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沙岳麓山洪范《禹碑》蝌蚪文符解读思路 -- 张新泉
却又还是喜欢胡乱编排别人？
可见也许仍然是不知道自己到底缺什么？
什么都缺的，大概就是这样了。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直都在萌芽。资本主义在很多国家可以走得通，在港澳台新加坡华人地区也走得甚至好极了，但放大到中国，却就是走不通。甚至任何时侯那都大概率是死路一条，对中国而言是如此，对全球而言也是如此。
资本主义是个不同阶段各有其极限边界的东西。之所以中心不断迁移，说到底就是极限边界决定地。所谓普世价值这东西，对资本主义而言，真地只是口号而已，永无真正落实之可能。
当年的大英，如今的美帝一旦内卷内乱内斗加剧，立刻就祸延全球。一大批韭菜地变成乱泥坑，各种号称发展奇迹的明珠、小龙小虎，都变成各种落入发展陷阱之典型例证，不是停滞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是墨西哥化巴西化阿根廷化乃至海地化、乌克兰化、阿富汗化。
前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早期阶段的商文明过早过度发育，最终结局有三、四个种型。
美洲印第安几大文明一个废土接一个废土的南迁。
印度的从摩亨左达罗、哈拉帕直至今天的永恒停滞。一次次废土涅槃，永远陪跑。
阿拉伯伊斯兰的从麦加——巴格达——伊斯坦布尔。
以及埃及——以色列犹太——巴比伦及希腊环新月地带。
都是一个个一次次早夭，无一例外。
西方资本主义六百年冒险史，不但是罪恶累累，自身所付代价也极为沉重。积累的暴戾之气、堕落之性、毁灭之质，已然深入灵魂刻进基因。
中国厚积薄发乃至"坐享其成″模式道路，与之相比，怎么看都更"高明″更具"合理性″一些。虽然，它更多地是由各种特殊性构造的某些历史必然性所决定地。
贾谊因梁怀王坠马而陪葬早死，晁错更是腰斩东市。
曹寅家族最后是抄家，食尽鸟投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尚书》专案组这活真不好干。动不动就是"你知道的太多了。"
一、
杨慎释读《禹碑》，既有文字文化研究之个人兴趣使然，也有当时复杂政治因素考量掺杂，并不单纯。
嘉靖年间，流放云南多年的杨慎，花了一番心思解读《禹碑》。不久后，大明朝很多地方就都掀起一场翻刻岣嵝禹碑的浪潮。流风所及，海外蕃属附庸之朝鲜、日本，也都多有引入、效仿。
明代各地及朝鲜、日本翻刻复制变造的《禹碑》、《岣嵝碑》....，摹刻形制大都与最早版本岳麓《禹碑》有明显差异。基本不再按九行九列(最左第一行五列）排列字符，而是参考借鉴采用了杨慎的解读文字后，按照更符合阅读习惯的形制重新排列。
换言之，明代嘉靖年间很多地方官僚、学者卷入参与的这场翻刻复制浪潮，大多彼此心照不宣地默默为长期流放的杨慎“站了一次队”。
《禹碑》现在已能确定主要内容就是古版《洪范》等等文本之文眼，杨慎的解读完全是因科考八股文习惯而做地牵强附会。为杨慎站台的明代各地翻刻禹碑，也都被杨慎所误导。都是以讹传讹，甚至可以说是都变成了一场不伦不类闹剧笑话的参与者。
那么，杨慎的解读错误，究竟是失误，还是主观故意呢？
这又关涉几个问题。
杨慎之前，是否有人正确解读过《禹碑》？
比如，宋代王安石变法派这些人。现在最早的《禹碑》就是他们临摹刻制的，王安石变法纲领就是《洪范传》。他们刻录的版本，其形制明显与《洪范》文本相关。要说他们完全不知道《禹碑》与《洪范》的关联，似乎很难说得过去。
当然，要让他们一个个的字符讲清楚，一个符文为何是这个字而不是那个，恐怕他们也办不到。毕竟，这东西就是个孤本，宋代时，甲骨文还没出土。中间断档太多了。
同样，杨慎即便略知禹碑与《洪范》关联，他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吗？
杨慎即便能解决一二，但他还有时间吗？
最后，杨慎和宋代、汉代的儒士，知道禹碑与《洪范》关联后，他们当时敢公之于众吗？
这就转回到那个难解之谜了，禹碑与《洪范》、《尚书》的关系，为什么一千年乃至两千多年来一直要被人们隐藏掩盖埋没？
杨慎与禹碑关联年表：
嘉靖三年，四朝元老二朝首辅杨廷和“致仕。”同年，杨慎(杨廷和子）发起二百余朝臣抗谏，掀起大议礼政潮。杨慎被流放云南，“永不叙用”。
嘉靖八年，杨廷和去世。
嘉靖十三年，长沙兵备道张素(张碧泉)将拓印《禹碑》带给杨慎。同年，帮嘉靖打赢大议礼政争的宠臣，杨氏政敌首辅张璁多次请辞。
杨慎这时已流放十年，年已五十。
嘉靖十五年，杨慎“解读”《禹碑》，并作序文、诗，广寄友人。各地开始摹刻禹碑。
二、
东晋时梅赜献书，但所献书却成了所谓伪古文《尚书》，最后，伪古文《尚书》长期都成为了官方定本。
明代，杨慎解读禹碑后，各地从此广为翻刻。且翻刻禹碑大多参考了杨慎之释读，改变了宋代禹碑原来之排列形制，误导后人甚多。
两者之情形，颇有一些相似可类比之处。
以杨慎之解读“有误”而论，既疑似并非其本人主观故意误导，又难逃掺入诸多个人政治因素考量之嫌疑。
以此类推，当年梅赜献书“作伪”之真实情形，也许亦如是然。既并非全然本人主观故意（他吃太饱撑的？），但显然也有个人或古文《尚书》学派政治因素考量掺入其中。
当然，梅赜献书、伪古文《尚书》与东晋时又一位孔安国不无关联，这背后涉及的秘密，可能性又更复杂了。
杨慎之解读，除了试图与嘉靖帝、大议礼后当权派开新战场较劲，检阅当年集体挨打屁股的队伍，重新吹一次集合号。但他应该与孔家人没有太大关联，也就与传国传世秘宝无关系。他的解读，大概率不是主观上故意误导，以进一步掩盖传国传世秘宝。虽然他父亲是四朝学士三朝辅臣二朝首辅，甚至还在四十多天时间没有皇帝的空窗期里当了"代理皇帝"，他们父子俩应该知道天下间所有"秘密"。
给禹碑蝌蚪文字造成了实质误导、掩盖，但杨慎这次甚至已不是杨家人的第一次了。
隋文帝杨坚之时，就改汉南岳天柱山为今南岳衡阳衡山。这次改封，也将汉代文史资料中金册玉牒、禹碑与蝌蚪文字三者之间的关联，不经意地掩盖了。后世人已很难想到蝌蚪文字与金册玉牒之间的联系。
杨慎的解读，更彻底斩断了蝌蚪文字与《洪范》《尚书》文本之关联。因为他的示范，五六百年来解读禹碑都是在按八股文拼凑习惯，强行佶屈聱牙，牵强怪字附会僻文。
杨家人里还有一位才子，也与"碑文"发生过关联。汉末三国时的杨修，比曹操更快地猜出了"绝妙好辞″，谜语碑文的谜底。他这份"猜字"过于敏捷的特殊才华，或许也是一条最终必定被曹家人宁杀错不放过的理由。
《尚书》专案组正式成员固然不得善终，候选成员，也会受到另类对待，提升危险等级。
一，背景
上古至夏商周三代，华夏文明区域内诸邦国族是有长期共存历史的。
上古至夏代，万族万邦长期共存于华夏文明区域这片得天独厚最适宜人类文明发育之沃土。
此外，商汤放桀亡夏，也并不是说夏人夏族从此就灭绝了。周武王伐纣周公东征，姬姓兄弟俩把殷商的两代姑舅老表都干掉了，也不是说殷人商族全杀光全变成了奴隶。
在夏商周先后称王成为天下共主之前，夏族夏国、殷人商国、周人周国，就一直都长期共同生存于华夏文明传统中心地带所谓中原区域，以盐池周边为其中心。
历史上直至满清时代的北方草原，很长时期内都是诸族各部落各据其地共存共生。有一段时期某个民族某个部落强盛一时，它族它部落臣服。过一阵子，另一民族部落强大起来，取而代之成为新的草原共主狼王。但原来的狼王家族族群也不是全都杀光、从此消失，大多仍然长期存在。
夏商周的情形，与此略相仿佛。夏衰商兴、周革殷鼎之后，夏、商也并未完全消失。杞国、宋国都存在很久。夏之支系、旁亲如越国乃少康庶子无余之后裔、楚国所谓帝高阳颛顼之苗裔等，则存在更久。
当然，华夏先民、夏商周三代王朝主要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农业区域。虽然仍有游牧渔猎遗风，但农业手工业商业已逐渐走向成熟。中原诸邦国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与草原诸部落种族的情形有巨大差异。即便生产力水准基础有相似处，也只可类比，不能照搬。
但不管怎样，夏商周时代彼此之间的共存共生、彼此间的战争以及王朝更迭情形，与秦汉以来大一统后的历代王朝顺序更替情形相比较，完全是两码事。
按后世王朝更替的模式，去想象理解夏商周三代时的情形，会在根本上犯错误。
夏代之后，商、周在长期共生共存历史中，逐渐成为当时历史舞台主配角。到了历史上的殷商时代中后期，双方更是既常有相互攻防的战争，又常有相互婚姻的政治交易。双方的关系，似乎与明末清初时，关外的满清与蒙古诸部关系，有颇多可类比处。
商王帝乙所生诸子，微子为长子，纣王辛是幼子，是同母兄弟。而其母生微子时非王后，生纣王时则已成为王后。史料记载，帝乙本欲立微子，最终立纣王太子。据说是接受了"立嫡不立长"的劝谏。
