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Pieter M. Judson：哈布斯堡王朝做对了什么？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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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前，《纽约时报》刊登了两位年轻历史学家撰写的一篇社论，标题是《奥匈帝国做对了什么》，总结了我们这些历史学家过去20年为奥匈帝国辩护的修正主义观点。然而有趣的是，《纽约时报》居然会刊登一篇有关哈布斯堡君主政权的社论。就在最近的过去，《经济学人》、《法兰克福汇报》或者《华尔街日报》的版面上，奥匈帝国都在频繁亮相，成为了不少文章的题材。这些文章都在询问：奥匈帝国是否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有关当前欧盟危机的宝贵教训？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这个恰好在一百年之前——确切地说是一百年零两周之前——的圣日耳曼昂莱遭到抹杀、从此不复存在于欧洲地图上的帝国？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身为历史学家的我特别意识到，尽管民族国家模式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欧洲内外的各种社会当中反复失败，但是这一模式至今仍然是我们唯一可行的选择，正如南斯拉夫遭受的破坏以及其长期后果所证明的那样。另一方面，欧洲统一的项目在某种程度上源于人们认识到了民族国家模式的弱点以及该模式在欧洲的灾难性失败。

最近对于哈布斯堡君主制政权的重新发现之所以有用，还有另一个原因。太长时间以来，中东欧和东欧的民族国家主义者——我这里要略带挑衅地称呼他们为宣传人员，其中还包括许多历史学家——塑造了世界其他地区理解当地历史的方式，他们的叙述仍然受到民族国家的欢迎与利用。我担心这些人最终会威胁到欧洲的稳定和民主实践，因为他们将民族群体而不是个人当成了合法的历史行动者与主体。在我看来，他们还充满误导性地声称民族、语言或者文化差异比其他因素更能分裂人们，而不是使他们团结起来。

自从1918年以来，奥匈帝国主要通过两种很有问题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记忆当中：一种是民族主义方式，另一种是世界主义方式。民族主义观点认为，奥匈帝国之所以软弱失灵、注定失败，是因为它的国民起码使用了十一种不同语言——实际上更多，未经官方认证的语言姑且不考虑——而且至少信奉八种宗教。传说这个奥匈帝国惨遭民族主义运动摧毁，民族主义的信徒们一边在街头互相战斗，同时又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与帝国作战，目的是最终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回忆奥匈帝国的常见第二种方式是浪漫怀旧。在这个版本的记忆当中，哈布斯堡君主统治着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催生了文化的黄金时代——从弗洛伊德到克林姆特，从埃贡.席勒到古斯塔夫.马勒，等等——一个文化繁荣的黄金时代，伴随着无数优质咖啡馆，今天仍然在当地随处可见。但是这一切都被激进的民族主义、被注定失败的世界大战摧毁了。这个版本的奥匈帝国同样注定毁灭，但是许多人——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具备了事后之明的欧洲犹太人——却十分怀念这个帝国。至于不同文化在同一国家成功共存的可能性，这种怀旧观点同样相当模棱两可。我的观点与上述两种观点都很不同。我希望能说服你们同意，我们真正需要最严格审视的是两种看法当中的前一种，我们真正应该警惕的是前一种看法的简单假设。我担心我们多么容易将民族国家组织的理念当成唯一可能实现的组织形态，同时又忽视了其他可能的组织形态，从多民族帝国到欧盟。奥匈帝国的各族人民实际上有很多共同之处，尤其是在文化方面。但是这些共同之处——即便直到今天仍然在建筑景观当中清晰可见——却早已遭到了系统化的遮掩与抹杀。

我试图以象征性的方式来体现我的观点。我的著作封面配图并没有使用更具辨识度且更有利于营销的符号，例如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或者他那位红颜薄命且深受爱戴的妻子茜茜公主——更准确地说是罗密.施耐德在电影里塑造的茜茜公主形象。我想唤起帝国的动态特质、青春活力、运动性和现代性。我还希望展示帝国边缘地带的形象。我最终选择的照片是一战期间卡尔一世皇帝与齐塔皇后于1917年访问博尔扎诺与博岑地区的情景。

