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武汉7.20事件是中央文革的阳谋 -- 燕人
文革派不听毛主席的劝告，挑动军队内部造反，使得林彪成为唯一的受益者。在打倒驻京的老帅后，林彪将目光放到中原重地的武汉。
按照毛的造反逻辑，文革中的各类造反派的存在都是有理由的。毛主席一贯主张造反派大团结，共同反对当权派。但是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造反派理解。
武汉事件的根源在于打倒武汉军区负责人是林彪的目标。中央文革的王力出面支持与武汉军区支持的造反派"百万雄狮“作对的另外一派”工总司“，并刻意激化矛盾，导致百万雄狮群众和军队中的支持者失去理智，将王力绑架加以批斗。从文革自身的逻辑说，这也是可以的，没有人能够可以置身在被批斗之外。但是现实是，中央文革是国家最高权力中枢。绑架中央文革的要员与叛乱实在相去不远。
王力在武汉与毛主席在同一驻地东湖宾馆。那个宾馆应该是很巨大的地方。所以绑架王力的群众并没有惊动毛泽东。我记得西西河有人比喻此次行动为封建时期的带刀冲到养心殿，是砍头的勾当。这个比喻是完全错误的，把毛主席置于封建帝王的位置上。但是林彪和江青迅速抓住这个机会，左右了局势，并迫使毛泽东接受他们的安排。事后，毛泽东只能以将王力和关锋拿下的办法出口恶气，却不能够对武汉事件的推手林彪加以惩罚。
下面文字出自《湖北文史》总第八十七辑。原文链接在此
【 7月18日晚，周恩来因事要赶回北京，临行前，周恩来带着陈再道、钟汉华来到梅岭一号，接受毛泽东约见。周恩来是想通过毛泽东，进一步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打通陈再道、钟汉华的思想。
陈再道十分高兴。但当他步入接待室，看到谢富治、王力也在场时，心事又沉重起来。
“你们好啊！”毛泽东与陈、钟亲切握手，要他们坐在自己身边的沙发上。
“你们怎么样啊？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毛泽东望着这两名战将说。
陈再道生性梗直，不会拐弯抹角：“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哈哈！”毛泽东笑了，“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
听了毛泽东这么一说，陈再道沉重的心情轻松了许多，赶紧表态：“要是犯了方向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讨。”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工作要做好，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做好了，思想工作做通了，再来开会协商解决问题。”毛泽东给陈再道出主意。
陈再道盯了王力一眼：“下面思想不通，阻力很大，我们说话不灵，工作不好做。‘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
王力感到这是在将他的军，满脸不高兴，气呼呼地说：“‘百万雄师’就是不听‘中央文革’的！”
毛泽东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说到第二个“他们”时，毛泽东指了指谢富治、王力，“做工作做到他们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做到拥护你们为止。”
周恩来这时插话说：“主席来汉时就说：‘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我说过，要保陈再道。”毛泽东面对着谢富治、王力说：“你们设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来访，做思想工作。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为什么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派呢？我就想不通。”
接见进行了两个小时。晚上10点左右，陈再道、钟汉华告辞。毛泽东站起身来，把陈再道送到走廊上。起廊上站着几名服务员，毛泽东把她们叫过来，指着陈再道对她们说：“认不认识？这就是你们的司令员。你们要打倒他，我是不打倒他的。你们握握手。”
服务员们马上和陈再道、钟汉华握手，说：“不打倒了。”
毛泽东又对陈再道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不打倒你！”大家都笑了起来。
当晚，周恩来离开武汉，返回北京。】
【林彪在办公室内来回踱了几步，尔后坐到办公室，摊开纸，沉吟片刻，用他那青筋毕露的手，握住一杆狼毫，很快就草拟好了一封信。信里写道：“武装游行，包围军区，冲击东湖，抓走中央代表，这是兵变……”“武汉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要及早转移……”
平时，林彪很少写信，就是签批文件，有时连个圈也懒得画，多由叶群代签，甚至让保密员模仿他的字迹，代批文件。这次亲自动笔写信，可见事关重大。林彪写完信后长嘘了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件杰作。他叫叶群把信送给戚本禹修改。戚本禹看了信，觉得“这是大事”，不敢作主，于是找到陈伯达和关锋一起修改。随后，又把信送给江青审阅。江青看后，不得不佩服林彪的老谋深算。为了保险起见，这封信的最后落款签上了江青的名字。江青得意地说：“这次要干得漂亮点。”
林彪、江青特地让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专程将这封信送到武汉。临走时，江青交待：“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邱会作连忙点头：“人在信在，人在信在，一定把信送到主席手里。”说完，掀开军衣，把这封信放在贴身的汗衫内。
