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写个华西村的事情啊，有河友对我说华西村不以为然 -- 真历啊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政治漩涡中几经沉浮的吴仁宝已经比很多同时代人要成熟得多。中央推行分田承包政策，吴仁宝并没有立即采纳，而是到河北、河南多地考察，回来后，只甩了一句话：“领会中央政策，闷声发大财。”

在主旋律的共鸣中奏出独唱调并非易事，压力之大，恐怕只有吴仁宝自己知道，为了给自己寻找政策的合法性，吴仁宝从中央政策中愣是找出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这样一句话为自己辩护。

全国搞联产承包，他则坚持集体所有制，土地交给种田能手，全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中央讲‘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华西人多地少，宜统!”吴仁宝在一次村支部会上对支部委员说明他坚持“不分”的理由时说，“我们要吃透两头，实事求是”，“凡是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可行的，都应加以坚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我的体会是，中央允许搞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度，就是不是一种责任制，不搞一刀切，就是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办一切事情，都不能有私心杂念，我个人不是为了要当先进才工作。我个人确定一个原则，为人民服务，什么叫为人民服务？要让人民富起来，能够幸福，这是我的指导思想。如果你是为了要当先进，你一定会去跟风，比如说我们华西，当时分田到户是先进，我们没有分，人家就批评我了，说吴仁宝不行，思想老了。分田到户时间不久，又要向种田大户集中了，有种田大户的是先进了，我们华西没有种田大户，不先进。再过一段时间，又要一村一品了，人家说一村一品，我们华西有五六百个品，也不先进。如果我为了评先进而去跟进，那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华西。我经常讲三句话，骂我不生气，夸奖不足惜，挫折不泄气。因为我是一名党员，要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争口气，所以我要干到生命不息，服务不止。

对吴仁宝来说，压力相当大的是1980年，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华西村怎么办？在那些大锅饭严重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地方，分田到户是非常必要的，而华西每人只有半亩地，集体经济已十分壮大，为什么也要分呢？吴仁宝不知多吸了多少香烟，说出的话掷地有声：“人家分田是实事求是，我们不分同样是实事求是！”华西提出两句话：集体重工抓粮，个体修补种养经商。把全村800亩粮田由30名种田能手承包，绝大多数劳力转移到工业上，副业上通过专业承包，形成了千头猪、千头羊、万只禽的养殖规模，田里青青苗，坡上牛羊跑，院内鸡鸭叫，水中鱼儿跳，农副工全面兴旺。

1980年前后，华西村虽然已是远近闻名的先进村，但全村的经济总量也就是“千万元村”。但吴仁宝思想解放，在全国性的分田到户大承包时，他吴仁宝别具一格，做了3件很经典的事：

　　一是他带着华西村的主要干部和村民代表，不远千里，到了山西的大寨大队。他们向陈永贵墓庄严地鞠了3个躬，同时向郭凤莲送去了几个合作支援项目。吴仁宝曾多次对人说：在当代中国农民中，他最佩服陈永贵，并称陈有思想、有观点、有本事，是硬干出来的。

上世纪70年代末，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各地推开。面对全国性的农村改革形势，以集体经济壮大起来的华西村的路怎么走，吴仁宝必须回答。

　　“当然分有分的好处。可分与不分仅仅是个形式。中央政策的意图很清楚，分田到户为主要改革内容的承包责任制，其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富裕起来。这说明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并不重要，根本的一条，就是看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们能不能过上富裕日子。我们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当好了，农民们都开始过好日子了，为什么一定要分呢？华西村现在的头等任务是要更大力度地解放生产力，让大伙儿的生活更加富裕、全面富裕！这也是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

在吴仁宝的坚持下，华西村没有分田，成为了“异类”，甚至被人批评为“思想僵化”、“极左”。

但在全国推广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吴仁宝做出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决定：华西不搞“分田到户”。当时，对于“分田到户”，村民也有愿望，吴仁宝挨家挨户做工作，最终说服大家集中力量办大事。

　　解说：从1972年开始，华西村因为连续六年粮食亩产超吨粮而成为名震全国的农业先进典型。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中央调整了农村政策，全国掀起了分田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但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吴仁宝却坚持将全村的600多亩良田集体承包给村中30名种田能手，而将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到正在蓬勃兴起的苏南乡镇企业发展中。

　　吴仁宝：我说我不是不分田到户，我听中央的，中央讲的是宜统就统，宜分则分，我宜统就听中央的，他们就来批评我了，你为什么不分田，反过来这个时间也不长，又来了个什么呢，又来了一个种田大户集中，他把分田到户给忘掉了，要种田他就集中了，要与时俱进了。

　　记者：村里没有反对意见吗？[24]

　　吴仁宝：没有，我们村民也不要分，这是实话。

　　记者：为什么？

　　吴仁宝：我们这个集体非常好，好了为什么要去分呢，因为人家搞不好，去分了，我搞得很好，我的产量也很高，我的副业也很高，好了不好去分。

　　记者：您怎么判断呢？

　　吴仁宝：我们还听中央的，中央有两个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坚持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坚持支持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我现在公私双富有，社会上有少数人，一时怕私有，一时怕公有，他怕私有的时候，把私有说得什么都不好，把公有制锦上添花，讲得好得不得了，他一会儿过来又不行了，把公有制说得很不好，把私有制说得好，这个人讲得谁也搞不清楚。

　　记者：但是可能很多村长、村支部书记都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我听话哪怕我的经济搞得差一点，我的位置坐得长，但是把你撤掉，那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吗？

　　吴仁宝：对，但是一条，但是我呢，预计不会撤掉我。

　　记者：你怎么说不会撤掉你呢？

　　吴仁宝：有两点，一，不要得罪领导，领导不要去得罪他的，第二，你自己不要自私，不要出格就行。

　　记者：那怎么能不自私？[

　　吴仁宝：如果你嘴上讲为人民服务，实际是自己为了自己，要想捞，那这个人就没有办法了。

　　记者：怎么能不得罪领导，我要你做你不做，就得罪了。

　　吴仁宝：对上级不要去冲撞他，这是应该的，这是我的观念，但上面讲的你不要完全去听他，他讲的比如说我现在没有条件去做，你不要去做，这是避开了，避开了风,最后没有风险，风险风险是要避风才能去防止陷，风避不开，最后险来了。

