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十一”学习成果汇报 -- 给我打钱87405

这个“十一”除了吃喝拉撒，就是看书，读的是中共党史，有一些收获——也可能是谬见——现来献丑。

我以为，陈独秀是毫无疑问的“右派”，软弱，在生死存亡关头掉链子，在决战时刻心存幻想，所以才让蒋介石窃取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当时的共产国际也是“右派”。

可能会有人说，你这么说是视陈独秀的巨大贡献于不顾，搞全盘否定。我认为这么看问题的人，显然没有弄清楚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一个人，不论他是什么性格，什么路数，当他服务于一个组织时，一般而言，他必然会有所贡献，但是，如果此人身上带有一种深刻的错误，而这个组织又一直受他的领导，那么该组织恐怕最后只有覆灭的命运。陈独秀对于中国共产党之发展所做的贡献，简单说，就是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这种革命与孙中山搞的民族独立革命是不一样的，其理论依据是科学社会主义。换言之，陈独秀只擅长搞宣传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草创期确实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然而他仍然只适合当宣传部长，并且他这个宣传部长还得接受更高领导的指导才把握好大方向。只举一个证据。“4.12”反革命政变之后不到半个月，中共就在1927年4月底召开了“五大”，陈独秀在会上花了6个小时做了一个报告，《政治与组织的报告》。这显然是有意在回避此时最为急迫的问题，即接下来怎么办，是继续北伐，还是东进讨蒋？然而在生死存亡之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派”居然在高谈阔论。这是不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呢？并不匪夷所思，右派之所以 右派，就是往往到了最要紧的关头时他会掉链子，或顾左右而言他，或心存侥幸，而不敢去直面“残酷的现实”。蒋介石窃权并非是突发事件，而是一早就露出了狐狸尾巴，早在北伐之前，他就亲自炮制了“中山舰事件”，用泼脏水的方式黑化共产党，接着又用“清党”的名义一步步将大权揽入怀中。并且显而易见的是，蒋介石把“右派”的心理摸得很透，所以他每有一次行动，就受到一次批评，而每受到一次批评，他就摆出一副“我错了我一定改”的架式用以迷惑人心——骗子和受骗者总是“一对组合”。正因为如此，陈独秀才会在“4.12”反革命政变之后，仍然在“五大”上高调大谈革命理论，避实就虚。

假设，如果历史能够假设，陈独秀是识大局、明大义的，那么他早就该寻找合适的接班人，这是因为随着共产党的不断成长，夺取革命领导权这一问题必然越来越核心化。那么陈独秀是否清楚自己干 不了接下来的活呢？陈独秀到底有没有去寻找合适的接班人呢？这不是我要讨论的重点。我想说的是，该如何看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

我以为有如下几条是需要我们 注意的：

一、十之八九会出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是因为萧何只能完成某个阶段的任务，但一旦让他长期工作下去，就必定会造成重大损失。

二、“账房先生”是要不得的，诸如陈独秀功大于过或者功过相抵之类的观念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将一个组织视为一个人，那么这个人能够活下去，一直活下去，他必定需要一种高贵的品质，那就是知错、认错、改错。

三、事后的批评并不是在“算账”，而是为了达到新的政策能够被较好的执行之目的而服务的。譬如尽管“遵义会议”纠正了先前错误的军事路线，全军上下必须认识到还得打运动战，会议精神也传达到了基层官兵那里，但消化吸收还需要一个过程，正因为 如此，在会后展开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林彪屡次表达不满，彭德怀则是弄不明白中央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所幸这些不满和不解在强有力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之约束下（即讲道理、守纪律）没有造成难以收拾之损失。

四、只有前途光明的事业，才会有人前仆后继的干，而不论后人接手时困难有多大。只有前途光明的事业，才能叫人“放下”、“不计较”、“一心想着接下来怎么把事办好”。

先写这么多。

在讨论社会问题时，或者说处理社会问题时，我们 人类通行的策略就是“划圈子”，圈子以内叫自己人、同志、战友，圈子以外叫外人、敌人。所以，同样的错误，对于圈内人就说他们犯了左倾和右倾的错误，对于圈外人就说他们是反革命（在蒋介石眼中，中国共产党就是土匪）。所以 对圈内人是批评教育，并且指出，再不悬崖勒马，就要被踢出圈子，变成反革命了。

