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鸡叫和太阳升vs老农民和大学生 -- Ace
89年菜的品种更多更丰富了你不提,菜、苹果都不是地里农民种的?
一看到不利的描述就是个别地方的,就你上帝视角掌握一切?
HULLO先生洋洋洒洒一大篇,其手法无非是把改开后官僚和人民的矛盾,偷换成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的矛盾,所谓“挑动群众斗群众”是也,HULLO先生“好一个农民”,“好一个左派”。
不过HULLO先生既然要自称“站在大多数的一边”,那么我倒要请问,您是怎么个“站在大多数的一边”了?
从收入看,邓改后“ 从1985年开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发展到1997年农民人均收入的2090元,其实际购买力甚至不如1980年没单干时的191元,三农危机空前高涨,您家农民十几年收入不涨,增至倒退,在HULLO先生嘴里成了“八九十年代,是农村最好的时期”?您站哪个“大多数”?
从教育看,八十年代开始农村中学生年在校人数较七十年代后期年减少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换句话说仅八十年代就有几千万农村孩子没接受到应得的中学教育,几千万,几千万啊!
到了九十年代,连农村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几百万农村教师,每年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拖欠,对农村教育又是何等规模的摧残打击? 八九十年代农村学生天文数字般的流失,教师天文数字般的拖欠工资,在HULLO先生嘴里成了“八九十年代,是农村最好的时期”?您站哪个“大多数”?
从医疗卫生看,一改开,农村原有医疗合作体制迅速解体,农村人均寿命停滞十年,二十年增长仅2.5岁,农村婴儿死亡绝对数量 上升以百万计,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返贫,中青年死亡率上升,孕产妇死亡率回升,婴儿死亡率回升(出自张自宽致江泽民的信),自杀率迅速上升世界领先, 停滞的寿命,以百万计的本不该死的婴儿,自杀的农民(尤其是老人)在看着你,看着HULLO先生你嘴里的“八九十年代,是农村最好的时期”?您站哪个“大多数”?
从基层治理看,八十年代初期,李昌平管农村要依靠骨干的是党员,教师,退伍军人,老农民老把式。到了九十年代,变成了地痞,流氓,“能人”,三提五统苛捐杂税强制一胎扒屋牵牛种种暴政之下党群关系急剧恶化,基层涣散。 基层治理从依靠先进分子变成依靠打手地痞,干群关系从鱼水之情变成势如水火,这就是HULLO先生你嘴里的“八九十年代,是农村最好的时期”?您站哪个“大多数”?
我打字打累了,懒得再往下打了,我就问一下HULLO先生您这位自称左派,自称“不站在大多数的一边,算什么狗屁的左派”的先生,看看我上面举的八九十年代农村的黑暗现状,您居然将一摊狗屎吹成一朵鲜花?你站在“哪个大多数”了?您算是您自己嘴里什么屁的左派?你给我正面回答一下?
胶州大白菜河友说他们生产队“文革后期不打粮食”,本来没人说他,哪都会有落后的地方。
是阁下蹦出来挑拨离间煽风点火:“胶州大白菜你说不打粮食就等着极左批你”。
呵呵,我才不跟胶州大白菜河友过不去呢,我讽刺你“ 看看文革粮食增产效率,比改开差吗?胶州大白菜河友他们生产队不打粮食的说法能代表当时中国农村整体面貌吗”?