吴仁宝访谈

　　记者：我们从70年代就听到这样的口号学华西，怎么没有出现第二个华西村？[

　　吴仁宝：这个来说不好怪我们的，因为他们为什么只能先进一时，不能经常先进下去，这部是我们的责任，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为什么只能先进一时，关键三点，一点，对这个村来说，有的书记可能有的一段先进了，他经不起考验，认为不得了了，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第二点，先进了，不是这个村的事情，上面关心了，要让它更先进，领导去做主了，你怎么搞怎么搞，最后可能也会出问题。第三，先进了可能有压力了，人家给他告状了，那么这个书记就吓掉了，也有的，只要你这个书记过得硬继续为人民服务下去，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理直气壮，我吴仁宝告状的人很多，我要谢谢告状的人，如果没有人告我的状，那吴仁宝没有这么出名，我告状告到中央两次了，有中央、有省里，一个一个到我们华西来调查，最后反而吴仁宝出名了，所以我要谢谢告状的人，没有告状的人，他们就不来检查我，要经得起组织的检验，要经得起群众的检验，最后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1972年，土地改造后的华西大队达到粮食亩产破1吨，提前7年完成15年规划，一时风光无两，成为与“北大寨”齐名的“南华西”。

70年代初期，吴仁宝又逆潮流办起了1961年就相继解散的农村公社大食堂。不同的是，华西的食堂是“农忙食堂”，原来当时每到农忙季节，农活紧张，不少农户做完农活还要做饭，经常忙得精疲力竭，于是吴仁宝主张统一办食堂，三餐由食堂负责，合理搭配饮食，既兼顾村民营养，还可以保证社员每天午饭后休息两个小时。另外，下午劳动时间长，大麦茶、馒头也由食堂直接送到田头，保证生产效率。

1978年，华西村已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3年的口粮，即使在当时工业增长率全国领先的江苏南部，这也是首屈一指的，毕竟当年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不过数亿元。

1979年，华西塑料纺织厂建厂第一年，就创下产值119万元，获利38万元。

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著名的75号文件，俗称“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推行开来。吴仁宝带着全村开会讨论后，再次“逆潮流而动”，不但没有分田到户，还将全村500多亩粮田统一承包给了30名种田能手，其余95%的劳动力全部投入二三产业。

吴仁宝没有在华西村实行“分田到户”，却从“分田到户”中发现了商机。1982年，通过在北方众多农村的考察，吴仁宝认为，集体经营时，打药治虫，一般由专业队承担，一个生产队有十几架喷雾器就够了，分田到户后，农民很快就要富起来，各家各户都要打药治虫，肯定需要置办农机农具。于是，当年年底，华西村用3个月时间，快速上马，建成投产了一座药械厂，专门生产工农-16型背负手摇塑料喷雾器。1983～1984年，华西村每年生产喷雾器50多万架，每架净利润4元，两年共赚400多万元。无论是塑料纺织厂，还是药械厂，都是当时80年代早期标准的乡镇企业产品，门槛低，产品体量小，市场波动极大，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快速抢滩，高效执行，为华西村完成了足够的初始积累。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全国乡镇企业发展被推向高潮，而此时，华西村已经开始准备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了。1985年，在全村总产值不足2000万元的情况下，吴仁宝带领80位承包任务的村民，到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前宣誓，随后签下保证书，保证三年内全村总产值过亿，不达到目标，相关人员财产充公。

哈哈！！！

六七十年代，吴仁宝初尝典型之味，在"顶"的年月里悟出"明顶"和"暗顶"之别。"于是一边争当学大寨的典型，一边在暗中办起了小五金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者胡福明总结道："因此也赚了不少钱，首先富了起来。"（神奇的表达方式！！！！！）

1982年底是胡福明第一次见到吴仁宝。此时的华西村已经盖了不少新房子，"有条很长的走廊，蓬蓬勃勃的，很兴旺。我也赞成乡镇企业。当时的无锡是全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我们谈论起来一见如故。"吴仁宝告诉胡福明："老百姓现在都有饭吃，有钱赚。有人说我们向钱看，我们是勤劳致富，三中全会不是号召我们要勤劳致富吗？"吴仁宝的自信给胡福明留下深刻的记忆。

　　此后，胡福明每隔一两个月便会到华西。

　　"有一次他问我：全国都在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想从实际出发，劳动力都在工业上，老农民去专门搞农业，分配也是统一分配。种田的和进工厂的一样，工厂加大了对农业的投资。"此时村里种地的人已寥寥，少数几人操持农业，大多数人都暗中转投了村里的工业。"这个时候分地，都没什么人愿意去种田了。"

　　"开了很多次会，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没有人反对他。"吴仁宝表弟朱善达表示，即便当时他同意分田到户，"我们当着面也不敢说什么，心里应该是反对的。""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这一个政策如今每一天都会出现在吴仁宝对游客的演讲中，以证明他当时没有分田的科学。

（厉害的春秋笔法！！！！）

人物周刊：从分田到户到企业转制，一直到现在，你一直坚持不分田、不转制，而外面的世界却在分、在转，这过程中您就没有动摇过吗？或者有没有人在村里跟你提反对意见？

　　吴仁宝：有个专家叫胡福明，叫我一定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但是转制了一段时间后，他和我说：仁宝，坚持不住了。我跟他说：这个坚持是靠谁坚持的？不是谁叫我坚持就坚持的，哪个叫我不要坚持就不坚持了。我还是走我的路。我现在和他开玩笑，你们这群知识分子就这个毛病，开始跟我说一定要坚持，后来跟我说看样子坚持不住了。

人物周刊：华西一直以来是个争议。有人说华西"只见集体，不见个人；只有家长意愿，没有个人的理想"，这你怎么反驳？

　　吴仁宝：说这样话的人，还是传统的老观念。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老百姓很听话，为什么很听话他没有调查，只知道华西的人不自由。为什么？因为吴仁宝搞家长制。实际并不是这样子，"无规矩不成方圆"，华西以前有村规，现在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华西就两句话，叫"实事求是，依法办事"。但是，有些本身不懂法律、甚至违法的人，他就想不通了：华西为什么会这样呢，肯定是家长制，管理严格。靠家长制是不行的，如果靠家长制，那就变成一家之主了。结果大家都要反对的，是不行的。家长制，把"长"拿掉，靠制度来管人，不是靠"长"来管人。所以我们说靠制度管人，不是靠人管人。家事长辈管小辈，制度不一样。华西创造了"三制"：体制、机制和班制，这是有华西特色的。