20日下午2点10分，邱会作乘专机降落在王家墩机场。下飞机后，邱会作不敢怠慢，赶忙驱车来到东湖，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见到信，将信将疑，再说，他每次到武汉，都要畅游长江，这次来武汉仅几天，整天又忙于听汇报、接见，一直没有机会到长江里游泳。邱会作看到毛泽东犹豫不定的心思，便鼓动说：“主席，我们已经在上海给你安排好了，张春桥同志也已到了上海为主席打前站，还是去上海吧。”一直拖到晚上8点多，毛泽东才同意去上海。次日凌晨2点，毛泽东乘专机离了开武汉。
毛泽东一离开武汉，林彪、江青的鞭子和利剑就一齐向陈再道和武汉军区袭来。7月22日晚，林彪亲自主持有“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听取谢富治的汇报。谢富治汇报后，林彪作了结论：“七二○”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处理“七二○”事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以中央名义调陈、钟进京；第二步，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谢、王回京的大会，并且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会后，林彪又给戚本禹打电话说：“处理武汉问题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
看戚本禹回忆，林彪派遣邱会做去武汉劝说毛主席离开，似乎是对武汉事件的被动应对。实际上毛主席一走，陈再道失去了申辩的机会，成了反革命的后台。
戚本禹回忆中还有一段
【林彪对720事件表现得是很积极的，我从来没有看到林彪对一件事情有那么积极的。一般中央开会讨论什么事情，林彪都不来的。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单独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表态。本来在天安门举行的声讨大会林彪不来，但后来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总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他还是来参加为好，他来表个态。我说那当然好喽。主席知道林彪要出席大会，就说汪东兴，杨成武都要上天安门。当时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说他也要上天安门。我说，你别开玩笑，你人都不在北京，怎么上天安门?他说，不是我要上，是主席让我上的，而且杨成武也要上.不是人要上天安门，而是名字要上天安门。我知道这是主席对大会表示支持。因为汪东兴，杨成武当时都是跟在主席身边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天安门领导名单里，就表明了毛主席对这件事情的支持。】
我看毛主席才是被动地应对武汉事件。最终以将王力放倒才算出了口恶气。才只能如此。
武汉事件没有邓，也没有叶的参与。所以我觉得中共自己的这篇文章可以有相当程度的可信性。
这篇文章的记录与湖北文史上那篇文章大体是一致的。更记载了毛离开武汉后的思考。比较符合毛的一贯言行。摘要如下。原文链接在此
【当晚9时零8分，专列抵达华中重镇武汉。毛泽东这次来武汉，没有对外宣布，社会上并不知道。这时，整个车站已经被戒严，随毛泽东专列南下的中央警卫团警卫部队占领了车站各处要地，严密戒备。】
【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乘飞机返回北京。不料，就在周恩来的专机起飞后，到机场参加送行的谢富治向王力提议：“我们到水利学院去，看看最坚定的造反派。”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的陪同下，阳奉阴违的谢富治、王力戴上了造反派的袖标，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观察据点、工事，又是慰问武斗负伤人员，又是召开大会。望着如潮人群，谢富治热血陡涨：“武汉问题一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王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声作出4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预想中的“大联合”被这么轻轻一触就碎了。
7月19日，武汉龟蛇二山、桥头码头、大街小巷“工总”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昨晚的讲话录音。这一来，大大激怒了在武汉地区拥有多数群众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当天贴满了武汉街头。有人甚至贴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的大字报，决心要“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一时间，要求把王力揪出来的声浪愈发高涨。】
【 王力好不容易钻回到下榻的百花二号。等候在武汉军区大院的群众见王力拒不接见，不顾军区领导的劝阻，开始涌向谢富治、王力的住所东湖宾馆，大有不见到王力决不罢休之势。
7月20日拂晓，“百万雄师”的200多个代表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回答问题。一夜未眠的陈再道赶到谢富治、王力的住处，想找他们研究一下如何控制当时的局势。王力躲在隔壁房间不敢出来见愤然地冲进来的“百万雄师”代表。陈再道急劝群众代表到外面去谈话。
