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淮阴候的救赎---评韩信的心路历程 -- 机会主义者
韩信被刘邦所乘，大军悉数被夺，不得已只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要知道赵地经过秦末以来数次战斗的蹂躏，兵蔽民疲日久，多次搜刮之后剩余之人的素质如何应该可以想象得到，要韩信率领这样一支“不教之民”去应对齐地的虎狼之师，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刘邦的这种做法是对韩信及北方的汉军不负责任的表现，韩信对刘邦的做法应该也颇有意见，这就为他人的离间创造了可乘之机。好在刘邦离去之际，将灌婴的骑兵交给了韩信，由韩信统一调度和指挥，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韩信的燃眉之急，但齐军有二十万之众，又距地利之势，齐地在项羽的屠杀中尚且未能屈服，韩信有限的兵力就更难有所作为了。韩信对这次的任务也有所顾虑，在进军的过程中做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和安排。史书中记载“信引兵东，未渡平原”，而此时郦食其已经说降齐国，具体是在何时并无明确记载，但联系前后史实，刘邦夺军在汉三年六月，而韩信和龙且的潍水之战是在汉四年的十一月，当中有将近半年的时间，由于韩信攻齐是以偷袭的方式，齐国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下迅速崩溃，而龙且此时奉命救齐，这个时间当在汉四年十月至十一月之间，而韩信至少有五个月的时间对他临时征发拼凑出的杂牌军作一番调教和训练，使之能适应实战的需要。这一步对于韩信的胜利有非常重要之必要，在后续中会进一步阐述。
韩信在紧锣密鼓的安排军事部署的同时，刘邦也在策划复仇。在得到韩信的大军后，刘邦有了底气，大军在小修武整装待命，欲与项羽复战。此时项羽已经攻克了成皋，打算一鼓作气西进，打击刘邦的后方，汉军在巩严防死守，阻挠楚军的前进方向，而在成皋被打散的汉军慢慢聚集到刘邦的周围。形势较几个月前发生了骤变，项羽占据了地利之变，汉军只能退到巩、洛的第二道防线，荥阳成皋一带的攻防易手对汉军的士气影响很大，局势对汉军不利。此时彭越恰到好处的救了汉军一把，他在梁地配合汉军发动攻势，攻击楚之东阿，杀楚将薛公，骚扰楚军的后方，让项羽始终无法全力西进，彭越在楚汉战争中有力的支援了汉军的正面战场，一方面频频给予汉军给养，另一方面有力的拖住了楚军的后腿，将项羽牢牢的钉在荥阳一带，迫使其在前线和后方疲于奔命，慢慢消耗和瓦解了楚军的战斗力，从这一点来看，彭越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彭越的攻击吸引了项羽的注意力，而汉营中郎中郑忠为刘邦谋划，劝其高垒深堑对项羽采取防御态势，派部将绕道进入楚境，和彭越协同作战骚扰项羽的后方，迫使项羽无法兼顾，籍此从中渔利。刘邦听从了郑忠的提议，派卢绾、刘贾率步兵两万，骑兵数百进入楚境，配合彭越烧毁了项羽在后方的粮仓，并攻下睢阳、外黄等十七城，直接威胁彭城的安全。后方的不稳定是项羽最大的痛脚，为了彻底消灭彭越这个威胁，项羽决定亲自率大军回楚地和彭越决战，留下海春候曹咎镇守成皋，并叮嘱他千万不要跟刘邦正面交战，而只要稳固防守，待项羽破敌回归就算完成任务了。为什么项羽不准曹咎迎战呢？估计项羽清楚曹咎的能力有限，不是刘邦的对手，所以有上述安排。虽然曹咎能力有限，项羽还是把这个重任交给他，恐怕有难言之隐。窃以为其间有三种可能：一、项羽的目光短浅，不知成皋乃天下转输之场所，将其轻易的交予庸人把守。这种可能性我认为是比较小的，项羽在军事上还是相当有造诣的，成皋的重要性连郦食其一介书生都能看得出来，项羽作为军事家没理由不清楚其间的厉害关系。二、楚营人才匮乏让项羽不得已从庸人中选拔出曹咎担当这个重任。三、曹咎跟项羽的家族有一定的关系，较他人更易为项羽所信任。综合项羽的个性和为人，我觉得二、三选项综合起来应该是曹咎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项羽虽然不看好曹咎，但希望他能听从自己的安排，按计划守好成皋，待楚军安定后方，再回头与汉军决战，届时项羽再无后顾之忧，且得地利之便，进攻防守绝对游刃有余，那时胜利的天平将向项羽一方倾斜了。在这个微妙的时刻，郦食其再次以一张利口将局势拉回到平衡的状态。
