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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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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三十七,新年的试炼:1967年12月-1968年1月

当金正在努力激励他手下规模不大的员工团队时,主流政治领导层的冲突正在席卷全国。11月26日,远离弗罗格莫尔度假地的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参加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向全国》节目。他的态度在愧疚与厌恶之间来回摇摆。他对电视观众说道,“我们正在杀害无辜的人,要么因为我们不想在美国本土进行战争,要么因为这些无辜者身处在一万一千到一万两千英里之外。我们有权这么做吗?”主持人逼问他如何调和他对越战的严厉指责与他对约翰逊总统连任的公开支持,罗伯特耸了耸肩:“我不知道应该怎样预防这种情况,也不知道我应该采取哪些不同于当前的做法,除了试图以某种方式离开地球之外。” 如此病态的坦率致使演播室陷入了一片沉默,主持人愣了半晌才开口打圆场:“参议员,显然没有人希望您离开地球。”

罗伯特表示他与约翰逊总统的过往纠葛过于复杂,因此他拒绝在1968年与已故兄长的继任者竞争总统之位,因为一旦他也投入总统竞选,“这将立即成为一场人格之争”,届时媒体一定会将他描绘成“一个野心勃勃之辈,试图从当之无愧的约翰逊总统手中夺走提名。”然而他欢迎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参加选举,从而为数百万反战美国选民提供一个健康的政治选项。12月3日,也就是接下来的周日,主打“抛弃约翰逊”旗号的活动家阿拉德.洛温斯坦在《与新闻界见面》节目当中庆祝麦卡锡同意竞选。一位嘉宾提出异议:“你不是还在等鲍比吗?”这条质问暗指了洛温斯坦长期以来对于罗伯特的招揽。洛温斯坦赌气地答道:“事实上,麦卡锡参议员不是也还在等鲍比吗?”他坚持认为,任何公民想要挑战现任战时总统都经不起犹豫。前一天晚上,准备给现任总统造反的人们在芝加哥的喜来登-黑石酒店举行了关注民主人士会议,洛温斯坦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民主基础的火热雄辩,一万两千名参会代表则起立鼓掌表示敬意。他抨击越南战争是行政暴政造成的隐秘道德腐败,而准备参选的麦卡锡参议员则坐在台下生闷气。不甘心被洛温斯坦比下去的麦卡锡登台之后针对战争的愚蠢与异议的危险发表了大掉书袋的演讲。他的发言投射出了某种异想天开的矜持,暗示约翰逊对于权力的渴望本身就是造成越南灾难的根本原因。公众尖锐地审视了麦卡锡的诗意超然立场,有些人因此而崇拜他,也有些人因此而诋毁他。他这样的超然态度看上去要么是新鲜的美德,要么是虚伪的缺陷。政坛大环境点燃了他和罗伯特之间的摩擦。这两人都是清教徒,虽然不甘不愿,但是依然成为了竞争对手——一个勉强跻身竞选,另一个依然尚未涉入。

在远离选举叛乱的其他政治领域,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国防部长任期只剩下了高度紧张的最后一个月。随之笼罩降临的失落感令伯德.约翰逊夫人悲叹不已。麦克纳马拉连续两天独自来到约翰逊面前,呼吁减缓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总统对所有国家安全官员隐瞒了麦克纳马拉的突兀转变,就连批准升级战略的智囊团顾问们也不知情。对于麦克纳马拉来说,总统压制他的观点的做法破坏了两人之间的信任,致使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顶点”。对于约翰逊来说,麦克纳马拉情绪低落的迹象导致人们窃窃私语:“我们手头上可能还有另一个福雷斯特。”这句阴险不详的评语指的是美国第一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James Forrestal)在任期间崩溃自杀的旧事。约翰逊命令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整理了麦克纳马拉提交的书面异议,然后在不透露作者身份的前提下拿去征求别人的意见,结果遭到了智囊团几乎众口一词的拒绝。艾毕.福塔斯法官写道:“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能比建议的方案更糟糕——说什么我们要‘稳定’我们的军事努力水平并且停止轰炸,这简直是在为屠杀大开方便之门。不过这样做确实会在美国本土产生撤军的要求——事实上必须实话实说地评价这一做法:这就是撤军过程的一个步骤。”得到秘密共识支持的总统再度振奋精神,向记者透露国防部长将去领导世界银行。这相当于针对越战首席设计师进行了巧妙的政治安乐死,麦克纳马拉的疑惑在将近三十年后的回忆录当中仍然没有解开:“我至今不知道我究竟是主动辞职还是遭到了解雇。”

尽管约翰逊总统赶走了转变立场的麦克纳马拉,但是他却保留了对方已经私下表达许多年的的令人不安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对于炸弹的效力的怀疑。其他人反复主张可以依靠更多更大的炸弹在越南取得胜利,麦克纳马拉却不肯相信这一承诺,总统也逐渐失去了信心。约翰逊告诉军事指挥官:“我开始同意鲍勃.麦克纳马拉的观点,看来这些目标不值得损失飞机。” 约翰逊既不肯撤军,又不肯接受僵局,于是他转而要求维持国内公众的信心, 希望美国人相信美军的战斗正在确保对越南的控制,而麦克纳马拉已经不再相信这种信心可以长久维持下去了。官员们遵循了总统智囊团的主要建议,决心向美国公众“展示一些进展”。他们强调军事局面一片大好的主题,以此取代麦克乔治.邦迪所谓的消极聒噪,“母亲和父亲的儿子们面临的死亡与危险,以及一眼看不到结果的困境”。威斯特摩兰将军公开预言美军可以在两年内开始回家。新任美国驻南越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Ellsworth Bunker)宣布了“加快进展速度“的势头。军方也很少在这方面做出铿锵刺耳的不同判断。约翰.保罗.范恩上校(John Paul Vann)是一位在越南花了五年时间制定反游击战略的传奇战士。他在回国休假期间一开始受到了欢迎,直到沃尔特.罗斯托要求他私下保证最糟糕的战斗可以在六个月内结束。范恩在12月8日回答道:“可不能这么说,罗斯托先生。我生来就是乐观主义者。要我说我们肯定不至于坚持不到六个月就认输。”如此耿直而又丧气的态度刺痛了身为国家安全顾问的罗斯托,事后他直截了当地评论道范恩这样的不敬权威之辈不适合从事政府服务。(范恩回到越南执行任务,并于1972年阵亡。)

约翰逊总统克制了给战争批评者打上不爱国烙印的冲动,但是他确实敦促政府人员在私下里骚扰他们。例如他对于金为华盛顿反贫困运动发出的第一次筹款呼吁就作出了强烈反应,该呼吁以斯坦利.利维森起草的语言框定了领导大会的运动战略:“非暴力可以适用于体现创造性破坏的激进抗议形式,同时避免肉体或者道德上的破坏……骚乱于战争的毒瘤足以破坏美国生活的民主核心。然而我们总还可以组织起建设性的力量。”总统在这封公开信上亲自写下具体指示,要求针对领导大会展开税法调查,从而加以报复。国税局局长谢尔登.科恩(Sheldon Cohen)在空白信纸上回复说,他的手下人“在过去三四年里”一直在针对金和他的领导大会基金会进行审计,但是没有发现任何足以用来发力的法律把柄。福塔斯法官和他的妻子、税务律师卡罗尔.阿格(Carol Agger)秘密地表示同意,两人都指出金的行为并不构成欺诈罪,政府也无法合理合法地撤销在双方交往更愉快的时期帮助领导大会争取到的免税地位。几乎与此同时,约翰逊又收到一份联邦调查局的机密报告,声称福特基金会不久将宣布向金提供二十三万美元的资助,用于培训分散在各大城市的少数族裔教士的领导能力。碍于麦克乔治.邦迪的情面,总统不愿意直接询问福特基金会,因此要求胡佛给个说法。胡佛也是有苦说不出,他实在没脸告诉总统,主管基金会的邦迪卡死了联邦调查局破坏本次捐款的手段。于是他授意迪洛克向约翰逊讲述了一个大胆的故事:心肠软的邦迪一开始为金拨出了不少于四百万美元的专款,直到联邦调查局暗中干预之后才骤减到如今的数字。

不过胡佛这次还算有所收获:他注意到总统正在对金强压怒火,尽管金此前大力支持了他的伟大社会议程。这一点使得联邦调查局在进一步秘密攻击金的时候获得了额外的安全余地。胡佛在下发给联邦调查局所有办公室的正式指令当中将金与领导大会列为突出目标,号令全局上下“揭露、破坏、误导、诋毁或者以其他方式消解黑人民族主义仇恨组织的活动。”这是联邦调查局历史上第三次全面发动的反间谍计划(COINTELPRO)。在此之前探员们已经展开了行动。他们向受宠的记者泄露宣传内容——“联邦调查局关于金的报告准备就绪”——还为众议员约翰.阿什布鲁克在国会的长篇演讲提供素材,其中将金描绘成了一个“渴望权力的暴君”。到了十二月,胡佛还探讨了如何才能恢复针对金的电话窃听,此前这些窃听器根据约翰逊的命令遭到了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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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星期天,金再一次来到了蒙哥马利的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教堂。这一天是这座他在事工生涯开端执掌的教堂建成九十周年,他的到来吸引了大量人群前来参加纪念仪式。现任本堂牧师默里.布兰奇(Murray Branch)开玩笑说:“甚至有些本教会的成员今天也是第一次走进这座教堂。“在布道坛上,金诊断了美国这个同时患有种族主义、“强迫性物质主义”以及军国主义这三种大病的国家,宣称美国正在“走向精神层面的灭亡”,然后又宣讲了希望的意义。他重点讲解了使徒保罗关于信仰、希望和爱的长篇大论,从而在社会层面上区分了希望和欲望,并且认为真正的希望不可能是自私的:“你可能渴望一座漂亮的新房子,但是你希望获得自由。希望比渴望多出了‘我们’这一层品质。你可能渴望性爱,但你希望和平。”他认为将希望与乐观主义以及神奇期望区别开来的关键在于内在承诺:“真正的希望包括承认你所希望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存在。”他举了几个例子,还引用了耶稣的话:“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他回顾了与“我的一些民族主义朋友”的讨论,声称自己在开合不定的希望之门面前指出了暴力学说与非暴力学说之间的致命分歧。最后他请出了历史上最重要的希望专家——“他们就是我们的奴隶祖先,想想吧。” 金对比了残酷的奴隶世纪与诞生在灵性当中的奇迹般的活力,然后向听众们坦诚道:“有些时候我也会因为每天都生活在死亡威胁之下而感到灰心。”他将这句话作为开场白,宣讲一段以基列的香膏为题的布道词。结束这段阴沉忧郁的讲话之后,金跟随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的会众们来到阿拉巴马州议会大厦脚下,近距离观察了正在进行的三K党集会现场。大龙詹姆斯.斯皮尔斯谴责了逃避兵役者、枪支管制法、“马丁.路西法.金"以及迪安.拉斯克允许异族通婚的丑行。一名身强力壮的三K党徒身穿带兜帽的礼袍,高举着拼写错误的标语牌——“我们的祖先为我们争取到了陪带武器的权利”——面无表情地游行。

金当晚赶到芝加哥进行了另一次演讲,然后赶回了家。在星期三的亚特兰大新闻发布会上,他向记者们介绍了新任领导大会项目主任伯纳德.拉法耶特,授权他协调1968年春天的“穷人争取工作或者补贴运动”。新闻报道强调时年二十七岁的拉法耶特是非学委创始人之一,也是自由乘车者,而且他“在非学委接受黑人权力学说之前就离开了”。金还介绍了负责内部管理的新任执行董事威廉.卢瑟福。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窃听到了这项任命带来的影响涟漪。金在那天下午告诉斯坦利.利维森:“他不出一个星期就完成了我们两三年都没有完成的事情,他工作起来真是太拼了。”在卢瑟福的鞭策之下,员工们逐一拆阅了随意堆放在箱子里的大批邮件,不仅发现了几个月前就已经寄来却一直没拆封的捐款,还发现了一封很久以前卢瑟福本人寄来的求职介绍信,信封已经发黄了;卢瑟福派遣的追踪人员在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发现了好几辆此前一直去向不明的租车;卢瑟福本人则解雇了一位非学委理事会成员的女儿,因为她在贝拉方特巡回演唱会期间开出了巨额娱乐账单。他还与亚特兰大唯一的黑人金融经纪人发生了冲突,因为此人自行决定拿着非学委的资金投资克鲁格金币,全然不顾这款金币的发行方是奉行种族隔离的南非。这位经纪人很不服气地辩称分红的时候从来没人质疑他做得不对,于是卢瑟福把他也解雇了。

“何西阿再次提出要辞职,”金告诉利维森。威廉姆斯以一反常态的大量备忘录为自己的立场进行了激烈的辩护,其中仅12月15日就提交了三份长篇备忘录。他告诉卢瑟福:“我还想对于你试图评估我的性格表示愤慨与不满。”同一周,杰西.杰克逊缺席了关于贫困运动的第一次行政人员会议,卢瑟福随即针对无故缺席和迟到的员工实行了罚款制度。他在一封写给杰克逊的通知信中抱怨说:“你向我保证过你会充分合作。”信中虽然承认罚款“显得有点幼稚”,但是又反问道,如果领导大会甚至不能准点召集自己的员工,还怎么指望组织整个美国。接下来卢瑟福与安德鲁.杨一起飞往芝加哥与杰克逊会谈,留下了一份关于他从金那里领受的第二项秘密任务的积极报告。现在詹姆斯.哈里森的财务办公室上了锁并且新开了一个办事窗口,这样一来领导大会的员工们不必走进他的办公室就能办理业务,自然也就不必在堆满现金的办公桌旁边徘徊。使卢瑟福感到满意的是,谨慎的审计表明每天的现金流都做到了出入平衡,哈里森与何西阿.威廉姆斯没有挪用一分一文的运动资金来供养他们的隐蔽公寓。得到准信之后,金对于两人私下享受的神秘奢侈品也失去了继续追究的兴趣。他以及领导大会的所有其他成员都没有怀疑哈里森两年来一直是政府的线人——此人偷偷摸摸地与联邦调查局探员见面,奉上各种小道消息与偷出来的内部报告。联邦调查局为他开设了代号为AT.1387.R的账户,这笔外快比金开给他的工资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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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星期五晚上,一百名知识分子在纽约格林威治村举办论坛,讨论暴力与权力的核心问题。这个话题吸引了媒体的不寻常兴趣。《人类状况》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作者汉娜.阿伦特宣布:“一般来说,暴力总是源自无能。”诚然,权力与暴力从来都联系密切,例如政府本身就被普遍定义为对于合法武力的垄断。(社会学家C.莱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写道:“所有的政治都在于争夺权力;权力的最终体现是暴力。”)但是阿伦特却主张人们不应当将这种联系视为理所当然。许多经典学说都将暴力置于自然过程的核心,例如卡尔.马克思主张暴力是历史诞生的阵痛,乔治.索雷尔主张暴力是对于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冲击,阿伦特同样针对这些经典提出了质疑。她嘲讽地指出:“现在萨特甚至告诉我们,不是劳动而是暴力创造了人。”她反对“暴力的海市蜃楼”,并且引用了非洲反殖民战争代言人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令人惊讶的警告:暴力往往会蜕变成冤冤相报。其他参会人员赞扬了阿伦特的态度,不过同时又为暴力辩护了几句,从而缓和她的感性论述。作家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诙谐地引用了一位爱尔兰独立运动活动家的言论:“暴力是确保温和意见得到倾听的最佳方式。”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则主张他可以轻松指出“在哪些情况下暴力确实可以消除更大的罪恶”。

作家苏珊.桑塔格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上述讨论都是炫技的理论体操,却回避了他们这个时代的紧迫问题:“这个房间里的各位,以及我们认识的人们,是否应该参与暴力?”乔姆斯基坚定主张一切抗议者都应该保持非暴力,并且提出了三个有力的理由:面对政府压倒性的力量,暴力对抗实属徒劳;在政治层面,“暴力会促使尚未表态的人们走向对立面”;最后人们必须意识到“参与暴力行动的个人会受到巨大的伤害”。反对乔姆斯基的人们引用了自从沃茨骚乱以来不断增强的反叛暗流。事实上《纽约时报》在同一个周末的头版发表了调查结果——“白人自由派在种族融合问题上的转变”——表明黑人权力学说正在成为一种时尚。根据黑人权力理论的主张,种族暴动与黑人抛开白人的单独发展可以有效化解黑人遭受的屈辱,而且美国知识界也正在逐渐欢迎这套主张。参会人员对于这一趋势则十分不以为然。哈佛大学的托马斯.佩蒂格鲁(Thomas Pettigrew)叹息道,就在社会上的反对者终于开始让步的时候,学术界的支持者却转向了反对种族融合的道路。《时代周刊》援引丹尼尔.莫伊尼汉的话,模仿教授们对肤色界线的嘲讽。“好吧,你们刚攻占了纽瓦克,那么我们就拿下普林斯顿好了。”诺曼.梅勒表达了宽慰人心的打气言论:“战争可能是(种族压迫的)最后一计补药。”贝亚德.拉斯廷哀叹道,利用烟幕弹转移注意力的手法在历史上早有先例。当年在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时期,美国原本承诺要为得到解放的四百万黑奴没人提供四十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但是事到临头才发现“这很难实现,于是人们就将兴趣从黑人身上转移了开来。”

学生领袖汤姆.海登(Tom Hayden)在格林威治村论坛上向汉娜.阿伦特提出了挑战:“你们不妨拿我当成麻风病人,但是我依然认为在和平运动当中运用暴力并非全无道理。”海登时年二十七岁,曾在1962年协助创建了民主社会学生组织,在此之前也曾投身民权运动并且入狱。出身于纽瓦克的白人贫困工人家庭的海登为种族骚乱的暴力辩护,认为骚乱者只想“搞几张床垫,几套衣服,再搞几瓶烈酒留着过冬。”他援引了西班牙和古巴的历史先例,坚持认为只要有了持不同政见者预先奠定的坚实政治基础,那么暴力也可以是合法且积极的。此外他还认为美国的抗议者已经用尽了和平的民主渠道。他告诉阿伦特:“在我看来,除非你能开始展示——不是在语言上,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行动上——你能结束越南战争,结束美国的种族主义,否则你就不能谴责那些等不及你采取行动的其他人诉诸暴力。”就像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一样,海登凭借着新锐的激情赢得了大部分人的支持。身为著名哲学家的阿伦特努力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主张历史依靠非暴力的力量上向前推进,但是她的论点却令人遗憾地遭到了忽视。阿伦特补充说:“如果我们看看已经发生的革命,我完全不确定它们的成功基于暴力”。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在战争与几乎遍及全球的政治危机的刺激下,阿伦特将会重新思考她的立场,并且意识到“单纯主张权力不等同于暴力是不够的”。诚然,上至高级理论,下到日常生活的普通本能,关于暴力的假设可谓根深蒂固。然而在《论暴力》一书中,阿伦特却针对这一假设提出了一则原创论题。她断言:“权力和暴力相互对立。在一个人绝对统治的地方,其他所有人都会缺位……暴力可以摧毁权力;它完全不能创造权力。”阿伦特驳斥了暴力。她省略了披挂在武力身上的仪典外皮,也不顾武力可能抱有怎样的崇高抱负与道德遗憾,转而宣称无能毁灭的历史现实正在到来。她将暴力定义为对于自愿认同的否定,而自愿认同又是建设现代政治的原材料。她还否定了军队与电影英雄的暴力是实现更大利益的必要之恶的信念,将其称为 “哲学偏见”。阿伦特写道:“这种历史悠久的观点已经变得越发危险,原因很简单。它激发了希望,驱散了恐惧——但是这种希望十分奸诈,被它驱散的都是合乎情理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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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前一周,约翰逊总统围绕着麦克纳马拉针对政府的越南战略的书面背弃撰写了一份独特的“档案备忘录”。他写道:“我已经仔细阅读并研究了这篇文章,”然后阐述了为什么他认为麦克纳马拉主张的稳定战局计划“在河内和美国都会被视为意志衰退的标志”。约翰逊把这份备忘录当作最后的遗嘱,并未将其交给员工们审阅,而是单独保存起来并且附上一张便条,要求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非常仔细地阅读附件”。第二天总统出国访问,首先来到澳大利亚出席了已故总理哈罗德.霍尔特的葬礼,然后在墨尔本与亚洲领导人举行了战争会谈,之后他转向北方,经过十个小时的飞行来到泰国的霍拉特空军基地,在午夜时分向匆忙集结的美军飞行员致敬:“你们这寥寥几十人就死死钉住了几十万北越敌军。” 在黎明前他又对航空机械师发表了类似的讲话。12月23日星期六上午他飞往南越检阅部队——“我们不会屈服,我们也不会摇摆不定!”——然后拖着一飞机因为行程盲目而满腹火气的记者们出其不意地往西飞去。总统专机首先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着陆,总统在跑道上与巴基斯坦总统举行了峰会。与此同时,总统访问团的先头部队也从罗马秘密传回了航空路线纠结不清的状况。听说约翰逊临时有意访问罗马的传闻之后,无数意大利反战示威者纷纷聚集了起来。为了避开这些人,约翰逊在周六晚上改乘直升机降落在梵蒂冈城墙以内的一片花园里,驾驶员事先甚至从没进行过演习。然后他在一名助理的陪同下匆匆赶到教皇图书馆会见了保禄六世。

在接下来的七十五分钟,约翰逊向教皇描述了自己的战争政策。他声称自己的决策出发点完全是为了实现和平,以便让美国尽快回到教育、健康以及社会正义等等优先领域。他告诉教皇:“我的右手保持着稳定的压力,而我的左手则寻求谈判。”鉴于“河内根本不打算坐到会议桌前”,总统提出了一个敏感的请求,希望梵蒂冈出面说服南越的少数派天主教统治者——包括新任总统阮文绍与他的大多数手下——让他们自行与越共私下秘密和解。这是一项艰险的计划,旨在从政治层面分裂越共,将越南分裂成南北两部分。正当约翰逊极力拉拢教皇协助的时候,保禄六世却注意到了约翰逊为记者们预先起草的联合声明当中的一句话:“我们永远不会把南越交给侵略者或者攻击者。”教皇针对这句话提出了温和的反对:“我非常清楚地理解了您的良好意图和美好希望,但是您必须明白我永远不能认同战争。”相反,他建议美国从今往后停止轰炸——“使之成为一场更加防御性的战争,而不是一场进攻性的战争。这将加强您在世界的道德地位。”约翰逊拒绝了教皇提出的延长即将到来的假日休战的请求,理由是他手下的军事主官一致认为胡志明会抓住任何机会派出“前保险杠挨着后保险杠的卡车车队”,将援军安全地运送到战线上。总统声称在三十七天的轰炸暂停期间,越共已经积累了足够消耗七个月的军需物资,只为尽可能多地杀死美国士兵。

保禄六世间接质疑了战争逻辑的钳制力:“他们的人、他们的武器、他们的物资都来自哪里?”

这句质疑暗示越南人民正在与越共合作反对约翰逊,而约翰逊的回答则回避了教皇的暗示:“他们的人马全都是通过恐怖手段从南方招募的,他们的兵源现在只剩下了十四岁的男孩。”总统坚持认为他的敌人在军事层面已经走上了绝路。尽管如此,他依然恳请教皇敦促他的南越天主教盟友“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和解谈判,尽管这一设想在政治层面同样孤注一掷。教皇表示他愿意竭尽所能,但是他们两人都很清楚,南越领导人认为主动接触共产党人无异于自杀式的叛国行径,他们更愿意依靠美国的武器。获得教皇许可之后,约翰逊发布了两人的联合声明——其中“删除了一句话”——然后匆匆回到空军一号。1967年12月23日就此成为了有记载以来最长的美国总统工作日。一位强撑困意目光呆滞的白宫助理后来声称这次出访堪称“菲尼亚斯.福格一般的冒险”。返航的空军一号再次追逐着地球自转,于12月24日早些时候到达华盛顿,带回了约翰逊总统的圣诞夜信息,其核心内容宣扬了总统对于解决越南冲突的不竭渴望。然而总统很快就被梵蒂冈方面的新闻报道气得暴跳如雷,因为教皇质疑了他对于和平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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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新年庆祝活动彰显的美国社会文化显现出了某种被焦虑阴影笼罩的青春活力。进入1968年,美国全国人口普查表骄傲地记下了两亿公民这个数字。这一年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没有执行死刑的年份,无论是在各州还是联邦层面。一等邮票的价格在1月7日从五美分上涨到六美分。自从出现第一个正式伤亡人员算起,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了六年之久,并将在几个月内超过1775年至1781年的独立革命,成为美国历时最长的战争。但是这个计算起点始终被争议笼罩,因为美军在亚洲的早期死亡人数一直模糊不清。因此众多美国人也理所当然地将越南视为了来自遥远阴霾的可怕暗流。1967年的年终审查显示美军在越南的累计死亡人数为一万五千九百人,另九万九千人受伤。此时还很少有人预料到1968年的伤亡人数将会就会逼近过去几年的总和,或者这一年将会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暗杀与动乱的分水岭,但是弥散的疑惧还是暗示了这一年的血腥前景。威斯特摩兰将军派出六千名海军陆战队员前去守卫孤立的溪山要塞,抵挡四万名北越士兵的围攻。这样的作战态势难免促使人们不安地回想起当年法军在奠边府的决定性投降。

白宫的国内顾问们正在展开辩论,论题是总统在一月份关于民权的讲话是否应该直截了当地指出“完全不歧视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来实现”。反对者担心如此缓慢的时间表“会给认为伟大社会是骗局的黑人权力之流提供弹药”,支持者主张奉行现实主义而不是沉湎于儿童读物式的美好幻想,希望培养人们不顾挫折和伤痕,对于长期进步保持耐心。在密西西比州,霍尔姆斯县的罗伯特.G.克拉克(Robert G. Clark)在当月坚持不懈地成为二十世纪第一位黑人州议会众议员——上一次黑人加入密州州议会还是1894年的事。他因没有收到邀请函而错过了庆功典礼宴会;新任众议员举行官方游行的时候,他借了一辆车跟在游行队伍后面;其他众议员坐在平台上参加就职仪式时,他独自一人站在台下;最后他在单独摆设的另一张桌子面前完成了宣誓仪式——所有人对于这一切全都视而不见。他在密州州议会坚持存在了几十年,然后于1992年成为了临时议长。*

*【克拉克于2003年退休,就此成为了密州众议院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议员。2004年,他又成为了第一位以姓名为密州州政府办公建筑命名的非裔美国人。】

在纽约,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于1968年开始就电视、报纸、地铁和广告牌广告当中缺乏少数族裔面孔的问题举行听证会。媒体高管们一方面申辩称自己无力影响广告客户究竟采用怎样的图像,同时又强调他们一直致力于机构内部的种族多元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副总裁威廉.菲茨(William Fitts)作证说:“二战结束后我们立即决定积极寻找非白人员工。”但是他也承认种族多元化在高于收发室的岗位层级上几乎毫无进展。听证会后第九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雇用了第一位黑人摄像记者哈尔.沃克(Hal Walker)。《纽约时报》的人事主管约翰.莫蒂默(John Mortimer)遭受了尖锐的质问,因为人们注意到这份报纸的全白人员工队伍昂然征讨种族问题的报纸社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当被问及《纽约时报》是否曾经雇用过一名波多黎各记者时,他回答说:“我并不这么认为。”新任命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主席克利福德.亚历山大证实,确实有一家投资公司刚刚打破了禁止派黑人文员或或者送信员进入交易大厅的肤色限制。巴奇公司的一位副总裁表示:“据我所知我们是第一家这样做的公司。”证人证实,纽约市九十一家职业中介机构当中有六十家仍然愿意接受 “非犹太裔白人秘书”的招工要求,还有好几家著名广告公司口头声称追求种族多元化,但是就是不肯雇用任何少数族裔专业人士。金融领域的状况也大同小异。摩根担保信托公司的弗雷德里克.莫斯利(Frederick Moseley)作证说:“本公司不存在种族隔离的职业设施。”1970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将会认可第一位黑人成员*,在此之前国会领导人将会确保亚历山大提前从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辞职。逼他辞职的理由是他紧紧纠缠各位雇主加快平等就业进度,超过了雇主们自己觉得舒服的步调。

*【此人名叫约瑟夫.L.希乐斯(Joseph L. Searles)。金的律师克拉伦斯.琼斯在纽约某证券公司担任合伙人期间与此人合作密切。此外在1967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接受了第一位女性交易员莫丽尔.希伯特(Muriel Siebert)。在所有权层面之下,美林公司于1965年雇用了三名黑人,从而整合由两千二百五十名股票经纪人组成的销售队伍。】

在华盛顿,J.埃德加.胡佛声称共产主义领导人“回顾1967年的时候想必颇为得意”。新闻分析家们注意到,胡佛的年度报告综合了来自颠覆、反战抗议和种族煽动的可怕威胁。尽管美国社会此时一直认为正牌美共成员已经少之又少,胡佛却将这一点包装成了更加精妙的危险。他警告称美国的敌人非常乐意“看到政府的越南政策遭到持久且广泛的反对,特别是来自非共产主义者的反对。”他还认为与此同时黑人权力的激增“造成了一种不稳定的气氛,对于许多黑人来说这意味着暴动、纵火、抢劫和杀人的‘权力’。”私下里,胡佛还发起了一场协同警报。1月2日,他正式要求针对金进行新一轮电话窃听。第二天,他向约翰逊总统发送了一份基于詹姆斯.哈里森的线人报告的机密蓝图。为了即将于春天在华盛顿举行的公民不服从示威,金正在招募志愿者。胡佛的蓝图列举了作为招募地点的十五座城市以及五个农村地区,以及迄今选定的四十六名招募专员的预定分布。1月4日,在没有通知白宫的情况下,胡佛命令联邦调查局外地办事处为一项新的秘密行动建立每一位员工与志愿者的档案,代号为POCAM(代表“贫困运动”),企图以此阻止金。这是联邦调查局针对“黑人民族主义/仇恨团体”的反情报计划的专门方向。

1月5日,政府的压力从另一面向金袭来。司法部针对去年秋天登门上交近千张征兵卡的五位成年人提出了刑事指控。金在谈到引人注目的头条新闻时——“斯波克被起诉”——非常怀念明确的道德选择。他在周日布道时宣布:“我希望我没有身为牧师的征兵豁免权。我要敬告联邦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人,他们怎样对待斯波克博士和威廉.斯隆.科芬——我的好朋友,耶鲁大学的牧师——也可以怎样对待我。他们可以准备好给我定罪。”在接下来的一周,金的巡回演讲路线从明尼苏达州延伸到北达科塔州,期间他回绝了与斯波克一起参加新的越战集会的提议,因为斯波克依然还与全国新兴政治会议的相关团体拉扯不清。去年八月劳工节全国新兴政治会议在芝加哥召开,结果只能用乌烟瘴气来形容,出席会议的金也落了个灰头土脸,现在他只想对于全国新兴政治会议敬而远之。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金还拒绝要求五名被告接受监禁而不是针对起诉提出异议,但是他确实允许跟随他出行的法律顾问哈里.瓦赫特尔在1月11日的纽约核心会议上如此主张。瓦赫特尔认为标准的辩护策略只会给这场旨在诉诸良知的正剧拆台,使其沦为旷日持久的拉锯官司,官司的焦点也会变成关于异议的技术限制,失去放大反战情绪影响的难得机会。科芬至少在一开始同意了这一策略,因为他在司法部举行上交征兵卡仪式的原本目标就是与其他寂寂无名的年轻拒服兵役者一起接受监禁。然而新聘请的辩护律师团一想到要向政府的严厉阴谋起诉书投降就感到羞愧,他们的职业热情——战斗,胜利,确保客户不用坐牢——压倒了被告的创伤与矛盾。金对于这一转折仅仅表示了泛泛的支持,并且向瓦赫特尔解释了他的沉默:“我不能告诉另一个人他应该什么时候进监狱。”

第二天上午,科芬在贝尔蒙特广场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他决心“在美国法庭上以传统的美国方式对抗政府”。记者们随即失去了对于本案的兴趣。还是金挽回了新闻界的兴趣——“金博士呼吁在首都举行反战集会”。他宣布CALCAV神职人员将在二月举行第二次和平朝圣,“要么我们结束越南战争,要么我们许多最敏感的公民必须被送进监狱。”斯波克.科芬案件将会于当年夏季在波士顿进行审理,公诉方将会指控五名被告阴谋勾结,而为被告辩护的知名律师将会指出五名被告不仅先前从未参与过反战抗议,而且彼此都不认识。这一招让辩方牢牢掌握了庭审主动权。科芬的律师詹姆斯.圣克莱尔(James St. Clair)提供证词,声称被告收集征兵卡的行为非但没有妨碍征兵,反而加快了征兵进程,因为这一做法提前甄别出了不适宜当兵的无赖汉。激进的律师伦纳德.布丁(Leonard Boudin)是斯波克的辩护人,他针对斯波克受到的每一条指控都提出了异议。至于斯波克则发现自己在受审期间的轻松心态令他本人都感到惊讶:“像我这样从小循规蹈矩的人,如今不仅遭受了联邦罪行的审判,而且竟然还在庭审现场打起了瞌睡。”曾经担任纽伦堡首席检察官的泰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这次担任了马库斯.拉斯金(Marcus Raskin)的辩护人,并且赢得了陪审团的无罪判决。他的当事人听到判决之后当场瘫倒,眼里流下了遗憾的泪水。其余四名共同被告则欢迎了法庭的定罪,尽管他们的罪名都在后续上诉当中遭到了推翻。最后,辩护方的法律策略牺牲了公民不服从的原则来维护第一修正案。相比之下,CALCAV纽约分部的神学院学生巴里.约翰逊(Barry Johnson)在回应夏季征兵通知时将自己与八名成年支持者用锁链拴在一起——其中包括巴尔福.布里克纳拉比以及一名越南阵亡士兵的母亲——并且祈祷军方做出选择,要么将他们一起逮捕,或者将约翰逊与他的“同谋者”分开。白厅征兵中心的军官们无视这些纠缠不清的影响,从未起诉约翰逊,因为政府律师不希望为了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而宣扬军事胁迫的手段,以免激化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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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金飞往旧金山参加周末演讲。1月14日星期日,他和安德鲁.杨驱车前往奥克兰的圣丽塔改造中心,那里的非暴力小组因为发动反征兵静坐示威而再次遭到监禁,这次他们的刑期从十天增加到了三个月。来访者在关押琼.贝兹和她母亲的女牢房这边引起了骚动,金还没来得及与贝兹等人打招呼就看到一名普通囚犯从牢房一角冲到牢门口,手里拿着一片碎纸和一根铅笔头,不过看守们不等她拿到金的签名就把她关进了单人禁闭室。尽管如此这名囚犯依旧欣喜若狂,手舞足蹈,高声叫道她不在乎,因为她不仅见到了金,还和他握了手。她的呼喊声激起了其他女囚牢房异口同声的呼吁。囚犯们恳请金纠正监狱里的各种弊端,改善犯人伙食,为她们找一位好律师,让遭到忽视的儿童接受体检。

直到金到达男囚区的隔离牢房时,呼喊声才渐渐平息。隔离牢房里的艾拉.桑德佩尔打断了金关于外部世界的报告,建议开展完全重组的反贫困运动。“不要去华盛顿,”他以一贯的狂热建议道。他警告称华盛顿是腐败集中之地,敦促金还是应该在穷人的居住地进行示威。金试图证明首都是作出回应的适当支点,桑德佩尔则感觉到了金身上的沉默反差:他虽然穿戴整齐,衬衣袖口浆洗笔挺,但是脸上却布满了疲惫与抑郁。金请求桑德佩尔别忘了今日探监的人情,“日后我在华盛顿坐牢的时候,请你也来看看我。”金离开男囚牢时囚犯们纷纷热烈呼喊为他送行,其中一个人的欢快请求给金流留下了格外鲜明的印象:“金博士,你们一定要把外面收拾好了啊,我出去以后还得找工作呢。”离开圣丽塔之后,金在白茫茫的雨幕与惊人的掌声当中就越南与贫困问题进行了简短的动员讲话:“我可以主张我把这两场斗争看作同一场斗争。”最后他要求非正式的街头守夜人员“一起合唱古老的黑人灵歌,‘我不会再研究战争’。” 随后他与杨一起乘坐午夜航班取道达拉斯,于1月15日提前回到了亚特兰大。

两人落地时已经是深夜,而且金已经筋疲力尽,以至于没能准时参加第二天早上的以谢教会演讲。约有六十名领导大会员工带着旅行用品从分散各地的岗位聚集到以便以谢教会,准备从这里直接分头出发,投身于贫困游行的招募任务。比尔.卢瑟福在召集员工时声称他们要参加一场强制性研讨会,并且给出了明确的最后指示——“必须前来”——但是金的口吻要更加宽松,以此努力克服正在发酵的怀疑以及对于他们为什么非得去华盛顿的困惑。他首先感谢金老爹与其他人在他迟到时发表的垫场演讲,然后又对朋友们不温不火的反应开了个玩笑,这些外来人仍然穿着大衣——“他们这样就好像我的教堂里很冷似的。”接下来他发表了一篇防御性的演讲,并且难得一见地暴露了内心的不安。

金认为失业统计数据不足以体现穷人的困境,暴乱与黑人权力的流行诱惑也无法取代领导大会的手段:“暴乱带不来任何回报。”在金看来,就算不考虑道德或者信仰,暴乱与黑人权力理念也意味着客观层面的失败,“因为如果我们认为权力是实现变革的能力或者达成目的的能力,那么投身于无法完成这两点的行为就是毫无权力的表现——无论你的嗓门多高,无论你焚烧了多少东西。”同样,他还告诫员工们要打击切.格瓦拉式游击战的“浪漫幻觉”。他断言,如果得不到广泛的政治同情,任何“黑人”版本的古巴革命都不可能成功,更何况只有少数黑人赞成发动叛乱。相反,金赞美公民不服从的纪律,他认为公民不服从并不是某种权利,而是对于尚未开发的民主能量的个人致敬。他敦促员工们必须“将非暴力的所有力量用于解决经济问题”,尽管宪法当中没有任何条款承诺保障美国公民的温饱。金最后以最基本的恳求结束了演讲:“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任务的艰巨性。我们决不能被现在那些嘲笑非暴力的人们吓倒。”

按照传统,周一晚上的研讨会在全体合唱的音乐当中结束。人们兴高采烈地唱着,赶在拍子前跺脚踩着反拍:“谈谈彼得,谈谈保罗!谈论金博士,谈谈他们所有人!只要我知道我将会自由,这就好了,哈!这就好了!”金原本打算悄悄离开现场,但是安德鲁.杨一声高呼将他挡在了门口——“别让他跑了!”——无数双手随即将金拉回房间中心,人群突然合唱起了“生日快乐”。金的老朋友、刚刚在1967年成为南方第一位黑人女性脱口秀主持人的谢诺娜.克莱顿(Xernona Clayton)随即上前为他的三十九岁生日献上了祝酒词。一台家庭电影摄像机记录了金的满脸羞涩。“我们都知道你这人挺好养活,”曾经在领导大会工作的克莱顿打趣道。不过她马上又回顾了金在坐牢时对于伙食质量的抱怨,“所以过两天你进监狱的时候别忘了带上几听土豆罐头。”此言一出笑声立即蔓延开来。金郑重其事地检查了一番递到他手里的罐头,他的领带略微有些歪斜。“我们也知道你多么爱戴我们的约翰逊总统与夫人,”克莱顿一边说一边举起一个造型新奇的彩绘杯子,忍住笑念诵了上面的铭文:“我们正在配合林登.约翰逊的扶贫战争/请将硬币和钞票扔进杯中。”

和谐的气氛没能维持多久。第二天星期二,围绕着反贫困运动的争端就变本加厉地杀了回来。金在当天举行了临时新闻发布会,并且事先好言好语地哄着何西阿.威廉姆斯站在他身边。发布会上的威廉姆斯沉默不语,满面怒容,金则勾勒了一场“以三十年代的退伍津贴游行为模板”的扶贫运动,借助露营与纪律严明的请愿来展示贫困人口的困难状况。他发誓称:“我想这次运动与退伍津贴游行的唯一区别在于我们不会被赶出华盛顿。”记者们想让金多说一点对抗性细节,例如预测的入狱人数或者先前关于阻断街道交通与破坏电网的威胁。金直截了当地同意他本人也可能像斯波克博士一样遭到起诉——“我听到一则小道消息称他们打算再起诉九十人”——此外他还保证要让以便以谢教堂成为拒服兵役者的避难所,不少记者都抓住这两点大做文章。金宣称:“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掺和眼下的越南战争,因为这是一场内战。”

接下来金回到了贫困运动研讨会上,事后他承认研讨会的气氛 “相当激烈”。詹姆斯.贝弗尔与杰西.杰克逊坚持在战略层面反对整个华盛顿计划。何西阿.威廉姆斯提交了一份书面抗议书,声称他手下曾经实力强劲的塞尔玛工作组“目前只剩下了一个光杆主任。”他公开抱怨自己的员工与预算遭到剥夺,“我出门办事几乎就连加油的钱都没有。”实地员工则直接向金抱怨说他们的领导很少直接露面,削弱了他们的士气。“谁不在这里?”有人质问道,“我没看见何西阿。”运动组织者也摆出了许多实际问题。他们发现贫穷不同于肤色或者投票权,是一个抽象概念。此外他们还抱怨道,许多潜在的贫困运动参与者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穷人。员工们究竟应该寻找潦倒沉沦之辈充当展品,还是应该寻找口齿伶俐的人们担当证人?他们发现许多无根之人抵触变化——虽然无家可归,却又不愿意离开家乡,而且还装了一肚子关于今后打算的质问,全都没办法回答。有些领导大会员工与杰西.杰克逊一样,认为约翰逊总统只需认可他们的贫困议程就能挫败这场示威大戏。其他人则担心擅长拉拢人心的竞争者会给他们的非暴力运动方式打上老套虔诚的烙印。一位员工问金,“当我们把这些人带到华盛顿时会发生什么?斯托克利会不会等在那边给我们拆台?”