陈再道和谢富治领着这200多人来到住所后的一片草坪上席地而坐，开始“谈判”。“谈判”的效果很好，气氛十分融洽，谢富治还答应下午接见他们。“百万雄师”的代表得到许诺，答应立即离开东湖宾馆。这时，躲在房间的王力看到这种气氛，也走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一起。恰在此时，以独立师和二十九师战士为主的数百名群众冲了进来，喊着要抓王力。王力急忙跑回屋里，群众追进去要他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王力坚持不走，北航“红旗”的几个人开口骂人，激起了在场群众的更大义愤。他们强行将王力抓起来塞进汽车，拉到了武汉军区大院，并感情冲动地殴打了陈再道。
这些冲进来的人，目标只是要揪王力去回答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这时已到了武汉，更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也没有冲向毛泽东所住的梅岭一号。】
【 转移到上海后，毛泽东下榻在虹桥宾馆。当天，毛泽东没有睡觉，还在考虑武汉发生的事件。
7月24日晚饭后，杨成武在宾馆的院内陪毛泽东散步，陈长江侍卫在后。走着走着，毛泽东谈到了武汉事件：“杨成武，你以前认识陈再道吗？这个人怎么样？”杨成武回答：“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毛泽东反剪双手，缓步向前走着，追问：“你说，他会反对我吗？”杨成武没有正面回答，迂回地说：“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您干革命的，他们对您是有感情的。”毛泽东深情地说：“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杨成武会意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后来才知道，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后，林彪、江青组织了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这两位武汉归来的“英雄”；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由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决定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后来，又改组了武汉军区领导班子，撤销了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
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后，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将陈再道“保护起来”，并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毛泽东3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杨成武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提到陈再道名字处，毛泽东添加了“同志”两字。谁都清楚，在那样特殊的岁月，加“同志”两字便意味着陈再道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所加的这两个字，无疑救了陈再道一命！
在上海期间，为了遏制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看到全国内政外交有濒于全面失控的危险，毛泽东作出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王力这个在“七二〇事件”中大出风头的“英雄”也就此沦为阶下囚。】
百度地图上的武汉东湖宾馆。王力住在百花一号。可以看见百花建筑群距离毛主席居住的梅岭建筑群的距离。
总而言之，王力说陈文是严肃的，他当时就知道陈是个好同志。对陈文(我发现我引用的来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和湖北文史的两篇文章都是从陈文中摘录的，文字都未加修改）基本上没有事实的反驳，只是辩白了几个小问题。如陈文说他主动跑到武汉，他说他是谢富治邀请来的。谢是周恩来要求来保护毛的。另外一条是陈文说他对工总宣布百万雄狮是保守派，是他自己的决定，导致了事件发生。他说对百万雄师的看法是中央文革的决定。他只是宣布。
我没有看到陈再道文中提起北京批斗会的事情。王力说他没有要求中央文革给他英雄归来的待遇。江青说这不是为你，是为了毛主席。这个说法与戚本禹的看法接近。
王力最后总结720事件的教训，引用陈的话，说王力是个”替罪的小爬虫“。王力说，江青嫁祸于人。林彪火中取栗。这与我正文的看法是一致的。更重要的，王力说武汉事件的意义在于提醒毛泽东，民主运动并非是单向的，原文”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情绪的爆发“。这本可以促使毛思考文革发展对于社会平衡和共产党统治的稳定性可行性。王力回忆录说，可惜他老人家并没有如此考虑。我认为毛考虑了。考虑的结果是王力出局。
附图是原文。当然有可能被香港的中外反华反共分子修改过。请同学们批判性地阅读。
