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香港发生颜色叛乱的根源与解决香港问题建议 -- hwd99

香港超过上海、广州的繁荣，建立在大陆被封锁、香港独占最重要交流渠道的基础上。改开之后，这个基础逐步消失，那香港就必然逐渐回到它正常的位置去。这是历史大潮的一部分，无可逆转。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民众的生活，必然会相对倒退。香港民众必然会有怨气。怎么让这个怨气别指向中央，就是一个问题。而“港人治港，一国两制”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有什么可洗的？有必要洗吗？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份，总归要回归一统的。

凭什么你香港不如意了就可以来大陆问中央政府要好处要补贴了还要看你香港的脸色？

秦始皇也搞了一国两制。在六国尽灭之后，居然还有一个卫国存在着，一直存在到始皇帝去世。最后被秦二世废为庶人。

HK人脑瓜子都给洗了一次又一次都装没看见的那帮人都无责呢，不知道这又算啥呢？

噢，大概也是颂圣派呢。毕竟屁股不一样圣就不一样呗。

你写的很好，我送花了，我想的跟你差不多。

但我要骂几句那帮反华占中的傻X，

简直废物点心，给他们机会他们不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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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他们不算“叛乱”（您太给他们脸了），理由如下：

1、他们可有明确的头领和公开负责的组织旗号？

（哪怕是成立“港人治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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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他们可有明确的纲领？

（不谈“光复大陆”，哪怕是“香港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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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他们可有成立军队消灭驻港解放军？

（哪怕是组织500人决死冲击？可笑号称几十万香港“叛军”，竟无500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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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们可有组织强力部门，并强制接收公检法等统治阶层的暴力机器？

（哪怕是学乌克兰，“缴了”金雕的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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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他们可有占领电台发布安民告示或表达“叛乱”主张？

（哪怕是宣布宵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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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他们可有攻下民政部门夺取行政权利？

（哪怕是建造投石机，不说港府，哪怕是攻占香港卫生局？我怀疑这帮废物即便手拿砖块燃烧瓶，也打不过拿针头的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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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是一小撮拿外国人的钱办恶心中国人事的汉奸，在那里打着民主法治的旗号打砸抢。

我看不起这帮人。

打着好大的旗号，干着让别人先上的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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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乱秩序破坏民生教唆施暴，是无义；

中伤中央否定中华破坏一统，是无耻；

肆意妄为不走程序枉顾司法，是无礼；

里通外国收受黑钱利诱港民，是无廉；

这就是一帮毫无礼义廉耻，只敢欺压良善却又无胆进攻驻港部队，或是攻占哪怕香港某个派出所的小人，在外国资金支持下拉拢的一帮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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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们是“暴民”，这个“暴”都算给他们脸上贴金了。

文不能光复小区诊所，武不能解放社区派出所，

他们算哪门子的“叛”？

他们连写字楼保安都打不过！

无胆书生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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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借用评价老袁的一句话（这是袁绍被黑的最惨的一次）：

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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呸，废物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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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教父之过，香港这事儿，我觉得还是中央长期不作为的结果。

就像那时的跪台办，统统枪毙算了。

并不弱于反对。董建华是有气魄有担当的，是想强渡关山，奈何彼时的中央怯懦，不予支持，一味和稀泥，于是大乱留给后人。

矮派的风格一贯如此，驴粪蛋，表面光，功劳抢完，该解决的难题全抛给后人。

就这么简单

我是顺民，大大的顺民。

铜锣湾书店当时说是失踪了5个人。但这五个人没有一个是跨境抓过去的，至少没有证据表明是内地公安跨境抓捕。

五个人中店长叫林荣基，这人在深圳养了个小三胡某，也不是白养，林每次带书从香港进入深圳，会给胡名单，让胡按照名单发货。林荣基这次是在15年10月24日带禁书入关时被抓。从外面带大量书籍到内地销售，肯定时违法的，何况还是禁书。

