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为救西路军，中央曾低三下四求过马家军 -- 忘情

中国工农红军援西军，1937年3月，党中央和军委为接应红军西路军而组织的援救部队。1937年2月27日组成。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左权为参谋长,统辖红四、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二军和骑兵第一团。3月5日由崇信、淳化等地出动,于3月中旬抵达镇原、平凉地区。此时,西路军已遭到最后失败。于是,援西军按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负责收容西路军的失散人员。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以援西军为主体的红四方面军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

从12月13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篇累牍地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

　　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在其社论《中国发生事变》中指出：

　　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兵变紧密相联，这也绝非偶然。

　　在这里，苏联把西安事变说成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国际新闻通讯》等共产国际刊物，也不断地把张学良说成是“叛徒”、“强盗”。

　　12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了“和平解决冲突”的设想

　　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记述，共产国际领导人是在12月13日得到有关西安事变的消息的。有人当即对张学良此举做出了肯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向斯大林建议，趁机枪毙蒋介石。12月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决定将此报告送斯大林。为此季米特洛夫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对于我们党和红军来说，出现了非常困难的局面，我们认为，有必要劝告我们的中国同志采取独立的立场，反对任何内讧，以便和平解决冲突，一切捍卫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党派在民主的基础上协商一致和采取共同的行动。同时强调党以前在给国民党的公开信中和毛泽东答记者问中所持的立场。

　　共产国际执委会14日召开的会议还决定请斯大林对中国同志应对西安事变采取的立场提出意见，并向斯大林提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建议（即季米特洛夫信中提出的劝告）。

　　12月15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与南京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会晤

　　12月15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应南京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之请求与蒋会晤。蒋向李维诺夫表示，他已将《真理报》和《消息报》刊登的文章中有关能说明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友好态度的文字摘录寄给本国政府。他还告诉李维诺夫，苏刊文章将张学良的行动和汪精卫的阴谋活动挂钩显然不妥，因为汪不可能与此事发生任何联系。李维诺夫在回答蒋廷黻上述谈话时对中国目前的局势深表关切，他说：

　　我们认为张学良的行动是一种极大的不幸。我不认为张学良是与日本人直接勾结采取行动的，我更倾向于这种推测：张是受到了某些心怀叵测的恶意挑唆。我们一贯赞成中国统一，对中国将领们的内讧从未表示过同情。对于最近时期为扩大南京政府基地和加强抗击日满蒙联军的种种努力，我们尤其表示欣慰。我担心的是日本会不会利用最近的事态发动新的侵略。不管怎么说，近来正处于紧急状态的日本政府很可能因此次事件而得救。

　　苏联政府竭力贬斥西安事变，表白自己同这一事变毫不相干。

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66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电报。季米特洛夫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等，被称作“莫斯科回电”。电报说，作为对你们来电的答复，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

　　（一）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二）既然这个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到现实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1）改组政府，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和拥护中国领土完整与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执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实行合作；（4）和那些支持把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实行合作。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出与苏联结盟的口号。

　　共产国际的来电在对张学良的评价方面，与中国共产党有明显的区别，但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上，与中国共产党基本一致，对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积极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不论是《真理报》、《消息报》和《国际新闻通讯》发表的社论、文章，苏联外交人员发表的谈话，还是共产国际的电报，不管其侧重点有何不同，在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立场上有两点是共同的：第一，坚决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第二，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当时，由于蒋介石并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如果不对他进行必要的斗争，联蒋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话，难以实现。因此，中国共产党制定的逼蒋抗日方针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采取必要的逼蒋抗日手段是正确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分析和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批评是完全错误的。

　　共产国际和苏联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起了有益的作用

　　共产国际和苏联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起了有益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这个主张，坚定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使中共中央的思想更加统一，对和平解决事变方针不再产生任何动摇，不去寻求其他解决事变的方式。同时，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这个主张还促使中共中央加快了和平解决事变的进程。在当时瞬息万变的形势下，迅速解决事变是十分重要的。第二，共产国际和苏联始终主张释放蒋介石，这对中共中央在确定如何处理蒋介石的方针时起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即提出“审蒋”、“罢蒋”，后来虽放弃了这一要求，但仍希望对蒋介石给予必要的处置。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中共中央于21日指示周恩来争取与蒋介石、陈诚谈判，当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要求得到相当的满足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从此，中共中央放弃了要处置蒋介石的考虑。

