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正说唐之梦 -- 给我打钱87405

做梦的，不就是所谓的唯心主义？自己编织脱离于现实的想法？不过，白日做梦的，跟一天的收入必然买不起一斤猪肉这个事实之间，没有什么逻辑关系。

现实的，不就是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毛泽民的投其所好，就是方法论，跟所谓主义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毛泽东的成功，就是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投其所好。

靠嘴说革命的，还有俩始祖：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个靠其诅咒的商业活动获取其鄙视的收入，来供养另一个脱产兼脱离实际地创作漏洞百出的做梦理论。

去西方勤工但没有俭学的那伙人，就是唯心地认为：别人说的有道理，我得回去革命，省得勤工那么辛苦。

到了中国，就找资源，做了老半天工作，又是罢工，又是涨工资，貌似工人运动靠谱！

四一二一开始，所谓的工人阶级就原形毕露：对着蒋公血淋淋的刀，中国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国际兄弟一样，再也没有了暴动的想法，至多在工会的组织下，罢个工，谈谈工资，磨蹭至今。

所谓的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早已在九霄云外。

唯一一个例外，就是毛泽东，被一群到外面勤工过的，满嘴都是让他似懂非懂的主义，逼迫他，不断提升自己的哲学修养，避免自己被打击成山沟沟里里的马列主义。

到最后的十年，被他强力扶上台面的工人阶级，在轰轰烈烈地玩了十年的真枪真炮的武装游戏后，彻底葬送他老人家一生靠农民积攒的家底，真是一地的鸡毛。谁要是相信工人阶级，那就是相信母猪能上树。

我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并非是问责，是指人与人的互动总得有两个主体。

所以，至少可以说，毛泽东、毛泽民们的成功，也是那时多数所谓普通中国人的成功。禹“前无古人”地把位置让给儿子，不仅是禹的需要，也是其他许多人的需要。

也不过是明清封建礼教习俗，汉朝的汉习俗和明清的汉习俗真的一样吗？

永徽六年十月，唐高宗下诏废王皇后为庶人，立武昭仪为皇后。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一个年号，始于公元650年，止于655年，共六年。

皇后废立一事，高宗与诸大臣之公开讨论，是在同年九月。在这次讨论中，李勣称疾不至，高宗以王皇后无子的由头询问长孙无忌的意见，无忌的回答是“先朝以陛下托付遂良，望陛下问其可否”，褚遂良认为王皇后“出自名家”，且是太宗为高宗所娶，亦“无违妇德”，故“不敢曲从”。翌日再议，褚遂良态度不变，为表明立场坚定还把朝笏置于大殿的台阶上“还陛下此笏”，并“解巾叩头流血”。高宗大怒，武则天更是在帘子后面大声说道：“何不扑杀此獠？”长孙无忌回以“遂良受先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刑罚或可免，处罚却逃不掉，褚遂良就此被贬为潭州都督。过了两年，即显庆二年，褚遂良先是迁桂州都督，后再次受贬为爱州刺史，再一年，死在任上。同在显庆二年，中书令来济被贬为台州刺史，门下侍中韩瑗被贬为振州刺史。加上更早时候被贬的吏部尚书柳奭，以褚、韩、来、柳为代表的诸多大臣的贬谪，表明长孙无忌的臂膀羽翼已是所剩无几。

杨隋跟李唐皆以关中为霸业之基，然关中却无强盛巩固的士族集团，所谓的关陇集团贵是贵了，但就社会地位而言，却没有山东士族那样“清”。从西魏至北周，再到隋、唐，短短一百多年，不足以让他们的文化达到山东的文化水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实。