另外一个伙计张志平和书店股东之一吕波，也是携书入关时被抓。

还有个桂民海是书店三股东之一，曾经在内地交通事故撞死一个女大学生，逃跑出境，结果连父亲去世也不敢回国，他自己说心生愧疚，从泰国回到中国自首。

最后一人李波也是书店三股东之一，2015年12月30日在香港失踪，后来在内地发表声明，是自愿到内地协助调查书店一案。没有入境记录，记得他说是找朋友偷渡过去的（这个是当时印象，没搜到原话），至于为什么要偷渡方式就不得而知，他自己也没解释清楚。但他本人在返回香港后，也几次发表过声明依然坚持是自愿去内地协助调查的。

林荣基返港后，说李波是被公安绑架去的，李波也写公开信反驳了。

当然，你们也和那些港灿一样炒作造势，相信5人都是公安越境执法绑架过去的，也随便。但不知能不能拿出证据。

李波亲笔反驳材料全文：

“今天晚上看到了林荣基的记者会，就其中部分内容作出以下声明：

1、林说我用铜锣湾书店的电脑打印了一份顾客名单给内地公安机关，完全是谎言。我从来没有使用过书店的电脑，更没有打印过任何名单交给公安。

2、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被人非自愿带回内地，我是自愿返回内地的。

3、我在这段期间一直配合宁波市公安机关办案，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中央专案组’。”

有克去港大演讲的安保规格布置、铜锣湾书店，还有前不久的八旗文化传媒（也和香港局势有关）以及最近的香港公共图书馆“集体消除六4记忆”。

还有2017年的19大以后，明镜系就开始以低级黑高级红的方式来说习核心的好话（就像袁立黑李红的那种方式）；在2019年之后又明里暗里地在出版物里一改之前的态度转而赞颂江长者，这几年何频、高伐林也没有前些年“敢说”了；去年20大以后也不像以前有“爆新料”的惯例了。

这些事件不能孤立来看，它们都不是巧合，把它们连起来看才能看出明白，也才知道下一件会是什么事。

，试图建立殖民地化的资本主义，进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宣传

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２－２３日，邓小平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时说，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５０年不变。1984年 12月 19日，当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时候，中国政府在这份历史性文件中声明，“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和本联合声明附件一对上述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五十年内不变”。

香港回归后，除干预行政长官任命外，基本制度和主要管理人员基本没有变，都是英国统治时期所留下的。过去英国在香港，是将香港当成殖民地进行统治的，香港和澳门曾被联合国当作殖民地看待，列入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名单。中国加入联合国后，很快就联合第三世界各国，于1972年12月通过第27届联合国大会决议，批准了在中国建议基础上形成的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了香港和澳门,这样就让国际社会确认了中国对港澳地区的主权,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怀抱打下了第一块基石。1972年12月14日，英国还不死心，致函给联合国秘书长，说名单修改的决议不影响香港的殖民地法律地位，但没人搭理它。将香港和澳门从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名单删除，为后来中英交涉解决香港回归问题，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依据和法理依据，英国再想干预回归后的香港内政，就没有理由了。

然而，回归后的现实告诉我们，毛泽东时代的努力成果基本化为乌有，香港仍然一直掌握在英美代理人手里，他们名义上是香港人，可早已加入英美和西方国籍，早已成为英国人美国人和西方人，往往迷信英美精英的荒诞说辞，按照英美精英的建议执政，从而为英美利益服务。回归后，由于中央政府的背书，等于中央政府承认他们作为国家代理人来治理香港，比英国直接统治时期遇到的殖民地化努力，所遭遇的阻力要小得多。过去英国直接统治时期，香港民众经常爆发抗英斗争。例如，1967年5月，香港民众效仿大陆红卫兵做法，手持《毛主席语录》，高举毛主席画像，发起了一场持续达5个多月之久的“反英抗暴运动”，发出了“英国滚出香港”的呐喊。成为香港近代以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也使港英当局遭到自统治香港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迫使香港当局不得不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和对华人的歧视制度，大力治理香港官员的腐败，改善华人待遇。由于那时英国只能通过收买，培养少数华人精英，使他们信奉英美文化和价值观，来影响香港人，效果很差。

