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京都学派、新清史、内亚史观 -- 多余6569
事实上,这几样东西都是一路货色。
内藤湖南、矢野仁一、宫崎市定,京都学派这几位旗手,也是一脉相承,痴心不改。
“唐宋变革论”、“崖山之后无华夏,明亡之后无中国”、“元清非中国论”、“中国文化中心移动说”……这些苦心炮制出来的“先进理论”,目的也只有一个,制造民族分裂,肢解中国。
如果是十几二十年前,对这些东西揭露不够,大家迷迷糊糊还可以理解,现在网上资料之多随手可得,还有人相信这套骗人的鬼话,那我也只能建议一句,有时间还是多读点书吧。
目前史学界对此基本定性,河里面包叔去年也驳斥过一回,已经批倒批臭的僵尸,就懒得码字了,转点东西大家自己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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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的思想出现在清朝晚期,之所以出现在这个时期,和当时的民族危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不断侵略中国,也试图让清朝解体。而日本更是阴险,企图制造满汉矛盾来分裂中国。内藤湖南就提出“崖山之后无华夏,明亡之后无中国”,以鼓动国内的反清运动。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日本曾经广发《告十八省豪杰书》,宣传满清入关就是亡国灭种。日本的蛊惑的确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革命党人都将推翻清朝的统治作为奋斗的目标,甚至主张建立汉地十八省共和国。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也是想学习朱元璋,将满清驱逐到东北。”
【评注】所谓的“汉地十八省共和国”,东北、蒙古、新疆、西藏都被排除在外,彻底就是苏联解体的模式,这就是内藤湖南想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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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崖山之后无中国”说
http://m.wyzxwk.com/content.php?classid=21&id=44455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北方民族史研究再添力作
http://kaogu.cssn.cn/zwb/kgyd/kgsb/202108/t20210804_5351901.shtml
檄文的发表时间是甲午战争期间。
主笔宗方小太郎,身份是长期居留中国的著名间谍。
檄文的发布者,是入侵朝鲜的日本第一军,主帅是赫赫有名的山县有朋,后来担任日本首相,号称日本陆军之父,也是以后军部暴走的始作俑者。
1894年10月,日军已经占领朝鲜全境,兵临鸭绿江畔,准备入侵辽东。
开战前夕,日本第一军发布檄文《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扬言要直捣北京,让清朝皇帝“面缚乞降”。同时呼吁汉地18省豪杰“速起”,携手日军,共击窃据中国的“满清蛮族”,“勿为明祖所笑!”。
这次呼吁虽然当时没有起到作用,但是大约一年后,孙文领导的“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之后十余年间,“同盟会”又发动不下8次起义,排满运动如火如荼;甲午之后第六年,一票封疆大吏与列强约定“东南互保”,袖手坐视八国联军屠杀义和团,继而攻占首都北京……最需要上下一心一致对外的危机关头,国家内部分裂,日本的挑拨离间并没有完全落空。
另外,这篇檄文的部分内容(见以下檄文节选),如果直接翻成白话文发到河里,也是一点不违和的。
历史从意想不到的角度反咬一口,也是很讽刺很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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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氏元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人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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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作为中国人观的中国将来观及其批评(节选)
发表于1921年11月《大阪朝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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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
1905年,日俄战争后,双方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日本强迫清政府承认《朴茨茅斯和约》中有关中国的各项规定,取得经营安(东)奉(天)路、修筑长春到吉林的铁路以及在鸭绿江右岸伐木等权利,又开放东三省十六处为商埠。自此,中国东北成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出现从一国独占变为两国分据南北的局面。日本又加紧了对朝鲜的控制,至1910年(宣统二年)完全兼并了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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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实行极其阴险的“以鲜制华”政策,不断推动朝鲜人政治移民中国东北的活动。日本在朝鲜人聚居地区设置领事馆,强调“朝鲜人是日本臣民,受日本管辖”。1920年代以来,朝鲜移民在东北酿出种种事件,移民认为自己被中国政府欺压,中国政府及民众则认为移民乃日本侵华之马前卒。当时情况,日本拓务大臣官方档案曾有详细概括:
