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陈寅恪考 -- 陈王奋起

陈寅恪曾经和他的朋友说，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这段记载出自他的好友吴宓对他的言论引述，见《吴宓日记•1937年7月14日》。有河友抱怨我没有把话引全，以及陈大节不亏。今天就浪费点时间， 扒一扒陈寅恪。公知们一再美化陈寅恪，借这个地方，留下一点东西， 对冲一下。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江西省南昌府义宁州（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

1902年春季来日本。第二次1904年冬季来日本。公知们说他留学日本，最近被人发现是就读当地小学， 呵呵。

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学习。1914年回到中国。前后4年，获得何种学位，文凭？抱歉，没有。

1918年获得江西教育司官费资助（官二代就是牛逼），再度出国深造，在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教授（Charles Rockwell Lanman）学梵文和巴利文。获得何种学位和成就？抱歉，没有。

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洪堡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马克斯·缪勒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有何种成就和文凭？抱歉，没有。

陈前后15年，留学欧美多国，未得一纸文凭，比起方鸿渐还有不如。

1925年3月回到中国，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一个没有任何资质，文凭，学术成就的人可以成为清华国学导师，清华之荒唐可见一斑。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抗战开始。他说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至于保留华南，不过是避免被目为汉奸的借口而已，因为华南难道不是下愚而上诈？整个中国都没有了，靠华南反而可以反败为胜，道理何在？

1938年3月29日，南京伪维新政权成立。梁鸿志出任伪维新政权行政院长。此时，陈寅恪的亲弟弟陈方恪开始拍梁鸿志的马屁。搜集、整理、注释梁鸿志的《爰居阁诗》。1938年11月，伪政权行政院长梁鸿志出资约请陈方恪全家到南京侯任。1938年11月29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伪维新政权。1938年12月1日，梁鸿志正式聘任陈方恪为“教育部编审委员”了。1939年4月10日，陈方恪以“教育部编审委员”的专家身份，具体参与了伪中央大学筹备工作。

按照《陈方恪年谱》139页中记载：陈寅恪得知陈方恪成了汉奸后，不是脱离关系，不是主张大义灭亲，居然想出的解决办法是“拟介绍先生至时在广西的中央大学或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当了一年多文化汉奸的人，居然还有资格来国统区的大学继续当教授。当然，现在有的是办法洗白，就是伪称他当年是特务，带有特殊任务的。我艹他八辈子祖宗的！

在陈寅恪看来，只要上面有人，不愁没有办不成的事。以现存的陈、傅往来书信来分析，他的这一建议显然并未得到他的姻亲傅斯年的认可。

1939年5月1日，陈方恪成了南京伪维持政权下的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

1941年秋，陈方恪丧失人格和国格，参与并出席了日军为粉饰南京大屠杀而举办的大型文艺聚会活动。

1943年7月16日，汪伪政权再次任命陈方恪为“国民政府秘书”。这个职务相当于后来的国务院秘书长、副秘书长之类职务，总管汪伪政务日常工作的高级职位。

同期陈寅恪在干什么呢？

1937年，南逃。

1938年，西南联大教书。

1939年自称牛津大学聘请他担任中国历史教授，1940辗转到香港。这个时候正是二战紧张的时候，英国经历敦刻尔克大撤退，客船往来断绝，牛津大学怎么可能远隔重洋聘请一个人来教和战争无关的历史，何况此人根本不能到任？于是他又回到昆明。

1941年，陈寅恪又去了香港大学，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香港大学中文系其实就是一个书院， 始于1927年，影响力很小。陈寅恪费尽心机，乱世之中，1年多时间内两次辗转去香港，目的是什么？我们诛心一点，他就是担心中国药丸。