于是你粮食生产扯不下去了就转移 话题“粮食是无关,不还有副食么”,呵呵,原话题说的就是粮食生产问题,你转移话题个头,这种低水平的诡辩也就你会玩。
根据相信什么,可以将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相信自己亲身经历的,相信自己亲自见闻的,然后基于同情心,和同理心,通过设身处地,和换位代入,相信更多人的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可以称为相对的实际主义者;另一类是只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物,可以称为绝对的教旨主义者。
相对的实际主义者,最大的特点就是先不预设任何观点立场,灵魂就如一个空空的筐子,强调筐子装下的事物,而不是筐子本身。
而绝对的教旨主义者,则是预先设定了绝对的观点立场,以此来判断一切,甚至顺我者生,逆我者死。
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是预先设定观点立场的代表作,通过有选择地大量引用文献,来证明预设的观点立场。
打个绝对化的比喻,如果要证明俺是个法西斯,只要有选择地裁剪俺的文字,就能轻松做到。就如有人为了不暴露自己的字迹,通过裁剪报纸,就能搞成一篇想要的文章。
高华不过是将裁剪单个文字,变成了裁剪一段段话而已。西西河的很多人也是如此,网络上,现实中的很多人也是如此。
俺曾经在台湾的联合网混,看到有些台湾网友比较客观,就写了几条留言,结果就被他们扣上了红卫兵,强国人和五毛党的帽子。
仿佛赵秀才对阿Q说,你也配革命,那种高高在上姿态,是源自骨子里的,港台人的很多人都有这种高等华人的心态。
龙应台的《大江大河》,也很有代表性,表面上看主要是作家家庭的亲身经历,和很多国民党人的亲身经历。
如果将名字改成《小溪小河》,还是比较适当的,但将小溪小河,夸张成大江大河,将细流,当成主流,就十分可恶了。
相对的实际主义者,必须要有同情心,和同理心,否则,就会与龙应台这种以小代大,以偏概全的毛病。
同情心,实质就是最低底线,同理心,实质就是最高方向。
台湾,那些去台湾的人,能够代表中国的方向么?
肯定不能,唯有中国大陆的人,唯有中共才能代表中国的方向。现在的国民党已经沦为了独台党,由此可见这些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所以,相信自己亲身经历,和亲自所见所闻,相信同情心确定的最低底线,和同理心确定的最高方向,主要是一种平视的心态,这才是真正人间正道。
预设观点立场的绝对教旨主义者,他们的绝对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绝对化的理念,如自由民主治百病,阶级斗争解决一切问题,二是高高在上的心态,奉行党同伐异,甚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绝对教旨主义者,其实是一种宗教化的状态,灵魂基本是满满的,高高的状态,几乎不能装下任何不同的东西了,跟尼采鼓吹的超人哲学有些类似,这种心态体现在个人方面,并没什么,但成为一种群体意志,必然是残酷的斗争。
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个具体的地点,一个个具体的事件,竟然不如满满心态,高高心态的先生们,很是笼统的见闻,和有选择的裁剪资料。
太苦的人,绝望的人,更相信生活的美好,俺的祖父母辈们,就几乎不说他们家庭的经历,因为太惨,能忘掉就完全忘掉,否则,真有可能没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苦极者,要么选择沉默,要么相信美好,否则,真的很难活下去。
农村的苦,农民的苦,因为太苦了,只能被人遗忘,留下却是城市知青们的伤痕。
其它都是砖,多一块少一块无所谓。
H同学讲的都是自己所见所闻于他本村的经验。你没有任何事实能够证实/否定他本村的经验。
你引用的数据都是统计汇总数据。这数据可以说明大势,却不能用来否定个别事例。
左派右派这样头衔,除非人自取,不要轻易乱用吧。
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
是什么?
是从毛的集体主义精神向邓的个人主义精神。
毛时代人人努力工作为集体,为国家。
邓时代多数努力工作为个人。大概有极少数依旧工作为集体。
在邓时代通过个人努力成名成家致富的人,自然要感谢邓。
今天在河里泡着诸位,不是因为个人主义观念才有今天的社会地位?
