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革命年代的趣事（一） -- 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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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凶猛，世事艰难。发点轻松点的话题，讲一些战争年代的趣事。

一、王震抢俘虏

1947年的西北战场上，四纵警一旅（旅长兼政委高锦纯，参谋长刘懋功）在韩城和宜川战斗中俘敌3700多人。西北苦寒之地，物产不丰，人口稀少，部队吃粮十分困难，大规模征兵不现实，也养不起，所以部队的兵员主要靠俘虏兵补充。俘虏兵绝大多数都是穷苦人家出身，军事素质比翻身农民强得不是一点半点，只要思想上加以教育，完全可以转化为能征善战的“解放战士”，连训练都省了。所以打仗时，大家都愿意少毙伤，多俘虏。

刘懋功回忆录中提到，10月21日打下宜川后，警一旅三团把3700多名俘虏押到城北的河滩上，进行清理登记。这时二纵司令员王震同志来了，对三团团长葛海洲说：“把俘虏交给我，你们走吧！”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哪个部队俘虏的，归哪个部队处理。三团8月中旬在宁县九岘原与青海马家军作战时损失很大，这次抓这么多俘虏，正是补充兵员的好机会，葛海洲哪里舍得给王震。都交给王震，他回去也得挨批。于是他对王震说：“王司令员，这是我们俘虏的，我们自己得补充呀！”

王震生气了，说：“你不服从命令？听我的还是听你的？”顺手就把拄着的棍子敲了过来。葛海洲赶快躲开说：“司令员，那你也不能全要走呀？得给我们留一点！”王震也笑了，说：“好，一家一半！”他走到俘虏队伍前边，用棍子在河滩的沙地上划了一道说：“那边你带走，这边归我！”

葛海洲一看，王震那边一大半，这边只有一小半，但也不敢说什么，赶快把人带回来。当时刘懋功不在跟前，后来葛海洲说起“王司令抢俘虏”的故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大概王震觉得二纵打宜川抓的俘虏少，“吃了亏”，才亲自出马来“抢”。刘懋功提到，其实王震在他们心目中的威望非常高，南泥湾大生产搞得举世闻名，打起仗来亲临前沿、指挥若定，的确是一位难得的虎将。后来，王震还为这次举棍子的事，借着喝酒的机会向葛海洲道了歉。

二、陈锡联不认识金砖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召开木门会议，决定整编部队。会后，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计划编36个团，实际编了30个左右。陈锡联任30军88师263团政委。

1933年10月，30军政委李先念率88师、89师一部攻打达县。守敌刘存厚自恃达县易守难攻，天天饮酒作乐，最后当然是丢了城池。

打下城池后，缴获了刘存厚经营多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陈锡联他们都是一群没有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哪里见过这么多宝贝。一摞一摞的背装衣服，大量银元、金砖、金条。他们看得眼花缭乱，也闹了很多笑话。

有的同志把蜡纸钉起来当笔记本，却写不上字。有的把牙膏装在口袋里当糖吃。许多战士从来没有见过白面，就把成袋的白面搬到城墙上，码在一起做工事。陈昌浩看见后问他们：你们怎么把白面搬来做工事？

陈锡联自己闹了一个大大的笑话。他见过银元，但不认识金砖。晚上睡觉，床铺不稳当，他找来一些金砖当成铜块垫在床铺底下。还有一些干脆扔到粪坑里了（扔粪坑里是什么用意？）。第二天，李先念和总经理部（后勤部）主任郑义斋来到他的住处。郑义斋大吃一惊，质问他，怎么搞的，这么贵重的东西不上缴，竟然藏在铺底下？

陈锡联不解地说，有什么可藏的，都是铜块子，还有好多都扔进粪坑了，至于大惊小怪嘛。别说陈锡联和团里的干部战士不认识金砖，就连李先念也不认识，也跟着开了一回眼界。陈锡联和郑义斋赶紧召集人员，收集“铜块”，把扔到粪坑里的也捞了上来，全部上缴。多年以后，他们几个说起这件事，仍然觉得十分好笑！

三、调皮捣蛋的陈赓

陈赓的“调皮捣蛋”是出名的。上黄埔军校时，没少捉弄人。在延安学习开会，跑到讲台拿起毛主席的水杯就喝；有的女同志蹲下来方便，故意跑去掀人家的裙子；碰上好饭菜，故意吐点口水，然后自己吃独食。这样的事很多。

