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程朱理学、东林党的认识 -- ziyun2015

通过谈论东林党北京分部与天主教堂“背靠背”这个事实，昨天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很让我吃惊的事实：迫害死李贽的两个东林党党棍都加入了天主教！

最早知道李贽，是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引起了兴趣。按照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的介绍，李贽是心学派的代表人物，对中国的传统观念特别是程朱理学进行过猛烈的批判，对政治改革家张居正则大力褒扬。因此受到了“保守士大夫、官僚地主”的迫害，流离失所，最终被抓进监狱，以自杀而结束自己的生命。

迫害李贽最著名的两个人物，一个叫冯应京，一个叫张问达，都是东林党。冯“在湖北以“维护风化”为名弹劾泉州思想家李卓吾，又指使歹徒焚毁李卓吾所居之龙湖芝佛院，毁坏李预为藏骨的灵骨塔。后因案入狱，以利玛窦劝告，归依天主教。”张问达“上疏弹劾李贽（抓捕了李贽），说李贽刻《藏书》《焚书》等作品，“流行海内，惑乱人心。”张问达指责李贽“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

复旦教授李天纲说“冯应京被视为东林运动的先驱（惜乎没有上东林点将录），通过利玛窦《交友论》、《二十五言》等西方式的道德哲学，坚定了他政治态度，并差最后一步而没有加入教会，成为教徒。相似的情景发生在后来的叶向高、邹元标、张问达、冯琦等东林人物身上。”而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都说“入镇抚司狱，拷讯关押，利玛窦多次去狱中探视，狱中皈依天主教“。冯应京入狱，是因为他煽动、破坏万历皇帝派出的矿监和税监，所以被收拾。

至于张问达，李天纲的意思也是说他只差最后一步没有加入教会。但是李天纲回避了张问达的儿子张敬一，是明确记载为汤若望在陕西发展的第一批教徒，教名保罗。因此张问达极可能和叶向高一样，是隐瞒的天主教徒。

看起来很有必要继续深挖一下东林党和天主教这种带路党的关系。

先捋捋大纲吧，与月兄的争论，大概有这么几点：

1、我认为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不是一回事。月兄则持“是一回事”之论。

2、我认为程朱理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应该予以继续批判否定（所谓继续者，承接第一次文革之意也）。月兄则认为问题不在思想，而在于“实行人”。

3、我（和多数河友、网络大众）认为东林党是官商学一体的团体；泰山会、西湖（湖畔）大学、爱丁堡官商学是当代东林党；古今东林党都是带路党。月兄则认为我定义不清、证据不足。

4、我主张批判、铲除东林党及其理论基础程朱理学。而月兄同意批判其中的坏人坏事，但不支持“全盘否定”。

大致的分歧是这四点，对吧？

人和社会，不像“几何原本”那么简单，可以一下子就明确“定义”、“公理”，从而可以进行推演。我举的陪审团制度，月兄没有回应，这样一种通过人心、投票来判定的方法，我借用过来，确定“爱丁堡官学商团伙是东林党“。期待月兄以及其它河友对此”定义“发表意见。

《论语》中记载了孔子上百次谈论”仁“，也没有给出类似”几何原本“那样的定义，是不是孔子也需要给”仁“一个”定义“，然后才能谈及其它呢？

再者，孔子谈论”仁“，也举了很多例子，能否说”孔子，你举的例子都是对你有利的证据“。

我欢迎月兄举例，能冲击我的想法，不过徐光启这个例子的确月兄应再想想是否有荒唐之处：比如，针对”汪精卫叛变投敌，证明国民党内部有相当的投降倾向“这一观点，月兄能否对曰“TG创始人陈公博、周佛海也叛变投敌，可否证明TG也有同样的投降倾向“？这种辩论思路问题的要害，是陈、周在叛变时还是不是TG党人，对吧？同理，月兄举徐光启来驳我，也需要证明徐在受洗前后，还是思想上的心学派。我所举例的徐为教会辩护的文章，是看不出还有心学的影响。而月兄也找不出徐还有参加心学派活动的事实，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清楚了？

至于礼法之争，沈㴶在南京教案的奏本中，明确提出南京天主教会“教导人不拜祭祖先”，徐光启的辩护书对此没有回应，这个是事实。耶稣会也很懂变通，既然被沈㴶拿住了把柄，也就缩回去了一段时间，直到清初再次搞出礼法之争。月兄不要把两次事件混了。

从徐光启“柱石”，到杨廷筠“柱石”，也是挺有意思的故事：杨也是早年接触心学，后来混东林，据说只因为看了李之藻“柱石”给老爹的天主教葬礼，就受洗入教了。还一直有妾在家，也没看见那几个漂洋过海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说他有罪，反之封其为“柱石”之三。