你可以反对邓的政策。但是要想到是邓政策的直接后果,使你今天可以在这里反对他。
邓的政策是顺应了国民作为自然人的心理的。
大清亡了么?看来还是生活在很多网友的心中。
呵呵。
高丽书记走的时候,山东形势还相当不错。后边2块姜瞎搞以后,山东就王小二过年了。老泉个人看,从根子上,就是在08以后,国内已经开始启动内需主导的大时代背景下,强行把山东发展和海洋绑定。海洋经济,蓝黄战略,以青岛为中心。发展胶东不是不行,但是不能故意压制省会和中西部发展,京沪高铁的重要站点济南西站差不多是省会里最小最破的高铁站,结果2年就开始饱和。这些实际导致山东和京沪杭中国经济的主动脉联通不畅。郑州到济南高铁,河南积极多少年,山东不但一点不积极,连线路选择最后也全跟着河南的步调走。把资源集中去修半岛城际铁路,在有老胶济线,2006年刚通的动车线的情况下再修济青高铁。一个航空客运量全国前15都进不去的地理边缘城市,上马双机场比北京都早。而人家成都,武汉,昆明都依靠双跑道都能玩转4,5千万客流量。某地一个2千万客流的城市居然砸钱搞双机场(新机场还是超高标准的)。
老泉不是地域黑,也不愿意内斗。但是经济规律是客观的。实际认真看全球的经济中心分布,意大利,经济中心在北部,西班牙,经济中心在地理中心马德里和靠近欧洲大陆的巴塞罗那。德国经济中心在鲁尔区,巴伐利亚,以前的柏林等,海边经济实力并部强。美国的东西经济中心纽约,洛杉矶虽然靠海,包括南部休斯顿但实际都是区域的人口和地理中心。像佛罗里达半岛尖端那种从来不是什么经济中心。即使是亚洲的东京,汉城,也是岛屿或者半岛的地理中心区域。这背后肯定有经济地理的自然因素。
山东半岛,海岸线长,风景优美,这是不错的。而且之前因为中国发展依赖引进和国际贸易,曾经有了有海才能发展的错觉。但是,经济规律终究会发挥自然作用。中国经济最终的循环核心,是中国京沪杭,京广这2条任督二脉。山东不积极在中国经济内循环里的找位置,在半岛边缘自以为是的搞世界领先半岛都市群,发展必然掉队。
从典型的意大利的南北差距发展看, 尽管意大利也进行了不少努力,但是根本改变不了北强南弱的格局。因为伦巴弟,大巴黎,巴伐利亚,鲁尔,奥地利,甚至捷克等这些欧洲最发达区域实际是彼此靠近,形成了一个产经和科技的滚动发展中心。
而中国的发展中心,尽管现在还主要在珠三角,长三角。但从体量看,华北黄淮大平原,这块5,6亿人口,中国最大的完整平原地带,早晚会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核心。而即使现在,京沪杭中轴,也是核心中轴,之前主导了之前8百年中国的经济文化。
2千多年前,范蠡离开越国后到了宋国都城定陶。成就了陶朱之富,定陶在春秋战国时代成为中国的上海近3百年,所谓天下之中。实际从来不在郑州,因为郑州西边就是大山区了,郑州是在华北黄淮大平原和山区交错的边缘。
他HULLO先生要是明确说了“我HULLO的上述言论适用范围只局限于我所在的山东一个小县城”,我绝对看看就过,不带挑他毛病的。就象胶州大白菜河友说了“他所在大队三年困难时期有饿死人的,文革后期不好好干产粮不多”,我从来不会指责胶州大白菜“不该这么说,不会有饿死人这种事”。倒是胡一刀居中挑拨离间捏造他人言论我不能放过。
但HULLO先生原话说得很清楚,如:“单干之后,产生了两大问题,一是农民也加入了小麦,苹果,生猪,鸡蛋等稀罕物的消费,提供给城里的就少了;。。。。。”----他这里有一处“限制适用范围”的语句么?他这就是指的全国范围啊,所以我直接质问他“ 说“单干后‘小麦,苹果,生猪,鸡蛋等高档食品’提供给城市数量减少”?不管你嘴里是绝对减少,还是相对减少,你给我把数据拿出来,你有吗?” HULLO先生一句没吭,他压根没数据纯粹信口胡说出来的么。
他又下定语:“八九十年代,是农村最好的时期,也是城市最不好的时期”----您看出他这里的“农村”,“城市”是仅限于他故乡的农村和城市么?我从原文里一点没看出来啊。
他最后一句结论:“左派,不站在大多数的一边,算什么狗屁的左派?” 他这里的“大多数”又是什么范围?在我看来他应该就是在指全国人民的大多数,而不是指他“故乡一个小县城的大多数”是吧?
所以说,既然他的“八九十年代,是农村最好的时期,也是城市最不好的时期。。。。。。左派,不站在大多数的一边,算什么狗屁的左派?”的说法里,他嘴中“农村,城市,大多数”的范围指的都是全国,而不是区区一个小县城,那我自然要用当时全国农村整体的黑暗状况来驳斥他“八九十年代,是(全车)农村最好的时期,也是城市最不好的时期”的说法。
要么,HULLO先生出来澄清一下,他那“八九十年代,是农村最好的时期,也是城市最不好的时期。。。。。。左派,不站在大多数的一边,算什么狗屁的左派?”的范围表达有误,
他从来不是指全国整体,而是局限于他故乡的一个小县城,他并不否认八九十年代全国农村整体的黑暗倒退,邓改恶政? 他要敢这么澄清的话我也不介意收回我之前的看法,公开声明误会。但问题是,他会这么 做么?