陈锡联回忆，1943年8月，时任太行三分区司令员的他到中央党校学习，经常与陈赓结伴去看朱老总。朱德的窑洞前有一棵果树（好像是苹果树）。每次到门口，陈赓先让他去敲门，然后自己用木棍或土块打果子下来。聊完天出来，陈赓就故作惊讶状，哇，怎么掉了这么多果子！出来送他们的朱德就说，既然掉了，你们拿回去吃吧。他俩就把口袋装得满满，回去吃几天。吃完了再去。貌似朱德后来识破了，果子熟了还故意不让康克清摘，专门留着给陈赓打。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学员还要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修延安机场的时候，陈锡联和陈赓经常结伴去推土垫场地。两人推一辆独轮车。陈赓提了一个建议，去机场的时候，他推陈锡联。从机场劳动回来，他坐车，陈锡联推车。陈锡联的心眼哪有陈赓多，就答应了。干了几天，陈锡联就大呼上当。

去机场的时候，还没劳动，身上有劲。干完活回来，筋疲力尽，还要推一个大活人。陈锡联不干了，要求陈赓推他回来。二人吵吵嚷嚷，最后商定一人一天换着推，这才了事。

四、两个残疾人合伙打野鸡

1947年陕北大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加上胡马军队大肆洗劫，搞得老百姓生活很苦，西野吃饭也很成问题。部队常常处于断粮状态，主要吃南瓜和南瓜叶子，有时只能吃当作马料的黑豆，把黑豆压扁与粗糠、野菜熬成糊糊，陕北老百姓叫它“钱钱饭”，即使是这样的东西也不能吃饱。粮食成了制约西野继续在陕北生存、行动、战斗的大问题。贺龙动员晋西北人民勒紧腰带，抠出小米，用毛驴运到前线。为了转运粮食，晋西北的毛驴累死了很多。

打榆林前，迎来了南昌起义暨人民军队建军20 周年纪念日。每年的8 月1 日，部队都要搞一些纪念活动，并尽可能改善一下伙食。可是到了1947 年的建军节，什么也没的吃了。一纵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拉上政委廖汉生去打野鸡。廖汉生色盲，看不清绿树从中的野鸡。贺炳炎的眼睛好，但只有一只左手，打枪受限制。于是贺炳炎提议，他负责发现目标，廖汉生负责开枪打。两个人漫山遍野转了半天，总算打到一只野鸡，拿回去下到锅里，又到纵队卫生部要了一撮盐，就这样过了一个建军节。

说起打野鸡，还有一个小故事。黄火青回忆，他1940年10月从新疆回到延安，准备到新四军五师当政委，由于交通不便，一时没有成行。他和杨勇住隔壁，两家关系处得很好。他有次买了一个10多斤重的猪头，两家分着吃。还有一次，两人背枪出去打野鸡，没打着，就在市场上买了一只回来充数。警卫员一看，咦，怎么野鸡身上没枪眼呢，一下给揭穿了。

打仗，王老确实不带劲，还不如王宏坤和陈锡联了。在新疆确实可以。

据传说，北京十条桥边上东城少年宫那栋楼，是三机部某单位和少年宫合盖的，王晨有次就鼓动三机部那个单位和少年宫争地盘。

收入差距不能太大。老一代共产党人都理解这个问题。

如此说来，杨勇和黄火青也算得上是空军鼻祖

他的儿子们都分化上去了.

最后难道他们是因为廉政被抓的？无非是上行下效。我们初中有同学还是孩子的时候，下课一起在茅房骂邓小平，用尿浇碎一坨大便说是给邓小平冲的麦乳精；回头上课写入团申请书，一样是亲爱的邓爷爷。他爹就是干部，家传的本领。像我们工农兵子弟，哪里干的了这个，所以一辈子给人欺负。

在那时候也算是逆流而行了

属于晚年悔过的吧。

但是他儿子可真是，没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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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基伟13岁参加黄麻起义，上甘岭一役名声大振，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当过一届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还是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秦基伟回忆录》内容比较生动，可读性比较强，里边记录了不少他亲身经历的趣事。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定。双方颁布了于1946年1月13日午夜12时生效的停战令。为了执行停战令，双方及美方代表在北平成立了军调处执行部，我方委员是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委员是郑介民，居于中立地位、担负军调处角色的美方代表是罗伯森。