商代的继承规则，既有父子相继，更多有兄终弟及。并无"立嫡不立长"的周代礼制。考虑到商代历来王后妻族都是掌有国家祭祀宗教神权(直到周代诸候殷商余裔宋国，亦如此)，始终有极重政治参与权力。帝乙这位先以妾妃身份诞微子等王子，又以王后身份生纣王的王后，很可能是来自祭司阶级。
相应的，微子等之所以不得立，大约是他更年长，按兄终弟及制度旧例，一般主掌王国核心商业事务、外交。与姬姓周族等王国主要商业对象交往较多，彼此间利益纠葛更多关系更复杂，也更相对"平等""友好"。
同时，正是在帝乙、纣王的商代未期，逐渐强盛的周人周国也依靠婚姻政治，开始渗入乃至参与了商代王室政治。
周国在开国之初，有古亶父不立正室所生长子次子泰伯等王子，而立侧室所生幼子季历，季历亦再立侧室所生姬昌(即文王)。其中的理由，史载是所谓古亶父认为季历姬昌是更优秀更"贤″能的继任者。
但这段历史反应的继承祖制，却与后世周礼"立嫡以贵不以长，立子以长不以贤"原则，完全相反。
其所以如此，根源可能在于古亶父季历父子的正室夫人，都是来自其宗主国商王家族。而其侧室则是出自世代联姻的姜姓等部族，或与周国地位更相近的商王属国部族。
周国为了避免被大邑商用政治婚姻主导同化征服，不得不连续在继承制度上灵活变通。
商周鼎革前后，双方政治婚姻的相互交往与攻防，对商未周初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也对商周鼎革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诗经.大雅.大明》篇对周代早期王室婚姻继承有明确记载，《周易》之《归妹》《姤》等卦卦爻辞也多有提及商周政治婚姻造成的局势及相应的应对考量。诸如"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之类，其实都隐藏着大量商未周初真实政治婚姻外交斗争内容。
如果考虑所谓文王演易，姬昌是在被囚羑里时演易，殷商后裔孔子对易经又特别重视，这些卦爻辞隐含的意义，就更值得推敲。
泰伯"避位″季历继承，泰伯远涉江湖迁东南创立吴国，究竟是周国在商周鼎革前后严竣复杂斗争形势下，分支迁徙保留血脉或扩张势力之举？还是商周上层达成的共识？
究竟是周国应对商王强加政治婚姻，主动应对，以避免周族被商王用政治婚姻手段同化征服？还是商王主使让周国分裂，强迫改变周国原有继承制度，让周国被迫接受幼子继位主少国疑的弱化策略？
这一段历史对周礼继承规则的确立，必然产生重大关键影响。
泰伯东南迁，还可能反应了一个重大问题:商周时代，中原文明中心区域与东南地区有密切交往，现代所谓的良渚文明区域，在商周时代始终是王国密切关注区域，甚至是较重要组成部分、支点。
当然，也可能是中原王朝王国公认皆知的主要流放场所。类似于满清的宁古塔、伊犁之类，是常见于史册文献诏旨文书的名场所。
周是农耕立国的礼乐文明，整体趋向忍让保守而非进取。相反，工商立国尚武嗜杀的祭祀文明商国却是喜好征伐。那么，为何会是周武王主动伐纣？
恐怕当时真是被大邑商逼到墙角了。
周族周国连续三代被打压，被迫接受长子被废迁乃至直接被杀害，面临主少国疑幼子继承制度化长期化局面。他们不可能指望连续三代继位幼子都是寿命超长贤明君主，全是德川家康天命之子天选忍者神龟角色，那种概率太低了。虽然实际上他们家连续三代幼子季历→姬昌→姬旦，一个个确实就是那么优秀且健康长寿。
武王姬发不伐纣，恐怕最后也得被商纣王想方设法废黜弄死。从季历到姬昌，商王室要求的都是周国立"贤明"幼子，而且周公姬旦显然又是一位贤明的幼子。
姬发不起兵伐纣，他伯祖吴泰伯、大哥伯邑考的命运，他恐怕也难逃。
商周鼎革，源于商王室持续三代采取分化废迁杀害长君，强迫周国始终立幼子继承以图削弱周国的策略，从而把周国逼到了绝境？
商王政治婚姻控制同化周国，扶植"君夫人"子孙以主导周国政治。与强令周国幼子继承弱化周国，废迁乃至杀害铲除"君夫人"嫡长子。这两个策略是相互对立的。但在商未周初却可能统一起来交替执行，以达到削弱对手最大效果。
商文明是人牲祭祀文化盛行的残酷文明，因重大事件或间隔较长时段，需举行重要祭祀。祭祀时，除了屠杀战俘、奴隶、老弱，也有贡献重要人物诸如勇士或宗室外戚成员、属国王室成员等情形，将他们献给祖先作为光荣祀品。这种可能性似乎也存在。
如果真地出现这种祭祀规制，则周国的"君夫人"长子次子既有被培养作为继承人的可能，也有沦为祭祀祭品的可能。吴泰伯的逃亡避位迁徙，伯邑考被杀变成"肉羹″，一再发生，也就不奇怪了。
这就不仅是继承制度重大缺陷冲突，帝王姻亲家事导致战争，而且是祭祀文明与早期礼乐文明的冲突碰撞了。
国之大事惟祀与戎。
商代祭祀制度的重大缺陷，直接引发商周鼎革战争，也摧生了周代礼乐文明的进步。
二、旁征
在商周鼎革时代，有所谓"帝乙归妹"之政治婚姻。它对于商周鼎革之进程结果，或许发生过决定性作用影响。但其具体情形却已无详细史料记载，只能据残缺历史信息、商周鼎革进程结果以及后世之类似事件，作一些合理化推测。
对于商周之间这段婚姻政治，历史书写者、商周更迭之战争胜利者，周人周王朝没有什么记载，似乎极力淡化弱化抹除相关信息。而殷商后裔如孔子、儒家，则十分重视，颇有张扬其事、发掘其中隐私的动作。在儒家传世经典，易经、论语、诗经、春秋等等文本内，多有隐晦总结概括提醒之表现。
这种情形，与历史上杨隋取代宇文北周之、新莽取代西汉等等情形，有若干可类比之处。但更令人觉得与之相类似的事件，或许是历史上另一起有名的所谓"赵氏孤儿"事件。
它是一场政治婚姻引发家族几近灭亡，最后又成功反杀的连环历史剧集。事件的关键人物女主角，同样长期被掩盖在国族间复杂政治搏斗之幕后。
杨隋、新莽之朝代更迭剧本中，女主角杨坚女儿周太后、王莽族姑王政君之作用影响，历史记录颇为清晰分明。它们与商周鼎革之帝乙归妹、三家分晋之赵氏孤儿故事中女主角之晦暗不明情形相比较，明显颇不相同。
后面这两事件之女主角，给当时历史书写者、后世历史阅读者一种相似的特殊印象:虽然相关历史进程不能不牵涉到你，但你所作所为实在让人难以下笔、一言难尽。她们也绝非杨坚女儿北周太后、王莽族姑王政君之"身不由己""被动"乃至"受害者"情形。
赵氏孤儿故事背后女主角很难写。对这位女主角，三家分晋亡国后的晋国公族后人，大约也想编写一则《归妹》卦爻张扬之以为教训。甚至也要忍不住感叹:"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战国七雄之赵国赵族人，对这位诞育了赵氏孤儿的先祖母，大概也没法下笔。他们只好编了一个更感人故事转移视线，掩盖其人其事。
《左传·成公五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五年春，原、屏放诸齐。
《左传·成公八年》: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到了司马迁写《史记》时，这故事已被历史书写者赵国后人们改写成了《赵世家》《韩世家》之中所记载的赵氏孤儿故事。
赵朔，晋景公之三年，朔为晋将下军救郑，与楚庄王战河上。朔娶晋成公姊为夫人。
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初，赵盾在时，梦见叔带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绝而後好。赵史援占之，曰：“此梦甚恶，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孙，赵将世益衰。”屠岸贾者，始有宠於灵公，及至於景公而贾为司寇，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遍告诸将曰：“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韩厥曰：“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诛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屠岸贾不听。韩厥告赵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於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
