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备个查：计划生育政策演进 -- 老老狐狸

1949～1953年，人口出生率大概呈渐趋减少的趋势。其中，1949年人口出生率最高，这与战后和平时期的人口恢复性增长有关系。这种人口出生率减少的趋势让人们产生如果没有集体化运动，人口出生率可能还会自然递减下去的想法。

1954年人口出生率较前几年有所上升，1955年突然上升到39.01‰，1956年仍然处在37.40‰的高位，1955～1957年这三年的平均人口出生率达到37.18‰，这说明集体化运动确实对家庭生育产生了刺激作用。1958年人口出生率下降到26.31‰，可能与兴办人民公社给社会造成的震荡以及“大跃进”时期男女劳力长时间分开参加不同的“大跃进”活动有关。在“三年困难”时期，日照县农民因饥饿大量发生水肿病，妇女闭经，1961年人口出生率降到底谷，只有24.86‰。1962～1964年是人口恢复性增长时期，达到38.36‰，1965~1970年间人口出生率为34.68‰。上述数字一方面显示集体化时期人口高出生率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集体化的不同时期人口出生率的变动有一定的规律性特征。即集体化初期人口出生率忽然急剧上升，经过困难时期的低出生率到1962~1964年的恢复性增长，1965年之后人口出生率呈稳定回落态势，接近集体化之前的人口出生率。

1970年之前，日照县的人口出生率在变动中居高不下（“三年困难”时期除外），而自1971年始，人口出生率明显持续快速下降。出现这种情况的政策方面的原因是，1971年国务院发布51号文件，对人口生育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重新开始因“文革”中断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在这一时期，计划生育工作仍然坚持说服教育的动员方式，要求做到：“三不”（不强迫命令、不搞物质刺激、不搞硬性规定）、“三通”（本人通、爱人通，老人通）、“三自愿”（自愿定生育计划、自愿定晚婚计划、自愿选择节育措施）、“三满意”（本人、爱人、老人都满意），要求通过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让广大群众自觉行动起来，树立新风尚。

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有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可以生第二个孩子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也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后生第二个孩子。为了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和民族素质，在少数民族中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做法由各自治区或者所在省决定。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日韩都是发达经济体，又在文化上深受儒家传统影响，在我们的想象中，应该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国度。事实却不然。对比一下日韩与中国老人的退休生活，我们会发现：中国老人退休时，日韩老人在工作;中国老人跳广场舞时，日韩老人在工作;中国老人带孙辈时，日韩老人还是在工作。日本甚至提出一个口号：打造“永不退休”的老龄社会。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日韩老年人退休后却不能安度晚年，还要开启自食其力的自我养老模式？老年人就业一方面是个体需要，养老金入不敷出或缺乏养老保障。在韩国，由于存在严重的老年收入贫困现象，老年人平均要工作到71岁才能真正休息。据统计，韩国60岁以上老年人平均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约合2000元人民币，还不到最低生活标准的1/3，成为发达国家中老年贫困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一个悖论是：活得越长，越容易掉入相对贫困的陷阱。据OECD测算，韩国48.7%的65岁以上老人陷入相对贫困(收入小于该国中位数收入的50%)状态。2015年，韩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只占总人口12.8%，而到了2060年，这个数字预计会达到恐怖的41%。

另一方面是社会需要，少子化背景下出现了人力资源短缺，这是少子老龄化过程中代际人口失衡的普遍情形。低生育和少子化导致青年人口数量持续减少，让高龄者回归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性会越来越高。2016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高达22.8%，目前日本建筑工地上约有1/3的工人超过55岁，为引进年轻劳动力，日本甚至不惜放宽严苛的移民政策。此外，日本新创业人群中约1/3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30年前这个数字只有8%。

日韩涌现的退而不休现象启示我们，人口稳态、均衡、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重要的社会目标。如果说“制度性退休”以年龄为界限，那么“功能性退休”则以能力为边界，健康老龄化将保障“功能性退休”。但无论哪一种退休，不可能无限延长，期望80岁甚至9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坚守工作岗位是不现实的。低生育、少子化、少劳化和高龄化背景下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倒置和逆转是非常危险的人口趋势。因为一方面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另一方面被负担的老年人口增多，人口代际比例失调会产生老无所养、老无所依等很多社会问题。提振生育率和遏制少子化是新时代人口战略的历史使命。

日韩的少子老龄化揭示了规律性现象，人类社会将步入“功能性退休”时代。“功能性退休”标志着以能力界定老年而不仅仅是以年龄界定老年的“新老年”概念诞生，从积极方面看，有利于消除年龄歧视、确立能力本位，实现积极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从消极方面看，貌似“活跃老化”其实可能是被动无助，说明了老年期的生存压力，将降低老年人的生活品质。我国也不例外，高龄劳动者和功能性退休均有所增加。譬如，近年来，高龄农民工增多以及劳动年龄人口连年减少现象已经给出了这样的信号。中国老年人口贫困和失养问题将十分严峻，因此保障好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使他们能够安养、乐活和善终是重中之重。(作者是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提起韩国退休生活，人们会想起韩剧里的奶奶角色。她们闲居在儿子家，拥有一家之长的权威，时不时使唤一下儿媳，听听孙子的八卦，一度成为了中国大妈羡慕的对象。

