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稻学是什么 -- 泉畔人家
那是你对潘绥铭不了解，以为他就是书呆子跑去给小姐发问卷调查。作为中国性社会学调查第一人，你百度一下“潘绥铭 小姐”就会看到他是怎么作调查，是不是如你想象的那样呆气。
对于性产业我是完全外行，正如你说九十年代大连性产业怎样怎样发展，那时我是学生，完全不了解，也不关心，要到2002年血淋淋的现实毫不掩饰地展示在我的面前时我才目瞪口呆。我想你也不是内行， 这时我们要尊重潘绥铭这种学者的调查结果：当时的小姐相当成分是下岗女工，甚至相当部分是本地人，她们在当小姐前相当部分是尝试过其他低等行业而不成功，而不是轻易否定。
九十年代后期下岗潮中的大连相对还好一些，沿海城市，开放方便，有大量外资，尤其是日资，韩资，哪怕是下岗了，也相对容易找到饭吃，这种优越条件在东北连沈阳都比不上，何况其它城市。所以我到沈阳发现沈阳的色情洗头屋的密度是大连的十倍啊。你能用大连的特例否定沈阳的惨状么？
而且，就算是大连，我们又真的全面掌握么？甘井子区和市内三区一样么？我初中在甘井子区，高中到了西岗区。前一阵有一次我在高中同学群里讲当年初中同班同学的下场----有杀人抢劫被枪毙的，有抢劫入狱的，有斗殴被打成重伤的，这都是当年大下岗期间发生的事。我高中同学惊叹“那你当年怎么活下来的”？大连工业多集中在甘井子区，导致大下岗也冲击甘井子区为主，我西岗区的高中同学们感受就浅。。。。。。
窦文涛还在节目“锵锵三人行”里邀请一位去北京讨生活的东北小姐。她就坦言被迫出来做小姐这些年最怕一件事，最怕别人问她将来怎么办，“不要问我明天怎么办，你就问我今天开不开心，高不高兴？开心，高兴，那就行了。明天的事儿不敢想，明天再说”
当年大量的东北女人被迫去全国卖淫，赚来的钱还要托老乡带回去给家人买药，忍者神龟骑自行车驮老婆去澡堂子卖淫没听过，90年代全国赫赫有名的东北小姐也没听过吗？
再补充一点，当年东北小姐去全国卖淫还不是单干，以血缘亲族为组织，女人负责卖，男人负责拉皮条并提供武力保护，到一地就和当地卖淫组织抢市场，往往把当地卖淫组织打到鸡飞狗跳主动放弃市场。用当地大茶壶的话讲：我们干这行无非挣个钱而已，这帮东北人却是来挣命的。为了钱把命搭上，我们干不了
看到你自己说90年代还是学生，再看看你在这里比比划划的说我太小，你不觉得自己态度不够谦虚么？
你的眼里只有大连市区的打打杀杀和你们省会鳞次栉比的风月场所？全身下岗的副产品？你问问家里长辈，更早的八十年代的乱，是什么样吗？知道有人为了一顶军帽丢命嘛？既然你这么严谨的推崇潘，你提到的十倍与大连的数据又从哪里得来？
我对当年有些的学术圈子里面掏出来的东西并不以为然，何况学术圈子里面自己都争议的不可开交。更别说那些以精英姿态自居的屁股坐哪边。这句话倒不是指向我并不熟悉的潘，而且我也对熟悉他没有一点点的兴趣。但是明白的人自然知道我说的是不是事实。蔡教授的例子还新鲜的冒烟呢。
就此，不在回复你的任何帖子了。我觉得没必要浪费咱俩相互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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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前面又是“下岗时我还小”，又是“现在步入中年”，我只当你是个九十年代后期才十几岁二十郎当岁的小青年，现在你又充什么老啊。我说得很清楚，谈性产业你是外行，你没能力，也没资格一口否定你压根不了解的潘绥铭，只因为他的调查结果不合你的心意。拿蔡来否定潘只证明你的逻辑根本缺陷。
还要说一句，别拿什么“问问家里长辈，更早的八十年代的乱，是什么样吗？知道有人为了一顶军帽丢命嘛”来充老。你压根不知道那时的乱根本不能和大下岗后相比是吧？我还是拿最基本的统计数据给你，
，看到没有， 1981年刑事案件达到近九十万起，当时叫“创纪录，非正常”，导致随后 几年的大力严打，暂时压了下去。
那么2000年呢？根据《2000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分类统计表》，2000年当年刑事案件 立案三百六十三万余起，其中杀人两万八千起，伤害十二万起，抢劫约三十一万起，强奸三万五千八百起，拐卖妇女儿童两万三千起，盗窃机动车四十五万起，盗窃二百三十七万起， 拿2000年三百六十三万起刑事案件 和1981年的不到九十万起刑事案件比一比，哪个年头叫乱？比起2000年来，1981年简直就是河清海晏！
要想谈某个话题，你最好先掌握足够的资料再开口。
你说的例子以及你的观点都很混乱，就不评价了。稻学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是你说的理不能认，因为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做错了，为了怕丢面子就不敢承认。怕被别人抓小辫子，怕这怕那，怕东怕西，所以就要维稳，要遮掩，要捂盖子，要黑箱操作，要统一口径。