　　人物周刊：华西的荣誉和华西的利益一起放在天平上，您怎么来平衡这两者？

　　吴仁宝：所谓荣誉，我是不考虑荣誉的。你如果要去考虑荣誉，这个单位就搞不起来，因为这样思想上就有负担了，所以我只考虑一条，按照中央的政策，在我这里用好，把老百姓富起来。内部建设好，荣誉就送上门了。如果为了荣誉，弄得不好就搞虚假了。不符合实际的虚假，最后这个荣誉也成了昙花一现。所以我一直讲，我自己不要当先进的。如果我要当先进就一定会跟风，我不跟就不先进，但那是一时先进，所以有时看看华西比较先进，有时看看华西不太先进。有时看看华西，人家还有怀疑，比如改革开放后，分田到户是先进，我不分就是不先进；后来种田大户是先进，我们没有种田大户啊就不先进；再过一段时间，要搞新的三集中，我们是老的集中又不先进。我想来想去就要笑，他们比我辛苦，他们为了两亩地，你看多辛苦，我这个地一点都不辛苦。我还是按照中央的说法"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听中央的。我也讲过了，宜统不统就不科学，宜分不分也不科学。但是中央不会考虑这么多，他认为分田到户就是先进，你不分是因为你年纪大僵化。还有转制，我华西不转，也不先进了。中央想抓大放小，我华西就抓大扶小。现在温家宝还说要抓大扶小了。

人物周刊：为什么全国只有这么一个华西村？

　　吴仁宝：全国不能说只有这么一个华西，也有比华西好的，但是它的时间不长。经常有超过华西的，主要是他们看到自己好得不得了，这样就了不得了，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华西要么不说，说就要留有余地，说了要做到，这样就能保持积极性，如果说的多，做的少，对老百姓不诚心。只说不做更不行，要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

　　所以干部和百姓要一条心，干部要自己的名利，就不考虑老百姓的福利，最后就脱离了群众，不能持久，只能一时。以后也会有超过华西的，但是华西不是呆在这里等它超。我是希望中国有更多的村超过华西，也是对国家的贡献。

人物周刊：您说您有很多缺点，一直在纠正缺点，那您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吴仁宝：我本身最大的缺点，是对干部的要求也有脱离实际。因为有些干部，水平如此，但是我给他的职务偏高了点，他达到这个职务的要求不够，所以我经常要批评他们，这是我的缺点。

　　人物周刊：您本人只接受了两三年的私塾教育，但是这么长的历史里，对您教育最大的是什么时候？

　　吴仁宝：对我教育最大的是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50年代是听，上面说的只要我们听。上面浮夸风我也听了，浮夸风的时候我也是积极分子，我也报过一亩地收3700斤粮食，旁边的一个乡说，他收一万斤，我就说你一万斤是假的，我不相信，实际我自己3700斤也是假的。自己假了还说人家假。后来毛主席召开七千人大会，到那时我才坚决纠正浮夸风。

　　60年代我是顶。60年代又有领导来叫我怎么搞、怎么搞，我说我不听了，领导不满意，说吴仁宝是骄傲自满，目中无人，独立王国。我说怎么搞的，后来想想不对，明着顶是要吃亏的，我就想暗着顶。从此以后，不管哪个领导来指导什么，我都当面答应：谢谢领导关心。领导走了以后，不符合华西实际的绝不执行。

　　70年代是拼，拼命大干社会主义，以粮为纲，旱田改水田，两熟改三熟。农民搞得辛辛苦苦还只是温饱。所以我的缺点主要在这30年，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真正工作60年以后，以前的力气花得大，人还辛苦，但效果不好，现在没有原来苦，但是大家好了。

26年前，在他担任江阴县委书记第5年，把全县工农业带上中国百强县第二名后，却因为他所倡导的“打起背包下基层”的做法让一些人不舒服，使得他在中共江阴县第5届代表大会上以3票之差落选。他淡然一笑，回到华西，率领全村人民开始了新的奋战。

21年前，当社会上出现对社会主义的种种怀疑与模糊思潮时，他带领华西村100多名党员干部奔赴南京雨花台，在革命先烈纪念碑前举手宣誓：“生命不息，冲锋不止，苦战3年，目标1亿！”

这就是吴仁宝，什么力量也不能阻止他带领华西农民前进的脚步。

1992年3月1日，是吴仁宝久旱逢甘露的日子，这一天，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见诸报端，他欣喜若狂，当天夜里2点急召全村党员干部开会：“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马上就要到来，我们要紧紧抓住机会！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借钱吃足’！”

1972年，华西村粮食亩产超过一吨，成为当年的“农业学大寨”样板村。吴仁宝“一战成名”，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发展农业也就是填饱肚子，老百姓手里没钱。”早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吴仁宝就开始寻找致富之道。随着改革开放到来，工业兴村的路径选择终于正大光明地浮出水面。

1974年2月-1975年4 任江阴县委副书记、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

1975年4月-1981年5月任 江阴县委书记、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

1981年5月-1987年4月 任江阴县（市）人大副主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

1981年，吴仁宝的江阴县委书记职务被免，拟调任苏州地委农工部副部长，53岁的吴仁宝感谢组织的关怀，但自愿放弃，义无反顾回华西干老本行，即使是在当时，这也绝对是干部能上能下的范例!