要是杨“柱石”没有混东林，也许倒是月兄可用的例子。

文字，考证，逻辑类先放一放。

普通人真的没有几天好日子，上层的和气也是表面文章。

典籍数字时间上下纵横，合卷之时，观现实，每每感觉无能为力，还是需要劳动才能平衡。

值此“盛世”，尚且如此。

想先烈诸事皆明，在低谷处，不思能否看到明日的阳光，依旧默默耕耘。。。

当然我胡扯一番是主要问题。

这些分歧是你的定义导致的，和我说的不是一回事。因为在你看来存在的那些一体的东西，在我这看来就不存在。我一再说明这是方法，而不是观点上的分歧。

对你的理解而言，我这里的一回事，在你那里应该是有所交集。你所说的程朱糟粕，就变成了僵化和利用、学派或政党。而且不管哪家都是如此。包括大家最喜欢反对的佛道基督伊斯兰。所谓的东林党主要指利益集团而非对学说的态度和个人经历（比如受业与交际）。我所谓的不支持全盘否定，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因为并没有一个全盘。全盘是这种不加分析就认为“有一个独立于我们认识的客观对象存在”的这种思维决定的。

比如某组织反对某学说，这个组织的定义是思想集团还是利益集团？是因为思想有问题反对某学说，还是为了反对某学说而借用别的学说，其实是为了利益？两者互有交集，但不是一回事。其实当我们在用概念和方法去界定对象的时候，很容易反过来被概念和方法所束缚，觉得这就是一切，也就是名障、法障、知见障。

就像我上面说的，不是整体和部分的问题，是整体就不存在。因为，你的讨论中包含两种本质规定。其一，认为有这样一个客观对象（东林党），我们可以逐步趋近，最终全面认识。其二，东林党的思想、态度、运作、行为，这是你主要批判的。

问题在于，如果你真的理解心学，那么就应该明白，其二才是你讨论对象的本质，其一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我们所讨论所谓本质，实际上全都是性质（用即是体）。你之所以觉得存在，是因为把其他层面的概念混淆到一起，又或者是因为自己的认识有限（历史被隐藏），觉得应该有更充分的认识。但问题在于，脱离于你认识的东西，如果你认识不到，和不存在有什么区别？心外无物说的可不是没有东西，而是物是由你的心知所决定的。心，是价值上的世界边界。知，是事实上的客观知识。

以人为例，人都是由微观粒子构成的，这对不对？但我们在讨论心理学或社会学的时候，有多少时候需要考虑微观粒子？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人，和物理学的人，说的是同一个人吗？尤其是粒子一直在损耗，我们虽然看不到，但它肯定和之前不是一回事了。心理和社会也是如此。

我们还可以换成椅子。椅子是粒子、木头、榫卯结构，还是可以坐的东西。那么，这些定义，能够决定椅子是什么吗？决定它的，是它的价值，可以坐。是它的事实，木头和榫卯。然后价值和事实也并非一成不变。比如有时候，我们站在椅子上面，有时候拿椅面放东西。现代的椅子不少是金属螺丝的，和木头榫卯无关等等。决定它是椅子，决定你和我讨论的是一个东西的，到底是什么呢？

这其实就是理学和心学的不同侧重。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在纷杂万变的现实中，找到那些不变的东西，来为人类的生活秩序奠基。只不过理学看上去偏向事实层面，探讨的是某种必然之理，外在规范。心学看上去偏向价值层面，探讨的是应然之理，内在决定。但实际上就像我说的，两者都有对方的成分。理学从心出发，才能得到客观事实。心学从理出发，才能通往良知良能。典型就是事物本质方面，心学最为简单清晰（也就是意所之所在和无善无恶心之体等描述）。价值规范方面，理学作为坚持不懈（比如规矩禁防）。

问题只是这些容易被人利用罢了。也就是我一直说的，文化权威总是会被利益集团借用，挂羊头卖狗肉。这点不看儒学，光看如今的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就知道什么样子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用他们的方法，明白事物的本质，问题就不存在了。问题只是这种思维在当下根深蒂固，你很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尤其是人这种看上去可以用不同定义指向同一个对象的存在。但你把人换成上面的椅子，是不是就能理解了？尤其是当这个人存在一些你不知道的性质的时候？比如你肯定不会把这个人不行当作他的生理机能不行，甚至因为他的个子矮（这里只讨论直接层面，因为矮自卑再到什么那是两回事）。你所讨论的整体，其实是你的价值和你的事实（已知的知识和相应方法）所决定的。而不是真的“整体”。

只不过这些定义层级不同，比如有时候某个定义是另一个定义的基础。他们是上下级关系，所以才是一个对象。所以看上去有一个整体。历史最明显。比如什么是中国人？然后才可以讨论中国人怎么样，中国人做了什么，中国历史如何。但即便是中国人，不同定义也有不同的结果。只是平常我们不做讨论罢了。

这就是我从下河以来换了无数形式想要表达的东西。不存在所谓客观对象（心物不分），如果有，那肯定是有一个尚未澄清的定义在起作用，让你感觉它是一回事。所以才要发明本心，格物致知。让你发现事物的真实面目（本来面目）。这可是理学心学的核心。

而且，即便是了解了这点，对于你的主要观点，依然是没有变化影响的。改变的主要是论证方式。比如你反对东林党，由于你说的东林党实际上都是以行动和组织判断的，只要把定义改为这两点就行了。别的不在你的讨论范围。进而论证也要从具体的行动、组织，相应的前提条件去讨论，别的最多是辅助材料，甚至是无用的证据。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法评价，并且反对你一再转进的思路。因为大部分和你说的东林党无关。至少是可以无关，别人可以由此反对你。