刘邦在一系列的打击之下，心理防线发生了动摇，产生了放弃荥阳成皋一带，撤回到巩、洛据守的念头，史载“汉王数困荥阳、成皋，计欲捐成皋以东，屯巩、洛以拒楚”。刘邦几次在成皋陷于窘境，对该地已经产生了惧怕和厌倦的情绪，郦食其替刘邦打气，分析了成皋对楚汉双方的重要性，力劝刘邦率军收复成皋，并主动提出愿意去说降齐国，“使为汉而称东籓”。刘邦虽然已经安排韩信攻齐，但韩信的长期屯兵不进让刘邦不得不做两手准备，郦食其的主动请缨自然被刘邦所欢迎，于是他奉明诏，替汉王作说客出使齐国。
郦食其、陆贾、硃建三人作为同一类型被史迁编在一起共同立传，作为楚汉之际辩士之典型而流诸后世。但三个人在行事风格上还是有所差异的。郦生狂放不羁，自号“高阳酒徒”，虽“好读书”，但不屑为儒生，好为长短说，是张仪、苏秦一类的人物；陆贾似不喜功名，为人低调，一生从容暇豫，微赴事机，大概是得力于道家知足不辱之教，然则为刘邦作《新语》，历书秦亡之得失，将刘邦从秦末的“唯刑主义”法家极端思想的泥淖中引导致德刑并举的正道上来，开两汉儒道并行互用之学风，在这一点上陆贾作为一个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实在功不可没；硃建史书中对其评价为“刻廉刚直，家于长安。行不苟合，义不取容”，有骨气而又知恩图报，是一个融合儒、法、墨诸家思想于一身的人物。暴秦压制下的诸子百家在楚汉相交之际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并以一种相互融合取长补短的全新面貌在诸侯之间游说。郦食其此人虽将自己与儒家割裂，但骨子里还是继承了儒家特别是孔孟的一套理论学说，虽然好为口舌之辩，但言辞间往往以古推今，以大义微言打动听者之心，而不屑于诡辩之论。这一点从他为刘邦献言分封六国之后，及他说服齐王田广的一番言论，可以大致窥探他内心的真实理念，而刘邦往往斥责他为“腐儒”，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郦生的真实背景。可以说辩才是术，儒家思想是道，术是为道所服务的。郦食其的辩才太过于出色，却往往让别人包括史迁忘却他的真正身份还是一个儒者。辨明他的身份，这一点相当重要，只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何他在变乱中必死的下场，这个梢后再叙。且说郦生一番言辞果真说服了齐王田广，罢却了历下之守兵，并将郦生引为上座日日纵酒，郦食其既然自称酒徒，此招也算投其所好，于是他留了下来，而齐国的防御也就此松懈了下来。
郦食其的成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包括刘邦也只是抱着姑且让他一试的想法促成此事的。因为之前郦食其成功的案例还是在刘邦入秦之前说下陈留，而后虽然常常作为税客来往于诸侯之间，但功绩不明，唯一提到的一次说降魏王豹还是以失败告终的。有鉴于此，刘邦对郦食其能否成功并没有信心，所以郦生的成功让各方一时之间都乱了方寸，韩信驻军在平原，闻说郦生已经说降齐王，而汉王也没有下达停止进军的命令，正在踌躇之际，蒯通的献策让他走上人生的顶峰，也为其最终的命运打下最关键的一根契子。
日后能逃脱“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么？
如同时的张良就好好的。当然张良也好比范蠡，直到功成名退。
谋士只是出谋划策，无执行权；大将军手握兵权，既能左右策略又能实际去干...
