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多少年以前，我以为战争胜利就是好--纪念毛主席诞辰 -- 真离
没有副主席，是后来三副一总和王洪文争锋时，才担任的副主席。
这个话题可以展开。时间不够，说几点，以后有机会详叙。
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演化：
1）七大设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实际地位，因当时无“政治局常委”设定，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主席同时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
2）八大及之后设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八大时，其实际构成人员就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总书记。总书记及其领导的中央书记处，作为工作一线；中央委员会主席不再是中央书记处的主席；预留中央名誉主席职务。
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
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只保留了林彪的中央副主席称呼，其他法定八大副主席头衔均不再提及。此次全会，新任命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中央政治局常委，出现除“总书记”外的非副主席头衔的常委。
3）九大正式取消中央书记处。自九大起，中央委员会主席不再同时说明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主席。毛林之外，非主席副主席的政治局常委三人：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以姓氏笔画排序，为极罕见情况。
4）十大，中央副主席扩容，周、王洪文、康、叶、李德生。非主席副主席的政治局常委三人：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实际常代为履行国家主席职责）、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张春桥。
此后届内有李德生下、邓小平再次起落、董康周朱毛先后辞世、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批捕四人帮等大事。十一大召开前一个月，邓小平再次复出，恢复中央副主席身份。此前，政治局常委只剩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两人。
5）十一大，新选举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仍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构成。
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恢复设立中央纪委。
四中全会，汪东兴免职。
五中全会，重设中央书记处，胡耀邦、赵紫阳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非副主席）。
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以姓氏笔划为序）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等十一位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此时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入中央书记处书记名单。
六中全会，胡耀邦任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改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仍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构成。
6）十二大，取消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设置。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第二十—条 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党章明确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工作职责，是“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召集人和主持人的性质大为不同，不可混淆。
参看正式公报：
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第一号）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２日起在北京举行。会议由胡耀邦、赵紫阳同志主持。到会的中央委员２１０人，中央候补委员１３８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１４９人和黄克诚同志列席了会议。全会第一天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 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名单如下：
（一）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
一、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万里 习仲勋 王震 韦国清（壮族）
乌兰夫（蒙古族） 方毅 邓小平 邓颖超（女）
叶剑英 李先念 李德生 杨尚昆
杨得志 余秋里 宋任穷 张廷发
陈云 赵紫阳 胡乔木 胡耀邦
聂荣臻 倪志福 徐向前 彭真
廖承志
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为序）
姚依林 秦基伟 陈慕华（女）
（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胡耀邦 叶剑英 邓小平 赵紫阳
李先念 陈云
（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胡耀邦