长期以来，民族国家的宣传员们一直将奥匈帝国描绘为一个功能失调、注定失败的国家，这种观点很容易就得到了大众的广泛接受。画面上这张奥匈帝国四分五裂之后的地图所体现的政治观点导致了二十世纪欧洲的许多问题，因为它试图在视觉上展示民族主义者的要求，而我们则会想象当地的现实生活也像地图色块一样对比鲜明。无论如何，正是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今天的我们才会觉得欧盟为欧洲人带来了这样那样的弱点与威胁。正是这种观点使得一位英国记者在2011年自鸣得意地写道：“谁会想到，维也纳帝国为欧洲各国打造的囚牢在1918年被砸烂之后居然又被布鲁塞尔重建了起来？”因此在我的演讲中，我将描述这些宣传员的观点，然后邀请大家重新审视哈布斯堡君主政权及其制度，从而了解它实际上与其他欧洲国家有何相似之处，哪些因素使其独特，并且最终解释我为什么认为它并非注定失败。我将特别关注君主制独特的语言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如何在公民身份的形成当中得到规范化。我还会谈一些民族主义在多语社会中的模糊意义以及民族主义与帝国观念的关系。我将简要向你们提供奥匈帝国崩溃的替代性解释。如果这还不够，我还会在结尾反思一下为什么奥匈帝国的故事对于那些试图加强欧盟以及弱化二十世纪初大众民族主义腐蚀影响的人们颇有教益。

在二十世纪初，奥匈帝国在地理上是仅次于俄罗斯的欧洲第二大国，人口上则是欧洲第三大国，其领土包括今天的——按照字母排序——奥地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乌克兰。1867年的一项协定创建了奥匈帝国，这个君主制政权由两个拥有不同宪法的国家组成，分别是奥地利和匈牙利。后来帝国又纳入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既不属于奥地也不属于匈牙利，但是又同时属于这两个国家。奥匈帝国共享一支军队，采取共同外交政策与经济政策。这个地区构成了欧洲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当然在1918年之后遭到了彻底摧毁。两个国家实际上在许多方面都差异巨大，尽管它们在政治上密切绑定，但是在政策上却背道而驰。匈牙利的领导人将奥匈帝国视为一个现代化的中央集权国家，他们实行的民族主义政策对我们今天来说非常熟悉。另一方面，奥地利正在成为更加联邦化的国家。两个国家都保证了公民的一系列典型民权——至少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很典型。不过奥地利人在1897年就已经获得了普选权，领先于包括英国或意大利在内的许多其他欧洲国家。另一方面，匈牙利始终高度限制选举权，其领导人担心一旦赋予国内少数民族投票权就可能威胁到国家的完整性。匈牙利定义自己是一个民族国家，因此国内自然少不了少数民族。

就像十九世纪法国一样，匈牙利坚持使用匈牙利语作为大多数行政和学校教育的唯一官方语言，不过当时——是当时，不是现在——这项政策强调的是匈牙利并没有按照种族背景来定义匈牙利人。例如在1867年之后，匈牙利的大多数犹太人放弃了德语或者意第绪语，改用匈牙利语。与今天不同的是，他们被欢迎加入了匈牙利国家。与此同时，奥地利承认了十一个不同的、由语言定义的民族，其法律并未区分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例如在该国任意地区，学校必须提供所有当地主要语言的教育，当地行政机构和法院必须接受该地区所有官方语言的文件和证言——全国各个地区的官方机构都不会认可全部十一种语言，要不然也太疯狂了，但是每个地区都会认可两到三种语言。奥匈帝国的共同军队使用德语作为指挥语言，每位新兵都必须学习约80个德语短语的词汇。然而如果一支部队当中有20%的其他语言使用者——大多数部队都有——则这些使用者有权在与军官日常交流时使用各自母语——换句话说，只要不是接受军令或者不在战争情况下就不必非得说德语。德语也是公务员之间交流的语言，用于维也纳和其他王室之间的通信。但在各省内部，官僚通信都使用当地的语言。总的来说也许你应该记住一点：奥匈帝国的奥地利这半边需要大量专业翻译服务。我们常将1914年的危机称为巴尔干战争危机，但事实上在我看来，1914年危机的根源在于所有这些翻译以及提供翻译的义务所产生的负担越来越重，以至于大多数试图履行宪法承诺的省份都陷入了严重的债务。