军调处执行部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在各冲突地区进行调处。秦基伟时任太行军区司令员，被委任为军调处第十二小组（即石家庄小组）中共方面首席代表、少将军衔。军区副政委黄镇被委任为第十小组（即新乡小组）中共方面首席代表、少将军衔。二人一人北上，一人南下，基本上轮廓了太行军区管辖的区域。出发之前，邓小平特意把秦基伟叫过去指点一番，要他多几个心眼，凡事不要急，不要轻易表态，少说话，多调查，做到“内圆外方”，也就是原则问题寸步不让，但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轻易翻桌子。

2月8日，秦基伟与本小组成员陶希晋（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秘书长）、张蕴钰（时任太行一分区参谋长，建国后直接参与组织指挥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次“两弹结合”、第一颗氢弹和多次空爆、地下平洞核试验等试验任务）、马芳庭（建国后曾任北京化工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以及冀南、冀中、晋察冀等地的代表乘车前往石家庄。土包子进城，开始了他们的谈判之旅，某种程度上，也是神奇之旅、搞笑之旅。

一、坐木炭汽车

秦基伟他们乘坐的小汽车是缴获日军的，烧木炭。鬼子穷啊。没有好车，只好凑合用了。他们开着这辆破车，车上还插着八路军的小红旗，一路上喇叭呜呜叫，汽车摇摇晃晃但也精神抖擞，只是需要时不时停下来加点木炭。

他们风尘仆仆赶到石家庄，好多吃瓜群众过来围观。为什么呢？关键是他们的车上挂了八路军的旗，还有他们臂上的“八路”臂章。那是有号召力的。八路军成立后一直在华北作战，城里的很多老百姓还没亲眼见过八路军长什么样。他们住在石门旅馆，白天晚上都有人探头探脑，尤其对那辆破车特别感兴趣。甚至还有人说：“八路军就是神，国民党的汽车没汽油一步也不能动，八路军的汽车烧木炭也照样跑得呜呜叫。”他们听了，觉得十分好笑，但也不解释。

二、打不开卫生间暗锁

谈判的事不具体说了，总之是有理有节，坚决斗争，没有吃亏，还占了一定便宜。当时中原局分管谈判工作的是中原局党委副书记、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薄一波，他在邯郸用电台遥控指挥。

谈判进行了一阵子，北平军调部召集各地小组负责人到北平开会，汇报情况。到了北平，秦基伟他们首先去协和医院向叶剑英汇报。在场的有罗瑞卿、耿飚等人，还有全国各地执行小组的负责人。黄镇也来了。

老战友新同事欢聚一堂，工作谈得热闹，也玩得痛快。但土八路头一遭进了六朝皇城，不免新奇，也闹出许多洋相来。当时，大家的住处安排有一个讲究，愿吃西餐的住北京饭店，陈赓就在北京饭店住。愿吃中餐的住翠明庄，秦基伟和黄镇等人便住翠明庄。

在协和医院汇报时，闹过一个笑话。会议中间，秦基伟与马芳庭去卫生间。他出来后，马芳庭顺手一带把门关死了。这下可不得了，怎么弄也弄不开。马芳庭急得满头大汗，在里面大呼小叫，乱喊“老秦、老秦”。

秦基伟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铜疙瘩。左抠一下，右抠一下，东拧一下，西拧一下，开了。其实很简单，就是个暗锁。从来没见过嘛。

马芳庭出来的时候还没解决“问题”，想回去接着“办事”，又怕关在里边，就拉倒了。出了卫生间，又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协和医院的门一样，他俩在卫生间里苦斗了半天，搞得晕头撞向，在里面转了两圈，幸亏碰到一个扫地的老头指路，才回到会议室。

三、肢体语言被认为是耍流氓

还有一次，秦基伟与黄镇一起逛街，也闹出个笑话来。那时两人都是三十岁出头，身强力壮，穿着到北平后发的配有少将军衔的军服，从翠明庄走到前门。

到了前门，遇到一个烤红薯的。黄镇是安徽人，喜欢吃甜食，跟秦基伟商量想买2个烤红薯。秦基伟考虑的比较多，认为两名八路军高级干部，穿着呢制军服，又佩着少将军衔，在街上吃红薯有失身份，便提议找个馆子好好吃一顿。

附近有家山东人开的饭馆，二人便走了进去。一个笑容可掬的姑娘迎了上来，问两位长官吃点什么。秦基伟问，有没有红薯。说了几遍，姑娘也没听懂。湖北人和山东人说话，鸡同鸭讲。再者，山东人不是把红薯叫地瓜嘛。