（四）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
一、书记（按姓氏笔划为序）
万里 习仲勋 邓力群 杨勇
余秋里 谷牧 陈丕显 胡启立
姚依林
二、候补书记（按得票多少为序）
乔石 郝建秀（女）
（五）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主席：邓小平
副主席：叶剑英 徐向前 聂荣臻 杨尚昆（常务副主席）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此不再列入“中央书记处书记”名单，概因党章已明确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职权，没有必要再列入。
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第二号）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３日在北京继续举行。到会中央委员２０９人，中央候补委员１３８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１５６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１２８人，列席了会议。
全会批准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主任、副主任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
在会议结束前，胡耀邦同志代表新产生的中央书记处，对党的当前和明年的工作部署作了重要讲话。
可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定位，其实就是中央书记处的代表。这在后来第十六届（2002年）中央也有体现：
胡锦涛和中央书记处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
大力发扬艰苦奋斗作风全面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
胡锦涛和中央书记处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
新华社西柏坡12月7日电(记者刘思扬)在全党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热潮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 曾庆红等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到革命圣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学习考察，回顾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重温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特别是其中关于“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力 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为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开拓进取、团结奋斗。
初冬的冀中大地，瑞雪飘飞，松柏苍翠。12月5日至6日，胡锦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曾庆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贺国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王刚，中央书记处书记 徐才厚、何勇，在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省长钮茂生等陪同下，来到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西柏坡，参观了西柏 坡纪念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旧址，考察了西柏坡的生产、建设情况，看望了老区群众，并同当地干部群众进行了座谈。
背景强调：十二大时，有事实上的邓核心；十六大时，江核心仍然还在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上。
与主席制最不同的一点，就是，主席是中央委员会的实际主持人，与总书记在中央书记处的角色相当；而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角色，就党章而言，只是会议召集人，与其他常委名义地位是平等的。
当然在后来演变中，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代表，一是因为实际工作中，列为一号领导人的排名顺序优势；二是实际工作中已经超越仅仅是召集人的角色；三是，在没有另外“核心”单列为代表，或是总书记已成为“核心”的情况下，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已经是法理和事实上的统一。
这里就要说一下，综上看来，非主席制下，以中央书记处（即中央日常工作机构）主持人面貌出现的总书记，作为全党代表，稍有一点不足，即，党主席的权威性。“核心”说的提出，实质上是形成了事实上的更有权威性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实责。定于一尊的说法，则更明确了一号的地位权责，已经不仅仅是之前排位中在前、名义上与其他政治局常委平等的情况了。
当然，核心一说只是约定俗成，从来不是正式职务。所以，三十年来，各种鼓吹恢复党主席制的传说不绝于耳，也非空穴来风。十六大前，我就亲耳听得地市大员的类似传说。时至今日，也有方平河友在大会后，曾经欲言又止的提出，再下届或某段时间习将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本来看破不说破是种美德，我在河里时日不多，还是干脆挑明，这里其实所指应不是退休，方平也是说辞去总书记而不提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职务的处理，就是指的——重设或恢复党主席或类似制度，将总书记作为中央日常工作主持者推到一线，主席居后作最后决定者，既不用事必躬亲，又避免之前“核心”退二线而实不休在名义上的尴尬，——这一种可能。当然名称未必就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党主席制度下，主持书记处工作的总书记，就是秘书长。党一号名称方面，可举几个例子，比如，朝鲜劳动党中央，金日成是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正日是总书记，金正恩就曾将党一号称为第一书记、委员长，最后还是改回总书记。比较起来，中国国民党党首的称呼变化，更能体现出一定的所谓的“传统”味道：总理（这里的总理是国民党党职，下同）永久保留给了孙中山；总裁永久保留给了蒋介石。中共这里，至于今后是否真的恢复党主席制、用什么实际称谓，到时候也许就是“水到渠成”“众望所归”的事。谁知道呢。