1983年，华西大队恢复为华西村，吴仁宝继续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吴仁宝是党的十大、十一大、十七大代表，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十大扶贫状元等称号 [8] 。

1981年，吴仁宝的江阴县委书记职务被免，拟调任苏州地委农工部副部长，53岁的吴仁宝感谢组织的关怀，但自愿放弃，义无反顾回华西干老本行，即使是在当时，这也绝对是干部能上能下的范例！

富盛镇上旺村，曾经被誉为‘江南大寨’。现为红色旅游基地。

‘四周环山一条溪，荒山秃林无田地。十户人家九户穷，挑脚抬轿做长工。’曾是上旺村的写照。五十年代村支书王金友带领村民八把锄头创大业，治理穷山恶水，改溪造田，开荒种茶，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成为农业学大寨的典型。

“我们是曾经一起下乡过的知青。”近日，在上旺精神陈列馆里，记者遇到了前来参观的游客张娟娟，她穿着红色格子衬衫，看起来十分精神。她主动向记者介绍起与自己同行的几位老朋友。

“怀念啊，过去那些下乡的日子。”看着展示区内的老物件，张娟娟感叹道，“很有感触，上旺为我们这一辈人‘保留’下了那段艰苦奋斗的珍贵时光。”

1958年，是上旺“蜕变”的重要节点。

这一年，为了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上旺人在党支部书记王金友的带领下，开始辟荒山，种茶树，建水库，改造自然。“

整整五年时间，上旺人用锄头征服了11座山头，把原来岩石裸露、乱石成堆的荒野变成了一片片绿色茶园。

从那时起，集体积累和社员个人收入都有了大幅增长，老百姓的生活开始有了变化。”王慧芬说。

”这里有当年全省新农村建设样板房——十三排，有上山下乡知青的生活原地——知青旧屋，也有留下了86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足迹的上旺接待站……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世外桃源岩里、老鹰嘴、九级岭水库等秀美风光，游客慕名而来，我们大有文章可做。”韩银根说。

六十年代，在他们的村支书王金友的带领下，干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将自己的家乡建设得独树一帜。我是从小时候听着上旺长大的。前几年，也去过一次，上旺变得有点破旧了。今天，有机会带妈妈又去了一次，发现有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村里的广场周围，多了许多宣传的标志，成立了纪念馆。

在上旺游客服务中心，记者遇到了韩跃进。出生于1958年的他，是上旺当年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王金友是我的姑父。‘上旺’原先叫‘上王’，改三横王为日字旁旺，寓意着上旺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照耀下，越来越兴旺。”韩跃进曾是富盛镇小的一名数学老师，2018年退休后，他选择回到村里，帮忙做一些文字整理的工作。上旺精神陈列馆的讲解词，就是他写的。

韩跃进曾是富盛镇小的一名数学老师，2018年退休后，他选择回到村里，帮忙做一些文字整理的工作。上旺精神陈列馆的讲解词，就是他写的。

在他看来，上旺精神不仅仅是一种时代的符号，更是一个无声的宣言，是上旺人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但有一种东西它永远不会变，那就是信仰的力量。

在游客有需要的时候，韩跃进还会肩负起上党课的任务。而他上的党课，题目就是《传承“上旺精神”》。

　一种情结：每年迎客过万人

今年端午节前夕，67岁的蔡祥芳去了一趟上旺村。年轻时，她是一名知青，插队的地方就是上旺村。

“那年，我才20岁。”蔡祥芳说，她在上旺村的插队生活长达5年，与当地群众朝夕相处，同甘共苦，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插队生活很辛苦，起早摸黑地干活，特别是在种田的季节，常常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但当时年纪轻，也不怕苦，一觉睡醒又有精神了。”

蔡祥芳告诉记者，如今回到上旺村，村里40岁以上的人基本上都认识她。她也时常回去，看看老朋友，拜访一下已经90多岁、当年自己插队时对她有教导之恩的师傅。这一次回村，正好遇上单季晚稻播种季节，她还下田插了一次秧苗，重温了一下当年那段弥足珍贵的美好时光。“虽然这么多年没下田了，但当年的手艺还没丢。”

更让蔡祥芳难忘的是，她在上旺村入党的过往。“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76年4月。”如今，蔡祥芳当年住过的那一间知青屋，成为了上旺村红色旅游中的一个景点。“我经常会带着我儿子、孙子以及朋友们，来上旺走走。”

同样对上旺的插队生活念念不忘的，还有另一位绍兴女知青何六敏。稻谷、镰刀、汗水……一张展示她劳动风采的照片，如今就陈列在上旺精神陈列馆的橱窗里，这张照片拍摄于1971年。

“我在上旺插队了6年零10多天，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65岁的何六敏退休后，每年都要回上旺好几次。“比如每年茶叶季，我肯定是要去一次的。每年花1000多元钱买些茶叶，支持下上旺村的发展。”

年过古稀的陈育明也有着一种上旺情结。“上世纪70年代，在绍兴市区东街（今东莲河小区）有一个上旺展览馆，专门接待全国各地来这里学习上旺精神的人。”陈育明告诉记者，他也是知青，当年在袍江插队，曾经被借调到上旺展览馆做了2年多的宣传工作。

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当年的党支部书记王金友打造的这个“红村”，同时也是一个“网红村”。“曾有86个国家和地区的友人来上旺参观，少说也有几十万人次。”韩跃进说。

上旺村村民潘霞成也感恩当年的“农业学大寨”。“现在可以种田，全靠以前的改造，小田变大田，高田变低田。”他告诉记者，50多年来，这里的农田旱涝保收，亩产较高。

上旺精神陈列馆的对面，一幢崭新的红色建筑于今年5月底竣工。“这里既是我们的文化礼堂，也是我们的党建中心、家宴中心。同时，我们还计划在这里开设一个上旺大队食堂和一个农副产品商场，可以让更多游客留下来。”在韩友法的致富计划里，传承红色精神，发展红色旅游产业，正是实现上旺蝶变的重点之一。

王金友，男，1931年12月出生，浙江绍兴人。是中共第九、第十、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个人履历1951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11月参加工作。1950年-1955年浙江省绍兴县上旺村村长，1955年-1958年绍兴县上旺初级社社长，高级社副主任1958年-1968年3月绍兴县红山公社上旺大队党支部书记，1968年3月-1969年2月绍兴县红山公社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2月-1973年11月绍兴县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11月1977年5月中共绍兴县委副书记、绍兴县红山公社党委第一书记，1977年5月-1983年3月浙江省委常委1977年5月-1980年5月浙江省革委会委员、中共绍兴县委书记、绍兴县革委会主任，

1980年5月-1981年3月中共绍兴地委常委、地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1981年3月-1982年6月绍兴地区农委副主任，

