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红朝故旧录—陈永贵传奇 -- 苏仙岭

由于文官势力独大，宋朝基本没有太后专权、没有太监专权，也基本没有军事割据。有些人以此就认为宋朝政治开明、人权法制建设搞得好，那是大错特错的。言论自由、人权有保障，只是文官集团压制皇权、控制军权后可以享受到的特权而已，与普通老百姓并无关系。相反，由于文官集团的腐化，老百姓所受的剥削和压迫，甚至比其他朝代更甚。

宋朝针对人民的刑罚之严酷，是超过了汉、唐和明朝的。宋朝不杀士大夫，但是老百姓贩卖私盐超过二十斤就是死刑，贩卖茶叶超过二十斤也是死刑，造反的就是凌迟处死。宋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官方批准的大辟（斩首等死刑）人数就高达2436人，断死刑数比唐代增加几十甚至上百倍。

中华帝国的刑法制度有两次大的改革，一次是汉文帝时候废除了砍手砍脚等肉刑，第二次是隋文帝制定的《开皇律》又进一步废除了枭首、车裂（也就是民间所称的“五马分尸”）等酷刑，确立了“笞（鞭刑）、杖（杖刑）、徒（监禁）、流（流放）、死（斩刑和绞刑）”五种刑罚，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刑罚体系。唐朝也基本继承了隋朝的刑法。但是到了号称“以宽仁而治”的宋朝，一方面对士大夫废除死刑和杖刑，一方面对老百姓全面恢复了肉刑和酷刑，对于被认定为“群盗”、“妖贼”、“军贼”、“强盗”的罪犯，频繁使用酷刑。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时期，大臣钱易就在奏章里面说：

“今日……劫杀人、 白日夺物、 背军逃走与造恶逆者……皆支解脔割、断截手足、坐钉立钉、钩背烙筋。及诸杂受刑者，身见白骨而口眼之具犹动 ，四体分落而呻吟之声未息。”[1]

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杖死、腰斩、钉死、五马分尸、凌迟处死等纷纷恢复，其中自从商纣王以来已经消失上千年的“醢（音：海）刑”——把人剁成肉酱的刑罚——竟然也被广泛使用。宋真宗的时候，冀州知州张密学捕获一“巨盗”，就下令把他钉在门板上钉三天，然后剁成肉酱；仁宗的时候，转运使杜杞采用假装接受对方投降的方式，将广西环州的起义军首领五十六人抓捕，然后食言而肥，下令在闹市区把这些投降的首领公开凌迟处死、开膛剖肚，再剁成肉酱，命令各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吃掉，以警告他们不要叛乱。

除了这些叫得上名字的酷刑以外，官吏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私自处理犯人的酷刑还有很多，诸如断手足、挑足筋、碎骨头、水溺坑杀、汤煮锯解等等。宋真宗时期，对于私自离开部队逃亡的士兵，普遍的做法就是先用烧红的铁烙，再用石头砸碎身上的骨头，最后斩首；仁宗时期，定州知州钱维济，因为一个妇女虐待其丈夫前妻所生的儿子，他就下令将这个妇人所生的婴儿放到雪地里冻死，把这个母亲绑在旁边亲眼目睹整个过程。

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在宋朝是普遍现象，不绝于史料。例子太多，无法详细列举。郭东旭教授所著《宋代酷刑论略》里面有细致的考证，各位可以找来细看。而执行这些酷刑的，都是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的儒家士大夫。宋朝的文官们从来不用担心自己会挨打挨杀，所以特别有勇气、有兴趣虐杀那些敢于反抗他们统治的人。

后来，元朝和明朝也继承了宋朝的酷刑制度。明朝皇帝朱元璋还发明了剥皮实草这种酷刑。明宪宗朱见深也屡屡下令凌迟处死农民起义领袖，著名太监刘瑾和明末辽东将领袁崇焕都是被凌迟处死的。但明朝的酷刑跟宋朝有两大区别：