统一思想统一口径是对的，但是并不是你一言堂就对了，而是给人民群众充分发言的机会，大家通过大辩论通过组织程序确定路线。不能因为怕出事就党内民主也不要，看老百姓像看贼一样。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了这么久，要是还跟一神教或者封建王朝的做法一样，那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体现在哪里呢？
这个政权是怎么来的？不是军阀混战建立的，不是封建割据发展的，是依靠底层的人民闹革命推翻旧政权得来的。谁有什么资格可以蒙骗人民？别拿一神教殖民地与古代王朝说事，不是一个级别的。
毛泽东之所以受爱戴，就是因为他从来不捂盖子，不会因为怕这怕那就不让人评价不让人说话。
不敢让人摆事实讲道理，就得承受怨言。不敢舍孩子就套不住狼。这是正常的因果逻辑。所以你说的那个稻学之所以会出现也是必然吧，你再生气也只能接受现实。
如果说一个人平时说话学术性就很强，很有学术追求，那还可能。
但是说实话他的帖子除了他引用的数据，文章，基本上不具有学术性。
而且他引用的数据文章往往具有偏颇性。
所以我怀疑那些学术文章，数据等等都是有专门的机构帮他收集的。
想想看他九十年代还是学生，以后又出国，怎么能够看那些中国八九十年代发表的那些学术性文章，数据？
我们在国内都难找到的那些文章，数据，他怎么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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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没有改革发钞机制确实做得不够，但他大力清理银行坏账，给银行注入资金，银行因此可以大规模的给国企贷款，从而打开了三角债链条。
以后国企盈利就一年比一年高了
企业自负盈亏，政府财政资金不需要给企业职工发工资，所以不是财政问题。
但国企亏损面越来越大，连累国有银行坏账越来越多，结果银行怕了不敢贷，不敢贷国企亏损就又更多……
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所以朱镕基采取了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一方面大下岗，一方面清理银行坏账。
结束了那个恶性循环，国企盈利就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不然，刘修养引导起来的整人风、文革打砸抢的事情、稻公大丰收的浮夸都要太祖来负责？
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责任是486，而不是官僚系统？
有的事情是要负一把手领导责任，有的不在领导范围之内的，不能甩锅。
我国的三角债问题，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自1985年开始，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企业账户上“应收而未收款”与“应付而未付款”项目的数额大幅上升。据统计，到了1988年，全国“三角债”约有320亿元，至1990年初已猛增至1000多亿元，1990年底更是突破了2000亿元大关，增速超乎人们的想象。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9年全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6909.2亿元，全国财政收入2664.9亿元。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三角债”问题无疑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缓解巨大的商品供需矛盾，曾试行把同一商品分成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在计划内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在计划外则按市场价格出售。这就是“价格双轨”。于是，有官员将计划内商品卖给黑市，从中赚取差价，“官倒”、“倒爷”正是在这种背影中产生的。这种寻租活动获得了巨额垄断租金，并催生出中国第一批“权贵资本”。今天，当人们讲到“资本”的原罪时，总也离不开“价格双轨”。
我国价格双轨制是在1979年价格改革以来逐步发生与发展的。国务院于1981年批准对超过基数生产的原油，允许按国际市场价格出口；1983年批准对石油、煤炭超产部分实行加价出售；1984年批准工业生产资料的超产部分可在加价20%以内出售；1985年取消了原订不高于20%的规定，超产部分允许按市场价格出售；1988年对主要工业生产资料规定了最高限价；1989年对橡胶、炭黑等工业生产资料的双轨价格“并轨”，即把两种价格并为一种价格，有的商品并入国家定价，有的商品并入市场调节价。