按汪篯先生的意见，唐太宗的时候，所奉行的政策大概可以说，是以李唐皇室为核心，以联姻、任用等手段使得关陇集团一部分成员附着于此核心，再以“凡在朝士”之复杂来源家族为外围。等到高宗上来时，情形已与往昔不大相同，长孙无忌既是帝舅，又受太宗顾托，作为关陇集团的中心代表，他实握极大的权柄。因而有一种观点认为，高宗与武曌虽各有所求，但同舟共济。其实，高宗和武昭仪曾打算贿赂长孙无忌，“帝密以宝器锦帛十余车赐之”，然而皇后废立之事关乎关陇集团的命运，无忌收下贿赂却拒绝他们的请求。武昭仪只得改变策略，一方面她控诉王皇后与其母魏国夫人用巫术诅咒自己，另一方面积极招揽腹心，主要有许敬宗、李义府、王德俭等。待开国元勋李勣表态“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之后，“帝意遂定”，武氏立后成功。但是，显庆四年，在许敬宗的运动下，长孙无忌遭削爵流放，最终自缢而死，是不是就可以说是高宗的成功呢？

我的意见是，到底是高宗和武则天互相利用，还是高宗完全的被爱情所俘虏，亦或是这两位帝后不过在是执行太宗的既定任务，这个问题不是最要紧的，我以为更需要关注的，是武则天的横空出世造成了什么影响。

或许在武则天之前，无论在朝在野都没有像后来那样清醒而痛苦的意识到，若在一个父系社会中母亲当了皇帝，皇位继承人便成了大问题，随父儿子和随母的侄儿都有资格，男性和女性也都有资格，这样就会出现四股争夺皇位继承权的力量。正因为如此，从神龙元年到开元元年七月，仅八年半的时间中，皇帝换了四个，政变发生了七次。嫡、庶“两仪”变成了父、母、男、女“四象”，这个变化“很不好玩”。

第二个影响便是对“体制”的再认识。发端于西魏的关陇集团虽有百多年积淀，但其社会根基不牢靠却是暴露无遗，在政治强人的进攻之下竟然就这样土崩瓦解了。如此来看， 作为宗法制的继承人，山东士族虽在走下坡路，却以“清者”自居，不大瞧得起关陇集团，并非自吹自擂。一个体制并不能凭空建立，也不会随意倒台，只有当所有说得清加上道不明的要素全部到位之后，崛起和衰落便成了自然而然要发生的了。鉴于此，说一句，唐太宗的“用人唯才”和武则天的“开科选士”乃是顺应潮流，估计不错。

因此，我个人的见解是，武则天留下的革命遗产有两个，一是皇位继承人这一步向后退，是为保守；二是体制的变革这一步向前进，士族终于让位给科族，是为改变。

恰恰与你的结论相反，这两位跟“文凭泡沫化”完全是南辕北辙的。当然，你说的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西式教学的总思路是：先甜后苦。具体来说，就是教学的时候，只讲基础性概念，考试的时候考综合型内容。谁甜？老师甜。谁苦？学生苦。为什么会这么说？我用一个实例来进行说明。

地理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山脉。山脉有几个影响，一个是对地形的影响，一个是对温度的影响，一个是对湿度的影响，总括可以说是对气候的影响。但是教学只管叫学生背住主要山脉，从东西走向背到南北走向，再反过来背。反反复复的背。

那么如果不这么教，又会怎么样呢？就中国的情况来说，至少可以组织出四条红线。

红线一：温带的细分。比如，天山及其它山脉将中国西北地区温带这个大概念切分为暖温带和中温带，天山就是分界线。

红线二：盆地的形成。还是在西北部地区，天山在（北）准噶尔盆地和（南）柴达木盆地之间。

红线三：中国地势三阶梯：有两条分界线，其中一条是北起大兴安岭，南至雪峰山，另一条西北起自昆仑，绕了个弧线终于横断山脉。

红线四：季风与非季风。也有两条，一条是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另一条是昆仑——祁连——横断。

这四条红线又能合并成中国的气候带分布。

就山脉而言，我们不难发现，同一条山脉，会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场合，自然，对于初学者而言，就会形成了一定的混乱感。

