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美国军史研究者Gary Bjorge眼里的淮海战役 -- 镐梓
看了一下记录，居然10年没发主题帖了。找了半天才找到发帖的页面，怎么上链接、图片也要慢慢恢复记忆了。
手头有一篇Dr. Gary J. Bjorge关于淮海战役的论文，标题是Moving the Enemy: Operational Art in the Chinese PLA’s Huai Hai Campaign。此君曾任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也就是Fort Leavenworth ）军事历史学教授。
这是一篇通过战例研究PLA军事指挥思想和中国传统军事哲学（《孙子兵法》）的文章，写作准备过程中，从两岸军方交流渠道获得了不少原始资料。
篇幅较长，也有不少参考图表。准备用翻译+少量注释的方式发帖。
本帖一共被 3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序
对淮海战役的广泛而详细的研究涉及一个对美国陆军日益重要的理论概念——指挥艺术。它通过观察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世界另一端一个相对简单的战场上的一场战役来做到这一点。对于一些人来说，与所谓的现代战场的距离可能使这项研究看起来几乎无关紧要。我认为，恰恰相反，它增加了它与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的相关性。
这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这个在全球范围内扩大承诺和部署的时代，我们越来越重要的是增加对其他人想法的理解。这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当然还有军事上都很重要。正如 Bjorge 博士正确指出的那样，指挥艺术与技术无关。它是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的产物，这也是我们可以从淮海战役中学习的地方。这场战役包含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指挥官的例子。更重要的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场战役表明，非西方的中国古典军事思想是这种创造力的重要灵感来源。
阅读孙子的《孙子兵法》在军队中已经流行多年。然而，对于太多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从来都只不过是一本格言集——对一些人来说是精辟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是陈词滥调，但对他们现实生活中的挑战却没有多少适用性。本研究从《孙子兵法》的角度审视淮海战役，表明孙子的许多概念和准则是战役愿景和战役期间行动的一部分。通过这样做，这项研究不仅增加了我们对指挥艺术本质的理解，还增加了我们对中国伟大军事经典之一所包含的思想的理解。我们向您推荐您的教育和享受。
Lawyn C. Edwards
Colonel, Aviation
Director, Combat Studies
莱文沃思论文由美国陆军指挥和参谋学院（CGSC）战斗研究所（CSI）出版，位于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66027。本出版物中表达的观点是作者的观点，不一定是国防部或其任何要素的观点。CSI/CGSC Press 出版物的完整列表，其中许多可供下载，可在 <http： www.cgsc.army.mil/csi> 上找到。
前言
这本书的起源在过去很多年前，很难想象它会出版。1986 年，作为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 （CGSC） 作战研究所 （CSI） 研究委员会的成员，我的任务是研究淮海战役作为大型部队机动的一个例子。作为这项任务的一部分，我请求并获得了中国军事科学院（AMS）的邀请，访问中国，对这场战役进行研究。我得以在AMS和北京军事博物馆会见了军史学家。我会见了前国民党指挥官，如黄维，他在战役期间指挥国民党第十二兵团。我还去了徐州，徐州是战役地区的主要城市，也是淮海战役纪念塔和纪念馆所在地。在徐州期间，我参观了国民党第七兵团被围困和歼灭的碾庄圩地区。我还会见了参加过战役的退伍老兵。这次中国之行对我的研究大有裨益。
1989年初，在我写稿子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研究机会出现了，台湾三军大学（Taiwan Armed Force University）邀请我来台湾会见军事历史学家，研究这场战役。我在4月下旬做了这件事，多亏了三军大学校长Lo Pen-li将军的安排，我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并对这场战役有了新的认识。1989年夏天，CSI研究委员会被解散，CSI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被指派为全职课堂教师，我的研究和写作就结束了。
在教学的同时，可以进行小型研究项目，但像淮海战役这样大的课题就不行了。有好几年，我家里的书架上摆放着淮海战役的资料，而我却忙于其他项目，例如写一篇关于缅甸北部梅丽尔支队的简短研究。1998年，我加入了一项发展美国陆军和中国军队之间军事历史交流的工作。由于这次参与，我再次访问了中国徐州，并参观了淮海战役的所有主要战场。这重新点燃了我完成手稿的愿望，但它并没有解决没有时间投入努力的问题。2001年秋天，CSI主任挑选我参加CSI的瓦格纳研究奖学金计划。这不仅让我有时间完善我的研究工作和写作，而且CSI主任也支持我再次前往中国进行研究旅行。2001年11月，我第三次回到徐州，在淮海战役纪念馆进行了为期两周的研究。在那里，我在纪念馆历史学家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每天都能提出问题，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军事历史学家如何看待这场战役和领导这场战役的将军们。
瓦格纳奖学金计划给我的时间，以及我目前在最近成立的研究和出版团队中的职位，使我有可能完成我的手稿。但是，如果没有许多人的支持、鼓励和帮助，我永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我要感谢CSI现任主任Lawyn Edwards上校，因为相信这个项目的价值而选择我作为瓦格纳研究员，并让我在2001年来到了中国。我要感谢前中央情报局局长Jerry Morelock上校，支持我参与与中国军队的军事历史交流活动，并作为1998年秋天前往徐州的代表团的高级军官。我还必须感谢我现任的直属上司，Kevin Farrell中校，感谢他在履行职责时给予的耐心和支持。对于他们对我研究的帮助，我要特别感谢军事科学院的淮海战役专家Zhou Hongyan，淮海战役纪念馆原馆长Yu Shijing，淮海战役纪念塔的历史学家Fu Jijun，以及淮海战役纪念馆副馆长Zhou Liping。对于他们追求卓越的承诺，我要感谢为本书工作的两位编辑，Patricia Whitten，她编辑了文本并进行了排版，Robin Kern完成了地图。我要感谢我的打字员Virginia Wright在破译我的笔迹时给予的理解和耐心。我的妻子南希（Nancy）和女儿乔安妮（Joanne）的耐心和支持也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
我在研究中使用的材料几乎完全是用中文写成的。我自己翻译了这些材料，并对可能发生的所有翻译错误负责。但是，我想让读者相信他正在阅读的是准确的翻译，因为我花了数年时间学习中文，并且对我出版的中文翻译获得了补充意见。我希望读者发现这部作品页面上出现的内容很有趣，甚至令人兴奋。我知道，在淮海战役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淮海战役的反应就是去更多的了解它。
迫使敌人做出反应，是夺取和保持主动权的本质。—FM（注：Field Manual） 3-0，作战，2001 年
淮海战役的意义
在20世纪的众多战争中，规模最大和最重要的战争之一是1946-1949年在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政府军队与中国共产党（CCP）主席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之间进行的中国内战，。 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作战，这场斗争以国民党政府败退（注：原文是take refuge）台湾岛和共产党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PRC） 而告终。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有一个全新的方向。从外部看，其结果是使世界力量平衡发生重大变化，并给美国政策制定者带来了新的挑战。
这项研究的主题是淮海战役，是中国内战中规模最大、最具决定性的战役。这场战役从 1948 年 11 月 6 日开始，到 1949 年 1 月 10 日结束，最初是由共产党将军构想的，目的是驱逐驻扎在徐州以东的陇海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队，并将山东和江苏两省的共产党控制区连接起来。这样，将有利于动员江苏的人力和资源，并为与华东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进一步作战形成有利态势。然而，战役开始后，共产党指挥官利用战斗的胜利和国民党的指挥决策，决定扩大行动范围，并试图在一场大的战役中摧毁这一关键地区的所有国民党军队。结果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共产党军队摧毁了国民党军队5个兵团，共计约五十万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弹药，并挺进到直接威胁国民党首都南京和国民党中国在长江下游的经济中心地带的阵地。随着这次失败，国民党政府失去了抵抗共产党向中国南方推进的任何机会。
淮海战役以其规模（超过100万战斗人员）、持续时间和战略影响，位列世界军事史上的重大战役之一。这场战役也很重要，因为它是毛所构想的革命战争最后阶段的战斗类型的典型例子，起义部队将集中兵力并与政府军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在淮海战役中投入的兵力比它以前或此后参加过的任何其他战役都多。河南、河北、江苏、安徽和山东省的中共组织动员了大约500万民工运送物资，以支持解放军作战部队。在中国东部和中部共产党控制区的村庄里，数十万妇女被组织起来缝制厚重的棉军服，做鞋，磨谷物，并执行其他有助于战争的任务。这是毛大规模进行的“人民战争”，是一支庞大的革命军队在群众的支持下所能取得的成就的有力例证。