20世纪90年代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价格双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尽管“价格双轨制”不再具有合法性，但却“名亡实存”。改头换面地出现在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据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的《2006年省情调查报告》显示，广东省同工不同酬现象相当严重，一些国有企业在薪酬分配上，往往按职工、合同制工、临时工等“身份”来分配，而不是按岗位、技能、业绩等个人素质和对企业的贡献分配。“同样是司机，有的企业年薪高达10万元，有的却只有两三万元。”（《中国青年报》）很明显，在人们身边，这种劳动力价格的双轨制普遍存在，甚至已成为社会矛盾新的集结点。除劳动力，土地、资本、国有企业产权等生产要素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价格双轨”。以土地为例，在中国，经营性用地实行的是“招拍挂”，而非经营性工业建设用地则采取“协议出让”的方式。在非经营性的工业用地中，土地的供给和需求是一种纯粹的行政行为，并不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这不但成了腐败的乐土，也造就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据报道，许多开发区工业用地，常常被转手用作经营性用地，为此，国家每年损失多达数万亿元，也就一夜之间，制造了大批亿万富翁。
1990年，中国经济整顿的核心问题是清理三角债。到1991―1992年，“三角债”的规模曾发展到占银行信贷总额三分之一的地步，如同传染病一样困扰着中国经济。债务问题盘根错节、涉及地方政府、银行以及企业众多，牵一发而动全身。1990年4月2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日前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三角债”的工作，决定成立以邹家华为组长的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这项工作。这标志着清理“三角债”的工作进入国家工作层面。国家领导人先后赶赴三角债重灾区东三省地区，通过试点以注入资金为主启动全国范围内消欠三角债战役。
从1990年开始，经过3年多的时间，到1993年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已基本完成。这项工作虽然大大缓解了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有效遏制了三角债迅猛蔓延的态势，改善了国有、集体和乡镇企业的效益，防止其造成经济混乱演化为全面衰退，避免了出现停产、半停产和职工下岗等现象。但是，它仅是一项治标不治本的措施，产生三角债的因素依然存在，我国很快又陷入一轮更加严重的三角债危机之中。1994年宏观调控后，我国严重的三角债危机再次重新兴起，很快蔓延到全国，到1996年，三角债达到8000千亿元，次年又迅猛增长到上万亿元。
当时主流经济界将三角债问题归因于公有制企业效率低，成本高，生产的产品不符合市场要求，越生产，亏本越多，债务就越大，还指责国企领导人搞腐败，在主流媒体上大肆宣传，形成不可阻挡的舆论热潮。“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某位领导的“经典名言”。于是，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败，砸三铁运动，谁也不敢挡其缨。很快全国就掀起了私有化浪潮，大部分国企和集体企业都被卖给了私人，只因很多人反对，才不得不减缓了私有化步伐，但仍然采取各种措施推动私有化。到2005年全国国有和集体所有工业企业下降到仅占工业企业总数的12.9%，到2018年更是降低到仅占1.87%，昔日国有和集体企业一统数十年的局面，已被一扫而空，今天我国企业成了私企的一统天下。
大规模彻底的私有化，并没有解决我国的三角债问题，反而愈演愈烈，只是主流媒体很少再报道了。例如，2019年，全国企事业单位的银行贷款就高达164.2万亿，是当年国民总收入99.1万亿元的1.64倍。为了对付企业巨额债务带来的危机，多年来，我国经常性出台政策，扶持资本家。其中压低工人工资，降低资本家的生产成本，就是主要措施之一，为此，主流经济界提出了低工资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让地方政府可以肆无忌惮地支持资本家压低工人工资，甚至出现了奴隶工人。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名著《资本论》最重要结论，就是论证自由市场经济，资本家必然压低工人工资，导致购买力低于产能，生产过剩，从而出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而低工资比较优势理论，不是设法提高工人工资，减少生产过剩；而是支持资本家压低工人工资，加快生产过剩。由于长期执行压低工人工资政策，我国劳动者收入占总产出比例一直在下降，现已低至41%，不到美国一半，全世界最低。而国内解决生产过剩的方式就是低价出口，甚至不惜出让大量经济主权，让西方资本家拿走大量产出，形成了我国负责生产，美国和西方负责消费的经济模式。美国和西方早已产业空心化，不需要再生产工业消费品了。新冠危机在全球蔓延后，西方因新冠肆虐，经济停摆，我国出口型经济遭遇重创，政府很快就出台了多项政策，包括减税费； 增信贷；降工资等削减成本；缓交税费公积金与贷款等。此外，对出口企业，还增加出口退税、增加低利率信贷，延长还本付息等。采用行政措施，干预市场，推动出口，从不解决根本问题。
