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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前期的民族政策初探
The Tentative Study on the Ethnic Polic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研 究 生 姓 名 : 彭白 雪
指 导 教 师: 马晓丽 教授
学 科 门 类: 法学( 民族学)
专 业 名 称: 中 国 少数民族史
节选:
第二章 入关初期的民族政策
(一) 圈地政策
(二) 汉人投充为奴
(三) 制定“逃人法”
(四) 剃发政策
第三章 康雍乾时期的民族政策
三 乾隆“崇满抑汉” 的民族政策
随着清王朝政权的不断稳固和满族统治者对满汉关系的不断调整以及“满汉一体” 的民族政策的不断实践和发展, 到乾隆统治时期, 满汉矛盾不断缓和, 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但引发满汉矛盾的种种因素仍然存在, 并且与乾隆时期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 人口膨胀、 物价上涨等问题交织在一起, 成为影响乾隆时期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就使这一时期的满汉矛盾虽然不及清初尖锐但更为复杂和隐蔽。
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 乾隆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损害了汉族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利益和底层汉族民众的生存利益, 加剧了汉族士人的不满和广大汉族民众的反清斗争。
(一) 八旗仕途开放
清朝统治者一直将八旗视作国家之根本, 并将其作为维护和加 强统治的重要支柱。 为确保满族的优势地位, 清朝实行具有民族特色的“官缺制度” , 即按照民族成份将各官职定为“缺” , 根据官员的身份和资格以“官” 补“缺” , 不得逾越定制, 这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官僚统治集团在清王朝中的政治地位。至乾隆时期, 清朝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官缺制度。 乾隆时期, 八旗人口不断膨胀, 其生计问题日益严峻, 为解决此问题, 乾隆在继承康、 雍两朝政策的基础上, 扩大旗人的入仕途径, 在官缺等方面给与特权。 八旗除了可以拥有满缺、蒙缺和汉军缺等官缺外, 发展到可以替补绿营和其他非八旗官缺。 八旗入仕允许挤占汉缺, 但汉人极少能担任满缺官职。 乾隆三年, 官员奏请设立“八旗公库” 、“广开登进之路, 凡近京省城府道州县副参游守等官, 俱宜参用满洲”[1] 。 乾隆帝怕大量补用满官的做法会加剧满汉矛盾和分歧, 影响统治的稳定, 对此奏请皆不准。 但迫于八旗生计压力和维护八旗的支柱地位, 乾隆帝还是逐步开放了八旗仕途。 实施了“定满洲外用先行考试” 、 “绿营有缺, 附近旗丁顶补” 、 “在京满洲、 蒙古官员均补用绿营” 等措施。 乾隆六年, 旗人的任职范围再次扩大, “满汉进士, 原属一体, 嗣后满洲进士, 亦著照依甲第名次, 选用知县”[2] 。
乾隆朝的这种选官用官制, 影响了汉官的仕途, 损害了汉族士大夫的政治利益, 必然会加深满汉臣工之间由于利益不均衡而产生的矛盾。 乾隆八年发生的杭世骏事件, 就是这一时期汉官不满的表现。 翰林杭世骏对乾隆“内满外汉” 的用人方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意见不可先设, 畛域不可太分。 满洲贤才虽多, 较之汉人仅十之三四”[3] 。 尽管杭世骏言论有不实之处, 但道出了大多数汉官的心声。
(二) 汉军出旗