所以张良这样的人后来杀不杀无所谓，杀之反而无益；韩信这种人不杀就天天会有蒯通这类人去给他献策，皇帝会把脑袋押在韩信的良心上吗？
刘季得天下后依然分封诸侯各地，最后搞到景帝时候还要削藩。而秦统一后推行郡县制，本来就是避免诸侯分封后的问题，但刘季还是分封了诸位功臣和刘姓宗亲到各地。所以，汉建立后实行分封制本来就是一个隐患，说怕人造反，不如说这样制度下本来就有可能出现造反。韩信很多人都同情，觉得死的有点冤，本来被相士说帝王之背，结果他却浪费了机会，最终落了敌国灭，谋臣亡的结局。其实我看有点不同，韩信此人虽然统帅之才，缺少了一个帝王有的志向和勇气。三分天下可以，却计较点点恩泽。本来可以雄踞一方，却犹犹豫豫，反反复复，最后为了表愚忠出卖朋友，最终被抓被贬，之后就怀恨才开始真正的反叛。这样的人物看到就是眼前的利益，“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韩信此人统兵可以，可是气量也就局限住了。
西汉初年的分封是当时的客观情况所决定的，不是不想执行郡县制，而是时机还不成熟。具体可以分成两点：
1 当时的舆论形势：这可以分成两点，首先当时人错误地总结了秦朝二世而亡的经验，认为是由于没有实行分封制，特别是没有封自己的子弟亲属为诸侯王，所以一旦出现反叛就没有人出来拱卫皇室，形成土崩瓦解的局面。起自布衣，缺乏神话的刘邦在自己的家属人数有限的情况下采取的必然是能封王的兄弟、子侄几乎都封了，以为这样一来，国内要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众多的同姓王必定会竭尽全力拱卫皇室。而这也是保卫他们自己的王位，一致的利害关系会使他们尽心尽力。异姓王的离心和反叛，更使他增加了对同姓王的依赖，所以立同姓王的速度比废异姓王更快。后来在平定吕氏的过程中诸侯王的确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郡县制实行的时间毕竟太短，它的优越性还没有能被多数政治家所认识。秦始皇利用中央集权制度所进行的残暴统治也使郡县制代受其过，不少人认为实行郡县制导致了“暴秦”的出现。还有些人并不否定郡县制的优越性，但觉得分封制也有存在的必要，两者可以并行不悖。这些看法对刘邦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废异姓国只是为了不让异姓拥有土地和权力，并不是废除分封制，他封的同姓诸侯国是一种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混合体。在这些国中，郡县制依然存在，但诸侯王可以任命郡太守（郡的行政长官）以下的官员，可以征收赋税徭役，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属于王国的郡称为支郡，支郡名义上还是属于朝廷，实际上己置于王国的直接统治之下。值得注意的是汉初的君臣的很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秦时期的郡县制中的官员，应该也是知道秦始皇时期那场关于郡县制和分封制的讨论，否则司马迁的《史记》中也不会有这个记载。但是很奇怪的是，在高祖分封同姓王的时候，竟然没有什么人提出反对的意见，可见这个做法至少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的共识，而诸侯王对地方政治经济的完全垄断导致的对中央集权的危害。当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另外，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经济，这些日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当时是不急之务。当时没有时间和精力对于暴秦的有关制度进行审查，也没有除秦以外的制度可以用于治理大一统的汉帝国。因此初汉的制度大体都是继承秦的旧制，除了暴秦的苛刻的法令和税收制度。对于秦朝的有关政治制度的反思是经过将近百年的思考和汉王朝自己的具体实践（中间包括惠帝和吕后的垂拱而治以及文景帝时期对刑事处罚的改革等）才逐步客观的。只有到这个时候汉王朝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对于传统分裂因素的消除。自三代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分裂混战的局面。封建制度到西汉初虽然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但是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六国的很多地区贵族统治的残余还存在，而秦国尽管用武力统一了这些地方
