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时代的衣食住行 -- 桥上
不过，当时的大宗运输，古人还是尽量采用水运，因为成本低。所以在那前后，开凿了不少运河沟通不同流域。而由于物理规律，水运至今仍然在成本上优于陆运。
春秋时，流传至今的就至少有两个大规模运输的例子：
一个是秦国为晋国输粮，“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汎舟之役”（《僖十三年传》（p 0344）（05130401））。从“雍”到“绛”，大约五百公里水路，先自渭河下行，入黄河，上行，入汾河，上行，再入浍河，仍上行，最终到达。估计需要一百条船以上，每船一千斤以上，可能运了约一百吨粮食，够大约两万人坚持一个月左右。
另一个是吴王阖庐带兵千里奔袭楚国，兵力规模在大约一千多乘兵车，一万多甲士，以及差不多同等数量的其它车辆和后勤人员，还有相应物资。出征开头一段乘船，大约从“州来”（东经116.72，北纬32.71，凤台-城关-北古城村）一带出发，沿淮水上溯，最终到达“淮汭”（东经115.55，北纬32.41，淮水与汝水交汇处），水路里程在一百五十公里以上。以后舍舟登岸，一直打进了楚国的郢都。
同时南方的吴和越，吴和楚，也在水上打得不亦乐乎。非但如此，他们还利用海路袭击敌方：吴国有“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哀十年传》（p 1656）（12100301））；越国有“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国语•吴语》。
“吴越两国本是海滨的国家，在海上航行，应该是平日习惯的事情，但像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全赖船舶运输，还是以前所没有的。”（史念海 《河山集》 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p 078《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
“至于水上的交通工具当然是船舶了”（史念海 《河山集》 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p 078《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早在远古时，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南岛人祖先就已经造出独木舟，甚至能远航太平洋。金文“俞”字的图形，正反映的是独木舟的建造。春秋时的吴人和越人，更是已经发展出了成熟的造船技术。
下面是“俞”金文字形，图片出自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页三四一：
当然，那时的北方，造船也已经相当发达，《卫风•竹竿》中有“淇水滺滺，桧楫松舟”（《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087）），可见那时造出的船已经不仅是独木舟，而且不同部位会选用不同的木料制造。
而《昭二十四年传》中“越大夫胥犴劳王（楚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仓归王乘舟”（（p 1453）（10240902）），亦可见当时越人的造船技术很可能强于楚人。
总而言之，在我国南方以及东部沿海一带，自古以来就有操舟、造船乃至航海的传统。远古有“奡荡舟”（《论语•宪问第十四》），春秋时有“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所以孔老先生才会发话说，“道不行”，他就要“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第五》）。
当然，我们先人的船舶主要还是航行在河流和运河之上，而春秋时期，著名的运河有不少条。都是南方的楚人和吴人修的，因为南方水网纵横，以舟为车，有利用自然水道的习惯。于是当准备进军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走水道，如果没有合用的水道，那就得开凿运河了。
甚至如果不能乘船前往，他们连会盟都不肯参加，例如《昭十三年传》有：“秋，晋侯会吴子于良。水道不可，吴子辞，乃还。”（（p 1353）（10130301）），之前也有两次“吴人不至”（《成九年传》（p 0843）（08090202））或“吴子不至”（《襄三年传》（p 0928）（09030502）），可能也和离开了船他们不放心有关。
而且，南方那些人早有开凿运河的传统，在他们家乡，虽然水网纵横，大都是自然形成的，也会有未能尽如人意的地方。于是利用自然条件，开凿连通不同水系的运河，是南方那些人的日常活动。也因此，争论第一条运河其实意义不大，早在良渚时代，已经有了人工开凿的水道，虽说不太长，但与后来的运河没什么本质区别。
“总体上说，与干燥的北方相比，南方的人工水道不在于竭力开掘、汇集水资源，而在于理顺、调配自然水系，对水文、地理原貌的改造幅度和程度相对较小。”（孙竞昊《浙东运河考辨——兼论宁绍平原区域水环境结构及水利形势》社会科学战线2019（12））
北方人也利用水道，但主要是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后勤运输，军队本身还是建立在车轮子之上的。
而春秋时代水上交通条件的改进，最显著的则是几条重要运河的开凿。据王育民先生考证，主要有以下几条：