淮海战役和指挥艺术
淮海战役可以作为人民战争的一个例子来研究，也可以作为毛主义革命战争模式的一部分来研究。然而，这部作品将战役视为指挥层面的战争实例，并侧重于解放军指挥官对大规模行动的策划和执行。换句话说，解放军指挥官如何实践美国陆军学说所描述的指挥艺术。它将进一步验证指挥艺术作为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性，并增加读者对解放军军官团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理解。
1982 年版的《战场手册》（FM） 100-5 “指挥”中，将战争指挥层面的概念引入美国陆军概念：
战争的指挥层面使用可用的军事资源来实现战区内的战略目标。最简单地说，它是指挥大兵团的理论。它还涉及规划和开展作战行动。战役是持续的行动，旨在通过同时和连续的战斗在指定的空间和时间内击败敌军。部队的部署、目标的选择以及为削弱或战胜敌人而采取的行动都为下一场战斗设定了条件并获取战术收益。它们都是战争作战层面的一部分。在空地战学说中，这一级别包括部队集结和后勤支援，为地面和空中机动提供方向，纵深应用常规和核火力，以及采用非常规和心理战。
1986年版的FM引入了“指挥艺术”一词来描述在作战层面有效使用军事力量：
作战艺术是通过设计、组织和实施战役和重大行动，在战区（theater of war）或作战地域（theater of operation）使用军队来实现战略目标。战役是一系列旨在实现战区战略目标的联合行动。当作战地域包含多个战区时，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战役。当一支大型部队改变或确信其原始目标或冲突条件发生变化时，就会发生单个战区内的连续战役。主要作战包括大型部队在战役的单个阶段或关键战斗中的协调行动。主要作战决定了战役的进程。
因此，指挥艺术涉及何时何地进行战斗以及是否接受或拒绝战斗的基本决策。其本质是确定敌人的作战重心——他的力量和本钱（balance）的来源—
—并集中优势战斗力以取得决定性的成功。没有一个特定的指挥层级（echelon of command）完全或唯一地关注作战艺术，但战区指挥官及其主要下属通常计划和指挥战役。集团军群（Army groups）和集团军军（Army）通常设计战役的主要地面行动。而军（corp）和 师通常执行这些主要的地面行动。指挥艺术需要广阔的视野、预测能力、对手段与目的关系的仔细理解，以及有效的联合合作。简化为基本要素，指挥艺术要求指挥官回答三个问题：
（1）在战区中，必须达成怎样的军事条件或者作战行动才能实现战略目标？
（2）什么样的连续行动最有可能产生这种情况？
（3） 应如何运用部队资源来完成这一系列行动？
1993 年版的 FM 100-5 基本上重复了 1986 年版关于战争的作战层级和指挥艺术的说法。2001 年 6 月出版的 FM 3-0，作战，深入研究了对作战指挥官的心理要求，完善了指挥艺术要求指挥官回答的问题，并在 1986 年和 1993 年版的 FM 100-5 中列出的三个问题中增加了第四个问题：
2-5. 战争的作战层级是指在战区或作战区 （AO） 内进行和维持战役和主要行动以实现战略目标的层级。它将部队的战术使用与战略目标联系起来。这一层级的重点是作战艺术——通过设计、组织、整合和实施战区战略、战役、重大行动和战斗，使用军事力量来实现战略目标。战役是一系列相关的军事行动，旨在在给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实现战略或作战目标。指挥艺术决定了在战斗前何时、何地以及出于何种目的使用主要部队来影响敌人的部署。它规定了这些部队的部署、投入及退出战斗，以及为实现作战和战略目标而进行的战斗和重大行动安排。
2-6. 指挥艺术帮助指挥官高效、有效地利用资源来实现战略目标。它包括使用军队并在时间、空间和目的上安排他们的努力。指挥艺术帮助指挥官在寻求战斗之前了解胜利的条件。它提供了一个框架，帮助指挥官在设计战役和重大行动时整理他们的想法。没有指挥艺术，战争将是一系列互不相干的交战，相对消耗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指挥艺术需要能够想象、预测、创造和抓住机会的指挥官。它不仅由联合部队指挥官（JFC）实施，也由其高级参谋和下级指挥官实施。
2-7. 作战通常意味着比战术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作战层面的战略定位要求指挥官超越眼前的局势。当战术指挥官在当前的战斗中作战时，作战指挥官会更深入地研究时间、空间和事件。他们试图提前塑造即将发生的事件可能性，为通过战术行动执行战役的下属指挥官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同样，作战指挥官预测战斗和交战的结果，并准备利用它们来获得最大的战略优势。
2-8. 作战指挥官不断与战略上级沟通，以获得指示并确保对事件的共识。指挥官和参谋人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沟通允许灵活适应战术环境。战术结果通过作战和战术动态的复杂相互作用影响战役的进行。作战指挥官为战斗和交战的进行创造了条件，而战斗和交战的结果则决定了战役的进行。在这方面，指挥官利用战术胜利来获得战略优势，甚至扭转战术损失的战略效果。
2-9. 指挥艺术通过作战设计转化为作战计划。精心设计的计划和成功执行的行动塑造了战术行动的态势。如果执行得当，一个好的计划会增加战术成功的机会。它通过为友军创造优势而为敌人制造劣势来做到这一点。灵活的计划使战术指挥官可以自由地抓住机会或对不可预见的敌人行动和能力做出有效反应。灵活的执行保持了作战主动权，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战术机会。
2-10. 没有战术上的成功，战役就无法实现其作战目标。因此，指挥艺术的一个基本要素确认战术层面可能性的能力，并设计一个计划，最大限度地提高战斗和交战的成功机会，最终得到希望的作战的最终状态。如果没有连贯的作战设计来将战术上的成功联系起来，战斗和交战就会将宝贵的资源浪费在无法实现作战目标的战斗上。对战术上可能的透彻理解，以及创造增加战术成功机会的条件的能力，是作战指挥官的重要属性。战术指挥官必须了解战斗和交战的作战环境。这种理解使他们能够抓住有助于实现作战目标或击败威胁这些目标的敌人行动的机会（可预见的和不可预见的）。作战指挥官需要作战和战术层面的经验。从这种经验中，他们获得了直觉，以及理解战术和作战可能性和需求之间相互关系的知识。
2-11. 在许多考虑因素中，指挥艺术要求指挥官回答以下问题：
• 为了实现战略目标（结果），必须在作战地区创造哪些军事（或相关的政治和社会）条件
• 什么行动顺序最有可能产生这种条件（方式）？
• 应如何运用资源来完成这一系列行动（手段）？
• 执行这一系列行动可能的成本或风险是什么？（风险管理）
正如FM 3-0的长篇摘录所表明的那样，指挥艺术现在是美国陆军作战理论的基本要素。它被视为为军事行动提供条理性的一种方式，将战术方式和手段与作战方式和手段联系起来，以便有效地利用资源。它通过要求指挥官“不断与战略上级沟通以获得指示并确保对事件的共识”来确保行动旨在实现战略目标。指挥艺术要求指挥官在时间、空间和事件中展望未来，并试图“提前塑造即将发生的事件的可能性，为下属指挥官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它要求指挥官“认识到战术层面的可能性，并设计一个计划，最大限度地提高战斗和交战的成功机会，最终产生想要的行动结果。作战艺术已成为指挥官在分析局势时组织思想的不可或缺的框架，想象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计划、准备、执行和评估旨在实现战略目标的作战。
本研究以FM 3-0中提出的美国陆军指挥艺术学说为基础，分析和评估淮海战役期间解放军的将领。当然，解放军在这场战役中取得的伟大胜利是“理想的作战结束状态”，为实现共产党的战略目标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摧毁五个国民党兵团，解放军使军事、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发生了有利于共产党的急剧变化。如果结果是衡量有效性的标准，那么解放军指挥官确实是指挥艺术的优秀实践者。
有些人可能会质疑在淮海战役期间实践的指挥艺术与当前美国陆军对指挥艺术的思考的相关性。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淮海战役的战斗并不复杂。解放军使用的部队没有空军资产、精确制导弹药、无缝通信架构以及美国陆军今天可用的其他先进技术产品。但是，正如FM 3-0中关于指挥艺术的理论陈述所表明的那样，指挥艺术与技术无关。它是关于人类思维的——作战指挥官在评估信息、考虑许多因素并回答 FM 2-11 第 3-0 段中列出的四个问题后决定行动方案的心理过程。作为这一过程一部分的本能和直觉在集成电路中是找不到的。具象、预测、创造和抓住机会的能力并不存在于计算机数据库中。因为指挥艺术既不是技术的产物，也不依赖于技术，所以淮海战役的指挥艺术永远值得研究。事实上，随着美国陆军继续完善其对战斗层级和指挥艺术的思考，那些教育和经验在所谓西方军事传统之外的将军对指挥艺术的复杂实践应该引起特别的兴趣。
淮海战役和孙子兵法
除了从“FM 3-0 中描述的作战艺术”的角度考察淮海战役外，本研究还从孙子的《孙子兵法》中所载的军事思想 的角度考察了这场战役。这部中国古代军事经典可能写于公元前 400 年至 320 年的某个时候，显然属于非西方军事传统。此外，中国军事历史学家已经表明，这部著作中包含的理论和原则极大地影响了毛，他在计划和执行淮海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影响了他在战场上的将领。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系研究员Tan Yiqing博士写了以下关于孙子的思想如何帮助塑造毛对战争的思考以及如何有效地进行战争：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要来源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经验。[但他]也借鉴了中国辉煌的古代军事遗产，最著名的是孙子的《孙子兵法》的精髓。如果不了解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从孙子的《孙子兵法》中继承了什么，就不可能理解其深厚的历史根基，也很难解释毛战略战术中固有的独特的中国特色，
毛泽东不仅将孙子的战争理论付诸实践， 他运用孙子思想的精髓，创造了适应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国情的战略理论，将孙子推向了一个新时代。
