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也是很费脑筋的问题吧。

在这时，军事能力突出，政治情商高的确实有一定优势，应该承认，优秀的是中华民族的高级人才。

只是对于一些个体，他的历史方向在哪里呢？头疼。

回乡头几天忙着和老友叙旧聊天，这几天又忙收拾房屋串门拜年，累到骨头都快散架了，于是又第四次打破flag来河里冲浪放松，就随便写点了，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了，就当我是过年的东拉西扯吧。😂

1.

关于是否推崇市场和支持民营经济这点，我个人认为他是不反对的但对国企的把控力度是远超前任的，至于所谓的“反市场经济”、“反民营企业”和“计划经济思维模式”、“要重回计划经济”这种说法今年回家我都听到两个小年轻人在说，原因就是“我感觉，你看现在不少公司都倒闭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我认为可能是因为在公司制改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国有企业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强化党建工作、推广完善董事会制度和深入推进市场化用工机制等”。所谓“市场化用工机制”，我浏览了一下各地政府网站上具体解释无非是公开透明招聘，但在新闻报道上又强调混改企业的"市场化用工"打破了国有企业的限制，言外之意想必是打破现代国企较好的福利体系，放宽进出体制，但在国企广泛使用劳务派遣制的今天，恐怕意义不大。

可见在三年疫情这样的统治危机期间，国企仍然是权贵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集团维持统治的基本力量。

总的来说，“九二南巡”之后到江胡时代的国企改革是不断引入西方的企业制度以达成官僚资本主义集团完全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在实现了一长制专权的基础上用钝刀子割肉的手段逐渐将市场因素嫁接直至最后达成市场"自由竞争","按市场规律经营"的效果。之后在习手中是有意的做大做强部分国有企业，实质上培植出了一批有竞争力的托拉斯组织参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并通过“党组织”对国企实施隐性控制以让其完全掌握在权贵资本主义集团的手中，所以比较起来容易给一些人上面那种“感觉”。但他们不明白的是当今的国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已经离社会主义时期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相差甚远，已经蜕变成了按资本主义市场规律运行的，受权贵资产阶级集团资本控制和部分行政控制的一批垄断资本主义企业。

2.

这个说法好像还有一个版本是吴克问“怎么上”蔡太师问的才是“上多高”😂。

大过年的开个玩笑，哈哈。

3.

刚巧，我最近就在重读“罗思鼎”写作组成员之一的朱永嘉先生的《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给了我一些启发。它以明朝的政治制度为中心，流是讲传统上的因缘关系，源是讲当时实际生活的矛盾和斗争。

如果说中国古代国家管理的中心是皇权问题，那么它就是宗法式的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标志，包括了内宫、外朝、军兵、司法等各方面，从决策到行政，以及中央和地方等层面的相互关系。

您提到“内朝的外朝化”，反过来理解也是“外朝的内朝化”。前几天一个老同学说“习是在把他的用人行政方式形成制度化”，我说你想多了，制度的形成和定格，不是靠哪一个顶层设计者的良好愿望就能实现的。制度的发生、形成和确立都需要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百代都行秦政法”，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形并确定下来的。从根本上讲，制度是人类长期活动过程的产物，是人类社会自身演化而成的，不是靠某个“明君”搞顶层设计而成形并流传不绝。这个老同学就说“再好的制度也是需要人来执行落实的，你经常说要反腐制度化、去腐败土壤化也是一个道理”，当时我没接话，老同学就给我推荐这本书让我重读。

朱元璋设计的接班体系是经过了他深思熟虑的，但二世告终，再后面明朝也难出名臣，内宫和外朝也失去了互相平衡，所以接班体系到后面就是崩溃，万历以后卫所制度也是名存实亡。

朱永嘉先生后面总结说“良好而严密的制度设计和贯彻执行，必须以良好的社会风尚、淳朴的人际关系、高尚的道德修养做基础，没有这些条件，任何制度的设置很难真正落到实处”，但回到朱元璋的制度设计上，他的问题并不在于只做了制度设计或者制度设计有多空想，而是在于他忽略了人本身的能力有大小，他从自身出发，按照自己的标准定制了一套制度，但却忽视了“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子孙后代自然比不上他，甚至会出现废物的情况。

所以，除了“好的制度必须与实践结合”这点之外，更应该注意的是，从制度设计的起点出发，应该将人视为普通人，可能犯错的人，在制度设计上要防止他们犯错，减小犯错之后的损失。培养、选拔、使用人才自然是不错的，但不能把制度执行完全寄托在几个有高道德有执行力的人身上，要预料到，如果有人不遵从制度，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制约他们、制衡他们，使得制度不出现大偏差、大失误。因为制度的变革，实际上是利益的再分配，要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相当困难，所以必须在可以实行的时候从起点出发真正的形成制度化。如果习真有此种想法应该在此上着手，“反腐制度化”也是同理。

