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读书笔记之《全球通史：从史前到二十一世纪》 -- 俺是老胡

或也有点儿现在欧美拿新疆说事：明朝皇帝“刻意抢夺民财”，抢到最后国库只有几万/十几万存银，而“民财”则在北京有3700万两、在江南有几亿两。这正类似米国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搞种族灭绝”，搞得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翻了番。

明洪武八年开始出大明宝钞。在此前元璋已经在南京“广积粮”多年，通算大概20年吧。在这20年里，其税赋，最大宗是粮食以及实物，以保证战争的需要。对其下辖的农民，收取的也主要是粮食，以及让农民出劳役、当兵。白银的收取是有的，主要是向商人以及大户收。因为元末战乱、纸币大幅贬值，这些大户人家偏爱收集重金属。

洪武八年出大明宝钞，是在明军已然收复了北京、四川、甘陕等大部分明代后来的疆域（除了云南），这个时候发行宝钞，显然不同于元末的交钞，主要用来为战争时期的物资征集，因此目的是为了商业经济的发展。

朱元璋这个皇帝，是中国大一统农业文明时代，唯二的出自平民的皇帝。在他身上始终有些不同于出身社会上层阶级的特点，特别是他对小农小商平民关怀、对大户打击。如果只用一句“明朝皇帝刻意收刮百姓”，无疑这是士大夫、商人阶级的观点。例如：洪武二十四年四月，工部侍郎秦速言：“宝源局铸钱，请令郡县收民间废铜，以资鼓铸。”朱元璋谕旨:“铸钱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废铜以铸钱，朕恐天下废铜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于奉承，小民迫于诛责，必至毁器物以输官，其为民害甚矣，姑停之。”老朱很是了解社会、了解官吏。

插一句：有明十几代皇帝，宫廷之中都禁止裹小脚，包括皇后妃公主。这也与程朱理学士大夫阶级形成了对比。

黄仁宇当初研究明代的税赋，就发现资料乱如麻，且他还没有面对被删除、被涂改的问题。不仅如此，今天的史学界，连洪武年间几大案的史料都缺失，搞不清时间、人数、粮食、以及钱数。

针对咱们这个话题，很多史料也是极其缺乏的，包括“准备金”，“收宝钞”，“滥发（还是盗印）宝钞”。

过去，史学界的观点主流是郑和下西洋和国际贸易无关，重复了《明史》那些说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炫耀皇威”“得不偿失”的说法。因为郑和航海资料的被销毁，史学界也拿不出什么史料来证实、或者反驳那种观点。但是近年来，考古发现在从东南亚、锡兰印度、阿拉伯沿海、直到非洲，都出土了大量大量的明初铜钱，这就证明不仅存在大量的海贸，而且明初的法定货币在此“海上丝绸之路”是被各国商人认可信用的。这种大规模的海贸，必然带来巨额的税赋，这才能解释为什么永乐皇帝在位期间的巨额开支。

明初铸造的铜钱，可以保存几百上千年，因此可以出土。明初印证的纸币，相比铜钱能存留下来的极少极少，需要时间来慢慢发现。但是，铜钱被认可，纸币就一定不被认可吗？

如果永乐皇帝用纸币搜尽天下“民财”，其身后怎么不天下大乱呢？

话说回来，皇权和掌握了天量白银的“黑洞商人”彼此较量，争夺对货币的控制权、对经济的控制权，又有什么奇怪的？至于要扣上“阴谋论”的帽子来否定之吗？

如果任兄敢于公开否认美元势力在策划打垮、取代人民币，认为“阴谋论根本是不成立的”。我倒是要大大佩服任兄了。

读史，怎么能与现实分开？！

的巨篇。

一个小国，几十年里出了这么多的仁人志士，异途，同归，最后两分。

真有意思，宝钞贬值从洪武就开始了，到正统一文不值。那时候东林党在哪里？

你要讲历史就搬点硬货上来，不要东拉西扯。朱洪武出身贫困和他强制发行宝钞有何关系？难道因为他出身穷苦就自然会成功发行宝钞？难道他不以废铜铸钱就能保证大家爱用宝钞？永乐下西洋带去一堆铜钱，这证明西洋各国也爱用大明宝钞？