经济地理原因前边刚写了个长的,想看可以翻一下。
旅游城市,比如桂林。当年邓说一定要把桂林山水保护好。桂林的房价超低的,而旅游城市的财力和工业城市是没法比的。柳州财政收入差不多是桂林的2倍。而人口桂林比柳州多140万(540+ 对 400)。可以这么说,因为邓当年的指示,这个过秦论里就是西南重地的桂林,清朝三番定南王驻地,现在实际是个穷地方。
当然,站在全国人民角度,保护桂林山水是对全国人民的利好。但是你只去旅个游,住个酒店消费的那点钱,和工业产业持续生产产生的财富不是一个量级的。
虽然没有明示。
河里好几个人都是用个人经验去否定你的整体论述。
理性人都会融洽个体经验和书本理论。
但是你这样逼着他人去融洽,会适得其反。
他的原意就是要用他所在一个小县城,一个城市来给八九十年代整体定性,不是管中窥豹,显然以偏概全。
如果他真的只是说他故乡一个小城的例子的话,那么当我以全国总体概况批他之时,他就该明确表示“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我说的是局部,你说的是整体,彼此并不冲突”,然后我可以和他复盘,把原文一看,是哪句话他说的不清楚?还是我理解有歧义?把话说开哈哈一笑,告一段落就得了。
你看他这么说过么?恰恰相反,每当我以全局数据批他之时,他都是一声不吭,装聋作哑,换个地方继续抒情而已。
济青之争实际很有意思,贯穿中国近代史。青岛之所以发迹,在于德国的入侵。为什么德国入侵这里,因为沿海,和内部有河流等原先自然沟通的城市都已经被列强瓜分完了,德国只能找胶州湾这种能当军港用的地方凑合。
1897年,巨野教案,德国以此为借口,来了三艘战舰,夺占了青岛。1898年3月6日,李鸿章、翁同龢、海靖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规定将胶州湾及南北两岸租于德国,租期九十九年。而从一开始,青岛就是作为德国海军的远东据点,经营的。而经济中心,是修胶济铁路,新兴的德意志帝国,在济南修建了津浦铁路济南站,这一当时亚洲第一铁路大站。因为,德国占领青岛不是目的,进入中国的腹地,联通津浦线,进入中国的经济循环,才是根本。
在这座远东第一站修建的时候。袁世凯来到了山东,当上山东巡抚。袁世凯开始主导了第一轮济青之争,实际这是大清与德国在山东经济的主导权争夺。袁世凯在山东镇压义和团,导致义和团的北上。后边济南开始自开商阜,主动开放。这也是袁世凯安排的人采取主动措施,和德国进行的经济竞争。济青斗争,从德国人胶州湾上岸之后,实际就开始了。1919年,5.4运动,青岛被从德国转手日本。山东的双城斗争,从中德开始变为中日。这段时间,应该是济南全国排名很高的时候,区山艺海,文化中心地位和北京,天津有的一争。
国立山东大学,国民政府设置在济南。但蔡元培则一心想弄到当时更安定的殖民地青岛,在1928年北伐中,日本制造五卅惨案,飞机炸弹都差点扔到当时在山东巡抚衙门里的北伐军司令蒋介石头上。然后蔡元培这批文化人,就把学校弄到了“安定,繁荣”的日治青岛,理由如下:
蔡元培十分关心国立青岛大学的创办,亲自参加了筹备和决策工作。1928年5月,济南发生“五三惨案”,山东大学停顿。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山东教育厅的报告,下令在省立山东大学的基础上筹建国立山东大学,并设筹备委员会,聘何思源等十一人为筹备委员。
1929年6月初,蔡元培与蒋梦麟赴青岛参与筹备事宜。蔡元培偕眷住在原私立青岛大学女生宿舍楼。他对青岛的环境非常熟悉,力主国立山东大学的校址设在青岛。理由是: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战争频仍,济南乃四省通衢,兵家必争;青岛地处边陲,既有舟车之便,又可免战乱影响。
这是小兵张嘎里用的当年抗战山东民歌。所以很多事情,真的是有传承的。比起那些跑到西南兵荒马乱,颠沛流离,还可能挨轰炸的那些学校。在日本治下,安静的读书,真香。也可以说,某个学校某个精神老家搬几个学院,就能先在某地校区搞出25陪护1个病人,然后搞出xue ban这种全国群嘲的事情,真是有历史的文化渊源。