香港回归后，这些被英美洗脑的华人精英掌控香港，加上中央政府背书，推动香港主流媒体和教育系统为香港文化殖民地化服务，就迅速培养了大批崇拜英美的学生，使得如今一半以上香港华人，主要是年轻人，选择当没有居住权的等外英国人，而不愿当中国人。这并非一年两年，而是持续了整整22年。难道是中央负责港澳的官员尸位素餐。其实国内学者早已对此做了很多介绍，5年前发生的占中事件，早已让香港殖民地化的现状暴露于世了，问题是，精英们一直就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让殖民地化越演越烈，到如今造事者公开要求独立。其根子在国内。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遭受美国持续30年的军事侵略威胁和经济封锁，国内曾广泛而深入地揭露和批判了美国的文化侵略，但中美建交后，美国的意识形态迅速走上中国主流媒体，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达到巅峰，例如央视播放的电视记录片《河殇》，就极力批判中国文化，推崇西方文化。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赵紫阳就聚集了一大批知识精英作为智囊，鼓吹应补上资本主义一课的补课论[1]，赵紫阳因推动动乱而下台，但他建立的精英智囊团却继续留在体制内发酵。美国推销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政策，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实施后，导致了灾难性后果[2]，变得声名狼藉[3]。1998 年 4 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以“圣地亚哥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的主张[4]。告别“华盛顿共识”，已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共识[5]。精英们却将中国以华盛顿共识为目标的改革美化成北京共识[6]，继续推动这样的改革。也可以说，精英们替华盛顿共识改革目标辩解，认为目标是正确的，只是实现方式有问题。按照前财政部长楼继伟的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主要归功于按照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原则，市场化、私有化与自由化[7]，要求继续这样改革。所谓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目标完全一致[6]，主要差别在于实施的方法和途径，华盛顿共识要求使用休克疗法[8]，一夜之间实现目标；而所谓的北京共识则要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防止出现崩溃性的灾难后果。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质上与美国培养经济金融人才的教科书在很多方面是相反的[9]，是美国的意识形态教科书[10, 11]，却成为中国大学的主流教科书[12]，主导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13]，从而向中国的大学生灌输美国的意识形态，培养了大批信奉西方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崇美精英支持下，占据了我国主流媒体。我国知识界甚至在八十年代开始，就按照美方要求，修订辞典字典辞海[14]和百科全书等主流意识形态工具书[15]。

近年来，环球时报主编每年都要亲自撰文[16]，名义上是批判主张西方殖民中国三百年的刘晓波[17]，实则是提醒国人，刘名利双收，从而推动人们向刘看齐，是在传播和推销西方的殖民化理论和主张。本来批评美国推行的殖民化，应该宣传被美国殖民化地区原居民的悲惨经历，诸如美国印第安人，夏威夷原住民濒临灭绝的历史，而不是宣传主张殖民地化的人如何被美国人表彰和名利双收。胡主编的意图也就不言自明了。

2019年5月中美贸易战破裂，《人民日报》发表了以“钟声”为笔名，所写的一系列针对美国发起贸易战的文章[18]，虽然他在文章中认为中美贸易战的责任属于美方，但是“钟声”所推崇的完全是“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等亚当·斯密理论。也许“钟声”会说：“我这是在以美国之矛、陷美国之盾，揭露美国的自相矛盾”。但是，“钟声”如果真正是这样的话，就应该进一步阐明，美国那一套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说辞，从来是骗人的。不过，“钟声”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反复埋怨和规劝美国，希望它遵守本该遵守之规。从其文章可明显看出，“钟声”自己是绝对信奉这些规则和理论的，也希望他的读者信奉这些规则和理论。实际上，都是在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

