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都是无产阶级打工仔，干IT的和拉洋车的没啥区别 -- 怒发冲冠凭栏处

另一个说法是，1977年9月邓小平来广东听汇报时说的两句话，是“打了两个哑谜”。这都是胡说的。

……

从1974年开始，边境上一直在那里拼命往外跑，天天在跑，一直到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广东省《特区工作条例》。建立经济特区的消息一公布，就不跑了，大家的心都安定下来了。真的很奇怪，连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看，邓小平1977年就说了，到1980年还在跑，怎么能说邓小平有什么办法呢？有办法他早就用出来了。

1982年最困难的时候，小平来到这里过年，仲夷找他汇报，他说：“不听汇报，就是休息。”1982年小平来这里为什么不让汇报，也不说话？因为中央开了两省会议，陈云同志发表了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谈话。

我对谷牧同志是非常尊敬的，要说中国办特区，他是第一功臣。

一直过了5年，到1984年小平同志才来。

小平在外面散步回来，一看到张荣在这里，问：“你怎么还在这里？怎么没回去？”邓榕给他说：“人家是专门赶来的，要请你来题个字，给他们写一个吧？”就题了。深圳的人拟了一些稿子，我一看不行，后来稿是我写的，我这个稿说：“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办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小平稍微改了一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把“中央”改成“我们”，在他来说是对的。这算是一次成功的攻关。

中央各部委，各省的干部子女都来到深圳。我说是藏龙卧虎之地，但他们到深圳不敢乱说话。我在那里，每天来找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有老朋友的孩子，不熟悉的也有。来了就说：“叔叔，我爸爸让我来向您问个好。”我想，你爸爸是谁呀？“叔叔我要买东西，没有港币，你帮我凑点港币？”都是这样的。

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成立中纪委；增选、增补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

2、为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

3、为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平反；

4、肯定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5、讨论和原则同意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

6、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百分之五十，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在1979年和1980年降低10%-15%，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

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的管理，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能够做到的。因此，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在于剥削阶级是否存在，在于劳动人民是否当家做主，在于为什么样的生产目的服务，在于能否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还在于商品关系的范围不同。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你到广东后，最早是哪一年见到小平同志，他对你的工作是怎样评价的？

任：我到广东不久，1982年初，小平同志来广东，他预先就打了招呼，他这次来广东是来休息的，不听汇报，不谈工作。我独自一个人去看望他，并趁此机会向他汇报了工作，时间约有一个半小时之久。小平虽说不听汇报，不谈工作，但他还是很高兴、很耐心，而且很仔细地听了我的汇报。

我实事求是地向他汇报了我来广东后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的情况。我说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效果很好，取得了不少成绩，也谈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他只是听我讲，很少说话，但在我汇报过程中，他也简单明确地讲了他的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说明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他不说“上面认为好”而是说“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这是对我们省委最大的信任和支持。

关：你主政广东期间，遇到过什么大的困难？你又是怎样面对的？

任：我来广东遇到的第一难题是在198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这自然就涉及到改革开放，涉及到广东办特区的问题。

会议期间，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讲了一封4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我听了以后感到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药方下得不对。什么叫“缓改革”？我认为正是由于过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经济上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抑需求”？社会的需求、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积极地去解决，逐步地去满足，特别在当时情况下，不应当再强调抑制群众的需求。对绝大多数群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对他们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调整是必要的，但“舍发展”就不对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就是希望广东先走一步，发展得快一点。如果按照“12字方针”办，特别是要“缓改革”、“舍发展”，广东怎么能先行一步呢？我认为至少在广东，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坚持，发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发展，一切都谈不上。这也是与小平同志的指示相违背的，与中央原来给广东的指示精神相违背的。

我回广东后，只是在调整上作了“文章”。就是把发展与调整统一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调整的目的，仍是为了发展，为了发展得更快一些。当时经济调整，广东遇到的困难是比较大的，但由于省委政策对头，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支持，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广东和特区的经济那几年获得高速增长，真正在全国“先行一步”，实现了小平同志和中央对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要求。

1978年，黄江南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破格录取。黄江南的同班同学有朱嘉明、陈佳贵等，一共19人，大多在入学前都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社会研究能力。

这批既关心国家命运又具备专业知识的学子汇聚一堂，志同道合，相见恨晚。黄江南、朱嘉明以及李银河等十来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私密派对”，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当时研究生院还寄居在北京师范大学，他们常骑车到香山，将讨论与郊游结合到一起