从明朝的宝钞你能扯到人民币。难道你认为人民币不如明朝的宝钞？那你用宝钞啊？用人民币干嘛？还美元势力在策划打垮、取代人民币。但是你不知道人民币和美元不能自由兑换，外币兑换是受国家控制的？你这是怀疑自建国以来的政策都是错的？你要取消限制，让人民币和美元自由兑换？

现实并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好吧。读史不能刻舟求剑，食古不化。更何况，刻的舟，求的剑，食的古还不是历史事实，只是你自己的臆想。

所以，您尽管继续臆想各种阴谋论，臆想明朝被东林党从头到尾控制，臆想明朝的皇帝都是不世出的圣君好了。

兄佩服的问题——日本浪人、商人自带干粮来中国做间谍，也是我关注过的问题，这也是去年我那篇争议很大的贴《警惕新法西斯思潮》的因由之一。

保守、颓废、不奋发固然不好，但是像日本明志维新那样，“爱国”爱到了法西斯的程度，也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

如果兄看过我说的那本书，也该注意到甲午战争期间，米国领事对日本间谍的百般维护。我看到我们对甲午战争研究的不够，比如当时远东几个大城市之间，电报电缆是怎么铺设的？天津和日本之间，天津和朝鲜之间，电报电缆是不是由英国、米国控制的？否则日本间谍如何能及时通知日本联合舰队拦截高升号？

如兄看到过这类研究，望告知，谢

美元势力有没有企图打垮人民币？

就这一句，请不要怂。

史迪威在私人日记中描述蒋的统治: 腐败、玩忽职守、混乱、经济恶化、苛捐杂税、流言蜚语和恶劣行为、囤积居奇、黑市、通敌贸易。魏德迈将军说征兵的地方官员和军官相勾结，并通过他们的拉夫队来赚钱，他们从挨饿的人家购买壮丁。壮丁的行进途中，很多人逃跑，抓回来的人受到严酷拷打，壮丁在行军途中染上了各种疾病，如果死掉，花名册上仍然保留他的名字，成为军官的大财源。（死亡壮丁人数哪怕是10%也超过百万了）（总之，美国人就是认为蒋搞不定自己的国家管理，军事上打不过对手，不敢对自己的体制下手，总想得便宜的好处）

抗日战争期间，真正送到蒋的战时首都重庆的援助物资没有有效的用于对日作战。因为日本人侵入北方省份以及东南沿海，使得蒋失去了相对开明的大实业家对他的支持

蒋介石不能有效的利用美援的第2个原因是他的基本策略是把剿共放在首位，其次才是抗日。1944年他说：“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日本，而是我的国家不统一，不管有没有我所保存的用于打击西北共产党人的军队的帮助，你们美国人总有一天会去打日本人，另一方面如果我许可毛泽东将他的宣传扩大到整个自由中国，我们和你们美国人都得冒全部输光的危险。”

毛泽东的一整套革命学说和革命实践对第三世界日益有影响，既是对西方也是对苏维埃世界的深刻挑战，这个结果的促进因素是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毛泽东的领导。

1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当共产党在城市和南方农村失败后，仍然可以东山再起。毁灭性的内战和日本人残忍的入侵也造成民众的苦难和社会解体，构成了对共产党暴动十分有利的社会环境，与此相对比，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并没有通过一场革命就取得了独立，没有什么骚动和社会混乱。（今天所谓中国的复兴，不流血能够实现吗？不流血真的能够统一吗？）

2 中国的文化传统关心社会道德，是有利于共产主义的文化环境。儒家理想是建立社会公正，强调的是责任而不是权力。这样共产主义的口号为人民服务，在中国人听起来就不像西方人那样空洞那样天真。（内在的中国文化因素的影响，包括辩证唯物主义与泰州学派思想的相似之处）

