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谈谈文革叙功和康老，也说烈士子女问题 -- 真离

　　“文化大革命”运动导火线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江青到上海同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秘密筹划，背着党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的。

通过《五·一六通知》的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而在幕后指挥（哈哈哈），由康生（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向他请示报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也没有参加。

会议主要由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讲话，出席会议的张春桥、江青、关锋、戚本禹等还不是中央委员。林彪在会上把他和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制造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同志的冤案，联结在一起，诬陷他们是“反党集团”，要搞反革命政变。并大谈历史上的“政变”事件，以迎合毛泽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错误论调。当时毛泽东对此是肯定的，并批准将林彪的讲话印发到全党。

根据《五·一六通告》还成立了新的文化革命小组，直接向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的书记处已被置于一边。

使“文化大革命”合法化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更是仓促举行。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仅过半数。非中央委员的“文革”小组成员以及在北大贴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也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毛泽东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来指挥、左右会议的议程，政治气氛紧张、个人专断之风兴起。全会的最后一天，８月１２日，毛泽东突然提议，增加一项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议程，并提出候选人名单。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是全部通过，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人扩大为１１人。林彪排在毛泽东之后，成为接班人。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陈伯达、康生为常委。

原来的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只为常委，副主席根本不提了。

　　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先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

　　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花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不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政权是什么？孙中山说是管理“众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然，政权的职能不仅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还要改造农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经济建设，抵御外部侵略，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镇压。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相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犯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一九六○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六十一次政变，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这次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六年中间，每年平均十一次。

　　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视现实的。我们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别的事情搞得热热烈烈，忘了这件事，看不见本质问题，就是糊涂虫。不警惕，要出大乱子。

　　我们过去十几年来，解放以前，想的做的就是夺取政权。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消极方面，我们，至少是我，没有去多想这个问题，更多想到的是打仗，发生战争的问题。从大量的事实看，是要防止内部颠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道理很简单，很多事情要靠大量事实才能加深印象，才能认识。人的认识规律就是从感性到理性。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周朝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相互颠覆，内部相互残杀。楚成王儿子商臣，以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好吃熊掌，要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外援。商臣不许，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立即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了政权。晋献公、齐桓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春秋战国这类事太多了，我就不说了。除了相砍相杀夺取政权外，还有用其它阴谋诡计掌握实权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庄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统治的初期，实际上政权落到吕不韦的手里。

　　秦朝三代共统治了十五年。秦始皇只有十二年就死了。以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秦二世把他的兄弟姐妹杀了二十六人。

　　汉高祖在位十二年，后来吕后专政，夺取了刘家的政权。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

　　晋朝司马炎统治了二十五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互相残杀的局面。

　　南北朝的时候，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

　　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就被隋炀帝杀了，儿子杀老子。有一出戏叫《御河桥》，就是杨广杀父，还杀了他的哥哥杨勇。

　　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争夺皇位。李世民杀了他的哥哥建成，弟弟元吉，即玄武门之变。

　　宋朝赵匡胤，在位十七年，被他的弟弟赵光义杀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有一出京戏叫《贺后骂殿》，讲了这件事。

　　元朝忽必烈，统治中国十六年，他的儿子铁木耳在位十三年，皇族争位，大乱，两宫相争，一个是皇孙，一个是皇后，也是夺权杀人。明朝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他的四子燕王棣，带兵打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相杀三年，南京的王宫被烧，建文帝是烧死了还是跑了，弄不清楚，后来还派人到外国去找。

　　清朝统治中国不久，到康熙晚年，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传说康熙病时遗诏“传位十四子”，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据说康熙是喝了雍正送去的“人参汤”死掉的。雍正夺取了政权后，还把他的好多弟兄都杀死了。

　　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蒋介石，正是靠篡夺军权、党权、政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的，对革命人民进行了大屠杀。

　　这些历史上反革命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我们取得政权已经十六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古文观止》里的《辩奸论》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坏事事先是有征兆的。任何本质的东西，都由现象表现出来。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当然，还是两个前途。他们的阴谋，不一定能得逞，不一定能胜利，不一定能实现。因为我们的党是毛主席领导下几十年革命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不是幼稚的党，是成熟的党。我们的党，紧紧地掌握着枪杆子，始终没有离开过枪杆子，没有搞过什么议会活动，和欧洲的党是不同的。我们的党，是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是有长期的革命传统的，是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整个形势是大好形势，世界是大好形势，中国也是大好形势。他们想得逞，是不很容易的。他们可能得逞，也可能失败。如果我们不注意，大家都是马大哈，他们就会得逞。如果我们警惕，他们就不能得逞。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任何时候，不管形势多么好，总有阴暗的一面。形势好的时候，要看到坏的一面。如果没有坏的一面，好就不成其为好。好之所以为好，是有坏。坏之所以为坏，是有好。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一百多岁。