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网上流传陈寅恪一家在港宁可饿死也不吃日军送来的面粉的故事。实际上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后，从1942年1月1日至1944年4月15日施行了所谓的“粮食配给制度”。这一阶段，香港所有粮店被征用，禁止私自出售粮食。而陈寅恪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大学正式辞职时间是1942年5月1日。所有留任的香港大学教授和员工接受日军赠送的粮食和实物，作为特殊工资。开始时间是1942年1月17日。根据原始档案中特别记载：“1942年2月22日……昨携米十六斤、罐头肉类七罐与陈寅恪。今日回来有告陈近况。据说他已挨饿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这段时间内出现了陈垣之子给陈寅恪家送粮食的真实历史。即，他领取粮食配给时间是：2月22日至4月30日。陈寅恪回赠给送粮食的汉奸“衣料一件、信笺一盒”作为答谢。陈忘记了，领了粮食就有记录。

在日据时代，为了活命，吃日本人的饭也无不可，但不能胡编乱造。

1942年5月1日陈寅恪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中文大学正式辞职。携妻女逃离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长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于广西大学。

陈寅恪此人学术建树反正我看不懂，估计也没有什么可以传世的，但陈寅恪的华陀是印度人说、扁鹊不存在说、李唐王朝是中亚人种说、曹冲称象抄袭印度说倒像一把把飞刀，砍向中国人， 造就中国人低下的集体潜意识。

1951年7月8日写下著名的《经史》一诗：“虚经腐史意何如?溪刻阴森惨不舒。竟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 这里的“虚经腐史”，“虚经”，即《冲虚眞经》，亦即《列子》，点出一个“列”字。“腐史”，即司马迁曾受腐刑，故可称《史记》为腐史之作，点出一个“马”。所以“虚经腐史”显然是暗指“马列主义”。即暗指马列主义。

上面的解读是我胡想出来的吗？当然不是。

陈寅恪先生所谓的“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其意为何？ 余英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试想太史公和冲虚真人都是老古董，怎么忽然变成了“新说”呢？其实陈先生这里用的正是我一再指出的暗码系统。太史公是司“马”迁，冲虚真人是“列”御寇，他其实是说，他硏究历史决不用“马列主义”啊！此陈寅恪之所以成其为陈寅恪也。

余英时毕竟是陈的同道中人，一句点破天机，这也难怪陈寅恪先生曾经评价余英时先生说“此人知我”。

陈氏的态度，以“溪刻阴森惨不舒”来形容全国范围的宣传马列主义所造成的阴森恐怖效果。陈寅恪1957年在给朋友刘铭恕的信中有云：“弟近来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这里，他继续使用“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来点出马列主义新说来表明他的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

在《陈寅恪诗集》中，这样指桑骂槐侮辱新中国政府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诗歌，比比皆是。

为什么陈寅恪收到广大公知的追捧？看到这里各位大概都明白了。

现在随便清华一个理科院系，每一年都很多出国拿洋人奖学金念博士，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做博士后，被称作“千老”，受尽白眼。比起这些花家里钱或者国家前出国读书却连个学位都得不到的民国大师水平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在新中国，清华一系一年的毕业生抵民国几十年的“文脉”。

您老也承认陈寅恪的著作看不懂，于是旁敲侧击。民国大师，不过如此—陈寅恪是民国大师—他也不过如此。牛逼逻辑！

他的人品，任您品评。他的治学水平，怎能不基于其三百万字的著作呢？各种侧面迂回，连学历论都上来了，不太好。

行，来个您看得懂的吧：

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文字，居然就在那块碑上，而且才疏学浅，只觉得真好。要不您再给批评一下？

，资本家的乏走狗而已。

跟现在的方方、梁艳萍、高晓松之流没啥不同。

公平地说，陈寅恪选择逃离日占区而不是委身做汉奸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至于文凭，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华罗庚也在国外游学多年，虽然发表多篇文章，最高文凭仍然是初中，这是他个人选择的结果。陈寅恪是哪种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不然，郭沫若、胡乔木、康生等一干人马不会都去看他。

他虽然不接受新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新政权多有讥讽，共产党也是知道的，也只是把他看成是旧式文人的顽固和衰朽，属思想认识问题，官方基本没有为难过他，陈毅、陶铸和中共高层基本是以厚礼相待的。

他搞不定的是中山大学获得新生的老师和学生，他们对陈颇有烦言。

现在国内外一帮公知把陈推到火上烤，都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反毛反共是主因，跟毛的思想起过冲突的人，不管是党的、政的、军的、文化艺术界的，都使劲抬，认同毛的都使劲踩。