【中央文革在开会研究“七·二○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生对“揪军内一小撮”叫得最凶。康生说：“为什么不能提军内一小撮?”第二天，也就是7月25日，康生告诉王力，说他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了毛主席(在上海)，毛主席同意开“欢迎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8月1日《红旗》杂志两篇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关锋主持起草，王力看过以后由陈伯达签发的。8月中旬，毛主席批示，说这两篇社论是“大毒草”。同时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要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划掉了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样，并且批示“不用。”退给了林彪。消息传来，林彪、江青一伙慌做一团。叶群把毛主席退回来的文件，悄悄地锁进保险柜。然后叫林立果给江青写封信，说“红尖兵”文章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原来是没有的，后来有是别人加进去的。江青和康生则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说社论是陈伯达签发的，主要怪陈伯达。8月下旬，毛主席要追究责任。江青说，不能错误人人有份，不能怪陈伯达。把责任都推给王力等人。康生更是出尔反尔，赖得一干二净，他说请示毛主席时，毛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根本就没有同意过“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揪军内一小撮”是王力等人私自提出来的。就这样，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串通一气，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打成“变色龙”、“小爬虫”，关进了监狱。小野心家、阴谋家罪有应得，大野心家、阴谋家却蒙混过去了。
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江青在广州见到钟汉华同志，她恬不知耻地说：“我对不起你，我也是上了林彪的当，他是副主席，他上了天安门，我也跟着上了天安门。林彪当时是想一箭双雕，通过‘七·二○事件’，既打倒陈再道同志，又谋害毛主席。请你转告陈再道同志，向他道歉。”江青以为，用这几句话，就可以把她和林彪互相勾结的一段肮脏关系一笔勾销。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不干好事的人，哪怕把自己说得再清白，也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对比王力回忆录对此事的回顾，陈王两个人倒是惺惺相惜。
毛主席对王力等人下手的主要因素是720事件的恶劣影响。中央文革要揪出军内一小撮，冒犯了军队内各股势力；林彪却借此机会将战略要地武汉的军权抢到手里。南京的江腾蛟也是他的人。如此他将整个长江流域控制于手中。毛在拒绝王力关于揪出军内一小撮的文章后，文革小组的人们这才明白毛的用意（其实也未必。见戚的回忆录关于毛要他们不要涉及军队的段落。),遂丢卒保车，将王力推了出去。
江青的政治智慧严重不足，但是毛需要这么个人做先锋。
江青得意地说：“这次要干得漂亮点。”
就冲这一句，我是不信【《湖北文史》总第八十七辑】的。正常的史料书写，应该保持客观、准确。作者是何人，是否在现场？即使在现场，如何看出江青“得意”？一旦史料作者加入很强的感情色彩，写作内容就很值得怀疑。特别是从名字看，《湖北文史》并不是个人回忆录，而是应该以客观视角对事实的陈述，这样更不应该，更不可信。
我也觉得这篇文章有过格的地方。我觉得这文章的意义是可以和戚本禹的回忆对照。当然这不是第一手的文字，采信度肯定不如戚本禹的回忆
百万雄狮是支持陈再道的。
冲击毛主席住处的也是百万雄狮。
史称毛主席仓皇逃跑。
毛主席也劝解陈再道不要冲击王力，放了王力。
官方文字则虚假的写百万雄狮是造饭派。这不是事实。
嘿嘿。一般官文对抓了王力都是幸灾乐祸的口吻啊。
是不是正常政治夫妻的状态。
毛主席要巡游，之后又被周总隔离在中南海。
这是有问题的。责任当然不是毛主席自己。
@胖儿们的爹
首先可以确认一点，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时期，组织是基本没太大问题的，能力也没啥可说的，唯一的就是战略方向和军事能力斗争问题。
我想，大概率粟裕是针对这个有感而发，你知道，就是解放战争，也有这个问题，如果总失败，没有缴获还总牺牲，肯定对革命是很大的问题。
当然了，单纯军事观点，肯定不对，国民党里也有好样的军事人才，比较有意思的是，功德林里关的国民党军事人才还真不少。只是他们站错了队伍。
话说回来，如果没有毛主席扭转解放战争的走向，中国共产革命说不定又是啥样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支持这点，而聂荣臻的华北军区，是很糟糕的，如果不是东北的获胜，他打傅作义还是很困难的，我真觉得，他不适合做参谋长，当然我是小人之心，我确实认为他当参谋长是周总依仗亲苏派瞎安排的。也就是说啥，不仅淮海战役，陈邓占尽了便宜，还选择一个错误的人选做了参谋长。以各种资料来看，聂荣臻这个参谋长对于毛主席没啥帮助。这实在是一种遗憾的事情。
做人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就中国革命来说，组织性和军事胜利都很重要，要超过做人这个说法。
陈老总做人也是很好的，但是他一直仍然没有摆平华野中各个人才之间的关系，而是毛主席通过饶漱石比较合理的解决了华野的协调问题。这点很关键和重要。
我看到所有资料都是说百万雄师是支持陈再道的，按照当时标准就是保皇派。
实际上中央给江青的定位就是生活秘书，这点在党内高层非常清楚。
伟人往往容易陷入孤独无人理解的地步，就会向身边人说些心里话，生活秘书这个岗位正合适。比如文革初期给江青那封类似黑话的信。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这样的信，也是托周带给江青的，显然周才是第一个读者。
确实混乱。
保皇派其实支持的现有官僚体制，这也是大家经常搞混的。
官方话术一向说百万雄狮是造饭派，从来不说他们是保皇派啊？
武汉7.20事件的起因是“支左”拉一派打一派，支持保皇派“百万雄师”，释放大批被批斗的地方干部，并勒令对立的造反派解散。最后发展成两派武斗。据不完全统计，6月4日至30日，武汉市在武斗中死108人，伤2774人。
