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聊聊宋代理学 -- 回车

马化腾作用是朱熹的一万倍。

抗疫第一靠毛时代就建立起来的基层党组织。第二靠微信小道消息传播的恐慌情绪。

朱熹有了上千年，真管用以前瘟疫的时候怎么不出来溜溜？现在来蹭热度。

“岂止”的意思，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许还可以说稻公时代，都是否定了理学，才能发展、以至成功。

理学/道学派在人类道德方面的卑鄙不堪，其中一条就是“诿过、争功”。关于诿过，西瓜子兄在涉及杜牧那个楼里，已经有讨论。黄宗羲派弟子万斯同等自带口粮参加清朝组织的明史编写，主要也是诿过：把东林党的腌臢事儿都掩盖起来，或者推给皇帝，或推给愚民。明亡清兴，争功是不大好争的。

关于争功，最直观的就是前些时候央视搞的那个宋应星见袁隆平：宋应星垂下了辫子（大概是黄宗羲顾炎武们都垂了）、袁隆平则一改下田黑脸的形象。这不是水平不够、粗疏，而是有意为之：社科院和名族学院的教授还有央视的老爷奶奶们，把明末清初的“实学”归功于东林党复社的“倡导”。本楼主回车兄把“中国人讲道德”归功于“朱熹写书教民”，也是争功吧。

想和达雅兄讨论：该如何看教员认可稻公的历史事实？且稻公理论我们该如何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来阐述？

在和任兄、月兄等明确以程朱理学立场的关于心学的讨论中，曾归纳总结了这么一个划分心学与传统理学的标准：王学各派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李贽是典型），用“行”（实践、行为）能否为百姓、社会带来益处、利益的，则予以明确的肯定。以此标准，李贽肯定秦始皇、张居正，否定王莽/王安石（因为他们的失败带给社会/大众灾难）。

而程朱理学，则是用“人“是否符合程朱理学自己的价值观、道德标准、还有就是士大夫阶层自己的利益，来肯定或否定一个人。

”知行合一“，在程朱理学里即便提到，也是”知道了如果能再去做，则更好“。在心学派的标准里，行是上述的行，不行，则是未知。为了行，不拘泥于个人毁誉，则是更高/更好的知（有德）。不行而宣传自己知，则是伪君子。

按照心学的标准，程朱理学从程朱到东林党，大部分都是伪君子。

但是，王守仁及其弟子彼时并无条件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自然彼时也不会启蒙、唤醒、带领民众与地主阶级斗争（黄仁宇所言的民众运动）。且面临士大夫阶级强大的舆论能力，守仁先生自己也需要与朱熹派做妥协，才能让自己的学说，有最大的传播下去的可能。守仁先生聪明过人、见识过人，不可能预料不到自己身后会被人认为”妥协“，但正是置个人毁誉于度外，能让自己的学说尽可能地传播下去，所以才有《朱子晚年定论》。

教员为什么认可稻公？在教员生前，或者叫1975前，稻公跟随教员路线，虽然犯过很多错误（反右、大跃进等），但是目标和成果，都（或者说大部分）是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中国人民大众的，且做事不计较个人的毁誉（我是维族姑娘，小辫子多）。教员肯定稻公，从上述”知行合一“的心学标准看，就能深一些理解教员为何如此。

70年代付出后的走后门；80年代子弟经商，以稻公智慧，大约也会知道这是有损身后声誉的事儿。但是老干部们及家属多有此“欲”，稻公顺势以此抓住对此群体的掌控，以及大局的掌控。三十二年前的昨日，也是其声誉的最污点。思维简单的左派，往往也只按这些污点来评价稻公（类似程朱理学的标准），看不见无论如何稻公在保住中国的党与国体制方面，功大于过。这才有了今日中国面对米国的全面打压，而绝大部分中国人有信心战而胜之的条件。

所以，对程朱理学的揭露与批判，实际也关乎稻公一派。很多高干子弟、基层出身干部，对稻公理论，只从“实用主义”方面理解：不计个人毁誉，以成自家私业；只需观风站队，无视中国/大众利益。而只从“传言稻公说过XXXX”“子女腐败XXXX”“带来社会问题XXXX”，而无视一个政治人物最大的、主要的、关键的任务/政绩，这样的左派其实也是程朱理学。两派对稻公及其理论的理解都有误。

以往和达雅兄关于稻公多有争论，现在我必须承认达雅兄有些是对的，而我自己以往则有些是错的。

比如说武汉不圆吧，妥妥的士大夫文人、程朱理学派：一幅“我说什么都是事实，你们大众都是愚民，我们士大夫写什么都是’为生民立命‘”的姿势。而西方呢，对不圆日记“如获至宝”。这其实就是程朱理学派和西方派关系的最直观、最典型的写照。

