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郭杰振｜美国经济“一片大好”：漂亮的数据背后掩盖了什么？ -- tq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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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美国经济指标的“幻像”，还原真实的美国，或许是我们打赢“经济舆论战”的制胜之策。

01. 美国经济核算的基本逻辑：以极致的市场化手段虚增消费

在2007-2022年的美国家庭消费增量中，虚增消费增加了6412亿美元、价格效应增加了1.055万亿美元，两者合计占家庭消费增量的33.42%。

漂亮的消费数据掩盖了日益脆弱的美国家庭收支。从两种核算方式看，企业和政府两部门分别以大比例分红、财政赤字的方式补贴家庭部门的消费赤字，显示了美国家庭部门强劲的消费数据。但是，美国家庭部门的收支数据非但不支持上述结论，反而折射了中下层居民脆弱的收支状况。

综合各方面数据，美国此轮的经济增长是联邦政府以赤字催生的增长幻像，不仅不可持续，而且破坏性极强。

2020年，美国政府靠突击发债救了家庭部门，也救了自己，不仅掩盖了美国经济的实质，而且打出了漂亮的“逆势增长”。但是，随着未来几年美国家庭部门收支亏空突破万亿美元，叠加美国政府中短债为主的发行趋势，美国或难以挺过下一次危机。

02. 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与“系统性贫穷”

过去30年，美国GDP核算体系不断修正，企图以三部门的总量平衡掩盖部门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更是创造了消费支撑经济发展的“幻像”。凭借这套指标体系，美国在全世界兜售消费主义的发展思路，即单纯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一方面，医疗服务行业以增加创新药供给等方式变相提高服务价格，同时创造了支出法下的“消费繁荣”和收入法下的利润攀升，支撑了以消费拉动经济的“美国幻像”；另一方面，金融业层出不穷的产品创新，推动了家庭部门资产的扩张与集中，加剧财富向上流动的趋势。

两种趋势叠加，形成了如下事实：美国经济对高价服务业和金融业创新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其结果是中下层居民的“系统性贫穷”（systematic poverty）。

03. “系统性贫穷”的制度性修补：债台高筑的政府和萎缩的中产

作为对“系统性贫穷”的修补，美国政府转移支付的规模越来越大。在收入科目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以政府支出的单方面增长修补制度性漏洞，不仅不可持续，更有可能消耗经济增长中的合理成分，造成更加畸形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从收支两端看，美国政府修补“系统性贫穷”的主要举措是在中低收入群体内部进行再分配，即向中产阶级课税以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福利。这种修补方式导致了美国中低收入群体的集体福利损失。从美国现有资产分布来看，这种修补方式是失败的，它破坏了二战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根基。

美国的“系统性贫穷”始于里根政府新政，它的实施削弱了联邦政府通过二次分配调控收入差距的能力。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里根和老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基尼系数大幅攀升。这一变化揭示了美国经济制度的实质：赤裸裸的资本主义。

在自由主义者眼中，里根新政是“藏富于民”的“良政”，但其实质是藏富于“公司”和“富人”、扼杀穷人分享经济总量增长的“劣政”。

04. 美国经济问题的启示

里根政府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实质可归纳为：消费的“价格升级”和收入的“顶端膨胀”，前者向后者输送源源不断的分红与权益增值。这种畸形的增长结构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反面案例，我们应“以美为戒”。

启示一：我们需要消费的数量扩容和质量升级，而非简单的“价格升级”

美国以其特有的指标“创新”创造了单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美国模式”，多数主流经济学家以美为标，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应以消费拉动为主。相比消费拉动增长的总量效应，我们更应把注意力放到消费的结构效应之上。

以医疗消费为例，它的上游只有医院、医药制造和化工合成等，扩大医疗消费的结果必然是消费的“价格升级”，消费的集中度不断提高，总量支出增加、但人民幸福指数很低。因此，我们应反其道而行之，降低消费的集中度，通过供给侧改革，以增加消费种类、提升消费质量等方式推动消费升级，同时带动就业扩张和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

美式消费升级的核心在价格上涨，我们的核心在供给扩容。这里有一个基本前提，消费分类基础上的结构性增长，消费分级是前提，结构性增长是长久之策。

启示二：我们需要收益向下兼容的金融创新，而非向上流动的“利益收缴”

美式金融创新的核心是多层次的金融嵌套，它是实体资产供给萎缩的必然结果。随着存量资产折旧的扩张，权益与分红日益集中在少数股东手中，形成了事实上的权益垄断和“利益收缴”。

我们应集中精力扩大实体资产规模，增加权益供应，降低股权分红门槛，形成事实上的普惠金融制度。

启示三：我们需要名实兼顾、实事求是为主的指标体系，而非粉饰太平的数字游戏

GDP指标的前提是实体经济货币化，它的核算依然停留在“拜物教”的层次。单纯地核算GDP难免落入“唯GDP论”的数字游戏，从而忽视结构问题，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符合辩证法的历史传统。

在开展国际比较时，既要借鉴PPP指标开展总量比较，也要通过新设指标体系开展结构比较。以消费为例，创建“消费幸福指数”，以非医疗、住宿消费与医疗消费的比例核算，由此可得到2022年中美两国家庭部门的“消费幸福指数”分别为7.8、2.9。考虑到收入对医疗消费的影响，可按照不同收入组进行比较，降低低收入国家指标偏高带来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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