这绝对不是太祖想要的局面。在中央看来，陈在中央一再要求制止武斗的情况下，“百万雄师”仍然继续发动武斗，甚至用卡车改装的装甲车撞倒湖北大学围墙，冲进校园，陈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开头太祖还不想动陈，到7.20事件，“百万雄师”联合现役部队直接冲击东湖宾馆，抓走王力带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这要不算“兵变”才怪。
但王关戚倒台和武汉7.20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王关戚倒台的主要原因是动了外交这块蛋糕。主要是王力7.20被解救后回到中央有点得意忘形，马不停蹄得去搞外交部，要夺权。最严重的是搞出一个“火烧英国代办处”。这就不得不被抓起来了。而关锋正好适逢其会，和王力决定发的《红旗》杂志两篇的文章，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个打击面太大，受到的反击也很大。最后就和王力一起被隔离审查了。
而戚本禹本来已经逃过这个关口。但是陈毅说“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王关戚三人当时算是中央里直接支持造反派的激进派。但搞到外交部不能正常运作，就触犯底线了，被拿下是很正常的。
王关戚三人中，王和关虽然被关押却从来没有被正式起诉和判刑。而年纪最小，资历最浅的戚本禹反而被有判处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而且周在达成两派停火后才走。
结果他走后，王力就跑去工总司那里支持他们继续造反。这是完全反对周总理牵线的和平协议么。所以百万雄狮的人才怒了，绑架了王力，要批判他。
毛是要求周达成革命群众和解的。毛也是要保陈再道的。但是王力阳奉阴违。
我引用的文章里毛周接见陈再道这段讲得很清楚。毛是不希望烧焦老干部的。
后来的外交事件也是一个因素。但是我认为王力在武汉的表现触怒了毛。毛是以一种不体面的形式离开武汉的。当然他是被林彪蒙蔽了。因为林彪说武汉兵变，不安全。毛相信林彪。事后毛又不能动林彪。但并没有按照”兵变“的标准处理百万雄狮和军队的支持者，这说明了他明白武汉事件是被夸大的。
然后和百万雄狮产生了冲突似乎行踪泄露了？
“文革”进入1967年后，在短短一两个月内，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直至基层干部普遍被批斗、打倒，武斗以至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全国性动乱急剧蔓延。这引起一直为动乱局面深深忧虑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严重关注。他们忍无可忍，与中央文革的尖锐冲突一触即发。1967年1月19日至2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讨论军队开展“四大”问题。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以“军队不能特殊”为由，继续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在会上，陈伯达、江青、叶群等人又节外生枝，对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进行突然攻击。对此，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3位军委副主席坚决反对。他们一致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一乱，将无法担负保卫国家、抵御外敌入侵的重任。在两种意见激烈争执当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拍案怒斥江青等人。
毛泽东在得知“大闹京西宾馆”的情况后，想去听听不同的意见。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们，见到毛泽东心情十分激动，纷纷向他汇报部队在“文革”中遇到的问题和造成的危害，诉说自己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批斗的情况。毛泽东插话说：“那还了得！到处抓人怎么行？……不能过头了，不能搞逼、供、信！”并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
不久，中央军委拟定了“八条命令”初稿。1月28日凌晨，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会上，文革小组成员不同意删除“要欢迎左派冲击（军事机关）”的内容。当天下午，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碰头会讨论情况。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周恩来同几位老帅一起研究审定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时，删去了第5条中的“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的内容。毛泽东审批时加写了一句话：“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并批示：“很好，照发。”当天，中央军委颁布了“八条命令”。
这年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出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通称“三老四帅”）、余秋里、谷牧等，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等。会议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始后，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以“三老四帅”等为一方，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为另一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