研究中国军事思想和军事史的非中国学生也建立了这种关联。Samuel B. Griffith翻译的《孙子兵法》（The Art of War）中有一章讲述了孙子对毛和解放军指挥官的影响。1945 年至 1948 年任驻华美军武官的Robert B. Rigg在他 1951 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战斗部落》（Red China’s Fighting Hordes）一书中这样说：“孙子的影响超出了他对毛和毛对解放军指导的影响；它延伸到许多将军甚至营长的战斗行动和反应。（这种影响）不仅是字面上的指导，更是精神上的。
《孙子兵法》明白无误的中国起源，以及它2000多年来对中国军事思想产生的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使其作为分析淮海战役的框架具有特殊的价值。首先，它为解释解放军指挥官的决策提供了中国的理论基础。其次，它建立了一个中国标准，用于评估战役期间的指挥艺术实践。第三，它为评估是否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指挥艺术提供了依据。最后，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这部具有中国古代起源的著作的角度来看待淮海战役，是检验某些战争基本原则和军事行动原则的普遍性的有用方法。孙子在包括 FM 3-0 在内的美国陆军理论手册中没有被引用，因为他写的是中国的战争方式。《孙子兵法》已被纳入美国陆军学说，并已成为美国陆军军官教育的一部分，因为它所包含的关于战争和发动战争的人的心理的思想超越了任何特定的空间或时间。
正如引言开头的《孙子兵法》中的一段话和这部作品标题“调动敌人“中使用的这段话的简短摘录所表明的那样，孙子强调了主动性和行动自由的重要性。他表示，了解自己和敌人可以确保胜利，而不知道任何一方都能遭致失败，这表达了他赋予信息极度重要的价值。《孙子兵法》解决了需要有效地结合维持、塑造和决定性行动来完成任务并取得预期的结果。简单地说，孙子理解了FM 3-0中表达的“全频谱（full spectrum）作战的基本原理”，并提倡所谓的指挥艺术。从他的思想角度看淮海战役，不仅为评估这场战役提供了中国视角，也提供了一种更深入地探究指挥艺术基本本质的方法。
研究的组织
淮海战役漫长而复杂。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华东野战军（ECFA）和中原野战军（CPFA）在大型战区协调作战，对抗在战役中一度由七个兵团组成国民党军队。华野和中野执行的大多数主要行动都是进攻性的，但两个野战军也都进行了防御行动，旨在为随后的攻击创造机会。在任何特定时间，它们都同时在自己的责任区内进行决定性和塑造性行动，同时为另一方提供塑造性支持（shaping support）。这为两个野战军轮流发起主要作战行动创造了可能性。在战役期间，华野和中野都不断进行大规模的支援作战，这些作战实际上可能是决定战役结果的作战。
在中国的战役史上，通过为当时瞬息万变的局势引入一组特定顺序，而将战役分为了三个连续阶段，每个阶段都以对被包围的国民党军队的歼灭战为中心。在这个组织计划中，第一阶段的重点是华野摧毁国民党第七兵团；第二阶段的重点是摧毁国民党第十二兵团；第三阶段主要涉及摧毁国民党第二、第十三和第十六兵团。这是中国军事历史学家在描述或分析战役时使用的标准方法。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内的展品也按照这三个阶段进行组织。
以这种方式划分战役确实用一种通常的方式反映了所发生的事情。然而，它是一个通过回顾发生的事情而形成的组织框架。这三个阶段在战役计划期间没有设想，甚至在战役三周后，它们还没有成型。本研究没有将战役分为三个阶段，而是将其视为两次主要攻势——第一次是华野的攻势，第二次是中野的攻势——以及随后利用这两次攻势为彼此创造的机会。
1948 年 11 月 6 日，华野在淮海战役中发动的第一个攻势旨在摧毁国民党第七兵团，作为实现其他目标的一步。它是后来被称为“小”淮海战役的主要尝试。11月12日至16日，华野发动第二个攻势，攻占了宿县，切断了连接徐州和蚌埠的铁路线，从而孤立了徐州的国民党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这是“大”淮海战役的第一次重大行动，它使中野处于战区的中心位置。在当时看来，作为一次支持华野在徐州以东的主要攻势的塑造行动，它为防御中央阵地和创造一场伟大的决定性胜利的条件而进行的一系列战斗奠定了基础。在几周内，在这两次重大行动及其后续作战中，投入这两支部队是宏大尺度上的指挥艺术。将战役视为三个连续的阶段，这些阶段以自然的顺序依次进行的看法，削弱了为应对瞬息万变的局势而涌现的指挥艺术性。
第 1 章将战役置于其历史背景中，简要介绍了战役前的事件年表，考察了 1927 年至 1948 年间共产党能力的增长，并回顾了战役前内战期间的共产党战略。
第2章考察了导致淮海战役提案的作战愿景的出现，并描述了淮海战役计划的发展。
第 3 章描述了 1948 年夏季和秋季的国民党战略。
第4章描述了作战地域和敌对双方力量。
第 5 章考察了战役的开始、对第七兵团的包围以及国民党为挽回局势所做的努力。
第6章考察了粟裕扩大战役的提议，描述了中野夺取中心阵地的过程，并讨论了解放军指挥官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过程。
第7章着眼于中野-华野为防守中心阵地以对抗国民党的攻击所做的努力。
第 8 章讨论了华野摧毁国民党军队最后被包围的口袋并结束战役的战斗。
结论回顾了战役所取得的成就，分析了所做出的指挥决策，并将战役的进行与指挥艺术的概念联系起来。
注释（略）
完成于本世纪初。
目的主要是一淮海战役为例研究PLA的东方军事思想和实践。
详见作者的前言和论文简介部分。
——孙子，《孙子兵法》
两军敌对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因此，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
指挥艺术是为实现战略目标而进行的战役和重大行动。因此，它要求存在三个基本要素：具有足够规模和能力的部队；在战地维持这些部队的资源；以及能够在作战层面成功规划和开展行动的称职指挥官。本章描述了共产党在淮海战役前的二十年中如何创造和发展作战层面的这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第一部分包含一个简短的年表，将这些事件置于历史背景中。下一节描述了毛关于如何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力量的思想，共产党利用农村基地动员农民支持和扩大军队规模，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力量的急剧增长，以及土地改革计划的效果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内战期间组织农村的努力的影响。第三部分介绍了参加淮海战役的野战军主要领导人的履历，并分析了影响他们实践指挥艺术的各种因素。第四部分讨论了共产党人为改造其军事力量并准备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大规模战斗而采取的行动。最后一部分描述了从 1945 年日本投降到 1948 年夏天的共产党军事战略。这些材料为理解淮海战役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战役期间做出的指挥决策提供了基础。
不过这可不是篇论文，是本书（300多页的书）：
Moving the Enemy: Operational Art in the Chinese PLA’s Huai Hai Campaign
辛苦楼主！
攻占宿县的是中原野战军
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中国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都处于动荡之中的国家。1911年清朝垮台后，孙中山的国民党（GMD）等政治组织与军阀争夺权力，而外国帝国主义列强则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全国各地。1921年7月，中共成立，在莫斯科共产国际（Comintern）的帮助下，中共很快与孙中山和共产国际结盟。然而，这种联盟并不是基于对中国未来的共同愿景。这两党的领导人之间总是存在严重的分歧，最终这些分歧将数百万中国人带上了淮海战役的战场，其中二十五万人死亡。以下年表简要介绍了 1922 年至 1948 年的国共关系。
1922：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可以用来煽动中国的革命，于是派出一名特工（agent，代表？）越飞（Adolf Joffe）到中国，为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奠定基础。他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同意“联俄联共“。
1923：孙中山的支持者将军阀陈炯明赶出广州。2月，孙中山从上海抵达广州，成立了以自己为首的新政府。国共正式联盟。苏联顾问抵达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党的军队。孙中山派蒋介石到苏联学习苏联的军事制度。
1924：苏联帮助国民党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建立了一所军事学院，为国民党军队训练军官团。许多苏联军官都在教职员工中。中共党员在黄浦军校担任重要行政职务，并作为学生参加。
1925：孙中山逝世。汪精卫成为广州国民政府新任主席。黄埔军校创始人兼校长蒋介石掌握军事控制权。
1926：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有近10万人。7月，他率领这支军队北上（北伐），进攻北方军阀。秋天，国民党占领了长江流域的几个主要城市。
1927：蒋介石的部队于3月下旬占领上海。4月，蒋下令清洗他控制地区的共产党人。国共联盟开始崩溃。8月1日，共产党领导的南昌部队起义，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战斗蔓延到中国南方。9月，毛泽东在湖南省领导了一场不成功的农民起义。12月，共产党夺取了广州，但只守了三天。年底，毛和其他共产党人躲进偏远山区。
1928：年初，毛泽东和朱德会师，在江西省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他们组成了红四军，朱德为指挥官，毛为政治委员（political adviser）。7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承认毛在农民中的组织工作和他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努力，但强调组织城市无产阶级的重要性。中共总部仍设在上海的地下。10月10日，以蒋介石为首、以国民党为主导的新一届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北京更名并且在1949年之前都称为北平。
