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的时代，学习新的历史，看庐山会议 -- 真离

霍查出生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吉诺卡斯特的一个虔诚而富有的穆斯林（伊斯兰教什叶派拜克塔什教团）布匹商人家庭。

1930年中学毕业后进入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学习自然科学，之后退学并加入法国共产党。

霍查也不断在法共党报上发表批评阿尔巴尼亚王室与政治的文章，1936年回到阿尔巴尼亚，在科尔察中学担任中学教师，并开始与当地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成为领导人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39年阿尔巴尼亚也被意大利占领，组织群众进行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1941年霍查组织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1948年改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德军与意大利军进行抵抗运动，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之一。1942年任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会议主席团委员。1943年为民族解放军总部政治委员。

1943年至1954年任党中央总书记。1944年5月为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1944年10月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临时政府，任政府总理。

霍查的共产党政权开始了一场清查运动，以彻底清除霍查的公开与潜在的对手，在激进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地主的田产被没收，工厂被收为国有。 [2]

1946年，霍查宣布成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之后成为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

1992年5月5日是阿尔巴尼亚烈士节。就在1992年的烈士节前夕，刚爬上总统宝座的贝里沙就作出“第28号专门决定”：把霍查等“非烈士”的遗骸迁出民族烈士陵园。5月3日夜间，霍查的墓穴被挖开，棺木被撬，遗骸被迁走，而死者家属却一无所知。在地拉那西南部的萨拉平民公墓，一夜间便增添了十几个大坟头，其中一个坟头的破碎水泥板上刻着“恩维尔·霍查”几个字。

1992年，在监狱候审的霍查夫人涅奇米叶，听到这一消息后悲痛欲绝。她的子女们上告申诉，谴责“迁坟不通知死者家属的非人道行为”，不但无济于事，而且遭到了进一步迫害。1995年4月11日，霍查逝世10周年忌日，其长子伊里尔被指控“煽动民族仇恨，危害公共秩序”而遭软禁，并被判刑一年，投入条件最差的卡瓦亚监狱。一天夜里，囚室内电灯突然熄灭，熟睡中的伊里尔遭到沙石和棍棒的袭击，险些送命。1996年10月6日，霍查84岁冥寿。刚从意大利谋生归来的女婿克莱曼特又因与一犯罪团伙有牵连的罪名被捕。克莱曼特不服，以绝食相对抗。直至1997年他才因“查无实据”而获释。

霍查夫人度过了1862天铁窗生活后于1997年1月10日提前出狱。她对霍查的看法不改初衷。她承认，霍查执政数十年，也犯过错误，但不能往他脸上抹黑，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她认为，霍查的主要错误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但这个错误不是他一人犯的，因为他与其他人“共同决策”；霍查是强人，不是暴君。

据资料记载，霍查的家族在当地享有崇高威望，他的叔叔曾出任当地市长，这对霍查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叔叔无神论者的身份，更让霍查早早摆脱了传统宗教的束缚。

1930年，通过家庭的资助，22岁的霍查来到法国留学，留学期间他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并和法共领导人建立了密切关系。二战爆发后，霍查毅然回国，领导当地人民投入反法西斯斗争。

父亲和哥哥在美国做布匹生意。

霍查的叔叔切宁在当地颇有声望，曾经担任过市长，身为留守儿童的霍查深受叔叔的影响，从小感受着权力带来的好处。切宁是个无神论者，自己不信教的同时也劝告霍查不要信宗教。

法国不是学习的，更不是游山玩水，反而将主要时间放在联络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之上，在报纸上发表批评阿尔巴尼亚王室的文章。由于不务正业，中断学业，霍查退学了。不过幸运的他谋取了阿尔巴尼亚驻比利时大使馆秘书的差事，在比利时当了一段时间秘书后，1936年霍查回国。

1944年霍查率军攻陷首都地拉那，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上台后的霍查镇压了英美支持的国民阵线后，为了寻求外援，打破孤立外交，开始交好邻邦。

陆地上阿尔巴尼亚只有两个邻国，希腊和南斯拉夫。得到英美支持，实行君主制的希腊自然是敌人，政治观念相同，实力也较强的南斯拉夫成为邦交首选。

霍查的叔叔切宁在他的童年时代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切宁是个无神论者。他不去清真寺，从不祈祷，并建议他的侄子霍查不要信仰宗教。这使得出身于“伊斯兰”家庭的霍查从小就容易陷入“纠结”和反复无常。