秦基伟急了，开始使用肢体语言，比划多长、多大，是个红皮皮。比划半天，姑娘脸红了。看到黄镇在旁边也笑得很古怪，秦基伟这才恍然大悟，姑娘为什么脸红了。他急中生智，拔腿就跑到街口，找了半天，找到原先看到的烤红薯摊，买了几根红薯跑回饭馆里。

姑娘看了，这才知道秦基伟不是存心调戏她，笑得直不起腰来，说：“这不是白薯吗？俺们老家叫地瓜，你咋老说是烘须呢？”

四、买错军衔领章

秦基伟他们在北平没住几天，汇报完毕，就纷纷返回了。没想到回去之后，家里也闹了一些笑话。他临走时，指定陶希晋临时负责石家庄谈判小组的工作，代理他参加谈判。谈判是讲究规格的，陶希晋不知道军调部给自己授的是什么衔，估摸是少将，便在谈判中自称八路军少将。等秦基伟从北平回来宣布执行小组成员的衔阶时，他才知道自己是上校。

陶希晋说：“糟了，我已经对外号称少将了”。秦基伟也觉得有点麻烦，因为要考虑谈判代表的威信，不能给人家留下一个共产党代表瞎吹牛的把柄。既然自称少将，那就是少将吧。本来临时军衔就是为了谈判方便，无所谓。

秦基伟的呢制军服是发的，军衔领章也是发的。但陶希晋没有。怎么办呢？开始二人轮流穿，谁出台（回忆录中用的“出台”，老将军哪里知道这个词以后有特殊含义呢）谁穿制式军服。后来，小组成员张蕴钰出主意说：“何必这样换来倒去，两人都出台怎么办？街上有卖的，买一副领章不就行了吗？”张蕴钰自告奋勇去买了一副领章，这一买，又买个洋相出来。

张蕴钰曾在西北军当过排长，对军衔知识略知一二。国民党军衔标志在领章上，将军领章的金板豆上没杠。校官的中间有两道杠，尉官的一道杠，区别很清楚，一般不容易认错。但也有例外，比如骑兵校官的领章没有杠。当然，这跟将军领章是有区别的。将军的豆是梅花型，骑兵校官的则是一般的星豆。

张蕴钰买了副骑兵少校的领章回来。陶希晋一直做地方党政工作，没当过一天兵，当然更搞不清楚军衔这些东东。第二天，陶希晋佩上领章昂首挺胸地走进会议室，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都愣住了，问：“陶代表，你这个少将怎么一夜之间变成骑兵少校啦？”陶希晋十分狼狈，回来冲着张蕴钰发了一通脾气。

五、开枪吓唬骡子

在太行山期间，秦基伟曾经挨过刘伯承两次批评，一次是因为他吸白面（作战期间没时间睡觉，为了提神），另一次是因为他开枪吓唬骡子。

有一次，行军途中要过一座桥。秦基伟骑的骡子，看起来雄壮伟岸，平时也是耀武扬威，但那天就是不敢上桥。首长的战马都是千挑百选的，理应模范带头，但这匹骡子竟表现得如此怯懦，搞得他实在生气。

秦基伟让马夫在前面牵着，自己掏出了手枪。“叭！”朝天放一枪，骡子吓了一跳，赶紧往前窜一步。“叭！”他又放一枪，骡子又往前跳一跳。

那时候秦基伟三十刚出头，虽然领导上万人马，但有时难免搞点恶作剧。他就这么一枪枪地放，骡子就一步一步地往前跳，一直跳到河对岸。

没想到，这件事当天就传到刘伯承耳朵里。他把秦基伟叫了过去，严肃地批评他：“你呀你秦基伟，你那个游击习气什么时候能改掉呵？这么大个司令员，怎么能跟牲口作对，开枪吓骡子，亏你想得出来，像小孩子似的，让战士们怎么看你这个司令员？”

秦基伟当时只觉得挺好玩，哪里想那么多！赶紧承认错误，保证下不为例。

我觉得挺好的

上篇讲了秦基伟的几个小故事，接着讲他的故事。

秦基伟的回忆录写得比较生动，细节描写很多，说明他对这部回忆录投入很多精力。自己亲身经历的细节，自己如果不说，秘书、子女、专业作家是写不出来的。张震、王平、廖汉生、刘懋功等不少老同志的回忆录可读性都比较强。

一、不认识电话

红军一开始打仗，传递命令主要靠传令兵和交通员，能用骑兵送信就很好了，后来才有了有线电话（抗战期间，杨成武的晋察冀一分区有线电话网络布设、维护得很好，为打破日军“扫荡”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后来才有无线电台。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在龙冈战斗中缴获了一部电台，但战士们并不认识电台，本着对敌人的仇恨，他们把这部原本能收能发的电台，砸成了一部只能收不能报的电台。