大家习惯了略去这些定义。不是作为常识无需探讨，就是通过上下文明确。但是博论或者大问题一般都会先澄清定义。典型就是我们常说的封建、专制、民主、自由……等等。这也是现在河里的问题所在。不假思索成为习惯了。但你讨论的很可能和他讨论的不是一个东西。甚至很难避免说半天，其实根本没有分歧。因为从一开始说的就不是一个层面。这可能是有意的，但更多是无意的。因为立场，觉得不需要去讨论这种基本问题。

忘记说另一个分歧所在了。那就是价值该如何定义？「一以贯之」对于理学心学都是一样的，这点不用讨论。真正的不同在于，价值可以当作事实看待。也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从情境中产生出的价值，比如人们需要坐下休息，可以作为某种「必然」的事实看待（实然）。尽管它只是「应该」……毕竟人们总是要休息的（应然）。然后，人们脱离了产生价值的情境，去讨论这个东西到底是必然如此还是应该如此，于是就出现了问题。

坚持必然事实的，很容易变成教条主义。坚持应该价值的，很容易变成空想主义。因为许多时候，「价值」虽然没变化，但是情境变了，价值的存在条件也就是事实基础也变了，问题和以前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刻舟求剑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为了解决问题，我们只能发明本心，格物致知。重新「发现」价值，重新「确立」相应的事实，也就是知行相须，知行合一。

这也是为什么去年整天扯什么事实与价值。因为这两个东西太容易混淆了。尤其是在同一层面，不同层面都同时存在。上一级的价值，可能就是这一级的事实。就像人们需要椅子休息。上下级有时也是所谓先验、先在的问题。比如某种价值先于我们的经验被认识——人类需要椅子。实际上不一定如此——历史上长期没有椅子，也不一定用坐着休息。

总之，问题就是这两点。1、事物的本质。2、事实与价值。两者是一回事。说白了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已。

以封建专制为例，中国古代是封建专制社会吗？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制度上的分封而建秦后已不存在（是土地经济），制度上的帝王专制始终都没成立（是官僚集权）……以至于国外政体分类，中国可以用所有政体类型描述（孟德斯鸠）。制度上的封建专制，中国当然不是了。

但是，我们在讨论古代「封建专制」的时候，和制度上的是一回事吗？尤其是作为一个「落后」的历史时期，就算它不是「制度上」的封建专制又怎么样呢？比如超经济剥削、人身依附关系、地主阶级、官僚和帝王集权，又有什么变化呢？那么你就来到了问题的核心。在你的定义里，封建专制指的是后面这些，而不是前面那些制度上的。而且由于价值判断的存在，古代的一切具体都没有意义，反正不是「落后」就是「剥削」。封建指的是落后，专制指的是剥削，反对者明明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的。

这样，本来不是同一个问题，就混淆成了同一个问题。要知道，对中国的批判，首先是形式上、制度上的批判，而不是实质如何（比如有些人承认中国的科学和制度，但说是「非理性」的形式）。讨论实质，西方自己也经受不起。然而现在无数人认为「封建专制」这样的说法是对的，「中国就是如此」，尤其是国外专家或「五阶段论」批判的时候，那肯定是对的，不用考虑的。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要知道，就连所谓「宣称」中国专制的孟德斯鸠，上面的“用所有政体类型描述”也是他的观点，那么中国对他而言到底是不是专制呢？

这就是为什么一切问题都可以说是语言问题，定义问题。因为有人就是凭借模糊概念来维护自身立场的。这样不仅让讨论可以继续，还可以浪费大家的时间精力，让人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然，总是说这些干啥呢？现在封建独裁因为国内学者的持续澄清，是不怎么说了，可皇权专制不照样还在说吗？影射新中国，或者给中国的经济文化问题开药方就更别说了。

当然我不是说Z兄。Z兄讨论的问题很有意义，我只是应Z兄的邀请，讨论一下他的主题而已。我在这里所说的，也是所谓方法问题，而不是观点。不然我一直说“反正没这些，你说的照样成立”干什么呢？尤其是东林党和耶稣会都是垃圾，反正都是垃圾，无所谓的。就连中国历史到底是不是封建专制也是如此。只有利用这点去攻击中国的时候，这事才有意义，否则只是学术意义上的，和我们日常批判封建专制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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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和最近回复社会主义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因为包含所有「社会主义」定义的客观对象（也即同一个客观对象的不同认识），是不存在的。典型就是公有制的和私有制的你不能放在一起讨论。除非你只是纯粹的讨论「目的」或者说政策上的「福利」。但这就是其中一个定义，而不是所有定义了。

然后我们再去讨论作为「主要部分」的那个定义，比如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他的那些说法，说「社会主义本质上没有弊端」的人还能存在吗？从哪找出来一个说经济没问题的？然后他又说是局部的，个人的，局部又是什么，整体又是什么？有些人只是支持公有制和生产资料计划安排，这算是局部还是整体？有些人反对指令计划但又支持宏观调控，又该怎么算？更重要的是，弊端到底是哪方面的，怎么就有根本问题了呢？是公有制导致官僚化吗？资本主义这方面又有什么区别？（参考下面达雅兄的回复和我贴的材料。）活力又是什么？