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赵朔客曰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胡不死？”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无何，而朔妇免身，生男。屠岸贾闻之，索於宫中。夫人置兒绔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兒竟无声。已脱，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复索之，柰何？”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彊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兒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杵臼谬曰：“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兒，今又卖我。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兒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兒。诸将以为赵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
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後不遂者为祟。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後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鸟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而叔带去周適晋，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绝祀。今吾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唯君图之。”景公问：“赵尚有後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告。於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兒，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赵孤名曰武。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难！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请立赵後。今君有命，群臣之原也。”於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遂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
及赵武冠，为成人，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後。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曰：“武原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婴曰：“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遂自杀。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
赵氏复位十一年，而晋厉公杀其大夫三郤。栾书畏及，乃遂弑其君厉公，更立襄公曾孙周，是为悼公。晋由此大夫稍彊。
故事曲折凄惨壮烈感人。以至于写"无韵之离骚"的作者，即便知道这故事大概率是赵家人编地，也舍不得扔掉。最终，对于这起事件，太史公破天荒地在"史家之绝唱"里，竟然列了两个不同版本故事于《晋世家》及《赵世家》里并存。
《晋世家》里的版本，显然来自《春秋左氏传》。于是，这故事与笔笔削削了《春秋》的孔子也就有一点关联。
孔子去世时，往下距离战国元年仅三年，离三家分晋也只有二十多年了。当时，晋之公室已然名存实亡。战国七雄的赵国，其开国始祖赵襄子当时已二三十岁了。赵氏之兴起，同样已然人所共知。
孔夫子对于周王室之藩属支柱、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对其国内的赵氏之兴、晋室之衰危，当然会关注、重视。他不可能不注意到赵庄姬在晋衰赵兴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赵庄姬所作所为，大约也很容易让他想到商周鼎革时，另一位同样对相关历史进程起了关键作用影响的女性。
三、归妹
关于"帝乙归妹"这场商周婚姻政治的女主角，存在诸多谜题未解，甚至根本关键关系也搞不清楚。比如她究竟是帝乙的姐妹大长公主，还是帝乙的女儿？比如她究竟是嫁给了周文王姬昌还是姬昌之父季历？
《诗经.大明》对于季历、姬昌的婚姻都有说明，即正妻都是娶的殷商王室贵族女子。季历老婆叫挚仲氏任，又称"大任"。姬昌则是大邦(即商)帝女。究竟是帝乙归妹，是父子俩谁娶的？又是谁呢？
五百年后的殷商后裔、祭司教主孔夫子，他对这场婚姻的感受是十分痛苦、愤怒、无奈。文笔、口头都没有什么好文好话，除了嘲讽批判就是反讽奚落。
《论语》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似乎就是针对这一婚姻。与之相连的《易》经《归妹》卦，近乎"明码呼叫"式地直接指出，这场政治婚姻对于商周鼎革关系重大、有关键影响作用。
《论语》中还有一句"假我数年，使五十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按密码本《论语》规则，《易》经中《大过》卦似乎亦是关涉这场政治婚姻。
《大过》是老妻(巽、初六爻九二爻九三爻长女)配少夫(乾、九二爻九三爻九四爻)，但却在下位。少女(兑、少女九四爻九五爻上六，下嫁)配老夫(乾九三爻九四爻九五爻)却在上位。
孔子在《象传》中对于下位的老妻少夫这一组合，极为愤怒，直接给了"亦可丑也"的恶嘲。所以，帝乙归妹这场婚姻，大概率就是这个搭配。
与《诗经大明》对照，大约季历被文丁(帝乙之父)软禁于商都时，被嫁或娶了个商王家族宗室小姑娘给他。她后来生下了姬昌。
姬昌就是传说中的极品男神，行走的固态人形雄性荷尔蒙。他比一千六百多年后的大胡子穆罕默德更男人更manlity。相貌自然天下无双，与父母一起被软禁在商都居住做人质时，一向也表现性情温和谦恭安顺。那真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不但能通杀商都里的全年龄段女性乃至同性，甚至连一切雌性生物隔八百里也都要为之发情，据说故乡歧山上的凤凰或野鸡就叫了一晚上或好多年。
对于姬昌的妻子，《逸周书》等资料中给出了一个"太姒"，据说是夏之后裔所谓有莘国的女子。
然而，史料中这个"有莘"很有奇特，鲧之妻，是有莘。商汤之妻，也是有莘。周文王之妻，又是有莘。夏商周三代之老祖母都是"有莘"，但却又各自居住地域不同。这个所谓的"有莘"，显然是望文生义。
《诗经大明》关于姬昌的正妻，记载很详细明
确。
《大雅·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这个已覆国六百年的夏之后裔女子，够不够格称之为"大邦之子，伣天之妹"？有国力支撑"造舟为粱，不显其光"场面？能自称是"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婚嫁大场面是"于周于京，缵女维莘"？
显然，当时够得上大邦之子，伣天之妹称号的，唯有商王之直系女性，或姐妹或姑妈或女孙。考虑到这女子动不动就"天"啊"命"的，应该还是商王朝祭司女性中的圣女、神女之类具有崇高地位神职成员。
再考虑《大过》里为卦爻辞找寻附证时，特别标示出那一对奇特父子婚配组合。孔夫子又忍无可忍必须笔则笔地，特别要给予这两场婚配中少夫老妻那一场点评以"亦可丑也"。
上古至夏商周三代里，有哪一场婚姻能让殷商后裔们如此刻骨铭心，五百年后仍然痛心疾首？必须要一而再、再而三，反复提示、标明，要用两个最浅显直白的卦名明码呼叫，不断地在各个不同经书文本中反复直接点出其中各种关键线索？
对照《诗经大明》里特别标示的季历、姬昌父子的婚姻，难道还不够一目了然吗？
季历娶的是商王宗室旁系之女，却成了母亲。少女(兑)配老夫而居上位。
姬昌却"嫁"了个商王姐妹，甚至可能是"大任""任麻麻"同辈份的大姐大长公主！老妻长女(巽)配少夫而居下位。
为什么《归妹》要点明"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因为其君身份是媳妇，其娣身份是婆婆！
姬昌"嫁"或娶的正妻，身份超级符合"大邦之子，伣天之妹！"
她是商王文丁之长女，帝乙之大姐！姬昌母亲的远房(？)大姐！姬昌的远房(？)大姨妈！商王朝神庙里的老圣女！纣王的嫡亲老姑妈！