1929：朱毛为保卫和扩大他们的根据地以抵御国民党的攻击而战。他们将大部分部队转移到江西南部。
1930：李立三成为上海的中共领导人。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李立三准备了在中国主要城市进行武装起义的计划，以推进中国革命的发展。他认为毛逐步组织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包围城市的策略是“极其错误的......农民心态的地方主义和保守主义特征”。李立三利用红军支持城市起义的政策被证明是灾难性的，1930年底，李立三被免去领导职务。毛将李的思想称为“左倾冒险主义”。毛和朱在赣西南部建立了以瑞金为首都的苏维埃政府。
1930~1932：蒋介石进行了四次“围剿”战役，企图摧毁共产党在江西的根据地。所有这些都失败了，损失惨重。1931年9月，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满洲）。
1933年10月：蒋介石开始了他的旨在消灭共产党人德第五次“围剿”战役。
1934年10月：共产党被迫放弃了他们在江西的根据地。大约10万名士兵和政府官员开始了后来被称为“长征”的6000英里的长途跋涉。长征一年后将在中国北方结束。包括陈毅和粟裕指挥的一些部队在内的小部队被留下，以转移国民党对主力的注意力。毛在中共内部失宠。
1935年1月：在撤退的共产党人在贵州小城遵义暂停时举行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和他的支持者重新控制了中共。从这一点来看，毛是党制定政治和军事战略的领导者。
1935年10月：长征结束，幸存者到达陕北。日本人将他们的控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中国北方。
1936：蒋介石继续坚持先打败共产党再对付日本威胁的政策。12月，他飞往陕西省会西安，敦促他的战地指挥官以更大的力度进攻共产党人。西安的将领们想与日本人作战，而不是与中国同胞作战。他们逮捕了蒋，迫使他同意与共产党人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在他同意后，他被允许返回南京。
1937：2月，一个共产党代表团抵达南京，开始就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事合作进行正式谈判。谈判进展非常缓慢，直到7月8日日军进攻北平城外的中国军队（卢沟桥事变，the Marco Polo Bridge），战斗才演变成与日本的全面战争。
8月22日：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致同意，陕西共产党主力将以八路军的名义编入国军。
10月12日：国民政府宣布，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的共产党军队和游击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四军，沿长江作战。日军在下半年占领了大片地区，包括上海和首都南京。
1938：日本的推进仍在继续。他们占领了中国的主要港口和中国东部的大多数主要城市。
1939~1940：中日之间的消耗战（attrition warfare），地面阵地几乎没有变化。共产党人专注于自我发展和扩张，并成立了不服从国民政府（重庆政府）的地方政权。国民党对共产党意图的怀疑越来越大。国民党和中共部队之间爆发了零星的战斗。1939年5月，国民党封锁了陕西共产党控制区。
1941：1 月 4 日，国民党部队攻击新第四军总部部队（9,000 名士兵）并将其摧毁。1月17日，国民党宣布解散新四军，理由是新四军不服从命令。国共统一战线被打破。日本袭击珍珠港。
1942~1945：毛泽东和蒋介石都认为，美国将打败日本。两人都在为战后的国共权力斗争做准备。共产党人在中国东部和北部组织农民抵抗日本占领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在日军后方建立了许多根据地，并大大增加了军队的规模。
1945：
8月8日：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8月9日：毛宣布，中共发动全面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8月10日：朱德作为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命令共产党部队夺取日本占领的城镇。
8月11日：蒋介石命令共产党军队留在目前的阵地，等待进一步的命令。共产党人无视蒋留在原地的命令。林彪率领一支10万人的部队进入中国东北。俄国人迅速在该地区击败了日本军队，并促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他们还将大量缴获的日本武器交给共产党。
8月14日：日本投降
8月15日：蒋介石命令驻华日军司令官坚守阵地，等待进一步指示。
8月23日：蒋介石命令驻华日军守住阵地，维护交通线畅通，等待国民党军队的到来。
9月~12月：苏联拒绝允许国民党军队进入中国东北。这使共产党人有时间建立对该地区的控制并增加他们的武装力量。日本投降后不久，美国在日本占领区登陆了 50,000 名海军陆战队员。在秋季，美国帮助将五十万国民党军队从中国西南部运送到中国东部和北部。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在中国各地发生战斗，双方都在努力控制日本以前占领的地区。11月，哈里·杜鲁门总统任命乔治·C·马·歇尔将军为总统驻华特使。他的任务是帮助谈判和平政治解决国共冲突。马歇尔将于12月下旬抵达中国。
1946：
1月：苏联最终允许国民党部队进入中国东北。美国军官担心国民党军队的过度扩张，因为蒋介石向该地区部署了近50万最精锐的部队。
4月：中国东北爆发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之间的激烈战斗。
7月：蒋介石对共产党军队发动了重大攻势，一场全国性的内战开始了。
夏天和秋天：国民党军队将共产党人赶出他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江苏、河南、安徽和山东等省份建立的许多根据地。共产党人处于战略守势，试图在战术形势有利时消灭孤立的国民党部队。
1947年：
1月6日：杜鲁门总统召回马歇尔。
3月：国民党占领了共产党首都延安。到内战第一年结束时，共产党失去了对超过120,000平方英里和1800万人口的控制。然而，国民党过度扩张，而共产党人则在增强自己的力量。6月下旬，共产党在中国中部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击。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四个纵队沿着开封东北的黄河穿过国民党防线。8月，这支部队向南行进300英里，开始在大别山脉建立根据地。这导致国民党重新部署部队，减轻了对山东和其他地方共产党军队的压力。尽管国民党大力消灭刘邓军队，但共产党人仍然在大别山站稳脚跟。这次向大别山脉的推进标志着战争战略平衡的转变，共产党人开始采取战略进攻。
1948：春夏两季，共产党军队在河南和中国中部和东部其他地区打赢了几场重要战役。随着内战进入第三个年头，共产党人显然掌握了主动权。
内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在淮海战役中投入的兵力比它以前或此后参加过的任何其他战役都多。河南、河北、江苏、安徽和山东省的中共组织动员了大约500万民工运送物资，以支持解放军作战部队。在中国东部和中部共产党控制区的村庄里，数十万妇女被组织起来缝制厚重的棉军服，做鞋，磨谷物，并执行其他有助于战争的任务。这是毛大规模进行的“人民战争”，是一支庞大的革命军队在群众的支持下所能取得的成就的有力例证。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战争都是要调动国家资源的，甚至全民总动员、国家进入战时经济轨道。这个意义上，任何国家的战争实际上都是全民参与的“人民战争”。
然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掌握国家政权，甚至战区的地方政权都不曾完全掌握，前线打下一城一市，政工干部得立马接手宣传、动员，为后续的战争提供保障。
所以，如果不理解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就不可能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怎么能60万胜80万。
作者自己引用的美国陆军的军事学说，战役目标达成的要素也包括：足够的军事力量，支持在战场使用这些军事力量的后勤资源和规划使用军事力量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看，CCP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规定动作。
1927年底，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前景黯淡无光。8月的南昌起义失败了，9月的湖南秋收起义失败了，12月的广州起义被镇压了。中共的领导处于混乱状态，忠于党的军队分散在中国的偏远地区。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他对革命的承诺，也没有对共产党人最终取得胜利的能力失去信心。1927年末，他率领一小群追随者沿湘赣边境进入井冈山，开始实施他的胜利战略：
• 利用现有的军事力量来动员和组织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
• 依靠这个农村根据地来扩大军队，以便它能够保卫农村基地。
• 改善军队，使其能够扩大其行动区域，扩大根据地或建立新的根据地。
建立农村根据地和增加军事力量结构是一个艰难的过程。1928年11月，毛在给上海的中共中央的报告（注：即《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我们深深感觉到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然而，渐渐地，由于农村生活的人对现存的政治和经济秩序有不满，毛和他的政治干部能够改变农民和其他人的冷漠态度来支持。哪里有改变态度的沃土，毛就抓住每一个机会。在刚才引用的报告中，他描述了一个获得广泛认可的共产党行动：” 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卫团在黄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都不能免。打掉靖卫团，取消这些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