也就是，定义和对象，其实不能完整对应。而只是交集而已。我们是在用一个「本质（性质）」去框历史，而不是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个「本质」。这个本质只是对我们而言的，并不是对包含无限可能的「历史」而言的。然后，本质有什么意义源于它有什么价值，所以这个问题等于价值问题……你想看到什么它就是什么。

就像上面椅子的那么多可能，对我们而言重要的只有一两个而已（比如用来坐的），那就是所谓「本质」，尽管并非永恒不变的绝对本质。

这也可以说是所谓的「科学工具论」立场。也就是我们的概念，我们讨论的东西，实际上是把握现实的工具，不能等于现实本身。严格定义和实证的概念虽然可以说是真的，但也因为其定义是有限的，不能随便超出定义讨论。

有时候，并不是说对方的概念和理解有问题。你这样用，大家能理解，其实没问题。问题是，讨论某一问题的时候，不能刻意保持模糊，尤其是和立场直接相关的情况下。模糊是很难发现真正问题所在的，却很很容易导向某种批判。不管是理学心学，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补：注意，这里绝不是称“全称命题和特称命题”的差别。也就是上贴所说，这并非“整体和局部”的问题。全程特称、整体局部的称说对象，基本定义是没有变化的。而这里有变化。所谓全盘否定，其前提就是认为这是全称特称、整体局部的区别。所以我才说，“全盘”并不存在。完全看你怎么想罢了。学界有些人就喜欢这样捣糨糊或者钻营，那是他们的事情，和咱们没有关系。

不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在同一个对象（国家）里，这俩没法同时存在。这是其一。两个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不同，因此问题的原因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这是其二。两个不同的社会主义还有其他的共同，比如官僚、企业，不只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问题。这是其三。这也是为什么后面专门说国家理论和资本制度的官僚增长。因为这涉及的是国家来源和官僚行政问题，并不是简单的经济。

就像有钱的病人和没钱的病人，都是病，都是人，但是病因能说是有钱没钱的问题吗？然后有钱的病和没钱的病又有什么区别？问题就是如此简单。

还有之前说民主集中制，一般人总说什么对立统一、新型民主。但是民主集中制就是集中制度，民主和集中不是同一个层面。民主是实质民主、意见民主、党内民主，集中是民众或者一般士兵没有强制性权力（决策、任免等），是被专政的对象。所以民主和集中才没有冲突。不是说民主集中制有多好就不是集中了。

这个现象同样适用于东林党和理学心学，一旦你涉及所谓思想、交际之类的层面，冲突立马就来。所以你必须分清主次，有些次只是辅助，是可以舍弃的。就像东林党人和耶稣会人就算有心学恩师，援助过心学门徒，参与过心学辩论，那又有什么意义？不还是做了那些事情？行动才是重要的，思想上的矛盾可以放在一边。但是你要是从思想上论证，那矛盾就是无法解决的。尤其是你要论证因为思想而做了什么的时候。你说的思想，很可能并不是人家的思想。

以上所有这些，其实都只是常识。如果真的看懂了心学或者理学，这些真的不是问题，也不需要这么多废话。无非是体用不分、体用一源而已。用现代的话就是认识论就是本体论，你用的概念框架（定义）就是对象的本质规定之类的。总之，澄清定义才是重要的，就像早期分析哲学所说。不澄清是什么，何谈为什么，又如何去开药方呢？这就是现在的问题所在。

好了，就这些了。不过是把我最近说的串烧了一遍。总之，我一直的观点就是，你的说法可能没问题，但是论证有问题。纠缠在这类论证上没有意义。观点再好也难免流于空谈。这个主题的其他讨论已经证明这一点了。无非是我这次强调方法，而不是论点。就像回复燕人兄英国制度时候，他想说的我都给换掉了，虽然可能和他的初衷很远，但却能继续让英国有制度优势……只是少点人权。制度和其他比如所谓人权什么的，从来都是两码事。美苏已经告诉我们了。

这里也是如此，“反正没这些，你说的照样成立”。

月兄其实是回避、否定人对社会、自身的认识是有“用心、投票”来定义这样一种方法。

孔子用上百的说法来讲“仁”，月兄的‘定义’观，在逻辑上就要你得出“仁”并不存在。当时老子就这么说孔子，也不知道老夫子听懂没听懂。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推动历史”，教员的“走资派”，如果在月兄的“定义”观念下都会化解消散，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反思一下这种“定义”观是否有问题？

思维上：1、事物的本质。2、事实与价值。就前者1，马导的人的本质的说法想来月兄很清楚。理学和心学的区别，不能从自然科学特别是几何、代数上去找（阳明的花开花落那个问答特别容易糊涂人），物理学到量子测不准的阶段已经被发现被观察者与观察者的关系问题。社会和人更是谈客体、离不开主体。马克思主义与其它欧洲哲学、心学与理学到区别，其实就在这里。至于后者，更是主体客体分不开，价值不会脱离主体而存在。

