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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红朝故旧录—陈永贵传奇 -- 苏仙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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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陈永贵的传奇是干出来的

不管怎么说,首先这是一个聪明人。大家都被时代裹挟,保持头脑清醒,无论如何是必要的。大智慧啊。

家园 他儿子叫啥啊?

还真找不到他儿子的信息。张是大姓,都没法猜。

家园 红朝故旧录3—“四清”与毛的宴请:陈永贵的冰火两重天

五、 “四清”与毛的宴请:陈永贵的冰火两重天

刘少奇借着贯彻毛泽东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的指示,在全国农村进行“四清”。晋中地委以学习“四清”文件和《桃园经验》的名义把全地区的县委书记、县长招集到一起开会,在会上,晋中地委书记王绣锦组织批判了地委的一位任姓副专员和一位王姓副秘书长,并以状告王绣锦,反对第一书记的理由,打了一个“任、王反党集团”,要求相关联的县领导批判揭发。王副秘书长是张怀英在文水县的前任书记,地委要求张怀英揭发批判,张不认为王副秘书长有很大的错误,地委对张的揭发批判很不满意,加之,地委书记王绣锦本来就对大寨经验不感冒,又在反“五风”时与张怀英起过大冲突,这次顺势就把张收拾了,打成了“任、王、张反党集团”。

地委专门找到陈永贵,要求陈揭发张怀英反党的情况,刚开始,陈永贵很茫然,不肯揭发,地委就诱骗他,说张已经承认“反党”的事情了,还说,张揭发了陈永贵,说陈霸道粗暴,逼死过人命。

陈这么一个农民,哪见过这阵式,出于信任党组织,也因为激愤,就顺着地委的意思,在会上揭发张怀英,还把前不久与张怀英与他的谈话,说成是张挑拨他与县委关系的反党行为。

一散会,冷静下来,陈永贵就觉得不对劲了,这就是他的睿智,他在会上看到张怀英既没有如地委说的那样在检查,也没有承认反党,他知道他上了地委的当,他回想起张怀英的调动和张润槐的上任,终于明白了,其实这是冲大寨和他本人来的。第二天,在批判张怀英的会上,陈永贵很激愤:我流过三次泪,一次是我爹被地主逼死,一次是张怀英从昔阳被调走,一次是这次说昔阳干部犯了错误。张怀英给我当了15年的领导,5年区委书记,10年县委书记,说他反党,脑门上又没刻上,我怎么知道?

此言一出,地委就傻了,他们看到控制不了陈永贵了,就说大寨要招待客人,匆匆把他送走了。

会后,地委兵分两路,一路把昔阳县的主要干部留在地委继续批斗,交待反党罪行,一路组织了1500人的工作队杀向昔阳的县、社、队,开始“四清”。昔阳的“四清”工作队很快就派出了一个十几人的工作组进驻了大寨。

话分两头,正当“四清”工作组在大寨,撇开陈永贵,频繁与被陈永贵曾经批评、斗争过的社员、干部接触,陈永贵心中颇为不快和忐忑不安时,接到了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屇一次会议的通知,上北京开会去了。

1964年12月21日,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中,周用大篇幅介绍了大寨的奋斗经历,总结了大寨精神和大寨道路。一个晋中小山村以这种方式展现在全中国人面前和全世界面前,陈永贵感受到了莫大的荣誉和幸福。陈永贵还作了大会发言,介绍了大寨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改变穷山恶水,由穷变富的经验。报告生动,材料详实,声音宏亮,受到热烈欢迎。

12月26日,毛泽东破例在大会堂摆了三桌生日宴,请陈永贵、邢燕子、钱学森、王进喜与毛同桌,陈永贵就坐在毛泽东身边。

这次宴会是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央文献的《毛泽东传》记载了薄一波的回忆“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毛主席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主席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此时的陈永贵对共产党高层残酷的党内斗争显然没有深刻体会,他周身被毛泽东青眼有加的幸福和欢乐充盈。事后甚至一夜一夜地回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毛主席对他问候,百感交集,恨不能马上回到大寨,与他的同伴战友们去分享这种巨大的快乐。

当他回到大寨,没有想像的社员们围拢着打听北京的消息,而是冷冷清清的,见到的熟人,打个招呼就匆匆而去。陈找人了解情况,原来,大寨的“四清”正如火如荼,“四清”工作组不停地找大寨虚报成绩,骗取荣誉的各种证据,空气十分紧张。昔阳县里不时有生产队干部被逼自杀的消息传来。一天夜里,陈永贵听到有人敲门,一开门,下思乐村支书王八里抱着他就痛哭起来:我正想上吊,心想着死前来看看你,死了也有个交待。

据张怀英在书中说,三个月的“四清”,昔阳逼死了45个大队支书和队长,95名县社级干部被定为“反党分子”,278名干部列为“消毒”对象,28名县社干部调离昔阳,张怀英本人被撒消一切党内外职务,留党察看两年,工资降2级。