1982年6月-1984年3月绍兴市人大副主任

1984年3月-1992年6月绍兴县人大副主任。

从1958年开始，王金友带领群众，发扬“八把山锄，艰苦创业”精神，在11座“癞头山”上陆续开发出568亩茶园，修筑茶园梯坎167条，使荒山丘陵成为“层层梯茶绕山转”的优良茶园，茶叶总产量由1958年的12担，增加到1969年的1051担，造田70多亩，粮食亩产提高到700多公斤，加上茶叶奖售粮，在人均2分2厘田的上旺村，实现了粮食自给，并拥有集体积累18万元，彻底改变了“过路凉亭”苦山村的落后面貌，成为绍兴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典型。1970年2月，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号召“学大寨，学上旺”，1970年至1975年，全省共有51个县干部2033批，134679人到上旺参观。江苏、安徽、江西等省干部63批14488人到上旺考察，并先后有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美国等47个国家和港澳同胞96批、1284人到上旺观光，联合国也派代表前去访问。外国专家称赞上旺是中国山地种茶的一大创举。

王金友1931年出生，他在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时间一直是担任我们上旺村党支部书记，自1969年起，他连续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和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77年3月年担任绍兴县委书记，兼浙江省委常委。

当时他担任村支书的时候，为了改善上旺村，落后贫穷的面貌，由于山岭土质实在是太差了，全部是癞头山，那时他就提出要把这些烂癞头山开垦出来，种茶树。一开始上旺当地的村民对这个举动根本是不抱希望的，他们还说癞头山上好种茶，除非铁树能开花。

七十年代，我们上旺村移房造田，新建二层楼房十间一排共十三排，现被称为“上旺十三排”。当时上旺村民根据人口分配，每户人家大概四到五口人，就有一楼一底可分，旁边还搭一间附房，专放柴草，“十三排”现在住着将近80户。

李良宝（1940年6月~2014年7月12日），男，江苏江阴人，江阴市夏港街道长江村村党委书记，江苏新长江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

李良宝因病于2014年7月12日早晨6时05分逝世，享年75岁。

李良宝同志于1940年6月出生在江阴县夏港乡李家村，197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他担任长江村党委书记以来，把长江村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贫困小村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经济强村，带领全村人过上了“家家住别墅、人人有股份、户户有存款、个个有金银、年年有保障”的幸福生活。在李良宝的领导下，长江村坚持“以人为本”，坚定不移走以工致富，富民强村的共同富裕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以敢为人先的气魄，加快经济发展，推进沿江开发，终使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穷村变成了当今具有12.5亿元固定资产，李良宝同志曾当选为无锡市十一届人大代表，江阴市十届、十二届人大代表，先后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村官、全国新农村建设贡献人物、江苏省劳动模范、无锡市劳动模范、江阴市优秀共产党员、江阴市时代先锋、“辉煌十一五”江阴市最具影响力人物。

长江村最广为人知的事迹是给每位村民发放真金白银。2012年3月17日，长江村给近3000个村民每人发放了100克黄金和100克白银，总共发放黄金和白银各近600斤。 [2]

当代农村干部的代表，江阴市长江村原党委书记、江苏新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良宝因病于2014年7月12日早晨6时05分在家中逝世，享年75岁。

和华西村吴仁宝老书记情况类似，李良宝也被所有长江村村民亲切地称为“老书记”。建村四十余年来，长江村在他的带领下实现了四次“跨越”，通过围堰造港、技术革新、产业转型，当初长江边上一个贫穷的小渔村已变身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幸福村”，在所有当地村民心中，老书记就是长江村这一大家庭的家长。

在村民们看来，大家之所以能过上“家家有别墅、人人有股份、户户有存款、个个有金银”的生活，与老书记的改革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胆子大、步子宽历来是老书记的行事风格，正是这种能做大事的性格让长江村抓住了发展乡镇企业、实施沿江开发、深化企业改革等机遇，通过大力实施科技人才资本战略，形成特种冶金、机电、绿色拆船、精细化工、港口物流等8大板块，走出了一条以现代经济为特征的高端产业发展之路，更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本、以工致富、富民强村的共同富裕道路。

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这是许多熟悉李良宝老书记的村民给他的评价。长江村村民对于村里的一项项“纪录”早就如数家珍：世界最大的村级港口，被誉为“长江港口第一村”；世界最大的绿色环保拆船基地，年拆解量超150万轻吨；世界最大的蒽醌生产基地，销量占世界一半以上；全国最大的钢管交易中心和配送中心，常年拥有钢管品种超4000种；年销售超500亿、成为“中国村级经济10强村”之一……

据了解，农民出身的李良宝1961年担任了生产队的会计，1971年调至长江村从事经济建设，随后就创办了窑厂和五金厂。他没学过多少企业经营管理的知识，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总能快人一步。胆子大、步子宽历来是他的行事风格，正是这种能做大事的性格让长江村走上了跨越式发展的道路 [1] 。

1996年，李良宝做出了一个村企兼并镇企的大胆举动。那年李良宝听说镇办企业无缝钢管总厂资不抵债要破产了，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兼并想法。事实证明，李良宝的这次大胆决策是正确的，无缝钢管厂仅用不到8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

梁林宝，1952年5月出生于江阴市月城镇沿山村，沿山村党委书记，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原月城镇党委副书记、江苏沿山实业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江阴市长兴钒氮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1971年---1976年沿山村生产队副队长

1977年---1981年沿山村生产队队长

1982年---1984年沿山村委大队长

1984年---1989年沿山村党支部书记

1989年6月---2004年3月沿山村党总支书记

1994年6月---2004年3月月城镇党委副书记兼沿山村党委书记

2004年3月---2006年9月沿山村党总支书记

2006年9月---2007年7月沿山村党总支书记

2007年7月---至今沿山村党委书记 [2]

1984年，梁林宝担任沿山村党支部书记，他认真贯彻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实施科技兴村战略，牢固确立教育优秀发展观念，推动科技进步，壮大集体经济，使沿山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1993年组建江苏沿山实业集团公司，积极向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生产发展。目前，沿山集团总公司已发展成拥有12家生产企业、驻国内外24家分公司、36个办事处、1个科研所的国家大一型乡镇企业集团。2013年工商销售收入总额125亿元，创利税18000万元。