西方拿走了大部分产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央行长期以来主要依据外汇储备被动发钞[1]，增发的人民币都用来购买西方货币，主要是美元，交给美国和西方，而换来的西方货币则作为人民币发行依据，只能最终用于国内回收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由于经济不断发展，需要的货币越来越多，实际等于从未使用，主要购买西方国债，利率接近0，等于也免费借给西方。在这种货币发行模式下，增发的基础货币首先交给西方资本家，而国内资本家必须生产产品出口，才能换取到增发的货币，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更荒谬的是，如果西方不增加进口，我们就不能增加贸易顺差，也就换不来西方货币，央行就不敢增发货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口受阻，无法获得外汇增发足够市场需要的基础货币，其结果是，国内市场资金十分短缺，三角债横行。主流经济界却同时加大市场化，将住房、教育、养老等都推入市场，更加加剧了货币短缺。他们不是反思错误的货币发行模式带来的货币，而是归罪于国有企业，将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私有化。更加荒谬的是，主流经济界为了增加外汇，解决货币短缺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从美国和西方金融市场借高利率贷款，转而购买西方低利率国债，借给美国和西方政府，如今早已超过1万亿美元，每年奉送的利息都高达上千亿元。
与美国和西方完全相反，自1995年以来，央行从未给自己的政府提供资金，不仅将增发的人民币20多万亿都免费交给美国和西方，而且将全国人民生产物资出口，以及为西方资本家建设工厂等资产，换来的西方货币，也都免费借给美国和西方，加上美国和西方获得基础货币购买资产，以资产等做抵押，从我国金融体系中贷款常常几倍于投资，获得了更多的衍生货币。最近十多年来，美国和西方从我国金融系统获得的资金，早已高达上百万亿元，等于将国内经济资源大都交给西方资本家控制，西方使用它们获得的利润和财富更是天文数字。
2013年01月08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对外发布《国家健康报告》[2]第1号中披露，美国从全球攫取的红利达73960.9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96.8%，是攫取红利最多的国家；中国损失的财富高达36634亿美元，占全球财富损失的47.9%，是全球财富损失最多的国家。报告指出，中国人均损失财富达2739.7美元，相当于中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倍;2011年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相当于中国军费开支的33倍、科技投入的44倍、教育投入的16倍和医疗卫生投入的37倍。若按劳动时间计算，中国劳动者有60%左右的工作时间是在无偿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创造“剩余价值”。
大学时看他在电视上讲话， 看着好NB，给自己准备棺材，如何如何。食堂一帮同学看的热血沸腾， 说“真是个好总理”。
参加工作，经过社会毒打之后再回想.20出头的我还是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所以你抨击这种发行方式是对的，但理由不对。
外汇占款是中国的出口企业出口所得的外汇，根据外汇占款发行人民币不是发给了外国人而是发给了中国出口企业。
这与什么经济主权无关。
你应该从流动性的充裕性入手，即中国应该有更多的人民币发行渠道来扩充流动性，不仅可以通过外汇占款，也可以通过国债等各种债券来发行人民币。
三角债是这样的，只要三角债的一方有了资金，这个资金就可以把三角债链条的下游打通
例如甲欠乙100万，乙欠丙100万，丙欠丁100万，这个时候甲贷款到了100万，还给了乙，以后大家就都可以不欠了。
朱镕基采取的注销银行坏账的举措当然有利于清除三角债。
但你要算2007年以后28次提准，以后更是李克强上台，这种倒行逆施的并在西方获奖的政策所谓货币水池想不出现三角债都难。
这里说的是朱镕基改革以后2007年以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