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动态平衡的丧失——毛泽东对大跃进判断的失误和邓小平的改革 -- 思想的行者

降低门槛，以人力代替资本投入搞经济。类似于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成功了，大跃进也不能说完全失败，但是代价过于高昂。

跟蒋介石要搬到台湾的大陆黄金吗？

我们今天不饿死人是因为我们是强大的工业国。但是这个工业国恰恰是经过“大跃进”建成的。在工业化完成前，遭受天灾饿死人太正常了，不饿死人才不正常。

合着那时候工业化已经实现了？

强词夺理为杠而杠就没意思了

经过大跃进的强攻，中国就进入了工业时代。一方面石油等工业门类开始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从上到下人的思考方式变得适合工业化了。后者导致对粮食进行合理的管理和分配，就不会饿死人了。

各种产品的短缺是要花几十年才能填补上的，那个年代的产品，基本上只要能生产出来，就不愁没销路。只能用各自票证来限制供应。我们遇到各种产品积压的情况已经是90年代的事情了。

大跃进工业上的问题主要是地方投资能力不足，156项的底子还是太薄，各地都缺人，缺原材料，连小高炉的质量都无法保障，所以搞出一堆烂尾工程，一堆废钢铁。

当年最大的问题还是投资能力不足，盘子太大了。

而到了80年代改革，扩大地方权限，放权让利的政策和大跃进时期也差不多，但由于社队企业搞了好多年了，教育水平也比50年代强太多了，就能搞定小高炉了，大跃进时期的废钢反而成为了优良的钢铁原料。

至于市场的调节作用，对于生产周期比较快的产品，市场调节作用很明显。

至于生产周期动不动就要一年半载的农业来说，单纯市场调节只会起到反向效果。

比如单纯市场经济下，粮食不足，如果储备粮食还够，那第二年大家都种粮食，结果谷贱伤农，更没人种粮了。

如果粮食储备不够，粮价涨到天上去，那就会出现越缺粮食，越没人买得起，粮食反而会用于出口或是购买土地，或是不种地改放牧，然后饿殍遍野。

指望靠市场调节粮食生产，呵呵，好好看看爱尔兰大饥荒，这场饥荒还诞生了一个经济学名词：吉芬商品

很有意思，您能不能展开专门说一说。

以前好玩看的时候就记了一个大概。

农产品是极度缺乏需求弹性的，可替代性极差，在需求曲线上体现出来的特点就特别陡峭。

由于生产周期很长，市场的调节更会类似于蛛网模型所描述的一段一段的直线。

农产品表现出来的就是发散型的蛛网模型，完全靠市场调节的话，生产周期越长，波动越剧烈，离均衡点越远。

蛛网模型的图网上应该有，我就不贴了。

现在国家都有各种手段来调节农业生产，日本的农协更是一个半计划经济的体制，美国也有农业指导价，各种直接间接的补贴，现在还真找不到哪个国家纯粹用市场来调节农业生产的。

供求曲线的均衡描述是很漂亮，但是现实不是玩电子游戏，各种调整都需要周期的，调整过程中的人力，时间，资源都不能像曲线描述的那么平滑自然。经济学理论用曲线来说明某些经济现象是很简洁，不过现实操作可比理论要复杂多了，理论上市场均衡需要的条件现实中反而很少出现。

文章节选自厄内斯特·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十五章《苏联的经济》

数据部分我就省略了，摘录一个结论：

苏联经济的社会性质

　　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可以估计苏联经济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同许多设法使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社会学家所说的相反[14]，苏联经济并没资本主义经济的任何基本特点。只是形式和表面现象可能把研究苏联经济的社会性质的观察家引入歧途而已。

　　确实，高速度工业化所采取的形式是猛烈压缩工人和农民的消费来实现“原始积累”，正象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以加剧人民贫困为基础的[15]。但是，除了得到大规模外援的情况外，任何加速积累，只有通过增加生产者没有消费掉的那一部分社会剩余产品，才能实现。不论这种现象是在哪一种社会里出现，情况总是这样。这完全不是什么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特点。

　　资本主义积累是资本的积累，也就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目的是通过这一资本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力。苏联的积累是作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资料的积累。利润既不是生产的目的，也不是生产的主要动力。这只不过是国家手中的一件辅助工具，用处在于便利计划的实现，和检查每一企业执行计划的情况。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是追求利润的生产，它主要是建立在争夺市场的竞争上的生产。即使资本主义积聚已达到最高程度，即使垄断集团以主子的姿态进行统治，竞争仍然在旧的和新的形式下存在。正是这种竞争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根据生产和积累的数额以及增长速度作出的决定是私人的，是互不相关的。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任何“组织”都注定是支离破碎和不充分的。