此外，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划出来的圈子，永远是在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切上一刀，国民党是站在少数人或者说有钱人那边，共产党是站在多数人或者说穷苦人那边。

那么，可能会有人问，如果我们 视全人类为一体，怎么能这样划圈子呢？嘴上说的是解放全人类，下手时可比谁都 狠，这难道不是“双标”吗？我的理解是，没有人可以跳出历史的局限性，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换言之，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就是一个圈子不断扩大的进程，相对早期的多数人这一概念之实质内涵可能指的是某个国家之内的多数人，慢慢发展成某个地区比如全亚洲之内的多数人。假设将来出现了外星人，这圈子就能一下把全人类都圈成自己人。

至于什么叫左倾、右倾，毛泽东早已做了非常深刻的论述，他用生孩子形象的打比方说，左倾就是不足月催生，右倾就是足月不敢生，左就是时机不成熟然而盲动冒进，右就是天天盼机会但机会来了却不敢上，叶公好龙。

这里顺带谈一下我自己。我重点关心的是教育学习，也就是个人成长，所以我也把人做了一个切分，追求真理的人和不（怎么）追求真理的人，显而易见，前者是少数，后者是多数。像我这样的人在一些人看来就很“奇怪”，或者是被贴上“双面人”的标签，这是因为 从形式上看也是站在少数人那边，似乎也走的是精英路线、上层路线，但另一方面却似乎又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弄不明白的就说奇怪，自以为很懂的就说是双面人，前者就是早年的彭德怀（晚年还是如此），后者则是不到30岁的林彪（晚年仍然没改）。

别来无恙。

先说近况。我没什么收获，反而越来越习惯把不应该发出来的思路过程发出来了。不过，要是用之前那种四字组法，恐怕别人更看不懂了。

结束胡侃。算账的确是大问题。曾经说功过不相抵，要独立计算、秋后算账。但大家还是倾向于认为可以相抵。你看秋后算账、将功赎罪不也是可以相抵嘛！

问题在于，相抵是最后的主观选择，单独算是之前的事情。是要算清楚的。就像有道德的人，不会拿自己的好掩盖失误，反而执着于别人觉得没什么的小事上面。因为他知道，失误永远是失误，没有什么相抵可言。

也就是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别人觉得纠结，人家觉得自足。个人尚且如此，组织呢？要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的。否则大家都自恃功高，还能听进去什么意见？场面怎么维持下去？

不能维持，也就意味着……失去平衡、失去秩序。这其实就是民国军阀和国民党的问题。那就是以土匪山寨为目标，任力登高位，壮志逐私利。而不是凝聚成团，朝着一个目标，为所有人努力。

当然，以上都是废话，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自己纯属捧场，但不凑凑字数不好意思。

先回这么多。

左倾、右倾不是错误，而是一意孤行，一直左下去或者一直右下去才叫错误，这就类似于那句话：真正的愚蠢是不知道自己愚蠢。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乃至于将来，百姓往往盼望着能出一位明君或者一个英明伟大的领导集体。那么什么叫英明伟大呢？英明伟大并不是不左倾、不右倾，而是手里总有两拨人，一拨人如彭德怀之左，一拨人如林彪之右，当左倾抬头时，就用右派去“打倒”左派，反之亦然。“打倒”这个词让人十分不快，换成“纠偏”就好接受多了。可是为什么在有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用“打倒”而不用“纠偏”呢？这是因为 还有一个环境问题。当任务比较艰巨时，如同爬过一道山，难道不是要大幅度的走Z字型路线？比如从遵义会议起到去陕甘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一段所走的路、所打的仗就极其运动，让执行者或难以理解或觉得苦不堪言。而当任务比较轻松时，如同在平路上行驶，自然波动幅度偏小，只要不是太嫩的司机也能开得比较 平稳。然而，不论是在事前、事中还是事后，我们往往傻傻分不清，到底是任务艰巨还是司机不行，因为确实就有这两种情况。正因为如此，书上所写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与事实不太相符的，实际上很多人还是不太认同的，或不解或不满，即使后来终于相对彻底地跳出了老蒋的包围圈到了陕北，但由于红军一路走来损失极其惨重，党内相多数量的同志仍然不是那么信任毛泽东。这是到了后来建立了新中国，很多人才从内心深处认同毛泽东是千年一遇的伟人。这就是为什么当毛泽东逝世时，有那么多人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之根本，“这样的好日子不会再有了，恐怕短时间内很难再出这样的伟人”，“这就意味着又要过得提心吊胆的了”。那么，假设毛泽东是不死之身，这样真的好吗？我以为，这不是好事，因为这样一个伟人又同时是不死之身，那么必然会出现下面的情形：全国人民全都依赖他。如此，即使是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也会因受压过重而变形，没有人是万能的，再伟大的人，也只能干好某阶段之内的事。所以，如果真的有一名伟大的同时又是不死的领导人，那么，车，一定会翻。正因为 如此，秦始皇距离伟大还差那么一丢丢，康熙也是。差一丢丢，就差出十万八千里。