陈不过是跟新朝格格不入罢了，他能反到哪去？

有时需要把本人和抬轿子的人要作点区别

公知和公知气质者，也就只能看懂这类“豪言壮语”而已。注意，李白也写过，“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令我不得开心颜”，这有任何才或学？

笑话！

一沾上它，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和好友善之心剧减，仇恨与怨怒之心剧增，什么理性客观都抛一边去了。

我对陈寅恪虽然了解不很多，所知大致也可回应你的偏见了。

1.学位文凭问题。

陈寅恪乃世家之子，清臣陈宝箴之孙，不求功名利禄，不愁生活治业，读书著述就是他的兴趣志向，他对文凭是这么看的： 陈先生的侄子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先生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2.学问问题

陈王兄对陈寅恪的学问提出质疑实在是个很奇怪的事，陈寅恪的学问事迹网上很多很多，文章著作也有较详细的介绍，不管是他的学生或当时的学者名人对他的赞誉皆非虚语像“他的学问很高很高”这样的，人名，赞语大都言而有实。陈王兄这个唯文凭论---仅凭他没有文凭就否认他的学问太说不过去了。梁漱溟只有中学文凭还被蔡元培请去北大任教呢。

比如他被戏称为“教授的教授”，梁启超说自己著作等身不如他几百字，刘文典说陈寅恪值四百,自己值四十,朱自清值4块，沈从文值四毛等等。

吴宓作为民国学者教授亦非无名人物，他的日记我手头就有，摘一些可管窥陈寅恪的学问如何。

1919年4月25日（吴陈当时皆在哈佛求学，）

近常与游谈者，以陈梅二君踪迹最密，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至极，古人云“闻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陈君谓。。。又述中国汉宋门户之底蕴，程朱陆王之争点，及经史之源流派别。宓大为恍然，证以西学之心得，深觉有一贯之乐。。。

1919年7月14日

赴巴师Prof Babbitt宅（白壁德）。。。巴师又与陈君究论佛理。。。

1919年，8月18日

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

1919年9月7日

某君戏作哈佛大学中国动物园，以哈佛吾国同学诸君，各拟一种动物，以状其性情行事等，略举数例：陈君寅恪如龙，梅君光迪如凤。。。

这是网上看到的（可能出自日记，我懒得查了）：“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得见寅恪。当时既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3.气节问题

关于1937年77事变后，陈寅恪所言，可以参考下这篇文章，

[URL=链接]https://new.qq.com/omn/20190429/20190429A08VDY.html卢沟桥事变后，陈寅恪主张“投降日本是上策”？真相让人肃然起敬，[/URL]

陈寅恪与吴宓所言是在7月14日。至7月17日，国民党才正式发表了《抗战宣言》，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浴血奋战保家卫国。

我把陈王兄未引（可能网上未看到）的剩余部分补上：“。。。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云云。寅恪之意，盖于胜败系于科学技术于器械军力，而民心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矫怯懦而极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历湔祓耳”

悲观失望觉无胜利前途是当时乃至抗战前几年是国民普遍的心理状态，所以才说老毛伟大，他的论持久战一出鼓舞了很多当时的青年与知识分子。以此责陈寅恪“不过是避免被目为汉奸的借口而已”殊无此理。

如中国现在与美国开战，持有这种心理的亦必不少，像前几年某军中人物刘某洲曾直言中国必败嘛。

至于他与弟弟陈方恪之事，大义灭亲就是唯一最好的选择吗，陈寅恪尽力挽回让其免做汉奸不更好吗，这不该成为陈寅恪罪状的，文革中断绝关系，大义灭亲不知毁了多少家庭亲情。

陈王兄言“同期陈寅恪在干什么呢？

1937年，南逃。

1938年，西南联大教书。”

清华北大等南迁正是为了逃离日本人的统治，留下的如周作人钱稻孙等成了文化汉奸，陈王兄这里的措辞让人殊不可解，似是说陈寅恪不该逃走，陈寅恪留下能干嘛呢，像鲁迅说的“掷10万火药。。。”？

"网上流传陈寅恪一家在港宁可饿死也不吃日军送来的面粉的故事"陈王兄这里的思维太。。。，这于陈寅恪何干？能怪到陈寅恪头上?