官方说法是不再称呼，然后是只宣传所谓接班人林。
高岗之后很多常委就是副主席了吧？我记得只有邓是常委。
我个人认为就是显示总书记是最小的常委吧。
九大，林彪就是唯一副主席。其他原文都说得很清楚
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大”，是个非常特殊，甚至畸形的会议，是文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和转折，是毛泽东和林彪大获全胜的大会（你看看哪些人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再对比一下八大）。当然，两年后，林彪集团灰飞烟灭了，毛泽东也遭到重创。
会议的畸形在于：
把林彪作为唯一的接班人写进党章，这在党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为了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把林彪列为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
其他三位常委是：陈伯达 周恩来 康生
（对比： 党大八大有几位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还有邓小平任书记处总书记）
同时，九大上，江青和叶群，同时成为九大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央决策层，这我党历史上也开了先河；
九大政治局委员名单如下：
叶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 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八大的党中央副主席陈云，九大后只是个普通的中央委员了；陈毅、聂荣臻的政治局委员也取消，只任普通的中央委员。大换血了。
这些都是常识性的知识。这你都不懂。
但是呢，历史知识的积累，是要靠日积月累、长期学习的。
你硬充行家，迟早穿帮和露馅。你“真离”已经穿帮好几次了。你这不是藐视大家的水平和历史学修养么？
【中央到了陕北，一下子就把刘志丹和习仲勋等都关起来了 -- 】
【鲁迅加入了兴中会】
这都是你说的不？
老老狐狸是这么回答你的：
【你刚好说反：中央一到陕北，立马就把刘志丹和习仲勋等都放出来了】
【你确实太缺乏常识了。建议你暂时放开这个问题，多找正规史料看】
我说错了么？
你们左派，就是非要假装人人平等。骗得自己都信了似的。迪丽热巴和柯蓝摆在那，正常的男人都知道往谁身上凑。能平等吗？梅西和李铁能平等吗？
老干部上台，那些泥腿子有机会做牛做马吃料；比人家不上台他们在家吃草强。
被关押审查好几年，就因为他是林彪的亲属（堂侄）。
再说了，你说的【而是在李鹏任总理、邹家华任副总理时期。被控接受一台冰箱和几千块钱贿赂，撤销建设部长职务】，那不更加说明在“二共”时期，党风廉政工作也抓得很紧吗？
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８日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新选出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如何工作？５月初，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宣布，“决定不设书记处，由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员处理中央日常事务。”〔２〕 这个改变了１９６７年反击“二月逆流”以后中央碰头会处理中央工作的决定，无疑是非常重大的政治变化，却由于某些人为因素被“遗忘”了。然而，它正是理清那段历史、解开许多谜团的一把“钥匙”。
人们研究“九大”之后中国政局时多注意了林彪——这位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毛泽东的“接班人”，而忽视了周恩来。其实“九大”后周恩来的地位和权力变化要比林彪大得多，他从碰头会时期处处受掣肘、左右为难的“名义主持人”变成了中央日常工作的真正领导者。用文革时期流行语来说，周恩来是党和国家的“总管”、“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参谋长”，是毛泽东的“大管家”。
我们只要看看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的处境，就能更好地了解这个变化。
吴法宪１９６７年夏参加了碰头会，他说“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么人为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３〕
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他看到的周恩来，那时在碰头会上只能对中央文革一伙人谦卑地恭维说“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４〕
邱会作１９６７年参加军委办事组，多次列席碰头会，“九大”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把周恩来此前与以后的状况作了比较：
“过去的中央碰头会，名义上是周恩来在主持，事实上是江青在主持。‘九大’以后的政治局会议，才真正由周恩来主持了。周因故不能到会，陈伯达、康生也主持过政治局会，但从来没有让江青主持过会议。
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江青不到不能开会。‘九大’以后的政治局会，江青不到照样开会。过去碰头会开始之前，周恩来总要谦恭地问江青一句：‘江青同志，我们开会吗？’江青不点头不答话，周恩来一般不会马上宣布开会。
‘九大’以后的政治局会，周恩来仍习惯地问一句：‘江青同志，我们开会吧！’不管江青回不回答，照样开会。周恩来这句话仅仅是形式上的礼仪了。