1930年，22岁的霍查来到法国留学。在法国期间，他对自己的专业：植物学并不感兴趣，而是花大量时间接触“法国共产党”和“阿拉伯共产党”，是一个精神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1939年4月，意大利法西斯占领阿尔巴尼亚，回国三年的霍查成为反法西斯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1908年，霍查出生于阿尔巴尼亚南端小城吉诺卡斯特，霍查家族为伊斯兰教什叶派拜克塔什教团，属伊斯兰教中虔诚教派之一。 似乎，霍查的人生应该寻迹追随其祖、其父，成为一位伊斯兰教什叶派拜克塔什教团的一位虔诚的信仰者。本来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就是放羊、赚钱、结婚、生子，再放羊、再赚钱、再结婚，再生子的循环模式，霍查应该沿袭传统，老实本分地过了平淡人生。

在吉诺卡斯特做布匹买卖的霍查老爹眼红这一消息，左思右想，也就索性跺脚咬牙盘了店铺，卖了家产，决定带了妻子、长子前往美国淘金。

离别之前，老霍查无奈将童年霍查托付给自己兄弟切宁·霍查。

切宁早年在法国留学，为无神论者，曾经出任吉诺卡斯特市长，多次化解城市居民们的宗教矛盾，因而，霍查深受影响，自幼不去清真寺，不祈祷，也成为了无神论者。

1930年，霍查前往法兰西公社留学，但他的心思很快就不在学业上。他积极地参加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在法国举办的各类活动，完全没有上学的想法，很快因为未能通过任何一门考试而被迫退学。于是，霍查转而前往巴黎大学学习哲学，这有助于他更进一步地参加他所热爱的工团主义运动。霍查经常在法国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阿尔巴尼亚国内状况，尖锐地攻击沃尔拉齐和索古集团的腐朽统治，并呼吁被阿尔巴尼亚人视为救星的阿夫尼·鲁斯特米尽快采取积极行动。在这段时间，霍查结识了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者阿里·凯尔门迪，认识到法国工团主义和安那其的局限性，认为阿尔巴尼亚需要顽强的党组织来领导革命。

1934年，霍查离开法兰西公社，前往阿尔巴尼亚驻佛兰德斯-瓦隆王国大使馆担任秘书。他依旧保持着和法国革命者之间的联系，在佛兰德斯-瓦隆传播工团主义思想。虽然他的顶风作案没有被亲德当局发现，但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很快注意到大楼内充满马克思主义作品，于是将他开除。霍查返回阿尔巴尼亚，发誓要为阿尔巴尼亚真正的富强和民族独立而战，他在科尔察建立了工团主义组织，该组织日后将成为阿尔巴尼亚先锋党的三大支柱之一。

1936年，阿尔巴尼亚国内两派冲突加剧，而阿尔巴尼亚也无法阻止自身被卷入巴尔干诸国对保加利亚和奥匈帝国的复仇之中。霍查已经做好准备，无论敌人是阿尔巴尼亚地主还是德奥干涉军，他都将和危害阿尔巴尼亚的敌人斗争到底。



【毛泽东1959年7月庐山会议现场】

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节选）

吴冷西

在八届八中全会期间，我们比较平静地从事文字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件对我们来说相当震动但也并非没有预感的事。这就是8月13日杨尚昆同志找我和田家英、胡乔木一起谈话。他说，李锐写了一个材料，里面讲了你们很多坏话，说你们攻击毛主席，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特别讲你们说毛主席现在有点像斯大林的晚年。尚昆同志要我们准备跟李锐对质。他说，这是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交代他转告我们的。我和田家英当场就否认，我们说我们没说过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

回来以后，胡乔木非常生气，但只说了一句“岂有此理”，就独自走进他自己的房子去了。我跟田家英商量。我说，我还要否认。家英说，我们光否认还不行，要证明这个话是李锐说的。当时我们回忆起这个话的确是李锐先提出来的。大概是在毛主席7月23日讲话之后不久，李锐说周小舟对毛主席这个讲话很不满意，说毛主席听不得不同意见，像斯大林晚年那样。这个话是李锐转述周小舟的。看来李锐也觉得这个话说得对，他也是那么说的。后来在闲谈议论中，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说法。所以我们两人商量，由田家英出面跟李锐对质。我们议论，从这件事看，李锐这个人品质不怎么样，为了自保竟然乱说一顿，嫁祸于人，我们要当心。田家英大骂李锐，说过去我们把这个人看错了，想不到他会这样不够朋友。

后来在吃晚饭后我们把这些看法告诉乔木。乔木说，他前两天在小组的发言里已经批驳了斯大林晚年这种说法。他说他也同意我们跟李锐对质，而且责备我们和李锐来往太多。他说，我7月25日就已经警告过你们，要你们不要再跟李锐来往，可是一直到7月底你们还跟他有来往。他唉声叹气，埋怨我们不听他的话。其实，我们7月底跟李锐来往，主要是要把乔木建议他给毛主席写检讨信的意见告诉他，还想帮李锐一下。想不到李锐在这之后以怨相报，为开脱自己，反噬我们。更想不到李锐在二十年之后，在他写的《庐山会议实录》中，竟然说他给毛主席写检讨信，是“接受乔木的意见”，并认为是“终生恨事”。在那本《实录》中，他还自我标榜，把诬陷说成是“保护”乔木、家英和我，把嫁祸于人说成是代人受过。天下竟有如此颠倒是非，歪曲历史！《实录》之严重失实如斯，可悲可叹！