，却仅仅在表面上冲击了这些因素。这是因为把一个地处西部的国家的制度一下子推广到全国，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是异常困难的。法家的制度可以在秦国做到路不拾遗，怯于私战。却无法在全国实现这样的水平，很多地方的改革仍然是阳奉阴违，正如新加坡的制度不能适用于中国一样。看看《史记》中的张良和项梁在触犯秦法后能够在江东避难，就知道暴秦的严刑峻法毕竟有推行的半径。如何在关中以外的地区实现秦的中心地区的水平，秦始皇和李斯等都没有找到好的办法。秦始皇不得不一而再的进行巡视和直接检视各地送来的奏章，其繁重的工作量可想而知。然而像他这样精力和热情的帝王并不可能很多。即使不是二世即位，要保证他的后继者坚持这样做也是很难的。所以法家的做法即使在当时也已经走入死胡同，李斯教二世推行督责之术，对地方的官员提高考核标准，结果即使是关中的官吏也人心惶惶，对于当地实际情况隐瞒不报。在这种外部条件下，距离关中较远的关东和江南一带豪强和六国的残余贵族得以扎根，他们就是未来反叛的种子，秦尽管把部分豪强强制迁到关中，并收缴天下的武器以为可以阻止造反，但是这仅仅只是有形的武器，对于人们的思想和那些豪强间的组织却禁止不住。所以陈涉首义后，各地反叛分子群起响应。汉统一战争结束后，如何消除他们的影响就是初汉时期的一个重要课题，韩信等异性王的割据背后也有这些势力的支持，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所以矛盾还不是很严重，刘邦仅仅只灭掉了异性王而对他们采取了容忍。而豪强等为了恢复自己的剥削对象，也采取了比较和缓的手段。但到文景帝时期，这个矛盾就逐渐激烈化了，后来酷吏列传中的很多被镇压的豪强大族，都是在这段时期涌现的。各地对豪强的民谣显示了豪强的不小的影响力，对中央集权已经构成了潜在的阻力，已经不容中央回避这个问题。而这个时期的中央也有了严打的实力。经过七国之乱后的中央增强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纪检委系统也已经发展成熟，从而在汉武帝时期通过一系列酷吏对有关游侠和豪强发动了严打整治，并通过告缗令和盐铁官营重挫了大商人的势力。最后用董仲舒的理论为中央集权提供了君权神授的面纱，应用儒家学术和官僚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分化瓦解那些分裂因素，大棒和胡萝卜的政策综合，吸引他们折节向学，走上同政府合作的道路。直到这个时候一体化的修复模板才算完成。司马迁的《史记》尚是私人作史，他收集的民间舆论还没有被统一口径，有关高祖等的种种厚黑行为都还能被写入。而在东汉时期，政府已经意识到编撰前朝史是一项可以吸取前朝统治经验和论证自己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私人作史和民间舆论被严密控制，私人修史的难度和客观性就越来越大了。因而二十五史的大部分沦落成帝王将相史也就不奇怪了。
2 汉中央缺乏实行全面郡县制的条件，这可以分成三条，首先是思想上，暴秦的纯粹的法家统治尽管统一了全国，但是却只维持了15年，因此法家的老路看起来是不能走，但是儒家在没有进行自我改造和反省的情况下也尚不具备为中央集权所用的可能，叔孙通的那套儒术更象是权术，用于制约高级官员或可，但是对于地方的官员的选拔和考核却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所以西汉初年的思想可以说是相当的活跃，黄老之术等思想得以大行其道，这种思想活跃的局面也有利于当时经济恢复的需要。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才建立了儒术同干部选拔标准挂钩的制度，确定了官定的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后才中止了这场争论。其次是地方实权派无力制约，高祖统一全国依靠的主要是韩信，彭越和英布等的同盟势力，真正能够被高祖控制的兵力是比较少的，更不用说那些仅仅是汉王的同盟国了。在大乱初定后一段很长的时间，中央缺乏足够的财力，物力和军事力量来钳制地方，因此刘邦对韩信和彭越的平定主要是用的权谋，在吸收了他们二人的军事力量后，刘邦才得以对英布的反乱给予平定。而且也还是亲自出马。在平定英布等势力后，刘邦仍然无法对地方建立有效的控制，不得不分封诸候王来加强对汉王朝的控制，防止异性诸侯王的再起。在中央和地方间缺乏足够及时的联系方式的情况下，允许地方诸侯国的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性是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当时的统治者不会是弱智的，但是形势比人强却是必须承认的。贾谊等尽管看到了分封的诸侯王的潜在威胁，但是当时的中央仍然缺乏足够的力量来平定（西汉的初期，刘邦允许民间私自铸造钱币，而当时的盐铁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物资也是私营为主。七王之乱的吴国就是通过私铸钱币和煮海为盐扩充自己的实力的。这些重要的控制国家经济的手段竟然不能由中央控制，由此可见当时中央的财政基础是相当薄弱的。文景之治时政府的节约表现，也是为了积蓄国家的财力），因此文帝采取了隐忍的做法。即使在景帝时期，当发生七国之乱时，周亚夫需要出兵吴楚，还不得不向民间借款来填补军费，这点不象是一个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度应该有的。而关中的富豪绝大部分都因为对政府前景不看好而不肯借（《史记。货殖列传》：“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事后他们也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灭族的处罚，可见当时中央的控制能力实在很弱。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是对分裂势力的一次沉重打击，从此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得到了落实。最后，当时中央自身的统治也不是很稳定，刘邦的那些编造的神话或许可以骗骗后来的人，但是对于跟他一起混的老哥们来说，他的根底他们清楚的很，他们出身入死主要还是为了自己的爵位和封地。借用《留候列传》中的一段可以说明问题：