像这样的小行动，温和的土地改革计划，在党的指导下设立的乡、区、县政府中建立一定程度的民主制度，使共产党人能够巩固政权并在井冈山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然而，即使是像粉碎靖卫团这样微不足道的一步，也需要一支武装力量。此外，国民党政府和地区军阀对这样一个根据地的存在并不满意。在1928年，他们对它发动了一系列攻击。毛写道：“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
问题在于如何在只有少量剩余财富的贫困农村地区建立和维持一支足够强大有效的武装力量。只有通过没收“土豪”的财产来获得这些钱。税收不能比红军到来之前高，为了获得农民的支持，税收必须减少。毛对这一挑战的解决方案是三层组织结构。除了正规的红军外，还建立了两个非正规军事组织，即赤卫队和“暴动队”。重要的一点是，两支非正规部队都将提供军事能力，同时允许其成员继续进行正常的生产劳动。按县划分的赤卫队是两者中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他们的指挥官通常已经完成了红军的训练课程，他们的士兵拥有许多五发步枪，以及长矛、刀和其他简单的武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分散原则，打击当地军阀的保安部队和当地地主的征税。
按乡镇组织的暴动队只配备了长矛和几支霰弹枪。他们的任务是“镇压反革命，保护乡镇政府，在敌人出现时协助红军和赤卫队作战”。
正如毛所承认的那样，无论这些非正规编队的能力如何，它们都不能替代正规部队的战斗力：
“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注：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毛不断利用他的军队寻求持久性和增长。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的能力很重要，因为该根据地是红军的避风港。他在 1928 年 11 月的一份报告（注：《井冈山的斗争》）中强调了这一点：“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然而，扩张而不是防御是毛的目标，为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毛给了红军两项主要的非作战任务：“在军队党组织的帮助下促进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和促进地方武装力量的发展。“毛的设想是，在红军援助的最初阶段之后，地方政治和军事组织将“使地方工作人材逐渐减少依靠红军中工作人材的帮助，能完全自立，以边界的人材任边界的工作，进一步能够供给红军的工作人材和扩大割据区域的工作人材”。毛认为，通过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小红区......[将]继续扩大并逐步接近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治权力的目标。“
驻扎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承认毛在中国相对偏远的农村地区发展独立的共产党根据地的成功，但他们不同意他的战略或方法。他依靠农民作为革命能量的来源，这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后者将城市产业工人视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关键人物。毛想依靠他在农村建立的群众基础，然后“用正确的战术逐步扩大红军，除非我们能打赢它，夺取武器和人员，否则不打仗。”正统的共产党人主张把毛和朱德建立的以农民为基础的红军投入大规模攻势，占领城市并将大量城市工人带入革命运动。他们还希望他进行更多的阵地战，加深农村的阶级斗争。在毛劝告需要耐心的地方，这些其他党的领导人推动鲁莽的行动，追求快速的结果。
1934年，毛与中共内部的反对者之间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7月，毛被软禁，并被禁止参加党的会议。然而，在10月，面对蒋介石的大规模第五次围剿，共产党被迫放弃江西根据地。毛被允许加入西征。如果他没有被允许这样做，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进程可能会大不相同。就这样，三个月后，在1月中旬在贵州东部一个只有5万人口的小城市遵义举行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及其支持者重新控制了中共。建设和逐步扩大农村根据地，再次成为中共及其军队的指导思想。长期武装斗争（protracted war）成为中共的战略。1935 年 10 月，一年前离开江西南部的共产党残余部队到达陕北。6000 英里的长征结束了，但共产党人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蒋介石因为自己的部队已经摧毁了江西苏维埃而充满信心，他继续努力铲除陕西的这个新根据地和仍在中国南方作战的分散游击队。
几个月后，日军在北平郊外袭击中国军队，中日处于公开战争状态后，（国共）军事合作协议终于达成。1937 年 8 月 22 日，国民政府宣布将陕西省的共产党主要军事力量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0 月 12 日，政府宣布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福建、 浙江和安徽等八省的所有红军部队和游击队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四军。这支部队隶属于国民党第三战区，在长江沿岸作战。在中国各地，统一战线使共产党人作为抵抗外敌的爱国战士获得了新的合法性，暂时减少了国民党公开的敌意，并提供了新的发展和扩张机会。以下摘录自毛在1937年5月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表明中共一定会利用这一新形势：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
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
在淮海战役中并肩作战的两支野战军，即华野和中野，以及支持它们的政治军事组织，是毛泽东根据地建设战略和抗日战争机遇的产物。在这场长达8年的战争中，只要有共产党军队存在以提供安全保障，有中共组织和中共主导的政府的根据地就迅速建立了起来。随着这些根据地的扩大和农民组织工作的发展，共产党人利用毛在井冈山区发展起来的三层模式，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军事力量。
通过观察战争期间中国东部和中部发生的事情，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力量增加的程度。1937年12月25日成立时，新四军（最终成为华野）仅由位于长江中游流域的四个支队的10,000名士兵组成。在1938-1941年期间，其主要作战区域向东北转移至长江以北的江苏和安徽地区，并建立了几个根据地。到 1945 年日本投降时，新四军已发展到 118,000 名正规军、100,000 名游击队员和 525,000 名自卫队。八路军第115师和第129师从陕西根据地出动，在陕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建立根据地和部队。
最终，第115师建立的大部分部队将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而第129师创建的部队则成为中野的主要组成部分。1937 年总兵力约为 15,000 人的第 115 师于 1938 年底派出部分团进入河北东部（冀）和山东西部（鲁），以建立冀鲁边根据地地，然后将其活动扩展到山东大部分地区。到 1945 年 8 月，山东军区根据地的共产党兵力已达到 270,000 名正规军和 500,000 多名自卫队。第 129 师在 1937 年拥有约 13,000 名士兵，在 1937 年和 1938 年派遣了大约 9,000 名士兵进入陕西（晋）、河北（冀）和河南（豫），以建立晋冀豫根据地。1941年7月，为响应第129师在山东西南的活动，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1945 年 8 月，第 129 师或俗称刘邓军大军（以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的名字命名），控制着 300,000 名正规军和 400,000 名地方民兵。刘当时担任司令员和还是邓担任政治委员（担political commissar）的晋冀鲁豫军区，面积 110,000 平方英里，有2400 万人口。
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组织和动员农村人民方面取得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是因为日本军队的野蛮行为创造了心理环境。Chalmers A. Johnson在他的著作《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力量：革命中国的兴起，1937-1945》中总结道：“[日本军队扫荡]运动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巩固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他看来，共产党人进行的农民动员是”由日本入侵和地方精英撤离后农村无政府状态引发的过程“。“共产党人，”他指出，“是这次动员的受益者，而不是主要来源；他们的贡献是组织动员起来的农民，建立后方根据地，领导有效的抗日游击战。根据约翰逊的说法，日本军队在这一过程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作为一般规则，共产党人无法在与日本军队没有直接经验的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Suzanne Pepper在她的著作《中国内战：政治斗争，1945-1949》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抗日抵抗动员了人力，中共提供了建设农村基地所必需的领导”。
