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铁索连环进行中？浅谈一下李强的经济操作 -- 拜吨
谁告诉前三十年一汽一直没改变的？你真看过资料吗？你啥时候来的一汽观察？
每年1万亿的主要问题还是在加杠杆上，“加杠杆”和“印钱”是两个方面的风险，虽然有时候看起来有点像，但其实也有区别。
国债虽然也是政府花钱，但通过“国债”这一形式，约束了钱的使用，“好借好还”。
但如果结合了今后的经济环境，那问题就来了：如果现在的经济需要国债去刺激，那以后的经济难道就不用了吗？
或者说，现在开始每年要向未来借1万亿，那未来我们不仅要还上这么多个1万亿，还要确保不向更远的未来借更多，可能不可能？
如果经济是处在整体“过剩”的情况下，还钱恐怕会越来越难，债务也会滚起雪球。
一个现成的例子：现在不是地方债很高吗？地方债就是地方借了钱去投资了地方上的项目，和中央政府的债务相似。现在不让地方借钱了，房地产又熄火了，地方有能力还债吗？最后还是要债务展期，或者中央兜底。
如果地方是一个个国家，那现在可不就只能借新还旧，雪球滚起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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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万科的确有必要，只是很难说万科会是这一轮暴雷的句号，也很难想象暴雷的坑加起来有多大，如果都压给商业银行，加上所谓的地方债“化债”，令人很难不担心风险。
真要类比的话，2012中国是相当健康吧。血糖是有点高，但最多是接近正常高限，远没到糖尿病的程度。然后蒙古大夫让疯狂节食，没饿死就不要吃，快饿死了就送ICU救，救回来继续饿。折腾了十几年，低血糖了。
现在蒙古大夫承认不能饿了，得打葡萄糖。于是一堆人嚷嚷：“先别打，你先把葡萄糖打多了怎么办想一想！”这些嚷嚷的人有问题吗？没问题啊。
有问题的是蒙古大夫啊。
皮鞋服装刚开始是手工作坊，慢慢过渡到工厂，现在几乎没有手工作坊，比如奥康，红蜻蜓，报喜鸟等。其他产业如阀门也类似，如良精阀门。
温州确实出现过假货现象，大概是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
我说的在温州是普遍现象，对我们县我非常有把握，因为我的高中同学来自全县各地，对全温州我也从温州媒体和一些人的具体接触得到类似的印象。既然你对我的说法质疑，你对你控诉的改开恶果都来自第一手资料吗？你天天控诉的下岗问题，在温州几乎不存在，因为原来几乎没有国有企业。
拖拉机手给全村服务当然收钱了，这有什么问题。都是先耕田，后收费。那是几乎每人都有一个副业，如打鱼，木工，泥水匠等，拖拉机手的副业就是开拖拉机。据我老婆回忆，她父亲曾经有三天几乎没有睡觉。
30年前是开饭店，汪小菲他妈妈的饭店做到北京市最大。
20年前是做外资品牌代理，做成全国总代理。
10年前是做游戏，做成爆款，年入过亿。
……
这些也都是实干，但是距离郭嘉的实干兴邦的要求很遥远，顶多只能兴自己。
今时今日，我对个人创业持悲观态度，现在竞争的形态变了，已经不是三五个好兄弟闯荡江湖的时代，你的对手是跨国公司巨无霸，各行各业的头部企业都是成千上万的硕士博士996分工协作打群架，这样都不一定能成事。
普通人的项目无非就是饭店民宿咖啡店这些，对国家来说，有个鸡滴屁的用，对创业者来说，没有护城河的项目，经不起一场风雨。
不让加杠杆才是经济衰退的根源。
只要不是外债就行。
内债就是肉烂锅里，内债可以靠印钱稀释，内债对于掌握印钞权的来说根本不用还。
甚至外债如果是Rmb也可以，稀释rmb外债相当于抢钱。
为啥之前经济好？因为地方债无节制，因为gdp考核。
为啥现在高质量发展了？因为不准地方债了，甚至还要地方政府还债。
我相信你说出要发展经济但不准加杠杆这么自相矛盾的话只是不懂，但其实是不对的。
你还真以为特朗普的经济水平没你高呢，你被骗啦。
事实上，蹲蹲干的所有事都是在降杠杆，你反对加杠杆其实是在支持他，怪不得取名拜蹲，原来你才是高级蹲，嘻嘻！
民用工厂哪年建立的呢？
什么规模呢？
承包之前温州几乎没工业，不管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承包后我们那里发展了大批工业，主要是服装，皮鞋，纽扣，阀门，教具，包装等工业。
80年代，温州不用人工农业的吗？都是机械处理吗？那么你之前说的你的80年代干农活是没用机器么？
请问你们那里农业，哪些是机器，哪些是人工，您到底有数没？
我们那里承包后，农业机械化水平没有下降，原来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脱粒机和抽水机都被个人买下，然后他们提供服务给全体农民，我一个表叔在我们那个自然村开拖拉机，我未来的岳父在另外一个村开拖拉机。
从2012年到2016年没怎么动，2016那一拨涨了0.5倍，到现在又差不多降回去一半。（坐标北京朝阳）
房地产任其猛涨，烈火油烹，经济自然好看。问题是还能维持2002年到2012年那么疯涨么。
反倒可能是提前泄气，避免了泡沫崩溃的惨剧。
尊尊打着“降杠杆”的名号，实际上杠杆就是在尊尊手下突飞猛进的。我多次重申，我国的居民杠杆在2012年之后就走上了一条一飞冲天的线，从20%多直接干到了欧美的60%。
可以看出，前任们在杠杆率很低的水平，也不是给老百姓支线加杠杆的，往往加一点就会停下。
所以一尊说“降杠杆”，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大家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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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一名黄姓前政府官员口中说出来，是那么美好的前景，十分让人憧憬，结果一尊却搞得，许多人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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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一尊不仅自己没把事做成，反而把名声全都败坏了。