　　另一方面，苏联的计划化是真正的计划化，因为国家掌握了工业的全部生产资料，从而可以集中地决定生产和积累的水平和增长率。无疑，在这种计划化的范围内依然存在着无政府状态的因素，但是其作用正好可以同“计划化”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相比：这些因素校正了而不是取消了经济的基本社会特点。

　　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以利润为依归，是按照十分明确的规律发展的，这些规律是：平均利润率下降；资本流向利润率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部门；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导致追求垄断性的超额利润等等。正是从这些规律中产生出资本主义经济现阶段的特点。苏联经济则完全摆脱了这些规律和特点。虽然，在苏联的疆界以外，亚洲的大片领土是对它开放的，但是，它只向那里“输出”少量“资本”，尽管在这些国家中，由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和劳动力较便宜（象中国、外蒙古和越南北方等），“利润率”肯定是更高的。虽然在重工业中积累起巨大的“资本”，但是投资仍继续首先注入这一部门，而不是象资本主义经济在其没落阶段那样，愈来愈转向外围部门。对生产的人为限制，农业的马尔萨斯主义，取消技术发明，更不用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生产局部停顿或甚至毁灭一部分生产等——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工业上远不如苏联发达的国家（日本、意大利、阿根廷、巴西等）的经济所特有的这一切现象，自从1927年以来，也就是说，自从三分之一世纪以来，在苏联经济中，是无法找到的。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一个整体。即便是竭力推行自给政策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日本、纳粹德国和日内瓦“制裁”时期的意大利等——都不能摆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总形势的影响。1929年危机和接着在1938年爆发的危机，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包括“自给自足主义的”国家在内，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另一方面，苏联经济虽然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保持一定的联系，但却不受世界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事实上，苏联经济最突出的高涨时期正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危机、萧条和停滞时期。

　　在这种情况下，硬说苏联同其他大国（美、德、日等）的竞争，首先是可能采取军事形式的竞争，证明了苏联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很明显，今天在地球上一大部分地区建立起来的任何一种非资本主义经济，都是与四周围的资本主义暗中敌对的。这种情况必然产生许多地理、军事、经济、贸易的切身需要。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竞争。因为资本主义竞争是争夺市场和争夺利润的竞争，而这却正好是从互相对峙的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同社会性质产生出来的竞争。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了各种发展倾向：例如完全垄断工业的倾向，取消“古典的”私有制的倾向，经济同国家合而为一的倾向，“经济计划化”倾向等。简单地认为苏联经济就是这些发展倾向的“结果”，同样地是谬误的。事实上，苏联经济本身辩证地否定了这些倾向[16]。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计划化”，国家与经济的日益合而为一，对神圣的私有权偶有侵犯，这都是在有利于垄断资本的情况下进行的，目的在于维护和保证垄断集团的利润。国家与经济的合而为一，实际上只不过是垄断集团利用国家机器，全面控制经济而已。而在苏联，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取消，经济与国家的合而为一，是通过剥夺和消灭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而实现的。现代资本主义把自己的发展趋势推到了极限的资本主义。苏联社会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特点的毁灭和否定。

　　对于经济制度的社会性质来说，结构的彻底改变是最好的指标。当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占领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土时，社会结构并没有随之而发生任何彻底的改变：德国对法国的占领，法国、英国和美国对德国的占领，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德国对苏联西部省份的占领和以后所谓“人民民主”国家并入苏联势力区，都使结构起了质的变化。更用不着谈东欧资本主义被消灭的事实了，这已经是大家所熟悉的事情。大家知道得较少的是纳粹占领者在苏联为了重新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而采取的措施。扎普罗泽铝工厂为德国托拉斯联合制铝厂股份公司所霸占。在德国三家最大银行出资经营的东部矿山及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的范围内，弗立克康采恩和赫尔曼·戈林冶金工厂在德涅伯钢铁股份公司的名义下，霸占了顿涅茨的钢铁厂。济根诺机器制造股份公司霸占了德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伏罗希洛夫工厂。克虏伯托拉斯夺取了马留波尔的两家工厂，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两家工厂和德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一家工厂。它得到了经营这些工厂的权利，按规定，战争结束后，这些工厂就要成为这家托拉斯的财产（45）。此外，1943年，克虏伯还下令全部拆卸马留波尔的电气化钢铁厂，并把它迁到布累斯劳。法本托拉斯在俄罗斯筹办了东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和东部氮气股份公司。从1943年5月的《法兰克福日报》上，我们得悉，在三天之内，在俄国被占领的土地上，就建立了七家德国私人企业（46）。