再说一件事：这个奇特的模式为欧洲其他地区的许多观察者提供了有趣的例子。我们经常谈论思想从西方传向东方，但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如何组织多语社会的许多理念却从东方传到了西方，尤其传到了爱尔兰，当地许多活动人士都认为奥地利的例子可以帮助解决一战期间的民族冲突。一战期间的反同盟国宣传提到奥匈帝国时——此类宣传通常只提到德国——一般的宣传口径是渲染帝国统治者针对弱小民族的压迫。例如，1915年在意大利前线写作时——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有些令人尴尬，因为历史学家通常是最严重历史误解的加害者——信奉自由主义的英国历史学家乔治.麦考莱.特里维廉断言，奥匈帝国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是民族主义不满的温床，是因为他所谓的“德国和匈牙利人主人”对待斯拉夫从属种族的傲慢态度。关于奥匈帝国的国内情况，特里维廉解释道：“有些人问，如果奥匈帝国的从属种族对于政府如此疏远，为什么他们没有发动起义？答案是因为所有年轻人都被现代征兵奴役制抓进军队，并且所有领导人要么被关在监狱要么流亡国外。”我认为他所说的“奴役制”指的是普遍男子征兵制，这项制度的实际用意是为了防止富有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通过花钱来逃避兵役——这个问题不妨先搁置一下。

1918年，经历了四年半的可怕战争与饥荒疫病横行的悲惨国内环境之后，奥匈帝国崩溃了。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英国对中欧同盟国的封锁，以及俄罗斯对主要粮食生产区加拉提亚短暂但致命的占领。帝国的崩溃意味着这些地区与中央之间的通信完全中断，各个地区不得不自行解决问题。实际上，帝国的崩溃没有具体日期，我们无法确定它发生在哪一天，它发生在1918年10月底开始的大约两周时间内。与流行观点相反，帝国的崩溃并非由特定的民族主义起义导致，尽管许多当地政治家将帝国的崩溃描述为民族主义愿望的产物。当奥匈帝国的各个继任国去年纷纷庆祝建国一百周年时，普遍采用了民族主义革命作为叙事背景。事实上——我必须颇具恶趣味地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全欧洲只有一个帝国经历过重大的武装民族主义叛乱，也就是1916年4月在爱尔兰发生的复活节起义。

那么主流观点怎样解释奥匈帝国的崩溃？主流记忆当中的奥匈帝国是怎样的形象？帝国崩溃后出现的新生国家又如何合法化自身存在？以下是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对此的看法——顺便说一句，马萨里克本人就像德.加斯佩里阿尔契德.加斯贝利等许多战后政治家一样曾经担任过帝国奥地利议会的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建国后不久，马萨里克写道：“总的来说，大型多民族帝国是过去的制度，当时物质力量被奉为至高无上，而民族原则得不到认可。”但是为什么——按照马萨里克的说法——民族原则没有得到认可？他补充说：“因为民主尚未得到认可。”像马萨里克这样将1918年视为时间开端、民族解放与彻头彻尾新起点的活动分子和政治家们将各自国家视为全新民主时代的产物：多民族帝国天然反民主，民族国家则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多民族帝国依赖物质力量来统治所谓的从属民族，民主则带来了解放。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明确地将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用那个著名的术语表达了这种联系：民族自决。当然我们需要记得，身为美国总统的威尔逊不仅痴迷于种族隔离，而且还热衷于在菲律宾实行美国殖民统治——显然某些人无权享受 民族自决。