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8月14日，也是八中全会全体会议的第二天下午，本来是安排周小舟同志做检讨。（张闻天和彭德怀同志已在13日检讨过，黄克诚同志在14日上午也做了检讨。）中央同志会前看了他的检讨稿，不满意，没让他在会上照稿子念。会议一开始就问他提问题，问他说过什么错话？跟谁来往？跟彭德怀和黄克诚的关系怎么样？跟张闻天的关系怎么样？跟李锐的关系怎么样？提了一大串问题。会上提到“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这个问题时，有人问周小舟说过这个话没有？周小舟说没有说过。后来又问你听谁说过？周小舟说这是李锐说的。这样，大家就转过头来追问李锐。一追，李锐竟然说这个话是田家英和吴冷西说的。

本来，在开会之前，尚昆同志要胡乔木、田家英和我先到大会会场旁边的休息室去。在休息室里，薄一波同志把一份李锐写的材料给我们看。我记得这是一份用打字纸打印的材料。李锐写的这份材料里面讲了我们跟他议论过一些问题，其中有胡乔木讲过“脱轨”的问题、不同意平衡是相对的问题、今年不应该继续跃进的问题，还说到我们议论斯大林晚年的问题，但他没有指是谁说的，只说我们议论过这个问题。我看了这个材料以后觉得，好像跟上次尚昆同志跟我们讲的不大一样，这个材料里面没有说到我。我和乔木、田家英看完以后，就把材料还给一波同志。当时在场的除一波同志外，还有彭真同志和杨尚昆同志。彭真同志要我们准备在大会上跟李锐对质，并说，李锐写的事情，是你们说的就承认，不是的就否认。他还说李锐这个人像疯狗一样乱咬，你们要注意。这样我们就离开休息室进入大会会场。

当田家英听到李锐说“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是家英和我说的时候，他就离开座位（我和他的座位靠后），冲到主席台前面去，大声地指责李锐无赖，陷害别人。家英大声说，攻击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是李锐自己说的。这个时候，全场轰动，好几个人都争着发言，站起来指责李锐，说他有意诬赖好人，罪加一等。彭真同志也在主席台上指责李锐想把“秀才”拉下水，可恶之极。在这么一些指责下，李锐又支支唔唔地承认是他自己说的。这时又全场轰动，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发言，接二连三地指责李锐。

这次会议由少奇同志主持（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时他站起来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这次中央全会不讨论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回北京由水利电力部党组讨论。少奇同志还说，李锐不是秀才，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想把他们拉下水是办不到的。这样，这个问题才告一段落，会上再也没有讨论李锐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可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议论过的。当天的会议毛主席没有出席，他后来在8月16日讲话中又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决议》里面只写了四个人。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候补委员，他是一个个别工作人员，没有必要写，既不是对他特别开恩，也不是对他特别藐视。

下午的会议开完以后，我跟田家英一起回来时，田家英大骂李锐岂有此理，说这个家伙不知道还乱说些什么。我说，毛主席、少奇同志都说“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想拉我们下水办不到，我也不怕。田家英说，这个问题要小心，李锐可能乱咬一气。从这以后，不仅在庐山，而且在回北京的路上，田家英对李锐一直耿耿于怀。

李锐在他写的《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的第343页讲到8月14日中央全会上的情况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的情况不是像他写的那样，而是我在上面写的这样。在场的中央委员都可以作证。不知道李锐为什么现在还歪曲历史。我不能不写了上述这些情况，留作历史学家一份第一手的材料。

八中全会在8月16日结束，通过一个公报、两个决议。公报当时公开发表了，关于增产节约的决议当时也公开发表了。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当时没有发表，一直到1967年才发表。

八中全会结束以后，在8月17日还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也叫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是由毛主席主持的，他讲了简短的话，然后由少奇同志作长篇讲话，主要是讲中央全会的重大意义等问题。

在8月17日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人事方面的决定。决定撤销彭德怀同志国防部部长的职务；撤销黄克诚同志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委员、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职务；任命林彪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任命贺龙为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聂荣臻为中央军委第三副主席；还决定罗瑞卿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军委秘书、总参谋长，代替黄克诚；撤销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撤销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决定张平化同志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同志为湖南省委书记；决定成立农业机械工业部，任命陈正人为部长，李毅为副部长；决定解除罗瑞卿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和公安部部长职务，任命谢富治为公安部部长兼中央政法小组组长；任命阎红彦同志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接替谢富治。会议还决定成立物资供应部，人选没有定。