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人没有试图在农村发起阶级斗争。当日本军队的掠夺产生这种效果时，没有必要煽动群众运动来建立对他们的支持。共产党人不想削弱他们作为全体中国人民抗日领袖的地位，他们实施了一项适度的减租/减息计划，该计划没有严重威胁到任何人的经济生计。他们强调政治教导、建立政治结构和发展群众组织，所有这些都支持他们为战争努力动员资源和扩大他们控制的军事力量规模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间和军事组织，旨在打毛泽东所说的“人民战争”。以下摘录自毛在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七大政治报告），显示了共产党组织工作的广度和深度，特别是在军事领域：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这种划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划分，例如说，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团的作用，忽视地方兵团的作用，那末，在中国解放区的条件下，要战胜敌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团方面，组织了许多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上说来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在中国解放区，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这些工作不但包括动员人民参加军队，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而且包括动员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同时，全解放区人民又热烈地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各项建设工作。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动员全体人民从事粮食和日用品的生产，并使一切机关、学校，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于工作或学习之暇，从事生产自给，以配合人民和军队的生产自给，造成伟大的生产热潮，借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在中国解放区，敌人的摧残是异常严重的；水、旱、虫灾，也时常发生。但是，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总之，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
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的想法并非起源于抗日战争。这一直是毛关于共产党人如何在中国获得权力的观点的核心。这是他在井冈山进行第一次根据地建设尝试背后的概念。1938年，他决定派遣八路军部队到敌后建立根据地。1938年11月，毛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谈到利用军队“造党...... 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注：《战争和战略问题》），他表达了人民战争的愿景。在对日战争期间，由于动员农民支持的有利条件，人民战争确实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平。
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人摆脱了温和的立场，实施了“耕者有其田”（land to the tiller）的土地改革方案。1945年4月，毛解释了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期间实施这样的政策是不恰当的：
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注：《论联合政府》）
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和与国民党的全面内战迫在眉睫，这些不再是不推进土地改革的正当理由。在毛看来，一场不同的战争需要不同的手段来动员对它的支持。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在对国民党的战争中，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展开。
实施土地改革是一个粗糙而复杂的过程。召开群众大会，鼓励农民与统治精英“算账”。土地被没收，作为“斗争果实”重新分配给穷人。随着情绪高涨，许多自耕农、独立手工业者甚至专业人士都成了“斗争对象”。一些工商活动被那些把地主和富农的工商业财产贴上“浮财”（ disguised wealth）的标签，并没收它们作为土地改革的一部分进行再分配的干部打乱。由于许多干部的革命热情导致了这种加码，党被迫采取纠正行动。
毛泽东在1948年9月在河北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中委会议上起草的党内通知中（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谈到了这个问题：
“党在过去一年内，……，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跟着大规模发动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斗争而产生的，部分地但是相当多地侵犯了中农，破坏了某些私人工商业，以及某些地方越出了镇压反革命的某些政策界限等项“左”的错误。“
尽管有消极的副作用，但从整体上看，土地改革方案确实有助于共产党为与国民党的战争动员人力和物力资源。正如Suzanne Pepper在她对共产主义土地改革方案的出色研究中所解释的那样，土地改革的贡献并不是直接以大量受到鼓舞的贫穷年轻农民冲入军队保卫他们家庭的新土地的形式。比表象更重要的是，“要克服农民与生俱来的不愿参军的心理，并留下一块新赢得的土地”她指出。“pepper并不反驳毛泽东的说法，即在内战的头两年，有万获得土地的农民加入了人民解放军，但她认为这些征兵更多的是全方位的的组织的产物，而不是自发热情的结果。用她的观点来说，土地改革对中共很有价值，因为它首先需要并促进建立和加强在许多方面为共产党服务的组织：
[新型乡村权力结构]的建设是土地改革作为“一切工作之母”的真正体现。最积极地参与多样的诉苦运动（accusation movement）的农民为共产党提供了新的兵源和新的乡村领导层。土地和财产的接受者增加了农民协会和其他村庄组织的人数。这就是由农民自己操控的制度结构，共产党人可以依靠它来承担征收粮食税、组织军事运输队以及在[军队]招募运动中对不情愿的农民施加社会压力的责任。
在淮海战役的规划过程中，存在能够调动资源支持军事行动的体制结构是影响所作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二十年前，毛在井冈山脉的小根据地里“深感孤寂”。1946 年 6 月至 1948 年 6 月，解放军从 1,200,000 人增加到 2,800,000 人，二十年来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战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在，进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规模的攻势的条件已经成熟。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 卷三六五． 岳飛傳》
在发展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发展了领导这些力量的人。本节探讨了淮海战役七位主要领导人的背景。其中五人是194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CMC）为确保华野与中野团结一致而成立的淮海战役总前线委员会委员，其中两人是野战军的参谋长。在这些领导人中，有些人以司令员而闻名，有些人则以政治委员的身份声名鹊起。有些人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经验。
1924年，为帮助建立黄埔军校和建立一支国民党军队的俄国顾问将政委或“党代表”制度带入国民党军。最初，该制度即任命一名党代表到司令部——在国民党军队中一名国名党代表；在解放军中，中共代表下沉到连级——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军官团的忠诚和政治可靠。渐渐地，政委的工作发生了变化，他们承担了广泛的任务，这些任务在军事上是重要的，但不直接指挥部队作战。这仍然是指挥官的职权范围。
政委的主要职责是与中共地方机关联络，组织文职人员支援军队（注：这个理解不知道作者是哪里悟到的）。因此，政委开始参与征兵和后勤行动，因为成功动员农民对于获得补给和组建运输队是必要的。政委执行的其他任务包括“安慰伤员，向战俘作宣传，解释特定战斗的政治目的，提供娱乐，[和]就政治目标进行演讲。在某些方面，政委就像美国陆军的随军牧师一样，努力确保士兵的心理健康和良好的士气。他们还帮助指挥官在执行任务时解决民事考虑因素、敌人、地形和天气、可用的部队和支援、可用时间和民事考虑因素 （METT-TC） 分析。有时，指挥官和政委之间在责任领域存在紧张关系，但当这些职位上的人合作良好时，他们可以产生高度协同效应。在淮海战役时，刘伯承和邓小平，可能是解放军历史上最成功的指挥官政委团队，已经合作了10多年。
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五名委员是陈毅、刘伯成、粟裕、谭震林和邓小平。刘，陈和邓组成了常委会，邓担任书记。按照中国将多重职责委任给某个个人的惯例，在战役期间，这些人还担任以下职位：
陈毅——华野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野政委，中原军区副司令员，中野副司令。
刘伯承——中原军区司令员、中野司令员。
粟裕——华野代理司令员，华东军区代理政委。
谭震林——华野副政委、山东军区政委。
邓小平——中原军区政委、中野政委。
李达——中野参谋长，中原军区参谋长。
陈士渠——只担任过华野参谋长一职。