知道真相后，再读《诗经大明》，字里行间中，孔夫子那极度刻薄、满满恶意地嘲讽，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这样就完了吗？
这位长公主，当年商周联姻时，商王文丁是要许配给吴泰伯的！
然而，双方见面后，恃宠而骄的娇娇女，却看不上连圣人孔夫子都要给他发超级好人卡的"可谓至德"吴泰伯。
近之则不逊的长公主"我不嫁！我不嫁！我就是不嫁！"
古今中外，雄性荷尔蒙严重缺乏的"天下第一老好人"，天生都是全年龄段女人的蓝颜知己，注定打光棍的配角！
长公主宁可剪头发跑去神庙里修心养性侍奉女娲娘娘，也不愿意下嫁。"再逼我，我就直接用这把剪刀送自个去见女娲娘娘！"
于是，商王文丁只好在宗室侄女长公主妹妹们那里，挑送了一位"任麻麻"。让她嫁给了被留在商都做人质的周家老三季历，总算是揭过去了这第一场闹剧。
然后，就是那位引起八百里外歧山上野鸡群半夜发情炸窝的人形雄性荷尔蒙诞生、出场了！
比一千六百年后穆罕默德与赫彻蒂更豪华的剧情出现了！
"假数年"便"五十岁"方才可以确保"无大过"的、四十六岁(按四舍五入及上下文，暂定这个年龄似乎最恰当)在神庙里念了二三十年经的老姨妈。枯守青灯"远之则怨"时，忽然在"茫茫人海里看了你一眼"。于是，她瞬间就被人形荷尔蒙击败了，她发现了爱情！她当场就双腿发抖吟诗一手满面内流！
什么也拦不住她！
为世间女子姐妹们的贞洁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她一定要吃光抹尽这块小鲜肉除掉这个人间祸害！
这就完了吗？
为了这场婚姻，当年的未婚夫"天下第一老好人”吴泰伯及二弟仲熊，只能放弃继承权。孔雀东南飞，远走东南吴越，断发纹身人间蒸发。
为了这场婚姻，季历、"任麻麻"也得及时蒙天宠召，侍奉女娲娘娘去。
因为它带来的利益太大了！
姬昌从此一跃成为商王朝西方诸候之长，直接升级为方伯！带来的嫁妆，光是掌握在这位长公主老圣女手中的商王朝黄河舰队、商船队，就足以让土包子周国人接受一切条件。
姬昌的长子伯邑考，得为她生的儿子让道。长子维行，笃生武王。
这就完了吧？
帝乙归妹，她还没"归"呢！
她七十五岁那年，五十六岁的姬昌这个人间祸害终于被她送走了。
她也觉得人间不值得再留恋了。她想回到商都神庙里去了。
但大侄子辛娶了个新圣女妲己，霸占了她住了三十年的地方，不让她回去。
于是，她又暴走了。
她八十八岁那年，终于收到了娘家三侄儿纣王把主力军调去打东夷的好消息了，她就打着姑妈老了要回娘家探亲的旗帜，带着儿子顺流而下。
名为帝乙归妹！实则武王伐纣！
这场突袭堪称完美！商王朝的那些祭司女武士们，就没有不会打仗地！
小侄子纣王直到兵临城下，才知道当年自己父王为何强压着一肚子怒气，答应了一切无礼要求，也非要把这位大姑姑、大表哥小姑父送走。真是一家子祸害呀！
你不是还想要回鹿台吗？虽然当年爷爷是为了让你修心养性侍奉女娲娘娘才特地修建地，但它终究是俺们家地，就是不给你这泼出的水！
纣王妲己自焚于鹿台。
她九十岁那年，儿子周武王也死了。孙儿还小，她还不能死。周国、殷商还都有一帮子人既怕她，也恨她，还发动了叛乱。
三年后，叛乱平定了。她让大侄儿微子把娘家神庙迁到淮泗，封大侄子宋国诸候守宗庙。
几十年了，她经历了四五代商王周王了，她也早就看出来殷商那一套不灵了。
三十年神庙学习生涯不是白给地，她修订了连山、归藏易，说这是姬昌当年在羑里被小侄子囚禁时推演地。她又让小儿子制礼作乐，另立规矩。分封诸候时，她代姬昌又收了一大堆干儿子，让他们都改为姬姓。
她让小儿子主持修建了洛邑，交待自己死后就不随姬昌姬发葬于野鸡们乱吵吵的周原了，她要葬邙山洛水清静清静。
四、结语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发掘孔子《诗经》、《论语》、《易》经等文本里众多隐伏关键线索后，结合《春秋》赵庄姬赵氏孤儿故事，参考穆罕默德与赫彻蒂之较近史实，以商周鼎革时诸般书面历史事件、经过为根据，虽然有做最极限之夸张推断之嫌，但仍然也是求其最大可能合理化之解构重构。
写完后，确实有一种发现真相、原来如此的感觉！
那么，这位帝乙长姐为何又在后世书籍里变成了太姒呢？
一则，就是文中说过的"有莘"之理解，应该不是什么"有莘"国，而是另外的解读。比如及笄、祭司圣女神女之身份头饰等等之类。
二则，就是这位殷商王族之"子"姓长公主，姬昌死后，升级为"太"，原本名字称呼应叫"太子"。后世抄书之人误会这个称呼是错地！所谓"大邦之子"，就是商王家的子姓女人。子就是商王室的姓。
历史上，恐怕再也没有比这个女人更配得上"太"字的老太太了。
女娲螺祖之下，她是第一人。
妇好只配给她当保镖，武曌只配给她提鞋，慈禧只配给她倒洗脚水。
后世人眼中意义重大的商周鼎革、制礼作乐，在她眼中，不过是让儿子帮自己从娘家侄子手中拿回住了三十几年的那套老宅子。给孙儿定个规矩。
就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天翻地覆生灵涂炭，在欧洲老祖母维多利亚女王那里，不过是:老娘一死，这帮混小子就打翻了天！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明明，姬昌之"昌"耳。赫赫，女祭司武士团长、圣女耳。赫彻蒂只有一赫，她？呵呵，赫赫。
明明，亦指周。赫赫，即商。
夫子刻薄乎？
孔子、老子、庄子……这些"子″，恐怕直到春秋时代，原先都是标示殷商贵族后裔身份用的，都是这代那代商王之后裔。到了战国之后，才变成了尊称。
人形雄性荷尔蒙什么地，确实是唐僧肉长寿丹啊，武则天是如此说，子赫赫？女士，不就也活了一百岁。
一、后果
对于西晋时期发生于首都洛阳的武库大火，史书上记载颇简略。
如《资治通鉴卷八十二》：“冬，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及二百万人器械。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
所谓水火无情，这场大火直接后果便极为惊人，能够装备二百万人的军器一次性全部毁灭。这数量自然远比二百多万件军器火毁更为惊人。
大火不仅烧毁了汉末以来从魏蜀吴三国，以及军阀世家贵族、民众手中收缴上来的各种武器战具，也同时烧毁了历代累积的武器和文物。
在这次大火事件之后，史料中就再也不见有“大黄弩”、“连弩车”、“襦铠”等等这样的东西。
洛阳武库大火，对军事战争的影响最直接，也极为显著。
短期内，西晋边军与西羌等边境部族作战结果，就由此前常胜鲜败，迅速转为因装备供应不足而越来越不利，屡战屡败。
中长期而言，洛阳武库大火给中原汉民族带来的军备不足影响，在此后中国境内相当长时期内都是普遍地大范围地存在。
甚至几十年后，东晋王朝与前秦苻坚打淝水之战时，还有明显影响。从双方到各方，几十万军队打起仗来，几场动辄斩俘万计的后续战役，战后胜利方统计所得军备战果，常常不过数百具装备。
几十年后，中原汉族偏安南渡后所建立的东晋王朝，也曾开展过一些战略性政治军事行动。这类“北伐中原"行动开展时，封官划地、给人给粮给钱都还行，但器械军备，常常是明确记载无有。主持"北伐"的带队将帅，他们需要自筹武装另想办法。
"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禀（粮米），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
什么都可以给，就是明白地专门记载没有任何武器装备可给，"不给铠仗”。
二、影响
洛阳武库大火是最终造就五胡乱华、胡人入主中原的最直接军事原因。
事件发生后，当时中原王朝与草原牧骑或周边蛮夷之间的战争，几乎立刻就退回到石器木器时代水准。军事战争技术长时期内都是大倒退，战争野蛮程度则急剧上升。当时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落后野蛮屡屡战胜文明先进才成为可能。
事件发生前数千年内，中原王朝对比周边蛮夷始终有压倒性军事优势。尤其是此前四百年汉代，对外战争频繁，中原王朝军事优势更明显。所谓"一汉当五胡"、"三胡"，都是常态。
即便到了汉末乃至三国乱世时期，虽然瘟疫、灾荒、内斗、战乱不止，接二连三恶性循环，但汉人军事装备水平及战争技术仍然始终维持较高水准，遥遥领先于周边。
汉末经历瘟疫、黄巾大起义、军阀战乱，整个王朝上上下下乱成一团。汉人内部打得昏天黑地，连洛阳、长安都曾被烧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天下人口，十存一二，国力实力潜力丧失殆尽。然而，即便内部破坏如此严重，西北东南周边的匈奴、乌桓、鲜卑、西羌、南蛮、山越等等，仍然被公孙瓒、曹操、诸葛亮、孙权等中原势力死死压制。始终全都只能被打压臣服而无法反抗。