直到看见韩国大城市里，到处都是从事体力劳动的老年人，人们才发现，真实世界可没这么美好。

在韩国，有420万老人不是在工作，就是在找工作的路上，数量甚至比20多岁的打工青年还多。

对比韩国老人和中国老人的退休生活会发现，中国老人退休时，韩国老人在工作，中国老人跳广场舞时，韩国老人在工作，中国老人带孙子时，韩国老人还是在工作。

这不是工作狂老了以后的生活，而是老龄化国度里，一代人被牺牲的晚景。

首尔街头的老年拾荒者。

退休是不可能退休的

韩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0岁。而实际上，人们平均工作到71岁才会真正休息。退休年龄只是重新找工作的开始。

在首尔的“银发招聘会”上，场面比上海父母相亲角还要热闹，3万多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在寻找职场第二春。他们在竞争的6000个职位，大多属于退休前从没想过会从事的“低端行业”，包括快递员、保安、清洁工、加油员……

韩国政府为60岁以上老人举办了“银发招聘会”。老人戴着老花镜填写申请表。Seokyong Lee/摄

76岁的康大爷面试了最火爆的快递员岗位，发现需要学会发短信才能送货，有些担心自己是否能被选中。

77岁的李大爷则申请当垃圾清理工。他本以为退休后能搬到四个儿子家，却迟迟没等到邀请。无奈只能放下身段，投出第一份简历。

好不容易出现一个黑发求职者，结果是来替63岁的父亲找工作。这位儿子觉得父亲出门工作比在家闲着好，而老爷子嫌找工作太没面子，拒绝在招聘会抛头露脸。

老人在招聘会上查看墙上的职位信息。Seokyong Lee/摄

在如今的韩国，退休老人已经成了劳动市场上的生力军。每五个出租车司机中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住宅保安也几乎都是60岁以上的大爷。

在垃圾分类回收厂，由于工作条件不好，老板最愁的就是招不到工人。就在年轻人纷纷退避之时，也是60岁的老人，不畏难闻的气味，和被玻璃扎手的危险，毅然走上了流水线。

垃圾回收厂分拣流水线上工作环境恶劣，老年工人大多没有佩戴口罩、耳塞等防护设备。

由于65岁以上的人可以免费坐地铁，坐地铁送快递也成了不少人的选择。在中国，是年轻力壮的快递小哥在街头奔波，而在韩国，是白发苍苍的快递大爷在地铁穿梭。韩国有专门的银发快递公司，招收老人送比较轻便的货物。

71岁的朴宰耀已经当了四年快递大爷。

倒不是因为他想为祖国发挥余热，而是自己开的小公司破产后，养老金根本无法维持生存，更别提实现给孩子在首尔买套房的人生目标。

于是朴大爷过上了规律的打工生活，一天处理100个包裹，一周工作三天，一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3000块。

他的目标是干到身体吃不消为止，“我们这一代人太忙了，只能在这疯狂的时代里为了生存和抚养孩子而活，根本不敢想退休的事。”

只有在每年7天的年假里，朴大爷才会体验一把真正的退休生活，和妻子去济州岛旅行。

朴大爷在公司算是正常年纪，最大的同事已经78岁高龄。AFP/图

由于韩国人预期寿命已经达到81岁，比实际退休年龄多10年，有乐观的大爷调侃：好在韩国人活得长，还有10年时间留给我们自由支配。

退休等于破产

说起这一代韩国老人，其实是最有资格休息的一代。因为韩国经济起飞的奇迹，是他们一手打拼的成果。

但是能不能休息不取决于贡献，而取决于有没有钱。贫穷成了继续工作的最大理由。据统计，韩国65岁以上老人的贫困率高达49.6%，是发达国家中比例最高的。

虽然政府在1988年开始实行养老金制度，但养老金不是想领就能领。不仅需要持续缴纳10年以上，还需要证明没有子女照顾。政府默认，有子女的老人自古都是由家人照料。结果是，只有三分之一的老人能拿到养老金。

即便有资格领养老金，也不意味着可以安心享福，因为养老金在飞涨的物价面前实在是微不足道。据统计，韩国60岁以上老年人平均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约为2000元人民币，还不到最低生活标准的三分之一。