梁林宝坚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科技兴村，人才第一"的创业决策，委托北科大组建沿山人才规划课题组，制订沿山的中、长期人才建设规划，致力于人才队伍的建设。1993年投入600万元与北科大联合创办北科大成教院沿山分院，1994年投资4OO万元，新建一所功能齐全的新小学。对初高中、大学生实行奖学金制度。亲自制订对科技人员的18条奖励规定，建起11幢公寓楼，48套别墅，17层楼的高科技研究中心，为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梁林宝勇于改革，打破所有制界限，率先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革分配机制，实行按劳分配、按效分配、奖勤罚懒；废除干部终生制，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实行企业风险承包，试行公开招标。1993年提出沿山第二次创业的设想，并着手筹建投资9．2亿元、年产40万吨特钢的炼钢、轧钢工程，工程被定为冶金部全国乡镇企业的样板工程。

没了吴仁宝、李良宝 “苏南模式”还能撑多久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2月23日16:22

　　除长江村党委书记职务外，在世时李良宝同时还是江苏新长江实业集团董事局主席。现在，接替村党委书记的是原村党委副书记、李良宝第三子李洪耀，他担任新长江集团总经理多年。这是企业业务执行的最高负责人。

　　新长江集团的发展与苏南模式发展同步。但近几年来，传统的“苏南模式”以及“新苏南模式”在江苏官方意识形态中已被刻意淡化。同时，为外界所熟悉的造就“苏南模式”的代表性人物，因年纪或身体健康因素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淡出视野。例如，40多年始终吃住在企业的李良宝在2010年传出“不上报纸、不上电视、不接受采访”的“三不原则”后，就再也没有在长江村公开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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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读天下》2014年8月合刊)

1930年，史来贺出生于河南省新乡市刘庄村。

1947年参加民兵组织，1948年1月参加工作。194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12月，担任刘庄村党支部书记。

1965年至1977年，曾任河南省贫协副主席、新乡县委副书记、河南省委委员、新乡地委书记。

1984年当选为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史来贺是第三、五、六、七、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史来贺，河南省新乡市刘庄村原党委书记，全国著名劳动模范 [2] 。20世纪50年代，史来贺的名字就响遍全国。他以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与满腔热情帮助群众树立起战胜贫困的信心，使穷了几辈子的乡亲坚信：跟着共产党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奔头！

1952年12月，年仅21岁的史来贺当选为刘庄村党支部书记，挑起了带领全村人治穷致富的重担。从任村支书的那天起他就立下誓言：“跟党走，拔掉穷根，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从1953年开始，史来贺带领刘庄人车推、肩挑、人抬，起岗填沟，拉沙盖碱，用了整整20年，把刘庄周围750多块凹凸不平的“盐碱洼”、“蛤蟆窝”荒地改造成了现代化农业园区。他潜心研究棉花种植经验，使皮棉平均亩产量达到当时全国平均产量的3倍，刘庄也因此一跃成为全国的先进典型。

随后，史来贺带领刘庄人兴办起畜牧场，由3头小奶牛起家的小畜牧场迅速发展成为拥有上千头牲畜的大畜牧场，成为刘庄发展商品经济的突破口。为了让刘庄群众富起来，史来贺又向工业挺进，兴办起机械厂。机械厂生产的小喇叭曾响遍全国各地；小型奶粉机销往全国20多个省区市。机械厂从仅有三个半人的铁木业组迅速发展成为拥有几十台机床的大厂。接着，史来贺带领刘庄人又陆续建起了食品厂、造纸厂、淀粉厂等。刘庄村办企业的发展，既有效地解决了剩余劳动力问题，也为集体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来贺带领群众向高科技进军，建起全国最大的生产肌苷的华星药厂。华星药厂于1986年正式投产，1988年产值就超过3000万元，肌苷产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

　　受冲击最大的一次是1982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势头强劲，好像谁不把土地分掉，就是不拥护改革似的。雷金河认为，分田到户对于贫穷落后，集体经济薄弱的地方，能暂时解决人的温饱问题。对于干部没有管理能力，“大锅饭”伤害了农民感情，极左路线压制了生产力的地方，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周家庄自农业合作化以来，走了30多年集体化道路，有了较为雄厚的集体经济基础，农工贸齐头并进，发展势头良好，已有9家大型集体工业企业。许多农贸加工、养殖基地和文化服务业都已形成规模，各项大型设施成龙配套，农业早实现了机械化，大家正集中精力搞新农村建设，以民建公助方式统一盖二层居民楼。如果把大片良田切割成一条一块，群众难以适应，必然造成混乱，家里没有壮劳力的农户无法耕种，有可能把地撂荒。当时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了头等大事，周家庄是农业战线的老典型，土地分不掉领导无法交差。为解决这个“钉子户”，上边派人来帮雷金河转思想弯子，大有土地不分掉就不撤离之势。

　　“老坚决”遇到了新问题，心里烦恼，整宿整宿在炕上“烙大饼”，老伴看他翻过来折过去睡不着，心疼地劝说：“要不就随大溜走吧。”他生气地跳下炕，冲出屋，顶着满天星星往地里走。他一个人在田间路上走啊，走啊，一直走到天蒙蒙亮。

他两手抚摸着田野里生机勃勃的庄稼，土改后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雷金河，1921年3月10日出生于河北省晋县周家庄乡周家庄村一个贫困农民家庭。青年时期接受革命思想影响，1937年参加抗日人民自卫军，1943年回村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入党后即任周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领导了周家庄村的抗日游击战、地道战和土改运动。

是周家庄村抗战时期“十七烈士惨案”的幸存者。

1949年任周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兼任区基点助理，1951年兼任城关小区党委委员。1952年参与领导晋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1953年组织办起周家庄村初级生产合作社，任村社党支部书记兼乡党总支副书记，1956年组织6个村成立联村高级社，并任联村高级社总支书，1962年任周家庄公社党委书记，带领全社农民努力奋斗、艰苦创业，改变了周家庄贫穷落后的面貌，使集体经济逐年壮大，社员生活不断提高，走上了共同富裕道路。1962年周家庄公社曾荣获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嘉奖，成为全国著名的农业生产先进单位。

“文化大革命”期间，雷金河同志受到迫害，但他对党对事业忠贞不渝，同极左路线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1978年底经石家庄地委批示，晋县县委为雷金河同志平反。1979年初，雷金河同志任周家庄公社主任，1982年任周家庄公社党委书记，1983年任周家庄乡党委书记。

雷金河对这个人民公社起到了灵魂作用，因为他在1982年的坚持，公社才得以延续至今。

周家庄细密工分的最初制定者是雷金河。直到在2001年去世前，他一直是周家庄的灵魂人物。也是在他的坚持下，这个公社才没有在1982年消失于全国的家庭承包制中。

1953年，雷金河为首的一班人制订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规定。当时，这样细致的“定额管理”异于全国其他公社。1954年周家庄公社的出工数量比1953年增加了52%.

