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物】乱弹朱鎔基之一：无字碑 -- Javacai
从大学校园卷铺盖走人的时候，从橱柜的最里面翻出来一叠已经稍有发黄的报纸。江南的气候一向是潮湿的，而这报纸大概是垫在最下面的原因，竟做了防潮垫的功用。这是2002年年底的一期《南方周末》。头版没有文字稿，只有一幅硕大的人物特写，下面是三个大字：朱鎔基。
那正是朱老板正式从党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时候（第二年春天，他也是毫无悬念的交出了政府的大印）。《南方周末》，这家在当时还是“仗义执言”的媒体，就是以这样破天荒的方式向一位退出舞台的政治人物致意的。看了这么多年的报纸，覆盖整版的图片，不过是在地产广告版见过。领导人上头版，多半都是一张群众簇拥的五寸照片，配上一个形势大好、人心振奋的标题。在头版放上这样一张铺天盖地的特写，却又不加任何评述的文字标题，这不是武则天的“无字碑”么？
马上就有传言，说是中央因为这一期的内容，整肃了《南方周末》（他们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还没有卖出去的报纸也都被收缴了。可是究竟有什么好整肃的呢，使得一位没有犯错误，平安“落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居然会受到这样的待遇。有人说是朱的同僚之中有“酸葡萄心理”，特别是有的老同志还未全退，这样的报道犯了忌讳；有人说是朱自己觉得这样突出个人十分不妥，官话上说就是“搞个人崇拜”。
这样一件花边，却折射了朱老板在他那一代人，在他那一个班子中的某种微妙而又尴尬，特殊而又寂寥的地位。当年朱鎔基上台的时候，海外的一些声音喊出来的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在中国可绝对算不上恭维。就像宰辅上任时，舆情都希望你做“王莽一样的好丞相”，岂不是把人臣往死了逼？本来就是“历史右派”，还带着这样的“帽子”上台，相信朱老板没少被人敲打过。不过到了朱下台之时，红旗并未落地。他大概也可以像周恩来进手术室之前那样高喊一句“我不是叛徒”。
另外有人叫他“经济沙皇”，特别是经过他那段雷厉风行的整顿“三角债”之后。其实，这也不算是一顶好帽子。上一个在中国当“沙皇”的，不就是那个踌躇满志的小蒋么？最后“打虎”不成，自己反而落荒而逃。可是朱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顶帽子的晦气，还在不同的场合学小蒋当年放狠话。小蒋说“一路哭不如一家哭”，那股杀气却怎么赶得上朱老板记者招待会上的“一百口棺材”。可惜小蒋终于没有能耐让那“一家”哭起来，朱鎔基的一百口棺材也没有派上用场，甚至到末了连他自己的那口也没用上。尽管如此，朱鎔基当年就职的那番慷慨激昂，还是很可以感动笔者这样自许为“热血青年”的人的。
但是当一切的激情退去之后，再来打量朱鎔基，不禁觉得当年《南方周末》那群“笔杆子”们弄出这么一期版面，也许还是另有深意的。也许他们不是不敢说，不能说，而是真的说不清楚。朱老板的这一届，是好，是坏，在他下台的那一刻，也只能用一方“无字碑”作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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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面的一景，就是形形色色的外来人员。笔者所在的大学，就有一位有名的“胖老师”，每每在晚自修的时候跑进没有老师的教室，站在讲台上当然不让的做起了广告：“大家好，我是胖老师。我会七国外语：英语、法语、德语……大家想像胖老师这样精通外语么？胖老师每个星期六在XX公园为同学们举办外语角，有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大家记住哦，胖老师帮助大家是不收钱的。”有一个哥儿们，也是学习心切，居然真信了胖老师的话，星期六起个大早去XX公园，结果没见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只有一群老头儿老太太在那里打太极。回来一问师兄才知道，原来“胖老师”是本校有名的外来精神病。每次被收进医院没多久，就又会很执着的跑回本校来打广告。为什么盯上我们学校呢？也许胖老师当年就是在这里英语四级被关吧。