　　正因为形势好，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来。他冒充拥护毛主席，他在晋察冀是在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路线，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还把蒋介石说成是“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诚的拥护蒋委员长。”他说，“抗战最坚固的中心是蒋委员长。”他还说，“国共两党之间，要互助互爱互让，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难。”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彭真在东北拒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连天的时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没有战争打算，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他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味道，不搞阶级斗争。他不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干部和主力派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恋恋不舍大城市，不愿离开大城市。撤出沈阳，还赖在郊区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抚顺，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农村安家，不准备打，只准备和。在东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掷，和敌人硬拼，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他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他借口照顾山头，实际上是培植他个人的实力。他不注意补充主力，只是从散兵游勇中收编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队，后来这些部队都叛变了，成了“座山雕”。他说反山头，就是他在搞山头，招降纳叛，搞他自己的军队，搞小圈子，搞“桃园三结义”。北京市水都泼不进去，针也插不进去。党内搞党，党内搞派。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同志都有感觉，我也有感觉。

　　不少人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共分子。这次揭露是党的伟大胜利。不揭非常危险。再让他们搞下去，就可能不是党揭露他们，而是他们“审判”党。

　　我们的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是打倒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他们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把他们关起来也没法没收他们的脑袋。他们是想复辟的。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数，但是他们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不断地生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工人当中，也掺杂一些复杂成份。党和国家机关有些人腐化。加上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包围和颠覆活动。这些，使我国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种危险是综合的，各种反动力量是互相联合的。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现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

　　现在，我们把剥削阶级打倒才十六年，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地主把他们的地契还秘密保存起来。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随时都在梦想恢复他们的天堂。他们的枪杆子被缴械了，他们的印把子被夺过来了。但是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上还占有相当的优势。他们拼命利用这种优势到处放毒，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当前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它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和将来面貌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

　　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要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不合辩证法的。哪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是有矛盾。不久前，邢台地区发生了地震，自然界也在斗争着，我们总理亲自去处理。太阳黑子增加到一定程度，无线电就发不出去。任何事物都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从沙粒到太阳，大到银河系，小到基本粒子，大到宏观世界，小到微观世界，都充满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无产阶级，只有经过批判、斗争和革命，才能夺取政权，保持政权，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因此要提高警惕，要斗争，不能存在和平幻想。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他，他斗你嘛！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杀他，他要杀你。丧失这种警惕性，不团结起来斗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全党越团结得好，越要斗争，越有战斗力。但是，绝不同反党分子团结，而是批判他们，揭露他们，一直到开除他们出党。不是绝对的团结，而是相对的团结，是批判反党分子、揭露反党分子的团结。

　　总之，要斗。这次我们斗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他的老婆，还有杨尚昆，是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行为，是重大的政治措施，是防止反革命颠覆的措施。不然，我们得了天下，要丧失天下，创了业不能守业。我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几十年来为革命前仆后继，无数先烈所流的血，统统付之东流，我们就成历史的罪人，成为机会主义者。

　　我们同他们斗，但内部要团结，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等，都是这样。材料太多了。他们或者明目张胆，或者暗中影射，采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体裁，不同的手段，恶毒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让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样，就能保证我们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最最根本的关键问题。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就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这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他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不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反动思想，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拉着革命倒退。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就冷嘲热骂，千方百计加以压制，加以攻击，加以反对。

　　马克思主义者起码应该知道，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同时，意识又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观点就是这样。我们要很好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就能大大地前进。精神潜力大得很。

