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习总书记新年贺词 窑洞对 -- 东方白
马克思理论核心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的核心是物质状态决定意识状态。
而意识状态又决定人的行为。
既没有治理属于意识状态的人们怎么想,更没有治理决定人们怎么想的的物质状态。
只是一味的治理人,不管是治理官吏还是普通人。
这跟利用反腐而杀死阉党的那个皇帝的作为,有何不同呢?
这些留给后世评说吧。
因为第一个答案,就是毛设想的大民主,是统治集团不可接受的。毛设想的大民主,是放权给社会大众阶层。放权本身就是现在的统治集团不可接受的,放权给社会大众阶层会导致权力混乱,这也是文革所证明的。毛的大民主设想,实际上被现在的统治集团所摒弃。
现在的统治集团,走的是强化中央集权的路子,其危险来自于统治集团自身的腐化,所以才有了这第二个答案,就是统治集团自身的新陈代谢,或曰自我革命。至于行不行,还有待历史检验。
习不断的反腐,整顿,也就是基于这一想法,对统治集团内部进行清理,整顿。不过,这反腐最后恐怕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会越来越集中在世家门阀手中,因为世家门阀本身有雄厚财力和人脉,不必通过行贿手段谋求升官,而从底层上来的官员,缺乏财力和人脉的条件,不通过行贿手段,根本无法与世家门阀竞争,或者只能以联姻等手段依附世家门阀。这样下去最终的结果,就是强化世家门阀对权力的绝对控制。恐怕,从习这一届开始,主席台上大部分都是红二代,红三代,红四代。。。让时间来见证一切吧
- 待认可未通过。偏要看
69出生,那时7岁读书,5+3,就是84,85年初中毕业,那时候中专技工要比高中考大学有吸引力,起码对普通人来说,大致如此。故而从自身学习能力上讲,中专生比大学生强一点都不奇怪。
然后当时国家还提供了涵授,电大,成人学校这些渠道,给有学历提升要求的人提高自身的学力水平,并且认同这个学力水平。还有些单位和学校对接,保送就读,这个就不多了。
具体到上海是不是经济发达点,思想先进点,物质和精神上支持普通人重高中而转中专,那我就不了解了。所以我不敢确定你说得对不对。不过,84,85年的中专生,放全国哪里,都不是弱鸡就是了。
仅对学历问题说点不同想法。
以前反腐是定向爆破,针对个别节点,为的是控制局面;今上的反腐是横扫,一扫帚下去,老虎苍蝇蚊子都在里头了,痛快是痛快,不过辩证法讲有一利就有一弊,利越大弊也越大,既然扫了一大片,那么就必然会造成反对的也有一大片。
这一大片反对力量,对今上不是反不反对的问题,而是如何反对最有效的问题,如果今上给他们一个由头,让反对派在这个由头下集合起来,形成合力,今上的日子就会难过了。
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就会有些不一样的看法。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如果经济砸了,政治上就容易出问题。放在当下,经济不能搞砸了的政治含义,就是增速不能太低,譬如不能低于5%,因为经济增速低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日子难过、失业率上升、资产缩水,然后民怨渐升,然后反对派就可以在经济工作失误的旗帜下集合起来向今上发难。
不要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62年的7000人大会,主席做检讨承担了领导责任,就是经济问题引起的。主席威望高,承担责任没什么,损害不了多少地位,就像彭真所说,主席不是喜马拉雅山也是泰山,铲几锹土没事。但今上比主席的威望可是差太多了,要是给今上来这么一下子,可不好说是什么结果,所以,不要小看经济增速下降的问题,背后都是政治,而且是极其严重的政治。
是依靠大多数,压制官僚精英知识分子,这个做法的特点是基层支持,不过中层有点离心离德。
原来说的中专比高中吃香有几个限制条件。第一是很多农村考生首选中专,因为马上可以转成城市户口,毕业后是国家干部,而上高中考不上大学马上要回家种地。第二和该省市的大学录取率有关,大学录取率高,考大学的风险就低,中专的吸引力就低。而上海的大学录取率是全国比较高的。
我记得上海原来的高中分市重点和区重点,比如复旦附中是市重点,同济中学是区重点。80年代能考上市重点的市区学生肯定不会去上中专,至于选择区重点还是中专可能就看个人和家庭情况了。
孙几乎肯定是上海市区户口,他的籍贯写成山东青岛,还很有可能是南下干部家庭。孙69年出生,假设75年读小学,小学5年,80年开始读中学,80年代上海中学肯定6年,所以他最早83年初中毕业,86年高中毕业。
孙的简历写他上外英语专业毕业,是否有可能他是上外附中毕业,接着上上外本科就只需要三年了,说不定上专科就只要两年。我就认识一个人,上外附中德语班毕业,所以上外德语本科就只要三年。
还有一个孙不是中专毕业的论据是他学英语的。在我们省中专是不考英语的,上了中专后也没什么英语课,不知道上海是否也这样。这和孙后来上外英语专业,还当翻译的经历不符。
过高的经济增长预期就是把今上当众架在火上烤,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艰难度日的时候,设定一个以前惯常的高增长目标(>5%),感觉理所当然,但真的是合适的吗?
