司法机关调阅其申报资料的,则不在此限。
永远也不能保证。阳光永远是最好的防腐剂,有一点点阳光总比完全黑的要好。一步一步来。
财产申报制度对防止贪污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因为官员隐瞒财产的渠道还有很多。比如将将现金囤在自己家里、将相关资产交给成年子女或者信得过的人代持等等。
但是,财产申报制度毕竟给官员隐瞒自己的贪污所得造成很大的不便,最起码,用自己和配偶的名字买房、买车、存入自己的银行户头是不行的,被查出来的可能性很大。
建立财产申报制度跟目前中国现有的国情并不冲突。没有什么“民主”、“权力制衡”这些让共产党忌讳的成分。但是推动财产申报制度没有直接受益者。官员自己肯定是不会,就算有理想有抱负同时清廉的官员也有顾虑,怕得罪同僚。再加上老百姓也是怕这怕那,自然就没戏。
有些人太天真的
譬如自己去开过公司,以自己现有的层次和眼界去换位思考一下老大们的所作所为,就发现出一项政策要考虑的方方面面太多了
你连官和吏是什么都分不清,騒年。
说到考成法与清丈土地,我听说过两件事。
一个是穆珏天煞写的《正德五年:明武宗的失败之年》,张綵被杀其实主因就是他提议考察内外官吏。
一个是马亲王的《怎样让大明变得透明》(话说“黄册攻防战”这个名字更加有趣味),明朝中后期,不法官吏和士绅为了突破限制进行土地兼并而极力破坏记载土地流转历史的黄册。
其实老习做的事情,比如加强队伍建设、严肃纪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与明朝设立考成法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考成法其实相当于政绩考核,和监察体制改革不同。但是设立考成法加强吏治和监察体制改革加强队伍建设严肃纪律是一致的)。
所以说起来确实有可比性和危险性。
至少习在做,不管是反腐还是河北煤改气,煤改气出了问题,也能放下面子及时改正,这就是不错领导。
马亲王那篇长文对我的启发也很多,我第一次认识到了清帐土地才是张居正改革的核心。黄册系统崩坏后明朝就走向衰亡了。
张居正要是干上三十年,基本上新轨道就成熟了。
那啥,我说的是张居正。
政策的好坏是会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黄册在明初是合理的,有助于恢复生产的,但到了明朝中期就过时了,到后期就无法执行了。无他,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等等造成黄册政策的经济基础改变了。
同样的道理,一条鞭法在明末其实并非良法。但经过明末大乱后,原来的大地主被消灭,土地重新分配,自耕农水平恢复后,一条鞭法在清初又成了良法。但随着土地兼并上升,到康熙末期又开始出现反面效果。这时清朝实施了“摊丁入亩”就又理顺了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