我以为，有人弄不清左倾和右倾是常态，他们总是声讨中央的某项政策偏左或者偏右，而不是去关心中央是否手里有两拨人，是否总是在左右来回打方向盘。这样的人，若成了父母，当了老师，他们也会把孩子教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是左倾就是右倾，比如题目还没有读完整抓笔就写，这是左，又比如某道题以前没有见过故而迟迟不敢动手尝试，这是右。父母和老师往往批评学生这次左了，下次右了，而没有同时告诉学生，这次左下次右其实是好事，学生自然不懂得批评的真实含义是：不能一直左，也不能一直右，更不懂得人生在于“折腾”、“永远不可能消停”、“左倾的苗头刚冒出来就要割掉它，右倾的势头要坚决地遏制它”，反而是生活在“一生风调雨顺”的幻想中，更是死揪着曾经的左倾、右倾不放，时常吃“后悔药”，大谈特谈“当初如果没有独生子女政策今天该如何如何”，而忘记了总结历史经验是为“向前走”服务的。

毛泽东则是“朋友要弄得多多的”。双方的区别在此处。

对于右倾严重的人而言，他往往不需要思考过程，这是因为 他很是畏难，这个时候能说动他的，往往是一个好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遵义会议之后极需一场胜利的原因所在。

而对于左倾严重的人而言，如果他自己或多或少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左倾，他则需要思考过程，过程才会让他认识到自己不够冷静，急于求成。

但是，这里是针对知道自己有错且想改错的个体而言的。对于一个集体而言，得双管齐下，一边要把事情展开，掰开了揉碎了讲，一边要很快拿 出成果，“快速证明”行之有效，这是因为 一个集体当中，必定有较多的左派，亦有较多的右派，因此，会办事的人，就能同时团结这两拨人，不会办事的人，只会让两拨人离心离德。显然，毛泽东是前者，盖世英雄。

这里顺带说一句，我之所见，今天的新中国，跟过去的旧社会在哪里有所不同。过去的君，是独君，过去的臣，是少数人，但是正统的君臣关系，也就是放到今天语境中所说的民主集中制，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今天升级了，君是集体的君，名义上还是设有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国家总理、军委主席，但实际上习大大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个集体在战斗，臣也不再只限于少数士人，而是大部分官员、百姓都 是臣。

1

就是忘记说，这样解读之后，再去对应比而不周的常见解释。

也就是必然导向结党营私。

2

钻牛角尖当然可以很厉害。但是没大局观、少平和心，不从整体考虑，那就只能昙花一现。或者说，那是自寻死路。

3

既然知道全面是不可能的，那么就需要探索背后的复杂，努力接近。所以必须时时更新，不断纠偏，不断进步。

也就不可能一生风调雨顺。

4

向善是一场永不停歇的运动，生生不息。

我读了中共党史，才想通了一个问题：孔子错在哪。

孔子把人做了划分，少数是君子，多数是小人，君子不偏不倚，小人非左即右。但同时，孔子认为该“和而不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可是，为什么他又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君子当对小人敬而远之呢？这么来看，孔子的逻辑链没有完成闭合，缺了一截。但有一种解释，可以实现逻辑自洽，那就是：眼下君子是少数，小人是多数，若坚持不懈的教育下去，最终会实现多数人成为君子之梦想。然而，这个解释中的“眼下”，都“眼下”2000多年了，并且孔子连自己都 没有教育成功，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比较 左的。