这不稀奇。别说基层指战员不认识电台，未来的国防部长秦基伟当上了团长，还不认识电话，更不会使用电话。

1933年反田颂尧“三路围攻”时，秦基伟担任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卫团团长，负责总部和首长的警卫工作，还要负责总部的一些勤杂事务。司政供各部门的首长都能调遣警卫团，尤其是后勤供给部门的任务最多。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使用警卫团十分频繁。秦基伟曾在他手下闹过一个笑话。

一天上午，秦基伟看见团部外面有几个战士拿着绳子在那里忙忙碌碌，这里拴一下，那里挂一下，也不知道忙什么，就没有过问。停了一会，几个战士把绳子牵到他的屋子里，其中一个战士递给他一样东西，两头弯弯的，黑黑的，光光的，手榴弹般大小。他问是什么东西。一个战士说，你放到耳边就知道了。

秦基伟一听，这下可了不得，吓了一大跳。里边有人说话呀。他以为几个战士变戏法开他玩笑，板下脸来要训人。战士们赶紧说：“秦团长你先别发火，这是电话，郑部长（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正在里面跟你说话哩。”

秦基伟将信将疑，但又不敢马虎，听了一会，还真是郑部长在说话。但说的什么，听不清楚，连听带猜，似乎是让他带人执行一项任务。郑部长讲完后，问他：“明白了吗？”他只好回答“明白了。”其实他一点也不明白。

放下电话后，秦基伟吆喝警卫员备马。在他的经历中，领导交代任务，从来都是面对面，说得细，听得清，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再问。郑部长要他带部队执行任务，这么大的事，在电话里说就算吗？

秦基伟带着警卫班骑马飞奔三十里路，一会就到了通江县城方面军总部，找到郑部长。郑部长一脸吃惊的样子，不是在电话里跟你说，让你去福阳坝吗？！

秦基伟说，这事得听领导当面交代，在电话中没听清楚，也信不过那玩意。郑部长听了，哈哈大笑，把眼泪都笑出来了，然后教育了他一番，都当团长了，要习惯用电话。

领导一发笑，秦基伟心里很难受。这件事虽然是个笑话，却使他在思想上受到了震动，引起了思考。他是农民出身，家乡又偏僻，没见过世面，这本来不是一件丢人的事。但如今他是团长了，不能像过去那样子，只知道甩帽子、挥大刀片子喊冲锋。肩上的责任更大了，就必须学习，只有学习，才能适应新的职责。这以后，再去总部，他就有意识地往参谋处跑，去看新装备，学新武器，看地图，学地形学。一句话，对新鲜的东西都比较感兴趣。

这次经历，也让秦基伟深刻认识到通讯联络的重要性。解放战争期间，他率部打进郑州，除了其它战绩以外，他最看重的就是缴获了一批通讯设备。他一直强调，任何情况下，通讯都要保持畅通。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志愿军第十五军奉令北撤。

值此紧要关头，他命令全军报话机全部开通，一个命令直接下到团，一个团长一个团长地叫出来，亲口交代任务。十五军部队因此得以迅速收拢，神速转移，基本上没吃大亏。不仅战斗部队收拢神速，勤杂分队也快速集中转移。只有军属高炮团没有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转移，在夜幕降临之前汽车结队前进，遭到敌机空袭，损失37 毫米高炮十九门。再对比一下六十军的表现！

二、为了见毛主席连买三双皮鞋

1953年朝鲜局势缓和之后，秦基伟奉召回国。六月上旬，他到达北京，几天后彭总打电话告诉他，要建议毛主席接见他一次。他感到很激动，抗美援朝战争之前，他从未在彭总领导下工作。在朝鲜战场上，十五军打得不错，彭总看在眼里。建议毛主席接见他，是表示对他、对十五军的一种嘉勉。

在等待的几天里，秦基伟也闹过一个笑话。他在朝鲜一直穿布鞋和军用胶鞋，得知毛主席要接见他，觉得穿一双松巴拉叽的布鞋去见领导，不成体统，于是到街上买了一双皮鞋。

他过去极少上街，买东西没经验，加上又是仓促地买，买回来一穿，小了。只好去买了第二双。第二双鞋在柜台试还好，稍大一点，就买回来了。第二天穿上去，越穿越不跟脚，步子一大就往下掉。他一怒之下，把鞋往床下一扔，又去买了第三双。有了两次经验，这一回他不紧不慢，左挑右拣，反复比试，终于买到了一双合脚的皮鞋。