　　几十年来，毛主席经常阐明了精神变物质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辩证法。毛主席对辩证法运用自如，渗透一切，在每个问题上都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无产阶级哲学基础。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哪一点不同？一起搞斗争，有些人年龄比他老，我们没有他老，但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我看到很多人读书圈圈点点，把书都圈满了，证明他没有读懂，不知什么是中心，什么是主次。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规则，你也打不过庄则栋、徐寅生。打仗也一样，你懂一点书本上的军事知识，打的时候不一定能打胜利。毛泽东思想全部贯穿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人和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是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人在劳动过程中，逐步发展自己的头脑，能够去思想。思想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思想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我们应该重视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社会主义时代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毛泽东思想的作用，不重视思想的作用，是庸俗的唯物论，机械的唯物论。在社会主义时代，在财产公有的条件下，忽视先进思想的作用，搞物质刺激，是不行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同修正主义不同，我们不能象他们那样靠物质刺激。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这条路，我们是决不能走的。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用伟大的正义的事业，来激发人民的热情，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摆脱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传统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从这种狭隘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发生强大的作用。

　　文化、思想战线被坏家伙控制了。彭真、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宣传部。他们控制的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部。他们仇视毛泽东思想，他们阻碍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最广泛地同人民群众见面，不同人民群众见面，我们国家的面貌就不能改变。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毛泽东思想和人民一结合，无论哪一方面，就会发生很快的变化。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集中的表现，是同私有制思想、剥削阶级思想根本对立的。我们反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这种因素非常广泛。农村有自留地、有集体的地。一筐粪，是先送自留地，还是先送集体的地，都是有斗争的。这是两个阶级的心理，是两个阶级的思想，是两条道路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我们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战斗，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占领阵地，引起蜕化变质，出乱子。匈牙利不就有裴多菲俱乐部这批学阀吗？在他们的煽动下，二十万人包围着国会，要纳吉当政。我们党内这些坏家伙，就是纳吉。一旦有事，他们振臂一呼，就会有些人跟着跑。幸亏过去几年各个击破，打掉了一批纳吉，打掉了高岗、彭德怀、张闻天。这次又打掉了一批纳吉，一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这场斗争以后，不要存太平观念。有些人，私有观念、剥削阶级观念根深蒂固，渗透到每一个细胞。他们随时都要搞鬼，还得提高警惕。人的脑子是存在的反映，是有矛盾的，是有阶级性的。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就拿革命队伍里的人来说，脑子里也有正确思想同错误思想的矛盾，有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同个人主义的矛盾，有真马克思主义同假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有走群众路线同反对群众路线的矛盾，等等。这一系列的矛盾，不断在脑子里发生斗争，不是这个克服那个，就是那个克服这个。

　　还有一些人的脑子里，甚至有革命思想同反革命思想的矛盾。要随时开展斗争，两军对战，消灭隐蔽的反革命思想。

　　要看到地球在运动，万物在发展的现象，要看清历史发展的规律，不要做违背历史前进的事。做这种事，害人害己，身败名裂。毛主席提出保持无产阶级晚节，就是这个问题。老同志也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自己。不看清楚这个大形势，打个人小算盘，必然会犯大错误，甚至会参加卑鄙无耻的阴谋反党集团。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我们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战备的需要，是彻底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那些坏家伙攻击我们是实用主义。这绝不是实用主义，是行之有效、符合实际的客观真理。什么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在他们看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就是真理，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就不是真理。我们抓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真理。如果不根据革命的需要去指导我们的行动，就必然犯大错误，必然要失败。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三册》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文选》第三卷，1968年9月版）

邱会作回忆。

“汪东兴１９６９年底１９７０年初和毛主席一起在上海，曾受命去东北地区检查战备工作，汪东兴来往经过北京时，均邀请黄、吴、李、邱到他中南海的家中长谈，每次都在四、五个小时以上，谈的核心话题就是反江青，反上海帮。汪东兴向我们交了毛主席那里的‘底’，主要是：

１、主席对林彪是绝对信任的；

２、主席对高级干部厌恶中央文革一伙人很清楚，对张春桥欣赏但不信任；

３、主席对江青是又厌烦又无奈，当成政治上的包袱，生活上的累赘，想甩，一时又甩不掉，厌烦得连见她的面都不肯（汪讲了毛、江的不少非常秘密的隐私）。

可以说，汪东兴那两次和我们的聚会，是为庐山会议上我们打击上海帮进行思想准备的一次重要活动。”〔４２〕

林彪和周恩来、陈伯达、汪东兴等人的关系，加上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政治和组织力量，毛泽东绝不会忽视。他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庐山上说的那个“军事俱乐部”，应当早就在他的政治视野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军事俱乐部”是被逼出来的，仅一例即可说明。１９６８年秋中央决定黄永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江青不许他去，毛泽东表态批准了，但周恩来还要带着黄永胜去向江青“赔罪”。周恩来再三叮嘱黄、吴二人要忍耐，不管江青讲什么，你们都不能当面顶撞，要讲团结。到了好一会儿，江青才从楼上姗姗下来，站在楼梯上就指着黄、吴劈头盖脸地骂起来，说：你们带着红五星，两面红旗（指帽徽、领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红五星是老娘我给你们争来的！〔４３〕在毛泽东早年井冈山起家时就追随他的老将军尚且经常受江青如此欺辱，众多的军队老干部怎么能不聚在一起来抵抗她呢？