就像现在每年大家伙生这么多次病，按道理来说，应该采取一定程度的防疫措施，对不对？咱们就算说不搞清零和封城，多加一点医疗资源、科研力量的投入，稍微给学校之类人员密集的地方增加一点空气净化，是不是既对社会有利，又能拉动经济？
但那个曾经喊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一尊，现在已经把任何形式的疫情防控变成政治禁区了。
现在要说起来，我还支持一定程度的防疫，有人会因此说我支持一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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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河里任何一个批评，都有逻辑讲道理。
大家看我经常批评一尊，以为我是来了情绪，对一尊恨得咬牙切齿。
然而实际上，我一直是就事论事，并不是逢一尊必反。
一尊是真的、客观上、配得上这么多批评，否则国家不会成今天这个样子。
奥康建于1988年，刚开始叫奥林，我的一个高中同学第一次提起它的老板，他们都来自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黄田乡千石村。红蜻蜓的老板也是64年出生的，开始干皮鞋也是80年代的事。也是黄田千石村。报喜鸟大概在90年时候成立，老板64年出生的地址是瓯北镇。是良精阀门建厂在1985年，地址是原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江北乡，现在是瓯北镇的一部分。
80年代我们种水稻，耕田绝大部分用拖拉机。灌溉方面插秧的时候和田间管理时大概3次左右抽水机船开过来灌溉，中间如果有小灌溉需求的话，农户自己会用小抽水机，秧田灌溉基本手动，我小时候夏天都是先给秧田浇水，然后游泳洗澡。收割本身完全手动，脱粒大概80%是柴油机驱动的脱粒机，20%脚踩的脱粒机。在我的记忆里，机器本身不是最大的瓶颈，柴油才是，80年代柴油是按耕田面积凭票供应的。当然田间管理方面完全是手动，如施肥（包括化肥和农家肥），打农药，耕田后的平田，耘田，晒稻谷，扇稻谷，运输等等。
什么连任不正当啦，习李的历史评价啦......
你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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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两会期间提到的“每年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
今天又有传闻：12家商业银行为万科筹集800亿贷款
去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董事长发声：支持地方缓释偿债风险，助力纾解房地产“灰犀牛”风险
还有这两天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正在研究降低乘用车贷款首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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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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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国的杠杆率越过了“不可挽回点”，即每年支出太高不可能降低债务规模，并且六大国有银行中任何一家出现信用危机：那我国的腾飞故事就结束了，我们会变得像美国一样由盛转衰，看着其他国家崛起，超越、取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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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计算和论证，随手摘了几个放水的新闻，就假设越过了不可挽回点。等于在说：某人今天放了个屁，如果这个屁够大，10年后可能会导致卡特里娜飓风那种规模的灾害，然后地球可能就完蛋球了。
中国乙烷才是你想真正想说的，对吧？
他说的是浙江情况，说的是实情，但是浙江的农村情况比较特殊，他的问题是把浙江的特殊情况当成全国来比照，没有普遍意义。浙江人多地少，所以改开后农村人各种找出路，他们温州那边经商，其他浙江地方农村搞工业的搞工业，义乌早期最出名的不就是“鸡毛换唐”走街串巷搞小商品，都是农村吃不饱饭出来闯的。浙江农村依附在土地上农民非常少，可是全国其他地方人均土地多的，很少脱离土地的。我不知道浙江农村的机器改开前，是哪里产的，我估计浙江肯定产不了。分田到户以后，小型的机械肯定不会废弃，毕竟大部分浙江农村人照顾着一家一亩多点田，有些劳累的活肯定离不开机械。比如耕地。人工做费力不太好，浪费时间。但是因为家庭土地少，需要打理的时间少，比如插秧这种，自己一家人一亩多点田两天也能手工做完，大型机械就用不上，拿不就是分田单干阻碍了机械化吗。现在浙江农村很多家庭，土地还在，年轻人不会去打理，都转租出去，承包的人几十上百亩，都是耕地，插秧，收割各种大型机械一应俱全。从某种角度来说，仅限浙江范围来说，分田单干这事当年是符合浙江的生产力水平的。一个村上千人，才几百亩地，人都没事干，那需要那么多大型机械去干。