直到1月17日星期三招募员工即将出发的前一刻,金一直在劝诫各位员工们坚定信念。伯纳德.拉法耶特安排员工们背着背包拿着车票前往各处招募目的地,大多数人都是成对上路。金表示:“除了我自己,我不想对任何人进行心理分析。”他承认自己的立场横跨了爱与恨,希望与绝望。他推测类似的挫折感肯定也正在困扰着整个美国,就算战争鹰派与种族隔离主义者也肯定正在承受着属于他们的“萦绕疑虑”。然后他鼓励同事们将眼光放长远,超越相互冲突的目标与尚未完成的计划。“总之我们要去华盛顿,”金敦促道。他警告同事们,如果罗莎.帕克斯委员会在1955年首先等待几个月完善行动蓝图,“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根本就不会发生。”金认为群众运动本身就具有提炼最佳选择的能力,或许一场坚定的贫困将会下定决心“呼叫和平运动,让他们也渡过波托马克河”,但是首先“我们自己要充满激情”。为了说明非暴力的感染力,金回忆起凶猛的黑石游击队在芝加哥挨打不还手的情景。他毫不放松地鼓励员工,声称希望是就是“在最后关头拒绝放弃”,病态的世界需要遭受良知的冲击,这一次可能是他们最后的运动。他在宣讲时的气质活像一条逆流而上的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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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在华盛顿,五千名妇女组成的珍妮特.兰金大队冒雪游行,因为这一天是国会开门的日子。一排排警察奉副总统汉弗莱之命前来阻止她们。不久前参议院刚刚仓促做出决议,要求国会在星期三的国情咨文演讲之前不接待访客或者请愿书,以示对于约翰逊总统的尊重。欧内斯特.格鲁宁参议员(Ernest Gruening)——他的妻子多萝西也在游行队伍当中——仅仅争取到三张反对票来抵制这一决议。警方与游行队伍很快就对峙了起来。妇女们聚集在国会山脚下,一律身着黑色丧服。歌手朱迪.柯林斯(Judy Collins)带领大家合唱了“我们必胜”。柯瑞塔.金没有留在在亚特兰大为丈夫过生日,而是也加入这支游行队伍。其他成员还包括艾拉.贝克、范妮.卢.哈默以及游行队伍的冠名人,时年八十七岁的珍妮特.兰金(Jeannette Rankin)。她是来自蒙大拿州的女性投票权运动家兼和平主义者,有史以来第一位在美国众议院任职的女性,还是唯一一位两次投票反对美国加入一战与二战的国会代表。在来到国会山之前,这群女性展开了激烈的内部辩论,探讨了暴力与父权制之间的联系。一个来自芝加哥的小团体决定,女性要想获得完全的公民身份,就必须“不仅依靠她们的子宫、乳房和家务能力来证明自己”。一个女权主义剧团即兴表演了“埋葬传统女性的丧仪”。《壁垒》杂志的一位评论家嘲笑“心胸狭窄的婊子们”分裂了反战运动,但是大队领袖却主张女性团结了广泛反战抗议当中的各个派别——用珍妮特.兰金的话来说,“因为没有女性就没有战争。”天黑之后,国会领导人允许游行大队派出一个小型代表团走进国会递交了一份共识请愿书,以此结束了她们的雪中守夜。该请愿书呼吁立法者停止战争并且“为我们留在越南的惨遭蹂躏的土地做出赔偿”。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强调表示他对于这两项措施都很厌恶。

女子示威大队离去之后,约翰逊总统于1月17日晚间安全地走进了众议院会议厅,发表了简短而令人警醒的国情咨文。他以坚韧不拔为主题,宣称美国人民“有意愿迎接这些时代带来的考验”。约翰逊省略了起初几版演讲稿当中对于越南局势的年度回顾与预言,只是简单地宣布:“敌人已经在一场又一场的战斗当中被打败了。”他还补充说美国人对于实现和平的条件同样坚定不移。约翰逊考察了国内大量涌现的全新自由与繁荣,然后停顿了下来:“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存在着某种躁动,某种质疑。”他仿佛难以置信地回顾了七年来无与伦比的经济增长——美国家庭平添了七千万台电视机,无数“没有读完文法学校”的父母将会看到他们的孩子完成大学学业。“为什么?”他继续问道,“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安的情绪?”

约翰逊这样回答了自己的设问:“因为当一艘大船划过海面时,水面总是会遭到搅动和骚动。”他用航海比拟当前时代的说辞遭到了评论界近乎一致的抨击。在《时代周刊》上,詹姆斯.雷斯顿指责总统对于“甲板以下的叛乱呼声”充耳不闻。这场演讲仅仅得到了一次集体掌声,因为总统表示美国人“已经受够了不断上涨的犯罪违法行为”。许多观察家认为约翰逊错过了他自己发出的让国家巨轮减速的信号。另一些人批评他只注重航速却不看罗盘,朝着四面八方胡乱转动舵轮,以此逃避道德选择和民主价值观的冲突。金则在一次布道中哀叹这次演讲是“没有精神的消息”。

约翰逊坚持认为美国不能等到和平降临之后再来施行他那停滞不前的伟大社会议程,“特别是民权措施,公平的陪审团审判,保护联邦权利,执行平等就业机会,以及公平住房政策。”他这样告诉国会。除此以外他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新举措,包括将低收入住房的建设量增加两倍,并为企业提供二十一亿美元的补贴用于“培训和雇用核心失业人员”。他还在演讲当中正面面对了这些施政措施的成本问题。美国财政刚刚遭受了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年度赤字——高达二百五十亿美元,逼近了越南战争的全部费用,等同于国家预算的六分之一。约翰逊再次恳求征收临时附加税来弥补一半的赤字,并且发誓要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剩下那一半。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话,但是约翰逊却像着魔一般扑向了这项任务。他的总统任期越弱,他就越是决心证明——至少通过预算来证明——一个饱受打击、两极分化的国家依然可以同时负担他在军事与社会两方面的承诺。在推动“伟大社会”的象征性举措的同时,他还大刀阔斧地削减了联邦开支,从而消除年度赤字。在国外战争与国内混乱两方面,1968年都是最血腥、最昂贵的一年。但是约翰逊却在这一年完成了一项几乎无人注意的里程碑式壮举。他的最后一个预算周期使得国民账户增加了三十二点四二亿美元,为接下来二十九年间的六位总统创造了最后的盈余。

另一项财政趋势也正在从各州渗透出来。在国会听证会上,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莱特.帕特曼(Wright Patman)责备纳尔逊.洛克菲勒州长“声称纽约必须设立一种彩票来资助儿童上学”。不久前纽约州立法机构废除了1833年反对“极端恶性”博彩游戏的法规,由此合法化了二十世纪美国第二种由国家支持的公益彩票,第一种则是在1964年新罕布什尔州率先问世的全赢制彩票。该州每年只允许抽奖两次,并要求彩民填写三份表格。相比之下纽约州彩票面临的限制要远远小得多,每月开奖一次,但是另一方面纽约州又将彩票销售工作交给了有正式执照的银行出纳窗口。这种安排为通常与赌徒有关的交易提供了体面的氛围,但是涉及到了帕特曼议员对联邦特许和投保的金融机构的管辖权。他宣称:“纽约州——一片相当富裕的地区——居然不能在不诉诸赌博的情况下为教育事业提供资金,这似乎不可理解。”

对于莱特.帕特曼来说,这次与洛克菲勒的冲突呼应了他在1929年从得克萨斯州东部最贫穷地区进入国会时的挣扎,正是这段挣扎塑造了他的政治立场。当年美国陷入大萧条的巨口之后,他成为了退伍津贴法案的主要支持者。这份法案旨在救助他那些参加过一战的赤贫老兵战友,一战老兵们则向他颁发了“津贴远征军”的第一号会员卡。帕特曼的斗争以失败告终,但是他的事业却因此而取得了胜利。他大胆地弹劾了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并且落败,但是他针对这位富有银行家购买豪华艺术品的宣传依然充实了此人无视退伍军人的指控。1932年,赫伯特.胡佛总统派遣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领导正规军驱散了不抵抗的退伍军人,烧毁了他们的棚户营地。但是反感暴力的公众反而向游行的老兵们报以同情,老兵们也不断返回华盛顿,直到1936年退伍津贴法案不顾罗斯福总统的否决强行得到通过为止。几十年后的今天,帕特曼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但是他的事业却因此遭遇了失败。1968年2月,他的反赌博法案宣布禁止银行销售彩票,纽约州立法者指责他的"乡下人道德“迫使他们转而将彩票销售许可证发放给便利店。很快,一家位于普林斯顿的咨询公司就会开始宣传规则简单的非法私彩,还从意大利引进了一种名为乐透的博彩。联邦法律原本禁止在商业广播电台发布涉赌公告,但是为了向东北部以外的地区推广,彩票行业说服了联邦法律对他们网开一面,而且抽奖的间隔时间也从几周缩减到了几分钟。博彩业兴起之初,反对者们原本发誓要限制住这种州政府刚刚获得的主导声音,但是随着各种促销手段纷纷粉墨登场——例如1985年新罕布什尔州的“德维尔让我这么做”刮卡式博彩将一辆汽车当作奖品——这一誓言也慢慢消解了。用纽约某位广告总监的话来说:“要想销售彩票就必须诉诸于人们的贪婪。”

在越南,1月21日星期日黎明前夕,全面围攻溪山的北越军队发起了第一轮炮击。在接下来的十一个星期,美军指挥官们确实兑现了他们的军事判断:拥有空中支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前哨不至于像奠边府的法国军队那样屈服。美国轰炸机每天将一千三百吨炸药集中投放在试图冲锋攻占山顶堡垒的北越部队头上。北越炮弹的轰击确实损害了美军的神经,炸得他们灰头土脸,但是却没能让他们流多少血。美军原本储存了两吨裹尸袋,但是开战之后平均每天只会用到三条。每一天的死者都会与十几名伤员与源源不断的军情通报一起被输送出去。在暴露的溪山跑道上特别兴建了医疗掩体,便于治疗在脆弱的起飞与降落阶段负伤的人们。约翰逊总统在白宫地下室的溪山地形图上跟踪了围攻战况。首先他询问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从参谋长联席会议那里获得了书面保证,即他们已经拥有了获得军事成功的一切物资保障。然后他下令发表自信的公开声明,以加强最近“来自南越的异常好新闻”的势头。美联社援引了威斯特摩兰将军的评估,认为越南全境的敌军“似乎已经暂时筋疲力尽了”。《纽约时报》报道称南越盟友经过两年的努力已经“显著削弱了”越共的破坏活动。1月25日的新闻报道称,白宫安抚主管罗伯特.科默(Robert Komer)宣布,南越一千八百万人口当中的三分之二现在居住在不会受到攻击的安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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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领导大会的行政任务使得比尔.卢瑟福陷入了比混乱与叛乱更深的动荡。一月下旬,他对三名长期缺勤的员工进行了罚款,还解雇了一名布道人员工,“立即生效”,因为他将招妓的账单挂在了芝加哥选民登记项目名下。他管理着一帮比他更年轻的人们,这些人的性格特点全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久战疲敝的心态、自杀式冲锋的理想主义、浪荡放纵的倾向以及过早滋生的怀旧情绪。有几个人已经背负了终生无法抚平的心理创伤,但是没有一个人因为投身于非暴力战争而感到后悔。这一点为他们赢得了卢瑟福的深切钦佩。此外他对于预算和日程的控制也使得他陷入了金家内部的紧张关系。科雷塔经常打电话追问整天不回家的金眼下在哪里,卢瑟福总会为金打圆场。偶尔他也会出纰漏,导致尴尬的沉默。有一次金告诉卢瑟福自己要陪老婆,又告诉科瑞塔自己要与卢瑟福谈公事,结果四处寻找金的卢瑟福就敲开了科瑞塔的屋门。就像金曾经的顾问一样,卢瑟福很快就学会了不要代表科瑞塔向金传话表示她也想与丈夫一起上路,哪怕是最拐弯抹角的暗示都不能说,因为金总会本能地意识到她的意图并且一口回绝。金非常反感别人干预他的婚姻安排。他坚决主张身为母亲的妻子有责任留在家里照顾四个年幼的孩子,而且禁止妻子与自己共同出行,以此保证孩子们不会因为一次不测就沦为孤儿。科瑞塔则抱怨说,丈夫口口声声说要关注家庭,可是却不肯为孩子们预留教育基金,而且仅仅因为个人意愿就要去面对持续不断的死亡威胁。此外金还毫不动摇地坚持要求他的家人不能享有任何特权,坚决不肯雇佣女仆或者购置第二辆汽车。但是科瑞塔却觉得如此顽固的朴素作风其实是为了补偿丈夫内心的强烈负罪感。每当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她都会把自己的一部分不满发泄在领导大会头上,每天都会向卢瑟福抱怨家中生活多么困难。卢瑟福也是两头为难,既不愿卷入金夫妇之间的矛盾,又不想让自己的工作标准遭到拖累,只得悄悄地往金家送去了几位自愿担任临时司机与家政服务员的员工,希望以此补偿一下科瑞塔常年独守空房的残酷境遇。不过领导大会办公室还是给科瑞塔起了个“女王大人”的绰号,因为她一旦受到轻忽作态就会大动肝火,半天都不肯消气。

作为一个新来者,卢瑟福身处领导大会最私密戏剧的外围。他看到了充斥在组织内部圈子旋动不休的撩拨调情,也会劝诫别人不要心存下流地揣测科瑞塔的高贵痛苦以及金在其他地方的追求之间有什么联系。卢瑟福只能猜测金所谓的“双重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惊叹于金在民权运动的非人压力和期望之外还必须额外承担怎样的重负。他并不熟悉布道人群体的原始坦率。例如詹姆斯.贝弗尔就以激进的全新立场震惊了同事们,他主张他们必须“向我们的妻子坦白我们的一切事务”。金对此表示激烈反对。他首先表示自己宁愿去死,然后声称他们就不知道布道坛上有哪位同工历来能做到洁身自好——也许身为联合卫理公会成员的詹姆斯.劳森是个例外——最后又主张披露实情除了导致家庭破裂以外起不到任何作用。贝弗尔则坚持己见,并且本着一贯作风抛出了从两本毫不搭界的书中提取的精妙理论。这两本书分别是列夫.托尔斯泰的《神的国度在你心中》与非正统心理生物学家威廉.赖希的《性高潮的功能》。贝弗尔宣称,通过打开思想,这两本书让他意识到,自己与黛安.纳什的关系在自由乘车运动期间、在他们正式相恋与成婚之前最亲近。当初伯明翰运动期间他们动员青少年进行入狱见证时,两人的关系经历了最纯粹的创造。贝弗尔认为金可以将非暴力应用于人与人之间每一项顽固的伤害,“就像你破除种族隔离那样”,但时必须从诚实而非谎言出发。金不服气地问道,贝弗尔与纳什已经经历了三年的动荡分离,为什么这套坦诚方法没能缓和两人之间的关系?贝弗尔振振有词地宣称都怪纳什放弃了他新发明的、旨在消除情欲根源的 “科学伙伴关系”。

通常情况下,拉尔夫.阿博纳西会对此类建议提出质疑,特别是由于贝弗尔巧妙地将这项检验内心纯洁的实验转化称了无罪勾引的诱惑。但是阿博纳西在一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在国内,而是在访问印度以及南越*。 青年治学时期的金也曾伶牙俐齿地坚称许多宗教伟人都曾迷恋过性爱——圣奥古斯丁、圣保罗、马丁.路德、克尔凯郭尔乃至田立克——但是时值中年的金内心的盔甲早已经磨损严重,心中的笃定也已经流失了许久。1月24日科瑞塔接受了腹腔肿瘤手术,这一天金终于无法抑制自己的自责,向妻子透露了自从1963年以来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一位情妇——尽管她住在洛杉矶,但是金与她的恋情如此火热,几乎就是家外有家。她是科瑞塔的菲斯克大学校友,眼下已婚,与科瑞塔一样气质高贵但又有所不同。这场坦白造成了痛苦的灾难。身为深受科瑞塔信任的副手,胡安妮塔.阿博纳西冲着金大发雷霆,责骂他千不该万不该选择科瑞塔最脆弱的时刻说这种话——就在她刚刚做完子宫切除术的时候。科瑞塔自愿对于金的婚外情三缄其口,将沉默当成了自己的庇护所,谁想到金居然在庇护所里打了她一个措手不及。胡安妮塔痛斥道,如果金真的不吐不快,应该私下里向上帝或者心理医生坦陈心中的罪孽,不要将负担转嫁给枕边人。从亚洲回来的阿博纳西得知此事之后惊慌失措,赶紧将金的几位固定情妇访查了一遍,想要打探她们当中是否有人暗藏妒意,足以打破她们早已养成的严守秘密、绝不独占的谨慎习惯。但他没能找到常规的线索来解释金身上新近冲动展现的宿命论。

*【1月18日阿博纳西在西贡的卡拉维尔酒店给金写信称:“远离了你,远离了我们的人们的自由斗争,我感到万分空虚。”他还很自觉地在信纸抬头处补充了一句:“请为历史研究起见保存好这封信。”】

金身上忏悔性忧郁症的发作恰好与通过运动猛烈推动公共牺牲的时机相吻合,就像之前在伯明翰和塞尔玛一样。1月29日,他敦促他的纽约顾问们为反贫困运动设计游说策略,但是却遭遇了全新的阻挠攻势。贝亚德.拉斯廷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警告华盛顿的示威活动“只能导致进一步的反弹和镇压”,他还当面尖锐地补充道,金应该忘记任何关于成功的“神秘主义废话”。拉斯廷认为,希望通过宿营占领来帮助穷人而不是通过工会的建制力量来帮助穷人是愚蠢之举。他预言这次运动将会遭遇远比黑人权力或者白人反弹更强大的反制。鉴于现在全国上下的情绪全都无法无天,金肯定无法维持本次运动的纪律。他的批评很尖锐也很诙谐。事后,斯坦利.利维森在遭到窃听的电话线路上告诉卢瑟福,拉斯廷“通过反对公民不服从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有人指责新的工会雇主损害了拉斯廷奉行毕生的和平主义见证,拉斯廷在余生当中对于这一指控始终很敏感。1995年,当民权人士遭到秘密窃听的信息渗入公众视野时,他写信给《纽约时报》,以此反驳“1968年我拒绝了金博士所倡导的非暴力哲学”的说法。当年同样曾经怀疑华盛顿运动能否取得有利结果的哈利.瓦赫特尔在私下里向拉斯廷坚称,伤害金的并非拉斯廷的反对意见,而是他对于金的努力本身的蔑视。已经步入老年的瓦赫特尔回忆道:“他觉得被你辜负了,因为他把你捧得很高。”当时在瓦赫特尔的律师事务所里,金点了点头,缩了缩脖子,微笑着接受了一连串的负面建议,然后还是呼吁人们帮助自己。他带着迷人的气质恳请一位公认的专家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精心制作了一份关于华盛顿运动主要目标的声明,从而将美国贫困的隐藏面孔戏剧化。金取笑哈林顿:“直到读了你的书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穷人。”哈林顿发现自己无法拒绝金托付的任务,尽管他刚刚支持了拉斯廷的大部分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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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星期二,孟菲斯市早早地下起了雨。这座河畔城市不在金的招募名单上,他的贫困运动只会绕道访问那里。但是这一天依然有许多贫穷的面孔聚集在这座城市的下水道与排水管部门,听取毫不讲理的“人员削减”公告。在太阳突然重新露面之前一小时,一位工头不发一分钱工资就将二十一名名低级别黑人工人打发回了家。白人工人赶上了好天气,但是却没有多少人手可供他们监督。琼斯(T. O. Jones)是一名因为试图组织工会而被解雇的前雇员,他向即将上任的公共工程主任报告了这一意外困境,后者同意在星期四与琼斯会面,讨论无权无势的下水道工人关于雨天加班章程的朴素希望。

同样在星期二上午,罗伯特.肯尼迪告诉记者,他已决定“无论在任何可以想象的情况下”都不会与约翰逊总统争夺民主党总统竞选提名。他手下有几位失望的助手随即辞职,去了其他地方继续反对越南战争。据报道,阿拉德.洛文斯坦不出几个小时就勾搭上了罗伯特,两人交换了情绪化的遗憾言论。官方稿件在发布之前的最后一秒将“可以想象的”替换成了“可以预见的”,为新闻界嘲笑与痛惜罗伯特的犹豫不决提供了新的素材。罗伯特的顾问弗雷德.达顿坦言:“除了专栏作家和漫画家,过去几天的大众电视节目也没放过你,比如《斯莫瑟兄弟》、新近推出的《马丁和罗文笑谈》,还有其他节目。”为了加快罗伯特的政坛形象的恢复,达顿给出了颇有吸引力的方案:罗伯特应当趁着格勒诺布尔冬奥会的机会带上全家人去欧洲虚假并且顺带拜访教皇。他认为这将“表明你很放松也很享受(与全国大多数其他政客形成反差)。”

罗伯特的宣布解除了约翰逊总统的后顾之忧,他很快就在选民投票当中压倒了宣称要参选的党内竞争对手尤金.麦卡锡。周二这天约翰逊会见了国家安全高级官员。越共对于溪山的围攻虽然因为期三天的佛教庆祝活动(也就是越南的春节)而暂停,但却获得了全世界媒体的报道,成为了一场紧张的对决。军事领导人认为这座天然的山地堡垒可以抵御任何攻击,除非北越发动全面入侵。万一这种可能性极小的突发事件当真发生,美军可能需要将战术核武器或者化学制剂当做“积极部署的选项”。约翰逊回顾了来自溪山的战斗统计数据,以及1月23日北朝鲜俘获间谍船“普埃布洛”号及其所有船员的令人震惊的最新情况,这场人质危机将会贯穿1968年全年。下午2点35分,沃尔特.罗斯托突然向国内打了一通紧急电话,声称“我们在西贡遭遇了猛烈的炮火”,敌人已经打破了节日休战,大胆攻击了总统府、美国大使馆大院以及其他地方的零星目标。

“这恐怕会非常糟糕,”约翰逊呻吟道。他说这让他想起了1965年2月波来古军营遇袭事件,那次袭击促使美军发动了针对北越的首次空袭。他问道:“你们打算怎么报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无奈地表示越共的基本架构致使游击战难以击退。唯一的积极建议来自即将离职的麦克纳马拉,他的继任者当天正在参议院得到确认。麦克纳马拉指出美国必须通过宣传溪山守卫战的军事成功,以此对抗春节攻势的心理影响,还必须确保阮玉鸾将军继续担任警察总长,尽管国务院之前曾试图因为明目张胆的贪腐行为将他撤职。罗斯克抱怨说,阮玉鸾“相当不合作”。麦克纳马拉则认为此人在危机当中不可或缺,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表示赞同。

调查人员后来得出结论,一名绰号“萨奇莫”(Satchmo)的越南兼职司机引导十九名越共工兵在西贡美国大使馆墙上炸开了一个八英尺见方的洞,由此侵入了大使馆。春节攻势最具象征意义的激战的新闻影片送达纽约时已经是周二深夜,对于有些电视台来说已经太晚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了封锁住岘港空军基地的火箭弹袭击。周三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三则生动的报道,其中一篇这样开头:“这可谓是越南战争当中最奇怪的场景之一,戴着头盔的美军部队在今天黎明时分猫腰跑过宽阔的统一大道,袭击了他们自己的大使馆的大门。”《华盛顿邮报》的一张头版照片显示了一具倒在使馆草坪上的越共尸体。萨奇莫的尸体躺在一挺苏联机枪旁边。他的整支突击队与七名使馆警卫死于交火。

七万名游击队员在南越四十四个省会城市当中的三十六个发动了类似的协同突袭。仅在西贡一地,突击队就借助事先安排好的暗号找到了越共政治主任藏在四百多户人家的武器,此人就住在美国副大使威廉.波特的隔壁。华盛顿的高级分析家们立即承认没能提前预警是灾难性的情报失败;他们在河内的同行原本打算在南越掀起一场全面起义,现在这份希望也破灭了。战争史学家A. J. 朗古斯(A. J. Langguth)写道:“四百万西贡市民把自己关在屋里,越共敲门叫他们出来,他们拒绝服从。”绝大多数越南平民都不敢得罪交战当中的任何一方,唯恐危及自身。

春节攻势造成了巨大的杀伤。接下来的战斗将会持续到春节之后很久,总共将会杀死四千名美国士兵、六千名南越士兵、大约五万八千名越共士兵与一万四千名平民。威斯特摩兰将军坚持认为胡志明指望美国主动服软,以此抵消越共在军事上的惨败;战争评论家则询问越共怎样如此迅速地补充了巨大的战损。美国公众一开始愤怒地要求报复,但是接下来的一件小事却超越了人们对于势头、可信度和力量的越发激烈的争论。一支南越巡逻队在西贡的乔龙区行进时遇到了警察总长阮玉鸾,他叫停了自己的车队,主动接管了巡逻队押送的唯一一名越共俘虏。阮玉鸾将军一言不发地将此人带到安广寺外的一片寂静广场上,摆了半天姿势,新闻摄像机趁机对准了他的俘虏。这是一名身材微胖的男子,身穿格子衬衫,双手反绑,眯着眼睛。然后阮玉鸾掏出手枪,对着俘虏的脑袋就是一枪。到了周四也就是春节攻势的第三天,这场街头随机处决的照片与影片传遍了全世界。民意调查记录了美国国内越战支持度最具决定性的一次下降。正如金的运动所相信的那样,某种更加持久的力量正在暴力浪潮当中悄然崛起。

家园 三十八,孟菲斯,1968年2月-4月

2月1日,摇滚巨星“猫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顶着倾盆大雨逃出了他位于孟菲斯市格里斯兰的豪宅。在遮蔽视线的雨幕掩护下,一辆担任诱饵的豪华轿车一马当先地咆哮驶出,但是由于车速太快,反而未能吸引多少追兵。狂热的歌迷与盯梢的记者争先恐后地跟上了另一辆拥挤的蓝色凯迪拉克,车里坐的是猫王本猫、他的待产妻子普丽西拉以及被猫王称作“伙计们”的喧闹随行人员。这帮人七嘴八舌地给开车的司机、猫王的密友兼吉他手查理.霍奇(Charlie Hodge)乱出主意,有人催促他加快速度甩开追赶的车队,尽早将正在承受产前阵痛的产妇送到医院;也有人要求他开得再稳一点,不要在湿滑路面上拿着母婴安危冒险。到了下午,猫王妻子即将分娩的消息每小时都会为浸会医院的总机吸引一百多通电话。有些歌迷在电话当中高兴地指出,此时距离猫王在拉斯维加斯成婚正好九个月。猫王的随行人员占据了医生休息室,孟菲斯警察局副局长亨利.拉克斯(Henry Lux)宣布猫王将会自掏腰包为守卫五楼产房的两名警察支付加班费。一位记者找到了一位主动搬到隔壁病房、为普莱斯利一家提供额外空间的产妇。这位刚刚完成分娩的迪娜.卡斯蒂内利(Deena Castinelli)对记者说道:“告诉他我为他搬走了,我不介意他在我离开之前顺便过来打个招呼。”

在孟菲斯的另一处地点,另外三个人围绕该市下水道与排水部门的麻烦展开了会谈。第一位是搭乘飞机从外地赶来的P.J.切姆帕(P.J.Ciampa),此人的身份是正在快速发展的美国州县市雇员联合会(AFSCME)的全国现场主任。孟菲斯环卫工人工会的领导人T.O.琼斯(T.O.Jones)带领一群工会支持者前来迎接。琼斯首先向切姆帕做了自我介绍,然后高调护送对方前往了市中心的会谈地点。琼斯组织的工会长期以来一直得不到孟菲斯市政府的认可,他本人更是在不久前遭到解雇,失掉了环卫工人的身份。因此能将雇员联合会的现场主任请来很是让琼斯感到扬眉吐气。等在会谈地点、代表孟菲斯市政府立场的第三位会谈参与者是公共工程主任查尔斯.布莱克本(Charles Blackburn),他一上来就向切姆帕诉苦说自己之前干得是保险业务,担任眼下这份工作还不到两周。这次会谈的主题是孟菲斯市黑人环卫工人的不平等待遇,尤其是雨天停工政策。自从五十年代末期以来,孟菲斯市长亨利.洛布(Henry Loeb)就推行了一项非正式政策,每当下雨天都要将大部分环卫工人打发回家,从而节省人工经费。黑人环卫工人很反感这项政策,倒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喜欢在下雨天从事又脏又累的重体力工作,而是因为被打发回家意味着少赚一天原本就十分微薄的工资,更何况少数白人环卫工人“无论下雨、晴天、下冰雨或者下雪”都能照常工作并且拿到全额薪水。布莱克本一方面表示他确实认为雨天停工名额的分配可以更加公平,另一方面又在他的工作简报中婉言否认了琼斯提出的一项强硬主张。琼斯声称他的工会得到了几百名垃圾工的支持,布莱克本则指出这其中只有大约三十人定期缴纳会费,而且无论如何市政府都不会承认环卫工会。布莱克本接下来又表示,孟菲斯市的整体劳工政策是他的朋友勒布市长的责任范畴,而市长更乐意在每周四的公开论坛上亲自处理这些问题。(当天下午勒布接见了所有五十四位排队等待提出诉求的市民,其中包括一个来自谢尔比县的代表团。勒布告诉代表团,孟菲斯市的车库没有能力为谢尔比县救援队修理车辆。)切姆帕提出要给勒布市长写一封信,介绍其他城市与雇员联合会建立更有效人事协议的经验。布莱克本同意接受这封信,然后就离开了会场。在赶赴机场飞回华盛顿的路上,切姆帕向琼斯坦诚道,他认为这种程度的进展对于第一次会面来说已经足够,并且阐述了这么想的理由。几分钟后,两辆垃圾车突然从琼斯眼前疾驰而过,速度甚至比救护车还快,紧急闪光灯明灭刺目。大吃一惊的琼斯顾不得继续护送切姆帕,赶紧调转车头跟上前去想要一探究竟。他在科隆纳路与昆斯街路口附近看到了一片惨不忍睹的事故现场。

片刻之前,工头威利.克莱恩(Willie Crain)正在率领一支五人小组乘坐一台按钮式压缩机卡车前往垃圾场。这辆卡车是孟菲斯市在1957年最早引进的一批新式垃圾车当中的一辆,旨在取代老式平板卡车。克莱恩手下有四个垃圾工,他们要徒手抬起每家每户门前的垃圾桶倒进车斗里。然后他们当中只有两名资历较老的工人才有资格挤进驾驶室,资历较浅的另外两名工人通常只能凭借手把与脚踏板挂在车斗外面。他们在恶劣的天气下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因为市政规范禁止在居民区内设立环卫工收容站——此前曾有市民投诉黑人环卫工人在自家附近进行有碍观瞻的“野餐”。周四晚些时候,两位挂在外面的工人实在顶不住瓢泼大雨,于是就从车斗侧面的装载口钻进了巨大的储存缸。缸里的绝大部分空间都被一座挤压密实的垃圾山占据,唯一还能容人栖身的狭窄空隙位于活塞式压实板后方。突然间,驾驶卡车的克莱恩听到脑后传来一阵惨叫。他赶紧踩下刹车跳出驾驶室冲到后方,按下了压缩机的停机按钮,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日后调查人员得出结论,事故的直接原因或许在于压缩机铲板的意外移位致使电线浸水短路,从而启动了压缩机的独立马达。一位通过厨房窗户看到事故过程的目击者心有余悸地表示,她看到一个人差点就挣扎着爬了出来,然后机器挂住了他的雨衣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又把他脑袋朝里拽了回去,只剩两条小腿暴露在外。

这辆垃圾车直接开到了约翰.加斯顿医院。经过一番血腥而又繁琐的清理,人们从垃圾压缩机当中掏出了两团骨骼尽碎血肉模糊的尸首,并且宣布这两位名叫埃乔尔.科尔(Echol Cole)与罗伯特.沃克(Robert Walker)的环卫工人已经死亡。这两个小人物的遇难很快就会促成马丁.路德.金平生参加的最后一场民权游行。孟菲斯市为他们降半旗致哀,但是他们从未像猫王的女儿丽莎.玛丽.普雷斯利那样成为公众人物。下午五点零一分,丽莎的祖父母格拉迪丝和弗农宣布了这位新生儿的降生。科尔和沃克不会被列入民权烈士的行列,也不会像罗莎.帕克斯那样被后世研究人员视为新运动的催化剂。相比起来,他们的命运也许过于卑微可悲。电视新闻节目对他们视而不见,当地黑人报纸则将矛头对准了孟菲斯邮局,试图将其打上“歧视堡垒”的烙印,从而点燃更有尊严的丑闻。该邮局长期以来一直将黑人雇员压制在文员职位之下,换句话说就是不让他们经手现金业务。在城市的另一头,主流白人报纸《商业呼吁报》的报道口径则侧重于预防另一场卡车故障的技术努力。这份报纸有一项颇受读者欢迎的特色专栏,名叫“汉邦的思考”,专门从人性维度讨论种族问题。这个专栏一直被有色人种协进会视为眼中钉,但是读者们却广泛认为专栏表达的民间智慧并没有什么危害。2月2日,“汉邦的思考”刊载了一幅民间漫画,画面上有一句汉邦的日常谚语:“汤姆的儿子八成是个那什么脑力劳动者,他整天双手插兜在街上转悠!” T.O.琼斯在私下里提醒他手下那些目瞪口呆的工会成员,根据孟菲斯的城市政策规定,两位死者属于“未分类工人”,因此他们的家人拿不到死亡抚恤或者遗属津贴。洛布市长颁发了特别法令,向两家遗属赠与了五百美元。怀孕的寡妇艾尔琳.沃克(Earline Walker)领取了罗伯特平生最后两张工资支票。为了表明态度,她利用其中一张支票将丈夫廉价地安葬在了密西西比河对岸的塔拉哈奇县,他们曾是那里的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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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星期天,金在以便以谢教堂布道,题目是《军鼓领队的本能》。他大刀阔斧地改编了布道人前辈华莱士.汉密尔顿(Wallace Hamilton)在他攻读神学院期间发表的同一题目布道词。这篇布道词基于圣经当中两个门徒的故事。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门徒雅各与约翰曾经恳求耶稣应许他们天堂当中最重要的永恒席位,“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金认为这二人的愿望源自某种普遍的出人头地冲动——“对于他人认可的追求……军鼓领队的本能。”在他看来,从弗洛伊德的自我理论到现代威士忌与香水广告都体现了人们内心深处渴求引领游行的那一丝痒感。他警告会众们,极端的军鼓领队“最终将会试图推倒别人从而垫高自己”,以至于推动文化当中的种族主义与国家层面的傲慢。然而耶稣并没有因为雅各和约翰的抱负本身而责备他们,而是教导说真正的回报位于谦卑的服务之后:“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说到这里金的话锋一转,宣称“人生的重大问题就在于如何驾驭军鼓领队的本能”。他勾勒了基督教最高牺牲者的传记,并且毫不掩饰地呼应了他本人经受过的动荡生平。耶稣早在青年时期“就承受过公众舆论的浪潮”——“他们骂他是个煽动犯,因为他施行了公民抗命,因为他违反了当局禁令。”在人生之路的末尾,他被朋友出卖,遭到众人唾骂,惨死在酷刑之下,然后被身无分文地送进了借来的墓穴;到了一千九百多年之后的今天,他又“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世俗宣传将他尊奉为“万王之王”。但是在金看来,耶稣身上从来都没有过一丝一毫的皇家气派,“他只是一个四处服务的人而已。”

