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流浪地球1才花了2亿，会不会认真搞产业升级根本不用那么花钱 -- 亮子
你说的很对，技术人才也有人的一切七情六欲和劣根性。
正因为如此，看到发自内心喜欢的东西就更加情难自持，就像没见过美女的人走不动路一样。所以我非常理解一些理工技术男看到球1,2那种走不动路然后发自内心要去呵护的心态。
但以此过度攻击竞争对手甚至得罪没有必要得罪的人就是另一回事了，所有这些都会让理工技术男的处境更加艰难，也会让手握资源的人愈加不把理工技术男当一回事，只配四年一部的甜点。我在这个帖子里写了多说几句
但有一说一，这种低情商技术男是我国或者东亚文化下的典型特色，其一大原因正是上位者的这种PUA文化，造成普遍情商低下的恶性循环。至于前进路径，逆向工程只是减少了你因为可能完全打水漂而增加沉没成本的心理压力而已，试错还是要试错的。
但还是有一说一，这样仍然不可能做出真正第一流的成果，我说的那种尊重是发自内心的尊重，而不是“劳心者治人”的PUA文化，最终造成脑力劳动体力化，再次变成低水平重复劳动。监督和反馈当然没错，但更多的钱是被骗子搂去了，不代表产业升级真的花不了这么多钱。
另外，郭帆的化缘能力在第一部就已经很强了，
参与的特效公司基本都不赚钱？
尽管目前《流浪地球》的特效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但丁燕来和蔡猛依然都有点遗憾。按照好莱坞的标准，这样体量的作品后期制作周期至少要一年半，而给到《流浪地球》的时间尽管多次延期，总计也只有10个月。
“刚开始我们聊的是2018年6月底交片，然后延长到10月，最后又延长到2019年1月片子上映前，制作难度比想象中多太多了。我们在制作接近交片的时候也跟导演说，如果再往后推半年，我们可以让质量再提升20%。”蔡猛说。
实际上，MORE VFX付出的成本比之前的报价更多。单个镜头的平均价格也比以往项目高出两到三倍。
这也是参与其中的特效公司的普遍状况。
“这几家特效公司基本都不赚钱，大家都是抱着要做好第一部科幻片的信念来做这个事情，我估计最后每一家都是赤字。”丁燕来感叹，“好的是导演除制作外并没有给制作公司太多的压力，制片人龚格尔包括导演都还是比较支持这次制作，各个公司也没有对钱特别斤斤计较。”
球1的特效公司基本都是亏钱在做，即便这样最后还是不够，后来还是靠吴京的六千万才解了燃眉之急，这也算是化来的。
其实我说的也不只针对技术人才，我针对的是所有劳动者。在中国的特色就是，劳动是不值钱的。但这恰恰造成一个吊诡的后果，就是一开始不肯为劳动付钱，最终的结果就是付出百倍千倍的钱，事情还干不好。而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种结果。
理工男的工具人属性恐怕全球通用，nerd可是个贬义词，美国步入政坛高层的也基本是文科，好歹我们20大后的政坛新星有不少是实打实的理工科出身
你要注意半导体研发是工程不是单纯的科研。台积电英特尔产线那么高的良品率也不是靠着什么热血激情做到的。正是因为缺乏监督反馈，钱才会被骗子搂去啊，不然靠良心发现？
没有一个大工程是光靠热爱和激情做出来的，包括美国的芯片，微软的操作系统之类的，都是靠着严格的质量体系和严谨的流程，严格的代码review，这些恐怕也是中国欠缺的，这些东西跟什么热爱激情根本擦不着边甚至本身就是反人性的。你看到的美国每一项伟大的成就背后可能也是无数工程师跟工人的fuck声，你说他们人人都是对所做的事真心热爱吗，恐怕未必。
当然这不妨碍我真心认同你说的提高劳动待遇和给劳动者以尊重，这是他们应得的。保障他们的后顾之忧，给他们人格上的尊重，再多的就要靠他们拿出成绩来取得。
强调“弯道超车”，恐怕借着这个名头也不少捞钱啊。全世界没人做过的东西无法预知成本，才能更好上下其手
可以作为备胎，但是不能没有
我所说的无良学阀只是其中的极其小的一小撮。
1. nerd这个概念确实西方也有，但东亚人在西方有刻板印象也是事实：
刻板印象让部分外国学生（尤其是在美国、英国）认为，从亚洲来的、尤其是中日韩的学生都是nerd，因为亚洲青少年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很高，要求都非常严格，所以他们小时候就被逼成一个学习狂，而现实中成绩也是相当的好。大部分亚裔外国学生在外国学校成绩是比较好的，但并不代表他们全部都是nerd。