彭德怀同志被解除职务以后，在1962年写了一份意见书，为他庐山会议上给毛主席的信辩护。1965年9月，彭老总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在9月23日约他谈话，分配他到西南大三线去，担任三线国防建设的副总指挥。

庐山会议是8月17日结束的。那几天连续大雨，气压很低，空气沉闷。参加会议的人经历一个半月的紧张，不顾倾盆大雨，从17日当天起都纷纷下山。走得匆忙，我连一整套会议简报也遗留在住处，被通报批评。

我们是8月19日离开庐山的。我跟胡乔木、田家英同坐一条船，从九江到南京，在南京下关换乘专列火车，20日傍晚回到北京。

一路上我跟田家英情绪都比较低沉，郁郁寡欢，好像经过一场大的变故，心里怀着无穷的忧虑。特别是田家英，一路上对李锐还是愤懑非常。

回到北京以后不久，9月12日胡乔木找我和田家英到他家里，对我们说，彭真同志把李锐和周小舟两个人写的交待材料给他，要他转给我们两人看。这两份材料写的是我们在庐山同李锐谈到的一些问题。我跟家英看了这些材料，其中大部分都是涉及乔木和家英的。

乔木对我们说，李锐乱说一顿。这个材料已经报告中央。我们要向中央写一个交待，说明哪些是我们说过的，哪些是李锐诬陷的。我们三人在乔木家中按李、周写的材料逐条回忆。乔木、家英和我三人都感觉到李锐这个人人品实在太差，他把周小舟跟他说过的和他自己说过的，统统栽到我们三人头上，特别是栽到家英头上。

我们三个人一起议论一阵以后，胡乔木自告奋勇，说给中央的报告由他来写。几天后，他写好了报告，我们三人一起签字，送给彭真同志报中央。信中既承认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说过的一些错话并作了自我批评，同时又指出周、李两人（特别是李锐）写的材料中大部分是诬陷，据实申辩。

过了国庆节，10月10日，彭真约我、乔木和家英三人到他家中，谈我们写给中央的报告。彭真说，报告他看了，也转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了。前些日子因国庆节前后事情较多，所以没有找我们谈话。他先问我们还有什么意见。我们先说了李锐写的材料中大部分是栽赃、诬陷。乔木还说，在庐山会议时，我们一心想尽快纠正“左”的毛病，继续郑州会议以来毛主席倡导的纠“左”工作，因为主席在庐山会议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他还说，他自己太自由主义，议论太随便，说了一些过头话。家英说，想不到李锐为人这样，乱咬一气。但是他也说自己也说过一些错话。我也说到，我同周小舟接触不多，他没有说我说过什么错话。主要是李锐咬了我几口，但这些话多数是在起草《纪要》过程中交换意见的，有一两处则是他诬陷的。我在延安时同李锐在解放日报一起工作过，解放以后没有什么来往，彼此向来无怨无仇，不知他为何这样诬赖我。

彭真同志最后跟我们说，你们这次在庐山碰了钉子，毛主席保护了你们，你们要吸取教训，不要随便议论，更不要同李锐这样的人乱议论。彭真还说，你们在中央同志身边工作，参与中央最高机密，要特别小心谨慎。

过了一个星期，10月17日，毛主席把胡乔木、田家英、我和陈伯达四人找去谈话。我们到毛主席那里的时候，毛主席先谈到要我们调查人民公社的事。

在10月17日谈话中，谈完调查人民公社的问题以后，毛主席好像是顺便的、看来也是有意地谈到我们几个人在庐山会议犯错误的问题。

毛主席按照他在庐山会议上把犯错误的人分成四类的方法对我们四人说，你们的错误属于基本正确、但有些右倾观点、或者是有正确观点也有右倾思想这两类。他没有具体说谁是有某些右倾观点的，谁是有右倾思想的，他只说我们四个人属于这两类人。他又说，你们不属于右倾机会主义者和敌对分子这两类。毛主席还谈到李锐，说他跟我们不同，是另一种人。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已经看过李锐写的材料，也看过我们的申辩和检讨。我当时的印象是，毛主席正式宣布我们四个人在庐山的事情就此了结。至于谁是有某些右倾观点，谁是有右倾思想，没有说清楚，也不必深究了。

从毛主席那里出来以后，我和家英到他的房里去。家英手舞足蹈，一进门就在书房的地毯上打了一个滚，说毛主席还是了解我们的。可以这样说，家英这个时候才完全放下心来，认为毛主席对他还是信任的。我也觉得还可以继续在中央同志领导下工作，在毛主席身边工作。

1993年5月于北京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红色文化网”，修订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