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篃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可见刘邦对于群臣当时的威望并不是很高，这些臣子的头脑中并没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不要说桀骜不逊的韩信，就是一些普通的臣子也是一样。刘邦不得不用权术才平息了这次骚动。高祖尽管曾经把萧何下狱，但在高祖一代也就萧何一个文官。刘邦要周勃和陈平去杀武将系的樊哙时，他们两个背着老大私自玩了猫腻。即使是下狱的萧何，有人跟刘邦说情，刘邦尽管不高兴，但是还是把他放出来了。放出来后，刘邦还不得不跟萧何认错。后来刘邦快要死的时候，还和群臣杀白马立誓，表明刘邦对于自己死后的局势并没有很大的信心。在没有消除这些臣子的影响前，中央的局势并不是很稳定的。文帝是由诸侯王和在朝诸臣拥立的，但是已经开始削除开国将领的影响了。周勃的下狱就是一例，周勃可以说是平吕氏，定汉室的最大功臣之一，曾手握中央军大权，可以说在朝野影响很大，然而也不免下狱。可见当时皇帝的影响已经开始建立。到景帝的时候，已经可以因皇帝的好恶让丞相周亚夫下狱乃至死亡。中央集权终于在汉武帝时期发展成熟。董仲舒的理论给皇帝头上套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皇帝对于大臣的生杀予夺都被新版本儒家理论赋予了合法性。中央集权制度至此基本完善，之所以说是基本上，是因为当时君权和臣子之间的冲突还是采用激烈的方式解决的，汉武帝时期的宰相，善终的没有几个。后来的若干朝代虽然都是采用的类似的版本，但是对于这个矛盾采用了更加和缓的解决方式，即除非谋反大逆，否则一般都仅仅是免职或降职的办法，后来的整个唐代就是这样的。
最后借用顾诚先生的一句话修改一下来做我的总结：秦汉之际,中国向何处去?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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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听明白。
《隆中对》是军事史上的一篇划时代的重要文献，其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是中国最早的战略计划。不管它有多么简略，它是完整的。
至于您说的“排兵布阵以及现场调度指挥”——这个是战术的范畴了。
蒯通，原名蒯彻，史书中为避汉武帝的名讳，故改为蒯通。此人在《史记》中没有单独列传，相关的记载散落在张耳陈余、韩信、田氏兄弟等人的列传中，且缺乏连贯性。要从这么一点点资料中概括出这个人的全部是不可能的，所以以下的关于蒯通的表述除史实之外全部为本人的推论，诸君姑且听之。
蒯通的第一次出场是在秦末大乱，群雄纷争的年代，是时陈涉首难，派武臣率三千人北略赵地，而张耳、陈余当时还只是武臣的校尉。武臣率领的这点兵力想要攻城略地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张耳陈余利用他们在赵地的影响力，秘密召集各地的豪杰少年，让他们各自起事杀尽故秦守吏，献城归降。这一手果然毒辣，不久有十城归降武臣，兵力暴增至数万人，而其余三十多城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取得同等的效果，于是武臣打算用武力来解决，第一个目标就选定了东北方向的范阳。
大战眼看已经不可避免了，蒯通却在没有人授意的情况下站了出来，用华丽的辞藻劝服了范阳令徐公开城投降，又孤身闯入武臣大营取得武臣的口头允诺，保证归顺的范阳令的身家和性命不受侵犯。一场血战转瞬间就被蒯通化解于无形，并取得立竿见影的示范效果，原先不肯归降的三十余城不战而下，避免了生灵涂炭的命运，仅此一项，就足以授予蒯通首功。
让人感到蹊跷的是，蒯通在这以后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好几年，史迁在评价田横的时候带到一句“通善齐人安期生，安期生尝干项羽，项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直到韩信奉命攻齐的时候，蒯通又一次冒了出来，此时他已经摇身一变，成为韩信的首席幕僚，且看上去韩信对他相当的信任。这就更让人感到蹊跷了，我始终对蒯通的个性和身份抱有浓厚的兴趣，我觉得如果把这个搞清楚的话，应该能让我们更清晰的把握和了解蒯通种种行为的动机。
史迁对蒯通的评价也在《田儋列传》中，“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从这个评价来看蒯通属于战国纵横家一类，但值得注意的是，秦汉时期的儒生思想往往相当复杂，杂糅各家之长的比比皆是，因此在归类其类型的时候往往非常困难，高明如史迁者对此也无能为力，比如汉初思想领域的重要人物贾谊，史迁在《自序》中谈及汉初思想大势的时候说，“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闲，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摆明将贾谊和晁错同列，而晁错在〈艺文志〉中被归纳为法家，由此看来在史迁心目中贾谊定为法家无疑，殆因贾、晁二人皆激烈主张削弱诸侯王的共同点言之。但是，贾谊身通五经六艺，对儒家典籍也是颇多研究，思想上也有继承阴阳五行学说的传统，主张“色尚黄，数用五”，认为汉当尚土德。凡此种种，都证明贾谊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融各家精华与一身，如果仅仅因为史迁将其归纳为法家，就单单以看待法家人物的思维解析贾谊，那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贾谊思想的精髓的。