因为当时华夏文明汉民族手中的数千百年所累积军备，仍然分散掌握在各个大小割据势力手中。汉民族内部分散在各武装集团手里的百战之兵，彼此争斗无休无止，却都依然具有对周边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但洛阳武库大火造成汉族军备毁灭性打击后，汉民族与周边蛮夷都回归到木器石器战争了，汉人军事优势终于彻底丧失。
西晋末年，史料常见汉族各方势力集团，动辄抓丁拉夫拼凑起数万、十数万、数十万所谓"大军"，却大多在与胡人遭遇后，一战乃至一触即溃。其根源正是晋代洛阳的中央武库装备毁灭后，只有地方武库装备的少数精锐拉起拼凑的这些庞杂乌合之众，根本毫无战斗力。
从前研究这个时代的历史军事，大多把注意力放在司马衷"何不食肉靡"、外戚干政、贾南风胡作非为、八王之乱，等等等等。大多数人将关注重点放在政治举措得失、制度设计缺陷、政策决策失误上，忽视了洛阳武库大火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与意义。
历史真相都在细节中。
对比而言，八王之乱无疑更能引人关注。它持续了较长时间，政治角逐此起彼伏精彩纷呈，帝王将相历史名人主配角走马灯快速换场，各种阴谋诡计层岀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堪称是一场戏接着一场戏没完没了的颇为罕有的历史长镜头。
至于空前绝后的洛阳武库大火事件？它似乎只不过是一场已成既定现实无法改变的短促而盛大的烟花烟火。它注定只是一个静态的既定事实，只能作为分析历史事件时的一个参考因子、固定因素。自然也就常常因此被人们忽略不计。它似乎只是个历史视野中的客观物件，其起因尚不明，甚至有可能不过是偶然因素引起的自然天灾。
一句话，它只是个"死事件"，而不是一场场能够鲜活起来的历史人物戏剧。
然而，相对于八王之乱这样的历史大戏活剧而言，死气沉沉乃至几近无人关注的洛阳武库大火事件，恰恰就是一件真正能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真相的具体细节。
当然，就洛阳武库大火事件来说，佛图澄等佛教徒以及其它历史人物的各种反常活动，自然也是更具体的细节。
人们透过洛阳武库大火事件，能看清更复杂的历史真相。这是由这场大火独特的历史作用后果地位所决定地。洛阳武库大火，对于当时及此后数十百年乃至千年中国的军事、政治乃至宗教文化及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都造成极重大极关键乃至决定性影响。
客观而论，八王之乱从早期的宫廷内宗室、外戚之间的朝堂权斗宫廷阴谋，发展到后来任何一个旁支远亲乃至阿猫阿狗，手里有几千人的地方武装就敢拉壮丁扯队伍下场去参与真正的冷兵器军事战场博杀。这其中的转折关键，正是由于洛阳武库大火后，再也没有任何一方势力能拥有对于其它势力的绝对性压倒性优势。
当年，司马懿用几百近千死士僮仆，出其不意抢占了曹魏的洛阳武库，就一举奠定了司马家篡夺曹魏的根基。司马氏统一天下后，更是收聚天下武兵而集中于洛阳武库。
而到了西晋洛阳武库大火后，短短十几年，便国破家亡，扮羊扮狗臣仆于胡人。
司马氏之天下，得之于洛阳武库，也失之于洛阳武库。
此后，周边及内迁的长期臣服于汉晋朝廷的五胡诸族，之所以能够借机而起，从卷入参与到晋代司马氏朝野争斗，快速发展到取司马氏灭晋而代之，进而持续展开抢夺问鼎中原资格的战争。
五胡你来我往，把草原游牧习俗、战争规则搬到中原农家沃土。化中原汉家富饶故土为胡骑逞威战场，任意驱驰杀戮汉人以之为两脚羊而血沃中原祸乱华夏。
五胡乱华能够愈演愈烈持续数百年，同样因为洛阳武库大火后，汉人无论是中央朝廷还是地方王候、世家、军阀，没有任何一支势力还有压倒性军备优势，从而能够再压制他们。
八王之乱大剧能持续展开，能愈演愈烈，五胡乱华能延续几百年，显然都与洛阳武库大火所造成的军事形势格局有重大关联。
而五胡乱华之后，佛教才真正昌盛起来了。
原本汉人有儒学独尊与本土道教等文化信仰体系，佛教虽然从东汉初年就已东传中原，但一直很难真正立足广传。五胡乱华之后，佛教借助胡人政权力量一举登上中国舞台。避乱江东的偏安南朝也寻找佛教求安慰。
追根溯源，公元295年洛阳武库这场大火，不仅重创了汉民族军事经济政治，也改写了华夏文明的宗教文化文明版图与历史进程。
洛阳武库这场大火究竟是偶然因素引发的自然天灾，还是某些势力蓄谋已久所致的人祸？如果是人祸，又究竟是谁主持策划制造？或暗中推动？
按谁得利最多谁嫌疑最大，谁最反常谁最可疑等范式去推断，以前末进入历史观察视野的人物、势力，现在恐怕都得重新给予审视考量。
尤其是佛图澄团队为首的佛教势力，他们在这起事件前后各场合的表现，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三、推理
两晋南北朝五胡乱华时期，最有名和尚除了后期的达摩，在前期，首屈一指的是佛图澄(公元232一348年)。
史料记录的佛图澄生活年代，其实与洛阳武库大火事件并不相合。洛阳武库大火事件发生时(公元295年)，他大约六七十岁(?)，虽是盛年(据说他活了一百多岁)，但当时尚未抵达中原。
但他有一则故事，却很值得人们关注。分析洛阳武库大火事件，这则故事能让人把他及他的团队纳入研究分析视野。
《高僧传》书中这样记述：
一次，佛图澄与石虎共同坐在襄国（今河北邢台）中堂上，谈论经法。佛图澄忽然吃惊地说：“糟了!糟了!幽州发生了火灾。”随即，他拿酒瓶向幽州方向喷洒。过了很久，佛图澄才笑着对石虎说：“现在幽州火灾已经救灭。”
石虎觉得这事有点奇异，不太相信。于是，他派遣使者前往幽州去验证。使者回来后，对石虎说：“那天，火从幽州四大城门烧起，火势很猛。忽然，不知怎么就从南方飘来一层黑云，既而天降大雨，将火扑灭。雨中还能闻到酒气。”
佛图澄这位大佛，九十来岁老迈之时，随手就能灭火于千里之外。那么，在六十多岁的盛壮之年，他会不会在距离洛阳千里之外的西域河西某地，主持策划在洛阳武库放一场空前绝后的历史上最盛大烟火呢？
在襄国石赵朝堂上略施小技，覆灭数百里外幽州大火时，他还特意用酒来施法。
信不信当时就是没净水？信不信他还很从容地"过了很久"才笑告石虎自己确实厉害？
这番操作，真地很有技巧。
用酒而不是用水去灭火，这是什么神操作？这欲盖弥彰的蛇足马脚漏洞，是否又太大了些？
单就这次大展神通操作而论，襄国施法酒灭幽州大火，至少透露以下关键信息：
首先，佛图澄及其团队，对当时天气状况细节信息，有详细情报了解、把控能力，也对相关信息有绝对掌控技术。
其次，他们有能力在较大城市内布局，同时在四座城门一起纵火。四门起火，这火也太"自然"而"绝非人为"了？
再次，就整起事件始未而论，他们的势力能量，显然已能渗透整个后赵政权石虎朝廷的宫廷内外。
这样一个明显有人为痕迹、事涉军事重镇安防、非同小可的烧城事件，最后居然能被巧妙地演绎成佛图澄小施神通的展示，令人不寒而栗。
佛图澄及其背后团队，他们能轻松自如地周密布局数百里外大城纵火大阵仗，确实值得注意。也令人怀疑，他们本就是有过类似乃至更大纵火案经验的熟手。幽州这场戏，不过是他们照葫芦画瓢、精益求精之后，又一次牛刀小式。
为展示自己千里外洒酒救火神通，甚至不惜在大城四门纵火。单以这种操作论，甚至可把佛图澄与后世那些暴恐头目等同起来，他们之间的区别并不大。极端主义宗教分子，向来都是这么胆大残忍而又精致。
当然，也必有痕迹。
那么，公元295年洛阳武库大火，有无可能正是这个纵火团队第一次试验这种酒水灭火的大型宗教表演时，搞砸了才发生地?
也许二十多年前洛阳武库事件，他们当时对具体风雨天气的气候细节，掌握还不够精准。对纵火規模、具体环节步骤，掌控也不周密细致准确。……
于是，事件最终失控！
当然，还有另一种更大可能性。他们早就抓住了、看准了，当时西晋朝廷、中原武力的最大弱点、死穴。他们是蓄谋已久一击致命，就此开启了五胡乱华佛门登台的乱世。
佛图澄及其中亚胡人弟子，以及石勒石虎等后赵羯族政权骨干，他们所宣传信仰的佛教并非原生印度佛教。而是掺杂了大量中亚袄教、拜火教等等成分，是由各种极端分子拼凑而成的变种佛教。
尤其是"拜火教"这名称，实在有必要关注。
此前，佛门虽然无太大进展，但毕竟在洛阳已有近三百年根基。他们已能渗透到河洛地区，从宫廷到奴婢各个社会阶层，初步完成了全覆盖。无论是人力储备、组织体系、物资准备，还是信息情报体系等等，都足以支撑佛图澄团队去开展一场宗教表演或纵火阴谋了。
佛图澄等人所组成团队，甚至只需对具体纵火有丰富经验就行。而这恰恰正是佛图澄等人具备的，有些技能还是他们独有的、特别擅长。
佛图澄等变种佛教拜火教徒，长期生活于严重干旱的中亚地域。他们对干旱、风雨气候等天气变化，比中原汉民显然有更强更灵敏感知。
此外，一些中亚地区猎手驯练金雕之类飞禽，已有数千年历史，经验丰富。这为他们远距离掌控情报、传递信息提供了可靠保障。
早期猛火油等特殊物质的发明使用，也正是由中亚地区拜火教徒变种佛教徒率先采用。按有关史料记载，洛阳武库大火的发生与最后失控，恰恰正是与意外出现在现场的大量来历不明神秘火油有极大关联。