国企死于国家政策，而不是自身竞争力低
你也说了
据说一汽数次打报告要求把利润留下来进行技术改造，但是回响寥寥。
可见不是企业的问题，企业是要发展的。
也不想想投入哪里来的，怎么来的，我估计他会说贷款？呵呵呵。
即便浙江是比较发达地区，我也不相信都用了小型机械啊。嘿嘿嘿。
我估计者大中小型都有，都有可能就把机器分了。
温州义乌等都是搞点小生意，小销售，他在吹牛皮有一定的私人工厂。而是较快进入了造假阶段。
大型也肯定要的啊，比如被废了的上旺村啊。他了解上旺村吗，我么注意到西西河几十年，他假日河友都从来没有谈过上旺村。
另外其实还有个村子，滕头村，他也不了解，呵呵呵。
滕头村嵌在奉化与溪口之间的滕头生态旅游区，紧倚江拔、甬 滕头村 临公路，地处萧江平原，剡溪江畔。
滕头村位于奉化城北6公里，离宁波27公里，至机场15公里。距溪口12公里。它以“生态农业”、“立体农业”、“碧水、蓝天”绿化工程，形成别具一格的生态旅游区，在国内外颇享盛名。
自1993年获联合国“地球生态500佳”以来，又相继荣获：首批全国文明村、全国环境教育基地、全国生态示范区和全国首批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等国家级荣誉40多项。现为5A级旅游景区，现有787人。
四十年来，滕头人的物质生活实现了由贫困到小康再到富裕的跨越。
滕头有两句妇孺皆知的话，一句是：“一家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算富”；另一句是：“滕头没有贫困户，没有暴发户，家家都是小康户、富裕户”。说的都是共同富裕，不让一户掉队。
村里着力兴办集体福利事业，建立了社会养老、合作医疗等制度，并为全体村民进行人身、财产保险，实现了少有教、老有靠、病有医、户户有保险的目标。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1989年滕头设立“育才教育基金”，每年的7月10日，村里都按例表彰优秀学生家长和教师。2006年，滕头村给两位考取博士生、硕士生的学生和学生家长戴上大红花，分别奖励5万元和2万元。村里还聘请优秀教师来学校执教，学校里还设立了全国第一台村级天文望远镜。全村已有185人拥有了大专或本科以上学历，占全村就业人数的37%。科技兴村，教育立村，已成为滕头人新的发展理念。
我村先后投资6300多万元兴建滕头小学、村史展览室、多功能文化中心、图书馆等教科文设施。成立了体育协会、老年协会等群众组织，经常开展活动，群众有了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而且参与率达到85%。
服务设施
每当茶前饭后，农民公园、农民图书馆、灯光球场、室外健身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电子阅览室、村文化中心、村史展览厅等文体场所，健身休闲的村民和外来员工总是济济一堂，成了文化知识的传播地和现代文明的孕育地。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使滕头人的生活锦上添花。
滕头村景点
(17张)
的老人都享有按月发放的退休金。这里还建立了老年活动中心，电视、书报、棋牌一应俱全，使每一个老人都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滕头村是一个具有水乡特色的江南小村，又是闻名遐迩的“全球生态五百佳”名村。滕头村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良性发展道路，经过调整优化，传统农业得到提升，建立了高科技蔬菜瓜果种子种苗基地、植物组织培育中心等，精品、高效、创汇、生态、观光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格局基本形成。以房地产、园林绿化、生态旅游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也正在蓬勃发展。
"滕头很小，位于中国东海之滨，很难在地图上找到她；同时，滕头很大，因为我的父老乡亲们所追求的是全人类生生不息所追求的伟大主题———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与人和谐相处。"这是滕头荣获世界十佳和谐乡村时，村党委书记傅企平向世界作的介绍。
浙江奉化滕头村现有农户343户，村民844人，耕地近千亩，是一个拥有水乡特色的江南小村。
滕头人以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努力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把当年“有女不嫁滕头村“的穷窝，建设成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富庶的和谐家园。
滕头农业走过了改土造田，土地规模化经营和生态、高效的现代化农业的三大步后，展示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批科技领先、优质高效、出口创汇的农业产业。滕头的高科技、立体农业现已成为浙东大地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滕头的园林绿化公司已达到国家城市园林绿化养护一级资质，并在北京、河北、福建、山东等省市建立了8家分公司，在全国各地拥有基地40000亩，规模居全国第一。他们还成功完成了2008北京奥运会部分体育场馆的绿化项目，并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提供优质的绿化苗木。滕头生态景区是国家首个AAAAA乡村旅游区。2010年旅游综合收入为1.58亿元。滕头景区已成为中国乡村游的先行者和佼佼者。