由于康熙、 雍正朝在八旗生计问题上所行之策屡难奏效, 乾隆即位后, 做出了一项自认为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的办法, 即汉军出旗, 将空置出来的兵额交由满洲与蒙古八旗顶补。 八旗汉军源自汉人, 在战争中曾经是八旗的三大支柱之一, 但毕竟分属不同民族, 无论满族统治者如何宣扬“满汉一体” 和“满汉平等” , 当涉及其切身利益时, 内心仍有难以消解的民族歧视观念, 以牺牲部分汉军旗人的利益来缓解更亲近的满蒙旗人的生计问题。 大量出旗汉军被改补绿营,在遣散处就近补入, 不再享有旗兵的军饷, 其年老者闲散者则改入民籍。 继续留在旗内的汉军, 其地位和待遇也有所下降, 这样就使汉军变得无足轻重, 而朝廷就可以在不加军饷的情况下, 缓解八旗生计问题, 减少朝廷的财政和政治压力,同时又保证了满蒙八旗的特权优势地位。乾隆朝满汉矛盾呈现出融合中隐含矛盾的态势, 但满汉矛盾已不再是清朝社会的主要矛盾, 但乾隆皇帝固守“首崇满洲” 的观点, 视满洲为国家之根本, 将维护满洲特性, 抵制汉习上升到维护政权长治久安的政治高度, 高度警惕汉人,对汉人深怀猜忌、 防范之心。 为彻底消除其内心的“隐忧” , 通过滥兴文字狱、禁书、 修书等手段试图彻底消除汉人的反清思想和民族意识。
(三) 维护满洲独特性与禁止汉化
乾隆帝为维护满洲习俗禁止满人汉化, 实施了木兰秋狝、 东巡谒祖等措施和制度, 并将其奉为后世子孙必须恪守的“家法” , 并对满洲贵族粉饰浮夸、 玩物丧志, 陷入汉人科甲、 朋党陋习的倾向进行了整饬。 乾隆帝继承传统, 将“国语骑射” 视作国家之根本, 乾隆二十五年, 谕令: “满洲本性朴实, 不务虚名, 即欲通晓汉文, 不过于学习清语技艺之暇, 略为留心而已。 嗣后八旗满洲须以清语骑射为务, 如能学习精娴, 朕自加录用”[1] 。 在生活和交往上, 乾隆帝更是不遗余力的维护满洲特性, “旗人一耳带三钳者, 原系满洲旧风, 断不可改.....将带一钳之风, 立行禁止”[2] 。 对于满族知识分子与汉族名士的过密交往, 也是乾隆帝不愿意看到的, “降谕八旗满洲, 须以清语骑射为务, 不在学文。 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 行文往来者, 一经发觉, 绝不宽贷”[3] 。 在婚嫁上, 禁止满汉通婚,乾隆三十年, 下令: 禁止蒙古、 锡伯、 巴尔虎、 汉军包衣佐领之女与汉人通婚。乾隆五十七年规定, 满洲宗室不得与民人结亲, 不准嫁女于八旗之外的人, 违者治罪。 乾隆在位的几十年, 是清朝满汉文化融合的关键阶段, 正是由于乾隆在维护满族特性方面事无巨细的强调, 减缓了满汉融合的进程, 阻碍了满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四) 大兴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始于顺治朝, 渐于康熙、 烈于雍正, 到乾隆朝达到高潮。 在乾隆执政的六十年里, 有据可循的文字狱多达一百三十件, 残酷的文字狱加深了汉族士人对清王朝的不满情绪, 成为“盛世” 下隐藏的一大危机。 满族取代明朝, 以少数民族统治天下, 对汉族士人深怀猜忌之心, 见到“明” 、 “清” 字样, 就高度紧张, 总要反复揣测其中是否隐藏着反清情绪和心理。由此所造成的文字狱中,真正的反清者固然存在, 但更多的是使无辜者受害。 翰林胡中藻有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 , 因“清” 字前面加了“浊” , 就被认为时有意诋毁清朝, 因此被治罪。 徐述夔《鹤立鸡群》 诗中有“明朝(zhao) 期振翮, 一举去清都” 的诗句,本意是赞扬仙鹤在不久能够一飞冲天, 直飞天帝之都—清都, 却硬被清朝统治者解读为: 期望明朝振作起来, 一举摧毁清朝都城。 就是由于这样莫名其妙的解读使徐述夔被枭首。 这样的例子在乾隆朝文字狱中数不胜数, 使得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噤若寒蝉, 对清朝的不满情绪日益剧增。