1965年2月,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和河北省长刘子厚访问大寨,陈永贵参了“四清”工作组一本,李雪峰指示,“四清”工作组有问题,搞什么扎根串联,像陈永贵这样的如果根子不好,还有什么根子好?要求工作组撤出大寨,依靠大寨的党组织来搞“四清”,否定了晋中地委给昔阳的“四清”结论,大寨才躲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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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你理解有误,张怀英是对三中全会“执行不力”的

执行有力的应该另有他人

通宝推:纳米小洞儿,
家园 金光大道?艳阳天?
家园 所以说啊,50、60年代,人民群众对党

对毛主席的敬爱和信任,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了,因为他们没经过旧社会。

现在遭了灾,等着解放军救灾、等着政府发救济就行了。来慢了还有怨气。灾后重建自然有政府组织,比如汶川重建。

旧社会呢?遭灾了,卖儿卖女卖老婆,流离失所,太常见了。活命就是一切。为此,啥都可以想象。

等解放了,有了党和组织,就不一样了。人民心中踏实。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劳动人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有旧社会的有权有势人家,和那些能随便存活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多的,但不是所有),才感受不到这些。所以,他们,及其孝子贤孙们反共反毛,就顺理成章了。让我呸他们一下。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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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感觉派多少人来四清就能按比例逼死多少人

汉中派来8444个干部搞得182人自杀,感觉按人头分任务的风格一直没变...

11月10~20日,中共陕西省委农村“社教”工作团8444名干部(其中中央机关383人,西北局及省级机关1296人,其余为军队、大专院校和汉中、安康地区地县区社干部)进驻西乡县,开展省第二期“社教”运动试点。运动中,共批斗所谓“四不清”(政治、经济、组织、思想)干部群众1万余人,自杀182起。次年5月22日结束,运动中错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399人,补划地主、富农123户,有经济问题的17651人,清退粮食206万公斤,款162万元。运动中扩大打击面,所批判斗争者多属错案,后多被平反纠正。

  运动中,共批斗1140人,其中机关和事企业干部、教职员47人,占机关和事企业干部、教职员总数的1.8%;大队、生产队和居委会干部337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3.15%。戴上各种“分子”帽子的185人,其中地主分子57人,富农分子30人,反革命分子23人,坏分子9人,贪污盗窃分子53人,投机倒把分子12人,高利贷分子1人;依法管制41人,捕办50人。

  运动中,共发生自杀事件182起,死亡152人,自杀未遂30起。在死亡的152人中,大队干部14人,生产队干部28人,“四类分子”32人。

  运动中,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国家干部222人,占干部总数的12.8%。其中,开除党籍的52人,行政撤职的46人,开除留用的6人,开除公职的18人,合计占干部总数的3.5%。

  在受处分的国家干部中,县委书记、县长、部局长、区书记区长及社书记、社长、厂站经理98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46%。其中,开除党籍10人,行政撤职10人,开除留用一人,开除回家3人,合计占干部总数的12.3%。

家园 《咱们的牛百岁》改开后分田单干

的电影,也有这个情节。

文革前,遵化穷棒子社王国藩同志的事迹里也有类似情节。

从有组织到各顾各的小农单干,肯定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从心底里反感在农村搞分田单干,坚决要引领农民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毛主席认为分田单干必然导致农民两极分化,土地会逐步被兼并。

毛主席幼年时见到父亲连堂叔的地都要买来,深受刺激,老人家对农村地主富农阶级的贪婪、农民一旦失去土地的悲惨是有切身之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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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可能是柳青的创业史

小说主要以农业合作社和互助组的故事来讲述当时农村社会的变迁,以前的中学语文课本有一课梁生宝买稻种,就是这部小说的节选。

家园 不是创业史,当时梁宝生买稻种和暴风骤雨都学过了
家园 百度百科上王绣锦介绍里有这一段,哈哈。

“任晋中地委书记期间,坚决执行中央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立足晋中实情,积极探索、总结治山治水、改变农村生产条件的新经验,选树和推广了大寨先进典型,对扭转晋中国民经济困难局面和加强工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任忻县地委书记期间,重视工农业生产,建成全省首座年产1亿米钨钼丝灯泡材料厂和全省重点化工项目原平化肥厂,为忻州摆脱贫困作出了积极贡献。注重培养选拔优秀青年干部,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任晋东南地委书记期间,面对复杂形势,沉着镇定,从容应对,积极维护领导班子团结。在全区开展了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活动,加强和完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不断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历史真是不辨不明啊。

家园 这厮文革更邪性。。。
家园 搜索了一下张润槐,改开后也有如下段落:

(张润槐)在任昔阳县委书记期间,正值大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他不但深入大寨亲自查看灾情,而且同大寨党支部一班人共同研究做出了“三不要”和“三不少”的灾后生产自救决策,组织大寨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灾害,恢复家园,减地不减产,灾后亩产仍达到400公斤。大寨经验层层汇报到中央,并经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后,毛泽东主席于1964年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这一切,均浸透着张润槐书记的辛劳和心血。历史不会忘记,人民群众也不会忘记。

家园 土地不兼并,城里的工厂哪来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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