书中简要介绍了这些领导人的年表，以显示他们的经历有多广泛，他们中有多少人有共同的经历，甚至长期合作，以及他们在中共政治和/或军事领导层中晋升的路径。到淮海战役时，他们都有成功记录，以激发了对彼此能力的信心。他们都经历了艰辛，证明了他们个人对共同事业的承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专业以及如何合作。
刘伯承是这些人中年纪最大的，受过军事教育最多：
1892，生于四川省。
1911，毕业于四川省会成都的军校，后来成为省军阀军队的一名下级军官。
1913，在担任旅长时受伤并失去了一只眼睛。后来将获得绰号，“独眼龙”。
20年代早期，参加国共的政治变革宣传。
1926，加入中共。是国民党北伐军一支部队的的指挥官。
1927，参与策划共产党反对江蒋介石南昌起义。是共产党在占领南昌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参谋长。在国民党发动进攻后参加从南昌南进。后前往香港。要求去苏联学习。在年底前往莫斯科。
1928~1930，在莫斯科的军事学校学习两年半；首先是高级步兵学院，然后是伏龙芝（红军）军事学院。
1930，夏天回到中国上海，成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协助策划李立三攻占主要工业城市的攻势，并参与攻打长沙。李立三攻势失败后，加入朱德毛泽东的军队。
1931~1934，为赣南的朱毛军队从事军事参谋工作，因为它正在与国民党发动的一系列围剿斗争。担任红军学校校长。
1934~1935，在长征中，兼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朱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
1937，指挥八路军三个师之一的第129师。
1937~1945，指挥第129师建立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与他的政委邓小平携手合作。几乎在整个八年的抗日战争中都留在战场上。1945年4月至6月赴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45年8月20日，晋冀鲁豫军区成立。刘被任命为司令员，邓被任命为政委。
1945~1948，在对国民党的逐步扩大的行动中指挥逐渐扩大的部队。在许多行动中，他与陈毅部队的行动协调一致。1946年7月14日，第129师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分别任司令员和政委。1948 年 5 月 9 日，这支野战军在新的 中原军区成立后更名为中野。刘和邓继续搭档。
邓小平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作为一名学生，他对政治动员和组织产生了兴趣。他继续追求这种对政治工作的兴趣，并成为完美的政委。
1904，出生在四川。
1920，年初，去法国参加勤工俭学项目。
1920~1925，开始活跃于政治活动，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在联盟刊物工作。遇见陈毅。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离开法国，前往莫斯科学习了几个月。
8月，赴西安，在冯玉祥军队中为培养军官而设立的孙中山军事政治学院政治部工作。当时，控制着中国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军阀冯玉祥正在与共产党和苏联合作。
1927年中，冯清洗共产党，邓去了上海。在接下来的 2 年里，他在那里的中共机构工作。
1929年中，中共派他到广西帮助建立农村革命基地。成为在那里组建的军队的政委。
1930，广西共产党军队向北移动，以帮助长沙的朱毛军队，但攻势在途中崩溃。这支部队前往江西，并入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部队。
1930~1934，驻扎在江西的共产党根据地。编辑红军报纸，并在红军学院讲授中共历史。
1934~1935，在长征中，在第一军团政治部任职。
1936，成为第一军团副政委。
1937，担任新成立的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1938~1948，1938年1月18日，任第129师政委。从此，直到在淮海战役后，担任刘伯承的政委。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党代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陈毅的早年生活与邓小平相似。他与刘伯承和邓小平一样出生于四川，曾在法国学习，并于1920年代中期参与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治活动。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在井冈山加入毛泽东，转而开始军事指挥生涯，而不是政委。与刘伯承不同，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级军事教育，但正如年表所示，他在淮海战役前的几年里担任过许多重要的军事职务。
1901， 出生在四川。
1919，暑假期间抵达法国参加勤工俭学项目。
1922，10月因政治煽动被法国驱逐出境并返回中国。
1923，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
1923~1924，活跃于北京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学生组织。
1926，赴广州，加入黄埔军校政治系教职。在国民党的北伐军中担任一个团的国民党政委。
1927，陈所在的团参加了共产党南昌起义。参与策划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随朱德麾下的部队南下。1928年初，这支部队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陈在毛手下担任朱毛军政治部主任。
1930，指挥第12师。
1931，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时，陈毅当选为共和国最高政治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1~1934，在国民党第三次和第四次围剿战役中指挥江西军区和第二十二军。
1934，长征开始时被留在江西。他的任务是为从江西向西移动的共产党军队提供后卫。
1935~1937，带领一小队共产党游击队在湘赣粤边境山区挣扎求生。与中共中央失联两年半。日本侵略导致国共军事合作后，中国南方的共产主义游击队被组织为叶挺指挥的新四军。陈被任命为该军四个支队之一的第一支队司令。
1938，陈的支队在安徽南部开展行动，然后向东移动到江苏南部南京以南的山区。
1939，11月，陈被任命为苏南指挥部司令员，下辖3个支队。
1940，将部队移至长江以北，在江苏中北部的盐城设立司令部。这支部队被命名为苏北指挥部。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命令新四军全部部队向长江以北移动。
1941，1月，国民党军队袭击了新四军司令部，并囚禁了新四军军长叶挺，当时新四军司令部正准备从皖南向北渡过长江。陈被任命为新四军代理军长。新四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从原来的支队和已经建立的其他单位中创建了七个师。他的第1支队成为粟裕指挥的第1师。
1941~1944，陈在战场上指挥新四军。
1944，去延安，在那里呆了几个月。帮助筹备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主席团任职，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
1945，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到江苏，在战场上指挥新四军。10月，山东军区司令罗荣焕率领6万山东军队到达东北后，陈的新四军接管山东军区和留在那里的部队。
1946，1月7日，新四军正式接管山东军区。4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出狱后不久，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陈正式出任新四军军长。
1946~1947，陈毅率领新四军与国民党进行了多次战役和战斗，有时还与刘伯承的部队协同作战。1947年1月21日，新四军和山东军区合并为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陈被任命为华东军区和华野的司令员，兼华野政委。粟裕被任命为华野副司令员。
1948，陈领导华野参加战役和战斗，有时与刘伯承的部队协调行动。5月9日，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成立。中共中央军委要求陈毅离开山东，前往河南，帮助刘伯承和邓小平在这个新的军区开展政治动员和军事发展工作。陈继续保留华东军区和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职务。粟裕被任命为华野代理司令员和代理政委。
粟裕算得上是陈毅的门徒之一。他多次在陈手下任职，包括在淮海战役期间的职务。然而，粟裕在策划和执行淮海战役中的作用比陈毅更大，这一事实可能说明了一些人所说的他作为作战层面的指挥员优于陈毅。和陈毅一样，粟裕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但从年表上看，在淮海战役之前，他已经有二十多年的丰富军事经验。
1908，出生于湖南
1926，粟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了共青团。受革命鼓动的激励，在北伐战争期间成为叶挺麾下一支部队的政治指导员。
1927，加入共产党。在叶挺部队中一起参加南昌起义。在起义期间引起朱德和陈毅的注意，并在起义失败后随部队南下。
1928，在朱德部队中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成为连长。
1931，任陈毅第二十二军第64师师长。
1933，成为寻淮洲指挥的新组建的第七军团参谋长。
1934，7月，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江西根据地，第七军团和第十军团被派去执行一项旨在将国民党军队从江西南部引开任务。出于政治目的，这支部队被称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国民党在皖南经过几个月的机动和战斗后，于 1935 年初将其击溃。