乾隆后期, 统治者将文字狱进一步升级, 将文字狱与修书、 禁书相结合, 使文化专制达到顶峰。 乾隆帝想通过编纂《四库全书》 , 借搜集、 整理群书之名,审查各类官私文献, 从而发现和销毁有反清思想的著作。 《四库全书》 是乾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贡献。 但在编纂过程中, 寓禁于征, 不仅大规模销毁“违碍书籍” , 而且对于著述和收藏者大肆屠杀, 把文化建设扭向文化恐怖统治, 成为乾隆后期文字狱的基本内容。[1] 乾隆查缴禁书主要从乾隆二十二年彭家屏案开始。 彭家屏收藏明末野史众多, 这些书或为明末事, 或是记述南明弘光政权, 并不存在诋毁清朝的言辞。 虽然这些书籍大多被烧毁, 乾隆也并未查阅其内容, 只是凭空臆断其中必有诋毁之词, 甚至说彭家屏作了敌视清人的批注。 乾隆皇帝在没有物证的情况下, 重治彭家屏, 他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了, 这就是杀一儆百, 震慑汉族臣民。[2] 随着查缴禁书的深入开展, 四十四年之后, 这样的案件更是层出不穷。 乾隆三十九年查缴禁书达到高潮时, 乾隆帝暴漏了他寓禁书于征的目的:“明季末造, 野史甚多, 期间毁誉任意, 传闻异词, 必有地处本朝之语.......杜遏邪言, 以正人心而厚风俗”[3] 。 乾隆编纂《四库全书》 的目的并不是要对中国文化进行总结, 修书是手段, 禁书才是目的, 是为了将不利清朝的书籍销毁, 严防汉人知识分子, 力图消弭汉族文人的反清思想和情绪, 巩固满洲的统治地位。 但这样严苛的文字狱只能从表面上使汉族士人和知识分子服从, 其内心的反清情绪却日益蔓延, 成为乾隆朝满汉矛盾的一个隐性因素。
(五) 限制民人出洋与回籍
满族统治者对汉人深怀猜忌防范之心, 对汉人与任何外来势力的交往保持高度的警惕。 清初, 郑成功抗清势力活跃于东南沿海, 与清王朝展开了几十年的对抗, 对清朝造成了极大地威胁。 统治者为了阻止沿海汉人对郑成功势力的支持,削弱反清势力, 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 康熙时期, 清朝统一台湾, 在东南沿海的威胁基本消除, 康熙帝调整政策, 颁布“开海贸易” 的谕旨。 但为防范反清力量, 完全掌控沿海地区, 自开海贸易后, 清朝就对民人出洋贸易严格限制。 由于海洋贸易有利可图, 许多内地商民为获利, 留连于南洋而不归。 这一现象使康熙深感担忧, 唯恐这些民人与海外之人相互勾结, 又生事端, 这种担忧发展到康熙晚年, 最终禁止了南洋贸易。 康熙帝认为“汉人心不齐, 如满洲、 蒙古数十万人皆一心。 朕临御多年, 没以汉人为难治, 以其不能一心之故”[1] 。 康熙对汉人勾结外夷具有深深的恐惧, 于是断然禁止南洋贸易并严防居留南洋的汉人回籍。
康熙的思想对乾隆具有极大的影响, 乾隆帝看到了海外贸易对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 经过慎重考虑, 做出来开放南洋贸易的正确决策, 但他仍然继承了康熙对汉人的防范和猜忌, 对民人出洋进行严格限制, 同时对出洋民人的回籍大加限制, 以此来限制民人出洋。 乾隆帝实施了“限制出洋民人回籍以三年为限, 三年不归不许再回原籍” 政策, 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控制因开放南洋贸易可能对清王朝带来的种种威胁。 这样的严密防范滞留在南洋的商人不敢回籍, 也影响了欲出洋贸易之人, 使之加深了对清朝的怨恨和不满情绪。 乾隆时期, 满汉矛盾虽然已经大为缓和, 但在盛世下也隐藏着难以化解的民族对立情绪和反清心理。
尽管乾隆时期的满汉矛盾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但乾隆时期以抑制为主的民族政策和清朝少数民族政权的特殊性决定了满汉矛盾不可能在这一时期彻底消除, 它将长期存在。 这一时期的满汉矛盾不仅包括由于满族的压迫政策引起的对抗性矛盾, 还包括由于满汉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非对抗性矛盾。 尽管这一时期满汉文化呈不断融合之势, 但由于乾隆维护” 国语骑射禁止满人“汉化” 并强迫汉人“满化” , 使这一时期的非对抗性矛盾也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 乾隆的抑制政策引起了广大民众的不满, 乾隆三十九年爆发了山东王伦起义, 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也揭开了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序幕。