美国精英建立的国家开始是奴隶制国家；美国精英最初制定的宪法是一个维护美国奴隶制的宪法；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本是美国屈指可数的大奴隶主，直到其死时，都没有释放过一个奴隶，美国林肯之前的十五任总统大都是奴隶主，这都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然而，美国精英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却让中国少数精英笃信华盛顿是一个维护民主的明星，美国一建国就是一个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有多篇文章宣传华盛顿。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五年级语文下册课本收录虚构的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表扬华盛顿诚实的品质；高中历史教科书则宣传华盛顿拒当国王，体现华盛顿的民主精神，将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复制到中国的中小学教科书上，在中国推行美国的意识形态教育。

曾经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的蒋荫恩教授，曾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个燕京人的自白》一文，认为在司徒雷登治下的燕京大学：“不止于宣扬美国物质文明，贩卖美国生活方式，还有更甚于此的，那就是造成青年学生的自卑心理，看不起自己的国家，觉得自己的国家什么都不行，因此也就渐渐地失去热爱自己祖国的心情”。崇拜美国，鄙视中国——这就是燕京大学的“殖民教育”所达到的主要效果，也是司徒雷登在华近50年“教育活动”的主要效果，更不用说后来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执行美国政府分裂中国的使命，被中国人民赶出了中国。然而，在后毛泽东时代，又被崇美精英们重新迎回了中国。如今的香港就是这种殖民文化侵略的结果，大部分香港人选择当英国没有居住权的低等公民，领英国护照，而不愿做香港的中国人。最近一些香港废青们甚至为了反对大陆，居然上街游行支持美国“极右翼白人种族主义者”[19]。

我国中小学教材则普遍将优良品质与西方人关联起来，而中国人则与恶劣品质关联起来[20]，成为鄙视祖国文化，宣扬美国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之一，已经洗脑了数十届毕业生，使大陆与香港的差别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同样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近代以来中国在军事上的失败和政治上的妥协，让英美在文化上侵略中国，培养了很多崇美精英，他们十分向往英美所宣传的从来就不存在的“民主自由”，向往中国人备受歧视的英美文化，大力美化英美从来就不存在的那些良好文化和制度，另一方面则是大力批判本国文化和制度，很多情况下，都是污蔑丑化本国历史和文化，为中国播下了动乱的种子。

从现实来看，经过九十年代末的企业大倒闭，工人大下岗，绝大部分公有制企业都被私有化，曾经占据我国企业近一半的集体企业已经荡然无存，而国有的中小型企业同样被私有化，全国仅剩极少数国有大型企业。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到2009年，国企雇佣的劳动力近占我国劳动力3%，加上政府和事业单位雇佣5%劳动力，92%劳动力都在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业。对比美国，仅美国政府部门就雇佣了20%劳动力。我国私有化程度早已超过美国，超额完成私有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了。这是精英们已经实现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最重要证据之一。为此进行意识形态接轨，也就成为必然。

现在虽然名义上还戴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帽子，但其实质内容，早已被崇美派改造。1987年初，郑必坚作为赵紫阳指定的起草十三大报告三个负责人之一，在报告中塞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赵紫阳后来承认，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补课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生产力低下，资本主义不发达。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早产儿。因此按照他们所篡改的马克思主义，要先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郑必坚和赵紫阳们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其本质含义是说，在当前中国必须先发展资本主义，批评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我国到文革时期，才真正排除了干扰，全面建立和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经济发展模式，也是我国人均寿命增长最快的时期。当时我国90%以上人口在农村，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发展经济，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和养老教育制度，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底层老百姓的福利水平和生存条件。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1965年韩国人均预期寿命比中国领先7.7岁，到文革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均寿命已经超过韩国。然而，到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的2014年，此时，韩国又反过来领先中国6.4岁了。由于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与我国统计局调查得到的数据是有差别的，其中文革时代世界银行数据偏低，而改开时代则偏高。如果采纳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我国人均寿命数据，则文革结束时我国人均寿命比南韩高4.6岁，而到2014年则比南韩低6.6岁。也就是说，文革期间，我们人均寿命比南韩多增长了14.3岁，而改开35年，则比南韩少增长了11.2岁，两个时代的发展对人均寿命的作用，形成了完全相反的对比。两个时代的发展状况，从人均寿命来分析最能说明问题，人均寿命代表了一个社会的综合生活质量和发展水平。