1935~1937，粟率领红军先遣队的几百名士兵在福建、江西和浙江三省边界地区与国民党进行游击战。三年期间，他与在陕西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失去联系。
1938，新四军成立后，粟的游击队编入该军第2支队。粟被任命为该支队的副指挥官。支队的行动区域是位于长江以南的安徽和江苏地区。
1939，第2支队隶属于陈毅的苏南指挥部，继续抗日作战。
1940，第2支队开始在江苏中部长江以北开展行动。
1941，成为改组后的新四军第1师师长（见陈毅年表）。接任苏中军区司令员。
1942~1943，领导抗日行动和根据地建设活动。
1944，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4 月 18 日，日本发动了一号攻势作战，以巩固其在中国东部的控制权，夺占美国空军基地，并为他们在东南亚的南方面军建立一条安全的陆上交通线。随着日本的推进，国民党军队向西撤退，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这为共产党的渗透创造了机会。展望未来，中共中央决定，进军这一地区将“为未来占领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大城市创造条件”。为了抓住这个机会，1944 年 9 月 27 日向新四军发出指示，指定粟裕率领他的第 1 师南渡长江。他于 1944 年 12 月 27 日这样做了。
1945，1 月 13 日，粟建立了以自己为司令员的苏浙军区。在计划如何部署他的部队后，他开始通过建立各个军分区和建立新的苏浙皖根据地来扩大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这一活动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第三战区指挥官的注意，他开始发动攻击以挫败粟的努力。粟的小部队通过突袭和机动来克服这些攻击。6 月，粟裕在天目山战役中击败了 66,000 名国民党军队，赢得了迄今为止最大的胜利。9 月，由于中共与重庆谈判达成的协议，粟裕和他的第 1 师被召回江苏中部。粟被任命为一支名为华中野战军的50,000人部队的指挥官。
1946，7月和8月，在全面内战爆发后，领导了一场出色的战役，抗击北进江苏中部的国民党军队，然后向北撤退。
1947，1月21日，成为华野成立时的副司令员。
1947~1948，在对国民党的逐步扩大的作战中指挥逐渐扩大的部队。
谭震林的职业生涯中，有许多与陈毅、粟裕相同的经历。1902年生于湖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毛泽东指挥的湖南秋收起义。起义被平息后，他和毛一起去了井冈山。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江西和福建的军事和政治机构中稳步上升。和陈、粟一样，他没有参加长征，而是从1934年到1937年在江西、福建组织农民和游击作战。1938年，他成为新四军第3支队的指挥官和政治委员。1941年，新四军改组时，他被任命为第6师师长兼政委，直到 1946 年。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党代会上，谭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内战期间，他被授予越来越重要的事务。1947年1月21日华野成立时，他被任命为副政委。1948年3月，当华野的一部分组建为山东兵团时，他被任命为该兵团的政委。
中野和华野的参谋长李达和陈士渠分别与前面讨论的其他五位领导人分别有一些共同的经历。1927-1928年冬季，两人都与毛泽东一起在井冈山，都在江西根据地，都参加了长征。但与其他五人不同的是，他们显然都没有担任过政委。李在长征期间担任参谋，然后从1937年第129师成立到淮海战役及以后担任刘伯承的参谋长。他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时与刘成为朋友，刘非常尊重他作为计划制订者的才华。陈没有李达所受过的军事教育，但他确实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过，然后于 1937 年成为林彪第 115 师的一个旅的参谋长。1938年晋升为师参谋长，1939年随师进驻山东。在战争期间，他有时行使指挥权，但当陈毅于1945年接管山东的共产党军队时，他担任他的参谋长。1947年，他被任命为华野参谋长。
这些简短的传记描画出所有这些领导人在接近淮海战役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丰富的战争经验。军事教育对共产党人很重要。他们尽可能地建立军事学校，让各级军官有机会学习军事历史、军事理论和作战原则。但是，正如毛泽东对陕北红军大学军官的一次演讲摘录所表明的那样，共产党人认为个人经验是最好的老师。在纸上阅读和研究战争有其实用性，然而，经验加上对这种经验的意义的思考是掌握战争艺术的最可靠途径。由于我们学习战争的主要方法是通过战斗，毛告诉他的军官，不上军校的人可以学习战争，平民可以很快成为士兵。这是可能的，因为与毛一样，经验是“认识过程”的核心：（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一认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种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这里值得提出一个问题，即有多少经验和正规的军事教育有助于培养一个成功的作战层面的指挥官，因为粟裕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军事教育，而刘伯承却受过很多教育。刘从军校毕业，成为一名初级军官，15年后，粟裕被国民党北伐战争带到湖南的革命热情所吸引，离开师范学校，成为国民党军队的政治指导员。当刘在莫斯科的一所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时，粟正在江西通过战争学习战争。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粟裕证明了他作为指挥官的能力，到淮海战役时，他被广泛认为是解放军最称职的将领之一。尽管他没有受过军事教育，但他基本上已经“赶上”了刘伯承，并且是一支比刘伯承的中野大得多的军队的代理指挥官。粟的经历似乎弥补了他因没有在课堂上成为学生而错过的东西。
有趣的是，FM 3-0反映了毛泽东强调经验在培养成功的作战层面指挥官的素质方面的作用。手册中没有提到“天才因素”，即创造能够“想象、预测、创造和抓住机会”的作战指挥官。没有提到培养合格的作战艺术人员的军官教育系统。相反，这本理论手册只是简单地提到了经验产生的好处：“作战指挥官需要作战和战术层面的经验。从这种经验中，他们获得了直觉以及知识，这些都是理解战术和作战可能性和需求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
不管是什么原因让粟裕和刘伯承成为优秀将领，解放军有幸在淮海战役中让他们担任指挥职务。中国有句谚语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这次战役中，解放军发现了两个。正如Robert Rigg对他们才能的评价所表明的那样，粟和刘显然都拥有指挥艺术所需的直觉和知识。里格对粟裕是这样说的：
“粟裕是红军敢于冒险的军事宠儿，他有能带领部队超额完成任务的声望。他长期在陈毅将军手下服役，陈毅的军事声誉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粟作为参谋和指挥官的努力。粟将军在掌握火炮技巧方面超过一般的中国红军将领。他似乎喜欢重炮。从给定的军事人力中，粟 可以剪裁、修剪、合身和缝制一件出色的战斗服，同时将浪费降到最低。在组织上，他在给定数量的人身上实现了最大的战斗力。从战术上讲，他是一个冒险者，他在赌博中很幸运。
某些中国红色军事家认为粟裕是比陈毅更有技巧的战地指挥官。虽然缺乏任何正规的军事教育，粟却可以在战斗中熟练地使用大量士兵。1948 年 9 月，粟裕指挥部队在八天内攻占了设防严密、碉堡林立的济南市。红军长期以来一直不能下决心试图夺取据报驻有100,000 人设防的济南。
不得而知粟是否说服了上级指挥部让他接手。然而，这次进攻标志着红军战术从机动进攻到阵地突击的重大转变，毫无疑问，红军总参谋部事先认真权衡了进攻的指挥选择。如果可以方便地给这名军官贴上一个头衔，那就是“麻烦解决者”。“
Rigg这样评价刘伯承：
很少有将军停下来在诗歌中表达他们对战术和战略的看法。独眼刘享有这种区别，他的这句格言揭示了他基本概念的一部分：
失地存人，人地皆存；失人存地，人地皆失
在中国内战的后半期，刘伯承因失去一些城镇而受到批评。他的反驳是：“我用17座空城换取了6万名蒋介石的士兵。今天，台湾的国民党将军将刘伯承评为红色中国的头号将领;但更重要的是，红色北京当局将刘伯承视为他们中的佼佼者。
刘伯承是一个深谙地形的现实主义者，甚至只考虑控制制高点，而不会只为占领而占领。刘大器晚成，在红军的将星中，刘在1946年后在公众中的地位上升。在战役才能方面，他表现出了很强的原创性，应该排在林彪之前。刘有独创性，他很大胆，但会精于算计。
刘伯承是中国内战中“夺走”美国武器竞赛的发起人。 刘用一句口号让他的部队相互竞争，“哪支部队可以缴获最多的美国武器？“此后，刘的参谋们忙于编制战利品清单。他通过这种竞争措施来激励他的部队。
刘的指挥所总是在一个村庄里，或者在一片远处的房子里，但从来不在大城镇或城市里。如果“野战士兵”一词只适用于解放军中的一名将军，那么这个人会评上这个头衔。
作为运动战的实践者，刘是当今中国军事上最难以捉摸、最狡猾的军队指挥官之一。他也是个人历史最不为人知的一个。他在战场上的主要印记是在中国内战中，而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本人。这是一个在战斗中值得认真考虑的人。他被包围的次数比历史记载的要多得多，但他逃脱了，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军队指挥官——他的部队完好无损，但分散了。“独眼龙”不惧怕被包围，他的对手在关闭袋子之前永远不应该吹嘘。
1926年入党的党员，在莫斯科的红军军事学院接受教育（1928-1931），随后成为朱德的参谋长。
他善于制定自己的战略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军事局势。1947年，在国民党的相当压力下，他率领他的六个纵队（军）进入大别山脉，并建立了一个具有威胁性的作战根据地，迫使国民党重新调整战略。直到今天，关于他如何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在后勤上设法支持他快速移动的纵队，从来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他显然擅长“自力更生”。就战役的运动而言，他可能被称为“中国的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