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读《往事并不如烟》有感 -- 温相
我党对于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向来是分明的，对于那些影射毛泽东不符合中央精神的作品可是一律不准面世的，如果这样做还算是放任攻击毛泽东的话，那么我们干脆回到文革算了，都跟着天安门城楼子底下喊万万岁不就齐活了吗？可全国人民答应吗？
在美国还真是可以反联邦政府，只要您光说不练，警察还就得罩着您。您要不信，google一下“republic of texas”。
章诒和在她的《往事并不如烟》的《储安平与父亲的来往》中用了大量的笔墨不厌其烦的告诉读者，她的父亲对储安平是多么的关注、关怀和热忱。章伯钧甚至为了储安平而改变了不喝羊奶的习惯，而章伯钧更为仅仅送了几斤奶油小点心给储安平而倍感痛心（该书65页、70页）章伯钧和储安平几乎成了一对肝胆相照的义友。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的储安平和章伯钧的关系真的是那样和谐吗？或者至少像章诒和说的那样相知吗？
储安平在解放以后的工作安排首先是胡乔木提请周恩来关照解决的，这点在1990年版的《周恩来年谱》1949年7月12日这一条中有所体现：“约胡乔木请新闻界人士在中南海颐年堂聚餐，有储安平??????。”【注1】
我们注意到章诒和在她的新书的34页中用章伯钧透露给储安平一个消息的心理暗示似乎在告诉读者，储安平之能来《光明日报》好像都是拜托了章伯钧的力邀。但是，事实并不如此。谢泳撰写的《储安平评传》和戴晴撰写的《储安平和党天下》等介绍储安平的书里面用大量的事实和当事人回忆证明，储安平之所以能来《光明日报》社那是出于胡乔木的安排，正是因为胡乔木对储的欣赏才得以让储从九三学社里面的是非脱离出来，主掌《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工作。【注2】还有一个可以说是旁证的事情是，多年以后，当胡乔木主管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时，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再次提及请储安平出来工作，有人给年迈的胡乔木递上一张条子，胡乔木这才想起自己的失言，因为储安平早就失踪了。【注3】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储安平到《光明日报》社工作，章伯钧本人究竟是什么态度呢？我们不妨来看一看章诒和以外的其他人是怎么看的。
《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内幕》第三卷上册166页中刊载邓加等人撰写的《储安平你在哪里》一文对此有过一个侧面的解说，当章伯钧介绍储安平给《光明日报》的同事们认识时，章伯钧说：“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给《光明日报》增加了很大的力量。”该文作者的评论是：“这句话等于没有介绍，因为储安平是作家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注4】大家或许能够从这个短暂的评论中品味出章伯钧和储安平的一点真实关系来吧？
而不知道什么原因，章诒和的书里面并没有把她父亲介绍储安平给社里同仁的这段插曲给予简单的回顾，这且不说它了，我们还是来看看当事人储安平自己是怎么谈他和章伯钧的实际关系的吧。
储安平说：“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觉，章伯钧并不欢迎我做《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对我的态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过去没有太多的私人渊源，党推荐我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也不好拒绝。”【注5】
储安平这个自话说明了两点，一个是他去报社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推荐，其实也就是胡乔木。再一个就是章伯钧对储的到来没有足够的热情。反观邓加的那篇文章介绍的章伯钧毫无生气的对储安平工作的开场白就会更加明白了。
而对于章伯钧的几句无关痛痒的开场介绍，储安平自己又是怎么看的呢？我们也来瞧瞧好了。
储安平说：“上午九时，章陪我去了《光明日报》，到了报社，各部主任都在欢迎我们，章说：‘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增加了《光明日报》的很大的力量。’停了两三分钟，他又和别人闲聊了几句，做了五六分钟，他就先走了。【注6】
储安平的这段回忆和邓加（实际是邓加荣）的那篇文章的介绍基本吻合。按照章诒和在书中描述章伯钧在储安平加盟光明日报之前的种种热情，似乎章伯钧不应该仅仅“做了五六分钟就先走了”的，连新任总编辑储自己的即兴发言都没有听完，章伯钧就离开了现场，同时，这位在章诒和笔下对储安平从气质、能力乃至相貌都大加赞赏的章伯钧，在各部主任都欢迎新任总编辑到场时，连句官样的鼓励、赞扬的字眼都那么吝惜，这难道不值得大家思考一下吗？
最有意思的是，储安平在他短暂的总编辑生涯中直到最后他还是单枪匹马一个人，《光明日报》社没有给他配备足够的班子辅助他，而他向章伯钧的几个建言都被章伯钧否决，连他准备答应发表周培源夫人和钱伟长夫人推荐来的一篇小品文都没有获准刊登。【注7】章伯钧社长对储安平总编辑的支持又在何处呢？