我明白月兄可能想说又没有直接说的：你看起来好像堂吉柯德，把程朱理学/东林党当成风车了，好笑。

之前，我已经说过为什么这么做，是针对当前的现实，也是针对“恶臭腥臊”的黄宗羲的历史谎言。因为中国人的意识里，”不辩黑白““忘恩负义”，是要遭报应的。换句话说中华文明要生存、发展、传承给未来，就要“存善去恶”。我们当代面临的“恶”，一为西方的文明糟粕（法西斯、白左、种族主义、个人至上），一为程朱理学/东林党。

期待月兄能一起“存善去恶”。

国家在“反围剿”，我辈除了努力生活，也应努力觉悟。读史，挣脱黄宗羲、费正清之流的谎言的束缚，也是求觉悟的一条道。

价值上的源自人心认识，事实上的源自社会发展，但是人心和社会是相辅相成的，就这么简单。

你中间这段所说的，比如主客不分，体用不分，我前文都有王阳明和朱子的原文引用。和你意思没区别。反而是你说量子测不准是有问题的。这源于某些科普作家缺乏科哲常识。当然我不是反对你的意思。

然后我当然不是说唐吉可德，而且唐吉可德也不可笑，我只是说，你这样做加剧了问题的复杂程度，意义不大。你冲着东林党去，我一点意见也没有的。我是说你附加的东西不好，而且是方法不好，不是目标不好。

况且我是看到你让我关注我才说的，到现在我也无法评论这个话题。只是说明了两点：东林党（儒家）反佛的理由，以及东林党（江南官僚地主阶级集团）和耶稣会就算密谋，也不需要相邻就可以做到。比如江南那有的是空间。

我觉得我写给投草的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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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为什么有草而无说明

想了想，因为说的太啰嗦，很可能被误认为是唯心或者唯名主义。

唯心方面，我不否认外部世界和外部对象的存在，我说的只是其本质是由人所决定的，也就是外部对象＋人的定义。然后人的定义会决定选择哪些外部对象，进而导致不同定义指向的其实是不同对象。（不讨论外部对象本身就受限于人的感知形式，包括技术扩展的形式。）

三教的说法大家都知道，就不多说了。我就说说二十世纪科学哲学的。比如

简单说就是「并没有独立于理论的事实存在，要求理论符合事实，那只是一个幻觉」。

用现象学的说法就是

这是说要把某物还原为一系列相关的预设（存在条件），然后通过判断这些预设说明某物的本质。一般而言，这可以直接导向某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即理论决定了这个学科所讨论的某物的「本质」。这是常识对吧？

回到心学，就是「心外无物」、「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你的认识体系（知）决定了意识对象（物）是什么。

术语不够精确，而且实际要复杂一点（比如科哲只是事实层面），但这个问题下可以如此理解。

唯名方面，由于定义就是对象的本质，很容易认为概念等于现实。但我上贴说了只是用来把握现实的工具，虽然它可以代表实有，但其真实性是有边界的，而日常中并没有那么清晰，或者是「理想型」，就像科学理论一样是「假说」，并非等同现实。

很显然我这就是所谓工具论的态度。三教也有有名、假名之类的说法，意思很多，此处略去不提。依然说二十世纪的。比如

综上所述，名法（概念框架和认识方法）既可以认为是现实，等同于我们所讨论对象的本质。比如某人是东林党。也可以认为它是理解现实的工具，可以用这些概念和方法去处理更多的材料。比如东林党之名下的各种史实。只是要注意到，不管「本质」还是「工具」，都不等同于独立于他们的「事实（really there）」，因为这玩意就不存在。比如某个绝对客观的东林党。

估计被误会也是因为说这个「不存在」，但就像本贴开始说的，这不是否认外部世界和客观对象，只是否认「人的认识」而已。也像上贴所说，当你认为指向同一对象（really there）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尚未澄清的定义。而这就是保证我们讨论的是一回事的基本定义。

其实一般而言，我们是先规定某物（理论研究），然后再去讨论它的性质（经验研究）。我的意思不过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理论所规定的「某物」不是一回事而已。并且即便是这个某物，其实也是性质，是对那些史实的规定，不要当作最终本质。就像物理学理论一直在更新一样。

前文所谓不存在「同一个人」，说的也是这个。

说这么多废话，就只是大家用了不同的定义，指向不同的现象。如果不统一定义，明确方法材料，就不可能说的是一回事……而且某种基础定义包办一切是不可能的，因为史实近乎无限。

本来很简单的问题，为了解释心学，变得很麻烦……可如果真的看懂了心学，是不需要这么多废话的。

除了上贴所说，还有不去查证就拿来论说。前面礼仪之争就是如此。其实百度一下就可以知道的。礼仪之争的年代、徐光启的生卒之类。

其次是思想交际，比如顾宪成说阳明高、阳明开大。比如徐光启、东林党的业师、座师和交际圈都有心学人士。而且徐光启有时也被归为泰州后学，邹元标更是江右王门。他们该怎么定性？

然后你的材料和论点可能矛盾。比如东林党只在乎伦理不在乎科学。既可以理解为不想让外人干涉具体事务，也可以理解为没那么好关系，不然可以借耶稣会之手干涉更多之类。

接着再说天主教。天主教在东林党地盘（江南）传教最盛，这是不是东林党态度带来的？毕竟他们可是反对其他宗教的。然后南明天主教也可以由此展开。等等。但这个问题同样也会导向东林党内部的异见，该怎么判断呢？

