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读书笔记之《全球通史：从史前到二十一世纪》 -- 俺是老胡

《让子弹飞》上映好多年以后，有时间在电脑上慢慢看回放，才注意到鹅城门口张麻子的画像竟然就是那幅朱元璋怪异丑陋、完全不符合人的脸型结构的画像。大笑后与人分享，被人奚落一番，“你才知道啊，哈哈！“明朝科举以八股取士，因此无法选拔出优秀人才的锅一般的印象似乎也都是给扣到朱元璋头上。因此，在听到有位朋友说樊树志的书里提到了明代第一次科举中有算学和骑马射箭等内容，不禁大吃一惊。但是樊树志的书中没有提到来源。后来在《剑桥中国史》里看到了类似的内容：

“1370 年 6 月 5 日的一道诏旨宣布，是年阴历 8 月将开征科考。 皇帝指示，考试应该包括开始的三场： （ 1）经义和《四书》一道； （ 2）论

一道； （ 3）策一道。考试后之第五天，中式者还要经过箭术、马术、书法、

算术以及律的知识的测试。皇帝显然强烈地坚持箭术的重要性，因为他在发

布诏旨的几天以后又命令国子学生和州县学生都应该对它勤加练习。 “

可是《剑桥中国史》中所引用的来源《国榷》《明通鉴》还是比较简略。只是能看到洪武三年五月己亥下诏科举取士，洪武六年四月辛丑罢科举凡十年，直到洪武十六年二月丙申才再次实行科举，但是这第二次科举的内容中已经没有包含骑马射箭算学等内容。

清修《明史》（以黄宗羲为主要控制人暗中遥控儿子和弟子）上完全没有提到关系到国家基本人才体系的两次科举，在很多历史著作中或者完全不提有两次科举，或者是提到一下有两次科举但是不提第一次科举中的骑马射箭算学等内容。

好在清修《明史》之前，还有其他一些历史记载，在《明史纪事本末》上找到了第一次科举的以下内容：

“（洪武三年五月）己亥，诏设科取士，定科举格。初场，各经义一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诏、诰、表、笺内科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者，后十日以骑、射、书、策、律五事试之。（这里的五事中也有一个策，前面的第三场也是策。我的理解是第三场这个策有可能是指策论，后面的五事中的策是指计算，因为策的含义有一个是指与“筹”类似的计算工具。《剑桥中国史》中的后五日和这里的后十日有点差别，但内容上是一样的，只是《明史纪事本末》中用的是策，剑桥用的是明确的算术）诏曰：“成周之际，取才于贡士，贤者在职，民有士君子之行。汉、唐、宋科举，但贵词章，不求德艺。前元设科取士，权家势要，结纳奔竞，贤者耻与并进，甘隐山林。自今八月为始，特设科举，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第其高下而任之。非由科举者，毋得为官。许高丽、安南、占城诸国，以乡贡赴试于京师。”丁未，诏行大射礼。令太学生及天下郡县学生员皆习射。“ 《明史纪事本末》与《国榷》中的诏书内容基本相同。但是《国榷》中没有讲科举的内容，不过在同月的丁未日提到“行大射礼颁天下官吏学校”。

过了三年，取消了科举：“（洪武六年）二月甲午，诏暂罢科举，令有司察举贤才。上谕中书省臣曰：“朕设科举，求天下贤才以资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词，及试用之，不能措诸行事者甚众。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之，甚非所以称朕意也。其暂罢天下科举。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夏四月，命吏部访求天下贤才。“《明史纪事本末》

从这个诏书上看，所司取人的效果不好，“天下以虚文应之”（这个天下是比较委婉，是天下的参加考试的人都以虚文应之呢？还是说主持选拔的人把那些以虚文应之的人给选拔了出来呢？这个主语不明确），老朱对所取的人的能力（“所司多取文词“”）和德行不满。取文词而不重骑马算术射箭等的这个主语是谁呢？我理解是所司，也就是选拔者。请河友指正。

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的爆发和结局都只起到了很次要的作用，清王朝垮台主要是由于其正统性受到侵蚀。决定1911年革命最终结局的并不是在军事上毫无力量的共和派，而是确实掌握权力的两种人，即军队的领导人和各省士绅。日本战胜沙俄帝国以后，相形之下，中国的虚弱无能和屡战屡败，更加令人难以容忍。清王朝试图通过为时已晚的改革挽救自己，但是这种努力使形势变得更糟。在这个过程中激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民众对异族的满人更加反感。1906年废除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旧式科举，中国的留日学生从1898年的18名增加到1899年的200名，1903年1000名，1904年1300名，1906年增加到13,000名，留学生们变成了革命派。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地方领袖在各省组织起私人军队，军队效忠于地方，而非效忠于中央政府。袁世凯组织起了纪律严明的北洋军，但是只是为了个人的政治目的，而不是维持满洲政权。宪政改革没有赢得士绅对王朝的支持，反而以省为中心，造就了与朝廷相抗衡的士绅的力量。1911年宣布地方铁路国有化（其背景是清王朝要创建由中央统一掌握的铁路网，但是各省士绅大量地投资建设地方铁路）时护路运动就在全国蔓延开来，其目的是维护地方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言论和行动上都强烈的反对清王朝。

