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关于1962“打印”的一些小故事 -- 史文恭

如果他就此改变了人生轨迹，基本可以肯定不会上林彪的贼船了（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渊源）。

运气好，结局是余秋里，运气不好是赵尔陆。

文革的时候，党政军三块，相对而言，还是政这一块，老干部的命运比较好。

有一份文革时期的《国务院各部门文化大革命运动前原有部级干部名册》(以下简称“名册”)。名册收入文革前国务院部级干部五百一十三名，截止时间为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封面右上角有“绝密”二字，估计此名册为近年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改革，清理废物流入民间。

这份名册的出现，为史学研究者了解“十大”以后，文革前国务院部级干部在文革中的定性情况，提供了一份比较完整的材料。

国务院各部门(包括高法院，人大政协机关，哲学社会科学部，原文化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前原有部级干部共五百一十三名。到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止，除已分配各省、市、自治区工作的四十三名，病故的三十七名，自杀身死的十四名外，现有原部级干部四百一十九名。

其中

(1)已参加各部门工作的一百三十一名；

主要有余秋里、袁宝华、李人俊、谷牧、余桑、刘复之、杨立功、胡立教、康世恩、唐克、周子健、王诤、邱创成、钱之光、夏之栩、李强、方毅、刘西尧、周荣鑫、方强、连贯等。“已工作”者以外交部居多，姬鹏飞、乔冠华、韩念龙、刘新权、黄镇等副部长均在其列，此外还包括王国权、谢邦治、王幼平等驻外大使（副部长级），折射出当时我国对外关系打开新局面的现实。

(2)已解放拟分配工作的五十九名；

主要有王炳南、、吴亮平、陈漫远、钱三强、姚依林、董纯才、郁文、、黄中、钱信忠、武新宇、萨空了、旷伏兆等。

(3)拟安置休养的三十一名；

(4)爱国人士二十六名；

(5)拟给予纪律处分的二十二名；

(6)继续审查的一百二十八名(内有中央专案审查的五十四名)；

有刘晓、许建国、朱其文、李一氓、李昌、曹瑛、张致祥、孟用潜、马文瑞、吴砚农、宋劭文、刘岱峰、凌云、严佑民、杨奇清、汪金祥，秦化龙、江一真、吕东、梁膺庸、张珍、杨一夫、钟子云、刘鼎、谭佑铭、王士光、刘秉彦、刘澜波、孔祥祯、邓洁、刘建章、吕正操、孙大光、朱学范、赵子刚、李培之、胡立教、贾石、李一夫、张化东、韩光、张劲夫、、荣高棠、高登榜、牛佩琮、孙正、赵伯平、潘梓年、张友渔、周新民、肖望东、石西民、刘白羽、徐平羽。

活人要审查，死人也不放过，“人死帐不能烂”。“病故”者接受“中央专案审查”的有冯仲云、王新元、廖鲁言、章汉夫、张彦、方方、徐子荣。“自杀身死”接受“中央专案审查”的有张琴秋。纺织部副部长张琴秋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一九六八年跳楼自杀。名册上“自杀身死”的除张琴秋外，还有刘彬、张永清、陈一帆、惠中权、南汉宸、范长江、史书翰、许明、余心清、高云屏、程照轩、李应吉、曾一凡。他们中有的“仍按革命干部对待”，有的还要“继续审查”。

(7)拟定为叛、特、反的二十二名。

其中定为“叛徒”的有周仲英、刘有光、马辉之。病故的廖鲁言、徐子荣属“双料”，既被“中央专案审查”，又是“叛徒”。“拟定为叛徒”的有袁也烈、张省三、周文龙、黎玉、刘杰、朱光、李竹平、胡景沄、王卓如、史立德、杨浩庐、雷任民、、杜润生、张孟旭、徐迈进、杨述。“拟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有孙照寰。“拟定隐瞒反共罪行混入党内，支持五·一六篡夺中央财政大权”的有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对外经委副主任汪道涵与“自杀身死”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曾一凡“拟定为自首变节分子”。

到上一届里约奥运会为止，三哥一共获得过24块夏季奥运会金牌。

现而今，三哥的体育和天朝比是差出几个数量级，但当年跟着约翰牛混的时候，体育方面也还可以，特别是曲棍球项目。

印度在夏季奥运会中总共只拿了9块金牌，不是24块。在1980年之前，印度总共获得过8枚金牌，都是曲棍球的。但在1980年以后，印度似乎就与奥运金牌绝缘。自那以后至今，印度只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获得一枚金牌，这枚金牌来自男子10米气步枪项目。

好像从1993年开始谈实际控制线的问题，不能达成一致。现在搞成械斗，就更谈不成了。但不打仗的共识，中国和印度应该都有，民间粪青除外（印度很多，中国也不少）

感觉至少在西段，印度比中国更有紧迫感。他们在控制线附近高基建，中国肯定更多。我在抖音上看旅游的旅游视频，中国在阿克赛钦把公路修成像欧洲的公路一样，而且穿隧道直抵班公措湖边。