以前江青把持中央碰头会，周恩来不得不屈从忍辱，其他人更是怕她。“九大”之后情况截然不同。那时中央里老干部作为一个政治群体已被中央文革打散了，只有军队没有乱，军队主要领导干部是唯一可以与江青等人抗衡的整体力量。林彪等人的抵制，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即使没有结伙，也会被毛泽东看成是和以前的彭德怀一样，是个以军人为主的“俱乐部”式的政治集团。

于文化大革命发起后形成、在碰头会时期结帮的康生、江青等人在“九大”后并没有“散伙”。有人说他们是在庐山会议上才形成四人帮〔４４〕，笔者（程光）认为要早得多，成员先后有异，帮派早已存在。只不过“九大”后江青等人的派别活动在林彪等人的压力下更加紧密罢了，因为他们不那样，就无法抗衡那个“军事俱乐部”。

中央里两个派别的争斗一开始就带有着政治色彩或是“路线”问题。在毛泽东领导打倒刘少奇的斗争中它一度被掩饰，此时已经开始激化并逐渐清晰，让人一目了然。

江青等人不搞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政治前途，就不会被毛泽东器重，就不可能在中国高层保住其地位，而且一旦丢掉权势，还要承担“祸国”“乱党”的罪名。他们还要发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巩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坚决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文化大革命”更多是他们表示拥戴毛泽东而经常要喊、不得不跟的政治口号。林彪对无休止的运动已经厌倦，而在考虑国家如何尽快转入正常的建设。那时林彪正为他在四届人大讲话做准备，先搞调查研究，题目是怎样抓革命促生产，〔４５〕并想促成和推动“九大”后中央的工作走入这个方向。然而，中国历史上因为没有政治力量而无所作为甚至死于非命的“接班人”比比皆是。毛泽东对林彪谈到今后的接班人时“曾提到张春桥”〔４６〕林彪不愿意文革派强大而取代他，就不能让他们没完没了地搞文革而受宠。我们不应当过多地指责毛泽东、刘少奇、林彪、江青等人在那场接班人角逐中的对与错，因为文革混乱中的中国没有法制化的、程式化的、民主公开的国家最高权力传递制度，才是事情的真正根源。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彼时，中央里的军队派和文革派已经失去了团结的基础。双方矛盾继续加深成为必然。那时江青等人多少有些害怕林彪，尤以张春桥、姚文元为甚，无论是听老人们说起，还是从那时的新闻电影和照片看，他们和林彪在一起的场合，很是拘束，甚至有些惧怕，有时连靠近林彪都不敢，离得远远的。

毛泽东宠爱的文革干将们这么害怕林彪，无疑是林彪的灾难。因为这是挑战毛泽东绝对权威的一个侧影。身居政治局委员高位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尚且如此，那么党内众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那些靠文革起家的人心目中就有了另一个决定他们命运的主宰。这实为封建文化为基础的中国历朝历代统治游戏规则的大忌！

然而，“九大”后已经被过分削弱的江青等人从中得到了一个“实惠”，他们成文化大革命众多象征人物中仅存的硕果，成了取得打倒刘少奇“伟大胜利”的光荣代表，成为毛泽东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最可信赖的中坚力量。于是，对江青等人的态度最终演绎成了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演绎成了对待毛泽东的态度。

那时江青等人曾一度被制约，有人误以为文革派会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来邓小平复出１９７５年执政时情况亦然）。持这样观点的人忽视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毛泽东，忽视了治国者的权谋艺术——政治平衡。