1953年6月16日上午，军委办公厅通知秦基伟去见毛主席。见到伟大领袖，自然很激动，也有点紧张。领导问他抽不抽烟，他不好意思说抽，只好看着领导自己吞云吐雾。他于是给领导讲了一个笑话：干部战士情绪很高，都很乐观，打仗都很勇敢。战士们说，毛主席对我们最关心，专门给高岗副主席打电话，叫给志愿军吃好点。高岗副主席听错了，听成让给志愿军吃炒面，所以志愿军天天吃炒面。

伟大领袖听了，惊讶地说：我没有这样说呀！秦基伟说：是战士们讲高岗副主席的俏皮话，算是个笑话。伟大领袖听了哈哈大笑。

三、与陈老总的交往

1957年7月，秦基伟从军事学院毕业后，到昆明军区担任司令员。他入校学习之前，担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昆明是我国通往亚非许多国家的主要空中通道。周恩来、陈毅出访，经常路过昆明，在昆明小憩数日，这使他有较多机会接受他们的言传身教。

秦基伟与陈老总的接触，还是在解放郑州期间开始的，当时陈老总是中原军区副司令员，是他的领导。打下郑州之后，秦基伟担任郑州警备司令部司令员。他们进城后，陈老总当晚就视察了市容，陈赓也去了。二陈要秦基伟掏腰包请客，三人上街，由于时间太晚，饭店都关门了。他们只好敲门进了一家小餐馆，陈赓亲自下厨，做了几碗肉丝面，大家吃得很高兴。

陈老总性格豪放直率，既有将帅风采，又有诗人激情，极容易与群众打成一片。秦基伟也是一个好动分子，所以非常愿意跟陈老总在一起。陈老总也知道他爱玩，文体方面活跃，所以比较喜欢他。淮海战役期间，开会或战斗间隙相遇，有时陈老总就让他唱一段《借东风》。陈老总给他打板，唱到高兴处还会扯起嗓门给他喝彩。

陈老总爱吃肉，但因为体胖，保健医生和张茜一直对他多加限制，而他又总想摆脱这种限制。有时内部宴请时，他看见自己爱吃的肉菜上来了，就找个借口把张茜支开，比如说：“张茜，我的手绢在外间屋子的上衣口袋里，你去给我取来。”待张茜一走，他就大口大口地吃肉。

陈老总是四川人，对川菜情有独钟。阎红彦家的四川籍厨师做得一手好菜，特别是腌腊肉，是绝活。周总理、陈老总去阎家吃过一顿饭后，陈老总赞不绝口。以后他每次到昆明，只要阎红彦没主动发出邀请，他就会暗示阎红彦。阎红彦赶紧让夫人安排，并且每次都请上秦基伟作陪，吃点腊肉、腊口条、腊耳朵等腊味和三四个四川家常菜。陈老总每次都吃得很高兴。

陈老总爱看戏，有一次到昆明，在舞会上咬着秦基伟的耳边嘀咕，要看小戏。秦基伟问他：“老总，你爱看什么戏呢？”陈老总说：“这就不用问我了，你自己考虑吧！”又说：“你被打倒了没关系，我要被打倒了影响大，你安排小戏给我看，责任你自己负。”

秦基伟这下明白了，陈老总想看旧戏。当时正是戏剧革命时期，那些优秀的传统剧目被改得不伦不类，很煞风景。但是，旧戏都当封、资、修货色禁演了，演旧戏是要担风险的。后来他同阎红彦商量，大着胆子安排了三个折子戏，一折新戏做掩护，两折老戏走过场。陈老总比较满意。

1955年春，周总理和陈老总在雅加达参加万隆会议后，回到昆明。这次出访取得圆满成功，大家都很高兴。省里举行宴会为代表团接风。宴会上，群情热烈，大家频频举杯敬酒，形成一个个高潮。周总理那天放松了，满面春风，频频举杯。陈老总更是穿梭于各桌之间，四处挑战。乔冠华、陈家康都喝多了。