　　12月21日，中共中央电复共产国际：来电于12月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上采取了这种方针。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要他以共产党代表的资格与蒋介石、陈立夫、宋子文、阎锡山、于右任谈判。这封电报的基本精神与共产国际的来电是一致的。周恩来接到电报后，立即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同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磋商，双方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作了进一步修改，准备与南京政府的代表宋子文等人举行谈判。

12月25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回南京。

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签订六项协议（口头），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12月25日，蒋介石最后获得释放 [34]，事件得以和平解决，张学良陪蒋介石夫妇回到洛阳，后转飞南京。 [12]

张学良：12月26日，到南京后，张学良不幸被扣。

1937年2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率中央军进驻西安。蒋介石委派顾祝同为全权代表（后增派张冲和贺衷寒）在西安与周恩来谈判。后来，中共增派叶剑英参加谈判。

顾祝同到达西安当天，会谈即正式开始。顾祝同表示，红军可以在西安设立办事处。当日，张闻天、毛泽东给周恩来发电报，提出谈判中应要求将红军编制设为4个军、12个师，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各军军长，4个军编成一路军，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司令；军饷按中央军待遇，或先每月接济80至100万元；如成立国防委员会，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国民党保证不逮捕中共党员，不破坏中共组织，保证中共对红军的领导。

会谈中，顾祝同、张冲提出，取消苏维埃政府，改为特区；改变红军番号名称，照国军编制，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政训人员及联络员，其他地区游击队改为民团。周恩来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交给顾祝同，希望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赴国难。会谈虽然有分歧，但仍取得一些成果：

（一）中共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停止武装暴动及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御侮救亡的统一纲领。国民政府分期释放政治犯，对中共党员、中共组织不再逮捕、破坏，允许中共适时公开。

（二）取消苏维埃制度，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国民政府指导，实施普选制。

（三）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委会和蒋介石统一指挥领导。其他边区部队改为地方部队。

（四）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军队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

（五）希望国民党三中全会对中共提出的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及容许民主自由的主张有进一步的表示。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蒋介石向准备返回西安继续谈判的张冲交待：共产党要等宪法公布后公开；特别区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容；红军可以改编为3师9团，不可再加。张冲回到西安后，代表蒋介石再与周恩来谈判，转述蒋介石的意见，介绍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情况，周恩来对会议通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表示遗憾，保留将来声明的权利。周恩来表示：中共目前无意参加政府，只要求参加国防机关。

至1937年3月8日，周恩来与张冲会谈6次。其间，周恩来利用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多次与黄埔毕业生谈话；中共中央派黄埔一期毕业生陈赓到西安，共同做黄埔系工作，推动国共和谈顺利进行。谈判中，张冲提出红军主力可编4个师16个团，另编两个徒手工兵师，共6万人。此外，张冲建议中共通过在苏联的蒋经国做蒋介石的工作。

周恩来立即将张冲的意见建议向中共中央汇报。3月3日，张闻天、毛泽东发电报，同意红军改编意见，提出谈判的中心内容是中共“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始”。但是，蒋介石予以否决，只允许红军改编为3个师9个团。中共中央书记处认真研究了蒋介石的意见后指示周恩来：谈判中仍以4个师为基准，如果蒋介石执意“坚持3个师时，亦只得照办”，以表现合作的诚意。经过一个月交流磋商乃至争论，双方意向逐渐趋于统一。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和顾祝同、张冲、贺衷寒再次谈判，共同商讨形成一个总结性条文，决定由周恩来负责文字起草，形成“三八协议”。主要内容是：

（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和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国民政府分批释放监禁中的中共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内公开。

（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将目前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国民政府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任命；行政经费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规定。