总之，这些我都可以让他成立，各种价值、目的也都能想到。可是经得起检验吗？或者说的还是一回事吗？一旦成立，就得推翻什么。

就像如果按思想交际定论，东林党又是程朱又是陆王的，怎么办呢？按照江南地主或者官僚定性，又有外地或各个阶层的学人，怎么办呢？甚至还有更粗暴的，儒家都是垃圾，管他程朱心学，明亡都是儒家造成的，该怎么办呢？

真的不能只靠猜来问答。

这些本来多是从侧面回应的，结果一直没有得到讨论，而是转进成谁谁谁怎么样了。这样只能反映出你的立场而已。可是，这个立场，我有说过反对吗？你的“为什么这么做”，我从来没有说过有问题吧？从头到尾说的都是材料和方法，而不是目的。

其实只要定个主次，或者组织个基本定义就行了。

你让我关注，我只能给出这样的答案。要么像开始那样，简单的几句就说完了。要么像现在这样，闲聊一堆没用的。这其实不是我造成的，因为我始终在回答你的问题，而不是用我自己的说法去回应你的目的。直到前一帖的串烧。

真的要回应问题，可能用你的唐吉可德就够了。

最后，唐吉可德其实不是贬义词，哪怕是向风车冲锋。所谓贬义，说的是只有幻想，这是日常用语。但冲向风车为的是表现精神。甚至还有更深层的解读，那就是有人误导了唐吉可德，或者，风车本来真的就是巨人。前面的串烧，就是批判现在的学界或解读造成了这个问题，或者说他们是精神分裂的，并不是你的问题。比如朱陆之别都分不清就在那说同异。

之前因为解释和引用变得麻烦，其实就几句话：

本体论等于认识论，定义不同就是对象不同。不存在认识之外的客观对象（某物），定义决定了客观对象是什么，而不是客观对象决定了定义是什么。

就这么几句。

因为有人把所谓客观对象（某物、概念），当作独立自存的绝对实在。觉得我们的定义都是它的不同方面，进而无论发现多少新东西，都还是这个客观对象……意识不到它已经变了。

而真正的「客观对象」，是整个外部世界。某物其实是祂的部分描述（性质、谓述）。

对历史而言，我们在用定义框史实、用已知框未知、用价值框事实，然后发现新的史实。但是我们的定义不能等于史实本身，因为史实无限而人有限。我们只是发现了我们能发现的。

比如心学、东林党，并不存在一个独立自存的心学或东林党，而是由我们选择的定义，定义所能对应的史实组成的。就像我们都在做杂烩，但是挑的菜不一样，是一回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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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具体问题则是：

由于某物（心学、东林党）并未明确规定，你说的那些方面（思想、行动、地主、运营）放到同一个材料上会起冲突，导致无法论证。这源于你事先就认为那些方面是冲突的，比如思想。或者就是那种定义，比如程朱、利益集团。可考察史实可以发现，这些说法想要成立，就必须抛弃从这些方面论证。比如不能再从思想交际判断了，也得把附和政见的扔掉。

这是执于未观之先。容易固执己见。

全面批评也是如此。因为只有从他们的定义出发才有所谓好坏半参，可他们的态度本身就值得考量。比如往往不分主次。就像前面的例子，你说某人坏是因为他干了什么，他非得去讨论他的高矮，然后把高矮和干坏事当作同一等级的事情考量，结果自然是有好有坏。

这是以外物求知者。容易多元虚无。

但是对心学来说，我们要找到能分出主次的更高价值才行。对于那些人来说，必然是不全面的。可是全面本来就不存在。而分出主次，有些定义必然要搁置（有些性质必然是无用）。

因为以上两点，我才觉得你没看懂心学，因为都是心学讲过的。至于态度上的，比如坚持批判、务实，还有抗击坏的思想，不用心学也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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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还是可以用心学、理学、现象学等解释。除了体用不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穷理尽性以外，还有月映万川。你是月，史实是万川。是你决定了历史被照亮的部分。或者，理是月，世界是万川。至全的理（知、道、超验主体）就是我们所能认识到的全部客观世界。反过来讲，客观世界是由道理，是由你所生成的。这样即是主客二分，也是主客不分。所以觉得心学、理学唯心的，是误把西方实体观念带进去了。人家的某物，是谓词而非实体（是描述界定而非独立自存），从未有过唯心。除非说的这个心是指纯粹意识或者人的信念。

简单部分

一、正如之前所说，江南教区出身的官员有没有考虑过？尤其是是谁推动天主教传播的？

二、张居正打击心学是为什么？他打击的是我们所说的心学吗？为什么他欣赏还要打击？

三、邹元标是江右王门，算是心学门下的。这种双重属性的不少，我们该怎么判断身份?