然而，崇美精英们却颠倒黑白。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声称“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而主流媒体则以十年浩劫来形容文革。例如，1980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记者刘宾雁文章，《痛定思痛 不忘历史教训 辽宁省编写史料总结十年浩劫》，报道辽宁省出版《十年浩劫》一书，把14年前开始的那场历史悲剧栩栩如生地重新展现出来[21]。1981年6月7日人民日报第1版则发表记者报道《清除十年浩劫遗留下来的歪风邪气》[22]。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超星图书中，就有480种图书称文革为十年浩劫；超星期刊上则有3000多篇文章。报纸上的文章则不计其数了。

这实际上都是不顾历史事实，站在西方意识形态立场上，完全否定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文革期间确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和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则灌输生产力发展论和补课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名义，宣传推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配合私有化改革，搞资本主义复辟。

按照马克思主义，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应该搞社会主义，不能从书本出发、教条出发，不能从想象出发去划定一个标准，认为生产力过了这个标准才能搞社会主义，而应该从实际出发。比如建国后，毛泽东也曾设想多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但是经过实践发现，依靠旧社会留下的那些资本家搞高新技术、搞大工业、搞经济建设其实效果很差，反而存在对工人的剥削。相反，依靠共产党干部和工人阶级发展生产，搞公有制为基础的大工业和高新技术，速度很快效果很好。因此，毛泽东就加快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步伐。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崇美派通过阉割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论述的基本内容，只强调生产力，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为生产力决定论，从而提出补课论，为资本主义复辟奠定理论基础。这是美国对华文化战中起到最大杀伤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另一方面，则通过造谣中伤等手段，对毛泽东妖魔化，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坚决否定新中国最成功的文革时期的社会主义模式。

长期作为高层智囊的郑必坚经常公开在主要媒体上发表文章，声称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原来只是发展生产力。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已变成了不讲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只讲发展生产力了。例如，2008年8月郑必坚在求是上发表《改革30年根本经验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一文，其中心观点，文章总结说，“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把实践这个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决、彻底、鲜明地集中到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要求上来，集中到生产力标准上来”。2011年06月20日郑必坚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重复这一观点。

改革之初，邓小平提出白猫黑猫论，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论，公开声称，不知道如何搞社会主义，要摸着石头过河，另一方面则将生产力发展看成上社会主义发展的主义目标，早已确立了改革目标，要在中国复辟美国推销的资本主义，实际是殖民地化的资本主义。而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实际探索的是如何防止人民的反抗，以便实现他们心目中的资本主义。赵紫阳作为实施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甚至为加快复辟进程，还要夺取他们手中的权力，又引起国内的动乱，就只好下台了，但赵组织的崇美知识分子，包括郑必坚在内，却仍然是崇美派进行复辟改革的智囊团，继续为崇美派主导意识形态宣传和复辟服务。

就实际来看，崇美派没有学习美国式、德国式、日本式的资本主义，他们没有将中国搞成强大的自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引入美国和西方推销的殖民主义，把中国搞成了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的殖民地和附庸性质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私有化的自由资本主义，本是美国和西方推销的殖民主义理论，然而，中国的崇美派却引入这种殖民地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将大部分社会资产都私有化，实际是让美国和西方印钞“购买”，大都交给美国和西方控制，私有化比例远超美国；把一切社会福利都市场化掉了，比美国的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就连美国社会都对资本家有一定规模的税收来搞社会福利。