第一是有很多酷刑是用来对付官员的，像剥皮实草就是为贪官量身定做的，普通老百姓无缘消受，不像宋朝有士大夫免死的特权；

第二是酷刑的采用需要皇帝特批，不像宋朝一样文官集团势力失控，可以随意采用自己想出来的方法残酷处死罪犯。

史弥远专权二十多年，公开的弄权纳贿，直到病重才退休回家，任命自己的亲信接替自己，死后被封为卫王。他的七个亲信也是个个无法无天，被民间称为“四木三凶”。

史弥远这种混蛋、人渣，贪污受贿、任用奸人、专权欺主、阴谋废立、枉杀大臣、坑害百姓、卖国求荣，所有古代权臣能干的坏事都被他一个人干完了。按照儒家伦理，他所干的这些事，无一不丧尽天良。如果他是一个外戚、武将或者太监，那么他在历史上的名声一定臭不可闻、家喻户晓，生前或死后也一定会遭到清算。但他不仅平安着陆，而且直到南宋灭亡，都没有遭到过任何形式的清算。甚至直到今天也没什么骂名。这是为什么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如孟子说的：“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史弥远作为当权者，坚决维护而不是触犯权贵集团的利益。宋朝最大的权贵集团就是文官士大夫集团。史弥远是纯粹的儒家士大夫，宋朝理学的坚定支持者，文官集团的杰出代表。他忠诚的维护着自己这个集团的利益，对上限制皇权，严厉打击武将和外戚势力，带头纵容官僚集团贪污腐败，同时大力推崇理学思想，追封理学大师朱熹为太师、信国公，为一大批被韩侂胄打击迫害的理学学者平反，深得文官集团的欢心。只要他代表的这个权贵集团继续掌权，他就不可能被清算。

反之，历史上其他著名的权臣，像霍光、张居正这些人物，他们当权的时候秉持的是天下国家的公心，大力整治权贵集团，以铁腕改革来使国家强盛。权贵们对此恨之入骨。等他们一死，立刻就会被反攻倒算，轻则抄家，重则灭族。所以，并不是说大臣专权，犯了皇帝的忌讳就会被清算，还要看有没有“得罪于巨室”。如果你代表巨室专权，只要巨室不倒，皇帝也拿你没办法。

宋朝灭亡以后，那些投降元朝的儒家学者在编写《宋史》的时候，拒绝把史弥远列入《奸臣传》，而大力为他粉饰，把阴谋杀害韩侂胄写成侠肝义胆之举，违反宋宁宗遗志非法废立太子也被写得名正言顺，至于降金乞和则只字未提——史弥远是进士出身，他的父亲又是著名儒家学者、进士出身的高级文官，这么根正苗红的人，要是成了奸臣，那让以后的皇帝还怎么重用士大夫？至于为了恢复中原献出自己家产和生命的韩侂胄，因为是外戚而且打击理学，则被列入《奸臣传》大加鞭挞。

所以，北宋为什么会亡于金？南宋为什么会亡于蒙古？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养战马的地方，不是因为蒙古和金帝国过分强大。核心原因，就是这个社会的统治阶层——文官集团的腐败无耻、结党营私。

公田法初衷以赎买的形式剥夺了部分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既让无地少地的佃户耕者有其田，又缓解政府财政危机。

在实施过程中，处于上层与基层之间的中层执行者，由于官僚政体无法克服的腐败，进一步使公田法的条文规定严重走样（人们会很自然的联想到这种现象在熙宁新法中，甚至在以后的朝代里也照样存在），令已经穷途末路的南宋社会更感到动荡与危机。

贾似道推行公田法，以国家行政的强制力来改变土地所有制，把大地主阶级、中小地主阶级、上层农民和少数无地的佃农都卷了进来，方方面面都失尽人心。从推行之时起，就反对之声不绝，但贾似道执迷不悟，朝野也都奈何不得。

德祐元年（1275年）二月，鲁港战败，三月，朝廷就下诏说：公田最为害民，其田当还业主。贾似道个人的垮台并不是军事失利，大部分倒是他的公田法触犯了众怒，朝野就借鲁港溃败发难，让他来个身败名裂。