这几乎是金在公开演讲当中第一次欲说还休地提及殉道者的意象。在公交车抵制运动期间关于他的一份早期侧写指出,他在私人谈话当中往往贯穿着“明显的死亡观”。在这个周日金则流露出了针对军鼓领队本能带来的外部与内部负担的沉思。他告诉会众们:“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想到我自己的死亡。”在布道的尾声,他情绪激动地指示了会众们如何操办他的葬礼——“告诉他们悼词的篇幅不要太长”——希望有人会提到“小马丁.路德.金努力试图用他的生命为他人服务。”悼词应该忽略他所有的荣誉与成就,仅仅主张他曾经努力试图爱护敌人,努力试图安慰囚犯,努力试图“在战争问题上站在正确一边”,以及努力试图为饥寒交迫的人们带去衣食。越说越动情的金高声疾呼,“是的,如果你想说我是个军鼓领队,那还不如说我是一面正义之鼓!说我是一面正义之鼓!说我是和平的军鼓领队——说我是正义的军鼓领队——至于所有其他的浅薄之物全都不值一提!”金在雷鸣般的节奏当中完成了这场演说,用他独特的声音将狂喜与绝望融为一体。这场布道的录音很快就会在他的葬礼上播放并且举世周知。

不过就目前而言,金还要在近距离之内竭力驾驭手下各位眼高于顶的下属们的军鼓领队本能。他派遣从亚洲返回的拉尔夫.阿博纳西凭借循循善诱的天赋去执行这项棘手的任务。于是阿博纳西来到何西阿.威廉姆斯面前,假装坦诚地表示他已经说服了金,完成华盛顿反贫困运动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何西阿.威廉姆斯带回来”。然后两人合作制定了一个新的分阶段领导总计划,指定威廉姆斯为农村地区的高能招募负责人。经过这一番周折,金终于安抚了领导大会当中三位心怀不满的主管的第一位。

金本人于2月5日飞往北方寻求支持,然后就遇到了东道主有意安排的“一场大型心理战”。金刚刚抵达芝加哥基督教青年会就掉进了埋伏圈,三十位恭候多时的福利母亲一拥而上,将金与另一位怀抱孙辈的老妇人团团围在当中。她们每人都高举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金恳请各位女士让路放行,来自纽约的比尤拉.桑德斯(Beulah Sanders)打断了他的呼吁,要求他对于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发表见解。她从肯尼迪修正案一直追问到了最近的H.R.12080修正案,金的回答则有些含糊其辞,于是女士们的质问变得越发具体尖锐起来,最后金只得温顺地同意倾听。在会堂的一角,紧蹙眉头的安德鲁.杨眼看着这支娘子军“不管不顾地扑向马丁”,而且她们的宣讲还对金产生了额外的冲击力,因为金在家里的时候总是受制于母亲的自然权威而不是金老爹的咋咋呼呼。在另一个角落,忍无可忍的伯纳德.拉法耶特愤然质问人们凭什么指责金逃避斗争,毕竟这里提到的反贫困斗争此时才刚刚起步,发起斗争的团体成立还不到六个月。这个团体名叫全国福利权利组织,创始人兼执行董事乔治.威利(George Wiley)是第一个获得常春藤盟校化学博士学位的黑人学者。此前他被挤出了平等大会,一度曾考虑过前往领导大会求职,然后又利用基金会资助发起了全国福利权利组织。拉法耶特知道正是威利精心策划了这场对抗,用意自然在于强化他的社会底层福利领取者基本盘。拉法耶特与每个斥责金的女人搭讪并且反问对方,当金的蒙哥马利住宅遭到炸毁的时候,或者他在芝加哥游行期间挨石头砸的时候,敢问她人在哪里。金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沉默,不过后来还是调侃了一下拉法耶特,感谢他这位仁慈天使缩短了自己的公开处刑。威利很快给杨写信提出了讨价还价的条件:全国福利权利组织愿意支持金的反贫困运动,前提是反贫困阵营必须接纳一批全国福利权利组织的女性成员。

当天晚上金一行人飞到华盛顿,然后又陷入了另一场危机。第二次全国性教士动员会再度聚集了众多宗教界人士共同反对越南战争。一本由CALCAV赞助的新出版书籍《以美国的名义》分析了一千多份新闻报道,表明美国的战争活动在十六个方面常规性地违反了国际法,包括毁坏森林、空中轰炸平民以及强迫村民搬迁。尽管国务院声称这本书对于美国战争罪行的指控“根本站不住脚”,但是书中提到的罪行依然伴随着春节攻势持续流血的冲击登上了头版新闻。在离白宫三个街区的人行道上,一个支持战争的宗教团体在纽约大道长老会教堂门前示威,抗议CALCAV正在举行的大规模会议。近百名抗议者当中有一名牧师认为使用核武器“维护自由以及减少生命损失”是合情合理的做法。教堂里的亚伯拉罕.赫歇尔拉比则断言“刚硬之心意味着自由的中止”。赫舍尔恳求说,如果所有美国人都能承认越战的错误,那将是非常伟大的,简直等同于“上帝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最后一位发言者安德鲁.杨哀叹了弥漫在美国国内的暴力气氛:“贫民区的游击战已经成为了某种日常对话。”杨敦促CALCAV的听众不要把越南的毒害归咎于环境甚或林登.约翰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一切算在某个可怜的得克萨斯中学教师的头上?”每个公民在民主制度当中都具备一定份额的所有权,因此每个人都有责任效仿那些在伯明翰与塞尔玛为了纠正民主的错误而采取行动的游行儿童,尽管他们只不过是一群种族隔离的未成年受害者。杨呼吁道:“我们的异议一直以来都太过于温和,也太过于体面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挺身而出挑战这个国家的价值观?”

CALCAV计划在第二天(2月6日)上午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为战争死难者举行一小时的仪式。围绕这一企图的法律周旋也愈发加剧。在预定开始的前一刻,美国上诉法院抛出一项紧急禁令,支持了政府禁止“党派式”使用爱国主义场地的请求。但是CALCAV并不打算就此罢手。两名拉比匆匆忙忙地去寻找仪式上要用的托拉经,理查德.费尔南德斯和其他人则向两千五百名愿意在中午时分乘坐巴士穿越波托马克河前往公墓的CALCAV成员发出了修改后的指令。两名拉比加入了默默引领人群的并排八人队伍。尽管犹太习俗反对将经文带入墓地,但是他们依然举起了托拉经卷。一行人在无名战士墓前停住脚步,金喊道:“在这段绝对安静的时间里,让我们祈祷吧。”屏息静气的记者们测量了随后静默的时长,以此推测各位教士们愿意将藐视法庭的风险推高到何种程度;一位记者描述了士兵们在附近更换仪仗队时发出的阴森的高跟鞋声。六分钟后,赫歇尔率先打破了静默:“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然后一位天主教主教为一行人的沉默离开进行了简短的祝祷。“让我们和平地离开。阿门。”新闻报道将赫歇尔的发言翻译成了英文——“我的神,我的神,您为什么抛弃我?”——并且指出这句话引用自马可福音当中的耶稣受难故事,原文是阿拉姆语,内容则引用自大卫王的诗篇。

金在动员会与救主长老会教堂之间穿梭,他的领导大会理事会正在那里辩论是否批准金的反贫困运动。金趁着坐车的工夫浏览了一下斯坦福大学神学家罗伯特.麦卡菲.布朗(Robert McAfee Brown)赶在最后一刻口述完成的讲稿,然后就把这份已经发布给媒体的演讲稿放到了一边。他表示:“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回到纽约大道长老会教堂之后,他在CALCAV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表示,美国针对越南国内局势的干预“危及了整个世界的命运”。面对涌入教堂的归来游行者,金即兴发言宣称:“我前段时间说过——新闻界为此对我大加挞伐,但我今天还是想要再说一次,尽管这样说令我十分悲哀——我们生活的国家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暴力传播者。”他的演讲渐渐指向了和平与人类事业之间的基本统一——“当我说到穷人时,我说得不仅只有黑人”——然后突然结束了讲话。《新闻周刊》认为金“似乎正在全神贯注于他的‘穷人动员’计划”。威廉.斯隆.科芬以《以西结书》的布道结束了CALCAV的抗议活动:“你因荣光败坏智慧。”

当天晚上领导大会理事会休会,金趁此时机抽出一支人马私下前去接洽华盛顿的黑人联合阵线,这是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耗费五个月考察第三世界国家之后刚刚创建的一个试点团体。美国情报机构向白宫发送了卡迈克尔从阿尔及利亚到北越的激烈言论摘要;联邦调查局编制了一份名为 “非学委与黑人权力”的秘档,其中充斥着危言耸听的夸张内容;律师们则围绕着他被没收的护照争论不休。自从去年十二月回国以来,卡迈克尔从未发表过任何公开言论。这一招为他带来了堪比马尔科姆.X的神秘光环,黑人权力文化的传播更是进一步放大了光环的效力。在作为会面地点的教堂外围,金一行人遭遇到了充满敌意的对待。金的一位助手后来声称“突击队凭借对讲机和保镖占领了这个地方”。一名白人领导大会员工与记者一起遭到了粗暴驱逐,布道人们则被非学委员工骂做汤姆叔叔,卢瑟福的秘书更是因为受不住针对个人的贬损而流泪离开。两边的骨干成员同样不给彼此好脸色。何西阿.威廉姆斯重新提起了梅雷迪思游行时的对立意见,斥责非学委领导层搞出来的这个劳什子黑人权力根本毫无建树,只会硬蹭金的名声。一位非学委女性老兵则指责金在第二次试图穿过佩特斯桥的时候就出卖了塞尔玛运动,金对此表示强烈否认。不过金本人与卡迈克尔之间的谈判氛围倒是融洽得多,两人都抛开了互不相让的做派,回顾了此前的运动经验。然后金描述了构想当中的春季华盛顿反贫困运动。卡迈克尔赞扬了金的构想对于底层社会贫困的关注,但是又认为这一构想带有“严重的战术错误”。根据他的分析,金为这场运动构想的多种族联盟纯属误入歧途,专一促进黑人团结才是正道;露天扎营这一招也过于大胆,有可能让参与运动的穷人陷入无法体面撤退的窘境;至于将反贫困运动的胜算寄托在国家政治上面更是失策,因为美国的政治体系根基就在于剥削穷人。一番辩论过后,金呼吁达双方本着善意达成休战:“好吧,如果你反对这么做,那能让我们试试吗?”

卡迈克尔表示自己要思考几天再做决定,而金回去之后则还要与各位同事们继续掰扯。领导大会理事会的某些成员担心,反贫困运动如果被视为针对黑人权力的解药就难免失败。领导大会的华盛顿代表沃尔特.方特洛伊本人就是卡迈克尔的黑人联合阵线的领导人。主持理事会会议的杰斐逊.罗杰斯牧师将激进思想的新趋势与他对神秘主义神学家霍华德.瑟曼的终生敬佩相协调。不久前哈莱姆的《阿姆斯特丹新闻》刚刚取缔了“Negro”一词,今后统一使用black。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金的做法似乎已经过时了。其他理事会成员支持拉斯廷的立场,认为华盛顿的示威活动只会加剧公众反感并且激怒历史上最好的民权总统。同事们的一致反对让金憋了一肚子火,更令他难受的是卡迈克尔在2月7日星期三宣布中立,宣称黑人联合阵线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反贫困运动。另一方面,卡迈克尔也发誓原则上不在会公开场合批评其他黑人领袖。这是金的员工们所希望的最好结果。可是金却对员工们的满足情绪大发雷霆,致使各位员工们全都一头雾水。

金责备他们不该如此轻率地同意卡迈克尔只要不攻击他本人就可以恣意嘲笑非暴力,他坚称员工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保护非暴力而不是保护他本人。金的这一轮发作如此猛烈,以至于吓得比尔.卢瑟福在事后去找别人问计。他在斯坦利.利维森的窃听电话线上抱怨说,“马丁对我非常不满,他开始大喊大叫,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卢瑟福想要搞清楚究竟是什么让金如此大动肝火:“他对我说,‘敌人是暴力,暴力产生暴力’,然后他就进入了某种布道状态。我根本不敢吭声。我一直保持安静。”卢瑟福觉得如此突如其来的愤怒让人既不安又奇怪,因为在他看来美国独立战争以及二战都清楚证明了暴力也能起到好作用。利维森则提供了金的错处来安抚卢瑟福:“敌人是阻止我们获得权利的力量,而暴力是他们的方法之一。因此我们试图发展一种对抗暴力的方式。但是暴力不是敌人。如果他们不必使用暴力就能使所有人遭受奴役呢?马丁会支持奴役吗?”

这些都是位于政治核心的信念投下的影子。亲密顾问之间的共识致使金遭到了孤立。他执着地相信非暴力仍然是一种比所有征服力量更强大的自由力量。周三晚些时候,他在佛蒙特大道浸信会教堂举行的民权领袖大规模会议上宣讲,呼吁人们摆脱绝望的魔爪:“如果我今晚能让你们记住任何信息,那么我想说不要失去希望……现在看来我们可能无法摆脱这一切,可能看起来非暴力已经失败,国家也不会对它作出反应。但是先不要放弃。先等到第二天早上。”当天晚上他又向华盛顿的商会发表讲话,认为美国富人要想保障自身利益就需要在穷人当中创造机会。这场演讲延误了金前往纽约的行程安排,以至于他几乎错过了在国家广播公司《今夜秀》节目上的全国亮相。节目直播地点是洛克菲勒中心,主持人哈里.贝拉方特延长了金登场之前的电影宣发环节,这才让金有惊无险地赶上了这场标志着媒体历史敏感过渡的广播节目。金把关于他的家庭和疯狂的日程安排的小谈话与关于殉道和越南的坦率想法混在一起。身为黑人的贝拉方特接替上一任主持、娱乐偶像约翰尼.卡森,在这一周里保持了高于卡森的收视率。但是在电视节目的其他方面贝拉方特却遭遇了原始的丑闻:英国歌手佩杜拉.克拉克(Petula Clark)结束一段二重唱时将一只手搭在了他的手腕上,然后赞助方克莱斯勒公司的代表就发起了一场低调运动,从最终播出的节目当中剪掉了这几个包含跨种族肢体接触的镜头。

正当金参加《今夜秀》的时候,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堡发生了一场悲剧。奥兰治堡是一个两万多人的农村小镇,当地的主要娱乐设施是一座全明星保龄球馆。尽管民权法案早在1964年就已经颁布,但是这座球馆仍然保持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奥兰治堡有两所黑人大学,学生们早在1960年就曾经在球馆门前举行过静坐示威。八年过后,又有一批黑人学生要求进馆打球。球馆老板哈里.弗洛伊德(Harry Floyd)成功地叫来了五百多名州骑警与国民警卫队士兵帮助警察根据州法律捍卫他的财产权利。2月6日,执法人员暴力击退了一批想要打球的黑人学生。两天后的晚上,他们又赶赴南卡罗来纳州大学封锁校园,因为学生们在操场上点起篝火举行集会——一些人唱着“我们必胜”,另一些人高喊“你妈是鸡”,还有一些人扔起了各种投掷物。一阵刺耳枪声过后,三名学生倒地身亡,另外二十七名学生被送进了奥兰治堡医院的隔离急诊室。但是美联社的第一份公告使得公众的反应陷入了沉默,即学生是在“激烈的交火中”被击中的。美联社的电传省略了随后的更正:没有学生开枪,而且近一半受害者的中弹部位在背部或者脚底。日后将会有两名记者合著一本令人心悸的书,讨论为什么大屠杀的故事因为公众缺乏兴趣而消失,或者干脆从未遭到注意,甚至在《时代周刊》上都没能得到提及。司法部的律师悄悄进行了干预,结束了医院落后的种族隔离。他们还获得了一项法院命令,使得抗议活动的幸存者成为了全明星保龄球馆的第一批黑人顾客。与此同时,新闻以暴乱和报复为主题讲目光转向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死囚牢房,非学委领导人克利夫兰.塞勒斯刚刚被关押进来,左肩还带着一处枪伤。州长的发言人宣布他是奥兰治堡黑人权力叛乱的外部煽动者——“人群当中最大的黑鬼”——尽管塞勒斯在接受联邦法院的抵制征兵罪审判之前已经离开校园,搬进了他父母位于附近的家中,学生保龄球危机期间他仅仅充当了外围顾问,而且他还认为这场斗争不合时宜。到了三月,塞勒斯将会因抵抗征兵而被判处五年的最高刑期,还会因为在奥兰治堡进行的未指明犯罪活动而被州政府定罪并且被加刑一年。他在1974年9月得到释放,此时他有了一个新的家庭,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还养成了某种触底反弹的淡然气质。他在1990年的回忆录中写到:“当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因为我没有做过的事情而身陷囹圄确实很有些令人沮丧。”

针对奥兰治堡惨剧,金向美国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发出了一份孤独的呼吁:“我们要求您现在就采取行动,将南方近代史上以法律为幌子进行的最大规模武装袭击的肇事者绳之以法。”这份呼吁的依据是反对学生示威的大学管理人员的私人报告,但是三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却提交了虚假声明声称他们没有亲自目睹这一事件,从而阻碍了任何联邦调查。周六,金继续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招募反贫困运动志愿者,并且在当地因为疲惫而短暂地病倒了一阵。2月11日,即“军鼓领队”布道一周后,他召集了十七名高级员工到亚特兰大进行罕见的周日训话。金直截了当地列举了准备工作的失败:工作人员工作不积极,进展微不足道,新兵力量薄弱。他希望为华盛顿运动建立一支铁杆穷人军团,但是目前仅仅看到了几个半信半疑的中产阶级年轻人。“我抛出这个问题是为了让我们足够震惊,从而开始干正事。”他补充说他宁愿取消四月的运动,也不愿意发起必定半途而废的努力。工作人员发誓要做得更好。伯纳德.拉法耶特提出了推迟运动的后备方案。

在孟菲斯,公共工程主任查尔斯.布莱克本答应做出一点让步。例如有一位环卫工人吉恩.福克纳(Gene Falkner)最近更换了雨天专用的清洁用具,结果他的工资被扣除了6.97美元,布莱克本同意审查一下这项扣工资决策。但是他又认为在更大的项目上没有谈判的余地,包括加薪、认可环卫工会、升级安全设备、提供雨天作业补贴或者健康福利。“好吧,这些人想要个说法,”一位工会管理人员说。他邀请市政府官员亲口向环卫工人们解释他们的立场。这使得布莱克本第一次意识到环卫工人会在周日晚上集合并且等待他露面。他认为没有理由重复自己的主张,也没有察觉任何紧迫的危险。但是工会管理人员的报告却在会场上触发了一阵关于埃乔尔.科尔与罗伯特.沃克的教训的激烈发言。“这是一次我们召集的罢工,”一位资深垃圾工事后回忆道。“不是工会号召的,是我们自己发起的。” 周一上午,一千一百名环卫工人当中的九百三十人与下水道和排水管部门二百三十名附属人员中的二百一十四人一起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是P.J.切姆帕却在华盛顿的雇员联合会总部毫不客气地打消了当地领导人T.O.琼斯的兴奋之情。切姆帕抨击了琼斯的基本战术错误:这场罢工事先毫无计划,根本没考虑过财务问题;罢工时间选在冬未去春未至的时节,垃圾就算堆积起来也难以发臭;更何况孟菲斯市长最近刚刚上任,尚未四面树敌。不过到了下午,切姆帕还是带着工会的支持者飞了过来。洛布市长宣布罢工非法并发誓在必要时雇用替补人员:“谁都别搞错了,孟菲斯的垃圾绝不会无人打扫。”

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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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总统在白宫官邸召开了他自己的周日夜间会议。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的顾问们几乎没有注意到关于奥兰治堡或者孟菲斯劳工问题的新闻报道。但是进入第二周的春节攻势对于专家们的震荡却不亚于乃至更甚于普通公民,尽管白宫方面依然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切尽在掌握的表象。观点不同的官员们每天都在摇摆不定,政府内部的立场也在不断变化,简直令人眩晕。原本坚定支持越战的罗伯特.伯德参议员(Robert Byrd)如今以有力的理由警告白宫,越战证明美国政府的越南政策从头到尾都是错误。伯德私下对约翰逊说:“我不想和总统争论,但我要坚持我的信念。”周五这天,威斯特摩兰将军从前线秘密发来电报,要求 “随时提供增援”。即将上任的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对于这一“奇怪的矛盾”提出了质疑:既然美军已经宣布敌人发动的攻势以惨败收场,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派遣更多部队加以应付?星期天召开的战争委员会同样对于威斯特摩兰电报中关于他将“欢迎”增援部队的措辞感到困惑。他究竟多么需要增援?

2月12日星期一上午,在与五角大楼进行秘密交流后,威斯特摩兰又改口声称他“迫切地”需要援军,而且时间窗口很窄。他给华盛顿发电报声称:“我们现在处于全新的局面。我们面对的是坚定且纪律严明的敌人,已经完全动员起来,一心想要取得快速胜利。”约翰逊总统召集了他的顾问们,想知道自从上个星期五以来究竟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以至于韦斯特摩兰的前后两份电报似乎根本出自两个人的不同手笔。有些军方领导人支持约翰逊的忧虑,即春节攻势只是疑兵之计,敌人的真正目标是溪山。其他人则认为敌人之所以咬牙坚持不计伤亡的自杀式袭击是为了削弱早已“受到严重打击”的南越军队。白宫顾问们更担心后一种可能,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将会在越南越陷越深。但是他们依然批准了立即征召六个营。约翰逊还委派他的高级将领亲自评估威斯特摩兰的进一步要求。突如其来的战事升级消息与溪山的重新围困同步进行。美联社报道称:“无数爆炸的火箭弹泼洒着灼热的碎片。美国人俯身寻找掩护……一个人在祈祷,几个人在哭泣,一些人失去了知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在前往越南之前创造了更多的头版头条。“惠勒怀疑溪山将会需要原子武器”。约翰逊本人向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寻求建议。前总统敦促现总统尊重威斯特摩兰,因为这位将军正在承担美国历史上最沉重的军事责任。这话听得约翰逊有些糊涂,因为艾森豪威尔曾经指挥过十倍于此的兵力。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二战不同于越战:“威斯特摩兰不知道谁是敌人,也没有任何明确的战线。”总统还在春节攻势的第三周巡视了国内的军事设施,此时美军已经创造了每周五百四十三人阵亡、两千五百四十七人受伤的新记录。他向外交政策团队报告说,在北卡罗来纳州与奔赴前线的伞兵们的会谈“真的让我遭不住了,我都快跪下了”。他描述了一个难熬的星期六晚上,当时他在加州沿海一艘即将驶向越南的军舰上过夜,但是却彻夜难眠。“大约是在三点钟,以及之后每过一个小时,我都会走到舱房门口,总能看到这个站岗的大块头海军陆战队员。我一直告诉他,‘好冷啊,我快冻死了。’他一直说:‘是啊,长官。’但是他却始终站得纹丝不动。”

正当约翰逊巡视前线时,何西阿.威廉姆斯乘坐一架双引擎赛斯纳406型飞机在南方进行了巡回演讲。包机飞行员极其不安地发现包机合同上列出的一位无名乘客居然是马丁.路德.金。显然将这笔业务让给他的另一家包机公司同时也偷偷地将金这个大麻烦扔给了他。《纽约时报》的一位作家在赶场途中向金抛出了许多棘手质疑。他是否为了阶级斗争而放弃了道德问题?他是否知道黑人激进分子对于非暴力行动嗤之以鼻?金一行人于2月15日飞抵杰克逊,驱车前往密西西比州爱德华兹的比拉山中心举行第一次弥撒大会。联邦调查局探员与州“主权”调查员跟在后面,金绕道经过一所全黑人中学,学生们在外面等着见他。威廉姆斯和安德鲁.杨有时会暂时离队,面向尚未决定是否参与本次运动的穷人们进行针对性集体宣讲。塞斯纳飞机星期四晚上到达伯明翰,金向参与过1963年突破性自由游行的老兵们致敬。他喊道:“我这次来是为了寻求你们的支持!我想知道你们去不去华盛顿!”第二天早上金又来到塞尔玛的会幕浸信会教堂。他喜悦地告诉会众们,能够在小机场得到一位黑人治安副官而不是吉姆.克拉克民团的接待着实非常幸运。他向当地投票权运动之母阿梅莉亚.博因顿与玛丽.福斯特致意,后者仍在为了普及公民身份而教人识字——还有洛伦佐.哈里森牧师,他在血腥星期日前一周为了躲避朗德斯县三K党而逃到了布朗教堂。金告诉人群:“要在你的心里相信你是上帝的孩子。而且如果你是上帝的孩子,那么你就不该天经地义地住在窝棚里面。”在台下,M.C.克利夫兰牧师谨慎地向领导大会提交了一份第一浸信会三年来的损失账单,包括被民团打碎的窗户以及被投票权运动参与者砸坏的八把椅子(椅子的总价是三十六美元)。

杨拉着金离开了塞尔玛,一行人沿着当年的80号公路游行路线从塞尔玛飞到了蒙哥马利。在麦琪街浸信会教堂的讲坛上,金介绍了约翰妮.卡尔夫人(Johnnie Carr),她领导了公交车抵制运动期间形成的蒙哥马利改良联盟。他还向霍尔特街浸信会的A.W.威尔逊牧师致意,“他是我们举行第一次弥撒大会的教堂的牧师。我还看到台下坐着马洛兄弟、詹姆斯兄弟和汤姆兄弟……”他回顾了从罗莎.帕克斯的轰动到民权运动的光辉,再到充满暴动与战争的十几年:“我为之苦恼,我试图拯救美国。如果你们愿意加入这场运动,这也是你们正在努力做的事情。”他劝说中产阶级人群通过他们的教会组织捐款,这番劝诫为他最喜欢的《路加福音》当中的普世寓言增加了几分责备语气。“财主达维斯不是因为有钱才下地狱的。达维斯下地狱是因为他每天经过[乞丐]拉撒路但却从未真正看到他。达维斯下地狱是因为他听任拉撒路沦为了隐形人……我要告诉你们,如果美国不利用巨大的资源和财富来缩小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缩小国内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那么它也会下地狱。”

金在蒙哥马利短暂拜访了R.D.奈斯比特执事,此人曾在1954年代表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雇用了他,让他就此踏上了事工道路。在乘坐塞斯纳飞机回家的途中,杂志作者在镜头前请金讲述一下被捕入狱与遭受暴力伏击的持续威胁。金描述了两段最可怕的记忆——一次是在芝加哥“穿过那条狭窄街道”的游行期间,数千名尖声啸叫的围攻者们甚至爬上行道树往下扔下石头,就连护送游行队伍的警察都被砸得躲到了一旁;另一次是在密西西比州内索巴县法院的纪念游行期间,有声音吼道杀害三名年轻民权义工的凶手就站在他身后不远处。“当时我都认命了,”金回忆道。但是这段描述他如何向死亡屈服的谈话很快就变得俏皮起来。金加重语气接着说道:“好吧,到了祈祷的时候,我肯定不想闭上眼睛。拉尔夫说他总是睁着眼睛祈祷。”金回到亚特兰大之后顾不上回家就立刻改乘商业航班前往底特律赴约,然后又在2月18日再次回到亚特兰大在以便以谢教堂布道。这次的布道主题契合了反贫困运动的主题——也就是会众们耳熟能详的好撒玛利亚人寓言。金承认,在现代亚特兰大的某些危险路段,他也会因为恐惧而绕开那些看上去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换言之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并非总能效仿好撒玛利亚人的榜样。“在人类超越种族、阶级和国家之前,我们就将会因为滥用手中的力量与工具而自我毁灭。”观察家们注意到金身上流露着某种疯狂而又忧郁的气息。他于周日晚上匆匆赶往迈阿密。

J.埃德加.胡佛秘密通知白宫,金正在迈阿密的“新建且豪华的喜来登四国大使酒店”接待来自主要城市的黑人布道人。这个下榻地点由福特基金会提供。在约翰逊总统的提示下,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前去质问麦克乔治.邦迪是否意识到他正在赞助一场为期一周的活动,该活动可能促进针对越战政策的攻击以及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大规模非暴力不服从活动”。巧合的是,周日的《纽约时报》头版也爆出了福特基金会资助种族项目的重大转变的新闻。为了回复总统的质问,邦迪提交了一份文风峻峭而又深刻自省的报告:“我提供的第一个结论是,黑人问题的所有原因当中最根深蒂固且最具破坏性的一项仍然是白人的偏见。偏见是一种微妙而阴险的恶习。它可以吞噬那些自认为对其免疫的人。它可以伪装成仁慈、同情甚至支持。”《时代周刊》的报道没有提到金此行的具体举措,例如在迈阿密举行的领导力会议。2月19日星期一,金在会上肃穆地欢迎了一百五十名教士:“当前的问题在于,对自由和民主不断提高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有趣的是,在革命期间当希望减弱时,大众的苦闷焦灼往往会冲着最初点亮希望的人们发作起来。”这一周针对金的死亡威胁如此具体——迈阿密联邦调查局办公室接到了炸弹警告,还有人打电话向酒店询问金的房间号码并且自称是狙击手——以至于警方的保安人员说服金缺席了两天的会议,在警方护卫下暂避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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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劳森拒绝了迈阿密之行,这使得他和金对彼此都略感失望。劳森是运动阵营当中最有天赋的非暴力理论与战术教师,金曾经希望福特基金会召集的布道人们能有机会参加由劳森主持的研讨会。他还想和劳森一起重新搭建领导大会的员工队伍。以往的工作经历则让劳森怀疑金是否真的能够解决战斗疲劳与年轻助手们士气消沉的问题,或者纠正何西阿.威廉姆斯霸道凌人的粗暴工作作风。在领导大会内部盛行的浸信会文化当中,劳森仍然显得格格不入。眼下劳森正在与负责他的工作安排的联合卫理公会主教进行细致的侧面谈判。这样的谈判很需要耐心,而浸信会文化当中的教士往往都是兼职人员并且缺乏耐心,难以与卫理公会当面对接。于是劳森选择留在后方监督孟菲斯的环卫工人罢工。

决心罢工的环卫工会工人们一上来就在公共关系方面吃了败仗。社会舆论普遍支持市政府,反对罢工者的无耻行为以及街道上垃圾堆积导致的健康危害。根据新闻广播的宣传口径,市政当局似乎用不了多久就一定会另行招募一支环卫队伍,从而彻底打发掉罢工工人:“该市今天雇用了四十七名新的环卫工人,拒绝了大约三十名其他申请者,预计明天还会有‘很多很多’申请人。”身为雇员联合会现场代表的切姆帕在电视谈判当中说了几句尖锐的重话(他对洛布市长说:“赶紧把你的光环装回兜里去,咱们聊点实际的!”),之后孟菲斯的汽车保险杠上就出现了针对他的贴纸——“切姆帕滚回去”。工会官员作出紧急决定调回切姆帕,理由是这位宾夕法尼亚州煤矿工人的粗鲁子弟不适合南方民权运动的文化。雇员联合会的国际主席杰里.沃夫(Jerry Wurf)在罢工的第二周担任指挥。洛布市长迅速护送沃夫来到了孟菲斯全国基督徒和犹太人会议的年度宴会现场。洛布在会场上引来了雷鸣般的掌声,而工会主管沃夫得到的接待则近乎失礼。在沃夫看来,勒布此举的目的无非是要给自己一个下马威。勒布打算证明自己作为一个刚被确认加入圣公会的皈依犹太人在孟菲斯市的社会贤达之间地位稳固,而来自纽约的沃夫最好别指望孟菲斯市的犹太人同胞能够给予他多少同情。洛布身高六英尺五英寸,比沃夫高一个头,毕业于安多弗学院与布朗大学这样的精英学校,曾经加入海军并且指挥过一艘巡逻鱼雷艇,战后又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家连锁企业。他声称如果他承认了环卫工会,他父亲肯定会气得在坟墓里翻身。沃夫私下问他,既然当地的公交车司机、教师与警察都能成立工会,那么环卫工人凭什么就一定不行,勒布宣称这是为了保护他的工人不受外部势力的操弄利用。沃夫又表示只要勒布愿意承认环卫工会,他就让工会将第一年的会费捐给勒布最喜欢的慈善机构。市长则回答说环卫工人罢工本来就是非法行为而且已经一败涂地,只有在工人们回去工作之后他才会讨论相关问题。

2月22日星期四,劳森在第一次公共论坛上见到了沃夫。洛布要求环卫工人无条件投降,环卫工会则主张要在孟菲斯市政体系实施一揽子改革方案。在各方中间人的推动下,市议会成员在两者之间勉力寻求面子上的妥协。但是他们的听证会却因为拒绝承认环卫工人代表的发言权而陷入了僵局。一位又一位环卫工会主管想要发言,都被听证会主席猛敲法槌镇压了下去。主席宣称:“我们坚持要听工人自己有什么说法!”对峙的场面越来越喧闹,直到工会方面假装投降,然后七百多名原本正在联合橡胶工人大厅举行日常集会的罢工者很快就涌入了墙面贴着紫檀木板、脚下铺着猩红地毯的华丽议事厅。市议会领导人问他们是否需要工会,环卫工人们大声表示同意。见此情形,会场里的劳森与其他当地布道人感到底气充足了许多。他们质问市议会成员现在能不能听到这些人的声音,这则质问将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弗雷德.戴维斯(Fred Davis)挤兑得气急败坏。用他的话来说,“马路两边我都得走啊。”身为市议会十三名黑人成员之一的戴维斯平淡地暗示自己必须向勒布市长的要求靠拢,唯此才有可能让任何决议得到投票通过。戴维斯徒劳地试图以遵守消防法规要求的名义将会场里的一半人群赶出去,但是未能得手。然后他又宣布休会,但是罢工者轻蔑地唱起了运动歌曲《我们不可动摇》与《上帝保佑美国》,布道人们则在众人祈祷期间穿插进行即兴布道。原本的听证会就这样遭到了反客为主的逆袭,变成了一场持续一下午的弥撒大会。田纳西州人际关系委员会的一名白人员工带来了一百条面包与三十磅腊肠。孟菲斯长老会唯一的黑人牧师以西结.贝尔牧师(Ezekiel Bell)打电话到他的教堂厨房要来了芥末与器皿。八名妇女就着市检察官的桌子做起了三明治,她们用纸巾隆重地包好每一块三明治,方便分发与食用。“我们要把面包扔在水面上!”沃夫的黑人副手威廉.露西(William Lucy)叫道。

大约一百五十名警察很快就开着警车包围了嗡嗡作响的市政厅,等待进一步命令。信使们穿梭于各党团和戴维斯委员会之间,此时委员会仍然被围困在会堂的前台上。这一天是罢工的第十天,两百辆环卫清洁卡车当中只有二十辆还在工作。尽管由于附近的棉花农场几乎完全机械化致使佃农大量涌入孟菲斯市,但是从中找到以及留住新一批环卫工人却并不容易。发扬公民精神的童子军团体带头来到人行道旁帮助根本忙不过来的替工人员,但是他们也没法将垃圾运走。商业区某些店铺的前后门都快被垃圾堵住了,以至于在孟菲斯乡村俱乐部里有人嘀咕说,允许环卫工人成立工会也只是照常做生意需要承担的小小代价而已。陷入困境的公共工程委员会决定不经听证会流程就提出赤裸裸的解决方案。戴维斯主席在下午5点38分进行了不到两句话的宣布。

孟菲斯市地方志作家琼.贝弗斯(Joan Beifuss)写道:“人们站起来欢呼,他们兴高采烈地挤满了过道。”工会领导层将尚未来得及切片的大块面包与香肠当做纪念品分发下去,负责善后的清洁小组则在大队人马满意离开之后扫清了会堂地面上的各种碎屑。第二天周五是市议会全体成员就罢工解决方案进行投票的日期,但是由于来到市政厅观看投票的人实在太多,以至于投票地点被迫转移到了埃利斯公共礼堂。一千多名环卫工人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西装和棒球帽,上浆笔挺的衬衫与软呢礼帽,周日礼拜时才穿的漂亮鞋子以及长风衣。城里的许多显贵人物以及看热闹的新来者也来到了礼堂。但是解决问题的前景仅仅过了一夜就突然冷却了下来。当天《孟菲斯商业呼吁报》的头版印上了煽动性的标题:“委员会投降,但勒布坚守阵地/罢工鼓动者在市议会大厅举行野餐”。有评论家声称周四下午的市政厅“就像遭到了野蛮的西哥特人突袭一样。”社论漫画展现了一个身材圆胖的黑人小男孩,长着T.O.琼斯的侧影,蹲在一个标有“市政厅静坐”的垃圾桶上面,丝丝缕缕渗出桶来的臭气在画面上半截拼出一行字:“无政府状态的威胁。”漫画的标题则是“不可容忍”。

市议会成员进入会场后立刻通过了一项决议,将决定环境卫生事务的“唯一权力”下放给勒布市长,然后就在警察护送下从后门迅速离开了现场,在身后留下了一片惊愕的沉默、不解的疑问以及零星的嘘声。沃夫上前勉强解释道,市政当局承诺的和解投票一定已经流产。但是还没等他或者当地领导人作出回应,礼堂里的公共发言系统就被切断了。在一片混乱当中,詹姆斯.劳森注意到白人市议员杰瑞德.布兰查德(Jerred Blanchard)偷偷回到了礼堂。他恳求道,“杰里,能给我们弄个话筒来吗?”布兰查德为刚才那项授权市长的决议投了赞成票。他对昨天弗雷德.戴维斯受到的挤兑与冒犯感到愤怒,但是同时又因为从后门溜走而感到后悔。布兰查德出身法律系,曾经在四十年代见识过协进会传奇律师查尔斯.休斯顿的法庭辩论。如今市政当局对待近一半城市人口的态度令他的良心隐隐刺痛。于是他再次逃离礼堂,急忙找到勒布市长表示应该恢复公共广播系统,哪怕只是为了防止踩踏混乱。(布兰查德后来表示,这样的姿态为他赢得了“市议会里的第十四个黑鬼”这一诨号。)洛布坚决反对这一要求,理由是环卫工人应该立刻散场离开而不是继续大放厥词。然后又有一名白人律师冲进来警告说警察部队正在悍然攻击撤退当中的工人。勒布否认有这种事,律师则表示这是他亲眼所见——“警察还戴着防毒面具呢!”市长很快通过无线电确认戴面具的警察部队确实在主街上排成几排,手拉手地组成了人墙。劳森和杰里.沃夫恳求警方指挥官让这些愤怒且深受打击的人们一起走到教堂。