叶剑英指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陈伯达辩解说：“不要忘记，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原则，这些在马克思著作里都有详细论述。”
叶剑英不无讽刺地质问他：“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徐向前怒不可遏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指挥军队吗？”康生蛮横地指责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随后，聂荣臻怒斥陈伯达、康生等文革小组成员说：“你们不能为了要批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对他们的争论自始至终既没有制止，也没有发表意见，实际上是默许几位老帅“放炮”。只是在结束会议时，周恩来才寓意深长地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和有关“文革”的6个政策性规定文件。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按捺不住满腔怒火，对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乱党乱军、残酷迫害老干部等罪恶行径，进行义正词严的批判。
谭震林怒斥张春桥等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越说越气，怒从心底起，气愤地喊道：“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说完，站起来就要走。这时，周恩来大声叫他回来。陈毅劝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接着，陈毅回顾延安整风的情况，怒斥林彪、江青一伙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进行乱党乱军的行径。他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周恩来插话强调，延安整风还要肯定。
接着，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李先念针对谢富治的插话说：“你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会上，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除了3次简短插话外，既没有阻止那些奋起抗争的老同志言辞激愤的发言，也没有因此中断会议进行，他对“三老四帅”的抗争是同情和支持的。
谁也没有想到在碰头会上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帅”面临着灭顶之灾，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私自核对整理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并与江青密谋后，由江青安排他们向毛泽东告“三老四帅”的状，并把周恩来也置于被告人的地位。
2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一改平日谈笑风生的态度，面带怒容，语气严厉地指责“三老四帅”：“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看过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呢？”
是啊，为什么当初同意，现在又反对呢？老帅们哪里知道“文化大革命”是这么个搞法！无论他们怎样向毛泽东解释，正在火气头上的毛泽东还是不耐烦地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的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办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指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的话如此严厉，火气如此之大，这是周恩来没有想到的。他知道，如果这个时候与毛泽东硬顶，只会加重事态的严重性，必须保存实力，保护老同志们过关。周恩来清楚，办法只有一个：先把责任承担下来，“检讨”过关，再做打算。
周恩来巧妙地替老同志们说话：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做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毛泽东余怒未消，在他的提议下，会后召开了一系列的“政治生活批评会”，对“三老四帅”的批判不断升温。
周恩来怕“三老四帅”们出事，私下里向他们提出了3条建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三老四帅”们明白了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后，与周恩来一起做了做检查。
批判告一段落后，周恩来又考虑，必须让老同志们有个出头露面的机会。不久，迎来了1967年的“五一”节。每年在这样的重大节日里，中央有个惯例，在京的党政军领导人都要上天安门与民同乐。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否上天安门“亮相”，成为判定某人是否“有问题”的一个“标准”。