可惜麦克斯韦尔的书我没有看过。我上网查了查，老人家去年9月份去世了，享年94岁。

在中国撤退后又蚕食了不少，印度认为他 蚕食到哪里就是实际控制线。

拉达克（藏语：ལ་དྭགས་），面积达45110平方公里，历史上一直是我国固有领土，神圣不可侵犯。

清朝以来，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被侵占的拉达克属于外国。

印方曾声称，中印边界西段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划定，遭到中国方面的驳斥；

直到今天，中印边界西段问题仍悬而未决。2019年8月6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印度宣布成立“拉达克中央直辖区”涉中国领土问题表示，中方一直反对印方将中印边界西段的中方领土划入印行政管辖范围。

印度政府于10月31日正式实施《查漠一克什米尔重组法》，成立“查漠一克什米尔中央直辖区”和“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分别在斯利那加和列城举行两区邦长就职仪式。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批到——印方通过单方面修改国内法律和行政区划的方式，

挑战中国主权权益。

这一做法是非法、无效的

在红大邱会作与张震、余秋里同学。后来余秋里任总政治部主任时，余对邱很冷淡，不办事。但张震就非常热情，没忘记老同学情谊。

每个被告，都有自己的特点。在第二审判庭——即特别军事法庭受审的主犯中，黄永胜是个首要人物，他的罪行特点是同林彪、叶群的关系特别密切。但是他比较狡猾，很难抓住他的辫子。我们就抓住他的要害问题进行突破，如他同叶群打电话，有时一次就通话135分钟，我们就审问他，这么长时间，你们到底谈了些什么？他当然不敢如实讲了，开始说他是核对一个作战文件。我们拿出调查的证据，在时间上同黄永胜说的差了3天，证明他们这次密谈与那个文件无关，说的是另外的不可告人的私房话。我们还拿出一个证据，是他同叶群在另一次通话时，被林立果偷着录的音。在那次谈话中，叶群对黄永胜说：他们不管是政治生命还是个人生命，都是联系在一起的。称黄永胜“永远是元帅”，叶群自称是他下边的“通信兵”，说黄永胜“在中国革命的领域上”将要“起很大的作用”，还说林彪手下有许多人，真正最喜欢的只有你黄永胜。他们还说了许多污七八糟的话，都有录音在，充分证明了黄永胜同叶群和林彪之间，是一种极其肮脏的关系。他们这种非同寻常的特殊关系，说明黄永胜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中的位置和作用。

吴法宪罪行的特点，是把空军的权力交给了林立果。当时的林立果是个没有入党的新兵，可是吴法宪为了投靠林彪，对林立果来了个“第一年当兵，第二年入党，第三年当了副部长。”吴法宪还讲，林彪把林立果派到空军来，是对他们的“最大的信任，最大的关怀，最大的幸福”，胡说20几岁的毛孩子林立果是什么“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什么“第三代接班人”，“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可以对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空军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向林彪的儿子“请示报告”。在吴法宪心目中，林彪就是“党”，林彪的孩子就是他们的当然“领导”，谁不同他一样想一样做，谁就是“犯罪”。他还将这一套在高干中传达贯彻，强求大家执行。这就是吴法宪的要害问题，他把党交给他在空军的领导权，私自移交给了林立果，让林彪反革命集团利用空军来为他们的武装政变阴谋服务。这就是吴法宪无法辩解的主要罪行。

李作鹏的要害问题，我们抓的是“九·一三事件”中，由他放跑了林彪的座机问题。“九·一三”前夕，周总理察觉林彪活动反常，因为那飞机所在的北戴河机场归海军管，就亲自打电话给李作鹏，命令那架飞机必须有周总理本人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实际上把放飞这架飞机的权力抓到总理自己手上，未经他批准的命令都是无效的。周总理的这个指示，本来是很清楚的，可是李作鹏却篡改为四人中的“一个首长指示放飞”就可以了。当林彪爬上飞机就要发动起飞时，机场向李作鹏请示，他又不下令阻止，却让机场“直接报告请示周总理”，下面的同志怎么能直接找到总理请示呢？这完全是李作鹏为拖延时间放跑林彪而搞的鬼。尽管他后来造假记录，企图赖帐狡辩，但是事实具在，李作鹏是逃脱不了这一罪责的。

按照伍修权的说法，邱应该负责的命案，要明显多于另外三个"大坏蛋"。

邱会作,则在回忆录里用了很长的篇幅，说自己最多只应该负个领导责任。

作为一个吃瓜群众，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不过，我觉得余秋里应该更了解真相，也许是这个原因，他不同情邱会作。

我军1950年进入阿克赛钦地区的时候，当地还发现了国民党军队少部分的驻守人员。那个地区长期以来就是我们重要的部分，没有什么争议的，而印度的力量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个地区，他历史上从来没有控制过这个地区。

这支部队和国民党政府失去了联系。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这支部队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就长久的驻扎在了这里。他们也不知道国民党已经失败逃走，以为是正常的部队换防，还惊问怎么又换军服了？当地牧民在好久以后还发现过国军士兵的尸骸，都被解放军重新安葬了。这些军人也是国家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