警方的新指示允许游行者在右侧车道上四人并排前进。巡警在前方游行队伍旁边缓慢行驶,以确保没有人越过中线。徒步巡逻队则与后方游行队伍平行延伸。警察的队形不仅放大了紧张气氛,而且还与保持主街北向交通畅通的既定目标相冲突。在加约索大道上——向南再走两个街区往西一拐就是著名的比尔街蓝调走廊——警车突然向右靠过来,逼着游行队伍向人行道退去,然后队伍当中就传出了一声惨叫,原来是曾经参加过塞尔玛与密西西比游行的市议会雇员格拉迪丝.卡彭特(Gladys Carpenter)后退不及,被警车车轮压住了一只脚。环卫工人们赶紧一拥而上,想要将车轮从她脚上抬起来。警察也立刻跳出摇晃的警车,冲着人群喷出使人动弹不得的催泪喷雾。不出几秒钟,驱散游行队伍的命令就通过警用电台扩散开来,局势随之彻底失控。“刺眼的化学物质”熏得七十二岁的O.B.希克斯(O. B. Hicks)瘫倒在人行道上,但是不肯罢休的警察依然将他揍得头破血流。美国民权委员会区域主任雅克.威尔莫尔(Jacques Wilmore)恳求警员放过希克斯并且亮出了证件,然后他本人也被这名警员用催泪喷雾糊了一脸。至于希克斯则将会因为袭警的罪名遭到逮捕,只是因为伤势严重才先被送往医院。数百名罢工者惊慌失措地逃离了现场,好几个跑得慢的都被抓进了监狱。詹姆斯.劳森及时回过头来看到一排排阵线紧密的警员挥舞着警棍和喷雾罐正在冲锋,然后他本人也近距离挨了好几剂喷雾。喘息了半天之后,缓过来的劳森带领残余的游行者又走了将近三英里,来到了查尔斯.梅森主教圣堂。这所教堂是神在基督五旬节教会的母会,也是预计当中的安全地点。

最后P. J.切姆帕也姗姗来迟地赶到了教堂。此前他挨了一记喷雾,随即头晕眼花地摔进了人行道旁的排水沟,过了好半天才有几位掉队的游行者把他拽出沟渠并且打来清水为他冲洗眼睛,又为他拦停了一辆路过的汽车。切姆帕被连推带拉地塞进汽车后座,然后就看到了一幕奇景:后座上端坐着一位气势逼人的黑人布道人,双脚蹬着一双锃亮的皮鞋,口中正在痛苦呻吟,听上去就好像他的毕生信念刚刚遭到颠覆一样。这位教士名叫H.拉尔夫.杰克逊(H. Ralph Jackson),这次游行为他留下了一句格言:他前半辈子一直衷心相信当局,但是这一次警察却不由分说地揪住他教士衣领加以痛殴,与对待其他人的态度全无两样,于是他的这份信心也被“冲进了下水道”。杰克逊在前半生一直竭力避免卷入“种族麻烦”,一门心思只顾在AME教会内部向上攀升。不少于九位AME主教刚刚见证了勒布市长为AME教会最低工资部门——旨在为贫困教士提供生活保障——的宏伟新总部大楼举行的落成典礼,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担任该部门全国主管的杰克逊。眼下的杰克逊刚刚冲进梅森圣堂就叫嚷起来,他宣称孟菲斯警察绝不会以同样的手段攻击白人布道人,动手之前甚至连警告都不给一个:“我之所以碰上这种事无非因为我是黑人!”惊讶的人们调侃说孟菲斯最有分量的汤姆叔叔就此脱胎换骨,变成了一头坚决抗议的狮子。他与以西结.贝尔以及詹姆斯.劳森一起告诉白人同工们,劳工斗争现在已经成为了对于公民权利的考验。在接下来的一场弥撒大会期间,一位孤独的白人牧师出人意料地闯进了会场。人们立刻将他簇拥到台前,让他朗读了一段经文。这位比尔.奥尔德里奇牧师(Bill Aldridge)受到了在纳粹手下殉道的德国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启发,试图阐明为什么基督教义务必须超越种族或阶级的激情。但是第一次暴露在黑人文化圈当中还是让他忍不住浑身发抖。(他事后回忆道:“天晓得我跑到那里干啥去了。”)这一举动让他所属的著名长老会教团感到十分苦恼。分发给会众们的信件明确表示,这位助理牧师与垃圾工人的邂逅“并不代表艾德维尔德教会的大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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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迈阿密,一位福特基金会的观察员向麦克乔治.邦迪秘密报告说,领导大会的城市事工会议已经从一开场的混乱不堪逐渐走上正轨,成为了精神高昂的课程。他说,年轻的詹姆斯.贝弗尔“喷吐着火焰和烟雾”,在本周一开始宣讲了贫民窟的结构,“看起来完全不打算接受目前美国社会制度的一丝一毫”。丹尼尔.莫伊尼汉也很不幸地在“几乎完全敌对的气氛中”阐述了他关于黑人家庭病理学的著名报告。这位观察家补充说,莫伊尼汉变得“异常胆小”,讲课内容全是抽象道理,致使听众们的反应愈发不耐,“但他确实在一群黑人牧师面前做了一次演讲,并且幸存了下来。”*

*【莫伊尼汉向邦迪抱怨道, “近乎丧心病狂的武斗派黑人”主导了这次会议,至于会议本身更是“充溢着几近疯狂的气氛,以至于我都开始觉得我自己的神经是不是也有些不太正常。” 】

随后的演讲——特别是芝加哥的阿尔文.皮彻(Alvin Pitcher)和波士顿的维吉尔.伍德(Virgil Wood)——鼓励布道人们敢为天下先地尝试一下基于教会的教育与就业动员模式。C.T.维维安牧师引用了某一次他在调查贫民窟居民对于福音派教会的态度时听到的声音:“我一直在呼喊,直到我的吊袜带都掉了下来……但是这样做并没有改变我的生活状况,所以我不再呼喊了。”2月23日星期五,金重申了他在1964年末的决心,也就是离开诺贝尔奖的山顶,前往塞尔玛的山谷:“现在山谷又在召唤我们了。我们将回到山谷的底部,那里充满了饱尝贫穷苦痛的男男女女……充满了成千上万对美国失去信心的年轻人。”他再次宣讲了拉撒路和达维斯的故事。(“地狱就是你因为拒绝上帝恩典而自我施加的痛苦。”)金宣称:“我希望你们回去告诉我们的兄弟姐妹,坚持到明天早上再说——不要太早放弃。告诉那些想放弃非暴力的黑人民族主义者,别这么着急。”他劝说布道人们“在我们离开迈阿密前去传播预言的时候”振奋精神,然后又匆匆赶往纽约去做晚上的演讲。

四国大使酒店的经理们提出了许多礼貌性的理由,想要阻止散会之后即将各奔东西的领导大会住客们在酒店大厅里合唱赞美诗。但是心存怀疑的人们还是觉得问题的根源在于经理们一想到黑人布道人成群聚集在堂皇的酒店大厅里的景象就会吓得神经崩溃。正当经理与布道人们小心翼翼地进行谈判的时候,一则外线电话带来了孟菲斯主街催泪喷雾骚乱的紧急消息——“哦上帝,这里的乱子闹大了!”——使得来自孟菲斯的塞缪尔.“比利”.凯尔斯牧师(Samuel “Billy” Kyles)与本杰明.胡克斯牧师(Benjamin Hooks)取消了散会后的家庭旅行计划,预订下一班飞机赶回了孟菲斯。不过在动身之前他们还是抓紧时间与剩下的大约五十名同工一起围着喜来登酒店的钢琴齐声演唱了一轮运动歌曲与灵歌,最后以“我们必胜”收尾。紧张的气氛随之消散,以至于一位酒店顾客询问是否可以雇用这个乐团在海滩上唱歌。

正式散会之后金来到卡内基音乐厅,在已故学者W. E. B.杜波伊斯的百年诞辰庆典上讲话。演员奥西.戴维斯主持了活动。民谣歌手皮特.西格(Pete Seeger)献唱致敬,而金则勾勒了杜波依斯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动荡人生。这段人生始于1868年,也就是国会弹劾林肯的继任者安德鲁.约翰逊那一年。金引用了杜波依斯的杰出著作《美国的黑人重建》一书,因为这本著作戳穿了解放奴隶可以投票和担任公职之后“文明几乎崩溃”这一古老的神话,记录了许多例如公立学校这样足以在白人至上主义的武力威胁下生存下来的黑人体制机构。金指出,杜波依斯证明了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短暂时期“远不是白人历史学家描述的悲惨时代,而是南方唯一存在民主的时期”。金的颂词涵盖了杜波依斯生平的主要事迹——他当年一手创建了有色人种协进会,从一开始就投入了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当他在1963年华盛顿游行期间去世的时候,又成了一名旅居海外的叛逆人士。“我们在谈论杜波依斯博士时不能不承认,他一生都是一名激进分子。有些人肯定很想忽视他在晚年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事实。”

对于金在卡内基音乐厅的表现。斯坦利.利维森坦率地表示遗憾。他在遭到窃听的电话线上向朋友们吐槽道:“我从来没听过马丁读这么差的东西。”他认为金使用的是别人给他准备的文本,偏离了千锤百炼的惯用演说主题,倒是很般配“我所见过的最死板的会议”的基调,根本没能提升会场气氛。对于利维森来说,杜波依斯事件象征着进步人士圈子里的绝望。“人们很沮丧,他们觉得没有人能解答街头骚乱的难题。他们还对越南感到沮丧。”利维森认为这种沮丧毫无理由但却又真实存在,就像杜波依斯的悖论一样:后人们既可以关注他在漫长人生当中取得的精彩成就,也可以关注他在人生晚期痛苦且半心半意地逃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结局。

正当利维森忙着摸索下一步的方向时,激进分子与国家的统治者也正在种族、暴力与民主等各个方向都沸腾起来。不久前在加州奥克兰,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休伊.牛顿的生日庆祝会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释放休伊”演讲,然后就想入非非地憧憬了非学委和黑豹党残余成员的合并,还自封为这个假想当中的新团体的一把手,头衔是“黑人国家总理”。卡迈克尔严厉地批判了自己多年来在投票权运动当中承受的创造性苦痛。他在奥克兰为牛顿举行的集会上宣称:“这个国家的投票现在、过去和将来都与黑人的生活无关!”他带着墨镜和步枪摆出照片,呼吁声援古巴和北越,但是他同样也反对倚靠任何基于“白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支柱,部分原因在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和胡志明都拒绝了他关于单独设立黑人领导层的要求。卡迈克尔宣布:“共产主义永远、永远、永远都不是一种适合黑人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也不是适合黑人的意识形态。”他全盘接受了肤色政治——“黑人民族主义必须是我们的意识形态”——并且一味倚靠激进言辞来制约组织内部的竞争。他在非学委的竞争对手詹姆斯.福曼发誓一旦牛顿遭遇不测就要针对白人进行大规模个人报复——“你们要是杀了休伊.牛顿,那我们就要把天捅下来!”——这番狠话让他赢得了黑人国家“外交部长”的头衔。但是很快手持手枪的黑豹组织反而针对他发出了威胁。因为与警察枪战并且导致一名巡警中弹身亡而入狱的牛顿希望卡迈克尔披上黑豹皮而不是非洲长袍,而埃尔德里奇.克利夫(Eldridge Cleaver)则讥笑卡迈克尔装模作样,“手提箱里装满了非洲纪念品”。威利.里克斯叹息道:“非学委的人原本是村口的坏黑鬼,然后黑豹党就跳起来叫道,‘我们可比你们坏多了!’”

在华盛顿,国家领导层则因为真正的暴力而正在分崩离析。在2月27日星期二的秘密会议上,一份来自越南的电报令全体与会者感到震惊。该电报要求在目前五十三万五千人的兵力上限之上再追加二十万五千一百七十九名援军。很少在军事会议上发言的白宫顾问哈里.麦克弗森麻木地观察道:“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完全就是徒劳。”新任国防部长克利福德则担心将源源不断的军队倒入越南的老鼠洞会引发国内的民意鼎沸。同一天晚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了深受尊敬的新闻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从春节攻势前方现场发回的报道。在克朗凯特身旁四周,原本宁静的越南帝国首都顺化已经沦为了一片废墟。尽管美军的狂轰滥炸仍在进行,但是春节攻势的进攻方已经在这座城市盘踞了二十六天。“我们在邮局后面的院子里发现的那十四个越共应该怎么处理?”克朗凯特询问观众们。他怀疑平民或军队的伤亡情况是否能得到统计:“他们肯定没有被埋葬。”克朗凯特黯然宣布了他视察战区之后得出的“推测性质的、个人的、主观的”判断——“认为我们已经陷入了僵局似乎是唯一现实的结论,尽管不能令人满意。”

午夜过后,倍受打击的约翰逊总统从得克萨斯的农场赶回了华盛顿。克朗凯特的节目一手压低了温和派美国民众的战争支持率,巨大的出兵要求甚至让国会当中的主战鹰派也面临倒戈的风险。周三清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惠勒将军刚刚走下跨太平洋航班就直接赶到白宫,告诉约翰逊的战争内阁,战斗的主动权已经被韦斯特摩兰让给了盘踞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敌人,而且韦斯特摩兰还缺乏守住城市的物资储备,除非他收缩防区放弃几个省。惠勒当面表达的态度比起他从越南提前发回的电报还要严峻,迫使总统不得不夸张地谨慎行事。“巴兹,我们非常感谢你回来,”他温和地说道。约翰逊一方面要求严格保密,同时也在努力寻求各种选项,但是对于新解决方案的寻求却迎头撞上了厌倦战争的情绪。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孟德尔.里弗斯(Mendel Rivers)强硬地表示,政府应该拿出魄力,要么直接动用核武器,要么干脆撤军。在重要的参议员当中,亨利.杰克逊(Henry "Scoop" Jackson)警告说,他将反对任何规模大到需要加征新税或者征召预备役的增兵方案。总统则朝着身为佐治亚州参议员的强大朋友理查德.拉塞尔使了一招微妙的激将法。他声称战争评论家威廉.富布赖特不久前刚刚将拉塞尔列入转变立场的对越鸽派。

“他点我的名了吗?”拉塞尔气呼呼地问道。他在私下里谴责战争,但很少和富布赖特说话,因为他觉得富布赖特是个眼高于顶盛气凌人的家伙。

“也差不多了,”约翰逊腼腆地回答道。“你要是在乡下给老牛挤过奶就知道,眼看牛奶桶要装满的时候,老牛准得拖着尾巴尖在桶顶上划拉一下,在牛奶表面留下一点条纹。他提到你名字的力度就跟这个差不多。”

紧接着克朗凯特报道与惠勒危机,克纳委员会关于种族暴乱的报告也随之而来。这套组合拳打下来,就算是一贯老谋深算的约翰逊也乱了阵脚。3月1日这天,还没等报告正式发布,急不可耐的新闻界就抢先抛出了令总统大发雷霆的狂热头条报道:“内乱问题小组呼吁采取严厉行动以避免美国分裂成两个社会/白人受到批评/敦促向黑人提供大量援助,如有必要可征收新税。”总统坚定地无视了克纳委员会报告招致的大量宣传。该委员会没有发现1967年城市骚乱背后有什么政治阴谋,还将骚乱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种族贫困:“美国白人从未完全理解的是——但黑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是——白人社会与贫民窟有着深刻的牵连。白人体制创造了贫民窟,白人机构维持了贫民窟,白人社会纵容了贫民窟……白人种族主义对于二战结束后沉积在我国各个城市当中的爆炸性混合物负有基本责任。”助手们壮着胆子警告总统,拒绝承认他自己设立的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将会导致极大的宣传失分,尤其是因为克纳的建议与总统本人在1965年的霍华德大学发表的“种族矫正”演讲内容非常接近。但是眼下的约翰逊却是有苦说不出。他自己设立的委员会敦促他针对城市贫民窟进行投资,但是目前的越战预算已经达到了贫民窟投资推荐额度的三倍,换言之战争已经吞噬了他的国内民权议程。面对这一事实无论是强词夺理还是矢口否认都太痛苦了。于是总统干脆悄悄逃离了华盛顿,从而避开成群的反战抗议人士。这次他没有提前安排记者随行,预定的主人在他出发前不久才接到通知,一路上他还一直在回避有关种族暴乱的问题。

克尔纳委员会报告激起了创纪录的大众兴趣——在三月的最初十一天里售出了七十四万册平装本,然后就在没有官方通知的情况下突然撤架消失了。国会里的各位要员们对于援助城市贫困人口的设想嗤之以鼻,因为眼下他们甚至无法通过小型附加税来支付越战开支。某电视台很快就在黄金时段播放了一则新闻特别节目:《暴乱报告怎么了?》克尔纳报告一开篇就火力全开,其中最让约翰逊总统感到痛心的标志性句子这样写道:“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两个社会,一个是黑人社会,一个是白人社会——不仅分离而且不平等。”历史走向已经逆转了!该报告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的种族关系正在变得更加隔离化与分层化。这一论断在约翰逊看来是一则既上口又阴险的诽谤。如果民权时代适得其反,那么自从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以来的历史承诺就是空洞的,自由民主本身也无非是徒劳。这份报告与春节攻势一起几乎彻底毁掉了他推进自由的战争与和平道路。约翰逊的愤怒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甚至无法按捺情绪为十一名克纳委员会成员——其中包括坚定的朋友罗伊.威尔金斯与钢铁工人联合会主席I.W.阿贝尔——签署例行的感谢信。用约翰逊自己的话来说:“这信上要是有我的签名,那我就是心口不一。”他命令工作人员销毁了尚未签字的感谢信草稿。

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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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菲斯这边,詹姆斯.劳森给金打了一通求助电话,向他坦承了自己的算计,金听着听着就笑了出来。劳森希望能拉来罗伊.威尔金斯为罢工助阵。诚然,威尔金斯的自尊心不允许他跟在金身后进入孟菲斯,尤其因为这样一来听他讲话的听众人数肯定会不可避免地减少,有损他的颜面。但是反过来说,劳森又认为他可以说服威尔金斯率先在孟菲斯进行全国性演讲。孟菲斯是协进会势力范围内的城市,当地协进会领导人在2月23日的催泪喷雾袭击事件之前就已经支持了罢工清洁工的基本事业。此后的十天里,一百多名当地黑人布道人组织起来,每天上午下午都与罢工者一起前往市政厅进行抗议游行,晚上则在全市的教堂举行弥撒大会。这是孟菲斯有史以来最广泛的民权斗争联盟,金与劳森在纳什维尔、奥尔巴尼与塞尔玛共同经历过的运动能量正在这座城市再次展露峥嵘。但是现在劳森只想获准使用金的名义来引诱威尔金斯。只要他声称自己已经邀请了金,经不住激将的威尔金斯十有八九会上套。

对于金来说,这套操作也为他提供了难得的休息机会。于是他对外以劳累过度为借口,表示暂时不会前往孟菲斯。3月4日星期一,只有少数记者来到亚特兰大,听他宣布要推迟领导大会的“穷人向华盛顿的非暴力进军”的开始日期。金透露推迟后的开始日期是4月22日,届时领导人将会开始“对国会进行游说示威”,与此同时还会有三千名朝圣者组成的“骡车队”从密西西比州出发增援他们。在细节上仍然含糊其辞,因为可能不仅只会组织一趟骡车队。他只承诺运动希望促成的立法议程将会类似于克纳委员会最近提出的建议:“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建议力度可能比他们更强。”有新闻报道称联邦当局正在动员一万名宪兵的后备力量来遏制他,金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但他还是在星期二逃到了墨西哥休息片刻。在孟菲斯,当天下午前往市政厅的游行以反对谈判暂停的首次静坐示威而告终。由于害怕催泪喷雾,第一次参加的示威者掩着嘴呼喊道:“我们想要被捕”,并且唱起了“倚靠永恒的臂膀”。警官们拖走了拥有斯佩尔曼学院与米德尔伯里学院双重学位的协进会领导人玛克辛.史密斯(Maxine Smith)、几位布道人以及一百多名环卫工人。在去监狱的路上劳森告诉记者,他已经向金发出了来到孟菲斯的邀请。

与此同时,金的散心之旅也笼罩着不详的气氛,将身边的朋友们推向了恐慌的边缘。临走之前他在以便以谢布道的主题是“没能实现的梦想”。紧紧抓住圣经中关于安慰的信息,当时以色列金大卫意识到他永远无法活着看到圣殿在耶路撒冷落成:“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只是你不可建殿……”金对于遭到击碎的希望感同身受。他指出一颗子弹结束了甘地见证印度独立的希望,而“保罗从未抵达西班牙”。无论是改造世界的伟大梦想,还是洗心革面的私密承诺,心有余而力不足才是世人的常态。金喊道:“你今天早上不需要走出去说什么马丁.路德.金是个圣人。哦不,我想让今天早上的你们知道,我和所有上帝的孩子一样也是个罪人。”他渴望从布道坛上听到大卫当年得到的应许:“只要意思甚好,只要你在努力,那就好了。你可能看不到胜利之日。梦想可能不会实现,但是……感谢上帝,今天早上我们依然都有足以容纳意义的心胸。”

接下来金立刻飞往阿卡普尔科度假。这次他走得如此突然,以至于没来得及预订酒店。金反常而又坚持地抱怨说,很可惜他这次没能入住总统的女儿露西.约翰逊度蜜月的拉斯.布里萨斯度假村。拉尔夫.阿博纳西很快就凭借金的诺贝尔奖名人身份在拉斯.布里萨斯搞到了空房,但是已经入住总统酒店的金却拒绝离开,理由是这边的酒店员工为了招待他入住已经忙活了半天。于是阿博纳西在两家酒店都保留了房间,但是金在两家酒店都没怎么睡觉。他在酒店的高层露台上独坐了一夜,直到黎明将近。阿博纳西问他出了什么事他也不说,只是神秘地指着阿卡普尔科港口的一块岩石,口中唱着“岁月的岩石”。如此怪异的行为吓坏了阿博纳西,他谨慎地四处打探联邦调查局是否可能再次直接威胁金,但是并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消息。

在华盛顿,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刚刚泄露一丝痕迹就被胡佛局长镇压了下去。二月下旬,胡佛又在政府内部传阅了一份秘密报告。五天过后,《华盛顿邮报》记者理查德.哈伍德(Richard Harwood)披露,联邦调查局官员向记者提供了有关金的“道德败坏”的录音证据。除了《华盛顿邮报》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报社愿意报道如此诡秘的内部消息。就算是哈伍德也把这条消息埋在了同样敏感的暗示当中,即胡佛已经蜕化成了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娇纵暴君。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很多记者都会后悔他们当年没有及时揭露涉及胡佛的第一手证据,让读者们意识到胡佛更关心借助间谍手段发泄私愤而不是维护公共安全。(《洛杉矶时报》的大卫.克拉斯洛(David Kraslow)回忆说:“我没有尽职。我应该把这件事炒作到天上去,但是我没有。”)在另一个极端,《游行》杂志的编辑们希望联邦调查局允许他们针对联邦调查局性爱档案的内容范围刊登一则自问自答,答案这样写道:“档案内容并不完整,但是其中含有大量关于他的性活动的挑逗信息。”联邦调查局官员严厉拒绝,“因为这显然暗示联邦调查局正在向公众提供有关马丁.路德.金的信息”。于是编辑们取消了这条内容,报纸也回避了争议,从而保护他们在联邦调查局的主要消息来源。

在调查局内部,胡佛反复强调了他的最高原则:任何行动都“绝对不可能令调查局难堪”。他一方面在局里营造一只看不见的手,同时又在3月4日扩大了秘密的法律之外活动范围。此前调查局负责针对黑人团体的反情报部门已经成立了二十三个最大的外地办事处,现在胡佛又在这一基础上新增加了十八个办事处。两天后,胡佛批准了针对华盛顿领导大会反贫困运动的指示,宣布这场运动将会“严重威胁这个城市的和平与秩序”。反情报活动的目的是诋毁黑人团体,并且“防止一个能够统一与激发极端黑人民族主义运动的‘弥赛亚’的崛起”。”胡佛将金、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以及穆斯林领袖伊利亚.穆罕默德全都当成了潜在的弥赛亚目标,将这个宗教术语扭曲成了异类与暴力的象征。用胡佛的话来说:“如果他放弃对于‘白人自由主义教义’(非暴力)的所谓‘服从’,转而接受黑人民族主义,那么金将会成为这一角色的有力竞争者。”他还要求各位现场探员在相当苛刻的时间内提交多项反情报构想,“以确定潜在的麻烦制造者,并在他们发挥暴力潜力之前将其消灭。”现场探员们对此颇有怨言:胡佛这番冠冕堂皇的指令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究竟知不知道眼下大多数办事处都缺乏足以渗透民权团体的黑人面孔?即便在种族融合之后,联邦调查局的六千名探员当中仍然仅有四十名新进招募的黑人。不少资深探员认为卷入此类政治杂务本身就很幼稚,或者认为激进分子不需要他们出手就会自行名声扫地。

得到胡佛批准的反情报行动主要侧重于宣传与小规模破坏。底特律办事处撒出大量虚假许诺,声称将要为领导大会的反贫困志愿者提供其实并不存在的交通工具与住宿地点。迈阿密招募并支付了当地国家广播公司制片人制作了一期关于年轻黑人领袖的电视特别节目的,屏幕上的受访者显得特别恐惧、愤怒且语无伦次。(胡佛本人赞扬了制片人对于硬椅子、灯光以及慢镜头技术的熟练使用,展示了“他们在椅子上蠕动的每一个动作,就像科学家观察被困的老鼠。”)萨凡纳办事处声称他们的运作使得何西阿.威廉姆斯丢掉了二百名反贫困新兵,具体手段是造谣声称威廉姆斯打算把他们带到华盛顿之后就听任他们身无分文地死在当地。有几家办事处使用了反间计,谎称某某黑人领导人是中央情报局或者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这是从反共战争当中借用的策略。纽约办事处向卡迈克尔的母亲梅.查尔斯.卡迈克尔谎报警告,声称黑豹组织打算枪杀她的儿子,而卡迈克尔第二天就将会逃往非洲。(联邦调查局主管报告说,“卡迈克尔夫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显得很震惊,并表示她会在斯托克利回家后告诉他。”)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办事处率先散发传单,散布金打算通过反贫困运动赚钱扬名的谣言。调查局总部更新了一本关于金的二十页秘密报告,其中除了针对他的职业生涯的惯常阴险解释之外,还附上了最近领导大会的部分捐款者名单: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两万五千美元)、哈里.贝拉方特(一万美元)、安妮.法思沃斯(十五万美元)、福特基金会(二十三万美元)、美林证券(一万五千美元)和美国劳工部(六万一千美元用于就业培训)。最后一个数字使约翰逊总统潦草地写了一张纸条:“把这个给[劳工部长]比尔.维特兹(Bill Wirtz)看看。”

在华盛顿,一则严峻的预兆改变了官方的态度。周六晚上在格子间俱乐部的讽刺剧场,3月10日《纽约时报》预发稿上的头条新闻引发了显而易见传遍剧场的震惊与交头接耳:“威斯特摩兰要求增兵206000人,在政府当中引起争论”。记者们纷纷涌向白宫新闻秘书乔治.克里斯蒂安的座位旁边,无话可说的参议员们纷纷提前立场。第二天,约翰逊总统发表了一份愤怒但是又咬文嚼字的否认声明。如此欲盖弥彰之举不仅证实了政府内部的确正在激烈争论的秘密,同时还削弱了他本人的可信度。接下来的周一,电视艺人杰克.帕尔(Jack Paar)在一次电视采访当中表示支持现任总统的党内竞选对手尤金.麦卡锡。帕尔的一贯职业作风是嘲笑所有政治家和投票本身,这次他却一反常态地选了边。帕尔告诉观众,他的大学女儿在“这场儿童十字军东征”中皈依了麦卡锡。周二,麦卡锡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第一次初选测试当中赢得了42%的选票,使政治观察家们大跌眼镜。尽管约翰逊在投票前夕投放的广告声称麦卡锡支持逃兵役者与投降者,却似乎没能造成多大影响。周三,美国广播公司新闻主播霍华德.K.史密斯(Howard K. Smith)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社论,要求以远远超过待定出兵要求的“压倒性规模”进行战争动员。五角大楼官员在星期四表示,本周共有五百零九名战斗人员死亡,使得美国人的伤亡总数达到十三万九千八百零一人(其中一万九千六百七十人死亡,十二万零一百三十一人受伤),越南战场就此超越朝鲜战场成为了美国历史上血腥程度排行第四的战争。当天下午,在约翰逊总统通过电话分机收听的情况下,分别代表总统与罗伯特.肯尼迪的中间人展开了僵持不下的电话协商。罗伯特提出愿意放弃参加本次总统竞选,条件是总统必须公开改变越战政策。到了3月16日星期六,罗伯特正式宣布将要与约翰逊和麦卡锡一起争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这使得白宫的政治斗士们争先恐后地发下了效忠总统的“血誓”。

心神不定的总统开始打探拉塞尔参议员与芝加哥市长戴利这样的党内风向标的口风。这两人都很擅长巧妙地转变立场。拉塞尔已经开始鼓吹要扔下更多的炸弹而不是派出更多士兵,尽管他很怀疑能否仅仅通过空中力量取得胜利。约翰逊坦言:“我不能失去拉塞尔。现在如果我失去了他,我们就一无所有了。”他担心批准最新的增兵计划级将会使他成为支持全面战争的候选人并且孤立。他警告国防部长克利福德,“我们决不能与增兵计划捆绑在一起,因为戴利他们那帮人肯定不会这么老实。”

“他们肯定不会选择绑定,”克利福德重复道。仿照总统的榜样,他提出了一条将会让越战的政治解决选项延后七年才出现的口号:“我们不是为了赢得战争——我们是为了赢得和平。”

“这话没错,”约翰逊回答道。通过克利福德,他接受了麦克乔治.邦迪的提议,重新召集名为“智囊团”的两党顾问。他们最近一次批准战争路线是在1967年11月。现在总统希望在威斯特摩兰升级之前重新获得政治和军事主动权。他告诉克利福德,“我们不可能搞定这些鸽派,但我们可以让国家保持中立,不去跟随他们,如果我们能想出办法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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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的火光遮蔽了时代的里程碑。尽管约翰逊与罗伯特.肯尼迪之间的私下竞争终于演变成了争夺总统职位的公然开战,但是两人依然在民权领域保持着合作。3月11日,参议院针对1966年的民权法案提案进行了投票。在此之前,自由之夏的私刑谋杀案激发了联邦政府对于行使基本政治权利的保护;杀害维奥拉.柳佐与乔纳森.丹尼尔斯的凶手在阿拉巴马州得到的假模假式的审判也催生了关于种族融合陪审团的规定。民权联盟尽管在过去两年经历了无数挫折与分裂,但是依然紧紧咬住这份提案的基本点不肯松口,顽强地推动了参议院辩论终止程序,使得提案摆脱了阻挠议事的扼杀。这是辩论终止程序在美国历史上第八次得到成功启用,上一次还是在1926年。这份提案在1964年民权法案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包含了反仇恨犯罪条款、印第安人民权条款以及公平住房条款。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领袖埃弗雷特.德克森再次声称他在历史性的开放住房条款上及时做出了妥协,“把提案拉出了火坑”。只有三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了由十七名南方民主党人组成的老种族隔离主义核心,投出了二十张反对票。最终提案以七十一票赞成、二十票反对的结果得到通过,几乎与1965年投票权法案结果如出一辙。由于众议院的前景仍然不明朗,人们没敢立刻庆祝。*

*【这份法案将会在4月11日——也就是金遇害一周后——得到总统签字与正式颁布。】

自由运动的经验性成果在惯性中悄然推进。同样是在3月11日,在华盛顿诉李案当中,最高法院推翻了州监狱和地方监狱按照犯人种族进行大面积隔离的做法。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在两年后决定挑战要求空姐必须是单身年轻女性的行业规则,但又花了五个月来禁止单列的“星期五女孩”报纸招工广告版块。在孟菲斯——此时环卫工人罢工已经进入了第二个月——自从1959年去隔离的孟菲斯州立大学眼下整合了一千多名黑人学生,但是学校官员仍然坚持只有白人学生才能参加美式足球校队,并且向体育部门施压,要求校队与他们一起维护全白人的竞技环境,理由是老虎队的球迷恐怕不会接受每周六的体育盛事发生任何变化。但是主教练依然在春训前宣布:“我们想在孟菲斯招募黑人球员,如果他们打得好的话。”校方的处心积虑似乎已经不合时宜,反而促使各方联合起来贬低这些做作过时的种族新闻。三月,白人学生在纽约中央车站举行的嬉皮士“存在示威”登上了头版头条。与此同时南非政府又推出三项措施来“完善”种族隔离制度,包括废除国民议会当中允许混合种族有色人种议员选举白人代表的四个席位。这条新闻仅仅得到了略微一提的待遇。只有一份小型运动杂志记录了发生在塔斯基吉学院的大胆冲突,当时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学生追随者用鸡蛋砸向国务院的四名访客,声称自己正在模拟“越共空军”,向专家小组展示在自己的国土上遭到轰炸的感觉。同期杂志的封面新闻是来自塔斯基吉以外的农村集会上的请求,那里的农舍或黑人学校全都没有接通公共设施。新闻的标题是“‘在我死之前能不能打一通电话。’”

3月15日,十二名白人男子针对1966年弗农.达默尔燃烧弹袭击案作出了有罪判决。据《洛杉矶时报》报道,“这是南方的州级陪审团第一次在民权案件当中判定任何人犯有谋杀罪。”本案主审法官名叫斯坦顿.霍尔(Stanton Hall),在审案期间他一直拿着一把没收的剃刀坐在法官席上削木头。他判处三K党徒塞西尔.塞瑟姆(Cecil Sessum)终身监禁。地区检察官詹姆斯.芬奇(James Finch)历来宣称他从未给林登.约翰逊投过票,但是这一次他认为本案当中的黑人受害者是哈蒂斯堡最勤劳的农民之一。芬奇起诉了另外三名三K党徒并将其定罪,还作了激动人心的总结:“你们十二个人将要代表福雷斯特县向世界展示正义。”控方的明星证人比利.罗伊.皮茨每次作证时都这样陈述:当初三K党徒的子弹迫使达默尔无法冲出被燃烧弹点燃的房屋,以至于最终遭受了致命的烧伤,而他则在袭击结束后的疯狂逃亡期间丢掉了枪支。用他的话来说,“因为我做下了那种事,上帝不肯让我继续按照那副德性活下去。”这四次审判耗尽了当地法院的先锋勇气,留下十一份起诉书悬而未决。直到将近三十年过后的九十年代,记者杰里.米切尔(Jerry Mitchell)才注意到密西西比州没能让背负无期徒刑判决的皮茨服刑哪怕一天。这种无形的失职——堪称法学史上的奇迹——很快登上了新闻,迫使皮茨在路易斯安那州自首认罪。基于皮茨针对当年同伙的证词,新一代的民选南方司法官员们随即发动了一轮赎罪起诉,目标正是那些三十年来在南方民间受到钦佩、遭到遗忘、得到开脱的人物。1998年8月21日,密西西比州的司法同行判定萨姆.鲍尔斯下令谋杀达默尔等人的罪名成立,并且将这位七十三岁的前任帝国巫师送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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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凭借盲目暴力就能铸成比种族更为教条的隔阂。三月早些时候,在春节攻势即将结束时,101空降师的一名伤员在撤离的直升机上低声祈祷:“愿上帝原谅你们的所作所为。”他所属的精英部队“老虎排”被派往越南中部,奉命将各个指定村庄的居民赶到难民营,旨在让北越士兵失去食宿来源。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在巡逻途中屡屡遭受狙击手与陷阱的伏击杀伤,一路上严重减员。美军士兵们则通过零星但却不分青红皂白的血腥报复来发泄愤怒与恐惧,排长对此听之任之。该部队四十五名士兵中的二十七人后来告诉陆军调查人员,切下越南人的耳朵用鞋带穿成项链挂在脖子上是他们的惯常做法。二等兵萨姆.伊巴拉(Sam Ybarra)在从亚利桑那州某监狱获释的当天就加入了陆军。在行军路上,他的病态行径愈发醒目地彰显了出来。他剥掉了“越共”的头皮,为了抢一双鞋子而射杀了一个男孩,还砍掉了一个婴儿的脑袋,只为取下脖子上的佛像护符。至少有一位战友曾考虑过要杀死伊巴拉,但又被“毛骨悚然”的宿命论拉了回来。这位威廉.多伊尔中士(William Doyle)后来表示:“要想在这里活下去就得杀人,因为不用担心死人会杀你。”伊巴拉在越南将会因为滥用药物而三次走上军事法庭,最终还将会于1982年因为肺炎与酗酒而死在他母亲家的沙发上。如此多的士兵提出申诉甚至供词,以至于五角大楼进行历时最长的战争犯罪调查。但是调查结果却白宫授权起诉的门槛上等待了好几年,等到战争结束时这些案件全都悄悄地遭到了撤销。事实证明,官方对预期负面宣传的厌恶远远胜过对于被指控罪行的厌恶。老虎连的历史直到2003年才通过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刀锋报》的系列报道浮出水面,其中充满了年迈老兵阴霾不散的宣泄性回忆。

3月16日,罗伯特.肯尼迪在已故兄长1960年宣布竞选总统的房间里打出了自己的竞选公告,令美国政坛为之一振。也是在这一天,美国陆军第二十三师“美国师”的一支新部队突袭了广奈省的某个偏远小村,那里也是老虎排的基地区域。自从二月份抵达越南以来,第十一旅第一营查理连的士兵们还没有看到敌人就承受了严重战损——六人死于地雷,十二人被地雷炸伤,一名中士在两天前死于炸弹陷阱,他身边的其他人总共被炸弹夺去了一条胳膊、两条腿和一只眼睛。在他们饱受创伤返回营地的途中,纵队领队在一片稻田里遇到了一个孤独的农民。二等兵格雷格.奥尔森(Greg Olson)在突袭前的家信当中描述道:“他们先是冲她开枪,然后就踢死了她,把弹夹里的子弹都打进了她的脑袋。他们还用枪托猛砸他们遇到的每一个小孩子。上帝啊,为什么非得这么做?……这一切都不是第一回,爸爸……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这些;或许我只是再也憋不住了。”奥尔森是一名来自俄勒冈州的摩门教徒,这次突袭期间他率先冲进了据说是敌人据点的美莱村,其他部队的指挥官则准备增援该地区唯一的主要攻势。