这些讨论原本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进行，后来黄江南认识了翁永曦，翁永曦原本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一个村子当大队书记，1979年，经北京高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重新分配回到北京，在《农民日报》当记者。翁永曦交友广泛，黄江南希望他把一帮朋友也带到这个圈子里来，他们约了一个时间，在农民日报社开了一个“青年经济问题讨论会”。没有请帖，没有固定参加者。那一天，他们三五十人挤了满满一屋子，交流氛围非常热烈，趣味相投，意犹未尽，于是相约再组织第二次。第二次聚会也是一个星期天。他们借用了一个临建板房教室。这一次与会者大概有上百人，很多人慕名而来。第三次讨论会的时候，研究生院已经无法容纳那么多人了。有人自告奋勇借来了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最后礼堂都挤满了，连走廊上都是人，这次人数达到上千人，至此讨论会名声远扬。之后，由讨论会聚集到一起的年轻人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他们在民间纵论改革利弊，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中国社科院的学生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后来，国家收编这些“游击队”，国家体改委从发展组和其他一些半官方及民间研究组织中选了一些人组成团队，这正是体改所的缘起。

1979年，全国又提出建设10个“大庆”、30个“大化肥”，以及多少個“大钢厂”，又是一片要“大干快上、大跃进”的局面。那时黄江南已经发现了计划经济必然不断经历“平衡——危机——再平衡”的发展规律。在一次聚会讨论中，他表示，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不是要“大跃进”，而是到了要采取危机对策的时候。

李银河听完黄江南的分析非常着急，她说：“你的观点非常重要，避免国民经济危机是件大事，一定要让领导层知道，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岐山。”李银河认识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林春，林春认识王岐山。

王岐山当时在中国社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他跟黄江南一谈就理解了他们的想法，马上表示赞同。于是，黄江南和翁永曦、朱嘉明，再加上王岐山，这四个人成了一个小小联合体。“经常在一起聚会，有时候在王岐山那儿，有时在我这儿，我这里的办公室大。”翁永曦回忆。

王岐山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他们在北京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一份报告。他们预测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

当时国家计委每年国民经济预测增长的数据都是6%至8%，四个人在报告中的预测却是1980年农业将出现零增长，轻工业会出现负增长，重工业负增长幅度会更大一些。

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姚依林看到这份报告后，觉得很重要，又转给了陈云。陈云在报告上批示说：“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其实，翁永曦不是学农业的，只不过在《农民日报》工作。

这份报告直达最高层，中央领导人看了后把黄江南一行找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起讨论是否会出现经济衰退及应采取的对策。这就是1979年底第一次“老青对话”，除了高级领导人，参加会议的都是些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有姚依林、薛暮桥、马洪等。

黄江南负责报告的理论部分。向中央领导汇报时，黄江南将他们近年来研究讨论达成共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发展的规律，进行了大胆的阐述，并直言当前已经进入了继三年自然灾害那场经济危机后第二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关口。

翁永曦负责做最后总结。他用了八个短语：“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提出以调整为中心、休养生息的危机对策。

陈云将“舍发展”的“舍”改为“节”，后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中正式引用。这个对话开创了很多个“第一次”。次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出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警告，这是国家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

那次向中央领导汇报后，王岐山、翁永曦、朱嘉明和黄江南继续在一起搞研究、写报告，关于生态的、农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谁有些什么想法，就拿出来一块儿讨论，讨论完之后，他们一起动手写文章，在报刊上联名发表，比如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对我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若干看法》。因为他们总是一起署名，一开始大家叫他们“四签名”，后来不知道谁改叫“四君子”，这个称呼就流传开来了。

关：你主政广东工作期间，有过失误吗？小平同志批评过吗？

任：人哪能没失误，1982年我还差点过不了关。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当时全省各地，尤其是深圳特区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求富”心切啊！有些人就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更多的人是不了解党的政策，走私贩私。个别沿海地方，甚至出现了渔民不打渔，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峰似的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现象。省委、省政府对走私贩私的问题是有所警惕的，也采取了一些措施。1980年，省委、省政府就发出指示，要求坚决打击走私贩私活动。1981年又组织了两次全省性打击走私贩私的行动高潮，遏制了大规模走私贩私浪潮。但是由于省委向中央汇报不够及时，中央对广东大规模开展反走私斗争的情况也不够了解。加之反走私经验不足，防范措施跟不上，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