我在这个“十一”期间把这个问题想通了，颇为高兴。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意思就是说，不论如何教育，总有人是瓜，总有人是豆，瓜左豆右。所以，将育人之目标定为不偏不倚之君子，那是相当不科学的，换言之，不偏不倚的君子是可遇不可求、不受人力控制的，我们 能教育出来的，不是左瓜就是右豆。一旦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育人和用人瞬间就从矛盾体变成了和谐体。

但也不是说，解决了思想问题就会自动和谐。遵义会议之后，红军极需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很快就在土城打了一仗。战前，可以说全军上下是下了决心要打胜仗的，这是因为不讳言的说，遵义会议是把死马当作活马来医，会议的召开，先前错误军事路线的终结，“朱毛”重新掌权，只不过让人看到了一丝希望，但这希望很微弱，随时都 有可能被扑灭。因此，土城战役是在左倾也可以 说是在右倾的氛围下打响的。原先认为红军的人数是蒋军的两倍，同时又占据地形优势，快速拿下不成问题。等战斗打响之后，发现敌人怎么也打不光，并且还源源不断的有增兵投入战斗。过了一阵才搞到最新情报，原来敌人远不止一个旅，而是两个旅，并且后面还跟了另两个旅。在蒋介石布下的铁桶阵中，红军是打不起消耗战的，人员拼不起，时间也耗不起。该怎么办？纸上谈兵的话，很简单，撤退不就行了？可是，我们 要考虑到土城战役是在遵义会议之后的第一场战斗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做出撤退的决断、要下达撤退的命令、要执行撤退的指令，有多难？尽管土城战役是以失败而收场，即没有达成预期目标，但我认为这失败其实是胜利，相当于在鬼门关虚晃一枪又给救了回来。现在要问，这胜利是如何得来的？我以为，答案就是民主集中制。在土城战役中，民主具体表现在哪呢？前敌指挥虚心听取一线指战员传来的报告，而不像今天某些领导那样，动不动就训斥基层偷奸耍滑，这是其一；其二，前敌指挥其实还是个“三人团”，但这个新“三人团”跟之前的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有云泥之别，后者实质上是独断专行，前者则是确确实实的群策群议。毛泽东主要考虑战略问题，即花多大的代价赢得局部战斗的胜利才不亏本，朱德主要负责跟一线指挥员保持联系，密切关注最新战况，周恩来则主要解决后勤保障（这里是广义的保障，包括继续监听敌方电台）相关问题。最后，这三个“臭皮匠”一商量，不能再打下去，必须马上撤退。集中又表现在哪呢？撤退的命令下达之后，彭德怀不解，林彪不满，不解又怎样，不满又如何，必须无条件服从组织命令。这里顺带说说“无条件服从组织命令”的内涵我之理解。我以为，无条件服从组织命令的意思其实就是，即便组织在某次犯了错误，然而一旦形成了决议，就要执行它。为什么？因为 该组织所从事的是一项前途光明的事业，故即便犯了错，“我”死了，也必定有“他”来继续这项事业。虽败犹荣的土城战役赢在哪里呢？可以 说，就赢在这个民主集中制上面，也可以 说是赢在组织性上面。这是孔子的逻辑链中缺掉的那一截。

那要是没有这个民主集中制，事情又如何怎样呢？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变阵地战为运动战，“四渡赤水”出奇兵，用相对小的代价成功跳出了10倍于我的敌军包围圈。“四渡赤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之运动战，这是大家公认的，但恐怕有人没有深刻地意识到，这一连串叫人眼花缭乱、又叫人拍案叫绝的运动战，其难度有多高。运动战，并不是在既定的跑道上运动，相反，运动战的要诀在于“无招”，一切计划都可以临时修改，仅此一条，就有许多人难以接受，林彪对此就满腹牢骚。土城战役没过多久，林彪就给中央写信，话说得很婉转，但意思很清楚，朱、毛、周三人尤其是毛泽东是瞎指挥，他劝说毛泽东应该从前敌指挥的位置上退下去，去干 更“高级”的活，思考战略问题。林彪从头到尾就是这么的右。试问，如果没有民主集中制，如何“治”得住林彪们呢？同理，彭德怀是一贯的左，即便到了朝鲜战场还是左，看起来在抗美援朝中彭德怀是独当一面，但实际上还得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们及时给他纠偏，否则最后的结果就很难看了，即便如此，也留下了许多遗憾。