3 毛的个人作用是他对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深厚的信任和呼吸与共。他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他把革命的基本力量从城市无产阶级转移到农民身上，并着手组织农村苏维埃。在延安他从强调社会革命转向强调全民族一致抗日，同时发展了延安道路，以动员群众形成不可战胜的力量。

毛对客观现实特有的敏感，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新的无产阶级：农民。

毛泽东和朱德发展出来的政治和军事概念与政策，和国民党与第三世国际的政策发生了直接冲突，这些基本信条包括：

游击战术是对付国民党的人力物力优势所必须的；

游击战的先决条件是农民的支持，这就要求部队有严明的纪律和良好的作风；

农民的兴趣是获得土地，游击队因此要帮助农民暴动夺取并重新分配土地，保持农民的支持；

要建立根据地，才能保护农民免受国民党和地主的抱负，并为游击队提供财政收入和给养。

毛认为江西苏维埃的最终失败是由于在当地人民中缺少广泛的基础，他后来发展了广泛的抗日联合统一阵线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并在后来发展为延安道路，即动员农民支持共产党与解放军的策略。在抗日期间广泛宣传的口号强调的是爱国主义以及为民族自我牺牲，而不是为阶级而战。（灵活的务实的态度，也是首先解决主要矛盾的做法）共产党同意接受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放弃武装暴动和不反对地主，军队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

美国学者查莫斯约翰逊，把共产党的成功归因于民族主义的强大力量，但是作为社会革命者的共产党也赢得了支持。他们的行为和他们对人民疾苦的关心，比抗日活动更多地获得了人民的支持。（绝对不是单纯民族主义的抗日举动，更是对人民的同情和关心）

共产党的中国化的措施，第一是干部开展自我批评和重新训练，第二是开展鼓励农民群众参与，并使干部与农民实现最大限度的联盟。

在整风运动之后（整风运动的目的和效果，实际上就是自我修行自我提升，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也必然有代价），就是展开动员大众、减少大众与干部之间隔阂的运动，即所谓延安道路：

--目标包括减少和限制政府党和军队中的官僚主义，

--鼓励下级干部和群众参与政治，

--干部到农村一起劳动，

--缩小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组织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能力

--与以上要求配套的必不可少的普及教育。（斯诺记述陕北地区的书里讲到游击队里的识字率提升到了70-80%，这是了不起的动作）

延安道路的突出特点是强调群众参与领导，工作主要依赖对民众疾苦和愿望的关心，只有通过经常与村里的农民保持接触，才能弄清其疾苦和愿望。

与此同时，日本在中国执行三光政策，使得千百万农民只有参加游击队才有希望活下来，国民党由于普遍腐败和通货膨胀，与日本没有根本的不同，官方的无能谷物囤积和投机倒把加重了，1942~1943年间的饥荒导致200万农民死于饥饿。

日本投降以后，美国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在中国恢复战前状态逐步改组，使中国成为美国企业的有利可图的场所，即要实现一个超过50年以上的倾销美国商品的持久而不断增长的大市场。（美国人的优点很突出，即对目的的表述非常坦率和直接）

1949年后紧要的问题是延安道路是否能够应用于全国。延安的平等主义的社会主义，能够让位于苏联的提倡绩效制、又是官僚制的社会主义吗？

革命后的第1件事是土改，因为共产党的基本诺言始终是耕者有其田，但是土改并没有减轻农村的贫穷负担，只是让土地分配的比较公平些，那么就必须要用农业技术的现代化和发展工业来补充土改的不足。

由于多次向华盛顿提议获得援助未被理睬，别无他法，毛泽东只能向苏联求助。但是在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国家总投资中，苏联的财政援助只占3%。