陈垣子赠与粮食事这是不是说他不接受日本人直接发放的食物，而以“接受故人之子的馈赠并还礼，”的形式接受食物免于饿死。“据说他已挨饿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好指责的呢，应该深深为之怜悯甚至钦佩。

陈寅恪到香港，及想去英国任教事，原因是他想借此去英国治眼疾，那时他已于全盲不远了，至于交通抗战期间日占港时与内地并未断绝，与外国也时断时续的，西南联大庚款留学及到外国任教，留学回国一直有的，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还曾暑期回夏威夷休假呢。

至于陈寅恪暗讽马列主义哲学是最值得一说的：马列主义哲学当然是伟大的哲学，但是“不是也不该”成为唯一的哲学。否则置马列之前的哲学家及之后的哲学家于何地。对土共而言如此，更无要求整个中国也要信奉之理，否则谈何思想之自由，人民智识之进步。

看看陈王兄得花数，略为有些悲伤，这就是西西河友的现状呀。

大概就说这些，得罪之处陈王兄莫怪。

想了解一下，以前会先买那几十本中英文夹一起的吴宓日记读读，现在倒可以变通，陈寅恪那部分有抽出来单独写的，吴学昭拿他爹的书信日记写了一本。

黄裳也算个妙人，看了陈写的《柳如是别传》长长50万字，他只说陈同情河东君，而柳的逸事多是野传。替钱牧斋说好话呢，说明作者屁股不正，文人间打笔仗也正常，不过黄看到这稿子时陈已驾鹤，有点马后炮。

说陈是个政治投机者，倒是头回，苦雨斋主人都排不上的号，何时轮到一门三杰那位，写这个不如论冯文炳不会写小说而更有意思。

拿这个来说事借此讽今。陈死了若干年，也就是近二十年来，一些人把他当作政治的符号，需要他而已。至于他的学问，这些人真的关心吗？

正像你说的，“政治偏见”太深了。我想，这个偏见不是陈王，而是陈王针对这个政治偏见来“考”的，因果顺序还是要讲究一下的。

会不会是特指的，讲的是北方人？

造不出钢枪大炮，打不过帝国列强，被人追着一路跑，灰头土脸把家亡。个别甚至投与敌，奴颜婢骨伪官当。

如今全都摇身变，其实就是大尾狼。

最后澄清下，俺对某些人的成就还是不敢诋毁的，比如王静安先生的词论确实好，可惜他适应不了时代变迁，可惜了。

他的考就是直接归罪于被后人“无辜当做枪把子”的原主身上去了。

我这里想说的是他的归罪不成立。

何况你意指批评的偏见，有时正是你的偏见。

优点就是简洁明快。

忠奸善恶，一目了然，能解释很多历史问题。

当然，有些历史也确实是忠奸善恶的问题。

缺点呢，就是这毕竟是一种初级的唯心史观。在近现代历史观的冲击下，用它来进行历史科学的研究，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不过，怎么说呢，因为这种历史观念，易于理解，不需要艰深的思辨，所以直到今天，很多人自觉或不自觉的使用这种历史观。

说到陈寅恪呢，如果说他有所成就，其中之一，也就是突破了传统史观的束缚，创造性的运用了一些历史研究方式，比如说“诗史互证”，这和前人所说就有所不同。

前人所谓“诗史互证”，更多的是在文论这一头，在历史这一头，只是将文学作品当成一件特殊的史料，还要进行辨伪存真，去其夸饰的工作。陈的“诗史互证”，更多是通过文学作品来考察社会风貌，展示地域民俗习性。

从这个观念出发呢，你文末所说的悲哀，就大可不必。我们在观照历史的同时，自身进行着历史的建构。这篇帖子的观念和认同度，也是历史的一角。历史无关乎喜怒哀乐，无非就是进行罢了。

当初，清华这帮子人搞“史界革命”，后人评论起他们又拿起“传统史观”，也算是一出小小的人间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