1. 陈-蔡运河，《水经注》中有“徐偃王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今人徐旭生在其《中国古史的传说》一书中，提出徐偃王系与楚庄王（前613—前591年）同时代人，此说较为近理。按古陈（今河南淮阳县）、蔡（今河南上蔡县）分别位于淮水的两条支流沙水和汝水的旁边，水运交通必须绕道淮水，极为不便。他们就在沙、汝之间开挖一条运河。可能因为运河开得不够深广，不久就湮废了，历史未能留下具体记录。”（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2. 荆-汉运河：“孙叔敖激沮、漳水作渠，引长江水东北循扬水，至今潜江县西北注入汉水。荆、汉之间，得以沟通。楚灵王（前540—前529年）时，又曾开渠通章华台（今湖北监利县北），“言此渎灵王立台之日，漕运所由也。其水北流，注于扬水”。……《史记•河渠书》所说：“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当指荆汉运河。”（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下图中是荆汉运河，图片出自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3. 巢-肥运河：《史记•河渠书》中有“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古施、肥二水虽上源相接，但因两者坡降幅度不等，水道无法沟通，《水经注》芍陂“在寿春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其工程是壅泚水（今淠河）为芍陂，陂东北有井门，经芍陂渎与肥水“更相通注”。陂水倒灌入肥，水位抬高，使肥源在鸡鸣山北与施水连接，形成了一条如以后秦代所筑沟通湘、漓的灵渠一样可通航的水道。芍陂为楚庄王时孙叔敖所造，这一被称为鸿沟的与有密切关联的巢肥运河，也可能就是孙叔敖的业绩。”（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下图中是巢肥运河，图片出自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4. 堰渎：“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吴王阖闾与唐、蔡联军大举攻楚，伍子胥开堰渎运粮。”（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5. 胥浦：“周敬王二十五年（前495年），吴王夫差为了征越，凿胥浦，西起太湖，历长泖接界泾而东，尽纳惠高、彭港、处士、沥渎诸水，东通大海。”（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胥河是利用当地向东流入太湖的荆溪和向西流入长江的水阳江支流以及一些湖泊连接而成，其中真正由人工开凿的河段仅为高淳县境内的一段约10多里，这里属茅山丘陵地区，是东向流入太湖河道和西向流入长江河道的分水岭。因此确切地说，胥河应指穿越分水岭10多里长的这一段河道。”（嵇果煌《先秦时代的漕运》交通与运输 1998（05））
下图中是堰渎与胥浦，图片出自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6. 百尺渎，《越绝书•吴地传》中有“百尺渎，奏江，吴以达粮”。“周敬王二十五年（前495年），越王勾践伐吴，“吴师败于槜李”，槜李在今浙江嘉兴县南五里江南运河近旁。”（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山阴故水道建于越王勾践时期，据《越绝书》：“山阴古故陆道，出东郭，随直渎阳春亭”；“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这条记载说明，山阴故水道与山阴古陆道是两条相互并行的水、陆道，陆道是利用水道的堤岸而筑成。”“如果沿百尺渎经由盐官渡江，“度会夷，奏山阴”，如何与山阴故水道连接？一选择经由西小江(曹娥江)到上虞，与山阴故水道连通。但该线路经过比较开阔的钱塘江水面，“潮水昼夜再上,奔腾冲激，声撼地轴”，对舟船的安全性带来较大威胁。因此，选择从钱塘江的较窄处渡江，避开“水波恶”的浙江潮水，在当时财力、国力允许的情况下，开辟山阴故水道往西方向的通道，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当地学者也有类似判断：“在山会平原西部必然也会有一条当时东西向与故水道相连的人工运河”，但《越绝书》似乎并没有这方面明确的记载。”（宋烜《江南运河之两浙古运河——兼谈大运河南端问题》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5（06））
下图中是百尺渎与古江南河，图片出自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7. 古江南河：《越绝书•吴地传》中有“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鱼浦，入大江，奏广陵”。“这一条最早期的江南运河，其开凿时间，当在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继续向北开凿邗沟之前。”（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根据泰伯渎与古吴水道的历史记载分析，春秋时期，夫差为伐齐，于周灵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5年）所凿江南运河，实际上是在古吴水道基础上的疏浚和拓展。春秋晚期，夫差所凿运河起自望亭，终于孟渎，全长不足300里。”（薛焕炳《江南运河与吴古故水道》江南论坛2014（07））