抗战之后,林彪的115师,打完平型关没多久,就挺进山东山区为基础,建立了沂蒙山根据地。中国革命三大根据地,井冈山,延安,沂蒙山的地位也自此奠定。因为山东地形的原因,抗日结束后,像烟台这种大城市已经被八路长期控制。实际这应该是山东jdb出现的根源,沂蒙老区的人民付出最大,牺牲最多,可惜大部分没文化。而比较早控制的城市的文化人,毫无疑问摘了大桃子。中国人民银行骨干最初都是当初烟台北海银行的人。
到建国以后,进入新时代。济南军区,这应该是参考了金朝关河防线设置的北方第二道防线。济南长期是山东,河南2省的军事,经济中心。济南军区管山东,河南,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管山东,河南。济南铁路局管山东还管徐州,导致当初徐州人都骂,火车站在家门口就是坐不上车。
建国初期的济南铁路局,往南一直管到南京北站。因为山东解放区共产党控制的基础。而且当时长江上没桥,长江南北严重分割。济南在地理上是事实的华北黄淮大平原的中心节点,所以济南铁路局这么大。2008年,徐州铁路局从济南铁路局划归上海铁路局。济南铁路局几乎只能管山东了。
山东jdb做的一切压制济南,拼命把好处都弄到某地的游戏。实际破坏了山东曾经的影响力。对河南,徐州的这种影响力,本来是有历史惯性的。然而,打破这种惯性,本来能让山东在国内经济循环占据更好位置的惯性,被山东自己人,用海洋经济的口号,蓝黄经济的战略摧毁了。
前边有个回答分析过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日本,韩国这些地方的经济中心分布。德国的经济中心不在海边的汉堡,而在巴伐利亚和柏林,法兰克福。法国经济的核心是大巴黎,而不是海边,意大利的经济中心 是伦巴第大区北边靠着阿尔比斯的地方,西西里和南部半岛区一直发展不起来。日本,韩国的经济中心,实际也是岛屿和半岛的地理中心。陶朱公富甲天下,靠的是天下之中(定陶)的地理位置。金瓶梅时代,西门大官人的运河附近,一直是山东主要的富裕地区。
与周边邻省不同,山东省会自忽必烈设省以来就稳如泰山。明清民国到本朝,7,8百年山东省会位置从未调整。而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可以说哪里能当省会,都是这几十年才确定下来的。然而讽刺的是,去掉因为京津分割的河北省。河南,安徽,江苏,这些年都在省会战略下狂飙突进。而山东,则在海洋经济,蓝黄战略,群狼理念的泥潭里,越来越落后。
我曾经把山东省的无脑青吹和香港岛的废青类比。实际本质也是一样的,因为香港和青岛,曾经的繁荣地位,都不是中国自然经济发展的产物。他们之所以繁荣,是因为英国和德国需要侵略中国的据点,建设据点,只是为了更好的吸取中华帝国的血肉。而当中国回归历史常态,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开始重新主导经济规律的时候。这种地位会自然而然的消失,让位给中国自己经济循环的关键位置节点。而部分废青和青吹,在面对这种根本变化时,思路也是一样。把大陆或者省会贴上贫穷落后,没有发展能力的标签,就胜利了,可能吗?
山东如果要发达,别说发达,先跟上别人脚步别掉队太快。必然要把发展重心挪回中西部主要人口密集区,和中国经济核心区更近的京沪杭沿线。这是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因为主要人口,主要工业,主要产业会自然聚集在一起。距离核心区近的,自然比距离核心区远的有成本优势。就像欧洲的经济核心可以看成巴伐利亚,鲁尔,荷兰,比利时,巴黎,巴塞罗那,意大利伦巴第,奥地利,捷克,甚至斯洛文尼亚这样一个中心内环一样。斯洛伐克只比捷克远那么2,3百公里,发展水平就是起不来。对中国未来的工业产业和科技消费等来说,奔波5,6百公里,去一个尖端半岛完成生产配套,再远回来参与下一道工序,一定是不经济的。最终一定会被更近的配套商替代。因为,效率的差距,有时不只是一点点运费,更是这一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