对于蒯通而言，史迁的评价也只能作为参考的一个方面，不可否认其人的某些言行正如史迁说的那样，“欲令此事长，则长说之；欲令此事短，则短说之”，是非并无原则，一切都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定，是为诡辩之术。纵横家四处游说的目的，和其他思想流派的信徒不同，不是为了推销自己的了理念和抱负，而只是为了谋取实际利益，因此纵横家游说是不看对象的，只要对方能有利于我，就可以为之服务；纵横家也没有原则，今日可以合纵六国抗秦，明日就可以翻过来连横秦国欺压六国。因此纵横家在历史上的名声很不好，史迁将蒯通归入纵横家的行列，也是对其的鄙夷。但蒯通是否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辩士呢？我认为没有怎么简单，从字里行间应该可以看出一些关于蒯通思想的印迹。
在游说范阳令徐公的时候，蒯通一上来就说，“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一下子就把徐公的胃口吊起来了。这种模式在春秋战国时期很盛行，先用夸张的语调吸引别人的注意，再慢慢铺展发挥。接着蒯通仔细分析了徐公目前的处境，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徐公目前的唯一出路，在成功说服徐公之后，又以辞藻说服武臣接受自己的提议，“以车百乘、骑二百、侯印迎徐公”。对双方而言，这种结局都堪称完美，但操盘手蒯通却没有从中获取什么利益，如果他在此时被张耳或陈余所吸纳，那就不会有后来与安期生一起拒绝项羽的封赏之行为了。如此费心费力却又不取分毫，决不是纵横家的风范，蒯通的目的应该不是象郦食其那样为求得自己的利益，郦食其是在先晋见刘邦后，再去游说陈留的，而蒯通的次序与之相反，或许有人说蒯通是为了保证游说成功更改了次序，是这样么？象郦食其那种情况，陈留能不能说下，关系到他在刘邦阵营中的前程，容不得有一点疏忽，如果首先说下陈留再去觐见刘邦，这段时间陈留完全可以撇开郦食其单独行动，那功劳可就没郦食其的份了，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再说，如果先下陈留再向刘邦献言，那已知的结果就缺乏悬念了，对刘邦来说也无法看出郦食其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起到的作用。拿现代企业来说，同样两个人做一件事，一个人在老板看不到的情况下偷偷摸摸做好了，然后将结果呈现给老板；另一个在老板的注视下忙得不亦乐乎，最后得到的结果和前面那个一样，老板究竟会对谁另眼相待呢？是后者，因为后者的一举一动都在老板的眼皮底下发生，在结果相同的情况下，过程就很重要了，这影响到老板对两人的评价，前者的努力没有被老板看到，印象分就大打折扣了。郦食其给刘邦的初次印象很好，接着趁热打铁，说“臣知其令，今请使，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将自己的作用凸现无疑，通过献策和成功的游说活动，就此奠定了他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做事情不但要让别人看到结果，还要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如何做的，这是打工一族安身立命的法宝，古今中外概莫能是。蒯通却恰恰相反，他所有的策划和行动都是单方面的，没有那种待价而沽的市侩之气，在私下沟通后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仿佛是武臣和徐公直接沟通的结果，而蒯通的功劳却被双方都忽略了。
蒯通是个聪明人，如果他想求得富贵的话，那么就不会如此操作了。不过有一点蒯通和郦食其是相同的，两人都不是那种一心专营之人。郦食其遁身高阳之际，“及陈胜、项梁等起，诸将徇地过高阳者数十人，食其闻其将皆握龊好荷礼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联系前面说过的，战国乃至楚汉之际，人才的流动和使用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各种人才基于自己的理念挑选合适的服务对象，除了博取安身立命的报酬之外，能否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政治主张也是考量中的重点。法家重要人物在六国得不到重视，而在秦国就能得到发挥，这和秦国的国人特性是相融合的。孔子周游列国，也是选择能实现自己主张的国君为之服务。郦食其基于自己的理念认定刘邦是能实现自己抱负的真主，于是义无返顾的投奔刘邦而去，那么蒯通没有接纳武臣，或许也是因为认定武臣为人不堪为之服务，于是宁可弃而去之。古人那种对价值观和信仰的尊崇，足以令现代人汗颜。