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最早在中南海怀仁堂开。１９６７年反对‘二月逆流’后，江青不愿意在那儿开，于是周恩来迁就她，碰头会改在了钓鱼台开，会址固定在中央文革办公处十六号楼。那样对江青方便，对周恩来不方便，但周恩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九大’后江青几次提出，政治局会‘仍在十六楼举行，不能改变’。几经周折，政治局开会很快就离开了钓鱼台，并固定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了。这对周恩来方便，对江青没有以前那么方便。江青提了几次回钓鱼台开，周恩来不理她。
周恩来不再去迎合江青的口味。
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是江青这个‘霸王’逞威风的地方。凡是要经过碰头会处理的事情，无论大小，江青不点头不能算数。‘九大’后的中央政治局会，周恩来变成了真正的主持人，周恩来很尊重大家的意见，特别是提出问题的人的意见，只要多数人同意的事情，不管江青同意不同意，周恩来就拍板决定，从来不让江青专权。（真离注：哈哈哈哈）”〔５〕
“九大”后周恩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领导者，在毛泽东确定的路线内，周恩来又是执行中的决策人，成为了集国务院总理、党的总书记、“半个”国家主席权力于一身之人（董必武代国家主席，不问事，对国外交往用其名义）。
有学者说，文化大革命“谋事在毛，成事在周。”〔６〕周恩来“成事”不能泛指文革十年，应当是他“九大”后真实情况的写照。
为什么周恩来有如此重大变化？除了毛泽东的信任之外，他有了组织基础，那就是中央政治局工作班子（又称政治局工作会议，简称政治局）。
同样作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此时的政治局工作会议和彼时的中央碰头会有什么不同呢？
一是名义地位不同。“九大”前的“中共中央”实际上是“碰头会”。这个没
有组织委托、凭藉反击“二月逆流”后由毛泽东认可的机构很难说它“合法”，由它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有悖中共组织原则，既没有法定的授权决议，也没有在八届十二中会会和“九大”上正式追认，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而“九大”后的政治局工作班子，是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组成的，符合“九大”党章第九条“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的规定。其成员均为中央政治局成员，它的合法性、权威性毋容置疑。
二是组织基础不同。中央文革是中央碰头会的主体，其成员占碰头会１２名成员中的８名（陈、康、江、张、姚、王、关、戚），其他人是零散的。碰头会成员后来有所变化，王、关、戚等人垮台，黄、吴、叶、温进入，但是碰头会以中央文革为其组织基础没有改变。军委办事组是“九大”后政治局工作会议的主体，其成员占了政治局工作班子１３名成员中的７名（黄、吴、叶、李、邱、李德生、谢富治）〔７〕，其他人是零散的。后来成员略有变化，但是政治局工作会议以军委办
事组为其组织基础没有改变。
“九大”后的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绝非杨成武时期的军委“看守小组”或“办
公机构”了。１９６８年３月黄永胜代替杨出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之际，毛泽东宣布：
“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８〕中共九届一中会会上通过了中央军委、军委办事组的组成〔９〕，既是新的任命，也是此前的追认。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包括了在“二月逆流”中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而遭受批判的几位元帅，四十九名中央军委委员中只有张春桥等极个别“文革派”骨干。中央文革的力量被排斥在军委领导机构之外，林彪对军队的控制力加强了。
对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林彪的态度非常明确，多次要求军委办事组参加政治局工作班子的同志全力支援周恩来，说“你们要把总理（周恩来）当作军队的领导。总理的事就是军队的事，他对你们说的话就是对军队的指示，一定要照办。”〔１０〕
周恩来在毛泽东的信任（？？）、林彪为首的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哈哈哈，如果林支持，周何必搞死了林呢？）和政治局工作班子大多数成员的协助下，开始了他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全面处理中国党、政、军日常事务的“执政”生涯。
中央领导机构重建了，江青争取政治局常委的努力失败，反到为他人做“嫁衣裳”。军队领导干部各据要职，党内元老也留在了中央委员会里，而造反派头面人物却很少有人占居高位，真是“白忙活”了一场。
江青和她中央文革的几位“战友”表示了对中央新的工作方式的不满。
其一，江青等人迟到、乱闹，让周恩来无法领导政治局正常办公。
据笔者向当时参加中央办公的人了解，政治局基本上每日开会办公，一般晚上九点开始，翌日凌晨三时结束。
起初江青次次迟到，张春桥、姚文元也好不了多少，他们一起迟到两小时以上是常有的事，更长的时间也有。过去碰头会江青不到不开会，现在周恩来是准时开会不等待。江青来了，周恩来顶多客气一句“江青同志，我们已经开始了。”江青有时凶狠地冲撞一句“我是多余的”，然后就与周恩来
纠缠、叫政治局无法开会。有时她叫人弄饭来吃，工作人员为侍候她进进出出，江青一个人坐在会场中享受着美餐，叫大家不能办事。江青折腾了几次后，看周恩来忍让不理睬，有时索性就不来了，张春桥姚文元也效仿，使一些需要他们参与讨论和表决的事办不成。
过去江青称身体不好而滞压中央办公的档是常事，无人敢问，但有人敢对她说“不”，黄永胜很早就有过抵制，此时更是如此。有一次，江青推说身体不好，一个月没看档，黄永胜则在一份档上画了一个圈，写了“拟同意”。
江青却骂道：“黄永胜有什么资格阅批我批的档，这是夺我的权，是政治野心！”（哈哈哈哈？骂？）〔１１〕
江青骂也骂了，闹也闹了，却无可奈何。
其二，江青等人用各种繁琐杂事干扰政治局处理主要业务工作。
政治局工作会议上讨论的绝大多数问题是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方面急需处理的大事。江青等人总是插进别的议题空谈，只要江青感兴趣的事，说上半天也不嫌烦。比如“样板戏”里的角色、台词、唱腔、服装、化妆、道具等琐事，也要在政治局会上探讨细微，至少说了几十次，每次都要有几小时，谈一个晚上的时候也有多次。周恩来有涵养从不去打断他们，就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很默契地“各自为战”，在会场上大家分别阅读处理自己分管的档和事情。大家虽然是在一起集体坐着，却是个人分别办公，以此对江青等人进行抗议。
