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漫川关突围，徐向前罕见地和张老三拍了桌子 -- 忘情

共产国际此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怎么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周恩来在 1960年作过一个综合的分析。他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 ”他又说：“1935年七八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更多地注意国内问题，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领导。当时通过了一个决议，说国际执委会要把工作重心转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当时，共产国际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国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合。”（《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300、311页。)这是一个基本评价。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认为它将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全局产生重大影响。7月 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发表决议说：“中国人民的胜利，将是对所有法西斯侵略者的征服计划的沉重打击。”(﹝英﹞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1929—1943）》，东方出版社 1986年版，第 536页。)8月 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举行特别会议，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说：“中国党面临的问题异常复杂，而党的处境十分特殊。请想想看，近两年发生了多少事情。曾作为中国红军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重要转折。你们找不到共产国际的任何一个支部，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面临如此复杂的局面，并在几年之内于政策和策略上完成了如此重要的转折。”“在反对南京政府的武装斗争中，培养了干部，优秀的干部成长起来了，一批政治活动家也成长起来了。”他由此得出结论：“还是这些干部，不是别的政党，不是新换的人，还是这些党员，这些群众，却要去执行另外一种政策。”“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同志和中国党就会遇到很大的艰难险阻，因为蒋介石及其亲信会耍弄种种手腕。不难想像，我们党面临的是何等严重的险象环生的局面。这就必须给予帮助，派人去帮助，从内部加强中国的干部队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17、18页。)

可见，在季米特洛夫看来，当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重的险象环生的局面”是“蒋介石及其亲信会耍弄种种手腕”。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认识是清醒的。他肯定中国党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下“完成了如此重要的转折”，显然并没有认为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更不是因此而决定派王明等回国。派人回去，只是为了加强些力量。1937年 10月，去苏联疗伤的王稼祥接替王明、康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王明、康生回国的前一天，11月 13日，他们和王稼祥一起去见季米特洛夫，进行临行前的谈话。王稼祥在延安整风时回忆道：“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王稼祥又说：“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过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王稼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 10月 8日。）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总印象。以后，季米特洛夫对任弼时也说过在王明回国前，他特地提醒王明：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又是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但你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国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21页。）这里说得很明白：“你并不代表国际”。可见共产国际派王明等在这时回国，并没有要他们以“钦差大臣”身份去纠正中国共产党“路线不正确”的意思。

王明和康生在 11月 14日动身，29日到达延安。12月 9日至 14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通常称为十二月会议。

会议一开始，先由张闻天作政治报告。他说：“这个会议是转变关头的会议。 ”“现在说来，中国的抗战还只是政府片面的抗战。”对国共关系，他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抓住抗日为中心，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我们不能因为民主与民生等问题而放松抗日这一中心问题。”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我们在统一战线中需要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性。”“不要在民族革命浪潮中淹没在浪潮中，而是要在民族革命浪潮中保持独立性，使我们在大海中不会淹死。”（张闻天在十二月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记录，1937年12月9日。）这正是重申洛川会议的方针。

接着，由王明作报告。他一直讲到第二天下午，唱的调子却是着重批评洛川会议提出的在国共合作中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实际上是提出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他在报告中重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这本来并不成问题，而他强调的却是：“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巩固统一战线，即是如何巩固国共合作问题。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

所谓“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指的是什么？前面说到，洛川会议主要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和军事战略问题，都谈了必须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王明的报告正是针锋相对地直指这个问题。

对国共两党的关系，他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义的。”

他提出一个口号：“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这是记录的原文，也没有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他举例说：“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行政制度在山西等地区不能建立与﹝陕甘宁﹞特区同样的政策，要同样用旧县政府、县长，不用抗日人民政府的，少奇同志写的小册子提得太多。”

既然王明很明白地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重要的力量？”“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那么，他所说的“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然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他所强调的“服从”，也只能是一切“服从”蒋介石。

对军事问题，他也强调要实现“统一”，说：“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要向着统一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分裂军队的统一。过去提国民党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抗战，不要提这样尖锐。”“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而是我们的方法不好。人民拥护八路军，许多同志过于高兴，也是不好的。”（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 12月9日。）