来自佐治亚州的飞行员休.汤普森(Hugh Thompson)驾驶一架三人座侦察直升机在美莱村上空往来穿梭。他原本以为自己能吸引地面上的敌军暴露火力点位置,好让一旁盘旋的重型武装直升机加以火力压制。但是他飞了整整一天都没有遭受敌军射击,也没有拔除任何火力点,只看到村庄周围逐渐出现了数量惊人的死伤平民。他在这些人附近投下了绿色烟雾弹标记(意味着安全),希望地面部队能为这些人提供援助。但是当他再次飞过同一片区域时却惊骇地发现刚才的伤员全都死了。愈发加剧的恐怖感驱使汤普森三次降落地面,想要近距离看个究竟。在一条躺满受伤村民的灌溉渠旁边,一名查理连的中士声称帮助这些人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快让他们脱离苦海,然后他的手下就开了枪。再次升空之后,汤普森与两位机组成员疯狂地争论起来,谁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自己刚刚看到的景象:堆叠成垛的尸体遭到了有条不紊的步枪射击,究竟是因为炮火误伤、敌人暴行还是任何合乎逻辑的我方军事行动?一群群士兵在分散的小村庄里把全家人或者孤身的农民推进村里的地窖或者水井,然后投下手榴弹。几组村民被赶到空地上,每一组都有六十多人,然后就像割草一样死在枪火之下。有些士兵不敢开火,有些人轻描淡写地搁下枪吃午饭,还有些人一边啜泣一边开枪。终于忍无可忍的汤普森降落在查理连的一个追击小队与十名抱头蜷缩的村民之间,大声命令十八岁的机枪手劳伦斯.科尔本(Lawrence Colburn),如果眼前这些美国同胞胆敢向他们三个或者飞机后方的村民开枪,那就让他们尝尝机载火力的滋味。听到这条命令之后目瞪口呆的不仅只有科尔本,还有躲在附近机枪哨所里的二等兵格雷格.奥尔森。他眼看着这位陌生的飞行员与第二排的中尉怒火中烧地相互嘶吼了半天,直到两架重型武直前所未有地降落下来,将村民疏散到了安全地带。至于汤普森则飞回刚才那条灌溉渠检查是否还有幸存者以及自己是否还保有理智。他的机组长格伦.安德烈奥塔( Glenn Andreotta)趟着淹没大腿的血水从一个母亲尸体的怀里撬出了一个沉默但还在不断蠕动的小男孩。这孩子从头到脚覆盖了一层血水与污秽,以至于直到起飞之后好半天他们才敢确定这孩子并未中弹。

回到旅部之后,三名直升机士兵指控了查理连屠杀平民的行径。南越地区官员编制了一份包含大约五百名美莱村民的秘密埋葬名单,其中包括一百多名六岁以下的儿童。然而只有一篇经过授权的美莱村报道登上了周日《纽约时报》头版:“美军昨天在中部沿海平原钳形运动当中抓住一支北越部队,在长达一天的战斗中杀死了128名敌军士兵。”这个叙事版本一直保持到了1969年,一位名叫罗恩.里登霍(Ron Ridenhour)的年轻士兵带着一本笔记返回了美国,上面记录着曾经被分配到查理连的军训伙伴对他吐露的可怖情节。公民意识强烈的里登霍向将军、内阁官员、国会议员和新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发出了三十封挂号信,向他们转述了笔记内容。八个月后,《生活》杂志抓住军方调查的新闻线索,刊登了一名陆军摄影师拍摄的美莱村照片。这张照片引发了全国性的丑闻,各种情绪相互碰撞:否认、愤怒、顽固的自豪感,以及针对战争或者爆料的激愤。尼克松释放了被军事法庭定罪的一名中尉,此人在美莱村犯下了二十二起谋杀。直到几十年后,美国人才获悉了当年的敌人对于同一事件的看法。1998年,陆军将士兵英勇勋章授予了前飞行员汤普森、机枪手科尔本,还追授给了没能从越南活着回来的机组长安德烈奥塔。2001年,科尔本回到越南参加美莱和平公园的落成典礼,遇到了一位名叫杜浩的四十一岁当地人。两人关于各自生平的交流听得科尔本张口结舌,因为杜浩清楚地记得他小时候有一次被某个怪人从装满沉默亲戚的深沟里直接扯到了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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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荡不安的1968年3月中旬,马丁.路德.金悄悄地测试了以非暴力方式克服社会障碍的策略,但他并不敢确定这些策略是否奏效。3月14日星期四,他与七十八名“非黑人”少数族裔与弱势群体领导人共同举行了一场首脑会议。会场气氛充满了焦虑,记者们都被挡在会场门外。各位参会者应邀从美国各地来到位于亚特兰大黑人中心的帕斯卡尔汽车旅馆,此前彼此大多互不相识,更不用说认识金了。来客当中有一位华莱士.疯熊.安德森(Wallace Mad Bear Anderson),此人是纽约州北部某个贫穷的易洛魁人联合会的发言人;拉丁裔劳工领袖塞萨尔.查韦斯(César Chávez)派来了一名代表,他本人之所以没能亲自前来是因为他刚刚勉强撑过了长达二十五天的禁食,以此惩戒自己在领导加州农场工人罢工时不慎诉诸暴力的领导失误;蒂丽.沃克(Tillie Walker)和罗丝.翱翔之鸦(Rose Crow Flies High)代表了来自北达科他州的平原部落;还有一位丹尼斯.班克斯(Dennis Banks)带来了一个阿尼西纳布人代表团。在相互介绍期间,伯纳德.拉法耶特一直在悄悄地给金补课,向他转述了自己收集到的各种背景知识,例如波多黎各人与墨西哥人(奇卡诺人)之间的基本差异,或者阿西尼博因/拉科塔领导人汉克.亚当斯(Hank Adams)的决定性事业,此人曾经带头根据1854年的《药溪条约》(Treaty of Medicine Creek)为族人争取西北地区的鲑鱼捕捞权。拉法耶特曾经反复核对金的指示,为的是确定金确实还想邀请贫苦白人群体参加这次会议,而金给出的答案总是很简单:“他们穷吗?”帕斯卡尔周边遍布着大量白人煤矿工人,其中有些人确实冒着阿巴拉契亚同行们的激烈叱骂来到了会场,比方说佩吉.特里(Peggy Terry)就是个好例子。特里大大方方地向金承认,自己从小成长在肯塔基州的一户三K党家庭。当初她在公交车抵制运动期间搬到了蒙哥马利。某一天她一时兴起,想去看看“那个自作聪明的黑鬼从监狱里出来”的场面,结果却目睹了金遭到暴徒殴打的景象,这一幕搅乱了她本就独立的天性,也促使她走上了一条未曾设想过的人生道路。现在的特里不仅加入了芝加哥上城贫困白人区的“工作或者补贴”(JOIN)团体,而且还拉拢了好几位黑人朋友成为该团体的一员。有人问她所为何来,她则反问道像她这样的乡下家庭主妇要去哪里才有机会与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交换意见甚至牢房。这句应对让各位民权人士都啧啧称奇。

何西阿.威廉姆斯毫不掩饰他希望非黑人峰会失败的想法。他和其他几位领导大会领导人一起毫不留情地嘲笑年轻的汤姆.霍克(Tom Houck)。这个小伙子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高中辍学孤儿,在圣奥古斯丁运动时期加入民权阵营,然后留下来担当金家人的私人司机。不久前在拉法耶特与比尔.卢瑟福的指导下,他开始鼓起勇气走遍全国,为金的反贫困运动物色黑人以外的盟友。威廉姆斯抱怨道:“一开始他给科瑞塔跑腿当差,现在他又拿着我们的钱给了印第安人。”充满抵触情绪的内部员工也抱怨说这些陌生人会拖累他们,破坏凝聚力,致使他们与黑人权力的势头之争更加艰难。拉法耶特一刻不断地为了客人遭受员工侮辱、客人侮辱员工以及客人之间相互侮辱的风险而忧心忡忡。确实有几位领导人在会场上站起身抱怨遭到排斥,但是他们也承认自己借鉴了黑人运动的主动精神。几位原住民参会代表表示,自从公交车抵制运动以来,谋求表面抬举的“战斧叔叔”就不再是族人眼中的模范部落领袖了。其他人则以怀疑态度质疑了非暴力主义。起草了河畔教堂演讲大部分内容的文森特.哈丁很晚才来观察,并且注意到各种肤色的面孔正在压低声音谨慎商议,是否要向各自代表的群体推荐金领导下的实验性联盟。

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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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在一旁悄声问道:“这个蒂赫里纳是干啥的?”他刚刚听取了这位雷耶斯.洛佩斯.蒂赫里纳(Reies López Tijerina)热情洋溢的演讲,主题是重新夺回社区土地的经过。1848年美墨战争结束时,美国与墨西哥签署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从此获得了成为西南七州的领土,其中就包括新墨西哥州。最早的西班牙政府与后来的墨西哥政府都曾经在这一地区推行过土地授予政策,以此鼓励拓荒者定居。尽管《瓜伊条约》规定美国政府将会认可拓荒者后裔对于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在美墨战争之后的一个多世纪时间里却始终没有构建正式承认地权的流程,于是大片此类土地都遭到了背信弃义的侵占。拉法耶特提醒金,这位蒂赫里纳正是地权斗争的先锋。他是一位富有魅力的长期逃犯,支持者赞美他是奇卡诺人的马尔科姆.X,当局与反对者则讥讽他是“偷渡过来的”唐.吉诃德。他最出名的事迹是在1967年6月5日领导一支武装队伍短暂占领了新墨西哥州的一家法院。在帕斯卡尔的会场上,蒂赫里纳向金提出了一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如果他的人马愿意接受非暴力纪律,那么作为回报,金将会如何谈论美国的土地问题?金表示答案来自反贫困运动的本质:只要全体参与者都抱有共同牺牲的意愿,那么所有人的诉求就应该不分先后一律平等。听到这个答复之后的蒂赫里纳寻思了片刻,提议到了华盛顿之后应当首先宣传美洲原住民群体的特殊诉求,其次是黑人的诉求,他所属的西班牙语群体可以排在最后。他的提议既遵从了历史顺序,也遵从了金的演讲精神,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就连有时与蒂赫里纳不和的其他奇卡诺领袖——例如来自丹佛的科基.冈萨雷斯(Corky González)——也颇为佩服。峰会在如释重负的氛围当中闭幕。帮助招募阿巴拉契亚白人参会代表的迈尔斯.霍顿(Myles Horton)此前曾经在高地人中心经历了近四十年的跨文化隔绝,眼前的景象令他欣喜若狂。他告诉安德鲁.杨,“我相信我们瞥见了未来。”

星期四晚上,金在富裕的底特律郊区格罗斯波因特向将近三千名欢呼的支持者发表了讲话。人行道上拉起了抵制他讲话的纠察队,约有二百来人。这些人冲进会场,痛骂他是“共产党!”以及“叛徒!”直到警察将他们赶出去。金声称这是自己在演讲时遭遇过的最激烈嘲讽。国家政治的震动也紧紧跟随着他。罗伯特.肯尼迪在领导大会办公室给他留了言。伯克.马歇尔一遍又一遍给他打电话,直到星期五晚些时候才联系到他。马歇尔知道加州民主委员会当晚将要支持麦卡锡参议员——有传言说金在中午向该团体讲话时也会这样做。他希望金先别急着表达自己的支持倾向,至少等到他们谈话之后再说。在阿纳海姆的迪斯尼乐园酒店,一群记者截住了金,而金也确实保持了沉默。他的演讲赢得了欢呼,同时也没有偏向某个候选人或者点名攻击约翰逊总统。不过他确实在3月16日星期六指控道:“政府在感情上致力于战争,在感情上敌视穷人的需要。”民主党内激烈的三方竞争进入了第一个周末,罗伯特的延迟参选和麦卡锡的缺点从一开始就搅乱了选民的忠诚。总统则在这个周末发出了最好战的呼吁,要求 “全国努力”在越南获胜。约翰逊对全国农民联盟宣称,“我们最热爱的就是和平,但是我们也最憎恨投降与懦弱。”

金在洛杉矶闭关了几天,处理他的非黑人峰会的后果。他给塞萨尔.查韦斯发了一封电报(“我们和你在一起”),他知道罗伯特.肯尼迪刚刚在查韦斯的禁食快结束时戏剧性地造访了他。他决心修改《另一个美国》的作者、社会学家迈克尔.哈灵顿呈交华盛顿的呼吁草案,更广泛地强调美国境内所有隐形的贫困国中之国。他承诺将要挤出时间亲自访问印第安人保留地,以及从加州与阿巴拉契亚到马萨诸塞州的移民劳工营。由于他的日程安排已经针扎不进,而且反贫困运动的四月份开始日期迫在眉睫,这些额外的承诺本就让金的助手们非常苦恼。更令他们气急败坏的是,詹姆斯.劳森居然通过霍尔曼联合卫理公会的领导人在洛杉矶直接打通了金的电话——金在这个周日安排的几场布道当中的第一场就将在霍尔曼联合卫理公会教堂进行,而且劳森已经计划要担任这座教堂的牧师。劳森可以在电话里听到安德鲁.杨和伯纳德.李在金身旁争论不休。他们认为任何去孟菲斯的想法都很荒谬,因为金会像往常一样在哪里陷入困境,然后不得不再次推迟华盛顿运动。为了反驳这一观点,劳森告诉金,长达一个月的垃圾罢工极为有力地结合了贫穷与种族问题,他到哪里都找不到更加有力的结合点。劳森还利用金身为演说家的虚荣心,极力鼓吹威尔金斯和贝亚德.拉斯廷刚刚在孟菲斯吸引了七千多人。最后他抛出了一个实际论点:金既然即将踏上密西西比州的反贫困之旅,那么不妨将孟菲斯当成第一站,就像梅雷迪斯游行那时一样。

金终于被说动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手忙脚乱的行程调整。3月18日星期一,金坐上了从洛杉矶途经新奥尔良抵达孟菲斯的航班。劳森当晚与杰西.埃普斯(Jesse Epps)一起迎接了走下飞机的金,埃普斯是雇员联合会的代表,因其在领导大会的密西西比州格林纳达运动期间从事志愿工作而闻名。埃普斯道歉说正在等待金的人群不是劳森所承诺的一万人,听闻此言的金看起来非常沮丧,于是劳森随即示意埃普斯揭穿这个小玩笑。埃普斯满脸笑容地纠正道:“吉姆说的不对,”因为这次至少来了一万五千人,“屋里已经再多一个人都挤不进去了。”

由布道人和环卫工人组成的楔形阵护卫着金一行人插进拥挤的过道,穿过阵阵起伏的欢呼声,走进了宽广的梅森圣殿。一些观众不顾消防法规爬上了高高的椽子,那上面早已悬挂起了巨大的白色横幅,上面写着《撒迦利亚书》中的引言:“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下面的平台上挤满了各界要人,包括雇员联合会主席杰里.沃夫与穿着大衣的H.拉尔夫.杰克逊牧师,还摆着三个庄严的崭新垃圾桶,里面装满了捐款。穿着蓝色西装的金走到麦克风前,台下的纷扰噪音随之减弱,但是依然能听到持续不断的嗡嗡声。每当金对罢工工人的团结与目标表示敬意时——“你们正在要求这个城市尊重劳工的尊严”——掌声就会再次爆发。

金询问他们是否知道大多数穷人必须日复一日不得间断地工作,他们再次鼓掌。甚至就连金为拉撒路与达维斯寓言进行讲解注释的大部分句子都赢得了听众们的欢呼。“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要求孟菲斯看到穷人,”金喊道。大厅里的能量如此翻腾涌动,以至于金不得不略微控制一下情绪,将话题引向了对于过去十年民权斗争的总结:“现在我们的斗争是为了真正的平等,也就是经济平等。”此时此刻没有必要按照演说规则来层层递进或者耐心劝说,因为金随便说一句铿锵顿挫的话语就能点燃人群的热情。“我们累了,我们已经厌倦了身在底层的生活。[“是的!”]我们累了……我们厌倦了我们的男人被剥夺气概,以至于我们的妻子和女儿不得不在白人太太的厨房里工作。”他使用了旧的调子——“现在是时候了……”——并即兴创作了关于保持团结和权力本质的新调子。金在掌声中说道:“权力是实现目标的能力。权力是实现变革的能力……我希望你们能坚持下去,这样你们就能让洛布市长和其他人说‘是’,即使他们想说‘不’。”他在接下来的喝彩声中停顿了一下,露出令人困惑的表情。

“你们知道吗?”他问道。“你们可能要把斗争升级一下。”这一次他那娓娓道来的语气让人群安静了片刻。“如果他们继续拒绝承认工会,那么我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做。你们聚集在这里就足以做到这一点。几天后你们应该聚在一起,在孟菲斯市全面停工。”

这一次,欢呼声高涨成为了持续跺脚的喧腾,淹没了金的进一步话语,而金则走下布道坛,回到了已经开始激烈协商的同事们当中。安德鲁.杨与劳森一起给金递了一张纸条,说也许他可以通过孟菲斯至少暂时将路线拉回来。恢复活力的喧嚣使得环卫工人罢工似乎成为了反贫困运动的核心,而不是对于华盛顿既定目标的愚蠢偏离。阿博纳西试图留住陆续离开的人群,直到金回到布道坛上:“我想告诉你们,我星期五会回到孟菲斯,带领你们在孟菲斯中心进行游行。”

兴奋的人群终于散去之后,金前往洛林汽车旅馆下榻。店主沃尔特.贝利(Walter Bailey)热情欢迎了这位贵客。贝利在1945年买下了这家原本名为梅尔巴酒馆的旅店,当时他还可以在后面养火鸡。他原本打算用他的妻子罗琳的名字为这家旅馆命名,但是“一来二去”最终挂出的招牌就变成了洛林。贝利很喜欢领导大会的布道人,更胜于其他许多曾经在此歇脚的名人——例如爵士乐大师贝西伯爵——因为金更加平易近人,初次相识的人们也可以拍打他的后背与他打趣。日后贝利回忆道:“亲手触摸这个人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他记得金的肩膀非常宽厚,“就像砖头一样结实。”

夜深之际,金与本杰明.胡克斯以及比利.凯尔斯一起不带感情地地评价了这次罢工的得失。对购物的抵制固然伤害了市中心的商人,但是雇员联合会为罢工家庭提供的补贴也很低;垃圾堆的增长还是过于缓慢,因为市政府已经为近一半的卡车找到了应急操作人员;而且洛布市长的多数席位依然稳固。然后一群穿着浴袍和拖鞋的热心学生带着命令式的邀请闯入了洛林旅馆的会议室。这支来自得州某大学的旅行女子合唱团以“哈利路亚”为主题,在午夜为金唱起了小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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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宣传队从孟菲斯出发,进入了充满奇迹与压力的密西西比州。周二上午,他与贝弗尔和多萝西.科顿一起在贝茨维尔招募穷人参加运动,然后向西推进到马克斯。一小群人正在一座内墙装有旧殡仪馆日历的软板教堂里等待着他。金告诉他们:“统计数据显示,你们生活在美国最贫穷的县。这是不对的。”正当他描述华盛顿的“伟大运动”时,一个白人男子摇摇晃晃地走进门来,遮遮掩掩地把手伸进了口袋。人群一下子陷入了恐慌,还以为他要掏枪,没想到他却拿出一张百元大钞放在募捐盘里。恐慌随即变成了敬畏。此人自称莫布里先生,说话含糊不清,大意是他们都要去同一个地方,本来应该各自管好自己的事:“但是我得说一句,密西西比州可是没人挨饿。老肯尼迪前几天来到这里,他说人们都快饿死了。”

“好吧,好吧,”金小心翼翼地应答道。“非常感谢你,莫布利兄弟。谢谢你。”

“先等会儿,”莫布利说。“我还没说完呢。”他断断续续地表示,还有一位年老的有色人种布道人原本打算跟他一起过来,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成行。现在他说完了。

“好吧,我们非常感谢你,莫布利兄弟,”金一边说一边招手让阿博纳西与何西阿.威廉姆斯护送这位精神不太稳定的捐赠者先到外面去安顿一下。谁也不知道这段突兀的交流在多大程度上打乱了金在随后演讲当中的心绪。在邀请下,当地居民络绎不绝地站了出来。一位母亲说,她的孩子“从早到晚”只能吃斑豆。另一位母亲说她的孩子留在家里没法上学,因为他们没有衣服穿。阿博纳西和安德鲁.杨都惊讶地看到,这些关于伤害与疾病的大白话让金泪流满面。他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我一直在听取你们的问题,它——它触动了我。”当他正在笨拙地组织词汇的时候,一位尼娜.埃文斯(Nina Evans)走过来表示她没有吃的,也没有办法搞到任何吃的。金要求何西阿.威廉姆斯记下她的名字。

在驾车赶赴克拉克斯代尔的路上,金决定前往华盛顿的骡车队将从马克斯出发。他面向礼拜堂山浸信会教堂的六百多名听众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但只有两个人试探地举起手来,表示对于长途旅行感兴趣。他们比计划晚了两个小时抵达格林伍德,一露面就引起了人们的欢呼——“他来了!他来了!他在这里!”——詹宁斯圣殿教堂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两位当地牧师几乎抬着金来到了布道坛前。金称赞格林伍德是“一座真正的运动之城”,并且赤裸裸地谈到了关于附近马克斯市三角洲地区穷人生活状况的证词。“当我听到无数妇女站起来的时候,我和她们一起流泪。我听到她们告诉我,她们在寒冷的夜晚甚至没有任何毯子给他们的孩子盖上。于是我对自己说,‘上帝不喜欢这样’。而我们要明确地宣称,我们不会再继续忍耐下去了。我们必须浩浩荡荡地前往华盛顿。”

金的恳求指向了所有人,从孤独的祖父母到整个家庭。他苦口婆心地表示将会在运动期间为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所:“现在我们只想让你们报名。什么事都不必担心,只要有去华盛顿的意愿就行。”他承诺将会在华盛顿举办自由学校与音乐节,每天都会安排示威活动。他宣称他们将把真正的佃农棚屋搬到卡车上送往华盛顿,并把它们作为体现现代贫困的文物提交给史密森学会。“我们不是在拿着这件事寻开心,”金喊道。“我们将在华盛顿度过一段时光。我们要让这个国家再次行动起来,我们要让美国看到穷人。”

金对于志愿者的呼吁再一次将欢呼声变成了恐惧的沉默。结束这一站之后他换乘包租的塞斯纳飞机从格林纳达的教堂赶到劳雷尔的教堂,结果也是一样。当塞斯纳飞机午夜过后在哈蒂斯堡降落时,近八百人仍然在圣保罗卫理公会等待着他——此时他已经迟到了四个小时。接近黎明时分,这一轮密西西比州的马拉松巡回宣传在杰克逊的一家汽车旅馆里画上了句号,前往阿拉巴马州的马拉松巡回宣传即将从这里开始。尽管一行人并未休息多久就再次上路,但是周三晚上他们抵达最后一站时还是晚了六个小时。这里是伯明翰郊外的贝塞马尔,等待太久的人群一看见金就一股脑地覆压了上来。金以声音嘶哑为由将大部分发言工作留给了何西阿.威廉姆斯,后者宣布将前往华盛顿的骡车队的出发日期再次推迟到4月27日。在幕后,农村地区的招募问题加剧了原本计划在杰克逊加入东南朝圣之旅的印第安人与西班牙裔群体的不满。威廉姆斯的一名副手则抱怨说这些新来者不明白他们在自由运动当中还只是啥都不懂的小孩子。在公开场合,威廉姆斯指着阳台上三个带着录音机的白人观察员骂道:“你们想通过多少部防暴法都无所谓,但是你们休想压制人的尊严!”恶劣的天气迫使金取消了3月21日星期四在阿拉巴马州的几站行程,在飞回孟菲斯之前在家睡觉。

非暴力与暴力的危机都在汇聚。在华盛顿,埃德加.胡佛向约翰逊总统秘密报告说,金在密西西比州的八次集会仅仅筹集到一千美元,而且还因为他的反贫困运动没能引起多大反应而感到沮丧。总统则因为自己即将发表的关于大规模越战增兵要求的演讲而头痛不已。为了扫清障碍,他决定解除韦斯特摩兰将军的战场指挥权,将其提升为陆军参谋长。他向拉塞尔参议员抱怨说,罗伯特.肯尼迪正在“大肆进攻这些州和那些州长,并在全国到处拉拢各派人马的头目”。在接下来的周一,总统召集了智囊团,其中只有来自孟菲斯的福塔斯法官提前主张不打折扣地向越南增兵。他告诉约翰逊,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彰显软弱,让人们看到“我们自己对批评的敏感,我们自己对流血的厌恶”。

3月22日星期五的黎明前夕,身在孟菲斯的詹姆斯.劳森惊讶地给金打电话通报了最新进展:密西西比三角洲刚刚降下了一场罕见的怪异暴风雪,在春天的第一天降雪量就达到了十六英寸。劳森诙谐地表示游行将不得不等上几天,不过金这回可以宣称得到了一次超乎梦想的停工。整个孟菲斯市都陷入了停摆,覆盖了一层寂静而又洁白的雪毯,各种关于天意的说法在雪毯之下悄悄流传。“好吧,上帝又显灵了一次,”拉尔夫.杰克逊诙谐地宣布。“这个世界确实是白人的世界。”孟菲斯白人教会的一位妇女声称收到了一则令她头脑清醒的命令,要求以慈善应对罢工。“上帝派来了雪,给了我们另一次机会。”

家园 三十九,安魂曲:1968年3月23日-4月4日

最后的选择对于上层政界的领导人造成了巨大压力。对于金来说吊诡之处在于,这些选择同样也考验着被广泛视为愚昧或者软弱的非暴力承诺。一位著名的黑人编辑责备他不该不带保镖就穿越三K党势力把持的乡村地区,金则认为武装护送带来的安全感不过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幻觉:“我会觉得自己像笼中之鸟。”他还带上两个儿子——不过没有带上他们的姐妹——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家庭旅行,乘坐包租的塞斯纳飞机穿越了佐治亚州的农村。这架双引擎飞机的一台引擎在梅肯与韦克罗斯各自熄火一次,致使金在平安落地时感到格外如释重负。他在某座教堂告诉会众们:“现在马蒂和德克斯特也都去过奥尔巴尼了。”他回忆起1961年到1962年的斗争,当时蹒跚学步的德克斯特曾经“来到城市监狱探望爸爸”。他对迟到表示歉意,但是又再次高调激励人们跨越文化界限与穷人联合起来:“总有一天骨骸会重新组合成型。”就像《以西结书》中描写的枯骨生肌一样,来自黑土带的骡车队将与来自贫民区、煤田以及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大篷车连接起来,在华盛顿焕发出生机。“最后,这是一场非暴力的运动,”金这样说。“我不为非暴力道歉。我没有什么可道歉的。”

第二天3月24日星期日,金一大早就来到哈莱姆区第116街的一座由废弃剧院改建而成的教堂,为新近在此成立的教会进行布道,以此祝贺怀亚特.T.沃克牧师在这家教会的正式就职。并非巧合的是,与此同时亚当.克莱顿.鲍威尔也带着一千名追随者来到剧院门外游行,口中高喊“犹大!”以此指责沃克从他附近的巨大会众当中挖人。这种声嘶力竭的布道坛政治表演并未引发广泛关注,因为鲍威尔终于结束逃亡返回美国的新闻远远更加轰动。逃亡期间他一直试图推翻将自己驱逐出众议院的诉讼,眼下最高法院还在审理他的上诉。不久前一心想要打通门路的鲍威尔从比米尼岛溜到了纽约县警长的临时拘留所,然后又溜到某位法官的公寓,为自己背负的各种藐视法庭罪判决预先安排假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流亡十八个月之后重新获得牧师身份以及政治上的优势。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报纸都以头版报道了他在阿比西尼亚浸信会的半圆形大理石平台布道坛上的戏剧性亮相。跟随他一起登台的还有十几位面色阴沉的保镖,他将这些人称做“未来的潮流”。鲍威尔谴责了一幅浅色皮肤的耶稣画像——“把它弄出去!”——并命令在整个教堂里的耶稣画像都必须是黑人形象。闻听此言,一群来自哈莱姆区矛矛党社团、由一位查尔斯.37X.肯雅塔率领的“亚当突击队”登上台前热烈拥抱了鲍威尔。还有一名突击队员举起了砍刀,向众人展示扎在刀尖上的圣经。《时代周刊》报道说:“观众的反应不一。”

“挂在十字架上的人或许是我,”鲍威尔在布道中喊道,“但是耶稣仅仅碰上了一个犹大,而我却碰上了大约五千个!”他预言当年秋天将会发生席卷全世界的革命,恳求会众不要“像猪一样死在某个不光彩的地方”。他承诺将会粉碎初露端倪的教会叛乱,还嘲笑说他就算聘请米老鼠充当竞选经理也能赢得缺席的国会改选。鲍威尔面向二百位记者宣称:“我在这里为你们白人宣扬黑人的领导力。”这其中许多人接下来又赶到沃克的新教堂,想要知道金对于鲍威尔的言论作何反应。鲍威尔刻薄地宣称非暴力抗议已经死亡,金的看法则截然相反:“我认为它这才刚刚开始。”他拒绝发表其他评论。这一表态在鲍威尔的大鸣大放之余赢得了篇幅简短的报道:“金为非暴力战术辩护。”

金的顾问们于周一聚集在纽约,对反贫困运动进行了一次充满争议的审查。筹备工作的每一个方面都在艰难地进行,特别是筹款。一些顾问对于金打算在星期四再次绕道孟菲斯(现在积雪已经融化)的承诺很不放心。为了巩固最近联系上的一条捐赠途径——华盛顿的多家宗教团体和公民联盟表示愿意为反贫困运动提供后勤支持——哈里.瓦赫特尔带着几个人先行离开,前往一个私人机场。只有金、安德鲁.杨和飞行员愿意和他一起乘坐一架单引擎包机。不久前的经历致使金一看见这架飞机就面露难色,表示他更希望飞机至少有两个引擎。一行人在飞机上争论了半天,并在傍晚时分匆匆赶赴卡茨基尔参加第六十八届美国拉比大会,众多保守派拉比正在那里等待金的登场。亚伯拉罕.赫歇尔在介绍金的时候宣称:“今天在美国,我们在哪里还能听到堪比以色列先知的声音?马丁.路德.金的存在是一个征兆,表明上帝尚未抛弃美利坚合众国……美国穷人的处境是我们的困境,我们的疾病。对他们的呼喊充耳不闻就等于诅咒我们自己。”

为了回应赫歇尔的热情介绍,金登台之后首先描述了两人五年多之前在芝加哥的第一次相遇。当时正值伯明翰运动箭在弦上之际,来自赫歇尔的宣讲“激励了我国所有宗教信仰的神职人员……去做一些他们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金在台上没有发表演讲,而是回答了由埃弗雷特.根德勒拉比(Everett Gendler)主持的质询。台下的拉比们提交了一系列关于分离主义、“反以色列的黑人”以及实际政治的问题。有人想知道“近来犹太人给你们的捐款是否显著减少?”也有人想知道“如果我们参加了某个委员会,其中有一个黑人激进分子和一个黑人温和派”,那么其他不是黑人的成员在这两人发生冲突时应当作何表现。还有人认为支持战争的社会能量远大于支持正义的能量,不知金对此有何看法。金回应道应当以非暴力作为交往准绳。以色列需要安全的外部环境来建立充满活力的民主前哨,流离失所的阿拉伯人也需要稳定的立足点来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而且这两者都不可能通过暴力得到保证。金虽然一贯主张要勇于斗争,但是又认为斗争的关键在于持之以恒,在于达成平衡,而不是诉诸暴力。他沉思道,伯明翰的种族隔离看起来曾经坚不可摧,约翰逊总统也曾经主张投票权法案不可能得到通过,然后塞尔玛就释放出了自由的潜力。现在金恳请各位拉比们在华盛顿再来一次信仰之跃。“我们需要机构带来我所提到的压力,促使国会和国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杨在会场里走来走去敦促各位拉比宣誓参与华盛顿运动,金则感谢根德勒拉比很久以前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响应他的号召,早在第一丝胜利曙光出现之前仅凭奉献精神就成为了志愿入狱的见证人。拉比们为金合唱了一曲希伯来语版的“我们必胜”。

当晚回到曼哈顿,金不顾瓦赫特尔的反对,执意要在抵达目的地之前提前下车,步行走过最后一个十字路口。瓦赫特尔认为在单行道上绕行会更安全,金对此不以为然:“哈里,如果他们连肯尼迪都保护不了,又怎么能保护我呢?”他很快就不请自来地敲响了老朋友阿瑟.洛根(Arthur Logan)的房门,为的是继续上次的未完争论。洛根是享誉纽约上城区名流圈子的名医,从艾灵顿公爵到纳尔逊.洛克菲勒州长都是他的客户。金经常找他讨要安眠药,也经常抱怨他的安眠药根本斗不过自己的失眠症。洛根的女婿克利福德.亚历山大是麦克乔治.邦迪在哈佛大学的门生,已经成为约翰逊政府中的一名黑人先锋执行官。洛根虽然是黑人,但是肤色却浅得近乎白皙,以至于他和亚当.克莱顿.鲍威尔打招呼时都带着讽刺意味——“我们黑人要团结起来!”——不过他也认为鲍威尔的绝望街头叛乱已经走得太远了。洛根设想了一套精妙的操作,一方面能够终止鲍威尔的职业生涯,同时还能维护他在众议院的合法权益。金对此表示欣慰,但是他这次登门拜访的主要目的还是与洛根的妻子当面理论个明白。玛丽安.洛根(Marian Logan)是协进会领导人沃尔特.怀特的表妹,还曾经是咖啡社和蓝天使俱乐部的歌手。目前她是领导大会领导机构中唯一的女性,被同事们昵称为“理事会夫人”。她将多年舞台生涯磨炼出来的勇气都注入了一份长达六页的备忘录,主张金应该放弃华盛顿反贫困运动。她的反对让金痛苦不堪,他质问她为什么要把这份私人备忘录传给所有其他领导大会理事会成员。金呻吟道,一旦这份备忘录对外泄漏只字片语,就肯定会遭到大肆炒作,说什么领导大会陷入了内乱。他感到自己被人在背后捅了一刀。他怀疑玛丽安与贝亚德.拉斯廷有勾结,而拉斯廷自从投效了支持越战的工会之后就一直“不太对劲”。

“马丁,我这么做是因为很多时候你都不听我的,”玛丽安.洛根回答道。她反过来指责金只会跟她讲大道理,却不想想实际工作当中的难处。金劝说她重新考虑一下,而她则一直哭了一个通宵。阿瑟.洛根不停地在两人之间打圆场,提醒他们别忘了这么多年来的同甘共苦,并且不住脚地端上滋润喉咙的伏特加与橙汁。他恳请金暂且少说两句,因为焦虑已经伤害了他妻子的健康。金停顿了一下,同意她看起来确实很糟糕,然后又匆匆忙忙地列举了好几个理由来说明玛丽安应该支持他的事业从而彻底摆脱焦虑。金承认,玛丽安备忘录当中预测的华盛顿反贫困运动的每一条缺陷都言之有理。这场运动的确很可能将会加剧紧张局势,招致镇压,暴露民权阵营的内部分歧,使得局面更加恶化。但是自从公交车抵制运动以来,他策划的每一场运动都伴随着上述所有问题:“如果一味瞻前顾后,那么我们就永远也搞不成任何一场运动,玛丽安。我真没想到我居然还必须向你解释这一点。”金尤其愤愤不平地抗议了玛丽安的书面指控,即他“准备把暴力作为最后手段”,因为他死也不会这么做。反贫困示威活动将会一如既往地承受各方各面的打击迫害,唯有非暴力才能帮助每一场运动找到突破政治冷漠与蔑视的方法。金承认反贫困运动可能会失败,但他恳求她不要放弃努力。

阿瑟.洛根在接近黎明时分恳请二人休战。争论双方暂时同意虽然每场运动都令人生畏,但是一场跨越文化与阶级障碍的经济运动似乎比以往更加棘手。金从他最喜欢的沙发上站起身来。洛根家的客厅可以容纳三百人,平时用来在优雅的洛根家砖石公寓举行招待会。此时的金彻夜未眠,精疲力竭,只得取消了3月26日星期二上午的早期招募活动。不过他还是强打精神前去拜访了哈莱姆区某一户预先约定的租户家庭。这户人家的户主、八岁孩子的母亲本尼.福勒夫人(Bennie Fowler)事后接受采访时难耐激动地表示:“我这兴奋劲还没过去呢。”她在厨房的晾衣绳下为金摆上了一份家常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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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顾问小组的十几名成员——也就是约翰逊的“智囊团”——挤进了白宫官邸的家庭餐厅,听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与克里顿.艾布拉姆斯将军的发言,后者将接替韦斯特摩兰担任越南战场指挥。面对压力的惠勒最终还是放弃了向越南增兵二十万五千人的要求:“凭借我们现在拥有的部队就不用担心全面失败。”艾布拉姆斯预测将有一年的艰苦战斗和消耗。周二午餐后,约翰逊总统邀请将军们来到西翼与智囊团磋商,看看能否在周日晚上的总统电视讲话当中宣布战争决定。

麦克乔治.邦迪的开场白让内阁会议室的所有人都为之一惊。“总统先生,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我们的大部分立场都有了非常大的转变。”他严肃地报告说,尽管去年十一月智囊团还一致认为战争进展缓慢而稳定,但是现在相反意见已经占到了多数:“我们必须开始采取脱离接触的步骤。”接二连三的知名嘉宾纷纷示意道,邦迪的总结代表了他们的个人意见——这些嘉宾包括二战将领奥马尔.布雷德利、朝鲜战争主帅马修.李奇微、麦克纳马拉的副手赛勒斯.万斯以及共和党财政部长道格拉斯.迪伦(Douglas Dillon)。这一势头直到轮到陆军将军、前驻南越大使马克斯韦尔.泰勒发言的时候才被打断。身为坚定鹰派的泰勒对于自己刚才听到的话语表示震惊:“总统先生,我的一些朋友在这里表达的观点让我感到有些惊讶。”

总统似乎已经麻木了。会上有传言认为智囊团拿到的机密战争简报一定有偏差,所以他们才会提出这种观点。闻听此言约翰逊略微兴奋了一下。他恹恹地开玩笑说:“待会你们都走了以后,我首先就要把昨晚那些简报拿出来再看一遍。”但是在各个政府高层机构,类似的表现将会一再重复,毋庸置疑地体现了某种一致且平衡的立场。所有人都一致认为,美军与南越盟友这次给越共军队造成了巨大伤亡。春节攻势之前的越共军队估计有二十三万人,现在约有八万人阵亡,负伤人数还是死亡人数的三倍。但是这样一来又出现了根据小学数学就能发现的新问题。联合国大使阿瑟.戈德堡在前一天晚上听取威廉.德佩少将(William DePuy)的五角大楼汇报时提出了一则立刻人尽皆知的疑问:“那边他妈的到底还剩下什么人需要我们继续打仗?”这则疑问的答案很令人不安:一方面北越势力已经渗透进入了南越境内,另一方面对于外国驻军的敌意也刺激得许多南越人主动投奔了北越。分析家们一致认为,后一点的根源在于政治,基本没法解决。