在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巨大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党的干部队伍中涌现出大批优秀人才。他们在革命战争、经济建设、国务活动中有过非同凡响的出色表现。但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政治大舞台”上，在中国革命“长剧”文革这“一幕”中，“谋事在毛”！让哪些“角色”上台表演，哪些“角色”下台靠边，哪些“角色”谢幕离场，哪些“角色”坐冷板凳听候再次亮相……只有毛泽东才有权决定。而毛泽东运用这种权力时，常为人们不易察觉，难以琢磨。若是有人敢于搅了毛泽东的局，想以自己的好恶来干扰“角色”的进退，一定会受到毛泽东的迎头痛击。当那些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在扑朔迷离的“剧情”中发现毛泽东仍然是坚持文化大革命，支持文革派，反对任何可能的复辟和翻案时，已经为时晚矣，只能当个失败者的“角色”听从毛泽东的摆布了！

江青在文革中多次整过周恩来，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多被重笔提及，为的是把周恩来和江青划分开来，把周恩来与文革的责任划分开来。

可是“九大”后江青对周恩来的几次攻击，常常被人忽略。我们看到《周恩来年谱》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７日有这样的记载：“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等开会，诬称周恩来‘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吹嘘自己是很成熟的领导干部，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４７〕

笔者从几位当事人那里得知，江青那天对周恩来的诽谤是前所未有的恶毒，从周恩来历史上的“罪行”说到文化大革命严重错误，不仅乱说事，还诽谤周的人格和个人品质，实在令人发指。但《周恩来年谱》只是简单地一笔带过，为何如此？

是江青诽谤周恩来不够厉害吗，是她整周恩来不够狠毒吗？

１９６９年底到１９７０年５月，江青背着周恩来曾经四次和在京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发泄对“九大”后中央工作的不满，后两次是专门诽谤周恩来的。对此深做研究，有助于了解那一段历史真相，好在有人给我们留下了难得的史料。

邱会作回忆，江青５月１７日那天攻击周恩来，黄永胜当场于以反驳，带头中途退场抗议，并立即到林彪那儿作了汇报。以后的情况是这样的：

“林彪说：‘最近以来，江青攻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数，是严重的违纪行为，应当向毛主席汇报……’汪东兴立即安排了黄永胜、吴法宪当日晚七点到毛泽东处，而我（邱）则到了周恩来那里。

江青前几次谈话都涉及到周恩来。每次讲过之后，我（邱会作）都利用和周恩来一起工作的机会，及时地向周恩来‘透风’。

他听了以后总是表情凝重，压抑不语。这一次我把下午江青讲的详细地说了一遍，周恩来一听就觉得有份量，一边听一边做笔记。他非常难过地说：‘唉！这个人呵，几十年我对她是仁至义尽，能做的都为她做了，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坚持照顾她几十年呵，人不能不讲良心呀！……我很感谢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你及时的通报，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你们都是老同志，历史上的事，你们虽然不在中央领导岗位上，但是事情的内容，中央的结论，你们是知道的。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呀！老同志好哇！’”

“晚上黄永胜说，他们大胆地向毛主席汇报了江青的胡说八道，但毛主席似乎对江青没有太大的愤怒，仅仅有些‘小责备’，主要还是为江青‘开脱’。

毛主席说：‘对总理的问题，她（江青）是随便说说的。政治局委员之间谈些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能专搞攻击别人的活动。你们（黄、吴）到我这里来，我不会向她讲的，你们也不要说出去。要是她知道了你们来我这里，讲过她的问题，那今后你们的日子就不好混了！’”〔４８〕

林彪和周恩来的关系迄今为止仍是文革史研究中的“禁区”之一。林彪在周恩来受到攻击的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不怕得罪毛泽东和江青，可见林周关系之密切远非人们现在的想像。（？？？？？？）

毛泽东当然心知肚明，黄永胜到他那儿去告江青的状，就是林彪在告江青的状。毛泽东“批评”了江青几句后，又告诫黄永胜（也是对林彪），不要把与江青的矛盾扩大，也不要把事情公开，否则“黄永胜”们就会“混”不下去。

周恩来是闻名世界的政治活动家、中国政府总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江青为何敢向周恩来叫板？对此，邱会作记得江青５月１７日那天说了几句他印象很深的话。“‘我（江青）同主席的关系，你们能见到的当然就是夫妻关系了，你们看不到的又是什么呢？同样，主席同总理的关系，你们能看到的好像是挺好的，但实质上并非如此，你们看不到的又是什么呢？’多年以后我（邱）想过，江青如此胆大妄为，攻击周恩来，整周恩来，一点没有‘背景’是不可能的。”〔４９〕