在五年计划的基本设想中，毛后来认为该计划轻视农业，轻视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他对需要投入大量资本的技术，在资本不足和劳动力过剩的社会里，是否适合表示怀疑。（毛所思考的是中国的条件限制下的适合道路，即面对资本不足、基础设施不足、教育水平低、外部资源获取和外部市场有限、国防成本高昂、高度敌意的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的约束。任何经济学家何曾考虑过如此多巨大约束下的经济最优解？）

50年的土改虽然实现耕者有其田，但未能提高生产率，5年计划为工业项目投入的资金，以牺牲农村经济为代价。毛否定了苏联在机械化以前就先强制集体化的农村政策，他认为如果把集体化推迟几十年，等到工业化足够先进以后再集体化，富农阶级就可能恢复并使农村中阶级分化的现象随之加剧。因此在1952年，毛发布了将个体农民所有制改变为集体耕种的三阶段纲领即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俄国2/3的农村人口是中间阶层农民组成，他们向往变成富农，因此抵抗集体化，在中国则相反，2/3的农民是贫困的，容易接受制度上激进的变革。

1958年的大跃进不仅仅是指公社和土高炉，它还包括缩小群众与政治技术精英之间的差距。工业方面，大跃进采取非物质刺激的方法替代计件工资和经理的奖金，另一项改革是把现代的资本密集型企业与地方的劳动力密集型工厂结合。（因为中国资本不足）

1957年10月到1958年9月一年中完成了规模巨大的公共工程，农民所挖的土石方多达580亿立方米，（如果折算成GDP是多少？）戴维米尔顿和南希米尔顿发现，农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公社，他们将永远对付不了发生自然灾害时的紧急情况。

1960~1965年是从大跃进后退的时期，鼓励农民耕种自留地，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农产品，在工业中恢复物质刺激。1965年的中国，似乎又回到了官僚精英分子统治为基础，以收入显著分化为标志的苏联式道路上。根深蒂固的独裁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倾向，特别是等级制度使人民分化的趋势，已经重新抬头。毛拒绝放弃平等主义观念，拒不接受以社会倒退作为经济成长的代价，他分两步走，进行了长达10年的斗争，首先是外部的斗争，从苏联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其次是内部的斗争，打破苏联现代化模式在中国的鼓吹者的权力。毛为创建一个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分享制的而不是官僚制的，平等的而不是特权的社会，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与俄国人决裂了。（与俄国决裂是比较长时期的过程，这里的WG应该不是以66年的时点作为开端的，也包含了前面的较长期的酝酿和展开进程）

1917年以后第三世界可以效仿的社会模式，有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苏维埃社会两种方式。中国革命和其后的文革提供了第3种选择。

苏联在革命成功后，从沙皇和资产阶级社会接收几十万名旧官吏，这些人部分是故意的、部分是无意的干着反对列宁的事，中共则能够抽调大批在管理解放区的几千万居民期间，经过磨练有献身精神的干部。

在文革期间最后成型的社会，具有的特征是在经济领域注重农业和农民以地方分权和地方自给自足为基础，达到了相当程度的工业化而没有城市化；在政治上毛的群众路线强调的是上下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用各种各样的反制度措施来促进这种相互作用，教育制度上反对知识私有，在军队中提倡政治第一，技术第二。

此后中国面临的矛盾是：

采取精神刺激还是物质刺激的矛盾；是等级结构的官僚体制还是群众参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矛盾；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矛盾等等，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本身并不能应付这些矛盾。

在2017年出版的第2版中，加上了在第1版中删去的文革和毛之后这段时间的内容。与第一版相比，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但是这部分内容里个别的地方在翻译的表述上不够清楚。

例如在关键的毛泽东和苏联在核武器援助协议的撤回方面原翻译有些含糊，没有表达出美国在迫使赫鲁晓夫二选一的意图，准确的中文表述应该是: “……的原因是赫鲁晓夫既希望与美国实现缓和也希望保持和中国的联盟。但是华盛顿以保持对中国的强硬压力为手段，迫使赫鲁晓夫在与美国的缓和和与中国的联盟之间，二者只能取其一。”（书中的中文翻译有些模糊，没有表达出英文中的美国人在迫使赫鲁晓夫二选一的原意。阎明复和吴冷西在中苏分裂问题上都有书籍出版，很有价值，但是总体感觉是在中苏之间进行分析，对于背后的美国挑拨、施压、欺诈等因素涉及较少，这样对于理解中苏分裂很不完整。）