四、徐光启、邹元标等人的观点是补儒易佛，儒学为核心，那么他们是儒家还是天主教？

五、李贽对利玛窦有什么评价？王门名士邀请利讲学，援助传教、进京，出于什么目的？

六、李贽皈依佛教、大讲禅学。为什么还算王门？被忌惮的是心学部分，还是禅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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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部分

一、东林党（政治）的核心在于江南利益集团。

二、江南是明代佛教中心，和魏忠贤什么关系？

三、浙中、江右、南中三大王门均为江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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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部分

一、四教主要功能是提供秩序或者说合法性的来源。

二、作为党同伐异的江南利益集团的东林党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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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测部分

一、这算不算江南内部斗争？

二、有没有多面间谍？

三、谁的利益？

四、如何保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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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一句，你说的还是成立的，或者想要成立也是可以的。就像程朱东林人士迫害心学人士，这当然是成立的。但这是从人倒推，和其他属性比如思想、地域的关系需要另外证明。你的问题在于，同样的论证方式，心学不会比东林好到哪去，尤其是和佛教、耶稣会的关系。我也觉得心学是好的，东林是坏的。所以邀请、援助是良好动机、士人风范。这没有问题。问题是又是如何判断东林不是的？如果后来是，当时怎么不是？如果结果是（耶稣会得逞），王门怎么不算？

所以这就是双标。不是说你的观点有问题，而是你的方法无法分辨出事实到底如何。完全凭借先于事实的一个价值判断。而这个价值其实也是某种事实分析的结果。

所以可以看到，你用的材料不是百科就是简介，意思并不清晰，就像电费那贴“媒体的表达都是简略的”，容易忽略具体事实。

最后还是重复两句：我可不反对心学，在河里为心学辩护过好多次了。同样的，东林是垃圾我也说过很多次了。

还有一个身兼东林党和天主教徒的著名人物：翟式耜。

翟式耜的叔叔，就是给利玛窦出主意的著名人渣翟太素。这件事在各种书籍和网络搜索中都没有说，要从翟式耜的爷爷和翟太素的爹是同一个，才能看出端倪。

翟式耜钱谦益是同乡，比‘水太凉’小几岁，一起在东林书院‘学习’，但不知怎滴，翟称钱为师。崇祯初年，翟与其他东林党力推钱谦益入阁，被温体仁搅黄了。最后翟式耜跟着钱谦益一起罢官回家，一起风流快活，又一起被温体仁“拟旨将钱、瞿于三月逮入北京刑部严讯。途中，钱、瞿二人一路拖沓流连，谋划对策、寻求关系”，最后据说通过太监曹化淳将温体仁扳倒，于是转危为安，回家继续风流快活。钱娶柳如是即在此期间。

直到崇祯上吊，东林党人齐聚南京，钱谦益出山做了礼部尚书，翟式耜也做了广西巡抚。然而弘光朝庭迅速被东林党和多铎搞垮，翟式耜后来又投入唐王、桂王旗下，最后参与拥立永历，做了吏部侍郎等重要职务。后来孔有德攻入桂林，翟式耜被俘被杀。

翟一直与钱谦益通信往来，因此其事迹首先得到了钱谦益和黄宗羲的“大力宣传”。乾隆最后敲定明史时，将翟式耜列在袁崇焕、史可法之后，定位其为“忠臣”而不是“贰臣”。

翟是何时受洗入教的？目前找不到资料，从他在天启年间掩护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在其家乡违法传教，以及他在崇祯初年大力推举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来看，他受洗应该是在天启甚至更早之前。

翟式耜在到广西做官之前，在家闲居了十几年，他家很有钱，黄宗羲说“式耜在乡颇治园林，以诗酒自遣“，还“妻妾众多”，但是毕方济等教会似乎没有对其斥责的记录。维基/百度对翟式耜的介绍，也不寻常地没有对其家庭、配偶、子孙进行介绍。估计是一介绍就麻烦了。

自1645年到1650年，翟式耜做官的业绩：一是出卖了一个监国的亲王，一个是拥立了永历称帝，一个“桂林保卫战”，最后就是自己被孔有德抓住，写了很多诗文后被杀。顾诚的《南明史》，对翟式耜的行政能力评价极低，认为他的被杀，实际和刘宗周一样，是殉名而不是殉国。顾诚认为翟式耜和其他士大夫南明大臣一起，始终破坏永历朝廷和大顺军、大西军等农民起义军余部的合作，破坏了可能的对湖南等地区的战略反攻，造成了南明丧失了对长江地带的反攻机会。

至于被大吹特吹“桂林保卫战”，顾诚认为第一次保卫战，李成栋根本就没有进攻桂林的计划，可能只几百前锋试探着“探”了一下桂林。同年五月的第二次“保卫战”，对阵的还只是清朝湖南的地方小股部队，根本不是有些网文说的是孔有德的部队，孔的部队要两年后才从东北来到湖南。“桂林大捷”也是没有斩首数字的“大捷”，看起来和国民党在抗战后期的贵州反击“大捷”一样，是几万国军“打”跑了几十上百日本兵的“大捷”。

顾诚在《南明史》中没有提的一件事，倒是可能是翟式耜的“最大功劳”——永历的太后、王后等宫廷内眷受洗天主教。这件事现在看起来很是扑簌迷离：时间不清楚，相关人物也不清楚。据台湾黄一农考证，永历内眷受洗，应该是在永历二年（1648年）3-4月，地点是南宁，永历不在的期间。主持受洗的是德国人耶稣会教士瞿安德。永历自己没有受洗，三皇子也并非一出生就受洗，而是出生三个多月后才受洗的。据说促成王皇后等内眷受洗的是太监庞天寿。