（三）红军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荐，呈报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军委会派人联络；将红军中最精壮者编为3个国防师，计6旅12团及其他直属之工、炮、通信、辎重等部队，在3个国防师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将红军的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或保安队；红军学校办完本期后结束；此外，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

贺衷寒对“三八协议”作了修改，主要是：红军改编为3个师后，每师只能有1万人，共3万人，政训人员由南京政府派人参加，各级的副职也由南京政府委派，取消“民选制度”，改“民选推荐”为“地方推荐”，删去停止攻击红军西路军的条款，等等。

周恩来一针见血指出，贺衷寒是要以红军西路军困陷河西地区，而“束缚我们、胁迫我们”，认为在西安与顾、贺继续谈判已无实际价值，要求直接与蒋介石面谈。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周恩来的意见。3月13日晚，周恩来会见张冲，提出将“三八协议”直接送达蒋介石，表示：贺案是我们所否认的，但是，两党合作抗日和拥护蒋委员长的方针，不会因贺案而发生动摇。

第二次谈判，杭州

接到张冲转达周恩来的意见后，蒋介石同意与周恩来在杭州会谈。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抵达上海。在上海，周恩来与宋美龄会晤，请宋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谈判的十五条意见转交蒋介石。宋美龄对周恩来表示：中共可以合法存在。到杭州后，周恩来在潘汉年陪同下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周恩来首先阐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维护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纲领，绝不能忍受“投降、收编”的诬蔑。谈话重申中共十五项谈判条件，并提出几点具体要求：

1937年6月4日，周恩来到达庐山。6月8日—15日，周恩来与蒋介石进行多次交谈，宋美龄、张冲在座。周恩来将《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交给蒋。蒋介石虽然没有推翻杭州会谈达成的共识，但却增加了一些附加条件。

杭州谈判时，蒋介石让中共先提出一个合作纲领，可是当周恩来交给蒋中共草拟的纲领时，蒋漠然置之，另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

庐山

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以需要修改为由不愿公开发表。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仍坚持民族利益至高无上，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国防。

蒋介石又提出：“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不再提3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代行指挥权问题。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表示：“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周恩来指出，蒋介石的意见和态度与上次庐山谈判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而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第五次谈判，南京

8月4日，周恩来与朱德、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认真商讨后，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次日，周恩来收到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指出：红军担负的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遵循“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兵力”。

周恩来和朱德等到西安后，得知红军西路军1000多名被俘人员关押在西安，立即派孔石泉前往了解情况。确认情况属实后，周恩来立即前往西安行营，要求蒋鼎文予以释放。当日，有30名西路军干部获释，接着又释放210余人。8月9日，周恩来与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暗下毒手，粟裕巧计跳出包围圈，大摇大摆北上

从西安生还后，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的同时，秘令第四路军总指挥刘建绪率6个师进入闽浙，试图一举剿灭粟裕的挺进师。

面对西北红军主力，蒋介石不能自食其言，再去围剿，于是乎，他在浙南游击队身上打起了主意。

他想趁着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偷偷把南方游击队全给消灭了，让红军吃个哑巴亏。

1936年12月15日，刘建绪到达杭州，调集国民党主力部队六个主力师、两个独立旅和地方保安团共43个团，开始由北向南、由西向东拉网式围剿，并在南部和东部利用天然河流屏障、构筑碉堡堵截，另外还派部队切断各条道路，企图把红军游击队一网打尽。

由何鸣领导的粤赣边红军游击队，从1937年5月中旬就开始在福建省平和县坂仔圩村与国民党157师进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谈判。吹响了闽南军民抗日救亡、共赴国难的战斗号角。7月1日，闽粤边红军到达平和县小溪镇，由红三团改番号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何鸣、卢胜分别担任大队长、副大队长，受国民党军157师指挥。这是南方各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最早签订的合作抗日协定。