当然就能设想出，在这种情况下，教与学，都会出现一定的难度。问题在于，这个难度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正因为有这样的合适的难度存在，学生通过反复的学习——这里的反复并非是机械重复，而是在不同场合、不同问题里不断的遇见相同的“因子”（也就是基础概念）——在不知不觉中，就加深了印象，从而不必再去简单的背诵。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知识学到手之后，才会有组织性，才能派得上用场。比如，现在把前面学习的过程“倒”过来：

天山，是中国西北部地区，是干旱与半干旱的分水岭，是高原山地气候跟大陆草原性气候的分水岭……

这就好比剁肉，横着剁一次，竖着剁着一次，斜着剁一次，这算一轮，叫正面。再把肉翻过来，再来横、竖、斜。一共剁两轮、六次，这肉就剁成了泥。

基础是很重要的，但是练基础，并不能在基础中练习基础，而只能在综合中练习基础。然而我们现在跟西方模仿过来的教学，就是基础归基础，综合归综合，老师的归老师，学生的归学生。学生，在初学期，很难具备组织能力，这样的教学，只能说，是有意的把锅甩给学生。它必然的后果就是，先把学生教傻，再来（用综合问题）证明此学生天生就是傻子。

这就是为什么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智力水平在下降的重要原因。

真正的学习方法是什么呢？

先学基础概念，练一两遍就过去，然后上综合。综合度从浅到深，从少到多，重点是种类丰富，如前面所举的例子，每一个综合都有一条红线，都有一个主题，好比横着剁、竖着剁、斜着剁。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必然会感到有难度，会有混乱感，恰好就是如此，才需要不断的去梳理，越理越清晰，到了最后，所有的知识，如同葡萄挂在葡萄枝上，【全部装到学习者的脑子中去了】。换成时髦的语言，这样学出来的知识才有组织性。知识，就好比是大兵小将，拥有这些知识的人，就好比是元帅，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考试的问题）就如同是对手，元帅排兵布阵，指挥将士冲锋陷阵，当然就有能力解决问题。

并且这样来学，学习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这是因为初学的时候，对于组织的感受还不够深刻，随着学习的深入，会越来越熟，先搞定一门到两门或者三门，后面的再学就跟开着坦克一样的，碾压过去，势不可挡。

并且这样来学，其收获，绝不是简单的掌握了知识，还能提高一个人的组织力，他不光能组织好自己的生活生产，他还能带领一个团队。

这样来学，学出来的就是人上人。而像西方人那样，学出来的就是人下人。

我并不想去刻意讨论这究竟是不是西方人的阴谋，但事实告诉我们，如今的教学思路，教出来的人，学到的知识不会用，越学脑子越死，越学越觉得累，越活越窝囊。

地形上记住三级阶梯，气候上记住秦岭淮河一线就行了。记住这两个大框架，其他内容都能搭进去。我只上过初中，快三十年了，这些内容一点也没忘啊。

三级台阶，第一台阶青藏高原，从北向南顺时针转是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绕过四川盆地边缘，再往西南横断山，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高原。除雅鲁藏布大峡谷那一小片，都是干旱半干旱气候，高原植被。

第二级台阶，从大兴安岭往南，太行山，秦岭余脉，过了黄河顺着荆襄平原边缘往南还是到大西南。包含云贵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还有新疆。大致以长城走向为界，是湿润区和干旱区分界线，也是400mm降雨量线。

第三台阶就是东部三大平原和江南丘陵，以秦岭淮河为分界线，北边是温带季风湿润气候气候，南边是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南边广东广西北回归线以南一小块是热带季风湿润气候。秦岭淮河是0度等温线，亚热带温带分界线，大致好像也是800mm降雨线。气候上秦岭淮河一线还有江淮准静止锋，所谓江淮准静止锋就是江南梅雨的原因。历史上还是南北对峙时期的军事对峙线。