陈老总摇摇晃晃地拿过六个高脚酒杯，亲自把酒倒满，说：“秦基伟，你当我们四川人的女婿，我跟你干三杯！”秦基伟头皮一硬，连喝三杯。周总理笑着看他俩拼酒。陈老总说：“总理，你不能坐山观虎斗，秦基伟倚仗年轻欺负我们，你再跟他干杯。”周总理海量，虽然也喝了不少酒，但毫无醉意，言谈举止仍然从容自如，跟秦基伟干了一杯。秦基伟当时四十出头，饭量大，酒量大，胆子也大，一顿喝个斤把酒没有什么问题。

《开国元帅喝酒趣事》提到，1964年初春，陈老总随同周恩来访问亚非14国归来途经昆明时，同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斗酒，请周恩来做裁判。陈老总用了不少“战术动作”，最后还是坚持不住，连叫暂停，对秦基伟嚷道：“算喽算喽，秦基伟，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啰。喝酒你是喝不过我的，但是我不能眼看你犯错误，你不能再喝就算了，别放屁装在竹竿里——充棍喽。”

后来陈毅一度想调秦基伟到外交部工作，并向军委提过。但秦基伟患有冠心病，军委没同意他去。他自己也不感到遗憾。确实，去外交部当副部长，哪有大区司令员来劲？

一、王平戏弄黄克诚

黄克诚大将善于思考，富有远见卓识，却是一个高度近视眼，晚年更是彻底失明。因为高度近视，缺了眼镜寸步难行，行军打仗多了很多麻烦。因为眼镜反光，在战场上也增加了很多危险。

1930年5月14日，红五军包围修水县城，所属第五纵队担任主攻，由于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冲了几次都被敌人压了下来。关键时刻，第八大队政委黄克诚向纵队司令员李灿主动请缨带队再攻一次。他带头踏着扶梯跃上城墙，刀砍守军敌兵，指战员沿着打开的缺口蜂拥而上，经过一夜激战攻克修水县城。这是黄克诚到红军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军长彭德怀对黄克诚的英勇表现十分赞赏，说道：“打一仗认识一个人，打修水让我们认识了黄克诚。”

1933年12月，在黎川之南的团村战斗中，红四师政委黄克诚与师长张锡龙亲临一线，张锡龙不幸中弹牺牲。战后，彭德怀既是出于关爱，又是批评，禁止黄克诚以后作战到前面去，戴着那么大的一副眼镜片子，目标太大，一看就是大官嘛。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通过国民党军队第三道封锁线。这时秋雨连绵，下个不停，道路成了泥浆，走一步滑半步，草鞋变成泥坨子，经常被粘掉。队伍拉得很远，掉队的人数逐渐增多。黄克诚跟随红十一团（团长邓国清，政委王平）行军。黄克诚担心夜间行军摔跤把眼镜弄坏，就把眼镜摘下放在口袋里，由警卫员用小木棍拉着他走。

王平有时与黄克诚一起走，存心戏弄他，装着过沟的样子跳一下，他也跟着跳一下。跳了几次，他才发现王平跟他开玩笑，骂王平“捣蛋鬼”。红三军团前出到资兴，打开三都，路过他的家乡附近。他离家十来年了，只能深情地望了望家乡，向带路的老乡问了问家里的情况就走过去了。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有一次在苗寨宿营，据说是桂系军阀派人纵火，不到一个小时把苗寨几百间木屋烧毁，黄克诚跑得匆忙，眼镜没带出来。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有两副眼镜，给了他一副凑合用。度数合适不合适，就没法讲究了。

二、王平扔果子酱罐头

中央红军向金沙江进军时，红十一团每天只走30里，路上可以宿营，可以打土豪，比较从容。走到距金沙江还有一天路程时，部队打开了一个法国天主教堂，里边储存了许多物资，包括铁桶饼干和罐头。当时部队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大部分让当地群众拿走了。

团政委（扎西整编后到任，之前是红四师政治部主任，王平改任团政治处主任）张爱萍认识外语，拿起一桶罐头，看了看就打开吃。团政治处主任王平一看黑乎乎的，问是什么东西。张爱萍说这是果子酱，让他尝尝。王平怕上当，不敢吃。张爱萍就笑王平是土包子。走在路上，王平的马夫拿着一桶饼干边走边吃。他拿了一块尝了尝，挺好吃的嘛，于是后悔没让部队多带一些。

部队赶到 皎平渡口，刘伯承、陈云等都在那里等着过江。张爱萍把王平扔果子酱罐头的事当笑料讲给陈云听。陈云开王平的玩笑：“王明同志（那时还没改名，到陕北后才改叫王平），以后再缴到什么好吃的东西，你不要就把它丢在路边，好让我们在后边的也捡个便宜，开开胃口啊！”