为什么《大空头》里面那个分析师要指着一个华裔员工对客户说他是数学天才，他算出有大泡沫，然后客户就都信了？
2. 我的观点很简单，第一流的技术成果是第一流的人才做出来的，而第一流的人才需要的是宽松的环境和充分的授权。这里面最好的例子就是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
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是许多现代计算机技术的诞生地，他们的创造性的研发成果包括：个人电脑、激光打印机、鼠标、以太网；图形用户界面、Smalltalk（面向对象编程）、页面描述语言Interpress（PostScript的先驱）、图标和下拉菜单、所见即所得文本编辑器、语音压缩技术等。
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在2002年1月4日起独立为公司（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Incorporated）。
宽松的研究环境
施乐为帕克营造了最宽松的研究环境。“在美国最优秀的100位电脑科学家里，有76位在帕克。”负责人鲍勃·泰勒(Bob Taylor)利用扁平的组织结构创造出了充满活力的研究氛围，“我们只招收那些眼睛里有火焰在跳动的人”。帕克的研究人员与施乐公司其他员工的文化差异明显。他们蓄长发、不洗澡、不穿鞋子上班，而且每周都会在所谓的“豆袋房”里举行会议，所有的参会者都会用塞满豆子的口袋当坐垫。借助于打破常规的举止与怪诞的造型，帕克的科学家们甚至登上了《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的封面。虽然这些差异并没有影响帕克在科学研究上的成就，但却阻碍了这些研究成果在施乐公司的应用。第三任施乐CEO大卫·卡恩斯(David Kearns)就曾经说过，帕克问题的关键在于它的工作与公司业务没关系。而且帕克的研究人员将这看成是宽松研究环境的标志。当施乐公司力图将帕克的研究方向与公司的主要业务进一步联系起来的时候，帕克的主要负责人鲍勃·泰勒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和全体研究人员一起跳槽到DEC公司。几年之后，DEC公司也发现自己面临同样的问题。
可以说我们至今IT业中那些最有价值的发现几乎都是Palo Alto发明的或跟它有关。乔布斯只是抄了它一点东西就成就了苹果帝国。
而你所说的微软windows更不是你所说的“严格的质量体系和严谨的流程，严格的代码review”，windows的代码在NT之前烂的跟屎一样。它能有今天完全是靠盖茨的慧眼识人：
David Cutler，大卫·卡特勒，一位传奇程序员，1988年去微软前号称硅谷最牛的内核开发人员，是VMS和Windows NT的首席设计师，被人们成为“操作系统天神”。他曾供职于杜邦、DEC等公司，1988年，由比尔 ·盖茨招募到微软，他用了5年时间花费了15亿美金，负责组织NT的开发。
有DEC技术灵魂之称的贝尔发现卡特勒是个一流工程师，还让他主导为新的产品线Vax编写VMS操作系统，这个系统需要满足向后兼容已有应用，同时要能在不同配置的Vax计算机上运行。巨大压力之下，他花两年时间完成了这一任务，35岁的卡特勒一战成名。
当打之年的卡特勒有着远大抱负。但DEC日益增长的官僚气息让他无法忍受，并威胁要离开公司，贝尔挽留了他。1985年，DEC给他约200人的软硬件工程师来设计一个全新的计算机系列Prism，其操作系统叫Mica。
卡特勒要离开DEC的消息传到了盖茨那里，相约见面后，这个看起来很自负的工程师从上到下喷了一顿微软的产品，但后者认定，他将是领导新操作系统团队的最佳领导人选。大把股票、自主选择研发团队和开发新操作系统的机会，以及盖茨表现出的诚恳态度最终将卡特勒这个狂人收入麾下，入职后还顺便招募了不少他在DEC时的死忠。
大卫卡特勒加入微软的时候是46岁，而等他发布第一个NT的稳定版本时已经50岁了。而在中国，高科技公司都在鼓吹35岁清退。