上面这些内容没事多看看地形图和历史地图就记住了，一点也不难哇。我初中那会地理历史不用上课都能记住这些东西。需要老师一遍一遍教，一遍一遍背？

众所周知，东西文化的差异颇大，这种文化的差异在学习过程中具体表现为易出现“概念不清”、“概念混淆”的情况。

还是以地理为例加以说明。

在汉语中，就地理这方面来说，势就有三种意思，一是地势平缓中的势，描述的是倾斜度，一是地势险要中的势，描述的是地形，一是地势较高中的势，描述的是（接近于）海拔。

就地理教材来看，地势取的意思是“倾斜度”，也就是哪边高哪边低，是一个相对高低概念。但也会混用。学生往往因此弄不明白。

这跟汉语有极大的关系。汉语大体上可以说一种“语境式”语言，有时候我们查阅新华字典，翻看某字的意思，往往看不明白，但若要读一段文字，这字夹在这段文字当中，反而容易弄懂。

汉语的这种特征，显然跟英语有较大的差异。英语是一种自然且机械的语言，它里面既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用法，还有颇多公式化的语法，后者令英语则为了一种近乎于“一个萝卜一个坑”式的语言——机械的特征在这里表露得很是充分。

简言之，就单个的汉字或词来说，它词性富于变化，具体是什么意思要结合语境来理解，而英语，就相对的机械。故用汉语来学习西式知识，必然会遇到困难，概念不清、概念混淆是非常普遍的。

更要命的是，在中国当下的这种考试制度中，出题人往往“如获至宝”般的抓住了学生的死穴，总爱在这样的问题上做文章，乃至于可以夸张的说，能把所有科目都当成语文来考。

如此我们该怎么办呢？两个字：品味。

只有通过反复的品味，才能在东西文化的差异中找到融合点。不过，这对学生来说，难度颇大，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也不懂得需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但是，光有品味两个字，恐怕是毫无意义的，总得想点办法来缓解。我以为，抓住两个要害，大抵上就可以部分的减轻语言差异所造成的困难：广义和狭义之别，相对和绝对之别。仍然以地理中的“势”为例。

若按西方人的知识体系来看，一切之根在于高低二字，这样，就分出相对高低，即地势，绝对高低，即海拔。地势又可具体两分为平、斜，斜可以组合成凹凸，斜本身亦可分为缓、急，这样，就有了四样地势：平、斜、凹、凸。平所对应的，若海拔高则为高原，若海拔低则为平原，这是地势与海拔的组合物。凸，若落差大，则为山，凹，若落差不是太大，则为盆地。有凸有凹，且落差都不大，是为丘陵。

若将平、斜、凹、凸全部组合在一起，就可以说：中国地势的特征为西高东低，且可以分为三阶梯。

这样，通过或广或狭、或相对或绝对，就将富于变化的汉字汉词，如上了夹板似的，固定成了接近于英语的表达。

一旦我们回归汉语的语境，就将这副夹板抽掉，让它变得活灵活现。这是不得已的办法。我以为，终有一天，这是会改变的。

地势高低，我直接理解成海拔高度。反正无论相对高低还是绝对高低，一切以海拔为基准。中国的海拔0米，就是黄海水平面。一切地势的高低变化，都是相对黄海水平面0米为坐标原点的坐标值变化。

这么理解，不就很简单了。

我不能理解英语的时态变化，也不能理解动词变形。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的存在毫无意义，也不知道记住这些东西是为了干什么？在我看来记住这些东西，纯粹为了应付考试，毫无意义，也没有获得知识的乐趣。所以我初中时英语成绩特别差，每次只是考前突击一下及格便可，而且考完就忘掉。我实话实说，英语让我丧失了上高中的欲望。

我不是考不上高中，我中考在英语仅仅是及格的情况下也过了重点高中的分数线。我就是没兴趣上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