“五一”节是个机会。周恩来在提出上天安门的名单时，有意把参与“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列在其中。经毛泽东批准，被指责参与了“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都在劳动节那天登上了天安门。
然而，中央文革一伙仍不罢休，他们并没有放过对“二月逆流”的批判。为此，周恩来又利用一切场合和机会，一方面对老同志们的生活和处境极为关心，另一方面艰难地努力，为他们恢复名誉、出来工作扫除障碍。曾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生前接受笔者专访而回忆周恩来对老帅们的保护时说：“当年，总理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护好老帅们。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带着我们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安全警卫工作，一处一处地给我们做指示。”
1967年建军节前后，林彪、江青一伙又趁机冲击军队高级干部。徐向前元帅等人的行动都受到很大限制。“八一”招待会前夕，周恩来担心老帅们在出席招待会的路上出事，他指示北京卫戍区领导：徐向前等同志必须去参加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们路上不出事！之后又嘱托卫戍区：一定要保证徐帅等在回家的路上也不出事。
为保证老帅们的安全，周恩来想了很多细致的办法。据傅崇碧回忆，仅送徐帅回住处就颇费心机：“我们考虑，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卫，协同有关单位，用3辆警卫车跟着他，并兜了个大圈子，把徐向前同志安全地送回家……”
周恩来自己曾几次谈到过对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的保护，在他看来：对陈毅、谭震林“保”得“最多”，对聂帅则“保”得“最早”，对余秋里、谷牧等人也是“再三”地“保”……直到“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二月逆流”才终于得到平反。
看官方说法，打击老红卫兵还成了老干部的功劳！
从二月二十五日起至三月十八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批二月逆流的名义，批斗了叶剑英等老帅们。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周恩来牵头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出人意料的是，处理“二月逆流”是雷声大，雨点小，五一节时毛泽东让叶剑英、陈毅等“二月逆流”骨干登上了天安门，批“二月逆流”风叫停了。
许多后人过高评价二月抗争，回避毛泽东、林彪敲打中央文革的背景，是说不通的，实际上是老帅们判断毛泽东要纠左，主动配合过头罢了。
秋石客的分析，哈哈哈，配合？
这里还有个问题，徐向前和陈毅的互相拍桌子，网上都很少涉及。
1月19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碰头会，讨论要不要在军内开展“四大”运动等问题。会议中观点泾渭分明的两派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等老帅坚决反对“四大”进军队。江青、叶群和姚文元等人理屈词穷，顿时落了下风。
江青一伙人也是有备而来，此时连忙将萧华这块靶子抛了出来，攻击萧华破坏大革命运动。
叶群马上跟着表态说萧华一贯反对林副主席，要求他必须公开作检查。这样一来，其他的人立即随声附和，在发言中对萧华群起而攻之，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会议主持人徐向前元帅见这伙人来势汹汹，也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只得要求大家对会议内容严格保密，然后匆匆宣布散会。
萧华等人
不料，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几批造反派在当天晚上就冲进萧华家中抓人，准备第二天召开批斗大会。幸亏萧华有所警觉，他从后门跑了出去，连夜来到叶剑英在西山的往处躲避。
然而，事情不可能就此结束，第二天的会议刚刚开始，江青就大声地嚷起来：“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开小差了吗？”
此时，一宿没休息好的叶剑英心中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噌”的一下站了起来，义正词严地说道：“萧华昨天晚上到我那里去了，有什么窝藏之罪，由我来承担！”
叶剑英越说越气愤，大手往桌子上用力一拍，震得两个茶杯从会议桌上滚了下来，“咣当”一声摔得粉碎。徐向前元帅此时也站出来支持叶剑英，大声地呵斥道：“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叶剑英
与会人员没有料到平时比较温顺、和蔼的老帅竟然发了如此之大的脾气。江青一伙人的嚣张气焰顿时被他俩的雷霆之怒给镇住了，在随后的会议中，再也没有谁跳出来提打倒萧华的事情。
据事后医生检查，叶剑英的小指竟然被震得轻微骨裂，可见当时拍桌子的力度之大。这就是著名的老帅“大闹京西宾馆事件”事件。
会后，叶剑英联合几位老帅制定了军委八条命令，规定军内不得随意抄家、打人等等，毛主席在规定后面批示：很好！照发。然而，仅仅十余天之后，形势再次发生逆转。
2月11日，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上两种立场再次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