一鸟带动百鸟飞，滕头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带动作用，周边不少村庄成了滕头绿色园林基地。滕头村的企业创造了近万个工作岗位，吸引周边村庄大量的富余劳力来滕头企业工作，并为中西部贫困地区群众创造了近7000个工作岗位，带动了全国各地农民走出贫困线。
滕头村生态旅游示范区
2010年4月18号（奉化市在2007年将溪口、滕头两景区“合二为一”），滕头－溪口旅游景区被授予我国旅游界最高级别的5A级旅游景区，从而成为宁波市第一个5A级旅游景区。2010年滕头以世界乡村案例入选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被誉为“中国生态第一村”
傅企平，1948年出生，浙江奉化人，滕头村党委书记，曾担任滕头村党委副书记十七年，个人主张建设立体、生态农业，并致力与保护滕头村的生态环境，带领村民走上生态致富之路而受到外界关注。
记者：那村民现在都干什么呢？
傅企平：村民现在有的当老板，有的当干部，有的搞工业，有的搞农业，搞第三产业也有。
记者：那作为滕头村民来说，他到底有哪些待遇啊？
傅企平：滕头村的村民，年纪大的有退休金，一般现在最低的是一个人6000块一年。
记者：六千块。
傅企平：哎，一年，高的一万多，因为贡献有大小的。还有很多保险，有财产保险、人身保险等，很多的保险，还有大病的保险，还有读书我们都是免费的，还有一些生病的，大病的出了一些事故，我们村里都有补助，所以我们这里现在讲，没有暴发户也没有困难户，家家都是小康户。 家家都是小康户，这句话并不能完全体现滕头村村民生活的改变。
这是一部以滕头村为原型创作的电影《了不起的村庄》，影片中80%以上的场景都是滕头的实景，美丽的乡村风光让看过影片的观众印象深刻。目前滕头村村民不足800人，村民中有将近500人不再以种地为生，他们都在村里的工厂工作，每个月像大多数城里人那样用银行卡领工资。
记者：你们现在跟城市一般的城市有什么区别？
傅企平：现在很多地方和提出要城乡一体化，当然有的地方要城市跟农村一样。但是我们很多的地方，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城市了。像我们的奉化、宁波他们的生活质量，我们认为还不如我们。
今年82岁的傅嘉良在滕头村当了三十年的村支书，亲身经历和参与了滕头村的建设，对于40年前的滕头村傅嘉良记忆犹新。
记者：当时村里是什么情况？
老书记：村里很穷很穷。 （其实，这显然是在滕头村学大寨之前）
记者：怎么个穷法？
老书记：老婆娶不进来，都是泥草屋，老百姓住的是泥屋、草屋、小屋。我们这个地方地势很低，十田九荒。一场大雨下了就淹了，旱的时候被晒死，雨的时候被淹死。
傅企平：我们过去也有些民谣的。
记者：什么民谣？
傅企平：叫田不平，路不平，亩产只有二百零，有女不嫁滕头村。
记者：当时的人均收入有多少？
傅企平：一年做到头，没有几十块钱，就是靠几亩土地。大水一发，一涝以后，粮食被水淹了以后，就基本上没什么收入了。 在全国兴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滕头村开始改土造田，很快滕头村成为了省里甚至全国的“学大寨”先进村。这种先进也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以后。（这里是核心）随着周边村庄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滕头村村民渴望致富的愿望也越发强烈。但是“学大寨”的先进荣誉并没有给村民带来更加富裕的生活，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它却成了村民致富的包袱。
傅企平：后来农业稳定了，但是工业没上去，那个时候咱们是农业大寨的先进单位，不能搞资本主义，养一只鸡是社会主义，你养三只就是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的，你不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了（真离注，哈哈哈，真难为书记了，这么编瞎话），所以那个时候滕头村也是先进单位。外面是很红的，里面是很空的。
记者：怎么讲？
傅企平：外面是看上很火红的，里面实际上很穷的。 当时土地已经分产到户，种什么，怎么种由村民决定。很多地方村民觉得种地不划算，有的干脆种一季荒一季，或者直接就把土地荒着。作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让土地闲置、荒掉实在是件说不过去的事情，但是如何解决这些土地和因土地赋闲的村民，老书记傅嘉良考虑把分到户的土地再集中起来，这在当时无疑是个风险之举。
傅企平：搞农业、搞粮食，没有钱可赚的，大家都土地都荒掉了，那不行，我们看着土地心疼的。那么就把土地集中起来，集中起来开始三户，我也搞了一户，老书记当时就说企平呀你也去搞一户。这个土地荒掉不行了。当时粮食价格很低。
记者：那挣不到钱还合起来种地，种那么多粮食怎么考虑呢？
傅企平：当时村里头有补贴的，村里补一点。
记者：村里为什么要补呢？什么考虑呢为什么要给补贴？
傅企平：因为粮食国家很重视，你不能荒地。
记者：那与滕头村有什么关系？
傅企平：滕头村是农业学大战（寨）的先进单位啊，土地荒了以后，上级领导要抓你的。
记者：村民的思想通吗？这个地又和（合吧？）起来。 哈哈。
傅企平：土地没有人种啊？
记者：但是使用权是我的。你收回去了。
傅企平：我们收回去还给他钱了。
记者：怎么运作呢？