1、朝鲜人移居处多设有日本领事馆及警察署,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常引起种种事端,侵犯中国主权。
2、朝鲜人与中国人发生利害问题时,定会成为领事裁判问题,不受中国法律制约。
3、部分朝鲜人制造反日事件,日本则借机加深侵略,中方若为防范此类事件驱逐某些朝鲜移民,又反会遭遇日本干涉,寸步难行。不断进行殖民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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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今天在中国领域之外的日本也好朝鲜也罢,也都应当与现代中国国民一视同仁,纳入中国国民的势力中心、文化中心的移动领域之内。朝鲜这种不适于形成势力中心的民族姑置不论,日本则与中国国民一同,被包括于一领域之内,具有形成势力中心的资格。……当日本文化成熟之际,或者将会对中国文化施加比今天更大的影响,成为东亚世界整体领域的中心,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了。
中国人今天对日本势力抱有强烈敌意,对日本文化动辄表示轻蔑的思想,是个很大的错误。……中国人对于日本在东亚所肩负的使命,实不应抱有嫌恶猜忌之心。……今天中国人面对日本的压迫,极其神经过敏,正表明了这一点。……就好比五胡十六国之乱使中国国民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形,这正应当看作是粗暴治疗,其中所表现出的压迫蹂躏,到底也不过只是在治疗时表现出的痛苦而已。
对当下流行的所谓中国国际管理论,也应当从这一意义上给予考察。这条道路,是由其他国民来代为管理中国人最不适合的政治经济工作,而中国国民本身则致力于完成更高等的文化,也就是完成作为趣味性产物的艺术。……中国国民向来所实行的政治经济方式,说到底已经没有发展的前途,因此有可能,这些人应当要接受其他国民的管理,与其他国民相协作来营造其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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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磨灭了中华文化不对吗?
呵呵呵。
日本的确加入了当时的反清运动,头山满嘛!!犬养毅啦!!
还有活跃于各个军阀的日本顾问,但是,也不只有日本人啊。
内藤湖南激进一点合理,呵呵,内藤湖南支持的也确实是日本全面侵华之前了,呵呵呵。
当然了,看得出来,你是不满意的,别人,我不知道,至少三十年代,全面侵华前,九一八之后,没看到内藤湖南在这上面跳。呵呵呵,看来你是少看了一些资料吧。
在风起云涌多重思潮的二十年代,内藤湖南的确说了一些话,这是属实的。
但是就此推导他在二战支持日本侵华,尤其是你主要指如此,说服力恐怕不足。
至于其他人,咱不认识,你要套,需要更多的证据。
还是您学问大。
您看我都不敢在您的主贴里发言,自愧不如啊。
您的立场也是异常之坚定,一以贯之,无可动摇,所以我也从没指望说服您。
当然,您也肯定说服不了我。
既然彼此心知肚明,说再多都是浪费时间,我们可不可以来个君子协定:
我不去您的帖子烦您,您也高抬贵手不来小店光顾,大家一团和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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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封建政体。
有几个资产阶级?
不是说按照西方政体搞起来的政权,就是资产阶级政府了。
再说实际上,辛亥之后是军阀割据,即使后来的国民政府,也只是买办政权。
教科书把中国的官僚制中央集权称为封建或者皇权,应该是很不科学的,算是历史遗留问题吧。
其实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传统,不是哪种先进哪种落后这么简单,中国的传统又远比任何国家深厚,脱离自身传统,盲目移植所谓先进制度,各方面冲突会相当严重,革命的结果往往还不如改良。比如日本的改良,显然就比我们付出的代价小得多。
我的看法是,还是少谈点概念,多一点具体分析吧。
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或者外族人。而民族这个概念是在抗日的过程中形成的。这是一个整体的思路,虽然在局部不总是成立。比如河南很多地方箪食壶浆迎日军,就是因为本地军阀地主压迫已经甚于日军。所以毛主席建立新中国,一直强调的是解放,而不是国民党说的光复。
在阶级矛盾前,这些小节都是可以忽略的。当年改开刚开始,治安急剧恶化,根本不是事。后来一个日本女人给强奸了,才开始发起严打。不是说小平贱,觉得日本人血液高贵;而是因为这会影响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大局。养鸡场死几只鸡是小事,得罪了买鸡的贩子可是大事。古代士大夫管理老百姓用的一个动词很形象,叫“牧”。
当然,虽然都是皇帝,但是别人会取名字,美其名曰君主立宪。
教科书的解释是,君主立宪有议会来限制君主权力,但是事实上,除了英国女王,日本德国的皇帝,权力并不比中国皇帝小。
日本天皇要对侵华和太平洋战争负主要责任,德皇威廉二世基本是个战争狂人,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发动了一战。
日本德国都是当时的世界列强,可见有没有皇帝和国家富强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那么,当时的中国为什么不能接受君主立宪,非要铁了心搞共和?