而之后微软在若干年的过程中躺在windows和office的现金牛上不思进取，错过了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几乎成了僵死的巨人，也就到了chatGPT才扳回一局。
从苹果，微软，到推出阿法狗后数年没有新进展的谷歌，你会发现，一旦产生官僚习气、大企业病的企业，都是难以诞生第一流的创新的。
3.半导体的发家更是如此，无论是早期仙童的“八叛逆”，还是德州仪器，英特尔，AMD，到台积电，联电，威盛，以及图形芯片的3dfx，nVidia，ATI，每一个巨头或曾经的巨头都是从“叛逆者”、“模仿者”的小小身影起家的。
从人才上，梁孟松当年因为与蒋尚义的恩怨，因三星与台积电的官司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因为没有得到尊重。而他在中芯之所以“打了鸡血”一样，并不是因为钱，而是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而这跟你说的那些复杂的流程和管理是两回事。一个超一流的团队绝不是管出来的，而是带出来的。
你说的那些已有确定目标和方向的逆向工程式的东西并不是产业升级，只能叫产业拾级。真正的产业升级，现在全世界也没有确定的方向，都是在摸索，而这需要一流人才有充分授权的空间，充分施展的余地。而钱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光有钱也是不行的。
而芯片产业其实也是如此，如果有人认为光靠砸钱就能砸出一个产业来，这是对产业和知识的不尊重，事实上也是对人的不尊重。西方因为是市场体制，总能找到愿意为知识和技术买单的人。
而中国的权威体制总希望靠意志和强力去推动，不尊重客观规律，尤其是不尊重具体的人，这是会一再重蹈覆辙的。在这上面，钱只是一个方面。
我没否认开创性的突破需要宽松的环境和思维的碰撞，但这些跟当前的中国芯片挨不上边。现在还轮不到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做出开创性成果，相比于做出前人未有之成果，引领人类进步，当前还是解决卡脖子，手里有能打仗的家伙事更实在点。中国目前半导体行业的任务只有一个：沿着西方已经探索好的路径，奋起直追，别想弯道超车的美事
另外你可以了解谷歌微软的代码review有多严格，里面的绝大部分工程师做的也不是什么开创性工作，对于绝大部分工程师，你入职谷歌你以为你是在写下一代人工智能算法，实际上你的日常工作可能就写写业务逻辑整理一下报表。天才可以搭建出骨架，但里面的血肉还是要靠工蚁一个一个完成的。
西方的市场体制和东方的威权体制，都可能埋没人才，也都可以尊重人才，最简单的，前三十年算不算威权体制？尊不尊重人才？能不能出成果？至于市场体制下由于资本的逐利性所可能带来的赚快钱的冲动和短视行为，就不用我举例了，以你的水平，应该懂的。
我一样很反感中芯“偷渡”蒋来恶心梁的做法，不管这出自哪位领导的手笔，就事论事便好，这都是一家企业经营范围之内的事，不需要以此上升到体制层面来反思，东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各有利弊，取长补短就是。
自命不凡。要说自己是一流人才至少先拿成绩说话吧，从来都是先予后取
你究竟是在夸西方人情商高还是在贬低他们了
但有一说一，这种低情商技术男是我国或者东亚文化下的典型特色，其一大原因正是上位者的这种PUA文化，造成普遍情商低下的恶性循环。
西方的上位者就不懂得PUA吗？你是想说，他们果然是一群没文化的野蛮人，连“劳心者治人”这种最基本的政治智慧都没有吗？
别闹了，谁都不是什么白莲花，东方人会的这套统治术，西方人未必玩得比东方人差。
我都有点儿不确定，你到底是低级红高级黑亦或者反过来了。
举个例子就很明白了。
在西方的文化里，有很多“疯狂科学家”、“科学怪人”的例子，比如西方第一篇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就是一个疯狂科学家的故事。而东方就比较少这种例子。为什么？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社会存在的最高形式是资本，而东方社会存在的最高形式是权力。
你前面说到前三十年，怎么说，从左壬的角度来说，说前三十年是威权体制肯定要被他们骂。但要说一点没有也不客观。