傅企平：一亩土地给他现在是550块，运作呢，我们把土地集中以后，成立一个农业公司。[分页] 1986年，村里成立了农业公司，这是滕头村农业产业化的开始。然而农业公司怎么运作，怎样才能让闲置荒芜的土地里长出黄金来呢？
记者：谁来做这个决策，我们种什么，不种什么？
傅企平：那么就是农业公司，根据市场的调查以后种什么好。还有一个根据我们滕头村的土地，土壤的结构，这里适合种什么东西，有些东西我们这里不能种。农业公司就可以一块一块的分开，承包。我们也种粮食的，集中种粮食，因为粮食附加值太低，不划算，那么就是慢慢的就搞多种经济了。 在集体的土地种什么一直是傅企平和农业公司苦心钻研的问题，他们先后在土地上种了梨树、葡萄，发展鱼塘。为了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他们还搞起了立体农业，在田间开河养鱼，地下铺设暗管进行排灌。最后他们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一个村民有些陌生的项目上――花卉苗木。
宁波奉化区滕头村党委原书记、终身荣誉顾问
傅嘉良（1924年10月—2020年3月11日），宁波奉化区滕头村党委原书记、终身荣誉顾问，被誉为“滕头模式”的开创者。生前傅嘉良曾当选浙江省第六、七、九届党代会代表，并多次被省市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富民书记、奔小康带头人；1989年起先后获得市、省和全国劳模称号，1998年获中华知名杰出人才称号。 [1-2]
2020年3月11日3时10分，傅嘉良在家中去世，享年97岁。
1960年，滕头村党员选举傅嘉良为村党支部书记。
1965年，傅嘉良提出“一犁耕到头，自己救自己”的口号，开始带领村民改土造田。历时15年，投入43万工，把1200多块低洼零乱不齐的“靠天田”改造成200余块整齐划一的旱涝保收新良田，并增加耕地52亩。
20世纪70年代末，傅嘉良把村庄建成“田成方、屋成行、清清河水绕村庄、绿树成荫花果香”的新农村。
新中国成立后，傅嘉良陆续担任了滕头村互助组组长、奉化墩山社和三联社的主任。1960年，滕头村进行党支部换届选举，全村党员选举37岁的傅嘉良为村党支部书记。从老书记手中接过村支书的重担，傅嘉良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
1965年，傅嘉良带领大家开展改土造田运动。通过十几年时间陆陆续续的改造，终于将全村1200多块高低不平、凌乱不堪的靠天田改造成了200块整齐划一的良田。
1971年，滕头村开办了花卉市场，滕头村的绿色之路由此开启。在改土造田过程中，有些地不适合种粮的地块，傅嘉良种上了经济效益比较高的橘子。种橘子虽然能够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并有效地利用了土地，但面临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在人民公社时期，种桑树是搞农业，是社会主义的，种橘子是经济作物，不能算搞农业，上级领导得知滕头村种橘子后坚决要求改种桑树。
傅嘉良综合对比了两种作物后，顶着了压力，让村民买来了橘树苗来种。在不被上级支持的情况下，傅嘉良和村民在一些不适合种粮的地块种下了3100棵橘子树。经过长时间的苦干巧干加实干，滕头村摸索出了一套发展农业的好办法，农业产量有了很大的提升。
1978年，傅嘉良被授予农业学大寨先进个人和宁波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1979年10月，村里还不富，村民仍贫苦，村民的生活没有非常大的提升，村民住的依然是草房和泥房。傅嘉良启动了旧村改造、环境整治和新村建设。村党支部制定了“统一规划、统一建造、统一分配、分批拆建、集体补偿、保护耕地”的旧房改造方案。由村民推选的代表、村干部、木工、泥工联合组成旧房估价组，作一次性估价，分期分批拆旧建新、边拆边建，由村集体统一规划、统一建造。通过近十年的推进，1987年春节时，滕头村所有的252户人家终于全部搬进了崭新的居民楼。
旧房改造解决了村民的居住问题，村子的发展问题没有彻底解决。1979年，傅嘉良决定在滕头办服装厂。他向银行借了1万元作为办厂启动资金，在一处改造后的养鸡场里，20多个工人用十几台家用缝纫机办起了服装厂。滕头村有了自己的兴办工业、村办集体企业。
当时的滕头服装厂已经发展成为宁波爱伊美制衣公司。村办企业的发展让村民尝到了工业的好处，相比之下种地既辛苦又不能赚到钱，滕头村九成的村民放弃了种地，很多土地开始撂荒。
为了更好地利用土地，随着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傅嘉良和村委会有了把分出去的土地收回来规模经营的设想，在滕头做起了专业承包的试点。到1985年，滕头村19户村民承包经营了全村800亩土地。这种农村规模化农业生产模式比全国提前了近20年了（哈哈哈，简直有意思啊），滕头村继续走集体经济的路子也一直延续了下来。
1991年，江泽民同志考察滕头，赞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村子”。他握住傅嘉良的手说：“滕头村的党支部是个过硬的党支部，希望你们把党支部建设得更好，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傅嘉良曾当选浙江省第六、七、九届党代会代表。
党支部书记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接见。江泽民同志考察、参观该村后称赞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村庄”！。此外，朱镕基、曾庆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联合国副秘书长伊丽莎白·多德斯韦尔女士等也曾亲临视察，对该村科学发展理念及和谐社会所取得的成绩予以高度评价。