久而久之，一些人对江青开始抵制。比如，江青搞样板戏常常在天桥剧场现场办公，为了方便，要在那儿安装一部军用直通电话。黄永胜不同意：“不是军营，怎么能装军用电话？”〔１２〕坚决不给江青办。江青曾在１９６６年底为她的“革命样板剧团”争取到了可以列入人民解放军建制，并公开向外宣布，但事后却不了了之。江青的“革命文艺战士”只好和红卫兵小将一样穿着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显得不伦不类。此时，江青又提出让“革命样板戏剧团”正式加入军队建制，却遭到军委办事组的坚决抵制。江青退了一步，至少让他们穿上文革中引为荣耀的配有红五星红领章的解放军正式军装。邱会作反对江青的要求说：“又不是军人，怎么能随便发军装？”〔１３〕硬是让江青碰了一鼻子灰。江青不时插手军队工作，黄永胜屡予抵制（哈哈哈），有时甚至在会议上发生冲撞。〔１４〕
邓小平打破了这个法则，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把毛泽东生前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拉下马，胡耀邦担任了党的总书记，无私无畏，开展“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两个凡是”束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它让任何思想禁锢在科学和事实面前显得那样苍白无力，使我们今天能够把中国政坛风云人物当成历史科学研究的对像
予以公开评论，各抒己见，百家争鸣。
１，黑龙江潘复生 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
２，山东王效禹 原青岛市副市长
３，上海张春桥 原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４，贵州李再含 贵州省军区副政委 大校
５，山西刘格平 原山西省副省长
６，北京谢富治 公安部部长 上将
７，青海刘贤权 青海省军区司令员 少将
８，内蒙古滕海清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中将
９，天津解学恭 原天津市委书记
１０，江西程世清 福州军区副政委 少将
１１，甘肃冼恒汉 兰州军区政委 中将
１２，河南刘建勋 原北京新市委书记处书记
１３，河北李雪峰 原华北局第一书记
１４，湖北曾思玉 武汉军区司令员 中将
１５，广东黄永胜 广州军区司令员 上将
１６，吉林王淮湘 陆军十六军政委 少将
１７，江苏许世友 南京军区司令员 上将
１８，浙江南萍 浙江省军区政委 少将
１９，湖南黎原 陆军四十七军军长 少将
２０，宁夏康健民 宁夏省军区司令 少将
２１，安徽李德生 陆军十二军军长 少将
２２，陕西李瑞山 原陕西省委第二书记
２３，辽宁陈锡联 渖阳军区司令员 上将
２４，四川张国华 成都军区政委 中将
２５，云南谭甫仁 昆明军区政委 中将
２６，福建韩先楚 福州军区司令员 上将
２７，广西韦国清 广州军区政委 上将
２８，西藏曾雍雅 西藏军区司令员 少将
２９，新疆龙书金 新疆军区司令员 少将
“九大”之后不久有几个省的“第一把手”换了人：
山东的王效禹为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所取代，山西的刘格平为山西
省军区司令员谢振华所取代，贵州的李再含为昆明军区副政委兰亦农所取代，黑龙江的潘复生为渖阳军区副司令员汪家道所取代。这些重大的人事调整，除黑龙江省稍晚些外，大多在九大结束后不到一年之内就完成了。
邱会作回忆道：
“周恩来与我们军队几个领导同志的关系非常融洽，对军队的工作非常支持。
军委办事组向中央的报告一般有三种：
１、例行报告；
２、军事报告；
３、特殊问题的报告。
前两种报告直接送汪东兴呈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第三种报告直送周
恩来，周是能批的则批（周对此很肯担责任，与他办其他事大不一样），不能批的周恩来就请示毛主席批（送批本身已有了倾向态度），批回来再在政治局传阅，有些不方便的事就不传阅，因此军队内的许多事情文革派那一边不知道。
周恩来给了军队最大限度的支持。（？？？？？？？）
文化大革命中，军委办事组能够开展很多方面的工作，能把各项任务完成好，和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３３〕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受到林彪的支持，反过来，也给以林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开展各项工作、抵制江青等人予以支持或配合。
文革酝酿之际，毛泽东对刘少奇已极为不满，陈伯达却想让他们和好，说“少奇同志是很纯的共产主义者，现在主持中央工作，整他，对党对国家不利。”〔３４〕文革伊始，陈伯达并不想当中央文革组长，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对他施加压力说“如果你不干，中央就没法安排你的工作了”。〔３５〕 陈被迫上了任。
经历过文革的人会记得，陈伯达常说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刘盆子”。人们对此很不理解，但是知道了中央文革和碰头会的“霸王”是江青，就能体谅陈伯达难于直言的苦衷了。
然而人们又何曾想到，让“陈老夫子”担此要职，正是尽快给羽翼尚未
丰满的江青等文革派以极大的权力和发展空间的好办法。
伟人谋略之深，至今令人惊叹！（真离注：胡扯）
１９６７年“一月风暴”上海造反派夺权，陈伯达表示了反对，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自下而上，只应监督，不要夺权。〔３６〕受到毛泽东的批评陈才改了口。
１月２５日，为了防止军队混乱，林彪亲自口述制定的《军委命令》在中央文革那里过关，江青明显流露出不满。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回忆道，“陈伯达把文件塞到我口袋里，对我说：‘已经通过了，你快点走吧！’”〔３７〕防止了江青等人的阻拦。
３月份，中央军委召开了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中央文革要集体到会一次，由康生传达毛泽东对“刘少奇问题”的交底。陈伯达居然称有其他事不想参加，惹得毛泽东发出一声怒骂：“不愿意干的人，给我统统滚！”〔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