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汪海林有篇讲话：今天有些创作者理解不了时代，跟不上时代， -- 俺老孫

“工总司”成立后，在王洪文的策划下参与了很多“武斗”事件，比如《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等，王洪文也逐渐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在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担任了革委会副主任。说到这里，大家知道王洪文在上海的“武斗”有多么残酷吗？1966年11月底，王洪文指挥“工总司”的成员参与到《解放日报》事件当中，支持强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红革会”。12月3日早晨，“工总司”的成员与“红革会”的成员强行绑架了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文焕以及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把他们绑架到解放日报社的驻地。

接下来的“武斗”有多么残酷呢？解放日报社外面的群众想冲进报社里面，里面的“工总司”与“红革会”成员则堵住门，不让群众进入。封闭门的乒乓球台不久后就被外面的群众砸出一个大洞，“工总司”与“红革会”的成员甚至把蒋文焕直接堵在这个大洞上。让一个活生生的人堵住两派冲击的洞口，结果可想而知，蒋文焕直接被迫害致死。

在12月底的康平路事件中，“工总司”也安排了大量人员冲击上海市委所在的康平路大院，根据事后统计，王洪文调集了约10万名“工总司”成员，包围了康平路大院的“赤卫队”成员，当时“赤卫队”成员不足3万人，人数远逊于“工总司”。在这场“武斗”中，王洪文的小兄弟陈阿大冲锋陷阵，不断殴打“赤卫队”的成员，有91名“赤卫队”成员被打成重伤，300多名赤卫队骨干分子被王洪文抓捕。经过这次事件后，“赤卫队”被王洪文强行解散。

1967年2月，上海市革委会成立，王洪文担任了革委会副主任，排在他前面的是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以及第一副主任姚文元，两人都算是文人，不擅长“武斗”，王洪文就“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镇压其他造反派的重任，成为上海“武斗”的积极分子。1967年8月4日凌晨，王洪文调集了约10万多名“工总司”成员，包围了上海柴油机厂。当时“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驻守在上海柴油机厂，他们反对“工总司”，一开始，双方的“武斗”只是小规模地打弹弓、扔砖头等，不过，在王洪文的策划下，这场“武斗”不断升级，8月4日凌晨，王洪文已经命令“工总司”成员出动25吨履带式大吊车。

“工总司”用25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头戴藤帽，带着棍棒、刀斧，见到人就打，其中打完男的就剥光他们的上衣，打完女人就把她们的上衣撕碎，在这次“武斗”中，“工总司”打伤了650多人，很多人都受到重伤，有的甚至终生残疾，足见“武斗”有多么残酷。另外，这次“武斗”还造成了重大损失，工厂的损失达350万，光维修厂房就花费14多万元。

这可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损失堪称天文数字。（哈哈哈）

1967年，普陀区有两次大乱，期间造反派帮派势力大搞打砸抢，先后在70多个单位中挑起武斗（其中市属工厂48家，区属局3个，区属商业公司6个，街道4个，中学10多所，医院2所）。

1967年8月4日，“工总司”指挥砸了位于杨浦区的上海柴油机厂的对立派组织——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柴联司”）后；8月6日，“工总司”普陀区分部造反派依样砸了区内一○一厂的对立派组织，成为全市第三个规模较大的武斗事件（仅次于上海柴油机厂和青浦县的武斗），打死2人，残废2人，重伤29人。8月19日，位于长寿路上的上棉十四厂发生武斗，打死1人，直接财产损失30多万元。

1967年8月4日，为消除上海与“工总司”持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经过周密部署，调动10万造反派，近千辆卡车、吊车、消防车包围了上海柴油机厂，还在黄浦江上调集炮艇、运输船、打捞船等20余艘，实现水陆包围，用武力消灭“上柴联司”。王洪文到现场指挥攻打，这是上海地区在文革中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斗事件，史称“八四武斗”事件。