在第二版中补全的内容还有：

1963-64年间中苏论战背后是苏联寻求对美缓和。到1964年，毛认为苏中之间已经是敌我矛盾（这个阶段在美国应该有很多书籍谈到，或有朋友已经关注到，希望看到分享）

在WG期间的表述中，本书作者对red guard这个词汇下实际上包含了完全对立的不同派别缺少认识（本书原版出版于1981年）

尽管WG主要是城市运动但是农民是最大受益者：集体劳动中的前干部腐败问题得到消除，农村的工业化进展，很多农民成为全职或兼职的工人。与第三世界普遍存在的没有工业化的城市化模式相反，WG提供了一个新策略：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

工农经过劳动实践后推荐上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工作。这种positive discrimination与美国代表无特权的少数群体的affirmative action形成比较。（中文版中的正面差别待遇政策和平权法案行动，从字面上实际上不易理解不到背后的诸多含义。）

革命的内在矛盾是：革命自身必然在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后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例如在苏联管理和技术专家成为新的统治精英。斯大林为防止这些势力做大的做法是定期整肃和改组，但他没有建立起平衡精英权力的群众基础，也没有把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融入到学校和全社会。毛的历史贡献是通过群众基础和道德观念的教育，斗争那些寻求不平等特权的“新阶级”，推动“对抗体制的体制“（翻译得比较好），防止修正主义的复辟，推动平等主义和人民大众的参与，例如：（egalitarianism平等主义，在本书中文版以外的很多地方译成平均主义似不妥）

--从小学到大学把文化与体力劳动结合，强调社会控制

--定期地让所有人口都学习和讨论马列毛泽东思想和时事政治。（中文译本中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凭空出现了教化对象这个词，英文原文中没有，而且教化对象这个词汇的使用暗示着必然有教化者和被教化者，这是非常隐蔽但是极有危害的做法，实际上是所有人都既是教化这也是被教化者。inculcate被译成灌输而不是谆谆教诲，前者明显是贬义词，同样，inculcate的主语也是民众，而不是外来的什么人；在绝大多数文史哲著作中，我们稍微注意就会发现，很多地方都没有主语，刻意地模糊了关键；我们如果要求他们把主语写完整，就能发现真正的问题所在。

英文原文： Example：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designed to inculcate the qualities of the "new Maoist man," involving literally the entire population in regular study and discussion of Marxism-Leninism-Maoism and of current affairs.

中文译本： 比如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灌输那些成为“毛泽东思想新人”所需的素质，理论上，教化对象包括全体人民，他们要定期学习和讨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时事 ）

--群众的代表和参与

--批评与自我批评

--下放原则，让上层认识每年在底层劳动至少两个月

--五七干校和农场，如教师、国家行政人员和党的工作人员定期地从事三到六个月的体力劳动。

（1975年中央政府的官僚机构已经从6万个下降到1万个。）

每个朝代或体制都有改写前任历史的传统，对中国的毛泽东主义的批评也是如此。四人帮在毛之后为几乎所有现存的问题和失败负责，那十年被称为失去的十年。WG的anti-intellectualism冒犯了西方的学术圈（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大跃进和WG违背了官僚职业主义Bureaucratic professionalism和工具理性Intrumental Rationality），对平等主义和独立自主的追求则威胁了西方的经济利益。