当然从事后看来，这些关于民族国家民主潜力的说法大都是宣传性的声明而不是事实，而且马萨里克是一个非常聪明、善于反思的人，他这里所做的声明显然是宣传，而不是他的正常思考产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你听到“民族自决”时总应该多问一句：究竟是哪些人实际体验到了自决权？在民族自决模式当中，究竟是个人还是个人所在的民族社区获得了自决权？究竟是个人行使了事关自身命运的决策权，还是个人所在的民族社区打着代表个人的旗号行使了决策权？在1918年，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后者。与此同时，奥匈帝国则被描述为民族的压迫者，所谓各族人民的囚笼——虽然我记得这个短语实际上是列宁最早用来指代俄罗斯的。不管怎么说，这个短语最终成为了奥匈帝国的代名词。回顾往昔，奥匈帝国成为了有用的对比，让那些自身也怀有帝国野心的新兴民族国家能够将自己定义为全新的、活力充沛的、充满前瞻性的、自觉现代化的国家。但是 “各族人民的囚笼”这一理念甚至还要更加有用，它成为了一种持久的历史解释，用于解释东欧经济持续落后以及东欧独立国家无法发展稳定民主政治体系的现象。冷战期间的社会科学研究将欧洲东部视为由太多民族组成的区域，这片区域由于民族构成过于复杂而不可能发展出正常的民主国家，因此很容易被大型多民族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罗曼诺夫王朝以及后来的苏联——所支配。

例如在2014年，一位畅销历史学家总结了中东欧的多民族特征带来的影响：“奥地利的弱点源于其争吵不休的、不满的民族……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当时正在争夺欧洲病夫的称号，即最有可能在一生时间之内衰败消亡的大国。”但是如果奥匈帝国真的因为1914年民族起义而走到了灭亡边缘，那么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欧洲规模最大的民族主义叛乱发生在都柏林，而不是卢布尔雅那、布拉格或者萨格勒布？在二十世纪初，几乎没有人公然认为大英帝国已经沦为了过去时，尽管爱尔兰问题、上院权力过大或者议会选举权受限都在英国国内引发了不小的危机。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将大英帝国视为欧洲内部民族冲突乃至民族压迫的最恶毒例子？诚然，在欧洲以外确实有不少民族冲突更甚于英国的例子。但是在欧洲内部，为什么我们一直将多语言与种族融合视为欧洲东部特有的问题，却放过了西部、北部或者南部？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顾马萨里克以及欧洲最新国家合法化自身存在的方式。我们必须看清楚历史学界的组织方式，看清楚历史学家如何将民族而非民众视为历史主体，更要看清楚自从1918年乃至1989年以来究竟是谁资助了这些国家的历史研究。如今病没有哈布斯堡王朝基金会来研究奥匈帝国，政治家、记者和学者已经将基于民族同质化的民族国家观念当成了天经地义，以至于我们很难看到组织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式。现在我要邀请你门重新审视哈布斯堡王朝，了解它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相似之处，它的特色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或许并非注定失败。

但是我可能需要提醒你，尽管我们认为哈布斯堡王朝是一个古老的王朝，但直到十八世纪才真正形成了单一的哈布斯堡国家。万幸，我那帮研究早期现代史的同事们今天都没来，免了我掰扯西班牙历史的麻烦。无论如何，直到十八世纪哈布斯堡王朝才试图整合与集中其治下的统治领地，这些领地按照完全不同的体制与法律进行统治。因此直到1804年奥地利帝国才正式成立。实际上，奥地利是欧洲最年轻、最新的国家之一。十九世纪初是一段热火朝天的国家建设时期，哈布斯堡王朝试图剥夺地区贵族的特权，试图解放农民从而增加其经济生产力，还试图为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提供新的机会。从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个方面来看，哈布斯堡君主国都与其他欧洲国家颇为相似。1811年的《民法典》确认奥地利人不是臣民，而是享有平等法律权利的公民。女性也在法律层面被授予了完全公民权利，例如她们可以经商，尽管在婚后她们的丈夫将会接管她们对于自身以及自己的生意的大部分法律权利。在某些方面——例如公共教育——奥地利甚至还是欧洲的领跑者。早在1774年，玛丽亚.特蕾莎女王就规定6至12岁的男女儿童都要接受义务教育。当然他们当时没有钱来真正铺开义务教育，尽管这一理念用心可嘉。这一时期的义务教育通常由当地的神父来负责。鉴于这些神父根本拿不到报酬，教育质量可想而知。到了奥地利帝国建立之后，这一政策终于得到了落实。帝国政府出资确保了男孩和女孩都能接受8年初等义务教育，这项改革为社会流动性创造了许多新机会，其中包括为中下阶层男女设立的师范学院。1910年左右，奥地利帝国的识字率与法国相当，约为87％，尽管帝国内部不同地区的识字率差异很大。