亦称“康平路事件”。“文化大革命”初期张春桥策划的以搞垮上海市委和“赤卫队”为目标的大规模武斗事件。1966年12月6日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纠察队联络总站和上海工人赤卫队合并，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赤卫队因支持中共上海市委领导“文化大革命”被称作“保皇派”。28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后，游行到康平路，有2万多人进入中共上海市委大院请愿，要求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在张春桥唆使下，29日晚，耿金章、王洪文指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的10余万名队员，包围了进驻康平路市委大院的赤卫队员。30日凌晨冲进大院，大打出手，打伤近百名赤卫队队员，并将他们驱赶出市委大院，赤卫队总部随即被解散。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第一场大规模武斗，开了地方大规模武斗的恶劣先例。

以政工干部系统为核心，“东方红”形成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车间级党支部干部居多的特点。因为反对上海市委，所以“东方红”又参加了“工总司”，参加过“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是“工总司”初期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样的成员构成在当时应归入“老保”之列，然而，“东方红”又偏偏是造反派组织。

“联司”的成员则以青年工人和普通群众居多。还有那些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挨整对象和边缘分子，也是“联司”的成员或同情者。这些人在当时被称为“17年受压制者”，应该是造反派。然而，因为“联司”中的一个组织曾经参加过“赤卫队”，在“安亭事件”中，还为“赤卫队”印发过《非常大的安亭事件》等传单，于是被对立派指为是“老保”。（“联司”参加过“赤卫队”的资料引自《东方红》1967年7月3日第44号所载《从联司的产生发展和所作所为看它到底是什么货色——上柴阶级斗争调查报告之二》，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编辑，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党团员多的组织持造反派观点，底层群众和被视为“落后分子”多的组织被指责是“老保”，完全颠覆了1966年底的造反派“落后分子多”和保守派组织“党团员多”的特点。这是上柴厂两大派阵营构成完全不同于上海其他单位的独特之处。

“联司”和“东方红”互相指责对方是老保

1966年12月2日，王洪文为负责人的“工总司”成立不久，“东方红”参加“工总司”，正式宣布成立“工总司上柴大队”（这个日子引自《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而“联司”其中一个组织加入过“赤卫队”，在1966年12月3日成立过“上柴工人赤卫队”，还印发了《上海柴油机厂工人赤卫队宣言》（引自《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虽然不久这个组织在“康平路事件”前退出“赤卫队”，但“联司”还是被“东方红”抓住把柄说成是老保组织。

其实，“联司”12月底后，也加入了“工总司”，“联司”与“工总司”的“副司令”潘国平关系比较好，挂在与潘国平关系较密切的“工总司杨浦区分部”下，是杨浦分部的直属大队。但“杨浦区分部”的负责人李某，不久因轧进反“工总司”的“双造司”事件被抓，“杨浦区分部”实力大减。3月，“工总司”清理整顿各区既有“联络站”又有“区分部”状况时，“杨浦区分部”与“杨浦区联络站”准备合并，而潘国平此时已失势，“杨浦区分部”派没有了势力。“联司”与“工总司杨浦区分部”从此不再联系，由此也与“工总司”总部切断关系。

“东方红”指责“联司”受市委操纵，因为“联司”中有厂党委书记的女儿，她与市委一些领导干部熟悉。“东方红”还指责“联司”“搜罗了厂内大批地、富、反、坏、右分子，四清中的双不清分子，反革命KO集团分子”，“而在四清中未彻底清算的KO反革命分子，现在也有百分之八十在柴革会（即联司。笔者注）中鬼混”，还指责说“联司”参加过“工三司”（引自《东方红》1967年3月22日第20号所载《“上柴革命委员会”是牛鬼蛇神反革命勾结的产物——上柴阶级斗争调查报告之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上海市东方红总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编辑，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联司”则指责“东方红”党团员多、干部多、“五好工人”多、积极分子多；文革前“都是党委的红人”，是“中上层干部的大本营”，“彻头彻尾”的“铁杆保皇”（引自1967年2月的传单《上柴“红卫兵指挥部、东方红战斗总部”的保皇铁证》，上海柴油机厂“揭老保”战斗组编，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联司”还说“东方红”批判原厂长朱文斌是投机，因为朱已经调往外地，批判他没有风险；说“东方红”批判市委是“炮口向上，大放空炮”（引自《群众的眼睛全然没有错》，载1967年2月16日第2期《东风》，“东风”编辑部编，”陈国康文革报刊资料”，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是“只造市里的反，不造家里的反，就是造了反，也只是虚张声势，装装门面”（引自文革传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保皇有罪，罪该万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联司）1966年12月23日，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还说“东方红”中的许多人都是中层干部，自己就是当权派，本身就应该是被革命和造反的对象。