庞天寿早在天启年间，就被汤若望在北京“洗”了，看起来和我们之前提到的“南堂与东林书院背靠背”有关联。但是庞天寿在1644年，先是任职于南京的弘光帝，再受职于福建的隆武帝，只是在隆武被杀后，才从澳门投奔的永历朝，之前没有和永历及其内眷有任何交集。因此永历的内眷不可能对庞太监有很大的信任，乃至被其说服信教。瞿安德看起来也就是个主持牧师，因为网络上查不到这个耶稣会成员除此之外在中国教区有其他的活动记录。

翟式耜则完全不一样：首先他和王皇后是“老乡”，王皇后是苏州人，王皇后的父亲王略曾任广东知府。翟式耜是常熟人，常熟隶属苏州府，因此推断翟式耜与王略有多年交往、王家早就知道翟式耜是天主教徒，是非常有可能也非常合理。其次，翟式耜是推永历称帝的首功大臣，这点也让永历的内眷对之有非常大的信任，这是庞太监瞿牧师完全不能相比的。第三，在黄一农考证的1648年3-4月，翟式耜不在皇帝身边，也不在桂林，据说他跑到了樟木港，一个离南宁很近、离桂林很远的地方。

因此有理由怀疑永历内眷“受洗”，就是多默（Thomas）翟的”功劳“。

在过去的有关明代货币的历史书籍中，一般立论观点，都把朱元璋朱棣时期创立的大明宝钞，给予比较负面的评价。对于明末危机，多归因于白银“货币紧缩”造成的社会经济问题。

这些立论观点中，一是批评明朝发行大明宝钞，没有‘硬通货’（黄金白银）做准备金，或者叫货币发行之锚。二是批评大明宝钞不能和白银做‘自由兑换’。三是批评明初有一段时间，朝廷收税放弃了大明宝钞，改收白银。这是“掠夺民间”。四是批评大明王朝‘重农抑商’，还搞过‘海禁’。不过又说郑和下西洋，是‘劳民伤财’。

提第四点，是因为有明一代，中国从海外贸易中输入了估计至少6亿两白银，而同期通过矿产增加的白银约8千万两。由此可见明代白银增加，主要是靠海外贸易。另一方面，近300年中，明代朝廷从海外贸易中收了多少税？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很少，但似乎也木有一个专家撰文说收税超过百万两的。

郑和下西洋，推进大明宝钞在其航路上的使用，自中国至东南亚、西亚、乃至非洲，沿途各国商人使用大明宝钞，可以购买到中国以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以往的书籍仅仅强调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朝贡贸易”，以示与西方地理大发现的远洋贸易的区别。很少研究、明确指出明朝的中国通过大明宝钞和‘西洋’（亚非）各国的贸易，是一种平等的、非西方殖民掠夺型的贸易。明朝的中国在下西洋的沿途各国，既没有建立殖民地政权，也没有通过海军武力来掠夺西洋各国的货物。

郑太监领导下的远洋船队被废止后，大明宝钞随即就失去了在‘西洋’贸易沿线的国际贸易通行货币的地位，这个角度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之后，经过杨士奇士大夫文官内阁，特别是土木堡之变后，在景泰年间，大明宝钞也失去了在中国本土的货币地位，比如土地买卖中使用的货币就从大明宝钞变成了白银。

但是直到天启年间，皇帝还在用宝钞对文臣武将作为赏赐，可见有明一朝，并没有官方确定声明：大明宝钞已经被废除。所以明代中后期，货币是“双轨制”。万历初年张居正的农业税改革，使得明朝朝廷收集到大量的白银。很明显，这些白银的积累、储备，本可以用于重建大明宝钞的信誉/地位。但是张居正在50岁的盛年，莫名其妙死于一场痔疮手术，其改革也就骤然中断了。

关于张居正改革，使国家掌握了大量白银储备，可以用于重建国家法定货币（纸币）这一事实，自《明史》、清代、民国乃至现在的学术届，都是闭口不谈的。

“货币发行只能以贵金属为锚”，这种观点不仅是经济方面专家学者的“常识、通识”，也浸透进入了史学届对大明宝钞的研究分析、主流观点。

但是，新中国/革命历史，以实践证明了货币发行/管控并不依赖贵金属。也因此招致‘西方经济学/金融学/银行学“的非议。历史方面的’主流观点‘也通过批判大明宝钞，暗戳戳指向现在人民币——类似公知们通过骂明朝的皇帝专制独裁来指向教员和TG。

明代中国社会中，增加了六亿八千万两白银，然而海关关税不过百万，户部+内库白银最多时也不过600-700万两，可以说99%的白银都在”民间“，这也是明代士大夫日夜与皇帝叫板、搞党争的经济基础。明代’民间‘白银究竟是怎样’存‘在’民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一片白茫茫大地‘。就常理推论，它们应该是有一定组织性存在的，这就是东林党的背后，或者叫明朝的Deep State。（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