呵呵呵，再看看华西村和南街村的待遇。
这些基础显然是老书记傅嘉良做的。
2008年，滕头村从全球113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以“生态和谐实践”成功入选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成为全球入选的乡村案例。 [5]
2017年12月，荣获2017名村影响力排行榜300佳。 [1]
2019年7月28日，入选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 [2]
2019年12月24日，列入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名单。 [3]
2019年12月31日，入选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名单。 [4]
2019年12月31日，入选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名单。 [4]
2021年6月19日，被中央宣传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6]
2021年11月12日，被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纳入2010﹣2017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监测合格名单。 [7-8]
2022年1月，入选 2018年浙江省省3A级景区村庄名单。 [9]
2022年2月7日，滕头村入选浙江省第一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村。 [10]
也是老书记的功劳，儿子给力接班好。
1965年，傅嘉良始带领村民改土造田。
历时15年，投入43万工，把1200多块低洼零乱不齐的“靠天田”改造成200余块整齐划一的旱涝保收良田。
重点。
随着责任制的施行，傅嘉良和村委会有了把分出去的土地收回来规模经营的设想。
老书记傅嘉良考虑把分到户的土地再集中起来，这在当时无疑是个风险之举。
沈毛银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职业职称：
曾任新华村党支部书记
新华集团董事长
高级经济师
浙江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工作经历：
1.1973 年起担任新华大队团支部书记；
2.1980年开始担任新华村党支部书记至2020（因身体原因现今为顾问）；
3.2004年组建了农工贸为一体的村级集团—新华集团；
沈爷爷告诉队员们，在20世纪60年代，宁围街道不叫宁围街道，叫宁围公社；宁围小学不叫宁围小学，而叫宁围社小，是一间小私塾，当时的中国经济状况还是极其匮乏的，当时的老师多是知青下乡当老师。一间教室里聚集了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不像你们现在一个年级好几个班。
沈爷爷又给我们讲述了他一生的事业。在改革之初，那时候的新华村和其他村子一样的落后，大部分村民都比较贫穷，甚至有人称我们新华是“破大船”。为什么叫“破大船”呢？因为新华是宁围最大的村，脱贫攻坚的难度极大，所以人们就把它形象地比喻为一只又大又破的船。刚刚走马上任的沈爷爷就暗立誓言：一定要带领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新华经历了不平凡的改革、发展、建设之路。20世纪80年代，新华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创办企业（1980年？呵呵呵）。
在2008年超过100亿，这一年我们村里集体出资700多万，为50岁周岁以上的村民实现了养老保险全覆盖。与此同时每年还会免费为村民供应米油、天然气还有养老金补贴等等，大致估算，为了造福百姓，村里每年都要支出1000多万的福利。这就是我们新华“四千四万”精神的一种体现。“办实事，村民福祉大如天，现在的老人大多数都经历过很多艰难困苦的，参加过围垦造地、土地平整、农村改革等多种艰苦劳作。可以说，没有他们艰苦奋斗取得的基础成果，就没有新华今天的发展成就。所以新华村的综合经济实力位列宁围第一，全区前列。
1966年下半年，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县联合在九号坝3+400桩至美女山坝间筑堤围涂2.25万亩，揭开萧山大规模围垦的序幕。
1968年7月16日至8月3日，8月28日至9月中旬，11月27日至12月3日3次数万人的突击施工，围得毛地3.6万亩，为以后向东逐块围涂打下了基础。
1969年9月6日，萧山县围垦指挥部正式建立。
30年间，陆续发动几万人到十几万人的大规模围垦工程。
在围海造田期间，人们搭草棚、睡泥地，吃咸菜萝卜干、喝咸水，起早摸黑，靠着锄头土箕，肩挑手挖，创造了奇迹。
围海造田后，人们迁居至此，开启新生活。10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茫茫的滩涂。如今，这里风光秀美、景色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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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利民被视为展望村的英雄和传奇人物，他曾经被作为农民企业家宣传。
时光退回去二十几年，他作为当代“闰土”出现：农民，外出打工，一个背着几十双袜子满中国跑的打工仔。