江青等人对周恩来的攻击没有奏效，就把矛头指向了林彪。

林彪和江青的矛盾冲突早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造反派冲击军队院校时就明显了，其发生和发展不在本文论述之中。

但是要提请人们注意是，每到文革关键时刻，林彪和江青的冲突就会爆发一次。比如１９６７年“一月风暴”夺权正是江青得势之时，２月初，林彪与来访的江青发生激烈冲突，林气得脸色紫青，身上一阵阵发抖，大叫“叶群！叶群！”并对闻声赶来的秘书张云生说：“叫叶群，快把江青给我赶走！”〔５０〕又如，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而林彪在讲话中却提出人类自古以来有四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即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资产阶级的义大利的文艺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大革命）。江青认为这样讲有问题，在林彪的讲话稿上做了一些批示后送给林彪，说林彪如果同意，请把她对林彪讲话的批语转给毛主席。林彪一看就气炸了，大骂江青算什么东西！当着秘书的面说：“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就讨厌！”〔５１〕

为何江青挑衅林彪，而林彪又发如此大火，常人难于理解。原来林彪说“有人（江青）把文化问题当作自己的专利，别人不许解释。且不论我讲得对不对，我敢讲，就是对那个‘霸王’的否定！”〔５２〕

林彪是“九大”党章中写入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江青亲自出马对林彪攻击多有不便之处，于是上阵了另一个文革派人物——张春桥，他出手的头一拳就对准了林彪的“要害”，那就是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权”。

１９７０年７月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两报一刊”的“八一”社论稿，张春桥修改了执行多时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准提法，插进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成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陈伯达要按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办，张春桥则主张按着他的新提法写，互不相让。周恩来表示要请示。结果毛泽东让汪东兴代其圈掉了“毛主席和”四个字，〔５３〕暂时“平息”了双方的争论。

张春桥此次出手未成，另外打出重拳。８月份张春桥主笔宪法修改稿时，对二处已实行多日的官方“标准政治用语”进行了删除，一是“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二是“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些都是中央的正式提法，也用在了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一些文章当中。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战胜了刘少奇，不必再为自己“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了，大家修改讨论或是删去这些用词，本属正常。可是张春桥却用挑衅的口吻影射林彪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５４〕吴法宪说“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是这样，就是要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５５〕

吴法宪和张春桥爆发了争吵，吴拍桌子大骂了张。在场的陈伯达回忆说，他们吵得“声震屋瓦”〔５６〕会后，吴到陈处详谈了争吵的情况，并通过黄永胜报告了林彪。向周恩来也报告了此事。〔５７〕

四天之后的８月１７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离开北京前往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前的最后一次会，对宪法修改问题可能的争吵并没有发生，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已经写进了宪法草案中。据宪法起草小组的具体工作人员回忆，请示康生后加的，加在序言里。〔５８〕

毛泽东自己删去了“天才”的副词，为什么林彪还要提？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文字推敲”了，林彪要对江青等人的一列活动进行批评，只不过这是他说话的“由头”。为什么林彪不能与毛当面一谈？１９７０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杭州住，林彪在北戴河，他们没有机会相见，只能靠秘书在电话上传话。他们久别后的面谈，是８月２１日林彪上了庐山后拜会毛泽东时。林彪说了他的想法，就是后来那篇含有不点名批评张春桥内容的开幕式讲话，事先告诉了毛泽东。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林彪在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们，是前不久“八一”社论和十天前吴法宪和张春桥争吵的继续，是林彪直接对江青等人一系列挑衅行为的回答。是对文革派在“九大”后抵制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干扰和破坏团结的批评。事情是文革派挑起来的，对江青不便明着说，只好指向张春桥。庐山之争已成必然，只是以什么题目、用什么方式爆发出来而已！

然而，林彪有了失误，他没料到中央委员会里厌恶文革派的人居然那么多，一点火星就燃起“烈火”，群情激起要揪张春桥。形势使林彪多少有些盲目，忘掉了整那个“文革红人”会导致对张某近几年来所作所为的追问，难免要触及到文化大革命的敏感之处，从而会引起毛泽东的过激反应。

同样，毛泽东也有失误，他没有想到林彪想批评的“那些事”会引起大家如此共鸣，同意了去讲，忽视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对付江青等人过程中形成的关系。形势使毛泽东警惕，敏锐地发现了庐山上大家群情激起“揪张”的背后是什么？那是隐藏在人们心中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情绪。