大家好，我是花见花开、人见人爱的可爱华华！❤️❤️❤️

祝桃花兄新年快乐、越来越帅！

祝河友们新春快乐，阖家安康！🌹🌹🌹

以布衣起家，靠帅轻取十万亲信。

天天研究这些封建式的人事关系，琢磨这些封建式的派系，把人的聪明才智用在这些没用的东西上。你说你琢磨的这些东西，能让中国现代化吗？能让中国富强民主文明吗？我真瞧不起你，方平！包括葡萄！鄙视你们！

只要还存在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值得研究的，你做科研也要人和人来配合的吧？封建历史上的人和现在的人也是有很大共同点的，以史为鉴何错之有？

西西河不是说不可以谈这些封建式的人事关系，但西西河的主流价值观不应该是这种封建价值观。我就说一句，如果方平家老爷子看到方平在西西河谈这些乱七八糟的，你说他老爷子作为老革命，会赞同还是反对？

要在西西河塑造一种谈人事关系低人一等，谈理想正义高人一等的风气。

张学良的组织工作也是靠个人感觉这一套。没什么牛鼻的，历史上比比皆是。

把那些当官的当成普通人，他们就是普通人。

治国倚道不倚智勇。管理者打造或者建立智勇形象，不甚高明

也不是宗教之别，更不是什么文明冲突。

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肯定也必须是自主发展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俄罗斯在某个时刻也必然会寻求自己的独立性，出手拉西方一把，某种程度上跳船。但这个跳船的时机，应该在俄罗斯确信自己的相对实力可以重建第三罗马之后。

“路线斗争迟早波及经济层面”的结果似乎越来越明显了，就是剥离昂撒资本对中国的影响，或是从中国获利的能力。

生产在外，市场在内的，这些是早早就被制裁了。比如芯片、微电子。我们随之有了替代。从结果上看，我们好像是主动配合了对方的制裁。

生产在内，市场在外的，这些日子原来约不好过了。比如特斯拉，比如药明康德，纯进口汽车。各自都在想着各自的办法，要么本土化，要么撤退，要么转型。

生产在内，市场在内的，这些是目前外资里面过的最好的。

不知道这些外资撤出的领域，是不是就埋藏了“人和人大节点的三岔路”。

河里的讨论肯定比我过年饭桌上听到的水平高多了，再继续抛点砖。

给一些人那种“感觉”，一方面是受通常流行的“国家-市场”关系认知的影响：国家（党）权力强大必然侵占自由市场的空间。一尊给人的印象就是管得多管得宽嘛，既然什么都要被管，市场主体还怎么自由行动（这里的自由指少受或不受限制）。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对立面有意塑造这样的形象，去年有段时间就炒作供销社还是什么重设要搞计划经济，虽然是无稽之谈但谁让中国没脑子的人多，经常设置这种议题传播了那种感觉。另外民营经济有不同的类型，有劳动力密集的有科技制造的也有改开后与华华憎恶的权贵们沆瀣一气窃取国家集体资源的，要真正讨论国家与市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还是要具体地看不同时期、地域、领域的变化。还有就是既然热爱追求自由市场，那就得接受有企业倒闭，一见到倒闭就觉得是国家有责任，不得不说巨婴和大爹是优秀的匹配机制。

一尊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是很推荐他2001年发表的《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虽然华华可能早就看过了。个人觉得这篇没有得到政治经济学应有的重视，和这群虫豸一起怎么能搞好颂圣呢。

人的活动和制度形成用社科里常说的是能动主体与结构的关系，总的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制度不是先天必然那样，也不是一成不变，人的认识活动也是制度形成的重要因素。

话是这样说，不过从事政治的人想推动制度改革必然是真诚相信良好的愿望，从实现目的的角度出发来行动的，如果一开始就担心无法实现，那往往是缺乏一尊所说的“政治担当”。哪怕后果超出人力所预料，这也是他们必须承担的，谁让他们获得其他人没有的权力机会呢。

担当同时需要对手段理性的思考。这段更符合文革的状况，朱永嘉先生整个人生深度参与卷入其中，想必体会更深。

从历史经验看，合适的接班者从来不是能培养起来的，是选出来的，让合适的人到合适的位置大多时候都是偶然。不管制度与人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能不断产生有坚定信念和智慧勇气的人，无论职位高低，民族即使在困难的时候也总是有希望的。在关键的龙年，贴一段李部长《重温初衷》里的话与大家共勉。

底层意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些是最根本的。

所以中国人无法独立演化出现代科技，而西方人无法维持现代科技。

如果没有中国，西方很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后完全崩溃回退到前现代，且不能重启，就像罗马那样。

先从516通知开始。然后再审视洒落的话。

我说一件往事，看到有人提及我当年在茶馆讲房价的事情。那时候我在别人帖子下面回复这样一句话：核心房价翻倍，那时候有个看不惯的把我这句话摘出来。立帖为证，后来也没兑现承诺就无声无息消失。