雷金河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成为典型被称作“冀中一杰”。

任职期间，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结合实际，不断探索适合本乡特点的管理模式，坚定不移地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走出一条共同富裕之路。他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乡办企业创出规模，农、林、牧、工全面发展。他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使周家庄乡在全市乃至全国具有一定影响。二十多年来周家庄乡曾荣获：国务院嘉奖、中国乡镇之星、全国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全国村镇建设文明村庄、全国健身活动先进乡镇等国家级荣誉称号，一直是河北省命名的文明乡镇和先进基层党委。雷金河同志为周家庄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始终是全市的一面旗帜。

1997年，雷金河同志离开领导工作岗位，担任周家庄乡党委顾问。他虽年事已高，但仍关心着党和国家大事，关心着周家庄乡的建设和发展。

雷金河同志是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晋县政协副主席。1979年国务院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1980年河北省人民政府授予他“河北省劳动模范”光荣称号，1989年他被评为“河北省农业劳动模范”。

1960年前后，我国农村陷于严重的经济困难，好多地方颗粒无收，淪于饥荒。但周家庄的粮食却做到了交足国家的，留足自己的，不仅社员衣食无忧，骡马膘肥体壮，而且集体投资11万元，动工办电。靠自力更生的精神，架起高压线25华里，安装了变压器，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灯，农业、企业、小工厂都用上了电力。不少家庭买了收音机，全社生机勃勃。

这个公社党委书记雷金河及社员们，无论是回顾1951年后建社30年的历史，还是目睹集体经济发展的现状，都感觉到周家庄不能分。周家庄公社到1979年底，不仅还清了文革时的18万元债务，集体还有161万元赢余。他们实在想不通，到1980年，全社男女老少平均收入500元，粮食550斤，小孩入幼儿园、入小学、上中学，一律免费;老人到60岁，还有退休养老金。为什么非“包”不可？

雷金河只好于1982年11月30日，召开全社社员大会，在传达党中央要求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的指示后，组织全体社员讨论，公决何去何从？结果除二三户之外，大家反对分田到户，坚持集体化道路，坚决反对撤消人民公社。于是，每家派代表在“不分家”协议上签上名字，全社3055户代表代表一万多人，摁上了鲜红的手印，强烈要求保留人民公社。

雷金河压力巨大，心急如焚。但他也是老革命，早在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是河北省和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大家管他叫“老坚决”，真也恰如其分。

投身革命就“坚决”，打鬼子很“坚决”，解放战争当游击队长更“坚决”，现在坚守人民公社成了“老坚决”。他拿着全社3055户摁上了鲜红的手印的“不分家”协议，四处奔波。据说，还进京找过当年老首长、老领导彭真、吕正操，求情帮忙，保留周家庄人民公社。只是他们也含糊其词，让雷金河“再观察一下”。　

“老坚决”无可奈何，就向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长的李尔重同志正式提出保证：“今年不分包到户，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那我们就将地分了。”

李尔重《送别老友雷金河》证实：“他问了一些领导人，都不敢明确表态。不得已，他向河北省委领导正式提出保证：不分包到户，社员的收入可以高于分包到户的农民。

即使明年颗粒不收，每人可得500元，600斤粮。钱在银行里，粮在仓库里。”金河同志说。

李尔重大胆同意他“先试一年”。

就这样，周家庄人民公社保存下来了。

三坚决：实事求是，不跟风、不吹牛

　　1958年一段时间浮夸风盛行，亩产几千斤、上万斤，甚至更多。尽管毛主席多次批评纠正时指出，我是种过地的，一亩地那能打那么多粮食?要实事求是，不要头脑发热;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就在这时华北局开会，雷金河公社的亩产仍是他自己实际能办到的几百斤，别人都为他这个“老坚决”揑了一把汗。然而，这时毛主席和党中央纠风的有关精神已经下达。在这次会上“老坚决”不但未挨批评，反而受到表扬，华北局的领导说：“大家不要违心地吹牛了，像周家庄那样说实话吧。”

然而，现在不少人讲话和写文章，把1958年毛主席在不断批评纠正的其他人搞的浮夸风却硬要说成是毛主席的错误来否定毛主席。

　　四坚决：搞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农村都市

　　1980年，周家庄人民公社的男女老少，平均收入500元，粮食550斤，孩子进幼儿园、小学、中学一律免费，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退休养老金。当时公社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即使明年颗粒不收，每人可分得500元、600斤粮。钱在银行里存着，粮食在仓库里放着，需要时，给社员发就行了。公社土地统一机械耕种，水利设施齐全，工厂也有了一定规模，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已进入工厂。一个家庭既有种地的，也有在工厂上班的亦工亦农。社员已将入社时的草房变成瓦房，又建成砌磁砖的楼房。公社集体的农工商经济有了一定的实力，社员已经享受、体会到集体经济的优越和温暖，坚持集体经济、发挥集体主义精神的重要。在“老坚决”雷社长一班人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阳关大道走下去，让农村城市化、农民知识化、城乡一体化，不断缩小三大差别，先建成社会主义，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五坚决：誓死不走包产到户的回头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都在学习小岗村“一刀切”搞包产到户时，周家庄人民公社的压力很大 。“老坚决”到处找领导反映集体的优越，周家庄人民公社不能散伙搞包产到户的理由，据说他三次进北京找当年抗战时的部队老首长。但这些老首长没有公开表态，让他“再观察一下”。