由于许多老人面临吃不饱的情况，政府和NGO开办了老人食堂，提供免费食物。

有子女的老人想，国家指望不上，还可以指望孩子嘛。毕竟根据儒家传统，养儿防老才是正道。即使不像韩剧里那样拥有一家之长的威严，也可以在孩子家做讨人喜欢的爷爷奶奶。

谁料这世界变化快。韩国富起来了，但是经济增速却大不如前。这意味着更高的物价，和更少的就业机会。在疯狂的竞争下，年轻人能照顾好自己就已经实属不易。

于是“养儿防老”成了最先被牺牲的传统。过去15年，认为应该赡养父母的孩子比例从90%暴跌到37%。老人们无奈地发现，虽然把一生积蓄都投入到了子女的教育，但孩子已经被房子、车子、孙子的教育掏空，再也无暇顾及自己。首尔退休老人哀叹，“家庭解体了，因此，我们将孤独地死去。”

这就像人生的游戏努力闯到了最后一关，正准备安享晚年，却突然落入了hard模式的隐藏关卡。眼前的关卡愈发艰难了，身体和精力却大不如前。

人们终于意识到，等待他们的哪里是退休，分明是下岗。

大批从企业退下来的老年人发现，中产退休，可能混得连实习生都不如。一名曾在知名财团工作的大爷称，退休后好不容易找了份实习生工作，工资却比其他人低四分之一。

69岁的金敏秀对此感同身受。他退休前在工厂担任工程师，月薪2万4千人民币，可退休金和老伴加起来也不到4000块，还不够以前的零头。更令人绝望的是，在物价高涨的首尔，每月的最低生活成本约12000元人民币。

因为以前的工资都花在了4个孩子的教育上，兜里没有积蓄，金大爷的生活一夜回到解放前。

为了改善“吃土”现状，金大爷托关系在小公司找了份新差事。一问工资，却只有7000。HR很直接：“你这么老，要么接受，要么别干。”一句话让大爷最后的倔强也打了水漂。

中产老人尚且如此，下层老人的境遇只会更惨。其中一个极端案例便是 —— 在韩国街头，有约200名老奶奶以卖淫为生。她们大多有孙儿，年纪最大的已经超过80岁。

“你想上床吗？”

“多少钱？”

“房间10美元，女人30美元。”

这是70多岁的派克女士的日常。

面对站街的老奶奶，大部分人都避之不及地转身走掉，偶尔有问价者，也都是年过半百的老年男性。

去旅馆的路上，客人们会好奇一个走路都困难的老婆婆怎么做这种工作。而派克女士的秘诀就是忍耐，“为了生存，我只是闭上眼睛。”

首尔街头的站街老人。AP/图

派克女士年轻时在饭店里打工，4个子女也早早辍学进入社会。如今孩子们无力赡养，她只能靠政府餐饮补助糊口。“工作”是为了每月挣250美元，去医院治关节炎，相当于至少要接到8个客人。由于关节炎恶化，她已经干不了别的体力活了。

比起被警察抓到，她更担心的是路人鄙视的目光。因为在从小的传统教育中，荣誉和尊严是最宝贵的东西。

工作才是最后的依靠

靠政府和靠儿女都成了愚不可及，到头来，许多人选择依靠工作拼命活下去。

尹女士每天推着生锈的手推车，在首尔走街串巷捡废品。因为有五个子女，所以领不到政府养老金。可她宁愿独自打工，也不想给孩子增加负担。

每天回到家的时候，尹女士觉得背在疼，浑身没一个地方是舒服的，她也从没跟孩子提起过。

“回到家浑身都疼！”

但是再善解人意，也改变不了生活的孤独。

五个孩子结婚后都搬到了别的城市，偶尔会一起来看她，但是待不了多久，就会一股脑儿离开。

孙子们也不喜欢到她家去，抱怨屋里有蟑螂。为了讨孙子开心，尹女士会给他们一些零花钱。这甚至加重了孙子的不开心，因为奶奶只给了1000韩元（6元人民币），而他们期待的是10000韩元（60元人民币）。

面对没人气的家庭生活，尹女士越来越把捡垃圾当成了一种乐趣。因为至少，每天能跟垃圾站的同事聊聊天气。

金太太也一样，为了不麻烦孩子，独居在外。

她已经计划好，工作到做不动为止，然后把所有积蓄拿到医院去安静地度过余生。当然，这一切都不打算告诉孩子。

金太太实在饿得慌时，才舍得花约12人民币去喝碗汤。

如果有人要说这些凄凉晚景是老龄化的恶果，那么很遗憾，这只是韩国老龄化的开始。目前，65岁以上老人占韩国总人口的13%，到2060年，比例将变成40%。

在一场白发涛涛的老龄化浪潮里，没人能够幸免。对于沉浸在中产阶级焦虑里的下一代，城市里白发苍苍的体力劳动者像是一个预言。

就像一位中年清洁工所说：“看着这些无法退休的老人，就知道我们这代人将会如何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