我这人喜欢用案例讲问题分析问题以及研究问题。上面的 例子，你看我帖子里提到过的人。他们在中国有关房地产债券第一个刚性兑付违约中诚信托违约在即。那时候他出差在上海，聊天的时候 就两句话触及，中诚信托不违约（那一年。房地产必救-----那时候通缩已经持续了30个月。在中诚信托刚性兑付爆发前，昆仑银行的票据四大行已经拒收了你可以理解为昆仑银行技术性破产。记得那时候，政策是准备四大行倒闭一家来打断房地产循环的，其他处置措施初稿出来的时候，我和当年的小伙子激烈反对的。）那之后，以我那时候有限的金融知识，查看历年有关资料。判断先股市后楼市。用杠杆回复流动性是最可能的选择。那也是很多人能做出的判断。我提过，所谓分析，就是证据链前面 至少 70%的人得出一致性指向的东西。不能神秘话。

话说到这里才能进入你的主题。其实，在2008年之前，至少我这里从博鳌论坛前身，华人青年学者论坛中得知他们的共识。就是最迟，在 2006或者2007，我们在欧美秩序下能通过贸易等和平手段获得分配石油等大宗物资的份额到头了。这里涉及个密室交易就是，华为拿到思科核心资料后，自主限制不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但是 08危机，我们打破了这些霸权的舒服。我们看到了，我们企业家更多的进入欧美市场，也吃到了更多的 资源份额。同步，我们知道这狂欢终究 会结束，于是海陆空下饺子的大跃进就是一种必须或者必然。

美国在在2012年后，基于08危机的稳定，启动亚太再平衡。这时候他们基准，就是撤离中国同步启动TPP和TIPP协定把中国踢出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循环。那时候我们的学界是悲观乃至绝望的。也在这时候，巴菲特与李嘉诚一年左右就在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抛售5000亿美元资产。这部分资产，你可以看做中美贸易的压舱石和中美关系的抵押物。这就引导出了，2012年前后长达34个月的货币通缩。这也是我上面说的案例的时代背景。那时候，也是党内主张自主可控的派系主动尝试与美国脱钩的努力。这也是我在前面帖子里说的案例背景。很显然从地产循环角度，那次脱钩是失败了。

回到现在，看明白那时候的事情。在看看15年后的房地产股市正循环满足我们经济转型期从完成重化工业到西能源乃至芯片突破融资需求。截止2022年，中国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在经济占比是 40%。金融19%，地产17%。其实从房地产代表撤离两会代表名单开始。有一定敏感度的人都会明白，围绕房地产的主赛道时代结束了。2019年有朋友要我写的三个题目，通缩，魏玛和发达国家去工业化进程。其实我写魏玛西西河里有不少人误解，实际本质对方一开始就说明白了。魏玛共和国是一个当代意义的共和国。因为他第一个创设了人民主权的概念。这个在西方最后在普选制上开花结果，在中国就是人民民主共和的落地生根。时代走到今天，中美都遇到同样的问题：中美都空有庞大的财源，却征不到税。不是征税不足够，是在国家最大财源上征不到税。为这个，我啃完了中国历代财政，后面就是列强们了。至于人事，财政人事自古都是有机整体的互为表里。而我啃的结果之一，如果不想爆发的革命。中央政府回收地权是不可避免的方向之一。现在的中央政府收不回来，从历史上看最终改朝换代也会收回来。所以，疫情爆发前他身边的人和我说一句我那时候不理解的话，他始终最担心的就是亡国。这也是方兄提醒我的本意。我也明白回复方兄说我给记忆留下的爪子，私下的说法是，给后面有关文字的完全体宣示自己版权。

好回到你说的细节，到现在战略机遇期结束。你看到的和我阐述的都在表明一个我们的核心策略，通过发展获得对美国的综合优势。而美国则想通过尽快摊牌的方式获得自己的最大优势。你看到的主动我眼里就是拖时间。或者说美国越是宣示霸道，我们就越是示之以和平。中美之争就是争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支持之争。以此为目标，不管是战略机遇期结束，还是地产周期终结，我们要走什么样的路，是我们余生都要面对的问题。我说的三岔路，无非就是大方向大家没分歧下的，路线分歧，路线下的路径优先序列分歧，乃至 路径下的时间选择分歧。所以我之前说，我不干预每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选择了对立面，干就是了。同样，如果中国最终选择统一战争作为未来的分水岭。那么围绕主席的兵民是革命的根本，地权回归国家，回归中央不可避免。由此而推，市场竞争发展阶段国家下放的各种经济要素配置权回归国家和中央不可避免。到战时，这一点中外哪怕是美国也不可能免俗。所以现在，在我之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念叨我当年的口头禅：虚伪的和平，多一天也是好的。对于苦恼所谓乱世个人选择的中国人，我只能说，大家不是生活的一个和平的时代，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并愿意为和平与发展付出尽可能努力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