但当时国事蜩螗，还田之事还来不及操作，第二年南宋就为元所灭。由于原来是公田，倒给元朝拣了个大便宜，当时元世祖饷军、漕粮和给功臣的赐田，主要来自景定公田。

到了镇上，天刚麻麻亮，我们找了一个当道的地方把桌子安放好，父亲就到镇边的水井里挑水去了，我则到供销社买糖精。等父亲挑水回到摊子旁，我就把糖精放在水里，用一根长长的干净木棍在水桶里搅拌，然后，把糖水舀在玻璃杯里，就开始大声吆喝着卖凉水：“吃凉水的来买了，大杯的三分，小杯的二分，不甜不要钱！”

明朝初期，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对于历代君主纵欲祸国的教训极其重视，称帝以后，“宫室器用，一从朴素，唯恐过奢，伤财害民。”在灾荒之年与后妃同吃青菜粗粮，严惩贪污浪费。明成祖朱棣也相当节俭，有一次看见宦官用米来喂鸡，就大骂他们“暴殄天物”，说像这样养一只鸡的花费，足够饥民一天的饭钱了。皇帝的表率和严格驭下的作风对吏治的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明朝中后期，工商业越来越发达，民间日益富裕，奢华之风就慢慢的兴起来了。

一个社会的浮华程度，从着装上来看，大体可能分成这么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家都很穷，不注意打扮；第二阶段是富贵人家的女人开始打扮得花枝招展；第三阶段是普通人家的女孩儿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第四阶段是富贵人家的公子哥开始打扮得花枝招展，第五阶段是普通人家的男孩也打扮得花枝招展，最后就是老男人、高级官员等等原本应该是最刻板最严肃的那帮人，也打扮得花枝招展。

经过长达两百年的太平盛世，明朝后期已经发展到了第六阶段，也是最高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前是第一阶段，开放后三十年是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现在则处在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度的时期：很多男孩开始喜欢学习女孩子一样化妆打扮了，“小鲜肉”这种词开始流行，但是还没有形成风气。英国、日本这种“腐国”基本处在第五阶段，年轻男子打扮妖艳成了时尚；某些英联邦国家和北欧国家，长期和平稳定，上至达官贵人下到人民群众，天天都闲的没事干，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国家高级官员里面也充满了同性恋、奇装异服爱好者、年轻英俊富有的小鲜肉等等，政治圈都快赶上娱乐圈了，那就比明朝末年更甚了。

除了男性着装女性化，明末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奢侈浪费不仅限于达官贵人，底层人民也深受这种风尚的影响。就算是农村的老爷子也会家里备两件花衣裳，走亲访友的时候穿。一方面是经济繁荣，普通人民也能挣些闲钱，但主要还是不良风气的侵蚀。本来穷人有钱应该储蓄起来，供孩子念书或者做点小本生意的，但是都拿来花在吃穿和攀比上了。因为当时社会风气就是这样，你不穿好点，出门人家都看不起你，去参加酒席主人都会安排你坐到偏远的角落里去。

这一时期，广西钦州地方志记载，当地有大操大办丧礼的风俗，人死之后要请道士和尚来做法事，杀猪宰牛招待前来吊丧的亲戚朋友，需要耗费肥猪数十头，有些人家没有钱，借钱也得办。不办就没面子，被乡里乡亲瞧不起。[1]南京地区贫困人家的女孩，家里月收入在几石米，就要穿丝绸衣服，一有积蓄，就要拿来买珠翠头饰。因为追求奢华，没有积蓄，一旦生意不好就卖掉房屋甚至带着妻儿跑路的也很多[2]。嘉定县富有人家招待客人极为奢华，中低收入家庭也竞相模仿，吃一顿饭就要耗费好几个月的收入；湖州府中等之家为了追求富豪的奢侈，一不小心就负债累累竟至于破产的也不少[3]。

这种奢侈风气损害最大的还是官场风气。万历年间江南地区的地方志记载，在明朝中前期，外出做官的人退休回到乡里，两袖清风，乡里乡亲就会说他道德高尚。反之，如果带了很多金银珠宝回来，大家就会说这是个贪官，不愿与之往来。但是到了中后期，做官的人回来，大家都不讨论人品问题了，专问搞了多少钱回来。搞得多的就竞相巴结，没有钱的就取笑他这个官白当了，呼之为“痴牧者”，也就是白痴官员的意思。[4]

——这个由乞丐建立的帝国，终究还是变成一个笑贫不笑娼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