关于“联司”和“东方红”两派组织各自的成员状况，“联司”曾经做过统计。以下是当时的统计（表格中的“红卫兵指挥部”即“东方红”的前身之一，“串联站”即“联司”）：

1966年12月底，王洪文指挥“工总司”10万多人，把“赤卫队”3万多人围在康平路。12月30日，“工总司”向“赤卫队”发起总攻。陈阿大手拿木棍，高呼口号，带头冲向“赤卫队”，见人就打。只用了几个小时，就把“赤卫队”的主力全部“解决”。在这件事中，陈阿大冲锋在前，又一次为王洪文立了“大功”。

1967年8月初，王洪文指挥24万名“工总司”队员，把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包围起来，并于8月4日下令总攻。陈阿大率领手下的亲信骨干冲在前边，他亲自架云梯，向上海柴油机厂楼内的“联司”进攻，还第一个冲上楼顶，调动手下队员上下夹击。又是他，亲自把“联司”的头目杨仲池“活捉”。

1967年1月，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经王洪文推荐，张春桥同意，陈阿大成为公社委员。2月，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是经王洪文推荐，张春桥同意，陈阿大当上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分管工交战线工作。从此，陈阿大进入了上海市领导的行列。

但是，陈阿大毕竟文化水平低，写个简单的条子，也避免不了错别字。怎么办？陈阿大有办法。他挑选一些文化水平高的人给自己当秘书，让这些人给他写讲话稿。当什么会议需要他讲话时，他就让秘书代劳，写好稿子抄清后，由他在会上照着稿子念。

当陈阿大下去检查工作时，就让秘书把一些文件中规定的条文先记下来，等对方汇报时，提出哪些事情要解决，他就把秘书写好的条文要过来，按条文内容，说些原则性的话。他的这种做法，在一段时间里还唬住了一些人，有的人认为，陈阿大“政策水平高”，“办事有原则”。

陈阿大当上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后，并未放弃对他原来的单位———上海良工阀门厂的控制。他仍然兼任良工阀门厂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并且安排他手下的亲信，掌握着这个厂的大权。

陈阿大利用他主管全市工交战线工作的条件，在工交战线安插了许多亲信当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他的这些亲信都对他唯命是从，这样他就控制了工交战线的大权，一旦有事，一呼百应。

陈阿大在“文革”前只是共青团员，没有入党，也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文革”后他忙于造反，也没有想到入党的事。中共九大召开之前，张春桥有一个“名言”：要让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派”入党，成为党的新鲜血液，“造反派就是要入党做官”。陈阿大自然也被张春桥看中，作为突击入党的对象之一，甚至在陈阿大还不是党员时，就被“内定”为九大代表。

为了让陈阿大快点入党，张春桥和姚文元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动员陈阿大入党。可陈阿大自认早就是党的人了，根本不知道还需要先写申请书。这使张春桥、姚文元十分焦急。他们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常委专门找陈阿大谈话。不料无论怎么“启发”，陈阿大就是不懂要先写申请书，只是瞪着眼嚷道：我早就是党的人了，你要我做什么就直说了吧。这位常委只好点明：你要写一份入党申请书。陈阿大这才恍然大悟，急忙表示：马上写，马上写。

我们现在从档案中看到的陈阿大的入党申请书，标明的日期是“1968年10月10日”。在秘书的帮助下，入党申请书写好后，张春桥、姚文元即调阅了陈阿大的入党申请书，并且指示：尽快发展陈阿大入党。