但是，由于何鸣在思想上丧失警惕，在部队指挥关系和集中地点等关键问题上没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迁就了国民党军的要求。1937年7月13日，独立大队1000余人离开根据地进驻漳浦进发。7月16日，157师以集中点验发饷为名进行“整训”，要求红军全员集中到预伏重兵的漳浦县城关孔庙运动场，解除了这支由老红军组成的队伍的武装。只有副团长卢胜在晚上乘敌人戒备疏忽，率领数十人突围成功。

中央军一个师在宁夏，另外六个师在陇东，兰州有中央军一个补充旅或新兵旅，如果已经补充那就不在

张学良离开西安后，有多位东北军将领离开东北军转投中央军，骑兵第十师师长檀自新就是其中之一，此次改编檀自新被任命为骑兵第4军军长。

原67军军长王以哲死亡，倾向于中央军的副军长吴克仁被任命为军长。

西安事变中，担任捉蒋总指挥的第105师师长刘多荃此时被任命为第49军军长。

捉蒋有功的白凤翔，此前担任骑兵第六师师长，事变后升为副军长；同样捉蒋有功的刘凤岐，此前担任骑兵第六师副师长，事变后因功升为师长。蒋介石对他们没有做出惩处，继续留任原职。

白凤翔全面抗战开始后被任命为热河先遣军司令，变卖家产，购置武器，人数最多时高达三万人，对日作战连连告捷。1940年6月，被日本特务毒死。

二十六年（1937）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东北军将校对张氏被判刑及未能返陕甚为不满，对中央军采取主和、主战问题，内部发生分裂，高级将领倡导主和，少壮派军官如孙铭九等主战，视主张和谈及撤军者为对东北军及少帅的背叛，遂决定杀害主和派之高级军官，列了一张黑名单，上有何柱国、王以哲、缪澄流、刘多茎等人名字；二月二日，孙铭九派兵杀害卧病家中的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西北“剿匪”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交通处处长蒋斌等，何柱国因躲入杨虎城处，逃过劫难，驻守前线的缪激流军长及刘多茶师长，扬言为好友王军长报仇，回师西安，孙铭九等走避陕北，西安“二二事变”旋被救平，中央军于八日进驻西安；三月，东北军开始东调豫、皖，并进行整编；四月，兼任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第五十七军驻河南周口、淮阳、太康一带，所属四个师并编为第一一一、第一一二师两个师，每师二旅四团。

西安事变爆发时，张学良安插在洛阳的炮旅旅长叛变，不控制机场和铁路，致使中央军迅速逼向西安，打乱了事变计划。

12日5时，洛阳这边最早知道西安事变的就是黄永安，他接到了张学良的密电，内容是：第一，通知洛阳军分校军士教导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赵云飞(东北籍)，带人迅速封锁飞机场、军械库，不可使一架飞机起飞。第二，控制陇海铁路交通运输线，阻止中央军西进。第三，封闭一切电台及洛阳各家银行，以策应西安的兵谏行动。

　　黄永安接电后，先是恐惧，后是犹豫。他权衡利弊后，决定叛张投蒋，遂携密电急赴洛阳军分校，向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告密。

黄永安叛张投蒋，对事变影响很大，在军事上，使西安东北军未能控制战略要地洛阳，潼关被中央军28师占领，西安东侧防线等于向中央军洞开。张学良与徐州所部的联动被洛阳这座他不能掌控的城市完全切断，南京方面却能利用洛阳这个中间站，四面联络和沟通。

面对老蒋的被捉，南京方面有人主战，有人主和。何应钦要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甚至提出用飞机轰炸西安。宋美龄质问：“若用飞机轰炸，误伤委员长咋办？”她主张用谈判解决问题，并痛斥主战派居心叵测，想逼急张学良，给老蒋带来性命之忧。祝绍周综合“和”、“战”两派意见，主张“刚柔并用，政府申讨与家族谈判同时进行，以营救委座出险为最高原则”。这个意见首先得到宋美龄的肯定。

从西安事变爆发到密电发至洛阳，祝绍周只用一天多时间就完全控制了洛阳局势，使形势向着有利于老蒋的方向转变。但祝绍周还是不放心，他不断地向黄永安施加压力，直至解除东北军炮旅的全部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