奥地利与匈牙利在十九世纪经历了经济繁荣和衰退，并在工业发展潮当中产生了无数岛屿一般的工业与城市社会集群，就像欧洲其他地区一样。1848年革命在奥地利和匈牙利都催生了选举机构，这些机构后来在1867年宪法当中得到了认证与详细规范。奥地利还向地方城镇和村庄授予了相当大的自治权，允许它们选举自己的市议会，自行制定经济发展计划，甚至自行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当然也要自掏腰包。可见分权的好处之一就是中央政府可以理直气壮地让地方买单。哈布斯堡家族从来都财力有限。

奥匈帝国的显著特点在于涉及语言的立法与法律实践，这也是奥匈帝国民族冲突神话的来源。哈布斯堡家族的传统语言政策相当务实，旨在节省开支。他们使用当地语言来颁布法律，将当地语言当做基础教育用语。例如在匈牙利，拉丁语是中世纪议会的语言，因为拉丁语是一种普遍语言，同时也不是任何民族的母语，每个人在说拉丁语的时候都处于同样的劣势。十八世纪末，哈布斯堡家族试图用德语取代拉丁语，因为他们认为拉丁语无法适应现代技术发展。这次尝试未能成功。但他们从未像法国人那样强制他们的臣民使用同一种语言，你可能还记得，根据历史学家尤金.韦伯的说法，直到1863年还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法国人不会讲法语，但是到了1900年他们就都会说法语了。在十九世纪，奥匈帝国的公民们越发强烈地主张，语言使用不再是实务问题，而是一项应该在书面宪法中得到确认的公民权利。最终人们开始将其理解为一项人权。画面上是1867年宪法当中承诺语言平等的文本。

作为合格的社会科学家，我们不应对日后情节的出乎预料感到惊讶。1867年宪法是一份非常好的文件，保证了很不错的权利，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创造稳定。那么它究竟产生了什么？如果你制定了一部承诺语言平等的宪法，但是实际日常实践还没能跟上这一承诺，也没有以系统的方式遵守这一承诺，那就为制定议程与提出诉求的政治家们打开了方便之门。一项诉求得到满足之后，更多的诉求将会纷至沓来。奥地利宪法的制定者们当时认为他们仅仅打算保障使用当地语言的初等教育。但是如果这是一项宪法权利，那么中等学校不也应该适用这一条款吗？大学又如何？这些都成了政治辩论的议题，并且最终催生了好几项最高法院决定。总体上最高法院支持民族主义者提出的不断扩大的要求。在帝国法律与实践的背景下，民族认同成为了更加详细且受欢迎的概念。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们获得选举权，政治领导人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民族主义诉求来动员选民。他们通过坚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来表明对于各自民族的承诺。而且在脸书和Instagram的时代之前，他们大可以在幕后达成妥协而不必担心被人发现。