第四章 清朝前期民族政策的影响
一 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增强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二 民族政策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民族矛盾
尽管清朝历代统治者宣扬“满汉一体” , 但在实施具体的政策上仍以满洲为根本, 在官员任用、 科举、 法律等方面明显的表现出民族间的不平等, 为防止汉族士大夫的逆反心理对政权的威胁, 大兴文字狱, 显示出强烈的民族压迫性。
清初为实现对广大汉族民众的统治, 错误的实施了“五大弊政” , 包括剃发、 易服、圈地、 投充、 逃人等。 实施剃发政策, 严重伤害了汉族民族的情感和利益, 由此引发了强烈的反抗情绪, “在苏北、 安徽、 湖南、 山东等地相继发生了反清斗争,其中, 以江阴、 嘉定等江南地区的反抗最为激烈”[1] , 剃发易服政策一直实行到清朝统治结束, 对汉族人民的压迫也伴随始终。 由于满汉矛盾的加剧, 社会动荡,统治者才不得不对圈地、 投充、 和逃人政策做出些许调整, 直至康熙朝才逐渐停止实行。 清初的五大弊政, 其核心是维护满族统治阶级的利益, 极大地伤害了民族感情, 损害了汉族民族的切身利益, 恶化了民族关系, 而这主要是由满族统治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造成的。
为防止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威胁清王朝的统治, 统治者往往对边疆少数民族采取了封禁、 隔离和分而治之的措施。 例如, 清政府严禁蒙汉民族之间通婚, 并不准内地汉民到蒙古地区贸易耕种, 蒙古人不得学习汉族文化等, 违抗者给予严惩。 在新疆回部地区, 清廷实施汉回城并立政策, 将此作为隔离汉族和维吾尔族的手段。 甚至这样的隔离和封禁政策还在同一民族内部发生, 如在蒙古地区的盟旗制中, 规定各盟旗之间设置卡伦, 彼此之间不得越界, 众建以分其势,以防止各盟旗的联合造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清代朝前期实施的具有压迫性的民族政策, 其直接后果是加剧了民族间的矛盾, 激起了各个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情绪。 清朝中后期的民族政策大多是对前期政策的沿袭, 随着时间的推移, 民族政策的压迫性本质也逐渐显露, 这成为了各被压迫民族起义抗争的重要根源, 也成为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 清朝统治者也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 但由于其阶级和民族的局限性,
所实施的民族政策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压迫和歧视性, 民族政策不能消除各民族间的民族矛盾, 民族问题将伴随整个清代。
最后加个小感想,历史科班对于满清的民族矛盾也没避讳,河里不少人倒是畏之如虎。。。恨不得只提阶级,不提民族。。。连文字狱是阶级压迫不是民族压迫这样的“神论”都能搬出来,还历朝历代都有。。。真是让人捧腹大笑。。。
不是唯物主义吗?满清的满汉矛盾贯穿整个清朝,怎么就不能提了???
有啥要藏着掖着的。就因为政治正确?都2020了,还得从古代王朝找合法性,这也太没自信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