但是在内阁会议室,战争的支持者们却扼杀了警报。沃尔特.罗斯托后来表示他并不信任智囊团,因为他在其中“闻到了奸细的气味”。泰勒将军认为五角大楼的异议者一定“用自己的疑虑浸染了他们”。好几个人都大声建议采取更加偏重防御的军事战略,以弥补自四月份以来从南越农村的广泛撤退。前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建议放弃搜索与摧毁任务,转而在人口密集地区采取“屏蔽”态势。拉斯克认为美军仍然可以“剥夺越共与北越取得军事胜利的可能”。福塔斯和惠勒都断言美国的目标始终是强迫南北和谈而不是实现军事解决方案。

闻听此言的迪安.艾奇逊当场就失去了耐性,对着惠勒将军大发雷霆起来。“看在上帝的份上,要是真按着你的说法,那我们送过去五十万人究竟为了干啥?让他们整天泡妞吗?!这不是文字游戏,将军。如果部署这么多部队不是为了实现军事解决,那么无论说什么话都是白说。”

一贯以霸道闻名的艾奇逊是冷战的主要设计师,在朝鲜战争期间始终是杜鲁门总统的亚洲危机国务卿,此前他一直凭借自身威望支持越南战争。谁都没想到他居然公然叛变到了主和派那一边,致使智囊团陷入了阴燃不熄的新一轮僵局。约翰逊试图通过表达感激来控制局面。他总结说:“我们要做的就是综合考虑你们各位的发言,国会可能会批准的决策,还有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采取的行动,并且努力使我们在这里的行动尽可能有效。”当天晚上艾布拉姆斯将军把总统拉到一边,紧张地表示安慰。他很遗憾地看到总统手下的指挥中枢陷入了进退不得的窘境:“我知道战场上有很多人正在送命,但是您应该了解我。早在几年前我就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必须面对这种事也依然要继续在军中服役。当时我就认定了这世上还有比死更糟糕的下场。现在这一摊子事我会咬牙硬撑下去。我不喜欢现在的局面,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为了以正确的判断来回应前线官兵们的英勇,约翰逊一直在苦思冥想,几乎要被这份压力压垮。他认定任何和平倡议都不可能从河内方面得到值得赌上士兵性命的认真回应。但是他依然通知惠勒与艾布拉姆斯,自己不打算增兵二十万五千人,只打算再派出大约一万四千人。即便如此,增兵后的驻越美军也达到了五十四万九千人的高峰。出于这两个原因,他在周日越南问题演讲的最新草稿当中响亮地叫响了战争主题:“我们早已直面了敌人,而他必将失败。”

然而约翰逊知道,这种姿态肯定会暴露出三年多之前战争升级以来一直困扰着他与亲密顾问的秘密缺陷:他之所以咬牙坚持作战只是为了不输而已。美国与南越人民之间的政治纽带远远不如共产主义者驱逐外国势力的运动那样强大,而且美国人仍然严重缺乏理解越南文化的能力或者与越南人打交道的技巧,以至于这些政治纽带根本得不到滋养。美军的军事力量依然可以避免失败,但是自从越南这个国家在美国还鲜有人知的1965年直到当下,战争的国内成本早已急剧上升。自从越战以来,民意调查显示的反战比例已接近了20%。政治主管劳伦斯.奥布莱恩恳求总统采取激烈行动来解决他的支持者当中“日益加深的失望”,然后又直言不讳地警告称,约翰逊将在距今不到一周的4月2日威斯康星州初选当中输给尤金.麦卡锡,这对一位现任总统而言无疑是危险的羞辱。约翰逊呻吟道,现任总统在选举年既要求征收新税又要求大幅削减国内开支无异于自断手脚。约翰逊告诉惠勒和艾布拉姆斯,“我根本不在乎选举,大不了把我冲进下水道里得了。”他说这番话时的愤懑情绪要比这番话的字面意思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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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这天金走访了皇后区、哈莱姆区以及长岛罗克维尔中心,期间斯坦利.利维森通过电话联系了他。这通电话为联邦调查局的窃听者提供了公开谈论党派政治的机会。利维森向金转达了亚特兰大方面的意见询问。亚特兰大方面打算以金的名义发布一封公开信,要求各家媒体机构在针对总统的民意支持情况进行调查时不要提到他的名字——例如《时代》杂志就是信中提到的媒体之一,最近刚刚针对大学生进行过这方面的调查。金欣然批准了这封公开信,并且告诉利维森,他不想削弱已经在麦卡锡与罗伯特.肯尼迪之间分裂的反战意见。虽然他目前还没有支持任何候选人,但是“我们必须足够现实地看到,如果还有任何人能够阻止林登,那肯定是肯尼迪。”(胡佛急忙将这句煽动性言论掐头去尾之后送到了白宫。他刻意忽略了金在其他公开场合的评论,即如果约翰逊解决了越南战争,很可能赢回离心离德的选民。)在电话中金认为麦卡锡在白人工人阶级选民以及少数民族当中的实力远远不及罗伯特。利维森也同意,金在本次总统大选当中的立场选择应该打开眼界,不应该仅仅因为麦卡锡率先挑战了约翰逊就将宝全都押在他的“加拉哈德式”勇气上面。

“我们总还可以让他当国务卿嘛,”金打趣道。他让安德鲁.杨陪同利维森前往波士顿进行了一次支线访问,从安妮.法斯沃斯那里寻求另一笔资金捐助,条件是他们必须在星期四及时返回,以配合金的孟菲斯之行。金告诉利维森,“我们重新安排了那次游行。我从未见过哪个社区像孟菲斯这样团结,而且那里的运动还没有得到多少报道。”周日《时代周刊》的一篇深度报道——“孟菲斯的抗议避免了暴力”——提到了亚特兰大南方地区委员会对环卫工人罢工的中期研究,该研究发现,持续了六个星期的每日游行已经具备了十年前民权运动的“基调和大部分精神”。

在利维森的陪同下,杨回到了纽约,参加星期三晚上在哈里与朱莉.贝拉方特夫妇的公寓举行的筹款活动。他们很高兴看到不少曾经的捐款人在几年后又回到了活动现场,也许他们在深思熟虑之后终于认定金并没有被黑人权力所左右,也没有在越南问题上遭到误导。利维森和客人们直到深夜才回家,金与杨则借宿在贝拉方特夫妇家里。依然无心上床休息的金只穿袜子不穿拖鞋在客厅里来回踱步,手里提着一瓶哈维斯雪莉酒边走边喝。这瓶酒是他寄放在贝拉方特家吧台里的,多年以来每当他授权提取经费推进民权活动的时候都要煞有介事地从这个酒瓶里喝几口。金谈到了当天在新泽西北部的反贫困集会——地点包括帕特森,奥兰治、泽西城,特别是纽瓦克,他在那里走访了教堂,被暴乱破坏的废墟,高档电话公司的主管,两个福利家庭,以及愤怒的黑人剧作家勒罗伊.琼斯。金滔滔不绝地宣称贫困运动是一头比种族运动更复杂的怪物,这场运动诚然能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但前提是他们在反对越战与克服阶级分化这两方面首先取得进展。他引用了贝弗尔的一句话:挨饿并不违反宪法。极度疲劳致使此时的金几乎有些语无伦次,他与杨的矛盾也越来越大。杨认为他们不能让世间的全部重担把他们压倒在地,他想把华盛顿运动推迟到六月。此外他还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再度投身于孟菲斯的斗争,因为这样做只会消耗有限的精力。杨不紧不慢的坚持态度激怒了金,使他感到沮丧,忍不住一巴掌拍在吧台上,把酒杯震得哗哗作响。他表示他觉得自己现在的情绪更接近纽瓦克的愤怒而不是杨的条分缕析。他承认,“我们可能正在整合一座燃烧的房子。”但是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向前推进。金的怒火让朋友们都陷入了沉默。

第二天早上,即3月28日,只有旅行助理伯纳德.李陪同金回到了孟菲斯。由于从亚特兰大起飞的航班延误,他们直到上午十点半才降落在孟菲斯——比预定的游行开始时间晚了半个小时——此时AME克莱伯恩圣殿门外的人群中已经出现了不耐烦的声音。在金抵达之前,早早赶来的罢工环卫工人们已经欢迎了两支出人意料的援军。首先是由当地黑人教师组成的代表团,这些冒着被解雇风险来到现场的人们获得了一片欢呼;然后又有几十名白人工会支持者以及四十位牧师修女结伴而来。众人接受了田纳西州天主教主教约瑟夫.杜里克(Joseph Durick)的祝福,然后游行正式开始。几乎全部一千名罢工环卫工人走在队伍最前列,许多人都带着亲属,包括孩子。一位走在垃圾工人队伍当中的布道人提出了新的口号——“我也是人”——以纪念被活活挤死的同事科尔和沃克。雇员联合会的威廉.露西将这条口号印在大量标语牌上,用来补充常规的示威主题例如“同进同退”与“催泪喷雾挡不住真相”。不守规矩的无聊青少年也在马路另一边高举着手写标语跑来跑去:“洛布去死”,“黑人权力驾到”,还有“洛布吃屎”。十点十五分,詹姆斯.劳森跑到距离游行队伍大约五十英尺开外,喝止了一群试图用肩膀顶开一家关门的酒类商店的学生。劳森亮出自己的教士领子震慑并且驱散了他们,然后愤愤地回到了发令员的位置上。一个回到围观人群当中的少年挥舞起了一根树枝,上面系着一根绞索。他阴阳怪气地叫道今天可是非暴力的大日子。闻听此言的成年人们要么害怕要么困惑,这位少年的同伴则纷纷乐不可支。

十点五十六分,金刚刚赶到罢工现场就碰上了一场大混乱。无数年轻人组成的人潮转眼间就吞没了他借来的白色林肯车。与金一起坐在车里的拉尔夫.阿博纳西假模假式地向金道歉,表示自己也没想到当地人居然这么热情:“这事都怪我,肯定是因为我昨晚的演讲太鼓舞人心了。”金笑了起来。阿博纳西于周三来到这里宣传集会游行,眼下的游行人数少说也有六千,多说足有两万。而且还有无数围观者聚拢在赫南多街两侧的人行道上,进一步掩盖了游行队伍的实际规模。随着白色林肯车驶入示威的风暴眼,金和伯纳德.李意识到了现场气氛异常紧张的第一丝迹象:无数面孔压在车窗玻璃上,使得他们无法下车。劳森奋力挤过人群靠在车窗一侧告诉金,眼下的人群已经充溢了过于旺盛的压抑能量。他和李扯着嗓子在一片嘈杂声中达成一致意见:金应该立即离开现场,取消原定的初步演讲。尽管如此,金还是花了九分钟才脱身。劳森把他塞进了横跨两条车道的游行队伍最前排,让他双臂挽住阿博纳西和H.拉尔夫.杰克逊走在队伍前方,他们面前是一辆装满摄像机的平板新闻采访车,再往前还有几辆警方的摩托车轰鸣开路。庞大的人群开始沿着赫尔南多街的一个长街区向北延伸,来到著名的比尔街,在以蓝调音乐先驱W.C.汉迪命名的公园旁边左转。

汉迪于1958年去世,眼下正是他去世十周年。在手持小号的汉迪雕像旁边摆放着一个新鲜的花圈以示纪念。在上空中,乘坐201号警用直升机的警员看到三十个学生正在拿着石头棍子,沿着比尔街向西小跑,准备在转弯处合并。然后天上的警员们又在电台里疯狂抱怨说,有一架电视新闻直升机“离我们不到一百英尺”。年轻人在环卫工人中间挤来挤去,口中高呼“让我过去”。一个大学生看着一群高中生把扔在路边的旧床架拆成了金属条,然后一人一根拿在手里。当游行队伍右转进入主街,前往通向市政厅的最后十个街区时,一股激流突然推动着前排队伍陡然加速到了令人不舒服的程度,几乎小跑起来。一阵阵推搡与拍打从后方传到了前方。在此起彼伏的致敬呼喊声中——“我们很高兴你们能来到孟菲斯”——阿博纳西突然感觉到了一阵过于熟悉的敌意。不出片刻四周便传出了响亮的砰砰声,焦虑的人们纷纷竖起耳朵想要分辨是哪里在打枪。但是他们听到的却是一声声撞击的闷响,紧跟着就是刺耳的碎裂声。毋庸置疑这是沿街店面橱窗遭到洗劫的声音。游行队伍当中登时响起了一片呻吟,罢工者们意识到出了问题。打砸抢的年轻人们冲过人数远少于他们的法警,冲到游行队伍前头,开始肆意攻击各家店面——谢恩伯格百货公司、约克武器公司、佩雷尔和洛文斯坦公司——有时需要反复打击才能砸碎沉重的平板玻璃。十一点二十四分的直升机公告称十五名年轻人破坏了几百码外停放的汽车。法警们转达了停止行进队伍的喊话命令。孟菲斯历史学家琼.贝弗斯写道:“此时队伍已经走过了七个街区,游行持续了大约二十五分钟。”

眼看事态紧急,一直走在金身边二十英尺的孟菲斯警察局副局长亨利.拉克斯赶紧将自己的扩音喇叭借给了劳森。劳森在一片混乱中高声喊道:“我是劳森牧师!我希望所有参加游行的人,所有参加运动的人,马上转身返回教堂!”劳森在主街中央卷入了一场激烈辩论,周围人声鼎沸,有人在恳求大家保持冷静,也有人在叫嚷着“黑人权力!”与“全都烧光!”的战吼。金发誓弃绝暴力,但却绝不肯弃绝运动的忠实参与者,眼下这两种立场几乎要将他撕裂。大多数人都嚷嚷着赶紧将金撤离现场,免得有人趁乱起意加害于他。伯纳德.李拉着金和阿博纳西穿过人流的漩涡,沿着麦考尔大道向密西西比河靠拢。一路上李时而猛冲时而闪躲,拦下了一辆庞蒂亚克汽车,恳求车上两位吃惊的妇女施以援手。然后他又拦下一辆警用摩托车,恳请警官为金开道。这位M.E.尼科尔斯中尉(M. E. Nichols)通过警用电台评估了危险。他得知通往洛林汽车旅馆的道路已经被路障封锁,于是拉响警笛声护送庞蒂亚克汽车来到了上城区的里弗蒙特假日酒店。

在环卫工人正规罢工队伍的两翼,疯狂抢劫的行径放射着混乱。罢工人员克制着恐慌情绪,秩序井然地原路折返了回去。金离开四分钟后,警方在电台里下达了驱散游行队伍的命令。好几支战术警察部队在现场汇合,将刚才还在横冲直撞的年轻人驱赶得四散奔逃。这场骚乱将会导致九名警察受伤,其中一人将会遭到五名青少年的围殴,凶器是举着标语牌的扁平棍子。将会有二百八十名黑人被捕,另有六十多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急救——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少年,但也有十二岁以下以及七十五岁以上的女性。一名巡警将一名十六岁的抢劫嫌疑人逼到楼梯间,用锯短的猎枪向他开了一枪。(二十名目击者声称这位骚乱期间的唯一死者在遭到射击之前已经举起了双手,但是城市官员在同一天宣布开枪警员是在自卫,然后以不打算进行调查为由处理掉了所有实物证据)。年轻的骚乱者们投掷石块砖头,然后躲进了附近的居民区。就连容纳了两千名避难游行者的克莱伯恩圣殿都没能幸免。警员们向教堂内部投掷了催泪弹,为的是将骚乱分子驱赶出来。一名无畏的记者发现遭到围困的劳森依然在努力与警方建立沟通渠道,但是没能成功。同一天下午,田纳西州立法机构迅速提出并颁布了自从1866年重建时期以来的第一次紧急状态——1866年那次是为了应对驻扎在孟菲斯的黑人联邦士兵与白人警察发生冲突之后引发的骚乱,那一次的骚乱持续了三天,充斥着强奸与劫掠,最终导致四十八人死亡。眼下在天黑之前,在布福德.艾灵顿州长的动员下,第一批装甲运兵车带着三千八百名国民警卫队士兵驶入孟菲斯,执行勒布市长宣布的七点宵禁令。

被困在里弗蒙特酒店的金眼看着不间断的电视新闻将孟菲斯推到了全国面前。伊利诺伊州中央铁路公司的官员宣布巴拿马号列车将跳过新奥尔良和芝加哥之间的孟菲斯站。当地的新闻机构赞扬了少数几位黑白双方陷入困境的和平人士,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一名记者告诉观众,他“今天第二次意外地挨了一记催泪喷雾”。几乎所有报道都汇集了各路政客赞扬当地警方在这场无谓且可耻的危机当中的担当与作为。有些民权领袖指责媒体夸大其词,诋毁“好客之城”,另一些民权领袖则斥责这场骚乱抹杀了四十年的进步:“这些黑人根本成为不了你想要的那种公民。”所有这些主流态度金早已耳熟能详,在他看来这些态度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电视里循环播放的画面:流血的警官,打碎的橱窗,兴高采烈的黑人将成箱的酒水拖出被洗劫的店铺。他穿着内衣躺在床罩下面,嘴里叼着烟,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新闻。

电话铃声不绝于耳。从亚特兰大领导大会办公室发出的秘密消息传到了华盛顿的安德鲁.杨那里。金原本要在周五赶赴华盛顿的行程已经取消。杨又给斯坦利.利维森打电话。鉴于他本人最近在孟菲斯之行的问题上与金多有摩擦,杨恳求利维森抚慰一下面对灾难的金。根据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的窃听日志,利维森在星期四晚上九点十五分接通了金所在的801套房。金承认自己很绝望。他告诉利维森,这次似乎是似乎年轻的黑人激进分子挑起了骚乱,致使警察和黑人旁观者互相对立。他指责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缺乏先见之明,还说他自己的抑郁症如此严重,以至于开始考虑取消华盛顿反贫困游行。

利维森摆出四个简洁的观点理清了当前事态的轻重缓急。首先,急性疲劳致使金的抑郁症过度严峻。第二,金应当坚持主张对于非暴力的积极态度,还要一口咬定暴乱都是捣乱分子的过错。第三,华盛顿的反贫困运动肯定不至于发生这种错误,因为参与者将会得到领导大会员工的直接培训和监督。第四,金不该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而是应该等到星期六在亚特兰大开会,给自己留一点休息时间。

金批准了推迟会议与评估,但是依然无法入眠。他冲着阿博纳西和李嚎叫了一个通宵,直到接近黎明:“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暴力的日子到了。也许我们不得不放弃,让暴力顺其自然。”

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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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菲斯的暴力事件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无异于天赐良机,”研究金的生平的学者亚当.费尔克拉夫(Adam Fairclough)这样写道。在此之前,在总部的强力施压之下,联邦调查局外地办事处已经搞出了不少针对金的行动,不过主要局限于骚扰或者破坏。三月下旬,当领导大会向七万名支持者发出筹款信时,总部批准在北方报纸发布虚假新闻声称金不需要捐款,因为华盛顿的教堂和犹太会堂已经同意支持反贫困游行。总部还授权向南方选定的黑人机构发出匿名信,抛出了一套截然相反的话术——华盛顿运动的开展只是为了“扩张金的个人势力”,这场运动“并不会为游行者提供住房或食物”。(胡佛局长发出了惯常的安全指示:“用商业购买的信纸准备信件,并采取一切必要预防措施,以确保它们不会牵扯到局里。”)还有不少此类计划沦为了蹩脚的宣传。调查局总部还资助了一位反美行为委员会时代遗留下来的古怪黑人妇女,让她巡回演讲。她声称她曾代表联邦调查局渗透过民权团体,发现他们具有颠覆性。芝加哥联邦调查局办公室主任马林.约翰逊(Marlin Johnson)勇敢地警告称不应该把金当成“反白人”伊斯兰国度的仇恨行径的合伙人来为难,因为目标黑人听众全都了解内情;至于污蔑金与穆斯林拳击手穆罕默德.阿里暗中勾结的设想更可能适得其反,因为阿里被广泛认为是“黑人的民间英雄”。尽管如此,胡佛还是命令芝加哥办事处实施攻击。

孟菲斯的动乱爆发之后不出几小时内,联邦调查局总部就抓住了这个大好机会。高层官员向“合作新闻来源”散发了一份盲目备忘录,声称“金著名的非暴力主张导致了破坏、抢劫和骚乱”。非暴力纪律的失效解开了联邦调查局的顾忌,让他们不再担心公众对于金的作为的尊重——至于他们是否尊重他的信息先姑且不论。调查局立刻在各条战线上开启了针对金的人格刺杀。第二天即3月29日,胡佛批准了“宣传马丁.路德.金的虚伪行径”的第二轮攻势。该文件痛斥金本性懦弱且暗藏暴力,时而奴颜婢膝,时而傲慢自大。胡佛秘密地告诉新闻联系人:“就像犹大带领羔羊去屠杀一样,金带领游行者走向暴力;而当暴力爆发时,金就消失了。”此外调查局还放出一条补充性质的八卦消息,声称目前金的避难所也证明了他这人心口不一。“孟菲斯的洛林酒店很不错,完全由黑人拥有与光顾。”但是金却选择了“豪华的假日酒店,由白人拥有和经营,住客几乎全都是白人。”这套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话术扭曲了金的动机与处境,也暴露了联邦调查局的恶意。4月2日,胡佛正式请求总统允许他重新针对领导大会部署电话窃听器。两天后,密西西比州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向总部发送了一份双管齐下的反情报提案。首先是散布假消息,声称金或者他的代理人将会出现在各种预定集会上,等到他们屡次“爽约”之后,反贫困运动内部必然滋生混乱与怨气;其次是散发传单,将金讽刺成一个抛弃同族的花花公子。密西西比州办公室认为这种组合将“使金和他的助手们在他试图拉拢的贫穷黑人当中丧失信誉”,但是调查局已经没有时间将该计划付诸实施了。为了发动政治战争,胡佛腐蚀了联邦调查局,并且背弃了公众信任或者宪法义务。

相比之下,身在白宫的约翰逊总统却正在慢慢摆脱敌我心态的掌控。星期三这天,也就是智囊团惊人转向之后的第二天,他突然向身边人抛出一个问题:如果他决定不再竞选连任,谁会获得民主党的提名?一位助手说是罗伯特.肯尼迪。给出这个答案之后,这位助手原本已经对于总统接下来的反应做好了心理准备,原本以为约翰逊肯定会破口痛骂罗伯特是个哈佛大学滋生出来的毒瘤,整天只会哭哭啼啼的矬子,或者更糟糕的下三滥。没想到总统反而和善地追问道:“那么鲍比有什么问题?”约翰逊指出,假设当中的新任肯尼迪总统将将会享有与国会合作的宽限期,可以用来解决他的主要责任。“他不知道如何与国会打交道,很多人都不喜欢他,但是他肯定会努力。”

如此冷静的态度让警觉的助手们感到困惑。他们无从猜测,如果脱离了角逐白宫的竞争,罗伯特与约翰逊之间充满传奇色彩的对决将会如何发展,他们更无法想象约翰逊会主动放弃权力。国防部长克利福德对于一则总统可能退位的小道消息嗤之以鼻,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尽管如此,总统还是收到了一份私密表格,表明罗伯特在参议院四分之三的关键决定上都投出了支持他的赞成票。面对着政治生命的存续、个人荣誉以及越南政策等等相关问题,总统只得独自挣扎。

星期四上午,正当孟菲斯游行出师不利之际,高级外交政策官员审查了周日晚上的总统讲话讲稿。克利福德圆滑地批评了顾问哈里.麦克弗森提出的第八份草稿,这一稿宣布了适度增兵的决心。克利福德认为这版草稿一味讨论战争,与国家的情绪格格不入。此言一出,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政策就无声无息地陷入了崩溃。越南战争最坚定的捍卫者、国务卿拉斯克既没有依据先例表示反对,也没有摆出身为国务卿的权威,而是默然选择了认输。在越战方面最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者、国家安全顾问罗斯托也没有出声反驳。相反,三个小时的会议逐渐跑题,转向了单方面停止轰炸北纬二十度以北的越共控制区的筹备工作。所有参会人员就这样心照不宣地越过了这道战争政策的分水岭——没有人提出要计算战场消耗,考虑政治解决方案或者顾虑个人政治前途。尽管无人点破,但是显然所有人对于这一走向都非常惊讶。麦克弗森与克利福德的回忆录都记录了自己的惊讶之情。罗斯克记得自己建议应当为总统准备一套替代方案,麦克弗森则在午夜前夕向白宫官邸递交了一份附带草稿,其第一句话的语气就为之一变:“今晚我想与您谈谈越南以及东南亚的和平前景。”

约翰逊在星期五的两次讲话和一份声明当中谴责了孟菲斯的暴乱并且承诺“在我们宪法权力的最大范围内支持当地的执法机构”。他称这些事件提醒人们,“暴力和镇压只能使我们的人民分裂”。当天上午在玫瑰园,总统向来自费城警察体育联盟的年轻访客们宣讲了重要的公民准则——尊重他人,公平竞争——并且引用林肯的话说,没有任何冤情适合“用暴民的法令来解决”。他在十点钟辞别访客,通过电话口述了对于周日越战演讲的修改意见。也许不可避免的是,总统口述的修改要求没有一个字提到痛苦而又重大的抉择。电话另一头的麦弗逊急急忙忙地记了半天笔记才意识到约翰逊正在起草一份以和平为主题的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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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早上,金困意沉重地醒了过来,昨日骚乱的丑陋后果依旧赫然在目。孟菲斯当地电视频道显示国民警卫队的车辆架着机枪在街道上巡逻,满地都是垃圾,但却空无一人。在星期五早上的《商业呼吁报》上,汉邦的哲理漫画提供了暧昧的欢呼:“无论你有怎样的面目都没区别,打起精神来,笑一笑!”上午十点点,里弗蒙特套房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阿博纳西前去应门,发现门口站着三个来自当地黑人组织项目的年轻人,旁边还有一位驻扎当地的白人记者密切注视着他们。他随即来到金的卧室说明了这几位陌生人的来意:他们是来道歉的。此前有传言称他们通过手下附属青年帮派“入侵者”发动了昨天的骚乱,他们希望为此道歉。金让阿博纳西出面接待一下他们,因为他本人的新闻发布会已经迟到了。在穿衣服时他听到了隔壁的争执。三位青年领导人坚持认为“入侵者”不是一个帮派,而是一个面向学生的政治意识与健身团体,仿照了以利亚.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果实组织的模式。

“我们没说是你们闹出了这么大乱子,”阿博纳西承认道。“但是其他人都在这么说。话说回来,如果不是你们干的,那是谁干的?"

“是人民干的,”一位青年领导人回答道。他声称孟菲斯当地的布道人掩盖了黑人社区内部的领导权斗争,把游行带入了陷阱。如果金把责任归咎于“入侵者”,他下次只会陷入更糟糕的境地。这时金走出了卧室,一边走一边系衬衫扣子。他愉快地与客人们打了个招呼,房间里暂时安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穿戴整齐的金再次来到他们面前,感叹自己不知道居然有这样的摩擦。“卡贝奇,你为什么不来告诉我?”他询问这三人当中的发言人查尔斯.卡贝奇(Charles Cabbage),“别忘了你也是摩豪斯校友,咱们可是兄弟。”金之所以格外奉承这位母校的新毕业生,部分原因在于后者身材出众——比金高一英尺。金还回忆起了卡贝奇的过往。卡贝奇早在校园里就是一位活动家,还曾经申请过加入领导大会在何西阿.威廉姆斯手下工作。

卡贝奇的情绪为之一振:“金博士,我本来想告诉你来着,但是他们拦着我。”他接着补充道,劳森特别贬低排斥罢工委员会当中的青年代表。金表示此事他真是头回听说。阿博纳西则表示自己从市政当局那边听说“入侵者”的成员在游行之前四散潜入人群发表煽动性讲话,然后又赶在金露面之前悄悄溜走了。三位入侵者领导人对此进行了激烈反驳,坚持声称自己的团体绝无歹心。

金低声打断了他们。昨天的暴力事件已经过去,远比相互责备更重要的是防止下一场暴乱。他不解地质问为什么任何领导人都要诉诸暴力,因为骚乱从来没能持续超过两三天,造成的破坏则严重危及了旁观者与其他黑人。他又问这三位年轻领导人,需要他做些什么来保障现在急需的和平游行。卡贝奇列出了一份清单,列举了动员当地大学与高中的多达两千名黑人组织项目成员所必需的交通需求以及短缺预算。金小心翼翼地回答说他的员工会审查这份名单,从而让他们的组织与潜在的支持者取得联系。然后他向三位年轻领袖送上了一句忠告:你们不能一边以青年领袖自居,一边又躲在恣意横行的暴力背后。你们有影响力——所以你们才会置身于这个房间——千万不能滥用。

在离开时,黑人组织项目的三人组松了一口气。“我们的计划这下有着落了,”卡贝奇坦言,“因为那个人言出必行。”他的一位同事感到既兴高采烈又茫然无措,似乎金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盘算,只是懒得教训他们。他回忆道,“没有人可以像那个人一样平和。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几次不在战斗状态的时候。”金则派遣阿博纳西与李先一步下楼去参加记者招待会。几分钟后,他本人的言论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不等别人介绍,金就告诉聚集在一起的记者们,昨天的暴力事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计划的。他表示,为了保障环卫罢工人员的和平抗议,还需要做更多的准备,但是他们完全有能力且有责任完成所有准备工作。此外还要记住“非暴力可以像暴力一样具有传染性”。金还驳斥了关于本次失败将要迫使他取消更大规模反贫困运动的说法:“我们完全有决心前往华盛顿。”他宣称暴力已经渗透了美国社会,因此他不能保证接下来这个夏天不发生种族骚乱,“我只能保证我们的示威活动不会诉诸暴力。”

回到楼上,金给斯坦利.利维森打电话表示感谢。多亏利维森给予的鼓励,金才能提出支撑着自己度过新闻发布会的要点。然后金又重新陷入了对于毁灭的恐惧。他说有影响力的黑人批评家都已经嗅到了他在这方面的弱点——罗伊.威尔金斯、贝亚德.拉斯廷、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这些人肯定会加大力度打击他的公众形象。金抱怨道:“你知道他们的观点:‘马丁.路德.金已经死了,他已经完了。他的非暴力主义毫无意义。他说话已经没人听了。’实话实说吧,我们确实面临着很大的公关挫折。”

“除非你首先接受他们的定义,”利维森回答说。“而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你正在犯下深刻的错误。”

不,金坚持认为。问题在于美国上下都普遍热衷于以这种方式看待事物:“今天早上,我在房间里和那些组织暴力活动的家伙们谈了谈。他们主动上门找我来的,我甚至没有叫他们过来。他们主动来找我——他们爱我。他们正在对抗孟菲斯的领导层斗争,他们正在对抗吉姆.劳森斗争。他们病得太重了,看不出他们昨天的所作所为对于我的伤害远远超过了对于当地布道人的伤害。但现在事情已经做出来了。我们又该怎么办?”他说他想到了一些极端的做法,比如效仿甘地通过长期禁食来表示忏悔。

“马丁,我不只是在谈论这次游行,”利维森坚持说。“我说的是在我看来一般情况下你究竟把非暴力放进了怎样的箱子或者陷阱里。无论你做什么,对面总能找到几个挑衅者来发动暴力。”如果金坚持认为,除非他能“催眠每个活着的黑人”,否则就只能手脚瘫痪无所作为,“那么你对自己的要求也未免太高了。”

金和詹姆斯.劳森一样都认为目前为止的孟菲斯运动遭到了新闻界炒作的歪曲。多年来新闻报道一直声称大多数美国黑人都接受了非暴力,而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施行了非暴力的严格领导纪律。然后新闻报道就来了个大转弯,原本将“黑人非暴力”当做黑人的弱点,现在又声称全体黑人都在借助黑人权力彰显自己的雄性气概,尽管投身于政治暴力的人数甚至比接受非暴力原则的人数更少。不过,金告诉利维森,眼下他没有能力纠正这一错误印象,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游行队伍当中就爆发了暴乱”,以至于现在他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前往华盛顿,不可能主张信奉暴力的黑人仅占全体黑人的百分之一。因此他必须首先在孟菲斯扳回局面,“我必须做一些强而有力的行为。”在他做到之前,谁都不会拿他当回事。

“这一点我觉得未必,”利维森说。

“好吧,你看看报纸,”金说。“看看《纽约时报》的社论……我想你恐怕没见过马丁.路德.金被贬损得这么厉害。”

“就最近来说确实如此,”利维森发觉自己无法遏制金的悲观情绪,只能顺着他先说下去。

“不会有哪怕一个人同情我们——就连我们的朋友也不会。”

金赶着下午的飞机回到了亚特兰大。雇员联合会主席杰里.沃夫护送他到机场,并且利用路上的时间当面交流危机策略,两人一致认为环卫罢工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发动反击。沃夫承认他一开始提出的推迟所有经济要求的谈判策略有误——这些要求包括每小时加薪十美分——因为一旦洛布市长公开拒绝工会的谈判权并且主张工会的存在有违道德,双方就没有妥协余地了。沃夫刚刚从美国劳联—产联领导人乔治.米尼那里软磨硬泡来了两万美元的维持捐款,但是支持罢工每周要花费五万美元。贫穷的罢工者已经遭受到了打击。居所对于这些人来说原本就很稀缺,如今他们又因为还不起贷款而纷纷被赶出了家门。对沃夫来说,眼下最绝望的挑战就是在遥远的白人工会当中寻求增援,这些工会对待民权人士或者反战人士的态度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不温不火,因此仅仅凭借街头堆积的垃圾与每天的日常游行并不足以说服这些工会下场助阵。此时劳森正在带领环卫工人回到市政厅。在中间人的担保下,罢工者与省政当局达成了差一点就站不住脚的休战协议:警方只有在看到队伍中出现年轻人时才会攻击。(拉克斯副局长表示:“我们对于所谓的‘清运车工人们’从未有过任何意见。”)。罢工者不再用棍子高举标语牌,而是将标语牌挂在绳子上,以此作为非暴力的预防措施。游行者小心翼翼地走过了被木板封住的橱窗,国民警卫队的刺刀枪阵,以及昨天的骚乱留下的遍地残骸,也走过了在八十二华氏度的天气里开始发臭的垃圾堆。

这种程度的停战显然不足以确保达成和解。对于金来说,孟菲斯预示着华盛顿运动将要面临的巨大困境。面对非暴力行不通的敌对共识,他该如何动员足够庞大的联盟?民权阵营内部反对他的力量现在包括了黑人青年组成的派系,这些年轻人的路线可谓步步惊心,有些人大鸣大放只为压下竞争派系一头,也有些人真诚相信游击队式的城市武装斗争已经取代了“旧时代”的民权斗争。一位“入侵者”告诉一份运动杂志,“这里的年轻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意识,而那些布道人们并不了解也无法控制这种意识。至于非暴力,在纽瓦克和底特律已经死了。”另一位青年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夜间新闻》穿插在世界时事报道当中的采访。这位科比.史密斯(Coby Smith)宣布和平游行的日子已经成为了过去:“我认为我的答案是‘不择手段’。”他的言论呼应了马尔科姆.X生前宣扬的主张。“如果一个社区只能用武力、放火、开枪与抢劫来做出回应,那么我们照做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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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亚特兰大机场之后,金要求阿博纳西把他直接送到市中心的巴特勒街基督教青年会。那里有一位他熟悉的盲人按摩师,提供蒸汽浴与按摩服务。他希望能在那里恢复活力,因为周五晚上他与科瑞塔约了阿博纳西夫妇出去玩。然而没过多久他就从桑拿房给胡安妮塔.阿博纳西打电话,表示自己不想去餐馆或者电影院。“如果我去买几条鱼,你能做一下吗?科瑞会帮你的。”胡安妮塔欣然同意,部分原因在于电话里的金听上去真的非常需要家常饭菜的滋养。于是她不仅做了两大盘油炸鲶鱼,还为金准备了一份惊喜,也就是原本每年只做一次的瓷盆炖猪杂——包括猪耳朵、猪蹄与猪尾巴——金与阿博纳西都认为这是一道无与伦比的美味。这天晚上吃完炖肉和炸鱼之后,其他三人本能地提起了公交车抵制之前两家人在蒙哥马利的轻松回忆,例如教会内部的各种小道消息,还有穿着讲究急于显摆的年轻夫妇。他们试图借助往事来转移金的注意力。虽然金依旧感到空虚郁闷,但是似乎隐约又觉得很开心。他拒绝回家,坚持要在阿博纳西家过夜。而且他甚至都懒得脱衣上床,直接躺在一张双人沙发上就和衣沉睡了过去,嘴里还嘟囔着抱怨沙发太窄。同样疲劳的阿博纳西在附近打起了瞌睡。刚做完手术仍然虚弱的科瑞塔横躺在一张床上,胡安尼塔.阿博纳西倚靠在厨房工作台上。

第二天星期四预定要召开关于孟菲斯骚乱的紧急会议,不过金夫妇与阿博纳西夫妇直到八点钟才醒过来。金的班底从四面八方赶到了亚特兰大:昌西.埃斯克里奇从芝加哥赶来,斯坦利.利维森从纽约赶来,沃尔特.方特洛伊从华盛顿赶来,约瑟夫.洛厄里从莫比尔赶来,杰西.埃普斯从孟菲斯赶来,还带着雇员联合会与詹姆斯.劳森安排给他的任务,即确保金返回孟菲斯参加“赎罪”游行。但是当阿博纳西与金拖着脚步走进以便以谢教堂的三楼会议室时,领导大会的高层员工们一上来就向金提出了几十条抱怨。有人说工会总是不重视与黑人团体的合作,也有人向伯纳德.李询问孟菲斯的情况:谁训练了法警?劳森是否事先收集了武器或者与参与者一起举办了非暴力研讨会?法警们究竟有没有尝试过让旁观者与队伍分开?如果金和阿博纳西感到周围有不祥的骚动,为什么还要开始游行?不少批评者回顾了他们的预测,认为金会在这场落后的运动当中陷入困境。伯纳德.拉法耶特反对说,孟菲斯运动意味着已经推迟两次的华盛顿反贫困进军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与分心因素。他问道:“我们现在早已捉襟见肘了,为什么还要把孟菲斯的事也揽下来?”