尤其是从相距仅仅二十来年后的那场幽州纵火灭火案例来看，佛图澄等人对具体细节能熟练操作，对于各环节有周密掌控，技术上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当时最强。
总之，佛图澄等极端变种佛教拜火教徒，既有"开启乱世，为传播佛教拜火教创造更好环境条件"的明确目标强大动机驱动，也具备最充分作案条件。一些必须条件，他们独有而其它势力团队完全不具备。二十来年后的洒酒灭火幽州，表明他们是惯于此道的熟练老手。洛阳武库大火事件，他们是幕后策划与实际操作的最大嫌疑人。
四、结语
虽然确实能找岀佛图澄等人作案明面上相互关联乃至足可形成锁链的证据。但在笔者内心里，因为始终难以排除某些极端道教势力、归降吴人中某些反晋复国势力……等等嫌疑，总觉得佛图澄或其它极端佛徒嫌疑或许应减小。
公元295年洛阳武库大火发生时，距吴国归降不过十五年。当年吴主孙皓受降后表现还很硬气：亦虚此座以待。不比三十年前归降的蜀国刘禅：此间乐，不思蜀。
且吴国归降前已历三世，所谓"恩泽犹在"。归降才十五年的那些被迫迁居洛阳吴人之中，意图借司马氏内乱谋复国者，并不在少数。
比如，最突岀的孙秀（？~301年）。他是归降吴国宗室，信奉五斗米道。随赵王司马伦，工谄媚，擅书疏，颇得宠。一直为司马伦谋划，离间废太子，杀贾后，帮司马伦登帝位。玩权贪秽，睚眦必报。 他策划火烧武库大案，就既有动机也有能力。
佛图澄等羯胡族佛教徒拜火教徒即便作案动机目的鲜明、证据链条完整，也很难让人完全排除洛阳武库大火是由孙秀等人或其它势力所发动的嫌疑。
附录:
僧法诚者，西域羯胡属，太康中入洛。嗜酒，每日但卧寺中。天久旱，诸寺观奉诏祈雨，皆无所应。寺中众僧以法诚率性任酒，数责之，如是十数日。
是日晨，愈热。法诚忽起，频呵役者，又告众僧：未时，将大雨。诸僧皆笑之，后乃验。
有异之者，以告张华。华云：是僧，吾知之。自西域来洛，步千里而足俱废。不良于行，每日但卧寺中。洛地寒湿，久之，腿寒疾。素日饮酒，乃稍瘥。天将雨，必大作，人不能堪。
僧法应者，佛图澄弟子属，善调鹰，常自言能千里视。勒每战，法应皆预告敌所在、兵将粮草大略，皆验。勒奇之，问右候。宾曰：诸地僧众，每有大事，书密信系鹰足。千里之外，旦夕能知。百里之内，无所不晓。
洛寺有长明灯，其油非寻常，胡僧多用之，或谓之西域猛油。
除开洛阳武库大火这一超级变量造成的客观条件，晋代的赵王司马伦与千多年后的明成祖朱棣，显然具有更充足条件去完成夺位任务。
然而，成王败寇之下，谁还会花心思去对比分析、“发现"这些？谁还去比较分析后，"发现"洛阳武库大火对后来各具体历史人物、事件、相关进程的关键性影响决定性作用？
敦煌莫高窟323窟壁画佛图澄千里洒酒灭幽州火。
蓄有浓密长胡须的佛图澄，真实年龄或永远成谜。
《高僧传》原文
澄又尝与虎共升中堂。澄忽惊曰:"变!变!幽州当火灾。"乃取酒洒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验幽州，云:"尔日，火从四门起。西南有黑云来，骤雨灭之。雨亦颇有酒气。"
- 待认可未通过。偏要看
- 待认可未通过。偏要看
想象力超過東學西讀岛主
王恭厂爆炸就是一般的火药库爆炸，实际损失比天启崇祯年间的别的火药库爆炸还小点。
实录里面记载：压死男妇五百三十七名，在爆炸中心仍有幸存者。（火药匠役三十余人尽烧死止存一名吴二）
明史里面一堆各地火药库出事的记录，哪个规模也不小。
比如：
万历三十三年盔甲厂大爆炸。
崇祯七年九月初七盔甲厂大爆炸。
崇祯十一年四月初五新火药局大爆炸。
崇祯十一年六月初二王恭厂又炸了，威力略小于天启那次。
崇祯十三年新火药局四月初二继续炸。
只是王恭厂有个《天变邸抄》，满嘴跑火车写得太夸张了，就比较有名了。
明朝各个军镇以及地方都有自行铸炮的能力，像广东在崇祯年间光是红夷炮就仿制了300多门，徐光启在崇祯年就北京也仿制了总共400多门西方火炮。
登州动乱的时候，一个登州城就给孔友德抢去了红夷炮20多门，中型火炮300多门。
至于1到2磅的小炮，更是几千门几千门铸造。松锦大战，后金就缴获大小火炮3583门。
明军打败仗原因很多，最主要原因还是明朝自己不断作死，和王恭厂大爆炸真扯不上关系。。。
当场有名姓能统计之伤亡数字，实录之说亦不可取。
为何事故原因无法说清？因为说得清一二的技术人员都炸死了。
工部尚书、侍郎离现场不近，却是高官中少数受伤者。他们当天很可能是去节日节后例行"视察"工作地，所有大小官员中高级技术人员大概率全在现场。
事后伤者大概率也死者居多(炎夏大量人员受伤，在古代生存率可想而知)。随后的瘟疫、鼠疫，其实未必与此无关。
后来爆炸频率增加，恰好说明生产体系已然崩溃。
一、分期
公元295年——公元960年。洛阳武库大火开启五胡乱华，至赵宋建国。前后相距666年。
公元961年——公元1626年。北宋建国，赵宋代柴周。至耶稣会士策划制造王恭厂大爆炸，开启华夏卷入全球化时代。前后相距也是666年。
三个事件都有特定标志性意义，甚至都可谓直接决定影响华夏文明历史发展进程。它们能形成等长的数字又颇奇特的时间区间跨度，让人难免要有些惊奇。
历史上这类巧合，其实不在少数。也许不过是数字游戏而已，不值一提。
那么，之前呢？
战国开始于公元前476年(周元王元年)，周王朝正式亡于公元前256年。与洛阳武库大火，一个相距700多年，一个相差500多年。中间又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的哪一年。距离295年洛阳武库大火正好666呢？
有预感，不是商鞅变法还能是什么？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即位，商鞅变法。——公元295年，洛阳武库大火。
居然又是一个666年。
关于公元前362年，有必要多写点。这一年历史事件真不少。
这年，卫声公去世，其子卫速即位为卫成侯。同年，燕桓公去世，其子即位为燕文公。还是这年，秦献公去世，其子即位为秦孝公。
同时，这一年还有件历来不太引人注意的大事。东周列国诸候中，魏惠王最先开始称王。
战国一般认为开始于前476年，以韩赵魏三家分晋、田齐取代姜齐为标态。但那时候韩、赵、魏、齐中原四国，还都要向周王请封诸候。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虽已名存实亡，但仍然得到诸候们的承认。
中原地区诸候大国中，公元前362年魏国率先称王，这也就正式结束了周王的一王天下共主时代。此后列国先后纷纷称王，接二连三粉墨登场。到战国后期，齐、秦两国还自称东帝西帝。
魏惠王在前362年迁都，改称梁惠王。这一年，孟子跑到魏国去游说并大开嘴炮。当然，他的这个举动其实也暗含捧场、站台、投机。
这一年，韩昭侯还正式任用申不害为相，也开始变法。
殷商后裔无论是诸子百家这些明线团队，还是鬼谷子等暗线团队，显然都选择了这一年，都大肆活动。
第三个666，还是有标志性大事件！甚至更多，让人不知该选哪一个作为真正决定性分期标志性事件。
那就再往前推看看。
在魏惠称王商鞅变法的666年前，不会正好是武王伐纣、周革殷命或周公东征分封诸候吧？
公元前1028年，有什么事发生?——公元前362年，魏惠称王，商鞅变法。
果然，公元前1028年，恰好是一些历史学家、研究者所论证认定的周灭殷商之年。《全球通史》一书，即以此年断商周。当然，武王伐讨、商周鼎革这起历史事件，发生真正年份究竟是哪一年，至今还会继续留有争论。
作者案：《全球通史》取前1028年商周断代之说，有三大依据：
《竹书纪年》等一些史料对此事件年代记载比较明确；碳14测定范围上下限，此年最近区间中值；天文星相日月食记录推定的三个年代，它也恰在其中。
三个最可能年份中，它甚至是唯一一个先有史料可确定，后有旁证可证明。
而非另两个，先选定范围，再据资料(可靠性存疑更大)一点点推断。
此外，《洪范禹碑》蝌蚪文字解读后，《易》《书》《春秋》《春秋三传》等儒家经典皆需重读。它们的记录可靠性大打折扣，反不及《竹书纪年》可靠。此亦为一弱效力旁证。
此666年怪异数字周期本身，虽暂不知其所以然，但亦可作一更弱效力之旁证。
第四个666，竟然依旧成立。
继续。
事情似乎变得有些奇怪、有趣了。
难道大邑商不是存活了约六百年，而是精准到666年？或者是商汤这位"尧舜禹汤四人帮"组合里的最后一位汤帝，他的岀生年代就是公元前1694年？
公元前1694，商汤诞生或商汤放桀灭夏。——公元前1028，武王伐纣或封建诸侯。
暂且把它当作第五个又是666。
再往前呢？
公元前2360年帝尧诞生，或帝颛顼即位、"绝地天通"。——公元前1694年大邑商成汤诞生，或商汤放桀灭夏。
这就算第六个还是666。
再来一个。
公元前3026年，黄帝诞生或黄帝即位。一一公元前2360年，帝尧诞生或帝颛顼即位、"绝地天通″。三皇五帝时代。
这算是第七个666。
第七个？这么巧？六、七？少阴少阳之数。
难道华夏文明的五千年历史周期分期，可以是用666年这一奇特数据作为基本周期，或大体上以殷商体系为基本底盘?