据说是,当时的国人认为,共和制比君主立宪更先进,更普世,既然要改制,当然要按照最先进的来搞。
共和梦从此成为中国几代人的执念。
但是这样的决策方式,理性吗?科学吗?
对种种现实问题认真考虑过吗?
历史事实是,辛亥革命成功,中国反而更混乱更落后了。
对此有种观点是用“大乱而后有大治”来含糊其辞,但是同为后发国家的日本,为什么就可以不用大乱而得大治?
当中国象个好奇的孩子,满怀梦想的做着各种社会实验,日本只是做了简单的几件事:
一是残酷压榨人民,勒紧裤腰带完成原始积累(我们在搞地方(乡绅)自治,藏富于民(地主))。
二是皇民教育洗脑统一思想,以此保持高压政策下的社会稳定(我们在搞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
三是饿着肚子疯狂扩军,拼命扩张生存空间(我们在搞军阀混战)。
两种路径的比赛结果是,我们差一点就被日本亡国灭种。
走了弯路就是走了弯路,总结历史不要文过饰非,不要变成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擦屁股。
缺永远是被动的。王国维辜鸿铭陈寅恪必然被时代淘汰。历史很现实,任何违反人的解放的思想和制度一定是失败淘汰的结局。德国纳粹主义如此,日本军国主义也如此。
风物长宜放眼量。你文末在同时代比较中隐隐透出对日本集权军国主义有欣赏的意思,50年后呢?现在如何?中华民族能屹立几千年不倒,求变和同化(当然,兼收并蓄的求变必然结果就是同化)是核心原因。而新中国短短30年内从弃子变成棋手,靠的就是人的解放,也就是人民立场和视角。
无产阶级专政也是集权,但它却有个无产阶级的前置条件。
君主立宪若像你那么标新立异的欣赏,像康粱那么鼓吹的有效,不至于光绪被囚,清廷十多年后帝祚终结。显然,当革命条件成熟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存在改良的操作空间。
薄的遭遇证实了这一点。
就像明朝士大夫们争着主动让皇帝打屁股一样,任何脱离利益和现实的标新立异书生意气最终会沦落为历史笑谈。
辛亥之后的中国更乱更穷了。
追根溯源,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历史,很有必要重新认识。
如果您不忙着扣帽子,而是稍微思考一下,以您的水平,应该不难发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国家战略,和我们建国以来的发展路线,虽然实现手段上存在根本不同,但是路径上却是完全一致的。
1、建国后,我们同样有一个勒紧裤腰带完成原始积累的过程,所谓的前30年,采用的办法是“剪刀差”。
2、维护社会稳定,物质手段上是社会主义改造,平均社会财富,精神力量上是共产主义理想,大同世界的美好想象。
3、为了保家卫国,出兵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饿着肚子搞出了原子弹(所以说您的“隐隐欣赏军国主义”是在扣帽子)。
以上对比其实也证明了,当时的日本发展路径是正确的,是合乎经济规律与历史规律的。
反过来也表明了,辛亥前后的中国,在制度上文化上纠缠不休是错误的方向,是违背客观规律的空中楼阁。
另外,君主立宪只是举例说明问题,而非表示支持。
我前面也说过,“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传统,不是哪种先进哪种落后这么简单”,也就是说,不管哪种制度,必须要符合国情,要能够起到团结而不是分裂各族群、各阶层的作用,任何国家的进步,上下一心都是起码的前提条件。凡是符合这一标准的制度,就是合乎现实的好的制度,否则无论看起来多美好的制度,都是脱离现实的坏的制度。
至于您提到的“人民”、“无产阶级”等概念性语言,我觉得还是太虚,适合用于国民教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但是对具体的历史研究并没有什么帮助。
辛亥革命之所以是一段弯路,没有起到团结而不是分裂各族群各阶层的作用,是最关键的理由。革命者以满腔的救国热情,推翻了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得到的却是一个军阀割据的散装中国。
方向错了,热情越大,破坏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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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敢于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是通过对中国社会长期的观察,认为“中国人没有国家意识”,军人将不敢抵抗外来的入侵,民众也会屈服于他们的统治,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是很容易征服的,就像当年的甲午战争一样,中国一击即溃。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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