三、耿飚给毛主席、朱老总送老虎

现在不提倡甚至严禁吃野生动物，战争年代可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概念。1940年冬，385旅在陕北开荒，副旅长、副政委兼参谋长耿飚（看多缺干部，一个人兼三个职务）组织打猎，一个月打了四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只狼、狐狸，上千只野兔。老虎肉吃起来和牛肉差不多，不能独享，给毛主席、朱老总送了一只。两位领导很高兴，朱德还试了试，差点能把老虎举起来。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不仅陕北有老虎，廖汉生、陈丕显的回忆录也提到在湖南、广东碰到老虎的踪迹，廖汉生他们的马都被老虎咬死了。

陕甘宁边区的留守部队作战任务少，后期基本变成了生产队（所以359旅开荒成名，但打仗方面逐步沦为二流部队），为了填饱肚子，什么活都干。当时在留守兵团当团长、副旅长的陈先瑞中将回忆，警2团种地、挖盐、打猎、采山货、搞饲养、搞运输、开作坊店、开商店、开骡马店、编筐编篓，把边区的盐、煤、药材运到国统区换成布匹、棉花、日用百货运回来，统统都干。为了跟邻居国民党部队暂编骑2师搞好关系，还专门从邓宝珊的防区买烟土送给没大烟抽的骑2师师长马禄。

仅1943年3月1日至4月25日，警2团就开荒近4万亩。年终盘点，成绩大大的。日子过好了，不能忘了领导。向毛主席、中央军委、联防军司令部、边区政府献礼！共送了大米2000斤，自酿白酒200斤，自己养的肥猪16头、牛6头、羊20只、鸡30只，打猎打来的野猪2头、野羊5只、野兔25只、野鸡50只，山上采的猴头菇30个、黑木耳10斤，还有买来的香烟、肥皂、毛巾若干。虽然比不过《红楼梦》里的进贡清单，也算不错了。当然，野鸡、野羊、野兔，平常也没少往延安送。

四、八路军打进张家口发洋财

1945年8月23日，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政委刘道生）约五千人“捡漏”，赶在傅作义部队之前，抢先打下了张家口。两万日军无心恋战，派兵在狼窝沟阵地与苏联红军顶了一阵，然后仓促撤到平津地区和大同准备回国，城里只有伪军。说实话，如果真打，八路军这点兵力不够日军塞牙缝的。

张家口是八路军收复的第一个大城市。日军留下了完好无损、堆积如山的七十多个仓库，而且留下了物资清单。冀察区党委宣传部长杨春甫回忆，当时缴获大炮50余门，步枪和轻重机枪1万余支，弹药库60余座，军马1万余匹。除了这些，吃的穿的用的，各种战备物资，也应有尽有。

郭天民感叹，有这些物资，日军再打八年也没问题。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王宗槐晚年在回忆录中描述，张家口此时物资非常丰富，真像有人所形容的是“葡萄酒淹死人，白面糖压死人”。

鬼子撤走后，进城的土匪、张家口市民动手疯抢，八路军基本没有制止，开枪也制止不了。当然，八路军自己也“抢”，刚进城没经验，谈不上集中统一管理，见者有份，随意取用，场面十分混乱，浪费挥霍惊人。干部战士进了仓库，往往第一件事是更换武器弹药，第二件事就是吃。以前哪见过这么多肉罐头、大米白面、白糖、大酱、饼干、彩色水果糖（补充维生素的）? 进城的部队吃了很长一段时间白糖白面烙饼，油多得下不去手，大桶的牛肉罐头打开就吃，几乎顿顿如此。鞋子今天穿一双新的，第二天再换一双新的。

王宗槐回忆，经过张家口去东北的干部，一般都发给一件棉衣、大头棉鞋、大衣。据说还有发一斤白糖的。那年头，白糖可是稀罕东西。很多战士的干粮口袋装满了白糖，准备托人捎回家。有的战士喝水，一次就放小半杯糖。

杨春甫和军区参谋长易耀彩几个人还闹了个笑话。因为身体疲乏，为了补充体力，弄了一些葡萄糖注射，结果身体过敏，反应极大，后来才知道注射的是给马用的兽用葡萄糖。

缴获不是天天有，发洋财可遇不可求，也不可持续。解放战争时期，总体看，物质条件比抗战期间好一些。看很多老同志的回忆录，这段时间拍的照片，脸上多少有点肉了，军装也没那么破了。但当时的条件就那样，吃顿饱饭不容易，想顿顿吃好就更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