那就具体一下，前三十年算是开明或者魅力型威权体制，或称卡里斯马。后三十年是制度型威权体制；最近十年，按照观网李世默的观点（或者说奉承）是魅力-制度型威权。
简单说，如果一个智识者发展到高级阶段，他能够做什么？在西方，很简单，要不自己成为资本，或被资本买单。比如马斯克，在很多人眼中就是那种疯狂科学家的形象了，一方面富可敌国，另一方面可以对世界的政治格局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有巨大影响力（在去年俄乌问题上尤甚），俨然一个没有国土的科技帝国元首。
在东方这种情况当然是不可能的，再厉害的知识分子也要寻求体制的认可。在前三十年，这个问题显然是处理得比较好的。后三十年则一言难尽。最近十年就更复杂。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两种吊诡的情况：
一是由于现代社会和世界越来越复杂，专门化的知识越来越多。因此有一部分人抱怨领导人缺乏一些专业知识，因而不能胜任。这种思路似乎要求领袖成为某种希腊古典理论中的“哲人王”，而我们知道从古到今这种领袖似乎还没出现过（爱因斯坦若做了以色列领导人倒真有可能）。
另一方面，知识阶层寻求体制认同与市场认可体现出不同的路径，而这方面，显然体制的认同在过去这些年是比较让人挫败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志军和张曙光。当他们凭着专业上的成就试图获得一些权力的更高认可时，却迅速被无情地拍扁了。我认为这对过去若干年知识阶层尤其体制内知识分子是个很大的打击。
更不用提市场方面，知识劳动者一直被加班等文化PUA，将其作为低人权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国策化。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信号，比如我一直说的实务派官员越来越多获得升迁机会，就是一种良好的趋势。
所以这就是东西方的不同之处，你要说有绝对的不同，当然没有，但一个30%，70%和另一个70%，30%这显然也是一种不同。而这种不同当然应该寻求制度性和文化性的解决方案。
所以马上两会召开了，我认为刘、张二人如果可以大幅缩减刑期，早日出狱，发挥余热，能够成真的话，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向信号。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 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所以我说学日本啊。一步到位不现实。日本算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折中。
两弹一星放到今天也是工程学上能放进教科书里的成功案例。不要说两弹只是解决有无问题半导体是要赶超什么的，难道当初炸完两弹中国的核武器就不继续迭代发展了？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追赶，是拾级而上，不是什么勇闯无人区开创新高峰。达闻奇河友说的宽松的环境思想的碰撞之类的，有道理，但是我们目前还用不到。
至于说对人才给与尊重，两弹项目是做到了的，给与归国科学家极大的信任和权限，三年灾害时全国在缺衣少穿也没苦了这些科学家们，各大首长将军们亲自拉下脸去化缘。但是也不能说没有监督反馈，他们敢像今天这种玩法，论文发了一大堆，让拿出东西来就抓瞎，真当死人堆里杀出来的将军是吃素的？
当初的两弹和现在的半导体面临的问题一样的：1，西方封锁；2，技术路径西方已经给趟出来了是确定可以实现的，我们照着走就是，最多某些实现细节上有差异；3，物理原理上没有什么高不可攀的，主要的难点全是工程问题。
这种情况下举国体制是有用的，少数几个天才确定路径，剩下的照着走就是了，千万别想什么弯道超车。
二战之前文明的璀璨之地是老欧洲，但最后却被美国摘了桃子。天才在璀璨，也要实际工程来落地
更何况我们目前并不奢求什么天才，只是沿着西方走过的路径追赶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