这时人们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满人，并认为以共和制取代就能解决问题，孙中山的共和派追随者天真地相信立宪制度和西方其他体制的效率，对占中国人口压倒多数的农民的疾苦一无所知，对富有意义的改革和社会结构没有任何认真的计划，甚至没有这种意图。

中国革命党既没有同群众发生联系，也没有得到任何军事力量的支持。袁世凯很快成为大总统。1913年4月26日列强向袁贷款2,500万英镑，条件是中国只净得其中的2,100万英镑（这种在贷款额上直接折扣的方式在此前的清朝政府为了偿还赔款所借外债中普遍存在，折扣比例更加惊人，根据《中国财政史纲》平均是47%先就被外国银行拿走了），并且必须在1960年以前偿付本金和5%的利息，总共6789.3 597万英镑。

为了得到俄国对政府的承认，袁世凯同意外蒙自治。为得到英国承认，许可西藏自治。虽然日本对中国的21条从未得到中国国会批准，日本却把这个协议作为日后向大陆扩张的依据。

中国知识分子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在第三世界其他地区比较罕见。清王朝覆灭后，在中国再也找不到各种民族灾难负有责任的替罪羊，不得不重新估价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几乎一致得出结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如何定义传统文化？是哪些人在坚守什么？没有现实的惨烈教训，所谓变革依然极其艰难）其原因在于一，苏维埃模式提供了更加有战斗力的党的组织形式，提供了夺取和掌握政权的手段，提供了迅速工业化和全面现代化的战略。二，为中国屈辱和落后找到了新的替罪羊，西方帝国主义。三，马克思主义对信徒提出了纪律和生活的目标，提供了因西方帝国主义必然灭亡而产生的乐观主义和自信心，以及连接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的志同道合者的同志情谊。（作者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内在的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契合之处）

中国政府在一战初期宣布中立，但并不能使它免遭外国的入侵。在日本向袁世凯提出21条后，袁世凯透露这个消息，期待某个列强能够援助他，但是没有任何列强给予帮助。中国于1917年8月参战目的是为了防止日本在山东问题上做文章，但日本同英法意大利已经达成协议，承认日本对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继承。中国赴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发现威尔逊总统的自觉原则并不适用于远东。此事引发1919年的五四运动，远比1911年的清朝垮台更有重要的意义，陈独秀对儒家社会的根基进行了挑战：“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呜呼，巴比伦人亡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从五四到二战的20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坚定左转向马克思主义，一向笃信西方思想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看到：“既然孔子和朱熹的信徒们日渐减少，那么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信徒们将会取而代之。”

毛泽东曾提醒党内知识分子，“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他只是很有用。”为告诫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宗教宗教教条的人，他补充道：“你们的教条，实在比屎还没有用。”（科学、宗教、理论都是如此）

孙文越飞于1923年1月26日达成协议，越飞认为由于不具备合适的客观条件，苏维埃制度不能在中国推行。俄国人派出鲍罗廷前往广州，为孙中山的国民党作出了几大贡献：

1 组建有战斗力的现代军队

2在1924年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3 完善了国民党的组织机构

4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团体人质交付给了国民党，即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同时保留共产党的组织。此举符合苏联的既定政策，即使各国共产党的利益服从于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孙中山认为共产党人在组织工人和农民方面作用巨大，但又在人数上处于少数，便于控制。（这是后面60年代中苏论战的一个背景）

第三国际认为加强孙中山的势力可以钳制在东亚的帝国主义势力，并由此促进苏联利益。第三国际认为唯有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具有可行性，社会革命要等到资产阶级阶段完成使命后才能进行。但是在中共一大的会议上，毛泽东愤怒地质问：“这将意味着人类的2/3将继续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整整一个世纪的残酷无情的剥削。”但中国人的反对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否决。

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使中共党员人数由1925年春的1000人激增到1926年7月的3万人和1927年春的5.8万人，中共在城市中赢得更多支持，在农村也迅速地组织起农民。这种增长引起国民党内三派关系紧张，即蒋和他手下的军官为首的保守派，他们出身于上层阶级；被迫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以及处在两者之间的包括国民党左派在内的一派。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很多希望退出国民党而恢复行动自由，但在1926年11~1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上，遭到斯大林的明确反对。

当时中国存在两种革命，蒋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蒋的背后有军官、地主、商人和银行家，中共有群众力量的支持。双方实力对比并不悬殊，但斯大林的指示使蒋介石能自由行动而不必顾及其对手的反应。

考骑马射箭算术，看上去好像比考八股文好。其实相当不公平。骑马射箭算术中的前两项，尤其是骑马是需要家底的。一般家庭哪里买得起马，学得起骑术。就算现在，养的起马，专门付钱去学骑术的中产又有多少？更不用说中产以下了。其他运动也一样，像谷爱凌那个冠军也是钱堆出来的。