在奥地利议会的某次特别紧张的危机期间，一位激进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议员甚至向一位波兰贵族总理发起了决斗挑战。他们必须首先获得皇帝的许可，但是他们确实进行了决斗。历史学家倾向于将这种程度的冲突和阻碍视为奥匈帝国社会根本弱点的体现，似乎这些民族主义表演反映了帝国社会内部真正的冲突水平。而我则认为，就算真有一帮人跑到议会里演奏乐器搅乱会场——1899年确实出过这种事——这一幕难道能在任何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帝国各地村庄里的人们如何行事、交际与相互理解吗？事实上，这些民族主义者并不是交战民族的结果，反而正是他们拼命试图创造民族交战的局面。民族主义者努力说服当地人，让他们相信民族身份对他们很重要，并且他们应该属于诸多民族社群之一。然而，即使这些政客的滑稽行为可能很能聚拢人气，他们在民族化方面的更大努力却往往以失败告终。在某地规模较大的人口确实更可能在地方选举时投票支持民族主义政党，尤其是在他们的社区受到不利法律或者街道标志用语规定的影响时。但是很少有真实证据表明民族议题在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占据了民族主义者希望看到的显赫地位。我的研究以及许多其他学者针对多语社群交界地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对民族主义冲突都抱有情境性的漠不关心态度，而这种看在眼里的态度只会刺激得民族主义者越发激进，越发卖力。

更重要的是——这可能会让你吃惊——大多数民族主义者也是忠诚的帝国爱国者。他们之所以卖力折腾，只是为了让自己所属的社群在帝国内部得到更好的地位。他们并不打算逃离各族人民的囚笼，而是将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定义为帝国爱国主义的体现。民族主义政客可能会提出响亮且不合理的要求，但是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就像大多数政客一样忙于构建自己的小型私人帝国，通过左右政府职位任命来加强自己民族的影响力，特别是针对地区公务员系统的影响力。例如到了1914年，捷克民族主义政党在波希米亚省控制了近90%的省级公务员任命。

与此同时，尽管哈布斯堡王朝非常缺乏想象力——研究十九二十世纪的人们注定会觉得哈布斯堡王朝十分无聊，哈布斯堡王朝真正有趣、多彩且花样百出的时代是十七十八世纪——却也开始重新思考他们为帝国辩护的理由。此前他们一直是天主教会的坚定卫士，在德国与意大利对抗伊斯兰教与新教；他们还将自己的帝国与罗马帝国联系在一起。但是随着十九世纪的演进，新兴德国与新兴意大利排斥了哈布斯堡势力，致使他们需要重新寻找合法性依据。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首先，他们采纳了宗教宽容政策，甚至讽刺地成为了波斯尼亚穆斯林的保护者。但是为此他们需要为帝国寻找新的正当化理由。现在他们这个帝国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与促进其统治下的弱小民族的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哈布斯堡王朝最雄心勃勃的工程是从1880年代开始的一套名为《文字和图片当中的奥匈帝国》的二十四卷著作。项目背后的金主是日后殉情自尽的鲁道夫皇储，来自帝国各个地区的学者、艺术家和科学家纷纷参与了这个项目，其中许多人都是铁杆民族主义者。这套丛书描绘了帝国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帝国现在通过治下的多样民族得到定义，这些民族则赢得了作为民族在帝国内部采取行动的政治空间。这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为了享受赋予民族的权利并且追求新的权利，民族社群必须坚持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诚然，同一地区的人们虽然语言不同，但却通常具有相同的社会背景、物质文化、饮食习惯与宗教实践，不过这些事实并不重要。民族主义者不仅坚持宣称极端差异区隔了各族文化，而且还宣称这些差异甚至在地区层面就能体现出来。在帝国内部，这些人越发基于语言差异与他们所谓的文化差异寻求自主权。当然，这些差异仅仅是他们的主张，不一定是奥匈帝国公民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体验。

不过到了1900年，民族主义团体还是相当成功地赢得了许多基于群体归属的法律权利。但我要提醒大家，这个体系之所以得以运作，是因为有一个受信任的帝国仲裁者来保证个人和民族群体之间的民权平等与宪法平等。所有调节这些复杂实践的机构全都非同一般，正是这些实践——而不是人口当中的语言多样性——使得奥匈帝国按照欧洲标准来看如此与众不同。我还要简单补充一句：现在许多年轻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们在构想国际组织或者联合欧洲的时候往往会利用他们在奥匈帝国生活的经验来想象这些更大组织的法律结构与机构实际上可能是什么样子。