难怪孔夫子能这么牛，难怪赵宋半享大邑商地位、岁月。
由此，这就算是厘清了上古及夏商周历史分期？
夏禹帝夏启王，居然都被这种分期给隐藏掩盖淹没了。
六或6这个数字，在华夏文明文化概念体系中，代表的是少阴、是坤、是凤凰。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凤鸣岐山周兴姬昌。
华夏文明难道竟不是龙子龙孙么？
也许公元前1694之前，是以少阳、太阳之数，以777年乃至999年为分期。其实，周代若以前1027年武王伐纣至前249年秦灭东周迁九鼎而论，大体上就是777年。
公元前2471年(或前2693年)一公元前1694年。尧舜禹夏时代，或前商汤时代。
公元前3248年(或前3692年)一公元前2471年(或前2693年)。三皇五帝时代，或前帝尧时代。
张子曰：噫，666，斯数大哉！奇哉！
二、特征
从黄帝至明末，华夏文明历史已走过七个666年分期(有一个656年？)，共经历约4652年。而自明末王恭厂爆炸，华夏文明正式被动卷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至今则约395年。合计约5047年，这就是华夏文明延续五千年而未曾中断之历史。
七个666年分期，可以从不同角度观察起特征。从文明发展之连续进程角度作整体观察，结合生产力发展阶段、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应变革，参考同时期全球范围内各文明进程及相互交往等等，大致上就能作一些宏观系统分析，获得有若干价值意义结论。
第一个666年，从黄帝至颛顼"绝地天通"，是华夏文明初萌时代。从万族万邦群星散居，到围绕争夺盐池附近中心区域，建立部落联盟，进而确立炎黄部族在华夏文明范围内的主导地位，也初步确立了完整系统的天下格局。
第二个666年，从颛顼"绝地天通"到商汤伐桀，是华夏文明从部族、城邦迈向王政国家时代。通过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抑制神权政治与商文明过早过快发育，鲧筑城建廓，禹治水土、划定九州，启建国称王。华夏文明告别原始民主公天下时代，迈向私有制大发展世袭王权时代。以推进建城、平治水土等公共工程为重要手段，初步完善了华夏文明区域内大体框架。
这两个时期，华夏文明仍然以木器、石器为主要工具。治水、与自然蛮荒作斗争，仍是主要挑战。
第三个666年，从商汤伐桀到武王伐纣，是华夏文明第一个强盛奴隶制军事王朝时代。以商业、青铜冶炼快速发展高度繁荣为基础，华夏文明进入快进模式。六百多年的商贸、军事侵吞掠夺，建基于早期生产力技术上的华夏文明发展潜力被最大限度不断挖掘、压榨出来。万邦万族群星散布向商王天下百诸候邦国局面快速演进。
这一时期，华夏文明进入青铜时代，金属时代。
第四个666年，从武王伐纣到魏惠称王。这是华夏文明的周王时代，也是华夏文明第一个大治时代。以周王天下、制礼作乐、封建诸候、井田采邑为主体，深耕华夏文明区域沃土。华夏文明区域内长期整体上秩序稳定、和平，逐渐积累起雄厚根基。
第五个666年，从商鞅变法到洛阳武库大火。这是从战国到秦汉大一统封建王朝再到汉末乱世时代，主体是秦汉大一统封建王朝。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华夏文明整体框架，华夏文明从此进入长达二千年的治乱周期循环。
这一时期华夏文明向西、南开始拓展并抵达文明区域可控极限边界范围。华夏文明进入铁器时代。
第六个666年，从洛阳武库大火到陈桥兵变。
这是华夏文明最长的一个乱世时代，虽有隋文帝、唐太宗至安史之乱前约百年短暂和平安定，但整体上是五胡乱华、藩镇割据混战、五代十国。
这一时期也是所谓文明大融合时代。
第七个666年，从北宋建国到王恭厂爆炸。这是以宋明理学、心学为主体，华夏中古文明文化发展的高峰时代。华夏文明逐渐从金属时代向火器时代过渡。宋元明时代尤其是两宋时期，华夏的科技一度已达到前资本主义时代最高峰。但由于长期重农抑商，忽视乃至限制技术应用推广，华夏文明在科技进步方面逐渐失去领先地位，但整体上也已做好了被动卷入全球化时代最低限度生存发展条件准备。
以上只是初步简单分析，尚不能建立完整系统框架，只是略具雏形。
后记：
从《洪范禹碑》蝌蚪文字解读开始，到揭开孔子儒家与殷商后裔背后隐藏的真相解读，旁及佛教耶教东传华夏某些历史事件真相解读，最后回到华夏文明史分期，大体上完成了一个闭环。
这算是文化文明史研究领域最大一盘棋了。
它显然不再是一个点、线、面，而已是一个全新的体系了。
洪范禹碑解读后，世间学术有底盘。
经史不识张新泉，人称大师也枉然。
另：
前362一295年，其实是656年。
但这更象是谁偷走了十年，而并非整整齐齐到有些诡异的666年奇怪数字周期不成立。
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期，开始即是战国乱世，中间又有秦皇焚书项羽烧咸阳，王莽篡夺，汉末大乱，最后又还是洛阳武库大火。
今古文、伪古文尚书纷争不断，春秋三传亦争吵不休，还有竹书纪年岀土，与其它史书大见参差多有互异。
总之，这段历史时期，虽有史书可征，年月似乎甚为清晰。
但是，诸多史料已然残缺，其间各种拼接误或许差难免。不少史料皆或有误，考证难以落实又屡见不鲜。现存史料又多被篡改，发覆订正犹待将来。
跨公元前后之年代，东方、西方还又颇多有玄怪奇异。
所以，中间失落、错谬、误差、抹掉乃至被“偷走"了十年，也不足为奇。
当然，齐齐整整奇怪的666年数字周期，本身就实在太诡异。
有一个656年，反让人松口气。
《诗经大明》里写了帝乙长姊大长公主下嫁小明同学姬昌时，有豪华船队送嫁。这场景让人想起了电影《茜茜公主》里的镜头。
只不过渭水豪华游船上的"茜茜公主"，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最早的小明同学姬昌姬明明。想到他被母老虎豪横地揽在怀中，挣扎着微笑着频频向两岸观众挥手，那画面不要太美，太辣眼晴。
再看传说中的文王百岁，姜太公一出场也是七八九十岁的老头。就知道这女人一向有多忌讳自己的年龄了。古今中外的女人，在这问题上都是一样的表现。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故事之要害，全在一个"愿"字上。
母老虎吃光抺尽小鲜肉，人家小明同学是自愿地。——要么守身如玉而亡国灭族，要么妇唱夫随就此发家致富直上巅峰少奋斗五十年。小明怎么选？不自愿，行么？
华夏文明上古帝王两大特点及其影响
一，巡狩
上古帝王活动地域较广，居地流动性颇大，而非后世帝王大多困于王都王宫。他们主要统治方式、行为模式，更近似于游牧民族的宫帐、捺钵、巡狩制度。上古帝王通常是周期性地在华夏文明几个地区性中心区域间，来回迁移走动。
他们一生主要事功发生区域、统治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宗教祭祀中心以及生地、葬地、婚姻地、子嗣封地……常常彼此全都悬隔数百千里乃至万里，甚至没有一个相同。
帝尧生于某地，即位于另外某地。娶妻于又一地，子孙封地又在另另一地。祭天于某地，祭祖、祭母又在这里、那里。他巡狩到历山，觉得舜不错，带在身边。一起到了“三星堆"(或另外某处)，又觉得鲧可用，带到某地，又让他治水。又到了哪哪，让帝舜处理某事，与帝舜分开。然后帝尧死在某地，群臣又跑帝舜那里，拥舜即位。
后世帝王生老病死、一生活动、王朝政治经济祭祀中心，全集于王都王宫。如果习惯性地按这种高度中央集权模式思考，就很难理解先秦上古分权分离的前封建时代之帝王行为模式。
上古帝王大多还比较长寿，这也更加地令他们的行踪、功业，大不同于后世更常见的那些既短命又困于宫城皇城都城帝王们。
上古帝王在主流行为模式方面，更近似于耶律洪基、成吉思汗、康熙乾隆这些人，且往往比他们更长寿。他们的统治方式以及与地方关系，更趋近"联盟联邦邦联独联体欧盟上合组织化“、更"和平仁爱、亲民民主、尊重地方权利认同分权”。
上古帝王，地位更近似终身制的联合国秘书长，欧盟、独联体或终身制与轮值制结合的上合组织轮值国主席。
二，寿命
中国古人寿命问题，可说是历史谜题集。而上古帝王寿命问题，就是其中比较突岀的历史谜题。
史料记载的诸多上古帝王，寿命都超长。不但远超当时普通人、后世普通人、后世帝王，脱离当时生产力生活水准、医疗卫生条件，甚至较之于今天现代生产力水准现代医疗科技条件下的平均寿命，也高出一大截。
对这个问题，历来的解读有几种：其一，上古帝王生平寿命多系传说，无当时实际文字书史、也少考古尸骨实物证明。口耳代代传说，就难免失真夸大神化。
其二，上古帝王多系部落联盟或邦国首领，未必是同一人，只有一人。很可能是一个部落几个几代首领共用一个帝号。尧帝、舜帝、禹帝，可能是三个强盛部落分别主掌部落联盟邦国的不同时期，而并非三个具体帝王个人。
其三，一些古代方术、上古医家文献资料中，讨论过上古帝王长寿问题。它们认为上古帝王之所以长寿，是他们讲究养生有道，当时医药高效医术手段高超。
这三种解读，前两种解读实际上否定了上古帝王的长寿。后一种解释现代人以科学体系去观察，又显然会感觉过于牵强。
那么，上古帝王实际寿命，就真地不可能那么长寿吗？
简单而言，上古之帝王比上古普通人寿命更长，这比较容易让人理解接受。
但限于当时生产力生活水准医疗卫生条件，他们寿命再长也应有合理限度。动辄八九十岁，一百几十岁，还是让人难以理解。
上古帝王为何往往比后世帝王更长寿？
首先，上古之时与后世的继承制度不同，也没有后世后宫制度。 夏商周之后，尤其是周礼嫡长继承制、封建制度确立后，帝王广立后宫以求多子多福成为制度强制性需求。这让后世帝王大多沦为生育工具机器，也极大降低帝王寿命。
上古帝王选择继承者，不是父子兄弟相承择优，更不是嫡长盲碰。而是巡狩天下时，从部落邦国中选择生活习惯道德操守优良、才能俱佳之人。而这些侯选人大多身心健康超过常人，也就更大概率具备长寿基因。
其次，上古之时，仍是木石陶器为主。重金属用于饮食餐具极少，上古帝王因饮食而重金属中毒概率减少。
这一时期，即便统治寄生阶级，也距离普通民众不远。公共事务繁多，尚未腐朽到醉生梦死成为日常。修仙炼丹之类也尚未发育，砷汞中毒机率极低。
此外，这一时期地广人稀，人类主要还是与天斗与地斗与自然博斗，与人奋斗尚不严重。宫廷争斗、战争叛乱乃至瘟疫重疾等等对于帝王生命寿命的威胁，都比较后世帝王发生概率更少。
这一时期文字初创，教化远未发展。民风尚淳朴，阴谋诡计还用不上太多，精神焦虑症候较少。
这一时期，糖、油、盐均属罕有，尚未广普。即便帝王，也难以多糖重盐重油，饮食大多清淡，也较卫生。
所以，上古普通人因为要与天斗与地斗与自然斗，寿命或许不长。但上古帝王们则脱离了这些"低端"生活方式，可以饮食不愁、衣食整洁、不务身体繁劳，精神压力也有限。这样也就具有了长寿的基础条件。
同时，他们相比后世帝王而言，又缺少各种必须作死、自作孽的制度强制、现实条件。权责有限，劳心劳力压力较小，反而具有比后世帝王更长寿的各种现实基础条件。
综上所言，上古帝王寿命八九十岁，乃至过百岁，也未必全无可能，未必尽是代代传说拼凑夸大、虚构。
帝尧：比萧衍、赵构、弘历这些货更长寿，还需要什么理由?