出于习惯,金温和地听取了这些生硬的发言,然后从一张木制主日课桌后面站起身来争辩说他们都低估了当前的问题:“我们正处于严重的麻烦之中。”孟菲斯骚乱严重打击了民权运动核心理念即非暴力原则的声誉。如果他们简单地放弃这次垃圾清运罢工,那么就算他们转战国家舞台,人们依然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将会带来暴力,风险和反对的声音也会大大增加。因此金宣称,不管他对媒体怎么说,他都觉得自己绝不可能毫无保留地投身于孟菲斯或华盛顿,除非首先确信自己的团队能够再次有始有终地举办一场非暴力抗议。当然,这一点需要全体员工集体决定,因为他无法独自完成这项工作。话又说回来,“孟菲斯是华盛顿运动的缩影。”所以应该将孟菲斯当做华盛顿的预演来严肃对待。

他的呼吁适得其反,重新引发了员工们对于华盛顿运动本身的异议。安德鲁.杨警告说,无论如何整个华盛顿计划在今年可能都会陷入无的放矢的窘境,因为纠缠不清的后勤工作很可能将开始时间推迟到六月,而六月正是国会的夏季休会期。届时就算反贫困示威队伍想要在华盛顿上演出埃及记,也找不到合适的法老充当抗议对象。杨建议建设性地利用延迟。此外他还很怀疑究竟该不该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在华盛顿组建维持一支由多民族多语种的穷人组成的新式抗议军队。他质疑了斯坦利.利维森在华盛顿运动与1932到1934年退伍福利游行之间的类比,后者承受的痛苦与打击点燃了美国民意对于新政举措的迟来支持。詹姆斯.贝弗尔则再次抨击了华盛顿运动背后的整套计算:“说了半天都是一堆废话。我们不需要在华盛顿闲逛——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停止战争。” 贝弗尔将越南描述成了某种比贫困更根深蒂固的政治疾病。他的言辞中充满了街头激进主义的气息,巧妙地针对了非暴力的限制。杰西.杰克逊像贝弗尔一样擅长大开大阖的言谈风格——由此可见咄咄逼人的“劈砍式”布道要比金的普世话语更适合新时代的情绪——他声称孟菲斯运动规模太小,华盛顿运动又太不成形。没有人能告诉他运动参与者们大概要在华盛顿呆多久。毕竟一旦到了华盛顿,抗议者们就将陷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处境,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抓住一套与经济最底层挂钩的政治祈求。话说回来,杰克逊本人负责的面包篮项目又该怎么办?眼下这一项目已经在芝加哥站稳了脚跟,下到居民区与青年帮派,上到各大公司都采纳了项目促成的解决方案。他要怎样才能向芝加哥的人们证明自己抛下面包篮项目前往华盛顿的做法合情合理?

这一下金终于动了肝火。“拉尔夫,把我的车钥匙拿来,”他低声说道。阿博纳西带着惊愕与疑惑的眼神交出了钥匙。金攥着车钥匙要求所有人继续畅所欲言,反正他们就算没有他也照样可以继续工作。利维森事后在遭到窃听的电话线上心有余悸地坦言道:“他做了一件我以前从未听说他做过的事情——他滔滔不绝地点名训斥了三名员工。相信我,他说的话简直句句要人命,而且非常消极。”金斥责杨屈服于自己的怀疑,贝弗尔沉湎于自己的头脑,而杰克逊则干脆蜕变成了只顾自己的野心家。这三个人已经忘记了身为见证人的简单真理:是民权运动造就了他们,可是现在他们却在利用民权运动来抬举自己。金的矛头尤其指向了曾经为杰克逊与杨担任导师的贝弗尔,认为他是一个擅长自我蒙骗的天才。“我知道你不喜欢从事不是由你想出来的项目,贝弗尔。但是这次是你欠我的。”

眼看着金大步下楼,阿博纳西、杰克逊和杨赶紧追了上去。“博士,博士,别担心!”杰克逊在楼梯上方叫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金在楼梯平台上骤然拧过脸来指着上面喊道:“杰西,一切都不会好的!如果事情继续按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那么要出事的就不是领导大会,而是整个国家!我不打算求你‘支持我’,我也不需要。但是如果你对于自行其是这么感兴趣,以至于不能担当咱们这个组织结构派给你的责任;如果你一心只想在社会上为自己开辟一方天地,那么你请便。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来给我碍事!” 他的怒火在会议室里回荡不息。

阿博纳西没能把金劝回来,只得束手无策地独自回到会议室。他表示金留下了指示,要暂停自己的其他行程,其中第一项就是明天前往华盛顿宣传反贫困运动的布道。接下来的八个小时,群龙无首的与会者们一直在相互指责。何西阿.威廉姆斯指责贝弗尔和杰克逊阴谋颠覆金。杰西.埃普斯声称除非员工们协助金成功返回孟菲斯,否则金将被蔑视为懦夫。其他员工则抨击埃普斯与劳森造成了这场危机。各种替代方案被陆续抛了出来,但是少了金的现场坐镇,讨论无一例外地偏向了离题万里的方向。威廉.卢瑟福表示孟菲斯和华盛顿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两项运动都违背了他身为职业经理人所珍视的原则,即稳定的计划和预算。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承认,来自民权运动的非理性精神正是吸引他结束几十年海外生活返回美国的原因。斯坦利.利维森批评了缺席的金。他认为金犯下了小题大做的错误,误以为眼下最主要的挑战是普及非暴力理念。在利维森看来,当前的迫切目标无非在于设法阻止一帮毛头小子们毁掉他们的和平抗议。只要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恢复公众对于反贫困项目以及种族主义项目的关注。借着利维森坚持讨论具体问题的话头,拉法耶特和卢瑟福向同事们传达了一条务实信息:华盛顿运动已经收到的支援捐款当中将会有一部分用来支持面包篮项目与反越战抗议,言外之意是如果杰克逊与贝弗尔坚持作梗,领导大会就要卡死他俩的预算。安德鲁.杨承认,如果他们一起努力,纠正性的孟菲斯游行将会更快更稳地进行。他与埃普斯讨价还价:“好吧,下不为例。”

在员工们纷纷做出相互迁就的姿态之后,约瑟夫.洛厄里用一段充满神秘气息的宣告结束了会议。事后利维森向一位朋友如是描述了当时的场面:“他非常安静地说道,‘今天下午上帝一直在这个房间里。我知道祂一直在这里,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相伴,我们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商讨。而且圣灵也将在孟菲斯和华盛顿与我们同在,我知道我们会赢。’然后因为这场迷你布道让他有点尴尬,说到最后他发出了一阵印第安人式的战吼。这时安迪站起来开始跳了几步舞。然后不知何故,我们所有人都站起来互相握手。”至于金在这一天的去向,参会人员大抵都有猜测——鉴于刚才金在会场的厢房里有些很不谨慎的言行,他大概是与情妇幽会去了。他们都知道金在亚特兰大有一位体面的多年情妇,不过只有阿博纳西知道如何追踪他们。被阿博纳西找回来的金得知了员工之间来之不易的妥协方案:首先在孟菲斯组织运动,然后从这里出发前往华盛顿。贝弗尔、杰克逊、威廉姆斯以及詹姆斯.奥兰治同意在孟菲斯共同组织非暴力研讨会,就像教育芝加哥帮派那时一样。拉法耶特将从另一个城市招募反贫困志愿者。卢瑟福表示他可以在孟菲斯的洛林汽车旅馆主持下一次员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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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了气的金终究还是如约在第二天早上赶赴了华盛顿。他发现公众对他普遍抱有抵触情绪,因为就算同情他的人们现在也都认为孟菲斯的“小骚乱”是国家灾难的预兆。爱德华.布鲁克(Edward Brooke)在参议院会议上问道:“怎样才能把抢劫者挡在外面?”《纽约时报》警告说不要“在这个公民动荡的时代进行情绪化示威”。报社编辑们提醒金,甘地曾经“犯下过一个‘堪比喜马拉雅山的错误’,在他的人民还没有理解或准备好的时候就要求他们采取非暴力不合作。”孟菲斯的游行仅仅是“巩固了白人对罢工者的情绪”而已。《时代周刊》认为“金博士现在一定意识到他来到华盛顿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反作用。”《华盛顿邮报》刊发了一篇忧心忡忡的社论,佯装支持金:“总而言之,让我们举行一次游行吧,但是为什么不把游行方向逆转过来呢?为什么不让游行从华盛顿走到贫困地区,而不是从贫困地区走到华盛顿?”

至于公开的敌对意见更是全盘采纳了联邦调查局的双重主题。田纳西州众议员罗伯特.埃弗雷特(Robert Everett)在国会贬斥金“像受惊的兔子一样到处乱窜”;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带领其他人要求政府在华盛顿特区市区先发制人地封锁反贫困大军。《孟菲斯商业呼吁报》在周六刊发社论《金的信誉亏空》,认为“金作为非暴力运动领袖的姿态已经破灭”。周日《商业呼吁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是“金这个胆小鬼”。《圣路易斯环球民主报》声称“真正的马丁.路德.金……是当今美国最有威胁的人之一。”《圣路易斯报》的配套漫画展示了一具怪异的僵尸,身上贴着金的标签,举着一把巨大的手枪正在瞄准。硝烟弥漫,子弹已经出膛。漫画的搭配文字写道:“我不是在开枪,我只是在扣动扳机!”《环球民主报》的社论全盘采用了胡佛的秘密宣传:“孟菲斯可能只是几周后在国家[原文如此]首都发生大规模血案的前奏。”国会调查员在十年后发现这家报社是联邦调查局的喉舌媒体之一。

3月31日星期日上午十一点,金登上了华盛顿国家大教堂高高的白色讲坛。三千人挤满了圣殿,另有一千人通过门外的扩音器倾听,或者在邻近圣阿尔班教区教堂通过远程传输聆听。金私下里为自己没有时间准备一份特别讲讲稿道歉,他略显别扭地误用了一段圣经文本(“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以此作为他的标准布道词之一的开场白——“怎样在一场伟大革命当中保持清醒”。金朗诵了一则源自华盛顿.欧文的美国早期短篇小说《瑞普.凡.温克尔》当中的寓言。主人公瑞普.凡.温克尔从二十年的沉睡中醒来,进入了一个充满奇怪习俗、奇装异服与新词汇的世界。尤其令他如坠云雾的是,这个世界里的人们极为关心一位名叫乔治.华盛顿的平民,对于乔治三世国王却无动于衷。金认为,就像瑞普.凡.温克尔错过了美国革命一样,今天的美国人对于正在行进的自由呼声同样充耳不闻。

金以华丽的语言描述了日新月异新技术的以及人类在不断缩小的地球上相互依存的关系。直到布道进行到一半时他才转向了本次布道的深层原因:“我真的哭了出来。前几天我在密西西比州的马克斯,此地位于美国最贫穷的奎特曼县。”他描述了不识字的父母与营养不良的儿童,然后又补充了他走访哈莱姆区与纽瓦克的廉租房时的所见所闻,并且再次勾勒了路加福音当中关于财主达维斯与乞丐拉撒路的寓言。虽然财富本身并不是问题,贫穷也不是新鲜现象,但是对于共同人性或者公民身份秉持屈服式的视而不见却永远都摆脱不掉地狱般的耻辱。“我们将要在华盛顿组织一场‘穷人的运动’。”参与者们不会满足于“夸张的姿态”,也不会企图“撕毁华盛顿”,但是他们将会“参与创伤性的非暴力行动”。尽管利维森有异议,但是金依然坚称本次运动的目的是非暴力理念,因为这一理念统一了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与必要目标,即结束越南战争。在金看来,那些仍然相信应当用战争来解决社会与政治问题的人们无异于正在美国革命期间呼呼大睡。

“总之,”金宣称,“除非用心良善的人们将他们的心与灵魂付诸行动,否则我们什么也做不到。”他告诉会众们,华盛顿运动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他们应该拒绝绝望。金放声高呼:“我告诉你们,我们的目标是自由,而且我相信我们终将抵达,因为美国的目的地就是自由,无论一路上如何误入歧途。”不过新闻媒体还是将金的布道过滤成了一则围绕对抗的新闻故事。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回答道:“哦,我们从来都愿意谈判。”这句话催生了一则标题:“金博士暗示如能提供援助将取消游行。”另一则报道猜测,如果国会因为选举季节休会,那么贫困营地可能会追在议员后面:“金威胁要在会议上示威。”对于那些有兴趣但没有参加周日大教堂布道的人们,金的信息要点蛰伏在已经送交印刷厂的文章当中:“我绝对致力于非暴力,我不打算杀死任何人,无论是在越南还是在这里。”这篇文章将会以“非暴力的摊牌”为题发表在4月16日的《展望》杂志,恰似遗嘱一般。金总结道:“美国人民被种族主义所感染——这就是危险所在。但矛盾的是,他们也被民主理想所感染——这则是希望所在。”

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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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总统也在情感碰撞的风暴当中确定了自己的方向。3月31日星期天清晨,他和伯德夫人穿着睡衣、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白宫南院迎接他们的女儿琳达。她刚刚通宵未眠地从加利福尼亚飞回来,此刻脸色苍白,神情憔悴,一见到身为总统的父亲就愤怒地诉说起来。却原来她的新婚丈夫、海军陆战队上尉查克.罗伯(Chuck Robb)即将被派往越南执行战争任务。琳达激动地质问道:“爸爸,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么多人都反对战争,为什么我们还要去那里打仗?”伯德夫人赶紧把女儿拉到了旁边。琳达.罗伯在楼上承认,自己的坚定镇定正在消解。昨天她与其他军属在诺顿空军基地告别亲人与爱人,结果送行时刻却被争先恐后的媒体搅成了一锅粥。送行会之后,空军基地露天放映了由新晋青年演员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热门影片《毕业生》,霍夫曼饰演一位叛逆青年。结果琳达看着看着就情不自禁地痛哭了起来。罗伯所在连队的许多海军陆战队成员都会在临行前尽力留下后代,以防自己一去不回,但是此时的琳达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她的母亲让她服下一记镇静剂,安排她睡了过去。

总统在早餐后秘密会见了一位值得信赖的前任演讲稿写手贺拉斯.巴斯比。他带着约翰逊关于越南问题的讲话预稿等在一旁,直到总统的家务纷争告一段落。巴斯比读到总统打算停止轰炸并且邀请北越方面和谈的时候很高兴,但是得知总统是在单方面冒险的时候却又很不以为然。“不,我们没有听到来自河内的任何消息,”总统粗暴地说道。“没有一丝口风,没有一点眼神。” 接下来约翰逊把这一切都搁在一边,要求巴斯比帮他权衡一项更私人的事务:如果他在当晚的演讲结束时宣布第二则重磅消息,即自己不会寻求连任,他是否会在剩余的十个月任期内失去权威?“另外,这样做对于实现和平是有损还是有益?河内、莫斯科、北京——话既然说到这儿还得把西贡也算上——会不会认为我们这边正在崩溃?”美国士兵会不会认为约翰逊背弃了保护他们的责任?身为候选人或者非候选人,哪种身份更有可能让增税政策得到通过?面对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巴斯比斗胆给出了一以贯之的回答:戏剧性地交出权力肯定会提高约翰逊的地位。实际上,眼下总统要是继续恋栈不去反而不利于施政,例如他提出的和平倡议肯定会被视为在选举年拉拢人心的花招。听了巴斯比的回答,总统随即交给他一项任务,要他按照这个思路另写一篇演讲稿。约翰逊塞给巴斯比一块写字板,然后就把他关进了白宫二楼的条约室,还专门指示道:“不准任何人知道你在这里。”

金即将在圣公会大教堂开始布道前不久,约翰逊与女儿露西一起去做了天主教弥撒。然后命令车队先不回白宫,而是突然访问了休伯特.汉弗莱的家。他告诉受惊的副总统,自己目前有四分之一的可能会退出竞选。总统还叮嘱汉弗莱此事目前天知地知,甚至就连对他的妻子穆丽尔都不能说。回到白宫后,约翰逊会见了他的连任竞选的四位高级经理,其中包括肯尼迪政府的留守人员劳伦斯.奥布莱恩。此人为总统带来了坏消息:总统的盖洛普支持率最近又创新低,只有36%。另一方面他又充满信心地预测总统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党代表支持,肯定能赢得民主党党内提名。总统没有告诉他们自己打算退出竞选,因为他知道任何暗示都会使他的竞选失败。但是到了午餐时分,小餐厅里却充满了过电一般的紧张气氛,一桌子饭菜谁都没动。显然,总统的选择已经泄露给了家人和客人。午餐过后,约翰逊来到椭圆办公室练习演讲内容,露西则哭着叫醒姐姐,告诉了她这个消息。琳达一听也哭了出来:“查克会在去越南的路上听到这个消息的。”巴斯比在条约室里缩着脖子,躲避着两位总统千金不敢置信的哭声。

总统在周日晚些时候警告了少数几位密友。他告诉自己的文胆哈里.麦克弗森,这次的讲稿可能会附加一个特别的结局,麦克弗森则表示他很确定是什么结局。“我非常抱歉,总统先生,”他悲伤地说道。麦克弗森的敏锐感知让约翰逊免去了解释政治逻辑的麻烦:没有任何总统能够挺过战争中的矛盾情绪。

约翰逊的回答也同样简略。“好吧,我想这样最好不过。再见了,伙计。”

距离晚上九点的全国讲话还有不到一小时的时候,约翰逊将巴斯比最后敲定的讲稿提前发给了正在椭圆形办公室内与电视摄像机一起安装的提词装置。黯然的助手和技术人员将这些文字输入了机器。国防部长克利福德和他的妻子玛妮在八点二十五分到达白宫,向总统确认正式军令已经叫停了北纬20度以北的所有轰炸。总统一边穿着上电视的正装一边给他看了演讲的尾声。克利福德事后写道:“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如此惊讶。”一位心烦意乱的约翰逊家的朋友告诉其他人,总统不希望有人在最后一刻劝说他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或者推迟全国讲话,“他说决定已经做出了。”为数不多的政要们陆续来到白宫当面听总统讲话,新来的人们不解地盯着其他人的焦灼面色。

这场历史性的讲话进行到三十五分钟的时候——在此前的讲话内容当中总统甚至指定阿维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担任尚未开始的和平谈判的美国代表——约翰逊突然转向了个人角度:“最后,我的美国同胞们,我还要说一句。得到很多的人也必然要付出很多。”他宣称自从肯尼迪遇刺的“悲剧和创伤”以来,有一种哲学一直支撑着他。“那已经是五十二个月零十天前的事了……那时我决心包扎我们的伤口,愈合我们的历史,在新的团结中前进,将美国的事情办好,为我们所有人履行美国的承诺。” 现在面对国内外的严重分歧,约翰逊宣布他决心不能在选举年耗费“一天或者一个钟头的时间用来追逐个人与党派的胜利……因此,我不会寻求,也不会接受我的政党要求我再为你们担任一届总统的提名。”

讲话结束后,震惊之余的伯德.约翰逊夫人走了过来。“做得很好,亲爱的,”她说,但是演讲当中令人咋舌的决绝语气还是在她周围留下了一层认命的气氛。琳达.罗伯则带着嘲讽的微笑问道:“我现在可以去英国了吗?”在芝加哥市长戴利的牵头之下,无数电话如同雪崩一般打进白宫。来电人们的态度都很纠结,不知道究竟应该抗议还是祝贺。总统则独自一人津津有味地看起了各家电视台主持人们的困惑评论。他声称这一切都结束了,他欣然接受这样的结局。他不断地表示:“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对任何决定感到过如此正确。”

约翰逊总统在讲话当中抛出的双重重磅消息使得整个国家都进入了兴奋状态。评论家们赞扬了他在和平事业当中的政治家风范,他的民意调查评级发生了对称的逆转,从严酷的不支持转为了支持。第二天周一,总统前往芝加哥演讲,涌上前来包围他的是欢呼的人群而不是抗议的队伍。这一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涨幅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交易日的百分比,大盘还打破了自1929年“黑色星期二”崩盘以来保持了近四十年的股票日交易量记录,但是这个新记录只持续了两天。4月3日星期三早些时候,北越同意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消息一闪而过,看好和平大势的买家们随即一拥而上,致使当天股票交易落后了将近一个小时。

不过事实证明,和平尽早降临的希望毕竟还是过于乐观了。约翰逊发扬风格的退位仅仅改变了一项关于越南的政治事实:他使得美国不再把军事升级作为解决冲突的可行选择,此后两党的主要候选人都会将削减驻军数量与追求体面和平当做竞选口号。但是约翰逊仅仅只是逃避了使他崩溃的困境,并未能将其解决。他没能提供令人信服的叙事来调和越南的具体经验以及美国的特质与目的。即使摆脱了连任的忧虑之后,他也没能推出足以与北越的历史主张相抗衡的另一套故事。河内对于约翰逊讲话的答复共有十六个段落,其中足足有十五段坚持认为这番讲话仅仅只是美帝国主义走投无路之际的权宜花招。河内电台宣称,“这是一次失败,同时也是美国政府安抚公众舆论的一招阴险诡计。”剩下的一段勉强接受了会谈,却也只是为了强化河内的一贯主张:“美国必须结束其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从南越撤出所有美军与协同军,让越南人民自己解决越南内政。”

没有一位美国领导人愿意屈尊回应北越开出的条件,不过美国公众对于约翰逊的尊重依然大幅激增,因为人们都希望支持战争一派的首席代表做出的政治牺牲或许能为和平开辟一条更易于接受的途径。“您的演讲很精彩,”罗伯特.肯尼迪在周三早上告诉约翰逊。此时总统刚刚走进内阁会议室,让罗伯特看了看十二分钟之前收到的河内来信。罗伯特表示他很同情约翰逊背负的沉重负担。此前二人之间的分歧致使他在没有关注约翰逊的近况,对此他感到很遗憾。谈到两人之间的多年积怨,罗伯特委婉地表示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的错”。总统则认为是媒体夸大了他们的分歧。他转向罗伯特的顾问以及肯尼迪家族的朋友西奥多.索伦森,认为如果索伦森继续留在白宫,自己与罗伯特之间裂痕可能根本不会加深。索伦森则表示总统与罗伯特决不能允许媒体在他们之间再度插入楔子。他为总统与罗伯特共同面对的问题献计献策,还作为一名前演讲稿写手注意到约翰逊的越南讲话带有寻求和平的意味。约翰逊表示他对任何批评他的人都生不出争斗之心。“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聚在一起,找到停止杀戮的方法。”

两人就未来的全新政治格局达成了亲密但谨慎的谅解。上一周周末,罗伯特走访了亚利桑那州白山阿帕奇部落的特殊贫困状况,周日晚上在媒体的闪光灯下降落在纽约。还没等他下飞机记者们就纷纷涌入机舱,挤过其他乘客来到他面前,询问他对于现任总统宣布退出竞选作何感想。罗伯特的第一反应是脱口而出的一句“你们开玩笑的吧?!”突然间,他不必为了推翻已故兄长的前任副职而参选,这一下他反而有些惶恐起来,于是立刻提出了要与约翰逊私下密谈的请求。“我能问问政治形势吗?”现在他询问约翰逊。“我在竞选当中的地位如何?”换句话说,放下竞选包袱的总统会调集力量反对他吗?

约翰逊回答说他肯定会履行自己的中立承诺,但是他也不希望误导罗伯特。他说他觉得自己与可能参选的副总统汉弗莱更亲近,并且准备以同样的形式会见汉弗莱,不过“如果他征求我的建议,我不会给他支招。” (事实上汉弗莱将会因为没能得到约翰逊的授权而十分难过。)总统表示,尽管他打算保留自己的选择权,但是同时也会尽量避免参与其他人的竞选活动。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很单纯,而是因为他很害怕:“如果我觉得我为别人助选可以将这个国家团结起来,那么我还不如亲自参选呢。”

罗伯特与索伦森继续要求约翰逊说清楚各种政治细节。他是否允许内阁成员在民主党初选期间站队?(邮政部长劳伦斯.奥布莱恩一旦被解除了忠于约翰逊的竞选任务,就急于回到肯尼迪家族那边。)约翰逊是否会针对他感到不得不采取的任何不利立场发出礼节性质的警告?总统犹豫了一下,然后表示同意。谈完这些棘手问题之后,约翰逊忍不住在两位访客面前倾吐了一肚子苦水。他承认了身为副总统遭受的折磨——“你肯定不会喜欢干这个,”他尖锐地提醒罗伯特——还抱怨自己对于肯尼迪总统的奉献精神没有得到充分认可。总统低声指出,这些年来他从未解雇过哪怕一位肯尼迪总统任命的人,还曾经劝说许多像索伦森一样的人们不要离开白宫。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肯尼迪.约翰逊计划的延续。倘若肯尼迪总统在天有灵,肯定会赞赏约翰逊在教育、贫困与民权方面的不懈投入,即便黑人与年轻人向他报以不满情绪。越说越激动的约翰逊按捺了一下情绪,总结道:“反正下一个坐在这把椅子上的人必须比我干得更好,否则别想坐安稳。”

“您是一个勇敢而专注的人,”罗伯特.肯尼迪回应道。然后他轻声清了清嗓子,又说了一遍。

如果总统的象征姿态能够神奇地克服越南战事的困局,那么约翰逊与罗伯特的政坛传奇或许会被颂扬成为对立双方克服悲剧的光荣胜利。然而实际上罗伯特不出两个月就将死于刺客之手,而越南战争还会送走另外两任美国总统,直到1975年才以北越的最终胜利而告终,届时约翰逊已经去世了两年。围绕两人之间私人恩怨的传说甚至比战争延续得更久,以至于吞噬了越南的教训以及其他许多挥之不去的实质性问题,开启了一个犬儒盛行的口水政治时代。与此同时,肯尼迪—约翰逊民权项目在4月3日密会的掩饰下依然保持着惯性。某联邦法院裁定阿拉巴马州不能维持高中的单一种族体育赛事。密苏里体育俱乐部以两千零三十三票对七百九十二票的表决结果从其章程中删除了“白人”一词。俱乐部方面承诺这一修改将会影响对于客人的限制,但是近期不会影响新人申请会员资格。头条新闻披露国民警卫队将会把黑人新兵比例提高十倍,目前各州的黑人国民警卫队员比例要么干脆为零,要么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五角大楼还宣布了美军在越南的每周伤亡人数的奇怪组合:受伤人数创下了三千八百八十六人的纪录,但是阵亡人数却只有三百三十人,为一月份春节攻势以来的最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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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炸弹恐慌致使东方航空公司381号航班在亚特兰大的跑道上停滞了一个多小时,因此金返回孟菲斯的行程几乎正好吻合了罗伯特与约翰逊总统的白宫密谈。飞行员宣布了迟来的起飞许可,并且愉快地道歉说,由于针对金的威胁,这架飞机昨晚被保安人员看守了一个通宵,行李舱也接受了额外手工搜查。就像其他暴露在危险当中的同机乘客一样,金也只能凭空猜测这次威胁的危险程度。他没有收到任何简报,因为胡佛充满恶意地下令,不允许他像其他遭受人身威胁的目标那样享有事先通知待遇。联邦调查局的警告仅仅发给了警察机构、特勤局以及联邦航空管理局,还在星期一用特别清晰的措辞记录了一则本地电话威胁:“你们的航空公司把马丁.路德.金带到了孟菲斯,当他再次到来时,炸弹会爆炸,他将被刺杀。”

领导大会主计长詹姆斯.哈里森与金搭乘同一班航班。一路上他始终情绪高度紧张,因为他心里憋着秘密:他是联邦调查局安插在领导大会的珍贵线人。哈里森将会服从调查局给出的冒险命令,打电话向孟菲斯联邦调查局办公室提供关于领导大会员工会议的内部报告。不过此前他还给他在亚特兰大的对接人找了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他从领导大会的金库当中挪用了一笔公款,而联邦调查局则纵容了他的罪行(如此沆瀣一气的行径又进一步削弱了调查局对于哈里森的控制),部分原因在于胡佛的白人探员实在难以打入民权运动内部。相比之下,孟菲斯警局的八百五十名警员当中足有一百多名新近招募的黑人警员。这批警员几乎全都被委派了最危险的政治性任务,例如护送替工垃圾车上街收垃圾,还有许多人渗透到罢工支持者与黑人权力团体当中执行卧底任务,一旦暴露就会招致人群的怒火。(某位罢工者表示:“在我们的会议上就有一个,要不是他身上的对讲机响起来了,我们还真不知道他是警察。”)罢工进入第五十二天——期间罢工人员每晚都会在市政厅门前守夜,街头的垃圾始终没能被清空——金的幕僚长威廉.卢瑟福注意到了黑人民众与警察之间的相互猜忌。从机场到全城,这份猜忌可谓无处不在。詹姆斯.劳森的迎接队伍当中就有一名妇女在人群中与一名黑人便衣警员搭讪,说他是叛徒间谍。劳森本人则告诉警务督察唐.史密斯(Don Smith),由于金对于枪支的非暴力反对,他不能与穿制服的安保人员合作。史密斯质问他为什么建议金不要提前向警方提交日程安排,或者不要接受保安人员进入私人活动场合。劳森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建议辩护,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此前的两次催泪喷雾攻击已经暴露了警方的真实意图:他们只想镇压合法抗议,不想逮捕砸烂橱窗的罪犯。正当二人争执之际,一辆灵车停在旁边,车上走下了一位黑人殡仪馆老板罗伯特.刘易斯(Robert Lewis)。此人穿过层层包围的记者来到劳森面前,恳请劳森赏脸在金面前引荐一下自己。阿博纳西在进城的路上开玩笑说当天早上的行程可谓异常充实,在炸弹搜查的同时还穿插了刘易斯这这位孟菲斯黑人首富的亲自欢迎,而且刘易斯的面色看上去饥肠辘辘,简直要把金一口吞下去。

孟菲斯警局黑人社区关系专员埃德.雷迪特警探(Ed Redditt)也来到了机场并且再次被人揭破了身份。由于经常抛头露面,他实在不是充当卧底的最佳人选,但是新近成立的反暴乱小组的指挥官实在需要熟悉孟菲斯黑人的警探。于是雷迪特跟随金的队伍来到洛林汽车旅馆,然后在中午再次跟随他们前往詹姆斯.劳森的百年卫理公会教堂。在教堂门外,警用电台的命令将两人暂时分开,他的搭档继续监视教堂,他则另有任务。虽然不能进入教堂,但是雷迪特不难得知杰西.杰克逊向罢工委员会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介绍了“面包篮行动”的抵制手段对于环卫工人的潜在助益。金这次露面是为了解决最新的危机:为了反对定于4月8日星期一举行的“救赎”游行,洛布市长刚刚获得了联邦法院禁令。金告诉记者,他将要求地区法官修改或撤销该禁令令,但是如果有必要,他也会无视禁令发动游行:“我们不会被催泪喷雾或者禁令阻挡住。”金的队伍出发得很快,以至于雷迪特的搭档跟丢了他们。他凭着直觉赶往克莱伯恩圣殿,认为他们可能会加入每天前往市政厅的朝圣队伍,结果却通过警用电台得知雷迪特发现金在两点十五分和劳森一起回到了洛林旅馆。雷迪特当时已经将二号消防站后墙的储物间当成了临时监视岗。他在窗户上贴上一张报纸,上面掏了两个窟窿用来匹配望远镜。他可以清楚地看到汽车旅馆停车场和金所在的306房间,那里有一个开放的阳台。雷迪特和他的搭档担任了第一班监视人员,传送了一份日志。2:30,美国法警向金送达联邦禁令,金与他们在外面为摄影师摆姿势。3:00,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当地律师进入306,估计是为了明天的紧急听证会。4:00,金接见了几位“入侵者”青年帮派成员。

入侵者代表团人数众多,其中包括警方最重要的卧底。这位代号“500号探员”的马雷尔.麦卡洛(Marrell McCullough)是密西西比州人,去年退伍之后被孟菲斯警方雇用,从那以来一直表现突出。为了卧底任务,他同意留起了早期的非裔爆炸头,还熟练掌握了黑人权力的惯常话语风格。他那张扬招摇的民间武装份子气质如此可信,以至于派遣他当卧底的特别小组指挥官夸口说他的一半警察同事“一见着他就会不顾一切地把他抓起来”。作为入侵者帮派的“交通部长”,麦卡洛显著增加了各位学生领袖的存在感;而他作为500号特工的第一手公报则补充了联邦调查局线人詹姆斯.哈里森刺探洛林旅馆内部商谈的情报。查尔斯.卡贝奇要求领导大会提供大约二十万美元用来开办“解放学校”。金的高级助手们从周一以来开始接触入侵者帮派,他们承认入侵者具有大量动员黑人青年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忌惮与入侵者合作,因为入侵者不仅致力于教授游击战和武术,同时还一门心思认准了要清除掉詹姆斯.劳森。顾问们指出,入侵者将他们所在建筑的店面窗户全都涂成黑色,只留下几道狭缝用来放哨,而且就在眼下的谈判期间他们还派出警卫持枪站岗,这些做法与非暴力原则完全不相容。卡贝奇与他的同伴们则激烈地回应道:祈祷有时,战斗也有时,更何况他们这些人以前也不是没有遭受过逮捕与迫害。但是阿博纳西与伯纳德.李对于这些逮捕与迫害故事完全不屑一顾:不管这些故事是真是假,都无法充当他们向金勒索金钱的借口。安德鲁.杨更是凭借着自从梅雷迪思游行以来反复打磨的当头质问战术加入了这场激烈对峙。“你们去年杀了多少人?”他问入侵者。上个星期呢?你们还在等什么?为什么不在这期间尝试一下真正有效的斗争方法?他提出要帮助他们把满腹敌意转化为金认可的募捐项目而不使用暴力。双方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于是会议跌跌撞撞地进入了紧张的休会期。

雷迪特用警察的行话记录了入侵者从金的房间回到他们自己房间的动向。“4:50,大约九名男性有色人种和一名女性有色人种进入316室。”他注意到相当多的出入活动是为了去拿可口可乐和冰块,此外“从消防局窗户看出去的风景非常好。”几分钟后,四名警员组成的安保小队永久地离开了汽车旅馆,市政当局下令他们不必继续不受欢迎地站在金的门外。领导大会的新闻秘书汤姆.奥芬伯格(Tom Offenburger)从不间断的员工会议当中短暂抽身,赶在在周四的截止日期前告诉记者,华盛顿反贫困运动的开始时间将再次推迟到4月29日。两名高级警察中尉——包括国内情报组的创始人——在六点三十五分来到消防站监视哨,亲自指挥夜间监视工作。他们命令雷迪特和他的搭档潜入金的晚间演讲,因为在那里黑人警官比白人更不显眼,但雷迪特在晚饭后还没来得及进入梅森圣殿,一名布道人就主动走上前来建议他离开。此人警告说有消息称雷迪特在消防站用双筒望远镜偷看金博士。眼下垃圾工人的压力太大,很容易擦枪走火,雷迪特要是继续呆在这里很难保证安全。这一下雷迪特只得仓皇逃走。他一边控制着自己的恐慌,一边计划着对那些暴露他的人进行报复。他记得只有两个人可能认出他,或者这么快就把消息传给罢工同情者。他决心要看看自己的白人上级是否足够重视他的工作,是否愿意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为一名黑人警员出头,而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在午夜之前,二号消防站的两名黑人消防员都将收到强制调令,明天早上去其他消防站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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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不祥的灰色和紫色条纹划过了西边的天空,有关部门发布了龙卷风警告,使得金为了当晚的听众规模而忧心忡忡。电台公告说,七点钟的龙卷风在阿肯色州星城附近掀起一片沥青砸在汽车上,造成七人死亡。半小时后,第一场暴雨袭击了孟菲斯,斜射下无数雨弹。金从洛林旅馆打电话给梅森圣殿的劳森,得知圣殿里的人群确实很稀少——在巨大的大厅里也许只有不到两千人,而在3月18日金前去访问时同一个大厅曾挤满了七倍的听众。他担心听众人数的急剧下降会招致舆论对他的贬低,引发骚乱,甚至促成新的联邦禁令。于是他将阿博纳西推了出去。“拉尔夫,我希望你今晚去代表我发言。”

阿博纳西不愿出头,建议金改派杰西.杰克逊,但是金坚持要他登台。此时的金对于来自亚特兰大的杰克逊仍然很有意见。阿博纳西问他是否可以带杰克逊一起去。“可以,”金说,“但是你负责发言。”

阿博纳西驾车穿过瓢泼大雨时,梅森圣殿正在依靠拉歌对唱与其他演讲人填充时间。詹姆斯.劳森强调,无论联邦法院的结果如何,周一的大游行都将继续进行,因为当天的禁令只适用于金与少数相关的“非田纳西州的居民”,换言之绝大多数罢工者都不会受到禁令的影响。这就好比早些时候洛布市长针对杰里.沃夫与雇员联合会领导层发出的禁令同样没能影响罢工一样,而且那份禁令还促使当地黑人教会在罢工背后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当阿博纳西、杰克逊和杨出现时,劳森的精神为之一振,大厅里响起了期待的杂音——但是当人们发现金没有来的时候,大厅登时陷入了沉默。一贯擅长观察群体情绪的阿博纳西当即意识到了这份宛如实质的失望,意识到情况比他的担心更加糟糕。于是他当机立断地回避了布道坛,转身来到前庭的电话旁边呼叫金,让他无论如何也得赶过来。阿博纳西在电话里为金撒下了一大把诱饵——他提到了新闻摄像机与成片的麦克风,还声称劳森认为劳工运动极少能在南方聚集这么多人。最重要的是,阿博纳西告诉金,今天冒雨来到梅森圣殿的会众全都是环卫罢工的核心骨干,他们不惜顶着狂风暴雨也要来到这里听他讲话。如果金让他们失望,他们肯定会觉得自己的心血付之东流。金终于被说动了,阿博纳西随即要求金保证一定会赶过来:“你可别在这时候跟我打马虎眼。”金承诺一定尽快赶到。

金的入场在圣殿屋顶下掀起了一阵令人心悸的喧腾。欢呼声在数千个空座位的上空回荡,整栋建筑在狂风、惊雷与暴雨的冲击下咯吱作响。天花板上两座巨大的排气扇因为漏气而发出嗖嗖的噪音,不得不被关上。阿博纳西终于底气十足地来到聚光灯下,戏谑而又认真地模仿金的“军鼓领队”布道来了一段开场白。他详细介绍了金家的布道人世系:“他的父亲是一名布道人。他的祖父是个布道人。他的叔叔是个布道人。他的兄弟是布道人,当然,”阿博纳西指着自己喊道,“他最亲爱的朋友和另一个兄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布道人之一!”他花了半个小时回顾了金一生的荣誉和成就,仿佛要将其中的每一项都归入环卫工人大家庭的武器库。金还没有决定是否成为美国总统,阿博纳西调侃道。“但是他是那个告诉总统应该怎么做的人。”

晚上九点半左右,金微笑着来到麦克风前。此时暴风雨恰好也达到了最高潮。(此时龙卷风又杀死了五个人。十点钟的一场龙卷风拆毁了孟菲斯北部的四十辆拖车,幸而只有一人重伤,受伤原因是被飞来的电视砸中。) 他串联了几份惯用演讲稿的主题,将它们引向共同的时刻。首先,他带领听众们充满诗意地游览了历史。“如果我站在时间的起点,”并且上帝许诺他可以任意选择生活的时代,他将“放飞我的精神”,掠过摩西蹈海的古埃及,掠过先哲云集的古希腊,掠过辉煌鼎盛的古罗马——“但我不会在那里停留”——掠过群星闪耀的文艺复兴,掠过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掠过林肯签署《废奴宣言》的1863年,甚至掠过扶大厦于将倾的罗斯福新政时期——“但我依然不会在那里停留”。一连串排比过后他终于收束道:“如果您允许我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只活几年,那我就会非常高兴。”鉴于眼下“世界一塌糊涂,国家病体沉重”,这种说法看起来或许很奇怪,但是他选择首先将目光投向正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争取自由的人权革命。“我还记得曾几何时,黑人就像拉尔夫说的那样经常在不痒的地方搔痒,在没人瘙痒的时候发笑。”他笑了笑,接着说道:“但是那一天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非常认真。我们决心在上帝的世界获得我们应有的地位。”

金向孟菲斯运动的各个方面致敬,首先就是环卫工人的家庭。“我呼吁你们星期一与我们在一起。我们需要你们所有人。”他忽略了罢工阵营内部的争执,赞扬了劳森在非暴力方面的先锋事业,还在演讲当中转身要求杰西.杰克逊提醒他注意当地的策略。然后他转入另一个演讲主题,回顾了好撒玛利亚人的寓言。“如果我不停下来帮助环卫工人,他们会遭遇什么?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有机会使美国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我想再次感谢上帝,让我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

突然金的话锋再转,引出了第三个演讲主题。他复述了自己1958年在哈莱姆区的一家书店里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惊险经历。当时一位神经失常的女性刺客一刀插进了他的胸口——负责急救的医生后来告诉《纽约时报》,当时金只要打一个喷嚏,刀片就会切断他的大动脉。住院期间的金收到了来自国内外的一千八百多封慰问信,其中包括时任总统肯尼迪与副总统约翰逊发来的电文。但是这么多年以来金始终无法忘怀的却是一位九年级白人小姑娘的来信:“‘亲爱的金博士……我听说当时你只要打一个喷嚏就会死。我写信只是想告诉你,我真高兴你当时没打喷嚏。’”在台下的一阵轻笑声中,金接着说道:“我想说的是,我也很高兴我当时没打喷嚏。因为如果当时我打了个喷嚏,就见不到1960年,那时南方各地的学生开始在午餐柜台前静坐示威。我知道当他们坐下来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为了美国梦当中最美好的许诺挺身而出,为了将整个国家带回伟大的民主之井……如果当时我打了个喷嚏,就见不到1961年,那时我们决定开展自由乘车运动……如果当时我打了个喷嚏,就见不到1962年,那时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的黑人决定挺直脊梁……”他那铿锵有力的语调伴随着狂热的情感一步步攀升,将自己死里逃生之后的生平当成了重温民权运动的戏剧性主线。他在接近尾声时带上了哭腔:“如果当时我打了个喷嚏,我根本没机会前往塞尔玛!”