8. 邗沟：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注云：“於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这条运河的开凿，《左传》记载在哀公九年（前486年）的记事中，可能就是在这一年开凿成功的。因为《国语•吴语》里面又记载说，“吴王夫差既杀申胥，不稔于岁，乃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夫差杀子胥为鲁哀公十年事，子胥死后，吴国就又进行开凿商鲁之间的运河。如果邗沟没有开凿成功，第二个工程不会就动工起来的。”（史念海 《河山集》 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p 079《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
下图中是邗沟，图片出自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9. 菏水：“又名深沟。夫差征服齐国后，要继续北上与晋争霸，吴师由邗沟入淮，由淮入泗、沂，只能到达齐、鲁。他便利用泗水与黄河支津济水相距较近的有利条件，“闕為深溝，通于商（宋）、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新运河工程的进行，乃在子胥被杀之后。它的开凿的目的是为了黄池的会盟，黄池会盟在公元前482年，也就是在鲁哀公十三年。这当中只有二年的时间，它在这二年中已经由开凿到使用，不能说是不迅速了。”（史念海 《河山集》 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p 080《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
下图中是菏水，图片出自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如前所述，这些运河的开凿首先是建立在之前已经有大规模水运的基础上的，当然也就有配套的造船、码头等，例如：
据考古调查今新蔡县境内东周时期的城址主要有新蔡故城、葛陵故城，又有先秦史籍中所载楚栎邑（即今新蔡县栎城乡）和《鄂君启节铭》中作为重要商贸集散地的繁阳邑等，皆距汝水不远。因此推断东周时期新蔡附近的汝水岸边有官方设立的水运港口码头存在。（p 37）（黄东旭《楚国淮汝间社会经济文化试探》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而著名的鄂君启节，是货物贩运的通关凭证，其中之一专用于水路，水路上的相关地点，应该也都有了相关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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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春秋末年，有了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再加上铁器制造运用的成熟，又有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还有手工业的分工与扩张，以及大规模的人员交流，大一统时代的大门已经打开。
6月19日
学长这几篇文章里的知识太丰富了。
我记得有个故事，楚王被人蒙骗，坐胶舟过河，到水中央胶化了，船板散开，结果把楚王淹死。是真事吗？
运河早在良渚时代就有，应该不必铁器，但铁器显然会提高效率，不过这里那几条运河大概都没赶上。
胶船是传说，不知真假，但昭王南征而不复大概没问题。
否则挖不动硬土啊。
原来是周昭王被淹死了。谢学长。
【《纪年》则说：
昭王十四年夏四月，恒星不见。十六年，伐楚，涉汉，遇大见。昭王末年，有星孛见，光五色，贯于紫微。荆人卑词致于王曰：“愿献白雉。”乃密使汉滨之人胶船以待，王遂南巡狩。将抵于汉，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时王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辛余靡皆溺。】
原文在此。
是楚人把周人给骗了。周人北佬不解水性。
在没有金属固定方式－钉子之前，船板之间的结合也应该是榫卯方式加胶水，植物纤维＋油脂密封。现代木工的榫卯方式也需要注入一定数量胶水保证结合紧固。我估计楚人当年用了不很结实的胶水，同时没有用足够油脂密封船板接缝。双重失败导致船身解体。
记录此事的古人是文人，不懂木工，只说是“胶舟”，难免造成误解。话说楚人这造船技术很先进可控。果然不愧是九头鸟。
看看古人在金属工具发明之前如何进行木工接头操作的。
这是当代西方考古工作者试图复原人类社会早期的木工工艺的实验。
图中人用木槌和骨凿挖出木材榫卯（mortice & tenon)接头的卯眼(mortice)部分
😄
关于面条，中国的考古大概是4000多年吧，一举赢得了世界最早的面条的名头，压下了意大利。那么其他面食加工方法，也不会很落后。
至于小麦的粒食，也没那么差。据家父说，做粥和大麦米粥口感差不多。
按理说只要把车辕架在前车的车厢上就是四轮车原型了，可以方便的转向，那么中国古代为什么没做出来呢？
但是很少用做载人……六朝才有人用。如果是先秦，出土文物中…… 冥器有四轮的。
门神、灶神之类不用提了，中霤神是和建筑结构存在明显关联的。
出自《西漢以前家宅五祀及其相關信仰研究》
汪少华先生有文章，其中考证了绥的样子，指出“秦始皇陵出土一号铜车车轼的内侧中部有并列的两根末端作流苏状的条带，这就是古代文献所说的“绥”。”，见《从秦始皇陵出土铜车看“绥”的部位与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