林彪盲目和毛泽东敏锐之处，正是庐山会议上斗争的焦点。它既不是通常所说的“设国家主席之争”，也非批判反动的唯心主义“天才论”，而是毛泽东为了维护他视为自己一生政治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他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

“九大”后中央里军队一派和文革一派的矛盾越演越烈，终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爆发了出来。然而，中国那时的政治走向必须在一个人的左右之下运行，那就是已经被“神化了”的毛泽东。被尊为“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中国各族人民伟大领袖”的毛泽东是那么地自信，那样地执着，虽然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给他来日已经不多，但是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的心中是多么地重要呀！即使面对着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潮流，他也“要敢于反潮流”〔５９〕，倾其生命最后精力拼力一博，把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坚持到底。从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起，到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１９７３年“批林批孔批‘周公’”、１９７５年“反击右倾翻案‘批邓’”、１９７６年“天安门‘四五事件’”……中国现代史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又一幕，无不在毛泽东股掌之中演绎着发展着，直到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巨人１９７６年９月去逝。中国历时十年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因为没有了亲自发动领导者和挚意坚持者而落下了它的帏幕。

从此，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迈出了“改革开放”的坚定步伐，翻开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新篇章。（哈哈哈哈哈！！！！可笑！荒唐！！）

　　由于有“四人帮”的横加干扰，周恩来为邓小平的复出工作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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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当天，办完这件大事后，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请病假两周。3月28日，周恩来身体稍有恢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卓琳夫妇促膝长谈；并共进晚餐。

.....

（1974）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病情恶化而又通宵未眠的周恩来驱车前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等人送行。4月10日，邓小平不负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托，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受到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邓小平也被外电称作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一向只对付最重大工作的第一流的老资格领导人”、周恩来总理的“最好的代理人”(《毛泽东传(1949— 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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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建议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共中央副主席时，毛泽东说，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和高文谦的史料披露一致，是周先建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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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小平领导1975年“全面整顿”期间，周恩来同邓小平的谈话更加频繁了。从7月初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起，每隔几天他们就要见一次面。单在七、八、九三个月，他们在一起开会或者谈话就有12次，几乎是每周一次。邓小平是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次数最多的中央领导人。

　　对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周恩来感到由衷的欣慰。8月26日晚，周恩来在医院会见即将返回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见中，周恩来热情赞扬邓小平，给两位亲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场的柬埔寨民主团结政府大臣秀蒲拉西回忆说：“周称赞邓小平副总理，并说有邓代替他，他就感到放心了。”

　　9月7日，病情已经十分严重的周恩来不顾医护人员的在再三劝阻，坚持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他满怀信心地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在国务院的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这也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9月20日下午，周恩来做住院后的第四次手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在医院手术室外守候。在生死难料的情况下，周恩来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给了老战友邓小平。

　　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术车上的周恩来示意停下，轻声问：“小平同志来了吗?”邓小平立刻跨步靠近手术车。周恩来吃力地抽出手，紧握着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周恩来传》，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二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年谱就不摘了，基本一样。正史的记载，主席 和邓没有单独谈话，而就是短短几个字。当然是不是有更多，我们不知道，如果是有利于邓的话，不可能不披露吧)

……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强撑着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会见时，周开门见山，告诉访客他本人已经收到马克思的"请帖"，然后话锋一转，宣布邓小平现在已经接替他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将会继续执行党的内外方针。这番话主动把邓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情况透露给外界，并且保证中国的政局和目前的内外政策将保持稳定，以期在政治上多少牵制一下毛泽东的意图，对已经隐然出见的批邓势头有所约束。

(举荐这件事和正史吻合，只是多了细节。另外，按照高文罗列的不少事件，可以明显看出周邓的政治伙伴关系，可为了丑化主席，高非得说邓是主席用来牵制周的。这是很多高文逻辑错误之一。虽然如此，不妨碍我们辩证的引用高文里的史料)

那次批周，批的是周与基辛格会谈时软弱，对基辛格提出美方向中方提供核保护伞的提议没当场拒绝，台湾问题也软。会前，教员召集周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讲话，为会议定了调子：“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批周会上，唐闻生传达了教员对周的批评，据说有这段内容：“有人对苏联怕得不得了，一旦打进来，他就要当儿皇帝呢！”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 ，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