故此，我以为，将育人之目标定为不偏不倚的君子，是不科学的，是违背自然规律的，99.999999%的人，非左即右，我们真正该 制定的目标是不要那么的左，要不那么的右。如此，我们才能顺利的将育人和用人结合起来，否则，用人时一定抱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我手里就是一堆歪瓜裂枣，不合格的产品，只好凑合着用。而要用好人，关键之关键，就得靠 民主集中制。

尽管如今是一个信息大爆炸 的时代，茶余饭后，人们并不缺“瓜”可吃，然而据我所观察，最近十年，有一个话题持续的吸引眼球，那就是家庭这一组织是否会退出。当然，具体话题往往会涉及到结婚、生子、养老，以及原子化。

如今分成了两拨，“过来人”时常劝告他人，不结婚、不生子，老了怎么办？同样 是“过来人”则反驳，夫妻本是同林鸟，坑爹的娃从来就不是极少数，既然如此，结个什么婚，生个什么子呢？双方的“嘴都 很硬”，但恐怕不得不说，内心深处都 藏着恐惧：老了，怎么办？

我不知道家庭这一组织是否会彻底退出，所以 我也不知道 如果家庭消亡了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只想说，如今离婚率这么高，有不少人不愿意结婚生子，根源在于组织性太差，并且，像“家里就不是讲理的地方”这样的反动言论甚嚣尘上。

那要是万一家庭从人类社会中退出了呢？那就只剩“我”这个自组织了。那要是“我”这个自组织也崩坏了呢？那么那一天就是人类的末日。

要说起来，人人都担心（一个人过）老了怎么办，如同人人都怕死。但事情就是这么的“诡异”：一些同样怕死的人，却反过来借此要挟、勒索另一些人。显然，前者就是蒋介石，后者就是陈独秀。“4.12”反革命政变之后，陈独秀不是不清楚事情走到了哪一步，可是他根本就拿 不出具体的对策，所以 只好“继续”北伐，这么一来，不光是蒋介石“看懂”了，其它地方军阀也“看懂”了，很快就在各地出现了叛军。比如在长沙，许克祥就制造了“马日事变”，不久之后，又疯狂屠杀民众，20多天杀了1万多人。其实许克祥是一只“纸老虎”，他的军队可以说毫无组织纪律性可言，转年也就是1928年2月，遇到了从南昌撤出的朱德，结果被打得大败，还差点丢了命，扔下成堆的武器弹药逃之夭夭。可是，就这么一只“纸老虎”，为何如此飞扬跋扈呢？陈独秀犯了右倾的错误，当断不断。

人类社会走到今天，许多家庭只是勉强维持，并且往往是一方无声的恐吓另一方，受恐吓的一方虽难以忍受，但又根本不知道一个人老了怎么过，拿不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所以 我认为，接下来，自杀的老人，数量会不断攀升。

一

我是觉得劝告者的表达往往会被反驳者误解，或者说先入为主，尤其是受到一些作品的影响。差不多有一年，这种表达每天上演，就算是1450的表演也好，也不免会有人这样想。何况都是活生生的人。

简单地说，就是想象一件自己没有任何经验的事情。所谓过来，也不过是观察的结果。从未设身处地想过。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不再思考，不再设身处地，不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人是会变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许多鲜明反婚的结婚。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根源在于有东西干扰，让不知道哪里来的观念决定现实。

而现实的那些，结不起婚，其实从来都不是如此。在一些朋友因为没钱不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另外一些朋友，什么都没有，照样结婚生子。

二

不是没有设身处地，只是有时候很虚伪，比如不想让孩子如何。但没有还有假设的意义吗？应该反过来，什么条件可以接受，现在还不够，那才是对的。看似没什么变化，实则天壤之别。

甚至可以看到一般交往都在那里自虐，用无边无际的想象力去判断现实。可现实就只需要，走一步，一切就都明了。无论放弃还是继续，都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就是当断不断，犹豫不决，甚至持续数年。