当然，外来人员中这样莫名其妙的人物还是很少的，像是frjj那样艰辛的考研族，或者还有很多其他有意思的人物。笔者上大一的时候，就碰上这么一位老先生。大一的一个周末，他就一个人摸进我们外文系的男生宿舍，推门一声客气的“同学，你好”。我们心想推销随身听的也没见过这么大年纪的啊。仔细一问才知道，人家是真的来学习外语的。老先生是本地人，年轻时上的教会学校，外语顶呱呱。但是人家的外语学的是法语，不是英语。后来老先生就参加了革命，为人民外交事业发光发热,还在法国使馆驻过，可是不知道出了什么差错，居然这么一个人才就给发配回地方了。几十年在机关里面混的也不如意。好容易熬到了退休，老先生却也闲不下来。又想起来自学英语。可是家里哪有那个环境啊，于是老先生便找上了我们这外文系。帮忙也不白帮，人家答应可以教我们法语作为答谢。
那好，人家这么心诚，再说有来有往我们也不吃亏，那就开始吧。老先生不慌不忙的从随身的皮包里拿出一样东西说：“你们就教我学这个吧。”那是朱鎔基的记者招待会录音带。
我是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教材。不过考虑到老先生之前的工作，他想从这里起步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而且总理记者招待会的口译，那绝对是中国翻译界的最高水平表演。如果要学英文时政的翻译，没有比这个再合适的教材了。于是我们就听上了这几盘磁带，于是我那时也就迷上了朱老板。
在朱鎔基之前，不是没有记者招待会。但是直到那时为止，中国政坛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记者招待会变成一出这么精彩的个人秀。老先生的收藏之中，也有一盘朱老板前任的记者招待会录音。听着那个语调，就可以让你想象出当年人民大会堂那个“不隐瞒自己想法”的“共产党人”形象。内容空洞也就算了，关键是严肃死板，害得我几次在听的过程中睡着。而且那位前任似乎特别不喜欢记者提问，特别是外国记者提问。每到此时，他就回应得万分的勉强和干涩，似乎在说：“红头文件上都写着呢，你自己不会去看啊？”
朱鎔基不一样。98年3月他从人民大会堂出来，踩着众人雷鸣般的掌声，坐到麦克风前。那一刻，无论是那些叫他“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人，那些叫他“经济沙皇”的人，还有那些叫他“朱青天”的人，大家都等的太久，期望太多了。中国的这滩水，死的太久，也浑的太久了。而朱鎔基从1993年进京起的偶露峥嵘，也为了他攒足了人望，吊足了胃口。朱鎔基果然没有令人失望。一上来，就抛出了“万丈深渊”、“地雷阵”，惊得人们一阵哆嗦。不过这么一哆嗦，中国人民的精气神不也就上来了嘛。特别是他在回答外国记者刁钻的问题时，话语中带着的那份自信，甚至是故意的反击和挑衅，着实叫人听了佩服，听了解气。也就是在这个场合，朱老板甩出了他“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几万亿的国有资产，几千万的国有企业职工，几十年的积重难返，他真的可以在三年里面整个翻过来么？可是在那时那刻，却由不得你不信这样一位充满刚毅和自信的总理。笔者父母都在国有企业工作，当时虽然没有下岗之虞，不过眼见周围效益不好倒闭的国企越来越多，也不禁人心惶惶，生出了“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虑。听了朱老板这句话，大家竟然激动得奔走相告：“有救了”。也许那一刻，中国人民都已经醉了。
98年的记者招待会，对于朱来说不过是一个开始。此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都是精彩纷呈，渐渐成为了像春节晚会一样，全国人民每年必看的节目。99年的“棺材”论，2000年对海峡对岸苦口婆心，情真意切的喊话，还有2002年临别时那段放下身段的“清官”论。可以说年年都有点睛之笔。笔者那时就找老先生翻录了全部的录音带，闲暇时带上耳机反复听。说是学习外语，其实醉心的是那大国宰相的气度啊。
最近美国朝野两党在伊拉克这个烂泥坑里又耍开了摔跤。以“前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克里为首的一干“驴党”一定要逼小布什拿出美军撤离伊拉克的明确时间表来。以小布什同志为核心的美国政府坚决不干，多位大员放出话来：我们在伊拉克要呆到“as long as it takes”。换句话说，恐怖分子一天不除，美国就一天不撤军。为什么布什政府要这么顶风而上呢？他们难道不知道打代理人战争的风险和政治压力要比现在小很多么？