　　至于说，苏联经济是一种新型的、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而是“经理们”的（伯纳姆）、官僚的（罗拉）、官僚集体主义的（布鲁诺、里兹、夏希特曼等）社会，是由一个“新阶级”领导的（米洛文·纪拉斯）社会，这些理论也是不能成立的。

这些理论的拥护者正确地否认苏联的生产方式有任何资本主义性质。但是他们想象不到，在苏联的非社会主义的东西——极大的社会不平等；官僚主义的特权，生产者缺乏自决权等——是资本主义遗留的和资本主义包围的产物。

　　他们把过去的这结渣滓看做未来社会的萌芽。但是，他们指不出这个社会明确的特征，也指不出这个社会特有的能动性（除非只限于重复一些陈词滥调和每过一阵子就为事实所否定的无稽之谈）[17]。他们指不出，哪一种在质量上不同于苏联的生产方式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

　　实际上，苏联的经济包含着矛盾的特征，不论是苏联经济的辩护士也好，庸俗的批评者也好，都未能把这些矛盾的特征联系在一个全面的观点里面。

　　辩护士们竭力强调苏联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力[18]和人民的技术与文化的一般水平不断地迅速提高。确实，这一切证明苏联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要是从这里面得出结论说：当存在着历史利益和有时甚至是眼前利益都相对立的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时候，当社会不平等大大加剧的时候，当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仍低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那末这种结论却是谬误的。

　　“国家资本主义”论者正确地指出了存在于苏联的不平等现象和分配标准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当他们认为苏联的生产方式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他们便犯了把局部一般化的错误。

“官僚集体主义”论者正确地指出了苏联生产方式的非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当他们否认分配标准的资本主义本质时，他们也犯了把局部一般化的错误。

事实上，苏联经济的特点就是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根本上仍是资产阶级的分配方式的矛盾的结合[19]。这种矛盾的结合表明一个经济制度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但仍未达到社会主义，它正经历着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那样，在这个时期中，经济必然把过去的和未来的特点结合在一起（49）。

文章说的是苏联，很多特征我们过去的时代也有。

在过去那个年代，如果真按市场均衡来调节的话，基本上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再现了。

改开市场化的成功的基础之一就是通过计划经济几十年积累投资的补短板，大大加强了国家的实力。即使出现贫富分化也不至于饿死人，也不会像那些小国那样整个国家的产业都是帝国主义的一个链条。

当年批判共产党的言辞有N多，就从来没谁批判共产党不能打仗的。

确实市场对于粮食生产的调节具有很大的滞后性，但大跃进和饥荒和计划经济之间的逻辑联系还是有的。

大跃进造成饥荒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制定了很高的钢铁指标，以及其他的相应的工业指标，导致为了完成这些指标，共产党发挥了自己强大动员力，让大量农村人进入城镇工厂（事后陈云动员了约3千万人返乡），从而造成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

相对比下日本的“计划经济”

日本被认为是外面看是资本主义里面看是社会主义的国家，通产省实行了很多的计划，邓的国民收入翻两番就来源于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也非常重视钢铁等基础产业，他们是采取倾斜性的鼓励性的政策让资本更多的朝钢铁业投资

反之计划经济则是命令式的制定一个产量指标要求你去完成。

鼓励性的倾斜性的产业政策依然保证了市场最基本的需求供给调节功能，因此产量不会偏多太多也不会偏低太多。

计划经济则是切掉了市场的需求供给调节功能，很容易出现某些物资生产太多某些物质太少（例如苏联重工业产量太高，轻工业产量太低，第三产业几乎为0）等等。

至于西方微观经济学，其中渗杂了非常多的西方刻意用来欺骗其他国家的理论（何新指出国富论就是西方对外经济理论欺骗的开始，他推荐了德国的李斯特的理论），我们只需要明白市场本身拥有一个信息调节功能，类似于一个计算机一样有着信息调节功能就行了。

然后再看博弈论，知道市场的信息调节也是有限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所谓完全信息理性经济人理论在博弈论出来以后本来就应该被抛弃的概念）

总之我们需要市场，但是也不能只有市场，目前李克强就推行那种纯市场的新自由主义，中国经济还有着巨大的风险。

主席一开始就对反冒进持反对意见，但那时候主席的意见不是多数。

拍脑袋的反冒进盲目下马搞得地方上头大，还有把多余钢材卖给苏联以后发现钢材不够了再买回来的操作。。。

所以后来主席的反反冒进才得到了多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