所以以前的回复说

结合迷宫那里的讨论，这也是为什么把次级概念叫做第二现实。用编号兄自己的词语更合适。

他们活在架空世界里。所有的为他人着想，有意无意都自私自利。

三

具体的探讨大家都清楚，我觉得最可笑的是人类学假设当作普遍现实，并以此为依据判断现实。这就和当年人口问题差不多。可这还算好的，文化研究那些又是什么东西？

看到决定生育的辛苦，只想着自己不想，宣传反婚的道理，却没想过自己的母亲。或许是因为原生家庭害了人家吧。

四

齐家放在前面不是没有道理的。而现在，不管什么媒介，什么作品，不都是一个套路？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凡成就者牺牲家庭。可是那些牺牲，是观众看来的牺牲，还是人家自己的感受？

原本属于自己的感受，变成了主体与客体，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甚至要由观看者定义。这还真是完美的对象逻辑。

说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无非是一件事情。什么时候不再先入为主，不再以观看的角度去评价、去“比”，什么时候这个问题算完。

讨论当然会继续。但结论，已经不再受那些表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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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松散，未经整理，抱歉。

在没有具体解决方案之前，敢不敢跨出那一步，这是分水岭，陈独秀这样的右派就不敢，所以其实是装糊涂，本质是躺平等死。毛泽东的脑子里早就构想出了“四渡赤水”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 毛泽东的厉害，不是简单的他清楚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必须打运动战，而是他敢于在没有想明白具体解决方案之前，跨出那一步。

如今，右派占了上风，你提到的各种作品，多数都 右得很。所以 我才会说，接下来，自杀老人的数量，必定会不断攀升，可能美国很快就会通过相关法案，允许选择安乐死。

也可以说是天人同构。

你总是会有左手和右手的，但是你也总是会有大脑决定他们的行动是不是？大脑决定左右，但是你的脚步、你的平衡感，也会提醒你别走偏了是不是？

其实四毋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必、固、我，都是一时。不偏不倚不仅不是不可能的，而且注定只是一时的。这是一场永不停歇的运动。

所以君子是这样一种运动，向着「君子」这一目标努力前进，将那种价值转化为生命的现实。只有实践，才能让我们知道世间有「君子」，否则就只是空想。

然而这样的实践，两千年来，从未少过。

换成自己那套体系，那就是，所谓不偏不移，从来只是针对一个陈述级别，一个认识主体的。而整体意义上的，永远也不会存在。存在的只是我们的定义。

或者用道德那里的说法：道德本体中的指导原则，比如忠、义，永远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他们永远是变动的。

所谓偏倚也是如此。

不偏不倚，非左非右，不好不坏，非善非恶，如果将这种东西，等于对象自身，等于对象整体……无非是捣糨糊，唬人而已。

这也是为什么说古代本体论是无稽之谈，虽然有些说法看起来很像，比如法家。实际依然是两回事。一旦理解为本体，那么最直接的逻辑后果就是，要求一个人非左非右。但是那可能吗？

执中无权 , 犹执一也。

这是才是我想说的。因为他们其实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

三个字——找借口。

毕竟大家不是傻瓜。但是这种误解会带来两种情况：

一、伪善到了极致，自己也信了。

二、年轻人不明就里，误以为是现实。

左是不愿意想，右是不愿意做。说白了就是盲动和多想。这两者或许是为了掩盖自己想不到、做不到。也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有立场的。但无论哪种，背后都透露着一种认识。为何如此？

而认识背后的生活，背后的价值，是好和坏、善与恶，是救赎和恐惧。

为什么不敢走出那一步？因为还奢望着可以保存那种美好的犹豫。害怕自己面对现实时的不堪一击。理想得以保留，是对无力的恐惧。

而先入为主的意思是，不等人家说完，必须用自己的理解。因为无法接受其他理解。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什么。

顺便说下，作品是代称，是文化的等义词。包括纪实纪录、文献政策，还有生活中的感遇。

所谓“预防”就是将炸弹在爆炸之前拆除，这在统计报表上是不可能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数量化将“预防”之功效，从报表中，抹掉了。

讲君子，谈不偏不倚，是防患于未然。有人说，你看墙上刷的那些标语有什么用啊，还不是世风日下？他们根本想不到，如果不刷，情况会更糟糕。锻炼身体也是一样，有人说我又不是大力士，我又不是运动健将，我为什么要锻炼身体呢？不锻炼，一身病，锻炼了，就是一“普通人”，举不了200斤。教育真正的功效，在于防范一直左、一直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