（intellectualism和anti-intellectualism是一对词，翻译极其混乱，前者有理智主义、知性主义还有唯心主义等，idealism也有被翻译成唯心主义，intellectualism的英文解释是指knowledge is derived from pure reason这样一个假设；anti-intellectualism被翻译成反智主义，则是非常明显地恶意行为，毕竟智慧、知识都是所有人都向往获得的，这样在中文语境里反智主义完全是一个贬义词，毕竟大多数人不会去追究该名词出现的背景和准确含义。比较准确一点的翻译，应该是反对形而上学主义（1970年代下常见语境中的形而上学），或反纯思辨主义。这个问题等专家们解释和指点）

美国中情局1977年发布统计表明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出现所谓的倒退，反而是可持续的经济进步。英文是substantial economic progress，译文是大幅增长没有表达出英文的意思，substantial含义非常正面，progress也不仅是GDP增长，也有质量改善的含义。CIA1978年的另一份分析指出了问题，从1957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到1975年间，GNP增长2.7倍，人口年增长率超过2%，每年人均GNP增长超过3%（我印象中GNP数据在某年之后不再发布了，GNP和GDP的差别意味着什么大家都是清楚的）。其中工业每年增长大约4%，农业增长则是大约2%，和人口增长率持平。

该书中提到林彪是中国对美缓和政策的最大反对者。但在基辛格访华和尼克松访华之间的这个时间段，他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中文译本没有说明是在两人访华之间的这个时间段；林的事件与美国有什么关系吗？毛会见尼克松时特意试探了美国对林的动作，尼克松和基辛格没有回应）

该书提到毛的群众自决理论与实践存在矛盾：毛同意列宁所说的The Soviets should be organs of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rather than for the people. 这里的BY和for原文中是斜体。但是以毛对上海公社的反对为例说明毛的前后不一。

该书比较了D和毛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差别：D强调scholastic achievement，忽视脑体结合；首长制vs集体管理；鼓励private family plots and rural

fairs，毛是不鼓励（译本中没有保留这一条）；D各地区的农业专业化，毛地区的自给自足；D 大规模地进口工厂和技术，毛是独立自主（译本中用的词是自给自足，但是原文是self-reliance，翻译不够准确）；D自由市场经济，毛行政计划和控制。

（考虑到这本书是作者在1981年出版的，本人对作者还是相当佩服的）

中国被列强欺负是常见说法，但是具体怎么个欺负法，通过数字就能清楚多了。钱不会撒谎。

清朝政府借外债始于上海道台吴健彰，于1853年以约合库平银71342两的价格雇佣英美板船用于围剿太平军，由江海关分两期在五年内支付利息达56386两，年利近16%。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不包含甲午战争期间）的外债清政府共借63笔，债务总额接近5100万两。

甲午战争期间借外债合4500多万两，但加上借款时的折扣和利息，共计约1亿两。战后《马关条约》规定赔偿日本2亿两，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不过七八千万两，为支付赔款借外债合银3亿多两，每年支付2000万两借款本息。辛丑条约后庚子赔款年息4%，分39年还清，复利计算，连本带利达到9.8亿两，不能提前支付，平均每年摊付2500余万两。

晚清外债直接的三把大刀

第一刀：高利率。一般是八九厘甚至十厘以上，西方列强之间一般是三厘最多四五厘。还有借款经纪人舞弊，实付利息比国际借贷高四五倍。如胡雪岩办理第一第二次西征借款年利率18%，1906年袁世凯向横滨正金银行借款利率7%-12%。1911年全国赔款和债息指出接近5200万两，占当年预算支出的15%以上。

第二刀：折扣大。（骇人听闻但是经常被忽视的）当时国际金融市场借款一般是九七折扣但是中国借款一般是九〇到九三甚至八三折扣。但是从甲午到清亡，中国共借外债库平银12亿两，实际收到的只有6.6亿两，相当于借款原额的54.87%。（不仅利息高，实际收到的钱还只有一半多点，这才是大头，我的印象里是大众媒体不怎么提这条。）