而八股文限定文体，考的又只有指定教材（四书五经，还是朱熹版的），这才能够让大多数中产甚至一些穷人得到科举这条上升的通道。无他，对个人的成本最小罢了。

科举取士考骑马射箭算术策论等等，其实还是偏向有钱人的。搞八股取士反而对穷人更公平一点。

科举相对于举荐、荫庇、继承等等取士制度要好一些，却远远不如义务教育。中国古代所有取士制度都不管学习成本。而近代义务教育的优点则是由公家负担学习成本，从而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学习机会和上升通道。

但是如同您看到的，还有错的我没发现。不过准确率应该有95%左右。最近还在微信里试验了语音输入，可以中英文混合输入都能准确识别。但我不知道微信的语音输入和手机系统的语音输入是否是一个输入法

这个“竟然”二字说明老兄对历史不了解。

六艺为何？礼、乐、射、御、书、数。

要求骑马（御，当然春秋时的御是驾驶马车，其实更难）、射箭（射）、算术（数）是应该的，完全符合儒家思想。孔子本人就是教六艺的。

Wikipedia - 六艺

一三七○年明朝始行科举考试。在京师（南京）及各省开乡试。考试分三场，初场试五经义二道及四书义一道。第二场试“论”一道。第三场试“策”一道。中式后十日举行复试，科目是骑、射、书、算、律五科。一三七三年二月，明太祖下诏说：“朕设科举以求天下贤才，务得经明行修、文质相称之士，以资任用”，“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明太祖实录》卷七九）。诏令暂停科举，改由地方官员荐举各种人才。荐举科目有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科目。实行荐举后，出现更多的弊病。一三八四年又诏令恢复科举，并颁布科举成式，以为定制。科举成式基本上仍是原来实行的考试程序和考试内容。依元朝旧制，增加了考拟判语和诏诰章表

等文体。四书义增为三道，经义增为四道，但各许减一道。经史时务

策增为五道，许减二道。（范版并没有提到第二次科举中是否去掉了骑射算术等内容）

白寿彝版《中国通史》完全没有提到第一次科举中的骑射算术等内容。

哪怕不考虑公平，单从是否能选拔出能干的人来看，朱元璋并不中意单纯的读四书五书、却没有良好体魄和计算等技能的人，但是他的意图没有实现。从他的诏书推测，选拔者违反他的初衷依然注重文词，给朱皇帝推荐了庸才，也导致他的不满乃至停止科举。

朱熹新儒学之后的儒家高级版，为什么反而不注重骑射算术等内容呢？是哪些人出于什么原因把孔子们的优良处给搞没了？

中国历史太长了，后朝总是以前朝为借鉴施政，往往会因此被带到沟里。汉朝削藩诸侯王，最后就毁于世家大族。宋朝以文抑武，最后就亡于外敌入侵。

首先是要科举，就要家庭足够富裕，能供得起一个男性几十年别的啥都不干，只干‘读书’一件事。这就排除了明清社会中的80-90%的家庭，本就属于阶级鸿沟。

现在很多研究表明，明清两代的进士，与商人商业发达地区，也有着高度关联。即便是那些自报“寒门”出身的，也是得到义学义庄资助、或得到商人资助的，基本将官宦豪门缙绅（商）世家子弟之外的余额填满了。

既然可以资助“寒门”学习，自然学习骑马也就不成问题。

因此，所谓“八股文限定文体，考的又只有指定教材（四书五经，还是朱熹版的），这才能够让大多数中产甚至一些穷人得到科举这条上升的通道”，不过是一个借口和幌子。遮掩“血统高贵”这个比较直接的说法，代之以所谓”公平的考试“+”出众的学问“（其实是八股考试技巧）。

八股取士的代价就是整个官僚阶级的干实事能力的低能化，以及耍嘴皮子、打击干实事之人的高能化。

现代社会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义务教育本来就不是也不应该是以”提供上升通道“为目的，而是以培养能在现代社会工作生活的人为目的。

如果要探究中国古代为啥大科学家、大工程师很少，把学习当作“上升通道”大概要算是第一因素。

博主此章，不仅指出了搞八股文并非是朱元璋的首创，相反，我们可以看到洪武帝搞的科举考试，其期望是按照孔子原来讲的六艺，选出有能力搞行政的人才。明初究竟是谁搞出这么个八股取士，过去传说是‘浙东诸葛亮’刘伯温，后来又没有人认了。既然自诩为”最公平“，怎么会没有人出来认这个大功劳呢？只有坏事才不会有人认吧？文人们坚持说老朱是个坏人，通过教科书来暗示八股取士是老朱的原创，不也是说明八股取士不是好事、而是坏事吗？

孔子的六艺，到了程朱理学当道，就变成了三艺。这也显然说明程朱理学，和孔子之学，不是一回事。在孔子看来，大概朱熹就是少正卯n.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