严肃认真的想想这个问题,就有理由怀疑设定这样目标的人就是想等着看笑话,等着民怨沸腾从而积累政治资源随时致命一击的团体。有点像西方两党政治的操作,经济周期下行的时候,再好的执政团队能做的也不过是延缓或减少损失(或者饮鸩止渴掏空财政来撒钱换取短期的效果),反对党这时候做的是到处煽风点火,把矛盾和责任一股脑丢到现任执政团队头上,为自己下一轮选举能上台积累政治资源,但是换成反对派立即上台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个毛线,大家都很清楚无论谁执政都是一个样子,都希望自己在台上的时候能赶上经济周期上行,好贪天之功,塑造自己的人设。
我们国家没有反对党,但是党内是有反对派的,反对派的操作思路也是一样的,近几年国家在如此恶劣的内外部环境下仍旧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在没有什么槽点,那也不能闲着,你增长5%,我就宣传应该增长6.5%,达到或超过了是你应该做到的,明年给你定个更高的预期目标;低了就是你能力不行,要换人。而且这是要广为宣传的,等老百姓习惯性接受这样预期的时候,一两年不能达标的时候,民怨就出来了,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源就有了。你注意一下身边言论,今年超过8%的增长,是不是还有很多人有怨言?可想而知要是0增长的话会是什么情况。
换个角度看,今上近几年推动的几件大事:1.打击资本扩张2.打压房地产3.教培行整治4.医疗改革药品集采大幅降价,这几件事情都是利国利民的长远计划,但是对当下而言呢?恐怕痛苦多于好处,先不说受影响的各行业从业人员需要经历的个体的痛苦,从宏观政府层面说要直面的折磨就有:1受影响的行业GDP增长停滞或下降2.财政压力加大3就业等问题,这几个问题根源上都来自经济增长,举个例子来说,药品集采很多药价格是腰斩以下的,那就意味着企业相关GDP减半,企业没有超额利润,只能裁人,税收也会同步减少,更不用说教培行业直接近乎清零了,还有房地产,合起来看看这是要损失多少GDP啊,但是你说这些事情该不该做?
上位者大都知道这些问题的,也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动作,直到今上才一股脑都做了?
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就是能为国家的长期利益忍受短期利益的损失,承担责任甚至是骂名,这是我对今上倾佩信任的原因,其人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是当之无愧的杰出政治家。
我是真心希望习总书记多干几年,很多经年累积的问题不是那么好解决,需要时间来慢慢化解其中的风险,要多干几年就需要有良好的政治基础,简单说就是人民群众要有相对宽松一些的预期,给今上一定的操作空间。这也是我最近几篇文章讲要降低预期,甚至国际形式巨变的话要有过苦日子的思想准备的原因,也是看唯GDP增速论像反贼的原因。
基辛格说“中国总是被他们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真的,知道的事情越多越是心存感激;反倒是少不更事的时候什么都看不惯,什么都是西方的好😂
最后一句,中国这个大家长的活儿不好干,今上是近些年和普通老百姓走的最近的,也是有历史使命感的领导人,我相信中华民族的复兴会稳步进行的
你说你行,可为什么经济在你的管理下就是越走越低呢?
当然,可以罗列一些影响经济发展的客观理由,说明减速有理,说明短期的减速是为了长期的健康发展付代价。但是,这些理由仍然无法回答反对派的进一步质疑:
健康发展就一定要付出经济减速的代价?如果可以把一切都推到客观环境变化,那还需要政策吗?
而且在今上之前,经济一直都是比较高速在发展;今上掌权后,经济就一直在减速,那么问题究竟是出在客观环境上还是今上的政策上?
这些问题很难证明,不易回答,勉强回答也是在反对派进攻下尽量解释,已经很被动了。
主动的做法还是不要给反对派进攻的借口和理由。
经过你和审度河友两人的指教,我纠正自己的错误认识,同意没有必要将自我革命上升为第二答案说。
经过你和桥上河友两人的指教,我纠正自己的错误认识,同意没有必要将自我革命上升为第二答案说。
第一个,你这个观点就是“经济增长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那一套。
第二个,如何界定经济增长,之前中国用的是工农业总产值,“改开”后才转变了会计准则,用了国民生产总值。那么,这几年如果用工农生产总值看,怎么样?
改革开放以前,第三产业极少,用工农业总产值是合理的。事实上当时不光是工农业总产值,还大数据,我们生产化肥多少,拖拉机多少,电视机多少,病床增加多少张,等等。
现在第三产业这么多,你改回工农业总产值去,不合理啊。那金融、法律什么的都不算了,可是人家缴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