在经历了啃馒头、喝自来水、住火车站等打拼后，他盘活了一个集团，盘活了一个贫困村。
如今他是展望集团董事长，也是展望村的党支部书记，个人拥有亿万身家。
作为展望村的党支部书记，唐利民并不住在展望村，他的常住地在杭州，他因而也被视为进城的农村党支部书记。
有一种说法是他的户口已迁往杭州，但他本人否认了。
“我有几个亿的资产要经营，在杭州可以更方便一点。”当被记者问及为什么没有把户口转到杭州时，唐利民反问：“你认为有区别吗？”
40多岁的唐利民，跟记者感叹着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那次，他把母亲接到他在杭州西湖边买的一幢1000多万元的别墅居住，“住了两天，我母亲就逃回村了”。
唐利民对记者说，他何尝不想在展望村过宁静的生活，“这里环境好，城市该有的，我们都有”。
唐利民一方面作为展望村的党支部书记，一方面作为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这种双重身份，有如蓑衣与国旗的结合。
他的公司主要资产属于他个人，他的村民一方面是他公司的股东，另一方面很多也是他公司的员工。这种产权关系和新型的人事关系，在2002年之前的现代企业制度创立过程中，已经明确。
农民的“帽子”
1994年唐利民成功组建了展望集团，地点设在绍兴展望村。如今展望集团已拥有了9家全资公司和1家参股公司，总资产21.5亿元，可容纳员工上千人。
除此之外，村里还有多家股份制企业、小企业、私人小作坊。展望村3122人，基本都在企业上班，实行的是8小时工作制，每天8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
60多岁的唐杨糯就是其中一位。
一条宽敞的马路通到家门口，两旁绿树掩映。这是一栋独立庭院的三层楼乡村别墅。时值下午4点，唐杨糯刚从村苗木基地下班回来。他谈起自己小孙女的学习，让我们看满墙的奖状。
他告诉记者：“20年前我们的房子不足30平方米，现在住上宽敞的大房子了！”
唐杨糯是展望村村委聘用的园林“CEO”，管理着村里5亩园林苗木，每年可以领到两万多元的工资。这些园林苗木，仅供展望村绿化所需，不带经营性质。
早在1996年，展望村就全面推广农业机械化，村里的土地通过“反租倒包”，全部由村委会聘请农业“CEO”，统一经营和管理，村民口粮由村委会统一发放。
“农民”的称号在展望村，仅仅是一顶“帽子”。这个村已没有传统意义上务农的农民。 “由于上班收入稳定，加上很多人自己开公司，或外出经商，天时地利，村民已经很富有了。”村民戴荣兴说。
展望村党支部张副书记说，农业在展望村已不重要，他承认即使对全村剩余的820亩农业用地进行农庄化管理和机械化耕种，农业仍然亏本，每年发放口粮时村里还要贴钱。意义只在于保证粮食生产和农业用地耕种，以及强化农田保护和土地管理，为子孙后代发展预留空间。
浙江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镇下辖村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镇展望村现有农户877户，总人口3205人，耕地面积1638亩，山林面积1244亩。级经济发展以集体企业展望集团为龙头，下属五个厂家，以纺织、印染、机械等作为主导产业，经济效益相当相观。村拥有展望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果树栽培及庙上水产养殖区等效益农业基地，2005年度村级收入达345万元，人均集体可支配收入15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3336元。
2017年11月，荣获2017名村影响力排行榜300佳。
崔登来同志现任宁波云环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姚市泗门镇小路下村党委书记。
1983年初，崔登来出任村办厂厂长，凭着敏锐的洞察力，准确的市场把握能力以及卓越的领导能力，，一跃成为拥有28家分公司的全国乡镇明星企业。他成功在于敢为人先，始终比同行抢先一步：凭着锐意进取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同时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使75%以上的产品走向了国际市场。
小路下村曾是一个出了名的贫困村，“文革”时期，村庄改名为反修大队，由于太穷太苦，被邻村人戏称为“翻落大队”、“破大船”。
改革开放后，小路下村走上了工业强村的道路。1985年，村里办起了一家小电线厂，1996年组建成立了宁波云环集团。目前，云环集团已拥有44家分公司、2家高科技企业、1家进出口公司。公司专业生产电源线、插头、插座、小家电等产品，2008年实现销售19.07亿元，利税2.1亿元，出口创汇1900万美元。
2003年，小路下村投资300万元建成了全市一流的村级文化公园。公园占地50亩，设有文化宫、广场、戏台、门球场、露天舞池、图书室、村史展览室等设施。这些文化设施面向外界免费开放，为村民、企业职工和外来员工提供了学习、休闲、娱乐的良好场所。
早在1994年，小路下村按照建设现代农村社区的理念，投入10多万元，请来上海同济大学的专家，对村庄建设进行了规划，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工程治理。目前，全村绿化覆盖率达到40%以上，基本实现了“道路硬化、水面净化、灯光亮化、住宅别墅化、村庄园林化”的目标。