在金身后,其他几位经验丰富的布道人都感到一阵焦虑,担心金的演讲无法平稳落地。他现在正在激情演绎的演讲词并不适合用来收场。在他以前的演讲当中,“打喷嚏”这部分总是出现得比较早,风格没那么正式,内容也很单薄。金依然在布道坛上口若悬河,然后轻描淡写地将情绪降了一档:“之前他们告诉我——当然现在这些事已经无所谓了,真的无所谓了。我今天早上离开亚特兰大的时候……”他语气轻快地地讲述了航班飞行员告知乘客们飞机遭受炸弹搜查的事情。“然后我来到了孟菲斯,”金皱起眉头接着说道,“有些人开始说什么威胁——或者说关于威胁的言论——已经近在眼前,我们有些病态的白人兄弟打算这样那样地对付我。我并不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我们的前方肯定还会有很多困难的日子,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这都无所谓了——”

金停顿了一下,用颤抖的声音宣布:“——因为我已经登上了山巅。”欢呼声和掌声随即爆发,一些人不由自主地陡然起立,另一些人则像唱诗班一样慢慢站起身来。“我已经无所谓了,”金在第二波和第三波回应下拖长了声音。“像任何人一样,我也想活得长寿——长寿还是很有好处的。”整个教堂突然安静下来,只听得窗外雷声隆隆,屋顶雨声簌簌。“但是我现在已经无所谓了,我只想履行上帝的意旨。”人群中传来一声低沉的喝彩。“祂允许我登上了山巅,”金高声疾呼道,字字句句的力度愈发加强。“我已经看到了山的那一边,我已经看——到了应许之地。”他在“看到”一词上加重语气并且拖了半天长腔,然后犹豫了一下并且迅速落在了“应许之地”上,仿佛发现了一个朋友。他盯着麦克风,目光炯炯有神,还带着一丝微笑。“我可能没办法与你们一起抵达那里,”他喊道,“但是今晚我想让你们知道,【“是的!”】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必将抵达应许之地!”他的眼神盯住半空,似乎注意不到台下的掌声与欢呼,而其他布道人们则从背后向他靠拢。“所以我今晚很高兴!”金的语速越来越快。“任何事我都不担心!任何人我都不害怕!我双眼已经看到我主降临的荣耀!”话说至此他戛然而止,几乎有些头重脚轻地走下了布道坛,阿博纳西立刻迎上前去给了他一个热烈的拥抱。同工们搀扶着双腿发软的金坐到了椅子上,其中有些人早已泪流满面。喧嚣欢腾的声浪在梅森圣殿经久不息。

金瘫坐在椅子上,汗水早已浸透了浑身衣衫。朋友们围拢过来,为他刚才那段一百多个词的恢弘收尾献上了祝贺与惊叹。他们说他超越了死亡,同时抓住了自由,同时向前向后审视了两者。他们比较了金的演讲与圣经当中摩西故事的细节:上帝允许摩西从尼波山顶上眺望约旦河对岸的迦南,但是摩西却注定无缘与以色列子民一起步入这片应许之地。因为此前的过错,他注定要死在迦南边境之外。金一边与各位同工谈话一边逐渐恢复了活力,并且热切地与环卫工人们打招呼,迟迟不愿离去。自从清晨的机场炸弹搜查以来,他已经度过了似乎望不到头的漫长一天。但是接下来他却以炽热的精力哼着歌曲,与阿博纳西和伯纳德.李一起消失在城里,度过了一个同样漫长的夜晚,直到4月4日凌晨四点多才乘坐出租车回到洛林汽车旅馆。一个惊喜正在旅馆里等待着金:他看到旅馆门前停着一辆挂有肯塔基州车牌的汽车,车灯还亮着。“参议员在哪里?”他嗓音洪亮地欢迎了自己的情妇乔金娜.戴维斯,她刚刚作为肯塔基州参议院唯一的黑人成员兼女性成员完成了她的第一次立法会议。这次她带着闺蜜一起来孟菲斯度假——这位闺蜜也是是金的弟弟A.D.的情妇。此前她们说服A.D.金从路易斯维尔飞到佛罗里达,然后开车带上她们穿过阿拉巴马州,穿过密西西比州的风暴,进入了田纳西州。三人抵达梅森圣殿时已经太晚了,于是又来到洛林旅馆等着金回来。兄弟俩首先谈了谈家务事与孟菲斯的危机,然后金召开了一次简短的员工早会,指派安德鲁.杨作为他的指定证人前往联邦法庭。接下来金跟随戴维斯来到她的201房间度过了这个夜晚的短暂剩余部分,直到此时他才倒下来小睡了片刻。

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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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纳西州西区一座拥挤的美国法院里,勒布市长看着他的律师为禁令辩护,该禁令将领导大会排除在了孟菲斯市中心的任何游行活动之外。消防和警察联合部门的主任弗兰克.霍洛曼(Frank Holloman)作证说,假如领导大会卷入罢工,孟菲斯市与金都不会安全:“目前孟菲斯的白人公民发给我的信和电话非常激动。昨天晚上还有一家体育用品商店的枪支和弹药被盗。”霍洛曼列举了许多威胁,认为金如果留在孟菲斯肯定活不成。他还列举了罢工游行将会危及他所负责的五十万市民的十四个理由:“第一,我相信马丁.路德.金博士、他的领导人或者其他人无法控制在这个城市或其他地方举行的如此大规模的游行……”贝利.布朗法官(Bailey Brown)认为,霍洛曼有资格提供专家意见,因为他曾经在联邦调查局担任首席检察官。但是法官又尖锐地要求他提供证据证明净增的暴力的确源自金对于这场合乎宪法的示威造成的影响。“我宁愿由当地人领导游行,”霍洛曼的一名下属回答说。

回到洛林汽车旅馆,芝加哥律师昌西.埃斯克里奇在星期四上午十一点左右来到306房间报到。金吩咐道:“昌西,先把行李放我这儿,然后马上去法庭。”他催促埃斯克里奇快去支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们,向法庭阐述自己在塞尔玛游行期间精心设计的立场:既要主张抗议的权利,又要接受合理条件以便促进安全与非暴力。埃斯克里奇前脚刚走,查尔斯.卡贝奇与其他三名入侵者就闯入了金的下一场员工会议,宣布要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态。他们要求对领导大会对入侵者的预算作出具体承诺。另一方面,他们表示愿意接受战术性非暴力原则以及接纳金的员工在入侵者当中担任临时职位,但是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希望入侵者的“战术性暴力”学说在领导大会也能得到同等尊重。金以自己的方式坚决拒绝了这项要求:“我不和兄弟们谈判。”既然身为兄弟,那就应该本着良心相互帮助,不该讨价还价。四位入侵者走后,金把矛头指向了何西阿.威廉姆斯,认为他受到了入侵者的蒙蔽。金表示威廉姆斯确实应当与入侵者求同存异,但是决不能损害领导大会员工的非暴力核心原则。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冲着威廉姆斯抛出了一篇布道词一般的批评,堪比比尔.卢瑟福在华盛顿遭受的责骂。威廉姆斯离开时愤愤不平,他认为明明是金流露出了自相矛盾的用意;而且与其向自己发火,金其实更应该去训斥贝弗尔与詹姆斯.奥兰治,因为这俩人干脆跟着其他入侵者一起开车兜风去了。

阿博纳西派人到汽车旅馆的厨房买了两份炸密西西比河鲶鱼,金派遣了一部分员工回到亚特兰大,他还派伯纳德.拉法耶特前往华盛顿参加星期五在“反贫困运动”全国总部举行的开幕新闻发布会。与其因为孟菲斯而推迟开幕活动,金认为还不如让拉法耶特代替自己出面。他们讨论了拉法耶特在发布会上应该说什么。金还指示拉法耶特先不要退掉洛林酒店的房间,因为他需要在周末赶回来帮助培训游行风纪纠察员:“在下一场运动当中,我们必须将非暴力制度化,并将其推向国际。”拉法耶特不相信地眨了眨眼睛。他还没有来得及询问金为何如此乐观,为什么不担心孟菲斯和华盛顿的艰难险阻,金就微笑着转身回到了房间里。阿博纳西正在房间里与汽车旅馆的女服务员艰难交涉。她不断地送来两份错误配菜,但是作为主菜的炸鱼却仅仅送来了一盘。金对此倒是毫不在乎,他乐呵呵地决定与阿博纳西分着吃送来的这一盘鲶鱼。旅馆的老板娘洛琳.贝利(Lorene Bailey)很看重金这位客人,因此这次服务失误令她颇为烦恼。

在下午的庭审当中,代表孟菲斯市政当局的律师质问詹姆斯.劳森,鉴于他一周前作为总指挥未能在游行中维持和平,任何关于非暴力的未来保证究竟是否可信:“你是否想告诉法庭,除非进行游行,否则就一定会发生暴力?人们也一定会违反法律去抢劫、放火、投掷燃烧瓶,等等?” 劳森与律师们据理力争,认为避免暴乱的最好办法是针对不公正现象进行创造性抗议。在交叉质证环节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环卫工人罢工究竟有没有道理,毕竟环卫工人的年薪足有三千七百美元,相当于孟菲斯黑人平均家庭收入的两倍。劳森愤怒地回敬道,且不说该不该拿着孟菲斯黑人的普遍贫困来安慰环卫工人,就算只看这笔年薪本身也依然非常微薄,以至于环卫工人全都有资格申请食品福利券。布朗法官插话问辩方是否愿意接受不再使用棍状物支持标语牌的限制,对此劳森满口答应了下来,而且还在证人席上对于上次的失误表示遗憾。“今后的任何游行都不会出现棍棒或者任何其他潜在的武器。这种标语牌居然会出现在游行现场,这一点本身就是极大的错误。”

在306房间这边,阿博纳西吃完鲶鱼后不久就睡了过去。可是金打完一系列业务电话后仍然坐立不安,于是下楼去找弟弟以及201室的两位肯塔基州女士聊天。四人聊了一阵路易斯维尔的政治和八卦。A.D.担心到哪里才能熨裤子。金承认自己非常焦虑,因为他可能不得不在下周一违抗联邦禁令而不是州禁令,这样做恐怕将会玷污罢工运动通过遵守国家契约获得认证的首要希望。他还断断续续地抱怨说一整天都没有听到安德鲁.杨汇报自己在法庭上的表现。为了放松一下心情,他和A.D.给亚特兰大的金妈妈打去了电话。兄弟俩与母亲交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一开始还玩心颇重地伪装成彼此的声音与母亲通话,听到她讲述与金老爹一起生活的家长里短时常常笑得前仰后合。然后金老爹也接了电话。通话结束后,兄弟二人高兴地回顾了一番刚才的通话内容,认为父亲这些日子以来也开始与时俱进了,尽管他每周依然仅仅舍得付给女佣二十五美元,而且就这点钱依然让他感到肉痛。金打电话叫醒了楼上的阿博纳西,向他复述了刚才振奋情绪的家庭通话内容:“当A.D.和我在一起时,她总是很高兴。她平时没有多少机会和我们俩一起说话。”

金提醒阿博纳西,比利.凯尔斯安排了他们俩在五点钟提前吃晚饭,然后再去参加当晚的弥撒大会。当然他们会晚一些才到,因为现在又来了额外的客人,例如埃斯克里奇与肯塔基的女士们。但是金声称他最担心的还是菜单。他想确保他们能吃到一顿扎实的油炸大餐,而不是娇滴滴不顶饿的芦笋青菜。“你给她打电话再核实一下,”金带着笑意连声催促阿博纳西,直到这位气急败坏的副手给凯尔斯家打电话。家里的女主人格温.凯尔斯(Gwen Kyles)表示饭菜量大管饱,不过晚餐开饭时间是六点而不是五点(透露了实际开饭时间的格温无意当中泄露了她丈夫对付金的迟到习惯的手段)。至于金最关心的菜单问题,她迟疑地提到了几道菜,然后才听出来阿博纳西正在向金复述每一道菜品,于是兴奋的情绪终于在她家里发散开来——烤牛肉、牛羊杂碎、鸡腿、猪排、颈骨、炸鸡与火腿等肉类,加上六种沙拉,包括凉拌芜菁缨子与蜜饯红薯,主食包括蛋卷、玉米面包、玉米松饼、饼干和玉米贴饼,至于各种甜食更不必说。格温从她的教会招募了最好的厨师,还有许多女佣、受宠的女儿以及穿着最漂亮衣服的女主人都来帮忙,为大家准备了一场盛宴。(“她们真的为那顿晚餐下了大力气,”事后她回忆道。)阿博纳西在转述菜单的时候还特意添油加醋地渲染了一通,使得金非常满意。不过A.D.表示自己更喜欢独自留在汽车旅馆吃晚餐。他经常回避与他那举世闻名的兄长一起出席社交活动,同时也不愿因为自己酗酒恶习让兄长难堪。

下午三点钟左右,安德鲁.杨作为联邦听证会的最后一位主要证人走上法庭,经受了关于“所谓的非暴力学说”的严厉诘问。在孟菲斯市政当局的律师看来,非暴力无非是一则疯狂的神话。“现在我们要把非暴力学派与所谓的消极学派区分开来吗?”一位律师问道。他想知道温顺的概念如何匹配好战的话语。杨设法抵挡了一则关于非暴力运动在1963年如何“困扰”伯明翰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当时的手段包括每天前往市政厅游行,大约坚持了四十五天,再就是举行祈祷会。”他承认自己从未见过金因为难以维持非暴力纪律与精神而如此沮丧:“我认为历史表明,美国的大多数种族暴乱都发生在战时或者战后,当时整个国家都在适应暴力。”市政当局的律师又问他,为什么罗伊.威尔金斯等知名黑人认为金不能控制示威活动。杨很不屑地回答说,因为有色人种协进会“几乎没有组织大规模行动的历史……而且我认为威尔金斯先生非常像我的父亲。”

闻听此言,盘问律师自以为抓住了破绽,随即要求杨解释一下这句回答对于自己父亲的隐含批评。杨直截了当地回答道,他的父亲是新奥尔良建制派黑人群体当中的舒适一员,并不觉得一千三百名吃不饱的垃圾工的困境是什么火烧眉毛的要紧事。然后他平复了一下情绪,继续补充说道,社会变革的需要既迫切又真实:“我想提醒你们,除了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人认为这种变革应该以非暴力的方式实现。在世界其他地方,在劳工界,甚至在我们自己的政府的大多数领域,都没有非暴力的传统。”话说至此,杨的话锋变得愈发犀利起来。“当然,当年美国人感到遭受英国压迫时,他们并没有倚靠非暴力来申诉冤情。所以我说,我们可能是美国社会当中唯一一批非暴力的既得利益者,而且我们打算发扬非暴力的效力,我们不会让非暴力承受任何不必要的风险,因为这会殃及金博士为自己塑造的人生道路。”

盘问律师木然地挨过了杨的滔滔不绝。“你说完了吗?”他问。

“是的,先生,”杨说。

下午四点钟,一场颇为乌龙的情报危机导致雷迪特侦探被调离了2号消防站的监视岗位。他的上级在市中心与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派来的一名来访调查员讨论了针对雷迪特的威胁,后者的任务是查看孟菲斯的危险是否可以证明联邦有理由采取行动遏制金的华盛顿运动。这位调查员感叹他刚刚消息称有人密谋在孟菲斯杀害一名黑人警员。事实上,正如此人很快在档案当中发现的那样,所谓的袭警阴谋针对得是诺克斯维尔而不是孟菲斯,源自密西西比州某线人的不可靠消息。尽管如此,黑人社区内展开双重阴谋的前景往往会致使敌视民权的情报人员过度兴奋。接下来,一份似是而非的“杀人合同”宛如坐着火箭一般层层飞速上报,来到了刚从联邦法庭赶回来的消防与警察局长霍洛曼面前,吓得他赶紧命令一名警察以假名将雷迪特及其家人藏进一家汽车旅馆。雷迪特的搭档威利.里奇蒙德警官(Willie Richmond)独自接管了监视岗位。有一两个消防员过来使用储物柜和自动售货机,他还邀请他们通过望远镜偷看了两眼。

同样在四点钟,一名逃犯在主街的约克武器公司买了一副布什内尔望远镜,该公司是3月28日橱窗被砸的企业之一。然后他开车返回自己的藏身处,利用类似雷迪特前一天使用的方法搭建了一个正对着洛林旅馆的监视哨。这名犯人从亚特兰大开车过来——当地报纸提到金要去孟菲斯游行——并且在昨晚深夜赶到了孟菲斯。这一天他大概能通过头版头条新闻得知金住在洛林酒店,也许还听到了广播报道提到的306房间。他找到这家汽车旅馆并且研究了一番。一小时前他在2号消防站隔壁的贝西.布鲁尔旅馆以每周八点五美元的价格租了一个房间。他随身带着七倍放大的博士能望远镜,可以读出七十码外汽车旅馆门上的房间号码。他还带了一支同样放大倍数的雷菲尔德瞄准镜,能让洛林旅馆门前的人影看起来只有三十英尺远。瞄准镜安装在一杆30.06毫米雷明顿猎兽枪上,这杆枪发射150格令弹头,射到洛林旅馆阳台时的高度损失不到0.01英寸,2370磅的击倒力足以撂倒一头犀牛。然而隔壁一栋遮挡建筑物的奇怪角度意味着这位罪犯必须半身靠在窗外才能发射长枪。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必须等待,直到他能从自己的房间里看到金,然后立刻带着步枪跑到走廊上的公共浴室——当然,浴室里还不能有旁人——并且希望金在阳台上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以便能从浴缸上方的后窗获得清晰的射界。

大约五点,安德鲁.杨从法庭回到洛林旅馆,发现乔金娜.戴维斯的201房间正在进行会议。金摆出一幅怒气冲冲的样子迎接了他,一把将他按倒在两张床之间。阿博纳西、何西阿.威廉姆斯、伯纳德.李以及A.D.金随即一拥而上,不要钱似的将杨浑身胳肢了个遍,因为他一整天都没有向“我们的领袖”通报情况。奋起反击的杨也逮着谁就胳肢谁,场面很快就演变成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枕头大战。金有时特意挑出A.D.单挑,就像小时候那样。歇斯底里的情绪发泄一空之后,杨表示他认为听证会进行得相当顺利。汽车旅馆的电视从关注昨晚龙卷风的当地新闻(“昨晚在中南地区……有多人死亡与财产损失”)转到了国家级电视台,这时昌西.埃斯克里奇也结束了与布朗法官的律师会议,赶回了旅馆。金开玩笑说他尊敬的律师甚至比电视名嘴沃尔特.克朗凯特更可靠。埃斯克里奇告诉金,布朗法官将允许领导大会在金与劳森希望看到的限制下领导下周一的游行:预先规定路线,严禁携带武器,游行队列必须收窄,为法警在侧翼流出充分空间来阻止围观者。这则宽慰人心的消息促使众人下定决心在本周末做好筹备工作。杨声称罢工游行终于得到了肯定。金看了一部分全国新闻,看到约翰逊总统在纽约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出席了特伦斯.库克枢机主教的就职典礼,当总统走进教堂时得到了罕见的起立鼓掌欢迎。金表示大家都应该准备好吃晚饭。里士满警官在五点四十分通过望远镜注意到他和阿博纳西一起轻快地走到了楼上的306房间。

在穿衣服的时候,阿博纳西怯生生地向金透露,他不能与金一起前往华盛顿参加反贫困运动的造势游说,因为4月29日这个新的开始日期与他在亚特兰大预定要主持的春季复兴活动相冲突。金表示这可不行。他告诉阿博纳西,反贫困运动在华盛顿的发起地点是西亨特街浸信会,这是一个规模壮大的教会。当年要不是金老爹邀请他去以便以谢,他兴许就去华盛顿了。而且阿博纳西的执事们也肯定会明白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也就是复兴整个国家的灵魂。阿博纳西的态度有所软化,但是并未松口,直到金答应帮他找一位足够分量的同工来代替他主持亚特兰大这边的事务。金给新奥尔良的一位复兴教士打去电话,展开了外人全然听不懂的讨价还价,期间金和阿博纳西还使用了他们在私下里为对方保留的鲜为人知的代号——金是米迦勒,阿博纳西是大卫——两人谈得性起,忽略了外面的骚动。在楼上,何西阿.威廉姆斯大声地将最后一批入侵者赶出了领导大会在谈判期间为他们提供的两个房间,因为他生气地发现两个房间里总共挤进了十五个人。在楼下,杰西.杰克逊排练了一段“面包篮行动”合奏,还有些围观者也挤进房间唱起了赞美诗,例如《莫向诱惑屈服》(Yield Not to Temptation)以及《万幸困苦不久长》(I’m So Glad Trouble Don’t Last Always)。

比利.凯尔斯牧师离开杰克逊的歌会,敲了敲306的房门,催促金赶紧走。阿博纳西将凯尔的到来当成了解决困局的信号。他问凯尔斯:“要不然你来帮我主持一下复兴活动怎么样?”凯尔斯巧妙地回避了这项邀请,表示自己大概已经被安排到了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金也加入打趣凯尔斯搞不清两份邀请孰轻孰重:“任何人都宁愿来亚特兰大也不愿去哥伦布。”接下来他换上了更加严肃的语气,想知道孟菲斯教会如何在环卫工人身后实现了如此团结,毕竟环卫工人并不算是特别有声望的教会成员。不过阿博纳西很快又在饭菜问题上重新开起了玩笑:“比利,你可别愚弄我。”他警告说,如果他大老远跑到凯尔斯家却只能吃道瘦巴巴的T骨牛排或菲力牛排,那么“我非得给你打个不及格。”金也不寒而栗地回想起了自己在亚特兰大某位同工家里做客的经历。此人买了一栋极大的房子,但是待客却很小气,仅仅为金摆上了冷带骨火腿、冷土豆、冷面包和酷爱汽水。阿博纳西补充道那顿饭的汽水甚至都不甜。

“所以说,比利,”金说。“如果你买得起这么大的新房子,却喂不饱我们,我就要让全国的人都知道。”

凯尔斯很有信心地反驳道,今晚的饭菜绝对丰盛,就怕金的腰围装不下。

“反正你老婆不会做饭,”金调侃道。“她太漂亮了。” 接下来他发表了一番大男子主义的宏论,论证了姿色平庸的妻子有什么好处。阿博纳西则从另一个角度恭维了格温.凯尔斯的美貌。他带着调侃的笑容退回卫生间,声称需要往身上洒一点阿拉米斯古龙水,只为她一人。

金走在凯尔斯的前面。从外面的扶手上看下去,停车场里一片热闹的景象。警方卧底马雷尔.麦卡洛几乎把车停在正下方,他和詹姆斯.奥兰治、詹姆斯.贝弗尔一起从购买工作服的地方回来。奥兰治在麦卡洛的蓝色小大众汽车上展开了他那健硕的身躯,与贝弗尔扭打在一起,安德鲁.杨见状往前凑了几步,在旁边一招一式地给贝弗尔支招。金从楼上招呼奥兰治手下留情,毕竟他的身材顶得上两个贝弗尔。麦卡洛和奥兰治走回去与两个女大学生交谈,她们的车就停在他们后面。杰西.杰克逊从排练室里走出来,这提醒了金要延长两人之间的和睦关系,于是他喊道:“杰西,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吃饭。”

凯尔斯在下阳台的路上听到了金的话。他告诉金不要担心,因为他已经邀请了杰克逊一起来吃饭。阿博纳西在306室喊话,让金跟杰克逊说好,别把面包篮乐队的全体人员都带来。昌西.埃斯克里奇则告诉杰克逊,晚餐之前他应该换掉高领毛衣,再扎一条领带。杰克逊叫来了金:“博士,你还记得本.布兰奇(Ben Branch)吗?”此人是面包篮乐队的首席萨克斯手和歌曲负责人,也是孟菲斯本地人。

“哦,是的,他水平真不错,”金说。“你好吗,本?”布兰奇挥了挥手。金回想起了布兰奇在芝加哥的招牌曲目:“本,今晚的集会上一定要来一段《亲爱主牵我手》,吹得漂亮点。”

“没问题,博士,你瞧好吧。”

电话响了起来。电话那头是志愿司机所罗门.琼斯(Solomon Jones),想要叮嘱金夜里清冷,别忘了带上大衣。没有人接电话。阳台上的些许光阴陡然显现出了致命的本相。人们正在合唱一首关于庇护的福音歌曲,但是最后几个词却悬在了半空。金驻足停留了片刻,然后他在这人世间的羁旅就步入了一片空白。

家园 尾声

警方的卧底探员马雷尔.麦卡洛首先冲到受害者身边,拿起一条清洁车上的毛巾,想要堵住下巴上的巨大流血伤口。金的领带结被吹到了阳台上。疯狂的求救电话毫无结果,因为洛琳.贝利一直奇怪地拍打着自己的头并且喃喃自语,而不是去操作汽车旅馆的总机,嘴里反复念叨着:“有人打了那辆白色的老卡车。”她也被送去了医院,医生诊断她遭受了致命的脑溢血。A.D.金在警笛声中失魂落魄,其他人将他送到了凯尔斯家,这家人原本准备好的宴席摆满了一桌子却无人品尝。“他们终于把我哥害死了,”A.D.空洞地说道。格温.凯尔斯认为黑人是“为真理而生”,被迫在白人世界当中面对艰难的现实。她支持建立了孟菲斯寻找意义委员会,这是一项跨越种族界限的显著公民承诺,旨在为这场震惊世界的当地悲剧收集每一片可能增进理解的记忆或者事实碎片。

委员会的志愿者们甚至设法获得了通常被当地电视台丢弃的未使用新闻录像。在圣约瑟夫医院急诊室外拍摄的片段中,一位年轻的记者没能从精神紧张的拉尔夫.阿博纳西那里得到任何关于犯罪现场或者金如何被宣布死亡的回应。但是他随口提出的一个关于金的个人历史的问题却打开了阿博纳西的话匣子,让他陷入了对于1954年1月一个寒冷早晨的遐想。在那个早晨,即将与他成为挚友的金在布道坛传奇人物弗农.约翰斯的陪伴下来到了他位于蒙哥马利的牧师办公室。阿博纳西开始大谈特谈约翰斯这位暴躁的天才,尽管记者迫切要求他评论一下华盛顿的抢劫与芝加哥的纵火,他却充耳不闻。一百一十个美国城市爆发了骚乱。亚特兰大举行了规格相当于国葬的葬礼,棺材车由骡子拉着。葬礼过后第二天,悔恨的国会通过了住房交易反歧视法案。在约翰逊总统的命令下,联邦调解员解决了孟菲斯的罢工。环卫工人得到了每小时10美分的加薪与组织工会的权利,勒布市长则宣称是市议会不顾他的反对强行批准了环卫工会的建立,企图借助这套说辞保住一点颜面。亚特兰大的遗嘱检验法庭确定金死时没有留下遗嘱,身后留下的净资产不到六千美元——他的遗产中最大的一笔资产是古怪的诗人兼散文家多萝西.帕克遗赠给他的12351.36美元,而且这笔遗赠还颇有争议。

1970年,阿拉巴马州的选民推选了朗德斯县自由组织的三名创始成员担任全县职务,该组织当时已与全州的民主党合并为一体。新任警长约翰.胡莱特连续服务了二十二年,在2001年退休前连续当选了三届县遗嘱检验法官。朗德斯县仍然是显而易见的贫困县,部分原因在于缺乏更广大的视野,但是种族恐怖的高压气氛早已从海尼维尔的法院里荡然无存了。

1972年12月12日,前总统林登.约翰逊缓缓走进了LBJ图书馆的捐赠仪式现场,在民权时代留存下来的名人当中——包括罗伊.威尔金斯、克拉伦斯.米切尔、惠特尼.杨和瑟古德.马歇尔大法官——激起了一片惊讶的涟漪。老迈虚弱的前总统起身赞扬了前一位演讲人,佐治亚州众议员朱利安.邦德——“我对他不太了解,但非常钦佩”——然后又谈到了为什么关于平等权利的总统文件对他来说在政府本质这一方面具有“最深刻的意义”。接下来他警告各位听众切忌自满,否则他们后代还要经历暴风雨。演讲结束后,气喘吁吁的前总统一边大口吃着降压药一边找来了惊魂未定的邦德。约翰逊对于邦德在自由问题上的独立信念给予了私下鼓励与衷心感谢,不过同时也忽略了邦德针对越战的明显异议。越战在约翰逊总统任期结束四年多之后仍在肆虐。六天后,尼克松总统下令向河内与海防投放三万六千吨炸弹。这一轮“圣诞轰炸”杀死了大约两千一百九十六名北越平民,代价是二十六架飞机与九十三名机组成员。至于这场轰炸的真正目的则是迫使南越盟友假装美军的撤退是一场胜利转进。约翰逊于一个月之后去世,就在1973年1月27日越南解决方案正式签署前夕。

1974年7月,宝莉.默里律师颤抖着跪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倡导者教堂里,接受新晋牧师、七十九岁的化学家兼高空气球飞行先驱珍妮特.皮卡德(Jeannette Piccard)的祝圣。一名男牧师在背景当中喊道,女性神职人员是针对基督和平的严重罪过:“上帝此时此刻作为父亲和法官看到你们试图把石头变成面包。”圣公会主教院很快通过紧急法令宣布皮卡德的特立独行团体的圣职任命“无效”。默里本人在只有男性神职人员的神圣动荡当中坚持完成了神学院教育。1977年1月8日,在华盛顿大教堂的仪式上,她成为圣公会官方认可的第一批女牧师当中唯一的黑人先锋。此时距离她与查尔斯.摩根在朗德斯县打官司已经过去了十年,他们的诉讼为许多州的女性赢得了参加陪审团的权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教会斗争恰好赶上了冷战时期针对腐败政府秘密的特别调查——政治操纵、暗杀阴谋、间谍游戏以及高官的小规模暴政。1969年穆罕默德.阿里拒绝征兵审判期间抖落出来的联邦调查局窃听内幕压制住了针对金的婚外情指控。金遇害之后,调查局马上投入了侦破工作。日后针对案件调查的全面审查表明,联邦调查局探员有能力履行纪律严明的公共职责,但是同时也会做出一系列令人麻木的违反宪政行径,包括滥用窃听器、私仇报复以及各种犯罪。几天之内探员们就追踪到了与刺杀步枪一起被遗弃的T恤衫上的标记,顺藤摸瓜地找到了洛杉矶的家庭服务洗衣店;同时他们还在亚特兰大找到了疑似逃跑车辆,根据车上的服务贴纸也追踪到了洛杉矶的某个住址,登记在这个住址下的假名与T恤衫上是同一个。邻居们都记得这位住客,此人性情孤僻,上过调酒师学校。出售凶器的伯明翰店员在一张毕业照片中认出了此人。凶器上的指纹牵连出了逃犯詹姆斯.厄尔.雷的匹配照片。行凶之后两个月里,此人一直依靠笨拙的抢劫以及在街头精明地获取假身份来逃避追捕。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的政治部门则厚颜无耻地向约翰逊总统暗示,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或者拉普.布朗指使人杀害了金。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更是栽赃说金在洛杉矶的情妇的家人安排了这次谋杀——甚至安排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与这对夫妇对质。

刺杀发生后不久,悲痛欲绝的斯坦利.利维森抱怨说,大多数美国人已经扭曲了“将要保护他们免遭黑人怒火的石膏圣徒塑像”的损失。骄傲与恐惧从各方面颠覆了金的遗产。詹姆斯.贝弗尔无视生命的脆弱,迅速宣布詹姆斯.厄尔.雷只是一个小卒子,因为“一个身价十美分的白人小子不可能制定计划来杀死价值百万的黑人”。1978年,雷在狱中举行了一场阴森的婚礼。詹姆斯.劳森主持了婚礼,贝弗尔担当了见证人。这场婚姻并未持续多久,女方是一位法庭素描师。贝弗尔与劳森的这样做的动机与其说是宽恕,倒不如说是为了借此断言某些比雷更巨大的邪恶必须为所有痛苦负责。此外阴谋论的暗流还吞没了民权运动当中的许多伤亡。丹尼斯.斯威尼在密西西比州的示威活动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1980年,他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谋杀了他的导师阿拉德.洛文斯坦,随后被送入精神病院。拉普.布朗成为了穆斯林教派领袖,更名为贾马尔.阿明。后来他莫名其妙地谋杀了一名治安副官,被判处终身监禁。1997年,德克斯特.金公开宣称詹姆斯.厄尔.雷在其父亲的谋杀案当中是一名无辜者——“在某种奇特的层面上,我们都是受害者。”他引用了基于基督教教条的奇妙理论,认为真正的罪责应当归于联邦政府。

与民权阵营互成镜像的是,许多民权运动的批评者同样不信任政府。他们基于这份不信任创造了政治历史。1983年,罗纳德.里根总统宣布,他相信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档案总有一天能够确定金究竟是忠诚的美国人还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但是既然他们似乎一心想要把它(金的生日)变成一个全国性的节日,那么我相信这一天的象征意义足够重要。当提案摆上我的办公桌时,我将签署这项立法。”里根的阳光性格缓和了他的政治纲领,即政府是坏的——事实一再证明了政府的专制、无能与浪费——至少在涉及民权时代的斗争目标时确实如此。里根的理念成为了美国政治当中的主导思想,历史的周期性调整将爱国主义语言的重点从公民身份转移到了服从命令,从而压缩了公共空间。

一个悖论至今依然存在。尽管自拿破仑以来的两个世纪当中越发致命的“整体战争”表明,暴力在现代世界维持治理的力量一直在愈发减弱,但是在此期间的主流治国之术依然惯于将刺探与强力当做杠杆。就连军事领导人也经常强调战争的政治局限性,但是政治却迟迟没有认识到非暴力的显著影响。于是学生们涌上1987年的韩国街头,迫使独裁者认可了选举的永久结构;于是1989年的码头工人罢工以及在柏林墙残垣边上高唱“我们必胜”的天鹅绒革命促成了苏联的突然解体,政治专家们事先毫无预警,世人恐惧了几十年的核武危机也并未出现;于是同样在这一年,【】;于是在接下来的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结束了二十七年的牢狱生涯,现身在了开普敦的阳台上。他并未采用灭世复仇来摧毁种族隔离制度的铁腕统治,而是呼吁充满希望的认同:“在一个统一、民主、非种族化的南非,在共同的选民名册上进行普选,是实现和平与种族和谐的唯一途径。”

就像美国的开国元勋一样,那些为民权而游行的人们将权力拉低到了每一位个人的层次。他们将深切的希望寄托于胸怀简单理想的普通人们建立公民权纽带的能力——“我们作为人民”——以及由公共信任支持平衡自治的强健设计。他们把自由作为美国在这个严酷世界安身立命所需要的唯一故事。金经常引用废奴主义者西奥多.帕克的话:“道德世界的弧线很长,但是终归会向正义弯曲。”他的演说在非暴力的共同基础上挖掘了平等灵魂与平等选票的双重教义。正义完善了历史,直到它的火焰暂时黯淡下来。

金本人坚持非暴力,以至于他在厌倦了牺牲的同事们中间几乎孤立无援。到最后,他抵制了暴力、愤世嫉俗和部落心态的煽动。他抓住了看得见与看不见的自由,扎根于普世的信仰,维持着爱国主义,为所有人照亮了他的国家的遗产。这笔宝藏正是金时代的美国留下的持久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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