说了半天，蒯通的思想理念究竟属于何派呢？从春秋到战国末期，诸子百家中比较出名的有阴阳﹑儒﹑墨﹑名﹑法﹑道（黄老）等流派，其中法家是其余诸家之公敌，且经过秦以来法家的重刑主义泛滥造成的灾难，法家思想逐渐成为思想学术界的末流，虽然汉继承了秦的衣钵，政治体制皆由法秦楚，但实际生活中公开声明是法家信徒的并不多见，综观蒯通的言行，也找不到法家重“权势”的思维模式，因此法家可以从名单中排除。道家司法古朴，甚至发展到杨朱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极端个人主义，除汉初由于特殊原因成为主流之外，一般只在下层流传，且强调自我的完善，缺乏推己及人的慈悲心和责任感，也不是蒯通的精神支柱。名家好正名，流于哲学思辩一派，虽然语多诡辩，但诡辩之术却非名家所独有，孔孟老庄韩非墨翟等各派典籍中，一旦遇到扬己抑他的学术之争，到最后往往会以诡辩收场。所以名家的思想是为器，而非能持之为信的道，名家也可以从名单上排除。阴阳之说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剩下的惟有儒、墨两派而已。
儒、墨两派分别为先秦的两大显学，流传甚广。在秦灭六国之前，墨家的势头独一无二。墨家的崇尚节俭，兼爱非攻的理论盛行一时，在各个层次中都能被广泛接受，这是与其他流派皆不同之所在。墨家的思想极为庞杂，糅合和诸子百家之精华，其在军事理论、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中的造诣更是其他诸家皆无法比肩的。然而墨家的团体组织严密，且得到下层民众的支持，逐渐成为威胁上层统治的强大力量，因此秦灭六国后对墨家的组织横加取缔，用恐怖手段加以摧残。墨家学派就此势微，但一个强大的学术思想体系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摧毁的，一定有众多的信徒在民间广为流传。比较蒯通和郦食其行事言谈风格的异同，我发现一些迹象，或许可以证明蒯通曾接受墨家思想，行为模式带有墨派的一些风格。
蒯通和郦食其一样精于辩术，但两人辩论的风格却完全不一样。郦食其言谈中掩饰不住对夏周的尊崇，往往站在道义的角度去折服对手的意志，动不动就说“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通过抬高自己贬低他人来使对手屈服，这种做法是儒家的经典做派，将自己视为高人一等，言必周公行必礼仪，用“君子之道”将自己和普通人划清界限；这种说辞虽然动听，但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到最后不得不用诡辩的方式来替自己掩饰，郦食其说田广的时候，颠倒黑白，将处于困境中的汉军说成“蚩尤之兵”（〈汉书〉中改为“黄帝之兵”，应该是班固认为蚩尤为战败之恶人，用来形容刘邦不雅，故为尊者讳改之）好象刘邦旦夕就可取得天下的样子，完全置事实于不顾，吓得田广犀利糊涂就同意跟刘邦结盟了。蒯通的辩论风格和郦食其不一样，他从来不以天地道德来压对方，而是仔细分析相关的形势，丝丝入扣的解析各种行为的可能性，最后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从逻辑的角度来说，蒯通的言辞逻辑性更强，更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而这种以理服人的态度正是墨家的一大特征，正是基于严密的逻辑和思维，墨翟在论战中几乎打败了儒、道、名等各家辩论高手，当然墨翟的辩论并非都具备严密的逻辑性，有时候为了突出自己学派的特点压制其他学派，墨翟也会偶然用一点诡辩之术来为难其他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蒯通很好的继承了这个特点，在史书有限的篇幅中，蒯通辩论的场景几乎占了90%以上，且言辞相当严密而出色，几乎没有漏洞，只有最后向刘邦乞命的时候小小的偷换了一下概念。正是由于蒯通的辩论太出色，掩盖了他的其他特质，史迁才毫不犹豫地将其列入纵横家的名单。
墨家和儒家同为先秦之显学，但相互之间却彼此仇视，互相攻击。盖因墨翟在学儒的过程中，发现儒学虚伪的一面，从而抛开儒学创立自己的学说，进而反儒非儒。墨派和儒派在许多方面都格格不入：儒家努力维护尊卑贵贱的观念，墨家却号称自己是“贱人之学”，大儒荀子将墨派学说称为“役夫之道”，与儒家的“君子之道”相对立；此外墨家宣扬兼爱，而儒家宣扬亲亲；墨家重视农工生产，儒家却将其视为“奇技淫巧”加以排斥。正是由于学术观念的不同，两派自成立以来就相互攻讦不止，比如墨翟和儒生巫马子的论战就曾经名噪一时。在这种情态下，两派之间势成水火心结很难解开。蒯通在说服韩信偷袭齐国的时候，用“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馀城，将军将数万众，岁馀乃下赵五十馀，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这样的言辞来挑逗韩信，虽然其用心在于鼓动韩信独立，但言辞之中包含对儒生的轻蔑和敌视，伏轼、竖儒这样的词汇不可能出自一个信奉儒学之人的口中，因此蒯通是否属于墨派，这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证。
蒯通和郦食其在面临生死的时候，表现也大相径庭。郦食其被韩信偷袭齐国的行为牵连，齐王田广病急乱投医，逼他斥退汉军，说，“汝能止汉军，我活汝；不然，我将亨汝！”在这个时候，郦食其淡然说，“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而公不为若更言！”在性命和理念交战的时刻，郦生不愿意为了活命而背弃信仰，慷慨成仁；而蒯通同样被刘邦威胁说要下油锅，却从容而言，以蹠狗吠尧的典故向刘邦解释其动机，并偷梁换柱，以“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的狡辩替自己开脱，终得幸免于难。儒家信徒在关键时候往往能为自己的信念而献身，从这一点来看，蒯通也绝非儒生。