第三刀：操纵汇价。中国当时采用银本位，西方列强大多采用金本位。对外偿付债款通常以英镑汇价为标准（即借债时以英镑等计价，偿付时清政府用银两购汇偿还。以英镑还债，这也是关键，和英国的实力与动作有关系）。在华银行利用把持外汇市场特权操纵金银汇价。1902-1911年，银两汇价低落损失2400多万海关两。1904年，因为庚子赔款前三年的汇价损失达到800万两，又被迫从汇丰银行借款偿还该汇价损失。

晚清外债间接的三把大刀

第一刀：不得提前还清，列强还强加贷款优先权（某个贷款只能是某个国家的银行优先提供贷款）

第二刀：插手赋税征管。外债多以关税、盐税、厘金等担保如不能还本付息则债权国银行有权到通商口岸直接征税，例如英国籍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可以代征各处百货厘、盐厘。（记得有人说赫德是高尚的绅士，人民的公仆，大清的好税务司，给清朝续了好多年的命）

第三刀：直接插手经济管理。实业借款以设施本身抵押，一旦有还款问题就可以获得基础设施，如汉冶萍煤铁矿厂的历次借款就是日本取得监督管理该公司特权的主要手段。如铁路借款中规定委托贷款方雇佣总工程师，代为测绘全路图样，兴办工程，订购材料和器具，代聘外国员工，获得中国铁路的人事权、采购权。

一、“由于多次向华盛顿提议获得援助未被理睬，别无他法，毛泽东只能向苏联求助。”——此处说得含糊，延安和米国联系援助，仅仅在抗日战争期间。此后至1980年，TG绝无向米国求援。

二、“日本投降以后，美国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在中国恢复战前状态逐步改组，使中国成为美国企业的有利可图的场所，即要实现一个超过50年以上的倾销美国商品的持久而不断增长的大市场。“——这个目标，很明显一直被中国的经济学家、国际关系学家、大学教授等公共知识分子所忽略，即使北大历史系据说以《全球通史》作为给学生的参考书。即使在本河，很多网友也并不接受此观点。

三、不强求作者，他也看不懂自1956-1976中国政治、经济路线。西方学者一般都用“毛乱搞”来描述。改开后多年的中国知识界也是这么认为。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只要用“四渡赤水”，就可以入门了：自新中国成立到1976，米国统治精英一直寻求打垮中国，来回复上述二的目标利益。在朝鲜半岛，在中南半岛，军事上他们一直没有占到便宜，除此之外，他们也一直寻求在其它方面打垮中国的任何机会。

一个月来，对俄罗斯的制裁，让很多人明白了其实米国是对俄罗斯进行了“经济战争”，以图打垮俄罗斯。从1956至1976，米国也寻求在经济方面打垮中国。教员和官僚阶级的斗争，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看：以刘皇帝为首的官僚阶级以及他们依靠的技术官僚，他们只会“学习西方”、或“学习苏联”、或“分田单干”走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道路。这三种道路，都是米国统治精英可以“预判”的路——如同长征之初，周恩来辅佐博古决策的军事决断，都是凯申公极其身边的德国军事顾问、日本军事顾问可以预判的军事决断。如果围剿的一方、军力经济实力强大的一方，可以预判被围剿一方下一步、下几步的决断，则被围剿的一方要突破围剿是万难且机会很渺茫。只有走出对手预判不出来的“决断”，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才能天罗地网中突出重围。

人民公社、大跃进、工业大会战、科研三结合、赤脚医生，等等等等。自然可以从实现理想、坚持共产主义原则的角度去理解。但更现实的，是米国也好、苏联也好、程朱理学修养之徒也好，都完全没有这些方面的经验，因此无法对教员领导下的政治、经济、科研、教育、军事做出“预判”。而按照“专家”的经验做的判断，又完全跟不上教员。

中国重返联合国，恢复了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是中国、新中国打破围剿的标志。

四渡赤水后，以林彪为代表的指战员，对疲劳行军有意见。WG之后，很多人对之前20年的各种疲劳也有意见。至今历史学家其实对中国那二十年还是理解不到位，这是在敬佩作者之余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