笔者认为这实际就是老领导对他的表态和支持。不要说在当时这些老领导支持他不顶用，就连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在1979年3月和1980年1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的两次农业和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工作会议上，对全国“一刀切”搞包产到户就提出不同意见：“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有困难；妇女、职工家属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

至于已经搞了的，“他们已经搞了一年，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群众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都不顶用。中央各部委和各省级领导中支持的屈指可数，内蒙、贵州等不少省委书记就坚决反对。

江苏、浙江一带反对最坚决，苏、皖边界一些地方对着安徽用大喇叭广播，建大标语牌：“坚决反对安徽的分田单干风。”

中央各部委中农委、农业部反对得最厉害。

然而总设计师邓小平于1980年5月30日，在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支持了包产到户。陈云也支持。(《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三卷(上)，第208～21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就这样包产到户在全国就像传染病一样流行开了。因为这时的华国锋主席已不是粉碎“四人帮”时的华主席了，更不是他给中央几次写信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万岁了。”华国锋的话已经放不到秤砣上了，当然就没有分量了，何况“老坚决”认识的那些老领导。

据说当时河北省委任命晋县县委书记时，就有一个任务，将周家庄人民公社解散。

因为当时搞不搞包产到户几乎成了检验一个地区、一个领导是不是改革、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唯一标准。这就不难看出雷金河和周家庄人民公社当时所承受的压力。最让老社长担心的是，这样包产到户，统一的水利设施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天旱时怎么办？小块地农业机械怎样用，集体的工业归了个人，社员的福利从哪儿来……这种担心也是华国锋主席、王任重农委主任、省部领导当时不同意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这些问题以后都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只是成了《小儿黑结婚》中两个“神仙”二诸葛的“不宜栽种”和三仙姑的“米烂了”的“神仙的忌讳”而不准“争论”——用现在的话说，是中枢神经的敏感问题罢了。

看来“一刀切”地搞包产到户，给全国农村造成的灾难直到今天也不反思，并用不姓社、不姓资、不争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三不一少”的紧箍咒来掩盖，那就已经成了中国农村用“改革”破坏集体经济而走向私有化、两极分化的罪人，那就真应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开端和标志。这“三不一少”必然成为私有化和两极分化的护身符，是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和毛主席农业合作化的公有共富道路对着干。北徐庄等就是在大旱面前，被承包破坏了的水利设施无法用而致两千亩秋田基本绝收的惨重教训面前，迫使党支部书记徐德全重整旗鼓恢复和发展集体经济，向吃包产到户“后悔药”的南街村学习。

经过20多年的奋斗，年产值已达10亿，人称是从南街村“克隆”过来的第二个南街村。

雷金河在这种压力的情况下，由于他是好干部为社员办实事而得到社员和正义的支持，得人心者就得天下。他为了保护、领导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和社员共同富裕，拿出了抗战时十七烈士的英雄气魄，立“军令状”向省上保证：让我们再干一年，如果比不过包产到户的我们就分了。实践已给他们得出了结论，这个“老坚决”终于也像十七烈士惨案的幸存者一样，将废除人民公社后在乡政府外衣下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保存下来了。

集体经济快速发展，人均收入连年递增，群众的心气越来越高，大家卯足了劲儿正往小康路上奔，要是分田单干，不是把人心分散了，把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家业毁掉了吗?

　　雷金河仔细研究中央政策，文件上说得很清楚，宜分则分，宜统则统，目的是让农民都过上好日子。中央精神没有错，怎么执行起来，又成一刀切了呢?雷金河组织群众进行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是分田到户?还是走集体化道路?大家一致表示，不分!全乡3055户，家家户户签名摁手印，强烈要求坚持集体经营体制不变。

　　血红的手印代表了群众的意愿，雷金河底气更足了，他向上级领导立下军令状：“周家庄不分田到户,社员收入要高于分包到户的农村。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马上把地分了。”

　　这种敢“顶风”而上的底气，来自对农村的熟悉，更来自对农民的感情。从解放初期到改革开放后，上级几次要给雷金河转为国家干部，调他到县里工作，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我是个农民，还是让我在村里‘混’吧，我吃农业粮，才真正了解农民的苦难和要求，才能替农民说话办事。没有纱帽翅儿，就不怕丢，不对的事就敢顶，撤了我无非是个农民。”

　　雷金河以“老坚决”精神，以实事求是的作风，又一次经受了考验。一年之后，周家庄乡社员收入是全县平均劳动日值的五倍还要多。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为群众提供了福利保障。全乡采取统一规划，统一标准，民办公助的方式，让全体社员都住上了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统一安装了免费的自来水管道，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所有社员享受免费医疗、教育等10多项福利。他们用事实证明，走集体化道路不仅能让农民富裕起来，还能让各项公益事业得到持续发展。

　　在周家庄合作社史纪念馆的玻璃橱柜里，我看到了 1982年11月30日全体社员签名摁的红手印，30多年过去了，那厚厚一沓子签名纸已经发黄，但一颗颗红手印仍是那么鲜艳，这是全乡人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决心，也是“老坚决”坚持实事求是的告白。他们的独特体制也由此存续了下来。

　　1985年三夏时节，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来周家庄调研，看到全乡农业、工业、商贸、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还立足本地培养出了大批青年实用人才，高兴地对雷金河说：“谢谢你这个‘老坚决’，你的经验是不是就叫：只要坚决，就能搞成国强民富？”雷金河和周围的人都开心地笑了。

替换但这些老首长没有公开表态，让他“再观察一下”。

笔者认为这实际就是老领导对他的表态和支持。

不要说在当时这些老领导支持他不顶用，就连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在1979年3月和1980年1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的两次农业和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工作会议上，对全国“一刀切”搞包产到户就提出不同意见：“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有困难；妇女、职工家属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至于已经搞了的，“他们已经搞了一年，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群众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都不顶用。

中央各部委和各省级领导中支持的屈指可数，内蒙、贵州等不少省委书记就坚决反对。

江苏、浙江一带反对最坚决，苏、皖边界一些地方对着安徽用大喇叭广播，建大标语牌：“坚决反对安徽的分田单干风。”

替换中央各部委中农委、农业部反对得最厉害。

然而总设计师邓小平于1980年5月30日，在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支持了包产到户。陈云也支持。(《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三卷(上)，第208～21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