其实布什政府也想快点从伊拉克抽身，好腾出手来教训旁边的伊朗和东边那个小金胖子。但是这种事情是急不来的，特别是不能给时间表。因为一给时间表，就等于把主动权交给了对手，美国大兵就只有挨打的份了。这个是有惨痛教训的。70年代美国和越共达成停火协议后，按计划从南越撤军，越共追着美国人的屁股就打进了西贡。这时的美国大兵那里还有心思抵抗啊，都慌着在美国大使馆的屋顶上挤直升飞机呢。南越政府知道美国主子归乡心切，也没了主心骨，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就崩溃了。一时间美国在东南亚和全球盟友中的威信跌倒了最低点。百老汇最著名的音乐剧之一《西贡小姐》中，就是说的这个美国人的梦魇。舞台上动用了真的直升飞机，一时间发动机，螺旋桨，远方的枪炮，男女老幼在屋顶上鬼哭狼嚎的声音，真正让人体会了什么叫做“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朱鎔基的“三年脱困”，就是个中国版的《西贡小姐》。他粗线条的两板斧：大的兼并，其余的全部卖掉，按照郎闲评的说法，那真是一场“国退民进的狂欢盛宴”。朱鎔基做人做事喜欢粗线条，说好听的叫做“大手笔”，说得不好听就是浮躁。后来WTO谈判也是如此。
这里面有朱个人的性格缺陷，容稍后再说，现在先就事论事。朱的败笔，一是把国有资产的出路一刀切：卖掉。这是告诉你我要撤了。二是把这个过程划定了时间表：三年。这个是告诉你我什么时候要撤了。这不跟美国人撤出西贡一样么？都告诉人家了，你还跑得了么？
当他的“三年脱困”出口的时候，国有企业职工还以为等到了大救星，可是有人嗅觉敏锐，就已经开始卡位。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他老爸是一家国有小塑料厂的厂长。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这家一直在盈亏线上漂浮的小厂开始大幅巨额的亏损。最后他老爸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主动站出来，本着对国家，对职工负责的精神，买下了这个厂子，开始自负盈亏。亏损的厂子，当然不可能卖好价钱，所以国家也没好意思让厂长破费太多。而且这款子还不是付的现期，而是从收购后半年开始分期付清。半年以后，这厂子当然已经扭亏为盈了，厂长大人可以用企业的盈利支付收购款了。
这样的事情合法么？合理么？当然合理合法咯。还有专家发明了“冰棍论”为其张目：国有资产就像冰棍，国家拿在手里也是要化掉的，不如趁早卖掉，还可以多拿到几个钱。只是不知道这个“化掉”，是物理变化还是心理变化。企业的当家人知道改革的大方向，谁还会把心思花在企业经营上？反正最后国家是要撤的，这个真空，别人填不如我来填。从现在做起，把企业报表做亏做空，到时候买起来便宜。各级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代理人，上峰已经下令撤退了，你还有心恋战么？还在这儿和人家客商讨价还价干嘛啊？三年期满企业没卖光砸在手里，朱老板掉面子，你是要掉乌纱的。于是乎低价出让，零价出让，甚或贴钱出让，让小到我同学他爸，大到顾雏军先生这样的各路豪杰大块朵颐。
有人也许会说：你这不是唯心主义么？国有资本搞不好，这个不是人心散了的问题，而是客观事实，是它没有戴三块表的缘故。可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经营者一定要是所有者的道理。资本主义企业几百年的发展史，正是经营者与所有者渐渐分离的过程，是职业经理人阶层和信托制度慢慢形成的过程。一定要所有权才能经营好一个企业，这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封建小农思想，是生产关系的倒退。郎闲评说得好，关键是信托（Trust），其实说白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还是Trust）。就是我不盯着你，你也凭着一份职业精神（还有社会法律制度的监督），给我老老实实的干活。中国现在的企业管理和企业家伦理就是退化到了没有Trust的地步，每一个经营者都要把企业产权牢牢攥在自己的手心才有干劲。那么以后怎么办，会不会再有新的经理人出来，再从他们手里把产权骗走？这样在中国还会有人专心做企业么？
而这种企业家伦理和社会道德的崩溃，正是从朱老板手中开始的。其实朱老板你急什么呢？资本主义社会花了几百年时间，又是德育教化，又是严刑峻法，才驯服了他们的职业经理人老老实实给看不见的股东们扛活；我们干吗就要“只争朝夕”呢？
但是“抓大放小”，朱老板以他的魄力，终究还是把小的都“放”光了。于是中国少了很多“冰棍”，却多了一些明火执仗的“企业家”和寡廉鲜耻的“经济学家”。
发现一切都是个空.还是听其言，观其行更加稳妥些,连带的一个后果就是自己对与街头选举居然深恶痛绝,看来自己是再也不会轻易相信这些鼓舞人心的漂亮话了
不知道他要是手上受了伤, 是不是会把手剁下来了账.
简直就是头痛医头的江湖郎中.
还有挽回的可能吗？
写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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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想起那句再穷不能穷教育