或许有人会说，墨派宣扬“兼爱非攻”，反对武力攻伐，而蒯通却鼓励韩信自立，谋求三分天下，这种行为是否跟墨派的理念相被弛，而反映纵横家谋求自身利益的野心呢？窃以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首先墨派的非攻理念是建立在兼爱的基础之上的，墨派深知战争给民众带来的苦难，因此反对战争，尤其反对大国对小国的征伐掠夺，更被其视作“天下之巨害”，蒯通在武臣进攻范阳的时候,游说交战双方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最大限度保护了民众的利益,或许这才是他站出来奔走献计的原由。但是墨派的反战，并非不分青红皂白逢战必反，而是主张深谋备御，用积极的防御战争，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战争。墨家赞颂诛讨，支持以正义征伐无义的战争，事实上墨家的一部分典籍就是关于军事防御方面著作，而春秋战国时期墨家门徒奔走为小国守城的故事多有记载。及至秦灭六国，楚汉相争，此时的战争已经没有明显的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了，楚汉两集团的争斗纯粹是一场争夺天下的混战，墨家的理念不允许支持这样的派系，正如蒯通劝说韩信自立时说的那样，“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不可胜数”，蒯通拒绝项羽的封赏，也不接受武臣或者刘邦，而选择韩信，自有其一番考虑。墨家学说的另一理论是“尚贤尚能”，认为国家应该由贤人用仁义来统一，墨家的理想是建立全国上下一致、高度统一的贤人政治。当然这种想法，空想的成分更多一些，但墨家门徒却始终将其作为毕生的信念去实行之。而从蒯通的言论来看，他也多次提到“贤人之治”，如“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觽，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强，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在韩信拒绝背汉的时候，蒯通失望的说，“夫迫于细苛者，不可与图大事；拘于臣虏者，固无君王之意。”在认定韩信非贤君之后，蒯通毫不犹豫地离开了韩信。在刘邦饶其性命之后，曹参将其纳入自己客卿行列，蒯通屡屡向曹参推荐贤良，有人称赞蒯通说，“先生之于曹相国，拾遗举过，显贤进能，齐功莫若先生者。” 蒯通的这些行为，或许也正是其理念的驱使而制。
当然，以上的这些分析只是个人的一些揣测。但正如先贤所说，“必以先正名”。要把握蒯通的动机，必须要先了解他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否则离开他的本体去分析种种行为背后隐藏的动机，只能是缘木求鱼，用自己的思想去剥离异化古人，用这样的方法研究人物的行为，只能得到抽象的自我思维的代言产物。蒯通这个人物的复杂性让史迁都没办法完全把握，或许由于史迁的悲情英雄主义情节，让他对“一谋亡两杰”的蒯通无法不抱有鄙夷和痛恨的心理，在赞叹田横的时候，说“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对蒯通的评价自然好不了了。但蒯通这个人物在楚汉之际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是相当深远的，按史迁立传的标准，蒯通完全可以单独列传，而不是散乱在几个人的列传中。当然史迁的这种做法并不是意气用事，而是有其深意的，班固在〈汉书〉中将蒯通拎出来单独立传，应该不是不懂得史迁的深意，而是另有打算。这方面的话题在后面韩信谋反的章节中会进一步阐述。在对蒯通有一定的了解之后，就可以重新审视当时这一段历史的缘由和前后继承关系了。
事实上我对战略的定义是取自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我看来，战略不但包括勾勒行动的目标，更重要的一点是有具体有效的行动模式和步骤，也就是具体的可操作性，而这正是隆中对所欠缺的。
隆中对里主要分析各方势力的长短，建议刘备取蜀州和荆州，然后静待天下之变，派一上将直取宛洛，联合东吴消灭曹操，恢复汉室。这个策略包含面实在太大了，远远超出了战略的初衷，而且包含军事以外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严格来说很难称之为“战略”。
战略一词，本意是围绕战争而运行的政治、谋略、经济、人事、外交等各方面要素的集合体，但所有一切的服务对象最终只能是战争本身。隆中对显然不符合这个定义，里面居然连进攻曹魏时老百姓“箪食壶浆”的场景都考虑在内了，太过于庞杂的考量就失去了战略的本义了，所以我称之为构想应该更贴切。
一个好的战略，应该有可操作性，隆中对只告诉后人要怎么做，至于如何做却没有丝毫提及，或许派一上将直取宛洛这一段带有一丝战略的意味，但如果取不下来呢？有没有后手？没有，一个考虑不周全的构想要称之为战略，不是太让人信服。
当然，现在战略这个词被用滥了，远远超越了军事的范畴，从这个角度来看称隆中对为战略也未尝不可。但本文中的战略还是严格限定在军事领域，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