我承诺过我会讨论帝国最终如何崩溃，但是我已经耗费了太多时间。简而言之，战时的独裁政府背弃了我刚才提到的所有传统，并且基于语言与宗教迫害了许多公民，尤其是战争初期的乌克兰语使用者和塞尔维亚人，后来还有意大利人。但那只是个开始。在我看来，帝国之所以失去了合法性，正是因为没能兑现其给予国民的承诺。

哈布斯堡帝国之所以能够运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看到了追求自己利益的可能性。农民看到了一个解放他们的国家，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儿子们——以及后来的女儿们——在通过公务员队伍的不断壮大获得了就业机会和社会流动性，特里耶斯特或者菲亚玛的企业家享受着支持他们的全球贸易地位的税收优惠——当然在一战之后他们失去了这项优惠——所有这些都不涉及当事人的语言或者宗教背景。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奥匈帝国的军事独裁政府违反了每一项曾经在国民心中培育忠诚的普遍假设。尽管全社会对于帝国的战争宣言报以充满爱国热情的回应，但是军事独裁政府却粗暴践踏了这份心意。他们无情追捕无辜者，不看证据就处决了数千名所谓的叛徒并且关押更多的人，甚至还拘留边境居民，将他们迁往内地集中营。帝国的终结不仅因为难以忍受的苦难，还因为帝国系统性地深刻背叛了大众的期望。在1917年，之前照片上的最后一位奥匈帝国皇帝卡尔一世——当时年仅29岁——试图扭转局势，但是此时已经太晚了。与其邻国相比，奥匈帝国在1918年并没有发生严重的革命起义，但是也没有人愿意捍卫帝国。并非民族主义，而是战时政权对于合法性与常态公平体验的偏离，才导致了帝国灭亡。

快速总结一下：今天奥匈帝国在取代它的各个国家的官方叙事当中仍然大体上是一座民族监狱。我去年做了一个小研究，调查了所有继承奥匈帝国的国家驻美使馆的网站，看看他们如何纪念1918年。调查结果证实了奥匈帝国确实是民族监狱。去年我们在意大利也看到过这种叙事立场，当时塞尔焦.马塔雷拉总统纪念了的里雅斯特的所谓“回归”意大利。我仍然在努力弄清楚这里的“回归”有什么历史依据，因为特里斯特从未成为意大利的一部分——在十四世纪，这座港口城市曾经有三年时间是威尼斯的一部分，仅此而已。到了二十世纪，这些观点使民族主义者认为，唯一民主因而合法的国家组织形式是民族国家，即基于单一民族自治的国家。但这也意味着学术研究的资金往往会受到国家需求的暗中塑造。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奥匈帝国历史的其他教训。比方说怎样的实践举措才能让一个现代、充满活力且具有十一种官方语言的国家得以运作。我们可以探索我所谓的自下而上的国家建设过程：当人们看到国家结构承诺满足他们所追求的利益时，他们将更积极地参与国家事务，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必须清楚知道国家利益如何与他们的个人以及社区利益相一致，并且以确切方式展示出来。十八世纪的农民和与乡下的加利西亚人很清楚地知道，对抗当地领主的中央统治者站在他们这边，并且利用这种了解为自己谋取机会。

我听说有人认为欧盟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很好地宣传其为欧洲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我相信这是事实，但我认为关键不在于此。我认为关键在于当地人必须理解如何通过与欧盟机构合作来获益，就像当年的当地人理解奥匈帝国机构如何为他们提供了各种令人惊奇的机会一样。我们还可以重新思考跨国帝国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从而了解在什么条件下这两个概念会相互契合、彼此强化，而不是相互对立。我们还可以更坦率地承认，在一战之后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目睹没有合法的超国家权力来强制要求公平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激进民族主义摆脱了以往的限制，种族净化政策与种族清洗不仅变得可以想象，甚至干脆成为了可能。非常感谢大家耐心听我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