对蒋介石的政治态度应该怎样估量？这是决定如何对待他的政策的依据。应该说，蒋介石此时决心进行并积极投入抗战是值得肯定的，同共产党的关系也确有改善，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十分重要的；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了，始终想在抗战过程中限制、溶化以至伺机消灭共产党。进入 1937年 12月时，上海已经失陷，南京岌岌可危，战局异常紧急。他在日记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考虑长期抗战之最恶场合”，第二项就是防止“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他还在“对共党对军阀政客之方针”中规定：“未至溃决，当以苦心维持忍耐处之。若果一旦崩溃则无此顾忌，惟以非常手段处理。”（ 蒋介石日记，1937年 12月 1日。）这里早已透露出杀机来了。12月 10日，也就是十二月会议的第二天，蒋在日记中写道：“以全局设计，应暂使能与共党合作共同抗倭，似为相宜。”“应与共党从速谈判开始。”（蒋介石日记，1937年 12月 10日。）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暂”字，可见在蒋介石看来国共合作不过是权宜之计。11日，他在日记的注意事项中写道：“控制共党，勿使捣乱。”（ 蒋介石日记，1947年 12月 11日。）13日又写道：要注意“共党阴谋与反动派”，“如一旦溃决，只有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也”。（ 蒋介石日记，1937年 12月 13日。）

蒋介石在国共合作刚开始时，就在盘算如何“控制共党”，并且准备在需要时以“快刀斩乱麻”的断然手段对付共产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一点。若是沿着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的路走，在合作中解除一切戒备，甚至连“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那样，蒋介石什么时候一旦翻脸，势必会葬送党葬送革命。

讨论中，毛泽东接着林伯渠后第二个发言，对王明的报告作出回答，他说：“团结御侮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执行这个方针是内外一致、切实执行的。”对王明所谈的统一战线和军事问题，毛泽东说：“统一战线问题——总的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在统一战线中，要了解‘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目前应该是和为贵。章乃器说少号召多建议，我们是要批评的。”“我们要在政治上有号召，在做的时候要经过国民党来做，向国民党建议。”“红军问题：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战，游击战是我们的特长。”“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 12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讲到十二月会议说：“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 11月 13日。）这时，毛泽东同从苏联归来的王明刚刚相识，而且对共产国际的态度还不是很清楚，他的发言是慎重的，讲话口气是和缓的，但实际上已经态度鲜明地回答了王明对洛川会议的批评。

由于王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他还曾起草并发表了影响很大的“八一宣言”，虽然他在十二月会议上的报告没有说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但许多人把王明的话看作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国共两党经过十年内战后又重新合作，是十分缺乏经验的新问题。要重新合作，不能不作出一些让步，有的是重大的让步。怎样恰当地处理合作和保持独立自主的关系，如何准确把握其中的“度”，许多人心中还不那么有数。所以，不少重要领导人听王明报告后检查过去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自我批评。如说：“抗战以来对国民党本质上的转变估计不足”，“我们强调独立自主，便走到与统一战线对立起来”；“把全面抗战与片面抗战对立起来”，“对抗日问题没有抓住这一基本问题，常常拿民主、民生与抗日问题并列起来，甚至强调起来”，“只着重批评国民党片面抗战一定要失败”；“在党方面，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把独立自主发展到各方面，妨碍统一战线，如自立军区，自行罚款，聂﹝荣臻﹞没有得阎﹝锡山﹞合法承认”，等等。两位以往与王明关系比较密切的政治局成员还说：“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没有提出”；“群众运动，一切要为了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十二月会议记录，1937年 12月10、11日。）

尽管如此，会议并没有形成决议案，中共中央的常委成员也没有变更，因此依然能继续实行洛川会议决定的政治路线。会议确定：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

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王明回到延安时，扬言“说他跟斯大林谈过话”（《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11页。）。那时斯大林在中国共产党内有非常高的威信。王明这样说给人一个错觉，仿佛他那些主张是斯大林的意见，这也是许多人受他影响的重要原因。那时候，斯大林担心苏联受到日、德从东、西两面的夹击，确曾过于看重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想用它来牵制日本从东面向苏联进攻。但不能把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那些主张看成就是斯大林的意见。在王明、康生归国前三天的 11月 11日，他们和季米特洛夫、王稼祥一起到克里姆林宫听取过斯大林的意见。这是斯大林表明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一次最重要的谈话。好在季米特洛夫日记中对这次谈话要点作了详细记录。斯大林说：“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的基本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他说的是要“取得领导地位”，而不是如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所说的“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更不是要中国共产党“一切经过”和“一切服从”蒋介石。斯大林又说：“口号就是一个：‘争取中国人民独立的胜利战争’、‘争取自由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他没有再提什么别的口号。斯大林还谈了军事问题，说：“八路军必须要有 30个师，而不是 3个师。 ”“在八路军还没有炮兵的时候，它的策略不该是直接进攻，而应该是骚扰敌人，把他们引进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击他们。”（《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 60页。）也就是说：八路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应该发展游击战争，这当然不能“统一受蒋指挥”。薄一波还回忆过，1938年，曾听和王明等一起见斯大林的王稼祥传达过斯大林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大意是：“你们中国现在搞统一战线，要注意自己不要叫人家统走。要有决心到大海中游泳，但又不要把自己淹死。”张闻天在十二月会议开始时也引用了这句话。这自然不是“一切经过”和“一切服从”，而是提醒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薄一波说：“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当时在跟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搞统一战线工作。这句话用得着。”（薄一波在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第十次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 2月 11日。转引自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88页。）