1981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中纪委一份内参上披露广东一些干部利用开放之机，进行走私贩私和倒买倒卖的问题时，给予了高度关注。1982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活动，整顿党风。

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问题。会议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印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写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非常耐人寻味。

我和刘田夫代表广东向中央书记处作汇报。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同时，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

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明确表示，中央给广东的政策不会变，但是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对广东对外开放出现的一些问题，中纪委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我不同意这一看法：不能笼统这样讲，见怪不怪不对，少见多怪也不对，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

又有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放羊”了，对下面管理不严，放任自流。我和田夫对此表示不同看法，认为不存在“放羊”问题，刘田夫同志说：省委是有威信的，县委还是听省委的。

我和田夫在会上还提出：应当划清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同正确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界限；在处理罪责时，应划清个人贪污与非个人贪污的界限。基层干部出现工作失误，与省的政策有关的，应由省委、省政府承担责任。

胡耀邦、胡乔木、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中央领导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要求广东、福建两省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经济。会上有的同志把广东的问题讲得很尖锐，但都是出于好意，都是为了把广东的工作切实做好。但有的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在表达的言词上，难免有某些不宜对下和对外传达的话，譬如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3个月就得垮台。”有的甚至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等。

该如何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呢？会后我找了胡耀邦，我对胡耀邦同志说：“这次会议，没有一个传达提纲，我觉得同志们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都很重要，但回去往下传达时不可能讲这么多，特别是有些话不宜往下传达。譬如：『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现在，就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让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耀邦同志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两省座谈会结束，我回广州没几天，胡耀邦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将两省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我明白主要是说我）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还很不放心，还是请你来北京一趟。因此，还要我再度进京。我提出请田夫同志一起去，耀邦同意了。

第二天，我和田夫同志再度赴京。当晚8时许，耀邦等领导接见了我们，一直谈话到深夜。

耀邦等中央领导先向我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接着，耀邦向我询问了许多具体问题。我一一作了解释。

还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也讲了话。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的工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头了。要我对下面严加管理。当然，两个多钟头，谈话的内容还有很多。

最后，耀邦对我说：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我说：当然可以，我到广东工作才一年多，时间虽短，缺点还是有的，我毫不犹豫地同意向中央写自我检讨。

第二天，我先将检查征求了刘田夫同志的意见，然后送给耀邦。他看了两遍，说可以了。

关：你检查了什么？是真心的还是违心的？

任：这份检查，应当说是真心的，但也有违心的地方。在管的方面，我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实事求是讲，广东还有很多该活的没有活起来。

这是我自参加革命以来，向中央写的唯一的一次自我检查。我和田夫这次进京，后来被一些知情者称之为“二进宫”。

关：就这样过关了？小平同志是什么态度？

任：我认为小平同志是知道这些事情的，因为就在两省座谈会前几天他还在广州过春节，那时候，中央已发出了《紧急通知》，中纪委的内参估计他都看了，我又向他汇报了工作，所以他才对我说：“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如果没有他的理解和支持，耀邦等同志也帮不了我。

当时，广东在全国形象确实不怎么好，内参、传媒经常登广东不好的东西。我听说上海的干部到广东出差，不许一个人上街；广东的采购员出去，受监视、受审查；下火车，叫广东人站一边，其他人先出站，广东人个个搜身，怀疑走私；电视电影也丑化广东人，骗子坏人都说广东普通话。

两省会议后，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专门来广东住了半个多月，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过后不久，王震来广东，一下飞机就告诉我，章蕴的报告，小平同志批给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传阅了。章蕴同志的这个报告对广东和我个人的工作基本是肯定的。

1983年，我陪同胡耀邦去海南岛，有一天晚上，耀邦同志问我：“你知道小平同志为什么把章蕴给中央写的报告批给中央常委阅吗？”我对此事本来有个想法，我估计他是为了支持广东的工作，同时也是对我的支持，但为了听一听耀邦怎样讲这个问题，我就说了一句“不清楚，反正对于广东工作有利”。但我讲了之后，耀邦却没有再讲什么话。事实上，自从小平同志批了章蕴的报告之后，我感觉压力减轻了许多。后来，我还听习仲勋同志对我说，小平同志在常委听取书记处汇报两省座谈会情况的会议上一言不发。 （来源南风窗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