崔登来，1954年6月出生，1992年2月入党，1997年9月起任余姚市泗门镇小路下村党委书记.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村官企业家”，在他的带领下，小路下村从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发展成为走在全省前列的党建示范村和文明富裕村。2010年，该村实现社会总产值45.77亿元，村级集体收入593万。曾获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1983年，小路下村办起了一个小五金厂，在领导的信任与群众的支持下，崔登来当上厂长。他不负众望，当年就使小五金厂实现盈利。时年28岁的他，从这时开始带领贫困百年的小路下，追求强村富民的梦想。
1985年，崔登来分析市场形势，决定转向电源线产业。崔登来的判断与分析，基于他对基层民情的了解，因为市场经济是民生经济，以人的需求为指向的。他认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用电器必定大行其道。于是，余姚市电线厂这一年在小路下村挂牌成立了。小路下，靠一根电线起家。电线，就是这个小村庄的“致富线”和“生命线”。
工业的发展，使小路下人率先脱贫致富。从八十年代起，小路下人开始离开田间地头，走进工厂，从农民变成了工人。如今小路下已找不到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绝大部分劳动力都在企业，同时还吸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名外来员工。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小路下的发展一年一个样，先后成为余姚市首个千万元村和首个亿元村，昔日贫困落后的小路下从此成为首屈一指的富村强村。现在，小路下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超2万，每年上交国家税收超亿元。
崔登来认为，小路下人既要崇文，又要崇德，实现口袋、脑袋一起富。崔登来作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注重对人的培养教育。他的教育方法，一是为人师表，言传身教。手把手、心连心的对下属实行“传、帮、带”。二是自己培养大学生。从1987年起，崔登来先后把20多位高考落榜的青年送进浙江大学、宁波大学脱产学习。当年读不起书的小路下人，有20多个小路下子女留学到了国外。三是海纳百川，引进人才。小路下全村现拥有了600多名全国各地的大学生。
这个年代数据为什么互相矛盾，呵呵，我也不知道，历史为什么会那么写，呵呵呵。
我不知道，你们村还给你家提供什么集体利益呢？还是因为你们家进城，没有啥了。呵呵呵。
余姚市泗门镇小路下村党委书记 崔登来
我们小路下村曾是一个出了名的贫困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艰苦创业，努力奋斗，逐渐过上了文明富裕的生活。当前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巩固首批全国文明村的创建成果，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继续走在前列。
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实施工业兴村战略，努力推动村龙头企业云环集团实现传统制造业基地向先进制造业基地的转变。通过发展壮大工业企业，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为全体村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强村与富民的有机融合。
打造高效农业产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以强大的工业经济优势“反哺”农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在农业示范园区内全面推广应用现代农业科技，种植名、特、新品种，使园区出产的无公害、生态农产品“小路下葡萄”成为拳头产品，使园区内建成投产的宁波市绿色精品水果基地成为效益型、观光型、生态型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打造先进文化园地。抓住荣获首批全国文明村所带来的社会美誉度上升、群众满意度提高等有利契机，进一步深化精神文明创建。发挥好文化公园和门球队、腰鼓队、夕阳红乐队、木偶摔跤队等文体队伍的作用，使全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更加精彩纷呈。
打造人才集聚高地。树立“知识就是本领，学习就是财富”的观念，广泛开展学习型村庄活动，提高村民综合素质。容纳吸收各种文化，发现和吸引外来人才，使小路下成为全国各地外来务工者创业的乐土、情感的港湾、精神的家园。
打造宜居宜业乐土。不断增强村民的公共卫生意识、生态绿化意识、健康文明意识，使全村涌现出更多的“环保家庭”、“文明户”。创新外来员工服务和管理模式，维护社会和谐。深化社会综合治理，把各种社会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打造利益保障福地。完善医疗养老保障体系，引导村民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全面实施大病统筹。针对失地农民、企业职工等不同社会群体，实施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确保村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改开是有了，虽然很虚，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分田到户呢？你怎么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