舜帝：老丈人，我只想知道为什么要一次送俩？
三，举例
夏代商代早中期，尤其是夏代之前的上古考古，应该注意上古帝王有别于后世的这两个重要特点。
比如，三星堆与濮阳酉水坡，可能都与帝高阳颛顼相关，一者是"绝地天通"祭祀宗教改革发生地，一者是改革后新的祭祀中心。
三星堆的几个挖掘坑，排列大致呈北斗七星状。这一特色，同期或更早期墓葬中，似乎只有河南濮阳酉水坡颛顼(?)蚌龙虎墓中存在类似特征。
三星堆与酉水坡均发掘于86年∽87年，墓葬岀土文物、文化符号与祭祀、天文星相方向的关联更加密切。而86∽87年天文学上是有大事件的，既有哈雷慧星周期回归的周期性事件，还有所谓超新星大爆炸的偶然性(?)更大事件。
这种相互关联神秘色彩比较重，不太符合"科学"客观范畴，可能只是时间上的纯属巧合。但也值得注意。
古文献资料中，古蜀文明与帝高阳、颛顼这一支系关联较多。
帝颛顼最有名的事功，就是"绝地天通"。
所谓"绝地天通"，就是一次上古时代祭祀宗教根本改革。当时，各地方文明区域各部族众多的巫教、多神信仰自然崇拜，已逐步为公共宗教祭祀一神教、祖宗祭祀、统一集中教权所取代。神权政治大有发展，严重干扰世俗权力正常运行。颛顼帝采取果决措施，切断神权向世俗权力的渗透，实行政教分离。
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大铜人、“外星"造型……很可能是"绝地天通"改革后，公共宗教已经完成教权统一，确立了统一祭祀树立了新的宗教信仰时，所创制采用的仪制礼器。帝颛顼时，可能主要是用玉、陶造型。夏商时代的帝颛顼高阳氏支庶后裔后世“教宗"们，才逐渐用青铜代替。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与河南安阳及濮阳酉水坡一带夏商时代同期或更早期文物，有许多相关类似文化联系。不少文物，与"绝地天通"这类祭祀宗教大变革，关系更大。而不是与军事战争、帝王首领墓葬相关联。
屈原《离骚》自陈，楚人系帝高阳之苗裔。三星堆在地域特征上，除了与夏禹帝之岀生地北川禹里较近，与楚文明在地域上也是可关联的。太阳鸟金箔图形，与楚文化核心之凤凰、殷商之天命玄鸟，也或许似有关联。
综上，三星堆文化特征，或与帝颛顼一系关联颇多。
分析考察上古之文明时，人们常常被相关文化符号在地域分布上的分散特征弄得迷茫。夏禹帝之踪迹，遍布大河大江上中下游、名山大川，让人不能不疑其附会牵强。更早的三皇五帝，就似乎更是只有传说近似神话了。
三星堆、酉水坡与帝颛顼之文化关联，似是而难定。地域上更大山大江大河几千里之遥，重重险阻悬隔。实在让人难以想象，两者彼此相关联。没有文字，实在让人头痛。
但如果考虑到上古帝王的活动、寿命特点，也就不再难以理解了。
四，靡不有初，唯我有终。
近代考古学传入后，周代之前的历史，夏商时代一直被人疑古。即便殷墟、甲骨文先后大规模考古发掘证实，商代之前的历史至今也仍颇受质疑。夏代之前，年代与世系，几乎全赖口头传说。因为文献资料极少，甚至成为所谓"神话“时代。
夏代城址已发掘不少，但因为无文少典，至今难以厘清。夏代之前，就更不用说了，三皇五帝尧舜禹，只能作为传说乃至神话参考。
其原因又恰恰尤其在于两个方面：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大多长寿，这有悖基于当时生活水准医疗卫生水准岀发的理性逻辑推断；上古帝王活动轨迹过于地域广阔，也有悖基于当时交通状况生产力水准的合理推断。
然而，这两个最大疑点，其实只是近现代学人思考分析上自陷思维窠臼所致。把相关文献资料与古代若干类似的前王政时代部落文明对比综合分析，这些所谓的疑点反而正是大概率真实事件。也是华夏文明赖以立足于世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
基本上来说，2100BC之前∽3000BC的考古，都要考虑上古帝王巡狩制度模式产生的影响。两个几个文化遗址岀现众多类似文化特征时，要考虑它们这些相似特征是某一位帝王巡狩所致的结果。 可考虑据文献资料规划各上古帝王活动轨迹，与城邦部落遗址文明考古文化传播交流轨迹对应比较，再根据年代先后，综合分析上古时期中华文明内部各支系起源与交流互动情形。
中华文明内部各支系交流，先天就较少战争冲突，而更多相互和平交流融合。很早就呈现多源并起而又趋向中心统一。
这一特征与中华文明特殊地理方位结构、特定婚姻宗法祭祀文化等先天后天主客观条件有更大关系，也构成五千年文明绵延不断绝最重要最突出特点。
它与中亚南亚北非西方美洲其它古代文明，有明显差别。
上古帝王巡狩制度及选贤任能禅让传承机制，以及因此有更高比例长寿帝王主持事务，华夏文明发展进程在其萌芽期得以能稳定持久和平融合式推进，其意义影响重大而深远。
它们也恰恰是塑造华夏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独特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它们既因于独特地理、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本身又成为华夏文明独特性重要源起。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而华夏文明能成就人类史上唯一延继五千年之独特文明，成为唯一"有终“之"鲜"，正在于华夏文明之"初"，从一开始就有各种独特性与众不同。
它们在历史发展进程长河中不断发挥着各种影响，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唯一性。
附:
河南濮阳酉水坡遗址蚌壳龙虎墓葬，墓主或许是张氏始祖张挥公。
墓主应该不是三皇五帝。因为规格、陪葬物品等等，都不够"级别"。
但从墓主之墓葬规格、形制、内容而论，他也不应只是普通部落首领。墓主应该与古代天文、历法、宗教祭祀事务关系较紧密。
墓顶弧形，既象征天圆地方，亦可视为所谓"观弧星而制弓矢″。墓主下方向来被视作"北斗七星"象征的小腿骨与蚌壳三角组合，其实也可以看作"箭矢″。
张挥公辅颛顼帝，发明弓箭，制颛顼历。地位级别、一生功业，与墓葬诸多信息相符。
张氏在华夏自有宗教道教体系中地位独特，其渊源恐怕比张良师从黄石公学黄老道、张道陵创天师道更久远。
左龙右虎之类，向来明显可视为道家文化信息。以此墓葬而论，当时显然已有比较成熟、系统的相应观念乃至"理论″体系。
由此，道家之起源，恐怕自黄帝时代始，若干道家宗教信仰之关键"理论"体系、观念要素就已经创设、形成。而并非春秋战国之后，才由老聃、庄周等人逐渐创建。老庄等人，只是道家"理论体系"之整理编纂者、集大成者。
北大张新泉
2021.11.20
浙江杭州钱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