张、姚有指示，下面马上落实。10月19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王秀珍、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黄涛，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去落实陈阿大的入党问题。他们一到厂里，立即安排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开会，并于当天，该厂金工车间就召开党支部大会，讨论发展陈阿大的入党问题。

王秀珍事先向陈阿大在良工阀门厂的亲信做好了工作，安排一些人在会上发言，对陈阿大歌功颂德，使其顺利入党。从写入党申请书，到被发展入党，还不到十天时间。

陈阿大入党不到两个月，就被张春桥定为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这也创了一个纪录。从陈阿大入党到当上九大代表，速度太快了，以至他们连让陈阿大填写入党志愿书这件事都忘记了。陈阿大是在当上九大代表之后，才由别人代笔补填了入党志愿书。事后，又由陈阿大抄了两份。

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这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批发了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这些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制止局势恶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经过二十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这是1967年8月4日，由上海“工总司”围攻在上柴厂的对立派“联司”进行的上海地区最大规模的武斗事件。武斗由王洪文任总指挥，指挥“工总司”24万人参战。又称上海“八·四”事件，或称武装打上柴事件。

上海柴油机厂位于黄浦江畔，与王洪文造反起家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南北相对，是一个具有几十年历史的全国一流的现代化的万人大厂.厂内分成“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简称“东方红”）和“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两大派。

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后，“联司”历经与“工总司”长达半年多的斗争，终于成为上海反“工总司”最强大的力量，在上柴厂两派斗争中占据了上风。

上海“六"二九”武斗和上柴厂“七"一八”武斗事件后，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指使下，王洪文开始对镇压“联司”和“支联站”作具体部署。

上海市柴油机厂，1967.8.4

“工总司”与“联司”的冲突，“八·四”武斗，致死18人，伤983人，致残121人。

图一取自新影纪录片素材。1967年，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批纪录片，包括《安亭事件》、《斗陈、曹大会》、《冲康办》、《工总司冲市委》、《抄徐家汇天主堂》、《抄龙宫》、《砸永安公司牌子》等。

“工宣队”的由来：平息清华武斗

        “工宣队”缘于清华大学的“文革”群众两派的武斗。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由于清华“文革”群众两派组织“井冈山兵团”（简称团派）和“四一四”（简称四派）的论战和冲突，清华大学发生了著名的“百日大武斗”，这是北京地区最严重和惨烈的武斗。

        据当时是清华“工宣队”负责人之一的迟群回忆，1968年7月26日下午2点多，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所召集身边的8341部队有关人员开会，指着地上铺着的地图，对与会人员进驻清华做出指示；同日下午5点半又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动员大会，部署方案。次日上午10点前后，来自北京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的3万多工人便涌进了清华校园——这是毛泽东为平息武斗、扭转清华“文革”群众运动的趋势所做的部署。

        然而这些工人在清华遭到了“团派”的激烈抵抗。这一派驻行动事先没有任何清华人知道，连这3万多名工人起初也不知道是直接履行毛泽东的决定。蒯大富为首的“团派”误判“工宣队”不是经毛主席同意派来的，他们在喇叭里不停地广播，称这是革命造反派的“大反扑”。参与武斗的清华两派群众约有600余人，其中团派武斗人员殊死抵抗，最终造成“工宣队”5人死亡，731人受伤。

        周恩来报告了这起流血事件后，毛泽东大为恼怒，脱口而出：“造反派，真的反了？！”团派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也使得持续百日的清华武斗走到了尽头。而毛泽东为何派出“工宣队”却不告知清华人，至今仍没有确切的答案。

        “文革”期间全国性的“芒果崇拜”便与此事件有关。清华“工宣队”遭遇的流血事件引起工人们极大的怨愤，为了安抚工人们，毛泽东把8月6日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阿沙德•侯赛因赠送给他的两箱芒果全部转送给“工宣队”，此后在全国各地千百万工人中掀起了一股对芒果的狂热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