了解了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共产国际进一步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后，没有给王明以支持，而是明确表示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下解决。这不是偶然的。

当然，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第二次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不无关系。斯大林信任王明，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关系也好。后来我去莫斯科对季米特洛夫谈王明的错误，季米特洛夫听了还表示惊讶。”（《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11页。）周恩来这段评论，在用词的分寸把握上是很慎重和准确的，没有缩小，也没有夸大。

建立长江局和三月会议

十二月会议开始时，南京还没有陷落。会议最初规定：“王明同志到南京后回中央工作”，并指定他回来后主管统一战线部。因为南京随即陷落，王明又要去武汉。那时，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重庆，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主要党军政机关都移到武汉。全国各界各派爱国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和外国外交官、记者也大多集中在这里。王明不愿留在延安而急于去武汉，显然在他看来，只有武汉才是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周恩来后来指出他“十二月出去意在入阁”。毛泽东说他“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也是这个意思。

12月 1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到达武汉。21日，同蒋介石会谈。同天，他们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要王明“在汉相助”。（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洛甫、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37年 12月 21日。）这样，他就在武汉留了下来。但蒋介石这天日记中只淡淡地写了一句：“与共党代表谈组织事，此时对共党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也。”（ 蒋介石日记，1937年 12月 21日。）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他说“此时对共党要放宽”，同十一天前日记中所说“当暂使能与共党合作共同抗倭”是同一意思：那只是为了使中共能在抵御日军大举进攻时“尽其所能”的权宜之计。第二，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同王明相见，但日记中连王明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可见他对王明并不那么看重。周恩来以后也说：“当时蒋介石也不要王明，连个部长都没给他当。毛泽东同志说，要是给他一个部长当，也许情形更坏。”（《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11—312页。）周恩来还说过：王明没有被蒋介石选中的一个原因是：脚跟轻，腹中空，未为人所重视也。

两天后，也就是 12月 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在武汉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作出决议：“A.因代表团与中央局成分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合为一个组织，对外为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B.中共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的项英、博古、恩来、剑英、王明、必武、伯渠组织之。C.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以上 A、B、C三项呈报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第一次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 12月 23日。）

1954年高饶事件被揭露之后，康生的“病”根已除，于1956年初复出。但八届一中全会上康生仅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无疑给他一个沉重打击。但为了东山再起，他隐忍不发，等待时机。

康生的第三次政治投机，就是不遗余力地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在八大上（八大其实也是严重打击了毛主席的为王，删减了毛主席的很多说法，所以毛主席一言九鼎制定所谓浮夸风指标是开玩笑！！！），康生探听到毛泽东准备花更多精力从事理论工作，于是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理论权威”，以接近毛泽东。八大后两个月，康生就着手抓理论工作，目的在于把理论作为跳板以敲开权力之门，爬上更高位置。1958年夏，康生在北京音乐堂给政治教师作报告时，抛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的提法。1959年12月，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讲话中，康生说在各兄弟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明显的、最突出的、最全面的是毛泽东同志”。1960年1月，康生又向中央党校负责同志指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标准”。（这个时候可以说毛主席又被传统文化下的官僚架空！！！）

1962年，康生制造“《刘志丹》案”，致使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劳动部部长马文瑞等遭受迫害。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地位进一步巩固。（这个显然是高饶事件余威）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康生格外兴奋，感到如鱼得水。他首先把矛头指向中共中央各个领导机关，指摘“中组部、中央党校、中联部、中宣部、统战部的共同点就是从来不提倡学习主席著作，在他们脑子里基本上是杨献珍的反动思想，认为主席著作不是经典著作”。他提出原有的中央各部一个也“不能要”，要统统“撤销”。撤销后，每个部“只留下少数人，其余下放”。与此相连，康生要打倒所有干部，极力主张把“文化大革命”变成一个“整干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揪叛徒”之风，可以说是康生一手制造的。

关于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研究，是一个热门题目。

对此，中国学术界和中共本身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中共八大提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而把此后20余年内中国激进和极端的发展道路及其后果，归结为对八大路线的背离，同时又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与八大连接起来。[1]（这个也是邓小平一再试图搞的）

这种理解，大致说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作为历史研究者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八大开过不到一年，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拥护的八大路线就被抛弃了呢？历史存在惯性，那么在八大路线中，有哪些地方保留了“革命传统”，而恰恰在这些地方为后来中共的激进和极端政策埋下了伏笔？这个问题正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本文选择其中一个虽然不大却很重要的方面——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以及当时风靡社会主义阵营的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进行考察，希望为寻找答案做些努力。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zl/zj/shenzhihua/200903/0327_6016_108026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