在主流媒体上，崇美派宣传与国际接轨，在意识形态方面，实际就是以西方意识形态为中国的意识形态，进入21世纪后，我国主流媒体完全成了西方意识形态传声筒，却用西方话语权来做掩护这个事实。此次香港废青搞乱香港的行动，类似于美国和西方在阿拉伯、东欧中东等地形成的动乱，其主要行动是宣传西方的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蛊惑人心，以便推翻本国政府，从而作为美国和西方代理人，建立以西方殖民地文化为主导的政权，让西方殖民化思潮又重新占领本国意识形态，这与过去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发起革命，推翻殖民者，建立独立国家，是完全相反的过程。然而，作为西方的传声筒，国内的崇美派将这样的反革命行动，用西方编造的“颜色革命”来称呼，将其与革命等量齐观，完全混淆了这两类完全相反性质的政治运动，其主要目的是减小阻力，提升这些活动的形象，以便更好地在国内推销这种活动，也是传播和推行美国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历史上美国的建国者为了维护奴隶制度，叛出母国，建立奴隶制国家，美国精英们将其美化为美国革命，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23]。崇美精英们却按照美国精英所用的“美国革命”一词，美化美国精英，其目的是提升美国精英形象，为他们对美妥协退让服务，也是同时宣传美国的意识形态，为复辟美国所推销的殖民主义服务。本文称呼这类政治活动为颜色叛乱，就是指这类政治活动，是一场改变国家颜色，复辟殖民主义的政治叛乱，根本不是什么革命，绝不能用革命一词来称呼。

他们还肆意污蔑中国的社会主义成分，例如，我国公有制铁路是世界上效率最高，安全性最好的交通系统[24]，却被主流媒体，大肆污蔑为最不安全的交通系统，甚至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中暗示我国铁路系统弱智[25]；相反，我国私有化的公路交通系统，几十年来，按照国家公布的统计资料，每天发生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都超过百人，最高时，超过200人，相当于我国铁路事故十几年死亡人数，却从不在主流媒体上报道。虽然我国的生产能力增长很快，早已占据世界一半以上，远超西方，但主要为西方服务，相反，在生产能力如此空前发展情况下，却反而取消基本福利制度，让中国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老百姓老无所养。精英们大力宣传生产能力的发展，为推销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张目，隐瞒这种发展，实际是为西方服务的殖民主义生产能力，是让中国人民当牛做马为西方服务的生产能力。其目的是让西方意识形态统治人们思想，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崇美精英们以为按照美国和西方要求，就可以通过改革，将中国变成西方推销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是西方推销的殖民地资本主义社会，就可以赢得西方认可，从而可以在西方支持下，和西方一道奴役中国老百姓了。虽然西方精英们公开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要求中国推翻社会主义，实行西方推销的资本主义，但是，在崇美精英们在美国精英指导下，开始实施复辟行动以后，西方早已在冷战结束前后，准备好了另一个遏制理论，就是文明冲突论[26]，宣传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明，必然和西方发生冲突，从而早已准备好灭亡中国的理论。美国和西方长期以来一直进行这种舆论宣传，也早已做好了舆论准备。特朗普上台后，加紧了灭亡中国的行动，虽然美国内部矛盾重重，然而，在对付中国问题上，却罕见地一致，在美国的参众两院，针对中国的议案都高比例通过，反对者很少。

回顾历史，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讲话中说，“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总结邓小平的说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50年不变，50年后更没有必要变”。一个国家不可能一直保持两种制度和文化，要么分裂，要么统一，必然据其一。历史上，美国曾经实行一国两制，最后发生南北战争，南方青壮年男性死伤殆尽[27]，不得不投降，变成了一国一制。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在西藏地区保留过去的奴隶制度，也很快因奴隶们向往内地制度，致使上层发动叛乱而被平定，成为一国一制。从精英们的施政措施来看，是要向香港看齐，在中国复制香港的殖民地制度和文化，难怪邓公开声称，50年后更没有必要变，显然是要让大陆复制香港，变得和香港一样，成为殖民地资本主义社会，从而不需要变了。

崇美精英们将香港交给被英美洗脑的香港香蕉华人管理，继续执行殖民地制度和文化，指望香港成为大陆今后改革的样板，从而可以在中国复制英美的殖民地制度和社会，从而可以成为另一个美国了。他们看不到，美国实际是殖民者的美国，不是被殖民的土著的美国。美国和西方推行的殖民地文化，是有利于殖民者，而不是有利于当地土著的。美国的土著都早已被美国殖民者亡国灭种了。难道他们也希望成为被亡国灭种的印第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