抗疫第一阶段的胜利，让程朱理学派和西化公知都不好使了。以前三亿美元可以在中国掀起好大的舆论风波，但是现在估计米国会怎么追加预算，都不赶趟了。

道德是社会运行的成本考量下的行为规范，不是说因为哪家学说提倡什么就能成为现实的，能够成为现实有内在机缘就是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地理、气候、物产等等。何况在理学之外的主要理论体系中无不进行道德教化和建设，只是采取的手法不同而已。

是文人的道德标准建立。

理学并不理，很文。

这里的规范是描述性的，只是对宏观道德现象的总结。而文化对道德的影响是因果性问题，有适用范围，不适合混为一谈。准确说，是某种学说成为某一地区内的主导性文化权威并对道德规范造成了影响。从行为方面谈，价值观决定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而文化决定价值观。何况中国是直接参与礼仪（实质行为规范）指定？所以不可能没有关系。

理学的关键是礼仪人伦自然化、沟通上下、同时伴随着民间实践（祠堂、乡约之类）近乎制度化。实际上是对五代十国时期道德涣散，甚至反以为荣的修正。

其实个人也不喜欢吹理学的道德作用，因为有其恶劣的一面。比如对女性的压迫。即便是澄清了理学的实际影响和问题的实质多样，也无法抹除理学参与压迫并提供某种基础的事实。

就本题而言，说这种逻辑关系问题不大。而且这里其实是从结果谈，偶然性是另一回事。

但进一步说，对当代的影响，至多是为走向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定基础。而且看近三十年的表现，很难说有多大约束力。也就是说只有历史作用。

其实这类说法和强调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中的基督教思想成分差不多。

题外，几天没来，怎么河里全是理学了。

历来都是以批评教育为主，而批判主要是提现思想上，思想过关了还是可以出来工作。至于当事人有没有那个肚量是另算，著名的就是高岗。所以不能说主席一直提拔稻总。倒是稻总把“诿过挣功”演示凌厉透彻，“黑白猫”论不是极致实用主义。其实稻总可是批判理学而是复兴理学

以前，那些黑毛的说毛主席这是假惺惺，或者没有的事情。

甚至毛主席安排习仲勋去探望高岗，被邓小平拦回也说成是毛主席假惺惺，是所谓毛主席帝王心机，授意亲信邓小平拦习仲勋。

哈哈！荒唐！

呵呵呵，这真是春秋笔法啊！！！

【而不是强调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侮辱，这是工业化对农业化的极度蔑视。

要的就是你毫无反抗之力。传统儒家起了什么作用了呢？】

你第一段要是在前３０年肯定会打成右派的，因为你在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兽行径漂洗嘛。当让我认为你不是那样的本心。而且你这个论点在解放前的知识分子中间是有共鸣的额，比如冯友兰评晚清中西关系，也是类似观点。

两段一起看，很明显表达了农业化－儒家的一体性。儒家可不就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嘛。

在高岗的问题上，教员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仅高岗本人没有料到胡服辖制下的高干们，和几年前大不一样。就是教员自己，也是没有准确及时对高岗问题做出判断。而文革，可以看出教员从此事汲取了教训。不过在101问题上，教员又得到了一次教训。这些算是教员留给后人的历史题目。

唐德刚是齐名黄仁宇的历史学家，他关于汪精卫，曾有一段评价：是说如果汪精卫没有从河内去日本，那么他一生之前犯过多少错误（罪行），在历史上他仍然还会是个正面为主的政治人物。那么，我们从教员处学习，是否也应该是摆脱程朱理学的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以左派的面目出现，还是以公知/国学家面目出现）——以这个政治人物的历史作为/结果为依据，而不是什么“德”和曾经的污点为依据。

从历史作为/结果来看，我现在认为达雅兄是对的，我们应该肯定稻公。而不是继续对老大所为（典型如19年十一游行的毛邓江胡习的语录牌）嘀嘀咕咕。

谈论复兴理学，我们更应该分析批判胡服皇帝的《修养》。对稻公，则应该“拨乱反正”，把腐败官员/二代们将稻公理论解释为“为似”的实用主义，拨回到教员赏识稻公的“为公”而不计个人毁誉。

不知红兄、达雅兄以为如何？

唯一认可邓的历史作为和结果就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其他历史作为结果都是坑。如果不是邓的后任出色表现，邓的历史评价可就是负面。如果按邓的政策走下去从军队经商这条最坏结果是军阀割据最好的结果就是现在越南现状，跟必说邓的经济政策更是一团糟

江确实扩大了一些问题，也收敛了，缩小了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