储安平在“出事”以后，也就是1957年6月15日《光明日报》社召开紧急社务会议，这时候的储安平已经被看作为另类人物了。众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是，章乃器却站出来给储安平说了一段好话：“储安平的言论（即《党天下》一文），从政治来看是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好。”【注8】同在会场的章伯钧没有说话。这点我翻翻章诒和的新书就会知道，通篇下来最让人们纳闷的是，女儿眼中的章伯钧被描绘成为一个急公好义、侠肝义胆的人，然而，在批判储安平的公开场合下没有看到一组文字能够说明章伯钧当场为储安平作出辩护（他和史良的对话是私下进行的），如果章伯钧真的有像章乃器那样的言行，以章诒和这本书的风格和特色那是万万不能漏掉的。当然章伯钧这么做也可以理解，因为他自身也难保，不过，章乃器那时候不也自身难保吗？联系到章乃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章伯钧：“宗兄，你检讨了，我看早了一点吧。”的这句评语，我们不难看出章诒和新书以外的蕴藏在章伯钧身上的某些东西。（关于这点章伯钧自己有过辩解）【注9】
倒是民盟的那位老人在评价章伯钧与储安平的关系说了这样一句话：“即使没有反右，储安平在社里也不会长久的，章伯钧会让储安平做的住吗？”
自然，我们也无意于否认57年反右以后，储安平与章伯钧关系的改善，也无意于否认什么新鲜的羊奶送给章伯钧夫妇的事情。可是，这些事的发生的过程中的几个主要当事人都去世了。我记得李健生生前（章伯钧最后一任妻子）好像就没有回忆过什么喝羊奶事件吧？而这些故事到底真实性如何那就只有章伯钧、储安平等人的在天之灵才会晓得的。
【注1】：《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834页。
【注2】：《储安平评传》，谢泳著，载于《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4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注3】：戴晴著《储安平与党天下》，香港明报出版社1990年7月版，该书135页，另见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版本。
【注4】：《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第三卷上册，169页。
【注5】：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该书224页。
【注6】：同上，该书232页。
【注7】：同上，该书236页。
【注8】：章立凡《风雨沉舟记》。《黄河》1997年6期
【注9】：同上。
我们可以看看当初储安平是怎么评价罗隆基的，也可以看看章诒和眼中的贵族到底又是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稍后。
我也认为57年所谓的“引蛇出洞”只是事后毛掩饰自己决策失误，给党内一个交待而已，也就是说在毛的个人独裁下搞什么大民主完全是个一相情愿的想法，是一种政治的理想化。只是倒霉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给国家带来了无穷尽的恶果。
毛是个深具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诗人，但又很能根据时势变通，即，所谓的实用主义，其一生往往利害算计精明，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且时有脑子发热之举，尤其文革后期最终自己都无法收场，以致声败名裂。除了年老身衰之外，更主要的在于缺少外界对其的制约，以及鸦雀无声的政治环境带来的信息误导。如果毛身处于西方的民主体制下，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建立不朽功勋的政治家或军事家，而更少地体现出其有害的一面。
btw，《往事并不如烟》这本书在我看来也就是写作风格上比较煽情，有明显的自编自造的痕迹，但我倒认为这些都不大有损于该书的大节。
"烧冷灶"的传统与技巧吧...
“没这个资格如此说XX人”，这话要是针对个平头百姓或许还有些道理，但公众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被人品头论足，难道共和国的公民就没资格说其坏话了？所谓的评论必须要做到客观，依照什么呢？是法律还是坐主席台的个人意志？还是全国人民不答应？（有人似乎比较喜欢做代表，呵呵。）
进步的地方表现在主流媒体，网络等有了更大的自由度。退步的地方表现在工农阶级由国家的主人（尽管是名义上的）降为弱势群体，任人宰割，连一点罢工的权利也被邓大人剥夺了。
那才是最好的回复
这个的解释权归谁可就是决定了民主是否能够真正得到实施，想想希特勒是怎么用国家安全的名义建立了纳粹的集权统治的？普通的老百姓个体是没有能力对抗拥有强大的强权力量的国家机器的。众多国内bbs的被封掉和上海反日游行的倡议者的被判刑，不是都是强权的产物么，何尝有什么民意可言？难道您相信新闻联播里面的那些群众的充满套话的欢声就是民意么？看看焦点访谈是怎么从打老虎退为打苍蝇，最后连苍蝇也不能打的？在各级人大机关都是橡皮图章的背景下，行政机关要用自己的意志来解释法律还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举一个例子，如果咱这河里游进了一条害群之鱼，在河里宣传轮子的话，是不是就有必要建个水闸，让这条河外边的鱼都游不进来呢？到那个时候您即使想在河里宣扬戴三块表和和谐社会，只怕也不能吧？
如果彼此对问题的前提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越争论越成问题，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抱着不争论的态度。
楼下的标题就是中毒的表现，让我想起一句中国古代官场的礼貌用语――谢主隆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